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城中的「法外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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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城中的「法外之地」

─中國人居留地的形成與中國人的

活動（1882-1894）

王恩美

*

摘要

1876 年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對外開放門戶後，首爾成為朝鮮吸收近代文明的首要地區。但開放首爾成為通商據點的國家並非西方或日本，而是清朝。1882 年清廷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限制首爾僅能對清朝開放，因此中國商人開始進入首爾從事商業活動，並成為首批居住於首爾的外國人，首爾城內也逐漸形成中國人居留地。其後，首爾陸續對日本及西方各國開放，各國僑民也各自形外國人居留地，進而重塑首爾的都市空間與景觀，改變首爾民眾的生活型態，例如：近代建築物開始出現於首爾，外國商人提供的近代化商品成為首爾人民主要的消費品。而中國商人是首爾城內最重要的外國人勢力。本稿主要以 19 世紀末首爾的中國人居留地為中心，探討外國人居留地的形成過程對首爾近代化造成的影響，並說明居留地內中國人的活動方式。甲午戰爭後，清朝在朝鮮的影響力下降，中國人在首爾的活動與中國人居留地的發展也大受影響。因此，本稿的研究時期為首爾開市的 1882 年至甲午戰爭爆發的1894 年為止。關鍵詞：首爾開市、漢城發展、城市歷史、中國人、華商、韓國華僑、華工、中國傭人 *_{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文化暨發展學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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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19 世紀末西方力量不斷往亞洲擴張，致使東亞進入一個嶄新的時代，各國必須因應新時代，轉變原有的體制與世界觀進行近代化。東亞各國中，日本是第一個完成近代化的國家，並逐漸成為區域內的中心國家，改變原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朝鮮自然也無法避免時代的挑戰，必須因應國際環境變化，1876 年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開放門戶，並陸續與美、英、法、俄等國簽訂通商條約。門戶開放後，首爾成為在朝鮮吸收近代文明的首要地區。但開放首爾作為通商據點的並非日本或西方國家，而是原為朝鮮宗主國的清朝。1882 年，清朝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規定首爾僅限於對清朝開放。由於「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清朝獲得一般中國人在首爾居住與開棧的權利，因此中國商人成為首批居住通商的外國人，並在首爾城內逐漸形成中國人居留地。其後，首爾陸續對日本以及美國、英國等西方國家開放，各自形成居留地。居留地內的外國商民皆享有「治外法權」，使居留地成為朝鮮政府無法干涉的「法外之地」。「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雖模仿西方近代條約的模式，但是其內容反而加強清朝對朝鮮的宗主權。清朝藉由此章程，除加強對朝鮮的控制力，並主導朝鮮的近代化，促使朝鮮模仿清朝推動「洋務運動」，藉由清朝吸收西方文明。但甲午戰爭後，清朝失去在朝鮮的影響力，而朝鮮亦必須修正外交路線與近代化的方向，開始嘗試直接吸收西方文明。因此，首爾在 1895 年開始，積極推動電燈、鐵路、電車等近代化建設。然而，1882 年首爾對外國人開放而出現了變化。首爾成為朝鮮人與外國人共同居住的都市，外國人居留地也改變了首爾的城市形態。近代建築物開始樹立於首爾街頭改變城市景觀與空間發展，外國商人提供的近代化商品成為首爾人民主要消費品，而中國商人不但首先進入首爾，也是最主要的外國商人團體。1895 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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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戰爭後，清朝喪失在朝鮮的影響力，亦讓在首爾的中國商人失去原有的保護力量，本來的優勢地位亦逐漸被日本商人所取代。本稿主要以中國人居留地為中心，討論外國人居留地的形成過程與「法外之地」居留地內中國人的活動形態，並說明「治外法權」地位對中國人活動帶來的影響。甲午戰爭的戰敗，在朝鮮的清朝影響力消失，對中國人居留地與中國人活動產生極大變化，進入與前不同的新局面。因此，本稿的研究時期為首爾開市的 1882 年至甲午戰爭爆發的 1894 年為止。筆者首先說明朝鮮面臨的國際環境與首爾的開放過程。其次，分析首爾開放後的變化及中國人居留地的形成過程，並說明外國人居留地的形成對首爾造成的變化。再者，筆者將探討居留地內中國人的活動形態與中國人的「治外法權」地位。當時中國人以商業為主要活動，部分擔任傭人工作，少數則為游民或苦力。受限於資料，本稿主要集中討論商人活動，以傭人活動為補，而未討論游民與苦力。在本稿檢討中國人居留地形成過程之際，主要運用孫禎睦的研究成果。目前此部分的研究並未豐富，孫禎睦的《韓國開港期的都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留地》1為最完整討論在朝鮮各地的租界地、居留地之研究，具有先驅性，而目前仍未出現超越孫禎睦的研究成果。孫禎睦的《韓國開港期的都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留地》，以朝鮮開國的 1876 年至「日韓合併」的 1910 年為時間背景，藉由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留地，討論朝鮮都市所經歷的變化。所提及的城市包括仁川、首爾、龍山、木浦、鎮南浦、群山、城津、平壤、馬山、義州、新義州、清津等地。 1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 （首爾：一志社，1982）。此書亦翻譯為日文，參考孫禎睦著、松田皓平譯，《韓国都市変化過程研究》（大阪：耕文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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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朝鮮開放門戶與首爾的開市

為了瞭解首爾被開放的背景，首先說明 19 世紀末期近代東亞情勢的變化與朝鮮開港的過程。其後，筆者將敘述首爾開市的歷史脈絡。（一）朝鮮的國際情勢與開港 19 世紀後半期，西方文明來到朝鮮時，朝鮮仍處於以清朝為中心的傳統東亞國際秩序。2當時朝鮮只與中國（明、清）與日本具有外交關係，並以中國為外交關係的主軸。朝鮮的對外關係以儒教倫理為基礎，維持穩定的階序性國際體制。3尤其「壬辰倭亂（1592 至 1598）」與「丁卯胡亂（1627）」、「丙子胡亂（1637）」結束後的 200 年間，朝鮮與中國（清）、日本關係並沒有發生巨大的動搖，而逐漸形成固定甚至僵硬的東亞國際關係。朝鮮對外關係的模式分為兩種類型：對中國的「宗屬關係」與對日本的「交鄰關係」，4朝鮮透過這兩種對外模式維持三者關係的穩定。5 但西方進入東亞後，隨著日本的崛起與清朝的危機，朝鮮原依賴的對外關係模式被迫出現變化。當時主政的大院君目睹清朝在鴉片戰爭慘敗，開始提高對西方的警覺，採取攘夷政策，而發生「丙寅洋擾」6與「辛未洋擾」。7這兩件「洋擾」事件中，朝鮮 2_{原田環，《朝鮮の韓国と近代化》（東京：溪水社，1997），頁28。} 3_{박상만，〈조선 개항기의 대외관계와 수교과정 연구—조 ・ 청종속문제와} 자주적 조 ・ 불 수교사례를 중심으로〉，《정치 ・ 정보연구》，9：2（全州，2006. 12），頁276。 4_{朝鮮與日本間存有對等的交鄰關係。雙邊貿易與一般交通，僅由日本對馬藩與朝鮮} 東萊府（釜山）擔任，而朝鮮通信使不定期訪問日本幕府，則是交鄰關係的內涵。雖是對等關係，但並不意味著互惠，來到朝鮮的對馬藩人民只能滯留於釜山的倭館，不允許進入朝鮮內地，日本使節團亦從未訪問朝鮮。這是基於豐田秀吉出兵所引起的朝鮮對日本的警覺意識，朝鮮與日本的交通是屬於單方面來往。參考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東京：講談社， 2008），頁50。 