19 世紀末期，在朝鮮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共有 3 個區域，並 按照時間順序而形成。第一個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位於「水標 橋」鐘路一帶；第二個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位於會賢坊駱洞「中 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附近一帶；第三個形成的中國人居留地為 袁世凱命令下形成的貞洞「慶運宮」附近一帶。雖然由於一連串 對中國商民的盜竊與放火事件，袁世凱下令將零散於首爾各地的 中國商店聚集於「水標橋」鐘路一帶及外國公使館密集區貞洞
「慶運宮」附近一帶。「水標橋」鐘路一帶原為中國人密集居住 區，但是「慶運宮」附近一帶為袁世凱命令下形成的新居留地。
在中國人居留地活動的以商人為主，中國商人不但率先進入 首爾城內形成第一個外國人居留地，而且能夠利用較優越的地理 位置，同時結合「東亞貿易網路」與「朝鮮內陸販賣網路」，而形 成以首爾為中心的商品流通網路，獨占當時朝鮮商業市場。雖然 歐美與日本人稍後亦在首爾居留，引進近代化設施，形成具有近 代化色彩的外國人居留地，改變了首爾城市空間概念與都市景 觀；但中國人居留地卻成為首爾乃至朝鮮全國重要商品流通與集 散中心。由中國人居留地放射出的商業網與大量的近代化消費 品，更直接改變了首爾市民乃至朝鮮人民的生活內容。
1882 年首爾開市至 1894 年甲午戰爭爆發的十多年間，清朝 對朝鮮政府具有極大的影響力。清朝在首爾具有以「領事裁判 權」為基礎的「治外法權」，因此享有「治外法權」中國人居住的 居留地成為「法外之地」。清朝的「領事裁判權」與其他國家相 比，可更高度保護居留地內的中國商人，因為清朝的「領事裁判
權」範圍不僅包括被告，並擴大至原告。因此，若在朝鮮發生朝 鮮人與中國人之間的衝突，中國人為被告或原告皆可受到清朝的 保護。清朝亦在中國人居留地設立「清國警察署」維持居留地的 治安，確保中國商人在首爾發展的安全。
中國人在朝鮮享有的「治外法權」之特權，以及中國人居留 地內治安的維持，皆有利於中國商人在首爾的商業發展。若沒有 清朝之庇護，中國商人雖擁有優越的商業網路，亦難以迅速掌握 首爾之消費市場，形成獨占局勢。因此，1894 年爆發的甲午戰爭 對首爾中國人帶來極大影響。
1894 年 6 月甲午戰爭爆發後，袁世凱返國。中國商人對失去 清朝公權力保護感到恐懼，多數的人選擇回國，也中斷中、朝間 的貿易活動。106我們可以藉由 1894 年 6 月 20 日日本在仁川二等 領事能勢辰五郎發送給在京城特命全權大使大鳥圭介公函內容，
推知當時中國人的恐慌狀況。「在留清國人目睹日本軍隊到來，而 大失所驚。隨著山東的勞動者、農民、小商人等 200 名，在港口 的中國婦女全要歸國，不顧清國理事多方挽留、說服，昨天 19 日 中午後，搭乘汽船鎮東號的人多達 300 名……〔中略〕……港口 的豪商同順泰等，以及有家眷的人，似乎都先由鎮東號讓家眷送 到芝罘後，觀察情勢再讓家眷回來……〔後略〕」。107
甲午戰爭爆發後，日本軍占領首爾，在日本的強迫下朝鮮政 府通告清朝，廢除「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及所有與清朝簽訂 的 條 約 。108這 意 味 著 中 國 人 在 朝 鮮 的 「 治 外 法 權 」 與 「 法 外 之 地」的消失。雖然隨著戰爭結束，1895 年 5 月已有 3,000 多中國 商人返回朝鮮，回到原居留地地區繼續居住，但是中國人已喪失 在朝鮮的優勢地位。雖然中國人仍藉英國棉製品的進口貿易，在
106 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58。
107 〈（32）探報書〉《駐韓日本公使館紀錄》，第1卷，文書號碼：京第32號，發送 日 ：1894 年 6 月 20 日 。 參 考 「 국사편찬위원회 」 http://www.history.go.kr/app.main.
Main.top，訪問日期：2010年3月3日。
108 孫禎睦，《韓國 開港期 都市 變化過程 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 地》，頁405。
首爾占有一席之地，但 1900 年日本棉製品取代成為朝鮮的主要進 口商品，亦隨著日本在朝鮮影響力不斷提高，日本也逐漸超越中 國商民，掌握首爾進口商品與消費市場。
中國人居留地在朝鮮僅維持十幾年（1882-1894），但是當時 所形成的居留地對首爾的城市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在首爾的 中國人日治時期仍繼續集中居住於原居留地地區，19 世紀末期所 形成的三個中國人居留地，發展為首爾的「唐人街」。此「唐人 街」繼續維持到第二次大戰後，在 1960 年代都市更新的過程中，
首爾的「唐人街」逐漸消失，現在韓國則成為沒有「唐人街」的 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