5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54。} 6_{1866年大院君處死潛入朝鮮的法國神父9名及朝鮮人教徒數千人。同年7月駐北京法國} 公使館接受通知後，9月派艦隊佔領江華島，向朝鮮要求處罰殺害神父的犯人，並要求簽訂條約。但是在戰鬥中朝鮮擊敗法國，使法國撤退朝鮮，這就是所謂的「丙寅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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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抵擋了西方勢力，加強大院君對攘夷政策的信心，因此他在全國各地廣設「斥和碑」，顯示對攘夷的決心。8 當時，西方各國認為「洋擾」事件，並非各國與朝鮮間的問題，而主張若朝鮮為清的屬國，清朝必須負責處理西方與朝鮮的衝突，對朝鮮的對外行為負起責任。但是清朝對各國的回應是，朝鮮雖是清的宗屬國，但僅是對清朝朝貢，「一切國事自主」。9西方各國對清朝的回應難以理解，但這卻是清朝與朝鮮宗屬關係的本質。清朝以屬邦、子國對待朝鮮，但若無特殊理由不會干涉朝鮮的內政，也不會支配朝鮮的外交權。因此，1866 年法國、1871 年美國與日本、1873 年日本再次要求清朝說明與朝鮮的宗屬關係時，清的立場為「內治、外交朝鮮自主」。10但另方面，朝鮮卻借用與清朝的宗屬關係保護自我。因此法、美等國向朝鮮提出簽訂條約的要求時，朝鮮便以與清朝宗屬關係為拒絕藉口。11 清朝與朝鮮的宗屬關係因西方的出現而受到考驗時，朝鮮與日本關係也產生變化。1868 年明治維新後，日本向朝鮮通知王政復古。日本在此外交文書中，以「皇」、「勅」等文字表述天皇地位。然而，對朝鮮而言，天子即清朝的皇帝才能使用「皇」、「勅」字。朝鮮認為日本的這種行為，暗示日本地位高於朝鮮，否定以往的「交鄰關係」，因此拒絕與日本往來。由於日本送達朝鮮的通知書叫做「書契」，因此這事件被稱為「書契」問題。12 日本與朝鮮的僵局，在 1873 年大院君隱退，高宗親政後才開始出現變化。由於高宗親政而掌握政權的王妃閔氏一族開始對日擾」。參考한우영，《다시 찾는 우리역사》（首爾：경세원，2007），頁461-462。 7_{1866年7月美國商船（General Sherman 號）亦進入大同江流域，對平壤人民進行掠} 奪，憤怒的平壤人民與軍官合作燒毀美國商船，殺害了所有船員。1871年美國以此為藉口，攻打江華島，但被朝鮮所擊退，這就是所謂的「辛未洋擾」。參考한우영，《다시 찾는 우리역사》，頁463。 8_{朱立熙，《韓國史》（臺北：三民書局，2003），頁156-157。} 9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63。} 10_{박상만，〈조선 개항기의 대외관계와 수교과정 연구—조 ・ 청종속문제와} 자주적 조・불 수교사례를 중심으로〉，頁277、280-281。 11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63-64。} 12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6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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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積極交涉，1875 年再開始對日交涉。但是這並不代表朝鮮放棄以往以「交鄰關係」為基礎的朝、日關係。雙方又因「書契」問題而發生衝突。日本為打破這種僵局，同年以測量為藉口，派軍艦「雲揚號」，在江華島外海展開武力示威，遭到朝鮮守備的發砲攻擊。日本以此為藉口強迫朝鮮受理「書契」。次年（1876）1 月，日本與朝鮮簽訂「朝日修好條規」，又名「江華島條約」，迫使朝鮮開放門戶。13因此朝鮮開放門戶並非受迫於西方，反是受迫於亞洲的日本，這是朝鮮開國的特徵之一，也象徵著東亞國際秩序將發生轉變。清朝對「朝日修好條規」的簽訂，仍表示「朝鮮自主」的態度，並未反對。清朝的此舉或許是維持以往的宗屬關係，但由於清、日間的關係出現變化，同時也動搖清朝與朝鮮的既有關係。 1874 年的牡丹社事件是清、日關係變化的開端。清朝意識到日本的軍事威脅，將日本設定為假想敵。1879 年日本併吞宗屬國琉球，使清朝對日本的危機意識提高到頂點。14因此，清朝極力避免失去朝鮮，以免本身的安全受到日本的威脅。1880 年後，清朝認識到必須向西方各國或日本釐清清朝與朝鮮的宗屬關係。15然而，清朝採取的方法卻是藉由西方力量保護宗屬關係。清朝認為，若朝鮮與其他西方國家簽訂條約，日本畏懼西方列強而不會輕易向朝鮮擴張。16因此，清朝推動朝鮮與美國的通商條約，試圖在此條款中加入清朝與朝鮮為宗屬關係的內容，使朝鮮成為國際法上的「宗屬國」。清朝採取此種方式也是因為本身沒有充分軍備對抗日本之故。17 但是清朝的此種企圖，因不適用西方條約形式而受挫。1882 13_{朱立熙，《韓國史》，頁158-159；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 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66。 14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72。} 15_{박상만，〈조선 개항기의 대외관계와 수교과정 연구—조 ・ 청종속문제와자주} 적조・불 수교사례를 중심으로〉，頁282。 16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73。} 17_{박상만，〈조선 개항기의 대외관계와 수교과정 연구—조 ・ 청종속문제와자주} 적조・불 수교사례를 중심으로〉，頁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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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 4 月在清朝的主導下簽訂的「朝美修好通商條約」雖無法加入清朝與朝鮮為宗屬關係的條款。但是，清朝藉由送達給美國總統的文書「照會」中，表明朝鮮為清朝的宗屬國。18 1882 年 6 月發生「壬午軍亂」19 ，清朝更加強對朝鮮的控制，兩者的宗屬關係因而更被加強。軍亂結束後，清朝除在朝鮮駐軍，控制朝鮮武力，並派馬建忠與德國人穆麟德（ P. G. Mollendorf）擔任朝鮮政治與外交顧問，積極干涉朝鮮的內政與外交。20以往清朝並未直接干涉朝鮮的內政與外交，但在軍亂後，清朝將兩者間的形式上的宗屬關係轉變為實質干涉，朝鮮實質上成為清朝的「屬國」。21 「壬午軍亂」後，1882 年 8 月清朝與朝鮮簽訂「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明文規定清朝具有朝鮮的「宗主權」，雙方並商定互派商務委員、承認雙方的海路貿易等事宜。「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另有一個重要意義，則是首爾首次對一般中國人開放，中國商民可以在首爾居住、開棧、通商，中國商人得以較日本商人早進入首爾進行商業活動。清朝簽訂「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目的在於一方面加強朝鮮的宗屬關係，提高清朝的主導權；另方面則在壓制日本在朝鮮的勢力。1876 年日本打開朝鮮門戶後，獨占朝鮮貿易，並逐漸提 18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79。} 19_{首爾舊式軍隊所引發的暴動。1873年大院君隱退，高宗親政而王妃閔氏一族掌握了} 政權，但是閔氏政權因腐敗、亂用國庫等增加朝鮮社會的不安。1881年在日本的支援下成立新式軍隊「別技軍」，舊式軍隊因優待新式軍隊而感到不滿。當時朝鮮出現米不足現象，而「別技軍」具有豐富的軍糧，舊式軍隊卻13個月無獲得軍糧。感到不滿的舊式軍隊與大院君勢力結合發動暴動，部分貧民也加入此暴動。舊式軍隊殺害閔謙鎬等閔氏政權官吏，放火燒毀日本公使館。因此事件王妃閔氏逃離王宮避難，高宗將政權移交給大院君。對日本在朝鮮勢力擴大而感到不安的清朝，接受金魚中等人的派兵要求，在保護「宗屬國」之名分下，派遣三千兵力至朝鮮。清朝認為若朝鮮被日本武力所壓倒，有可能被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如此就會發生與琉球相同的結果。因此，清朝馬上派兵鎮壓大院君政權，將大院君押送至天津。參考한우영，《다시 찾는 우리역사》，頁469-470。 20_{한우영，《다시 찾는 우리역사》，頁470。} 21_{岡本隆司將以這種清朝與朝鮮的宗屬關係的變化，稱為「屬國的實體化」、「自主} 的名目化」。參考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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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對朝鮮的政治影響力。因此，清朝試圖藉由「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壓抑日本在朝鮮的政經影響力。（二）首爾開市 1395 年李成桂建立朝鮮王朝後，即以首爾為首都，視為國家的根本，因此朝鮮被迫開放門戶時，朝鮮仍拒絕開放首爾，不允許外國人居住。221876 年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後，按照第四、五款的規定，分別在 1876 年與 1880 年開放釜山與元山兩地，並各自形成日本專管居留地，但是首爾方面仍拒絕開放。23 對日本而言，「朝日修好條規」意味著，朝、日關係脫離以前「交鄰關係」而改變為近代條約關係。24因此在「朝日修好條規」的第一款特別強調「朝鮮國自主之邦保有與日本平等之權」，試圖建立近代外交關係。25由於雙方公使互駐對方首都是近代外交關係的重要表現，因此，日本按照第二款規定要求公使常駐首爾。然而，朝鮮認為「朝日修好條規」只是回復雙方的「交鄰關係」，因此無需互駐使節。日本若有商議必要，則由駐開港場日本官吏與朝鮮當地地方官交涉即可。朝鮮無法接受日本使節常駐首爾，希望採取以往的形式。26由於朝鮮政府的強硬態度，日本並不堅持使節常駐首都問題，力求於與朝鮮政府達成協議。因為對日本而言，拘泥於單一條款而無法達成「朝日修好條規附錄」之協議才是嚴重的損失。27 22_{不僅是首爾，原則上朝鮮全域內禁止外國人居住。首爾開市前所居住的外國人只有} 放逐於首爾城外的罪人或是歸化人。參考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169-170。 23_{李秀允，〈朝鮮開国後の流通構造の変遷─開港場客主と外国商人をめぐって〉，} 《早稲田経済学研究》，53（東京，2001.9），頁2-3。 24_{岡本隆司，《世界のなかの日清韓関係史─交隣と属国、自主と独立》，頁66。} 25_{國會圖書館，〈韓‧日修好條規〉，《舊韓國末條約彙纂（上）》（首爾：國會圖} 書館，1964-1965），頁12。 26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 地》，頁170。 27_{1876年2月26日簽訂「朝日修好條規附錄」。其內容包括釜山港口的日本人民的可} 得行道路里程10里、日本貨幣在朝鮮通用等，確保日本人在各港口的權益。參考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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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當時被稱為「漢城」，是一個城牆包圍的城郭都市。以 4 個大門（東、西、南、北）為中心，連接周邊的 4 個山而形成的接近方形的城郭，以此作為與外部的屏障。而「漢城府」的管轄區包括城內與城外 10 里。28 上述的日本公使常駐問題在 1880 年才有所進展。花房義質代理公使請求許可駐首都的國書被高宗接受後，朝鮮政府才默認日本公使常駐西大門外京畿中營，升日本國旗，辦理通商事務。雖然日本使節並未進入首爾城內，但這是外國使節首次常駐朝鮮首都，亦是外國國旗首次飄揚於首爾（漢城府）之例。然而，以「壬午軍亂」為契機，日本使節成功地進入首爾城內。 1882 年 6 月「壬午軍亂」爆發後，設在西大門外的日本公使館被燒毀，公使花房義質與官員避難於日本。不久，日本公使館官員 30 餘人駐進首爾城內南部泥峴（진고개）區域，當作臨時公使館。日本並以保護居留民為理由，派軍艦與軍隊到朝鮮，要求賠償。朝、日在軍亂的緊張氣氛下，7 月 17 日（陽曆 8 月 30 日）簽訂「朝日修好條規續約」，其中第二款規定「任聽日本公使領事及隨員眷從遊歷朝鮮內地各處事」。日本終於獲得城內設立公使館與領事館；公使、領事與其隨行官員家眷常駐城內；以及旅遊朝鮮內各地之權利。29 早於「朝日修好條規續約」之簽訂，朝鮮在 1882 年 4 月 6 日（陽曆 5 月 22 日）與美國簽訂「朝美修好通商條約」，其中第二款規定：「此次立約通商和好後，兩國可交派秉權大臣駐紮彼此都城，並於彼此通商口岸設立領事等官，均聽其便」。30因此，美國較日本早一步取得常駐首爾城內的權利。然而，朝鮮與美國間較早訂約，但正式批准時間較晚於日會圖書館，〈韓‧日修好條規附錄〉，《舊韓國末條約彙纂（上）》，頁17-23。 28_{李鍾河，《開港期漢城의 空間構造變化에 關한 研究》（首爾：首爾市立大學都} 市行政科碩士論文，1983），頁13、27。 29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 地》，頁176-177；國會圖書館，〈韓‧日修好條規〉，頁36。 30_{國會圖書館，〈韓‧美修好通商條約〉，《舊韓國末條約彙纂（中）》（首爾：國} 會圖書館，1964-1965），頁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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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日本公使成為第一個在首爾城內常駐的外國使節。31但筆者認為，朝、美雙方同意在首爾駐節一事，提高了日本的危機意識，積極追求在朝鮮的常駐權，而朝鮮方面已同意過美國，因此難以拒絕，甚至因而給於日方更多優惠條件。例如：官員家眷的常駐與內地旅遊權等。 1882 年 8 月「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簽訂前，雖然外國官員與其家眷可以常駐首爾城內，但是一般外國人民仍無法居住於首爾。日本與美國取得官員與家眷常駐首爾城內權利後，成為一種諸外國普遍向朝鮮要求的權利。但是清朝不僅透過「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獲得派遣商務委員駐紮首爾城內保護中國人民的權利，按照第四款規定：「兩國商民前徃彼此已開口岸貿易，如安分守法，准其租地、賃房屋，所有土地與非干例禁之貨，均許交易 … … 〔中略〕 … … 中國商民准入朝鮮楊花津、漢城開設行棧……〔後略〕」，清朝獲得「楊花津、漢城開設行棧」的權利。32 因此，首爾首次開市，開放通商，僅限於允許中國商民在首爾城內設行棧，亦只有中國商人可在首爾城內居住、通商、購買土地。朝鮮與日本簽訂「朝日修好條規」時，曾強力拒絕日本公使在首爾常駐，卻對清朝開放首爾。由此可知，「壬午軍亂」後清朝對朝鮮的控制力提高的程度與朝鮮所受清朝壓力之巨大性。美國與日本也透過「朝美修好通商條約」與「朝日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1883 年 6 月 22 日簽訂）適用最惠國條款，1883 年 5 月與 1885 年 2 月獲得一般人民在城內居住、開棧的權利。33 接著，1883 年 11 月，按照「朝美修好通商條約」的模式朝鮮與英國、德國簽訂「朝英修好通商條約」與「朝獨修好通商條約」，承 31_{「朝美修好通商條約」批准時間為1884年5月19日（陽曆），而「朝日修好條規續} 約」批准時間為1882年10月31日（陽曆）。 32_{國會圖書館，〈韓‧清商民水陸貿易章程〉，《舊韓國末條約彙纂（下）》（首} 爾：國會圖書館，1964-1965），頁399-400。 33_{「朝美修好通商條約」（1883年5月19日批准交換）第14款。日本並沒有在1876年} 簽訂的「朝日修好條規」中規定最惠國條款，因此在1883年6月22日簽訂的「朝日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新設最惠國條款（第42款）。參考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180、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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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英國人民與德國人民在城內居住、通商。34其後，朝鮮與其他諸國，如：俄國、西班牙、義大利等國簽訂修好通商條約中，都承認一般外國人民的首爾城內居住與通商權。

三、首爾中國人居留地之形成

首爾對一般外國人開放後，逐漸形成外國人居留地。由於中國人首先進入首爾，因此形成第一個外國人居留地。其後歐美各國人陸續進入，日本人則是最後建立居留地的外國人團體。在本章筆者主要說明中國人居留地的形成過程，以及外國人居留地的形成對首爾產生的變化。為瞭解首爾的發展與變化，首先觀察開市前首爾的城市發展。（一）開市前首爾的發展朝鮮時期首爾（漢城府）的管轄地區分為城內（都城）與城外 10 里（參考圖 1）。35城外 10 里原為保護山林限制開發，因此朝鮮初期居住人口較少，大部分的人口集中於城內地區。但是表 1 所示，首爾居民因城內居住空間不足而到城外尋求居住之處，導致城外 10 里人口持續增加，朝鮮後期約有 41% 人口居住於城外 10 里。表1 漢城府城內外人口分布城內城外合計年度戶人口戶人口戶人口 16,921 103,328 1,601 6,044 18,522 109,372 1428 年（世宗10 年） 91% 94% 9% 6% 100% 100% 22,094 112,371 21,831 76,782 43,925 189,153 1789 年（正祖13 年） 50% 59% 50% 41% 100% 100% 資料來源： 김동실，〈서울의 시기지 확대와 지형적 배경〉，《한국지역지리학회지》，12：1 （慶山，2006），頁 6。 34_{原田環，《朝鮮の韓国と近代化》，頁279。} 35_{此行政區域一直維持到1910年朝鮮被日本合併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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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首爾城內與城外結構資料來源：임덕순，《600 년 수도 서울─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산 업사，1994），頁 70。雖然城外 10 里的的人口持續增加，但首爾（漢城府）核心仍是城內地區。宮廷、宗廟、社稷、文廟、鐘樓、市廛、中央官衙等皆集中於城內地區。首爾模仿北魏的首都洛陽與唐朝首都西安的作法，正宮「景福宮」位於首都北部。北部的白岳山（北岳山）以南、清溪川以北地區，則是背山臨水、北高南低，背後的山地可阻擋北風，住屋南向，排水良好，是入地最好的地區。36因此象徵國王與統治權力的「景福宮」，設在風水與居住環境最良好的地方（參考圖 2）。37 36_{김동실，〈서울의 시가지 확대와 지형적 배경〉，《한국지역지리학회지》，} 12：1 （慶山，2006.2），頁6。 37_{이현군，〈조선시대 한성부의 형성배경과 입지적 특성〉，《한국도시지리학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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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 朝鮮初期的城內結構（概念圖）資料來源： 임덕순，《600 년 수도서울 — 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 산업사，1994），頁 73。並按照中國與高麗王朝的「左廟右社、東廟西社」的造城原則，「景福宮」東邊放置祭司朝鮮祖宗的「宗廟」，以及西邊放置祭司土地神與穀神的社稷壇。儒教為朝鮮最重要國家理念，祭拜中國與朝鮮的儒賢的「文廟」設於「成均館」（當時最高的教育機構）內。38「景福宮」正門「光化門」的南邊設有議政府、六曹、漢城府，被稱為「六曹街」或「中央官衙街」，成為首爾的行政中 지》，8：1（首爾，2005.4），頁35。 38_{임덕순，《600년 수도 서울─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산} 업사，1994），頁7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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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參考圖 3）。39 圖3 朝鮮初期中央官衙街（六曹街）資料來源：임덕순，《600 년 수도서울 — 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 산업사，1994），頁 76。然而，城內的居住區而言，北部的白岳山（北岳山）以南、清溪川以北地區，居住環境最良好，又接近政治中心，因此該地區成為權勢兩班的居住區，被稱為「北村」。而木覔山（南山）以 39_{임덕순，《600년 수도 서울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頁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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北地區為城內第二個居住環境完善的地區，因此成為較不具有權勢或沒落兩班的居住區，稱為「南村」。地勢較低的清溪川以南的地區為居住環境較惡劣（乙支路一帶），本地區成為平民或是奴婢階層的居住區，因而被稱為「下帶」。由於清溪川經常氾濫，居住環境非常惡劣，因此清溪川附近，朝鮮初期時並沒有居民居住，但「壬辰倭亂」、「丙子胡亂」後，地方農村遭到破壞，游民移入首爾，成為下層階級的居住地。40 另外，1414 年朝鮮政府在鐘路十字路口至南大門，以及宗廟前至東大門的街道兩旁，設立市廛，只有獲得官方許可的商人才能入住、開設商棧。41但是城內的市廛最主要位於清溪川以北的鐘路十字路口一帶，成為城內的最大商業中心區。南大門與鐘路間成為城內第二商業中心。（參考圖 2）南大門屬於早市，流通鐘路市廛不販賣的農產物或木柴等。42朝鮮後期，由於利用漢江的商業與流通逐漸發達，漢江流域碼頭形成新商業區。43 城內道路僅有 3 條較大的道路：第一條為「景福宮」正門「光化門」到鐘路；第二條為西大門至東大門；第三條為鐘路到南大門。第一條道路為政治的中心，第二條道路為第一商業中心，而第三條道路為第二商業中心（參考圖 1）。開市前的首爾是朝鮮的政治、經濟中心，清朝搶先列強取得商民在首爾活動的權利，有助於中國商人建立在朝鮮的經濟優勢。另方面，開市前首爾原有的空間發展則影響中國人進入首爾後的活動及中國人居留地的形成。（二）中國人居留地的形成 1882 年 6 月「壬午軍亂」爆發後，清朝派 3000 多名軍隊到朝鮮，並有 40 名的「隨軍商人」進入首爾，這些商人被認為是第 40_{김동실，〈서울의 시가지 확대와 지형적 배경〉，頁6。} 41_{朴慶龍，《開化期漢城府研究》（首爾：一志社，1995），頁101。} 42_{朴慶龍，《開化期漢城府研究》，頁105。} 43_{김동실，〈서울의 시가지 확대와 지형적 배경〉，頁7。朝鮮時期河川作為天然防} 禦要塞，因此城外的漢江畔的楊花鎮、露梁鎮、漢江鎮也是扮演保護都城（城內）的軍事基地。參考이현군，〈조선시대 한성부의 형성배경과 입지적 특성〉，頁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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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進入首爾的中國商民。1885 年 6 月清朝與日本簽訂「天津條約」後，這些商人亦隨著清軍離開朝鮮。一般中國人進入首爾居住、進行商業活動，則是 1882 年 9 月「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生效之後。44 如表 2 所示，1883 年首爾（漢城）的中國人增加到 99 人； 1884 年則大幅度增加到 325 人；1893 年達到 1,254 人。另外，一般歐美人大都是宣教士，這些歐美宣教士在 1884 年首次以居住為目的進入首爾；一般日本人居住首爾始於 1885 年。45在甲午戰爭前（1894）居住於首爾的中國人與日本人大都從事商業活動，但中國人數超過日本人，可說首爾人數最多的外國人團體。 1882 年首爾開市，但朝鮮政府並未劃分特定的中國人居留地，而是允許中國人在城內向朝鮮人地主購買土地、居住、開設行棧。然而，首爾開市時首爾城內地區的開發集中於清溪川北部與清溪川西南地區，尤其清溪川以北地區是權勢兩班階級的密集住宅區。因此，中國人進入首爾城內時，選擇清溪川以南地區。首爾也轉變為朝鮮人與中國人雜居的空間。首批進入首爾城內的中國商民選擇居住於「水標橋」南北（現在的水標洞與鐘路區觀水洞）一帶（參考圖 4）。主因在於「水標橋」一帶，接近鐘路市廛即第一商業中心區，具有發展性。中國人積極在此地區購買房屋、土地，逐漸形成中國人居留地。聚集商戶增加後，中國商民活動的區域，逐漸擴張至第二商業中心的南大門一帶。46 44_{譚永盛，《朝鮮末期의 清國商人에 關한 研究─1882年부터 1885年까지》（首爾：} 檀國大學史學科碩士論文，1976），頁15、19-20。 45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 地》，頁213、240-243。 46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 地》，頁204；秦裕光，《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臺北：中華民國韓國研究學會，1983），頁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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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在首爾的外國人人口（1883 至 1895）年度中國人日本人歐美人 1883 年 99 - - 1884 年 352 - - 1885 年 110 89 - 1886 年 119 163 - 1887 年 - 245 - 1888 年 - 348 - 1889 年 - 527 43 1890 年 - 522 - 1891 年 751 698 117 1892 年 957 715 163 1893 年 1,254 779 - 1894 年 - 848 - 1895 年 - 1,839 - 資料來源：中國人 1883 年、1885 年、1891 年至 1893 年：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 1972），頁 1338-1339；第 4 卷，頁 2045-2051；第 5 卷，頁 2978、3138；第 6 卷，頁3276。中國人 1884 年、1886 年：楊昭全、孫玉梅，《朝鮮華僑史》（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1991），頁 130。日本人 1883 年至 1895 年：京城府，《京城府史》，第 2 卷（京城：京城府， 1936 ），頁 977-979 。轉引自李惠恩，〈日帝侵略時期 서울의 民族別居住地分布〉，《鄉土서울》，52（首爾，1992. 12），頁 115。歐美人 1889 年：韓氵右劤，《韓国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首爾：一潮閣，1974），頁 57-58。歐美人 1891 年、1892 年：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第5 卷，頁 2977、3136。註1：中國人的統計除 1883 年之外，都是商人人口。註2：1883 年中國人 99 人中，麻浦商人包括 23 人。其餘 76 人中，工作於美國公使館、機器局等傭人有17 人，其他都是商人。註3：歐美人的 1889 年數據在資料的原文中為 1888 年至 1889 年的統計。 1883 年 9 月 16 日陳樹棠以「總辦朝鮮商務委員」的身分來到首爾，在南別宮設立臨時辦公室，同時購買「會賢坊駱洞」的土地興建「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1883 年 9 月 7 日該署完工，9 月 16 日陳樹棠正式在此辦公。另方面，陳樹棠亦陸續建設各通商口岸的分署：同年 11 月 1 日設立仁川分署、1884 年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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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設立釜山與元山分署。47 其後在「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鄰接的土地，設立「中華會館」（現在的中央郵局位置）。購買會館土地費用來自於「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經費。48「中華會館」是中國商人的自治組織，管理中國商民的一切事務，並提供中國商民集會場所，其性質可說是半官半民的組織。49「總辦朝鮮商務委員」與「中華會館」興建後，中國人逐漸在「會賢坊」一帶也形成中國人居留地（參考圖 4）。 1885 年，為保護中國商民的安全，陳樹棠與朝鮮政府密約，將「水標橋」附近地區劃分為「清國人居留地域」。501885 年 10 月陳樹棠卸任商務委員一職，由「壬午軍亂」時來到朝鮮的袁世凱繼任，稱為「駐紮朝鮮總理交涉通商事宜」。袁世凱強力干涉朝鮮內政、積極保護中國商民，因此中國人在首爾基礎更加鞏固。首爾開市初期，中國人的商鋪較集中於「水標橋」鐘路一帶、南大門與「會賢坊」一帶，但隨中國商人的增加，中國商鋪也逐漸散居於首爾各地。1887 年至 1889 年間，首爾城內連續發生對中國商民的盜竊與放火事件。袁世凱認為商民零星分散在各地難以防護，因此讓中國商人聚集於「昌德宮」（「水標橋」鐘路）與「慶運宮」（現在的「徳壽宮」）一帶。袁世凱並向「漢城府」要求，若中國商民購買這兩地區的房屋與土地時，應協助平允價格處理。51袁世凱選擇「水標橋」鐘路一帶原為中國人密集居住區，再加上此區應是與朝鮮政府達成密約成立「清國人居留地 47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203；} 譚永盛，《朝鮮末期의 清國商人에 關한 研究─1882年부터 1885年까지》，頁30、 33。 48_{譚永盛，《朝鮮末期의 清國商人에 關한 研究─1882年부터 1885年까지》，頁57。} 49_{秦裕光，《旅韓六十年見聞錄─韓國華僑史話》，頁17。} 50_{孫禎睦指出目前沒有正式紀錄可以證明，朝鮮與清朝政府間達成「清國人居留區} 域」之協定。「清國人居留區域」為陳樹棠與朝鮮外務督辦金允植達成密約而成立。參考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205。 51_{《舊韓國外交文書》第8卷，文書號碼953、959、978；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 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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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開市後形成的中國人居留地資料來源：임덕순，《600 년 수도 서울─수도의 기원과 지리적 발전과정》（首爾：지식 산업사，1994），頁 90。註1：斜線部分為中國人居留地區。註2：圖之西南方斜線部分為「會賢坊」一帶中國人居留地。註3：圖之中部斜線部分為「水標橋」鐘路一帶中國人居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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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之故；選擇「慶運宮」一帶則是考量此地區為美國、俄羅斯等外國公使館的集中地，治安狀況較好。

在袁世凱上述指令後，「慶運宮」的東南（現在的小公洞即「市聽」對面「首爾廣場飯店（Seoul Plaza Hotel）」一帶）與西南（小西門）逐漸形成新的中國人居留地。圖 5 之西部，與歐美人居留地重疊之處，則是袁世凱的指令下形成的新中國人居留地。值得注意的是，當中國商民聚居與遷移時，內部也出現群體分化的現象。山東為主的北方商人（山東、河北、河南、山西）在「水標橋」附近設立了「北方會館」；浙江為主的南方商人（浙江、江蘇、安徽）則在西小門入口處設立了「南方會館」；廣東商人卻在小公洞（現在的「首爾廣場飯店」後面）設立「廣東會館」，以這些會館為中心，各自形成主要的活動範圍（參考圖 5）52。這些會館主要在冠婚喪祭時協助各自的會員，解決會員間產生的爭執，也將故鄉的勞動力介紹到朝鮮，並協助會員在經濟上能夠獨立。這些會館也成為各自會員集會的場所。53如表 3 所示，當時在首爾（漢城）的中國人中，50%以上來自山東，因此北方會館的會員最多。廣東出身的中國人最少，出身南方的中國人則以浙江為主。 52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 頁207-208。「北方會館」、「南方會館」、「廣東會館」成立時間並不明確，但歷史記載1889年「中華商會」在三幫會館協助下成立，因此三幫會館的成立時間可以推測早於1889年。參考박은경，《한국화교의 種族性》（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頁59。 53_{박은경，《한국화교의 種族性》，頁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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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1895 年漢城外國人居留地

資料來源：박은경，《한국화교의 種族性》（首爾：韓國研究院，1986），頁 41-42。註1：斜線部分為中國人居留地範圍。

註2：方形部分為日本人居留地範圍。註3：橢圓形部分為歐美人居留地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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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首爾中國人出身地單位：人出身地 1883 年 1883 年（麻浦） 1885 年 1886 年（龍山）廣東 2（ 4.5%） 2（ 8.7%） 5（ 4.5%） 9（ 7.5%）浙江 22（28.9%） 3（13.0%） 29（26.4%） 14（11.7%）江蘇 1（ 1.3%）－ 9（ 8.2%） 10（ 8.3%）江西 7（ 9.2%）－ 2（ 1.8%） 2（ 1.7%）湖南－－ 3（ 2.7%）－湖北－－ 2（ 1.8%） 10（ 8.3%）南方出身小計 32（42.1%） 5（21.7%） 50（45.5%） 45（37.5%）山東 43（56.6%） 18（78.3%） 55（50.0%） 65（54.2%）河南－－－ 4（ 3.3%）直隷（河北） 1（ 1.3%）－ 4（ 3.6%） 3（ 2.5%）安徴－－－ 3（ 2.5%）北京順天府－－ 1（ 0.9%）－北方出身小計 44（57.9%） 18（78.3%） 60（54.5%） 75（62.5%）合計 76（100%） 23（100%） 110（100.0%） 120（100%）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 1338-1339；李玉蓮，《近代韓國華僑社會의 形成과 展開》（仁川：仁荷大學史學科博士論文，2005），頁 70、77。袁世凱注意到日本居留地派設巡捕數名維持治安，較少發生盜竊或放火事件發生。54因此，參考日本居留地的作法，在南大門路二街（現在的乙支路十字路口西南處）設立「清國警察署」，安排 40 名的巡捕，維持治安、保護中國商民的財產、生命與安全。當時城外的麻浦為貨船行經漢江、進入首爾的重要碼頭區，有些中國商民在此經商，因此，袁世凱在麻浦設立「稽查局」（派出所），維護渡船場的治安。55 1894 年「甲午戰爭」爆發前，首爾城內的中國人居留地，大 54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臺北：中央} 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2628。 55_{京城府，《京城府史》，第2卷，（京城：京城府，1936），頁617-618；孫禎睦，} 《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 2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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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維持如圖 5 所示的三個區域，即「水標橋」鐘路一帶、南大門路一帶、「慶運宮」的東南與西南一帶。朝鮮政府雖沒有劃分中國人居留地域，但因為清朝公署的力量將中國人集中於幾個地區形成了居留地。此外，當時進入首爾居住的中國人以商人為主，居留地與他們的職業活動直接連接在一起。當時中國人居留地為職場與居住地並沒有產生分離，而是商店的分布、擴張與其居留地的分布、擴張形成一致化。56這些中國人居留地（共三處），甲午戰爭後仍持續形成中國人集中居住區域，成為日後首爾的「唐人街」（China Town）。（三）其他外國人居留地與首爾空間、景觀的變化歐美人在中國人之後進入首爾。如前所述，美國在 1882 年首先取得在首爾駐使節的權利，1883 年 4 月 10 日「駐韓美國公使」伏特（Lucius H. Foote）抵達首爾，並在首爾設立公使館。 1884 年 9 月，美國北長老會的愛廉（H.N Allen），在美國公使的協助下，居住於「貞洞」美國公使館附近。其後，「貞洞（大貞洞、小貞洞）」地區成為歐美人集中居住區域，但居住區規模不大、居留人數也不多。如同表 4，大部分外國公使館都設於此地區。一般歐美人大部分是宣教士，但當時在朝鮮禁止基督教宣教，因此他們一方面從事醫療或教育工作，一方面從事宣教活動。57 日本人最晚進入首爾。如前所述，1883 年 6 月 22 日，日本簽訂「朝日通商章程及海關稅則」，適用最惠國條款，獲得一般日本人居住首爾的權利。但到 1885 年 2 月朝鮮政府才許可一般日本人進入並居住首爾。 56_{南知叔，《서울市華僑의 地理學的考察》（首爾：梨花女子大學社會生活學科} 碩士論文，1988），頁37。 57_{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 地》，頁213-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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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 漢城歐美公使館位址國別位址設立日期美國公使館現貞洞 10 番地 1883 年 4 月英國公使館現貞洞 4 番地 1884 年 4 月德國公使館現西小門洞 38、39 番地（現法院地段） 1884 年 8 月俄國公使館現貞洞 15 番地 1885 年 9 月法國公使館現貞洞 29 番地 1888 年 4 月比利時公使館現會賢洞 2 街 78 番地 1901 年 10 月義大利公使館現乙支路 1 街 181 番地 _（現樂天飯店地段） 1901 年 12 月資料來源：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過程─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首爾：一志社，1982），頁 212。日本在「壬午軍亂」時，臨時在首爾城內南部泥峴（진고개）設立公使館。1884 年 11 月，日本當局另在貞賢坊購買朴泳孝的房屋當作公使館使用，並在此地建設西式建築物，此西式日本公使館在 1884 年 11 月落成。這是在首爾出現的第一個西式建築物。但新公使館落成不久，即因同年 12 月發生「甲申政變」58再次被毀。591885 年日本政府再將公使館移至南山下筆洞與鑄洞之 58_{「壬午軍亂」後，清朝加強對朝鮮的內政干涉，朝鮮的近代化改革亦必須按照清朝} 路線進行，因此主張清朝路線進行近代化的「改良開化派（事大黨）」成為改革的中心力量。然而，主張以日本的明治維新為改革典範，按照日本路線進行近代化的「變法開化派（獨立黨）」則被排除於外。金玉均、朴泳孝等首爾兩班為中心的「變法開化派」，認為「改良開化派」為阻擾朝鮮近代化改革的最大禍害。「變法開化派」認為清朝成為壓迫朝鮮的最大的危害，朝鮮必須斷絕與清的事大關係，追求朝鮮的獨立自主。「變法開化派」在此種危機意識下，在1884年12月發動「甲申政變」。「變法開化派」選擇此時間的主要原因為，此時發生「清法戰爭」，駐首爾的二分之一清軍兵力移動至「清法戰爭」，認為有機可乘。「變法開化派」發動政變前亦獲得日本軍隊支援之承諾。12月4日發動政變的「變法開化派」，初步獲得成功，掌握政權，發布改革國家制度的政令。但是3天後，駐首爾的清軍包圍高宗所在的王宮（昌德宮），與日本軍隊的槍擊戰中救出高宗，政變也因此被鎮壓。在鎮壓政變的過程中，日本公使館被破壞，金玉均等人逃亡日本。「甲申政變」後的1885年4月，清朝與日本簽訂「天津條約」，約定雙方從朝鮮撤退軍隊，若需派兵於朝鮮時，必須事先通知對方。參考한우영，《다시 찾는 우리역사》，頁471-474。 59_{京城府，《京城府史》，第2卷，頁573-574；孫禎睦，《韓國開港期都市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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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參考圖 5）。「甲申政變」後日本為保護僑民安全為由，向朝鮮政府要求將公使館右鄰的泥峴一帶設為日本人居留地。60朝鮮政府認為此區為南村末段，本是泥地，居住環境不良，因此答應日本的要求。日本在 1885 年 5 月 4 日以「外務省告示第 4 號」公告日本人可移住首爾。61 1885 年 4、5 月一般日本人正式進入首爾，主要以泥峴一帶為居留地（參考圖 5）。1885 年在首爾的日本人為 89 人，1894 年則成長到 848 人（參考表 2）。然而，1894 年起日本商人逐漸在南大門路開設店鋪，並與中國商人競爭。62因此，南大門路一帶形成中國人與日本人共同居留地。中國人居留地、歐美人居留地、日本人居留地的形成，亦對首爾的空間結構產生影響。首先，開市前首爾的開發區、居住區主要集中於清溪川以北地區。但是，三個外國人居留地都形成於清溪川以南地區，使清溪川以南發展為新居住區、商業區。尤其清溪川西南地區逐漸形成繁華區。再者，開市前首爾的第一商業區為鐘路與南大門路的交接帶，但開市後中國商人逐漸往南大門路展開商業活動，1893 年起日本商人也伸展至南大門路，使南大門一帶逐漸超越鐘路商業區，成為首爾第一商業中心。隨著外國人居留地的形成，首爾景觀也出現變化。以外國人居留地為中心，在首爾出現近代建築與近代化設施。美國北衛理會宣教士阿彭策爾（Appenzeller）在 1885 年開設學校，1887 年在歐美居留地「貞洞」一帶，完成文藝復興式紅磚建築物，叫做「培才學堂」。631886 年美國北衛理會女宣教士斯克蘭頓（Scranton）購買「培才學堂」以西的土地，改修韓式房屋，1886 年開設女子學校，1887 年由閔妃賜名為「梨花學堂」。64 過程研究─開港場、開市場、租界、居留地》，頁177。 60_{朴慶龍，《開化期漢城府研究》，頁124-125。} 61_{京城府，《京城府史》，第2卷，頁576。} 62_{京城府，《京城府史》，第2卷，頁635。} 63_{정재정、염인호、장규식，《서울 근현대} 역사기행》（首爾：혜안，1998），頁73-74。「培才學堂」的名稱為高宗所賜。 64_{「梨花學堂」在1899年建設西式大禮堂，但是由於韓戰時被遭到破壞，現不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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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北長老會的愛廉（H.N Allen）在 1884 年「甲申政變」時，急救了閔妃親信閔泳翊，成為高宗與閔妃的御醫。愛廉在高宗支持下，1885 年 2 月設立朝鮮第一家國立西洋醫學醫院，名為「廣惠院」；3 月則改名為「濟眾院」，1886 年秋轉移到銅峴（現乙支路 2 街「外換銀行」本店東側）。65 1888 年後，在日本居留地內陸續設立郵局、電信局、銀行出張所、消防隊、小學等近代設施。66首爾西南的外國居留地，成為城內最早吸收近代文明的區域。

四、首爾的中國人之活動形態

中國人居留地的形成對中國人的活動也帶來很大的影響。在首爾活動的中國人以商人為中心，因此本章主要以商人為中心討論居留地內中國人的活動內容。除商人外，傭人也是在居留地內活動的中國人之一，因此也將其納入討論。（一）在首爾的中國商人活動如表 5 所示，首爾開市初期，居住於城內的中國人大致可分為商人與傭人，其中大多數為商人： 76 人中 59 人為商人占 77.6%。這種商人為多數的人口結構，則是中國人移居朝鮮半島時的一個特色。 1876 年日本打開朝鮮的門戶後，獨占朝鮮進出口貿易。但是，簽訂「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清朝與朝鮮的海路貿易開通後，在進口貿易上逐漸與日本並駕齊驅：1885 年朝鮮對清朝與日本的進口額之比重為 19：81，但是 1892 年則成長為 45：55（參考表 6）。在進口貿易上，中國商人能夠快速成長的主要原因為，中國商人獨占英國棉製品進口。朝鮮開港後，從日本進口的主要商品則是英國棉製品，占總進口額的 60%。但是日本的進口過程比較參考정재정、염인호、장규식，《서울 근현대 역사기행》，頁75。 65_{정재정、염인호、장규식，《서울 근현대 역사기행》，頁84-85。} 66_{朴慶龍，《開化期漢城府研究》，頁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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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1883 年漢城城內中國人職業業種幫別商號 / 工作地人數通裕祥天豐公記肇康公平浙江幫協昌茂 18 中華興和興順匯記和祥恒泰興公和順仁豐棧復祥盛永源順福有號德興成公盛和商人山東幫福興 41 機器局 1 穆麟德公館 4 美國公署 2 趙判書宅 2 傭工湯肇賢寓 8 合計 76 資料來源：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 3 卷（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1972），頁 1338-1339。複雜：上海中國商人從英國進口英國棉製品；其次長崎日本批發商再從長崎中國商人購買英國棉製品，再轉賣給一般日本貿易商；最後由一般貿易商出口到朝鮮。換句話說，日本的英國棉製品進口過程為：上海中國商人→長崎中國商人→長崎日本批發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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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日本貿易商→出口朝鮮。67 表6 朝鮮對清朝、日本進出口貿易額單位：墨西哥元年度對清進口對日進口合計清的比重日本的比重 1885 313,342 1,377,392 1,690,734 18.53% 81.47% 1886 455,015 2,064,353 2,519,368 18.06% 81.94% 1887 742,661 2,080,787 2,823,448 26.30% 73.70% 1888 860,328 2,196,115 3,056,443 28.15% 71.85% 1889 1,101,585 2,299,118 3,400,703 32.39% 67.61% 1890 1,660,075 3,086,897 4,746,972 34.97% 65.03% 1891 2,148,294 3,226,468 5,374,762 39.97% 60.03% 1892 2,055,555 2,555,675 4,611,230 44.58% 55.42% 年度對清出口對日出口合計清的比重日本的比重 1885 9,479 377,775 387,254 2.51% 97.55% 1886 15,977 488,041 504,018 3.17% 96.83% 1887 18,873 783,752 802,625 2.35% 97.65% 1888 71,946 758,238 830,184 8.67% 91.33% 1889 109,798 1,122,276 1,232,074 8.91% 91.09% 1890 70,922 3,475,098 3,546,020 2.00% 98.00% 1891 136,464 3,219,887 3,356,351 4.07% 95.93% 1892 149,861 2,271,928 2,421,789 6.19% 93.81% 資料來源：彭澤周，《明治初期日韓関係の研究》（東京：塙書房，1969），頁 305。 1882 年清朝與朝鮮的海路貿易開通後，中國商人縮短英國棉製品進口過程，形成「上海—芝罘（烟台）—仁川」進口路線，直接從上海購買英國棉製品，再從芝罘直接出口到朝鮮的仁川，減少進口程序與成本，逐漸獨占英國棉製品進口市場。68但是，出口市場仍掌握在日本商人手中（參考表 6）。 67_{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東} 京：三元社，2008），頁48-49。更詳細的日本商人之上海─長崎─朝鮮的貿易網路參考古田和子，〈第三章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長崎―朝鮮貿易〉，《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 68_{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9；古田和子，《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頁9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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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首爾的中國商人可分為「定居商人」與「非定居」商人。「定居」於首爾的若干中國巨商在中國設有本店，而在首爾開設分店或辦事處。雖然開設商店的年度並不清楚，表 7 為 1884 年至 1892 年在首爾營業的中國商店。其中「公合順」、「永來盛」、「北公順」都是在芝罘（烟台）設有本店。（參考表 7）這些規模較大的商號不僅在朝鮮，日本等地亦設有分店或派遣辦事員。69另外，亦有中國商人在朝鮮設本店，並在中國、日本等地設分店。「同順泰」70為朝鮮資金最雄厚的中國巨商，最為出名。石川亮太指出「同順泰」的本店設於首爾，以店主譚傑生的地緣與血緣為中心，在上海、香港、廣州、芝罘，以及在日本各開港地具有固定的交易商號。「同順泰」建構固定交易商號連結而形成的「交易網 69_{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9。 70_{「同順泰」為1880年代至1920年代以首爾為據點活動的中國商號名。「同順泰」為具} 有代表性的在朝鮮的中國商號，當時在朝鮮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資金雄厚到可在 1892年借款給朝鮮政府，以此為回報取得了首爾至仁川的汽船航行權，而且「同順泰」的信用度很高，所發行的錢票流通於朝鮮人之間當作貨幣使用。譚傑生為「同順泰」的創設人，1853年出生於廣東省的高要縣。甲午戰爭爆發為止，擔任廣東幫的領導人，成長為巨商。甲午戰爭後至日治時期繼續在朝鮮活動。1920年則擔任中華總商會、廣東會館的會長。1920年以譚傑生的死亡為契機，關閉「同順泰」，但直到1960 年代其遺族仍擁有譚傑生在首爾遺留的大片土地。參考石川亮太，〈ソウル大学校蔵『同泰来信』の性格と成立過程―近代朝鮮華僑研究の端緒として〉，《東洋史論集》，32 （九州， 2004.4 ），頁 128-129 。近年來出現許多有關「同順泰」研究，主要是石川亮太與姜抮亞運用首爾大學「閨章閣」與首爾大學中央圖書館古文書資料室所藏的「同順泰」資料的研究成果：石川亮太，〈開港後朝鮮における華商の貿易活動―1894年の清国米中継貿易を通じて〉，收入於：森時彦《中国近代化の動態構造》（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報告）（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4）；石川亮太，〈朝鮮開港後における華僑の対上海貿易―同順泰資料を通して〉，《東洋史研究》，63：4（京都，2004.3）；강진아，〈근대 동아시아 초국 적 자본의 성장과 한계－재한화교기업 同順泰（1874?~1937）의사레〉，《慶北史學》，27（大邱，2004.8）；강진아，〈사료소개：동아시아경제사연구의 미답 지（서울대학교 중 앙도서관 고문헌자료실 소장朝鮮華商同順泰號關係文書）〉，《東洋史學硏》，100（首爾，2007.9）；강진아，〈廣東네트워 크 （Canton- networks）와朝鮮華商同順泰〉，《史學硏究》，88（首爾，2007.12）；강진아，〈韓末彩票業과 華商同順泰號:20세기 초 동아시아 무역 네트워크와 한국〉，《中國近現代史硏究》，40（首爾，2008.12）；강진아，〈근대전환기 한국화상의 대중국 무 역의 운영방식:『同順泰寶號記』의 분석을 중심으로〉，《東洋史學硏究》，105（首爾，2008.12）。透過以上的研究，我們可以更實際、更具體的掌握朝鮮開國初期的朝鮮華商的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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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在金融、情報層面上皆成為支撐「同順泰」上海貿易的基礎。71 表7 漢城的中國商號年度商號名商號數 1884 年華興號、公合順、利順號、三合順、源康號、悅來條、雙性號、天豐各號（24 家）、公順興、生盛號、和興順、中華號、興谷號、成福號、新泰號、利泰號 17 1885 年華公利、源永號、來盛號、公盛號、和同號、興福號、福義號、興利號、成信號、同裕號、三泰源、和順號、恒順益、公盛和、永來盛、恒豐號、同豐順、聚昌號、裕增祥、廣信號、義興永號 21 1886 年廣大號 1 1887 年和豐東號、聚興號、和豐號、德盛號、三和號、東來福號 6 1888 年永豐號、北公順、興昌窑廠、奎榮窑廠、永成和、日增棧、增_{順號、順昌號} 8 1889 年同順泰、雙盛泰、源盛興、眾商號 4 1890 年麗興號 1 1892 年恒富春、和順號、東興隆號、公源興 4 1894 年怡泰號、福源盛 2 資料來源：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首爾：一潮閣，1974），頁 89。註 1：這些商號為《統理機務衙門日記》中每年新出現的商號統計而成，年度並不代表開設年度。註 2：為在芝罘（烟台）開設本店的商號。參考古田和子，《上海ネットワークと近代東アジア》（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2000），頁 101-102。由此可知，開國初期，在朝鮮形成以朝鮮、中國、日本為中心的「東亞貿易網路」。在朝鮮的中國商號，與中國上海、芝罘、日本長崎、神戶等地的本店、分店或交易商號相互連接採購商品，減少了貿易程序與成本。同時朝鮮商人透過中國、日本的本店、分店或交易商號，獲得穩定的流通管道，可以穩定提供市場所需的商品。另外，在朝鮮的中國商人亦透過這些本店、分店或 71_{石川亮太，〈朝鮮開港後における華僑の対上海貿易─同順泰資料を通して〉，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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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易商號，迅速收集正確的商品情報，反映在貿易上。因此，在朝鮮得以中國商人可迅速成長、獨占首爾的進口商品市場。72 中國的進口商品透過中國行商販賣到朝鮮各地。因此在朝鮮內部形成行商為中心的「朝鮮內陸販賣網路」。按照「中朝商民水陸貿易章程」條規，只有中國商人獲取清朝商務委員與朝鮮地方官所頒發「執照」後，可在朝鮮內陸各地購買商品。73次年 1883 年朝鮮政府簽訂「朝英修好通商條約」，允許所有外國人皆可以在朝鮮內陸各地自由通商，全面開放內陸的販賣與採購。首爾的「定居中國商人」主要是扮演連接「東亞貿易網路」與「朝鮮內陸販賣網路」的角色。從仁川進口的中國商品匯集到首爾，再從首爾透過行商販賣到的朝鮮內陸。74因此，首爾與仁川的中國商人大部分為資金較豐富的巨商，而行商大多是資金薄弱、「非定居」首爾的小商人。75廣東幫大部分從事貿易商76，因此集中於仁川等開港區；山東幫的商人主要經銷廣東商人進口的商品或從事內地行商，因此集中於首爾。77 在首爾資金較雄厚的中國商店，也直接派出行商減少成本，而這些商店大多是來自廣東或浙江。「同順泰」的店主譚傑生則是廣東出身。依據 1895 年的統計，「水標橋」附近，中國商店共有 16 戶：唐布雜貨店 4 戶、雜貨店 2 戶、飲食店 2 戶、水果店 2 戶、因戰爭回國而關店 4 戶。東大門附近中國商店共有 23 戶：唐 72_{王恩美，《東アジア現代史のなかの韓国華僑─冷戦体制と「祖国」意識》，頁} 49-50。 73_{「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第四款「……如兩國商民欲入内地採辧土貨，應禀請彼此} 商務委員與地方官，會銜給子執照，填明採辧處所、馬車、船隻……［後略］」。 74_{李秀允，〈日清戦争以前における朝鮮開港場をめぐる日中朝商人の確執〉，《日} 本植民地研究》，12（東京，2000），頁21。 75_{金正起，〈1890년 서울상인의 撤市同盟罷業과 示威 투쟁〉，《韓國史研究》，} 67（首爾，1989），頁85。 76_{在此所指的「貿易商」概念不妨以「批發商」取代；經銷進口商品或從事內地行商} 的小商人，亦可用「零售經銷商」概念理解。但是必須注意的是，資本雄厚的「貿易商」擁有自己的經銷網路，直接經銷自己的商品，並沒有經過第三者的經銷商或行商。 77_{강진아，〈근대 동아시아 초국적 자본의 성장과 한계－재한화교기업 同順} 泰（1874?~1937）의 사레〉，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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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雜貨店 9 戶、雜貨店 2 戶、書肆 2 戶、紙類及雜貨 3 戶、水果店 1 戶、回國關店 6 戶。南大門路與鐘路水標橋之間，中國商店共有 45 戶：西洋雜貨店 2 戶、唐布雜貨店 16 戶、紙類及雜貨 1 戶、雜貨店 11 戶、飲食店 4 戶、回國關店 11 戶。雜貨商主要販賣剪刀、鏡子、煙斗、冒子等日常用品。78 在首爾的中國商人中，攤販商人也是「非定居」商人。1891 年攤販中國商人則有 100 多家。他們向「定居」中國商人或日本商人購買商品後，不僅在中國人居留地，在首爾各地販賣。79 中國商人比日本商人早 3 年進入首爾，時間的優勢形成中國商人在首爾商業競爭的優勢。地理位置而言，中國商人選擇當時首爾的第一商業中心區鐘路一帶，「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也選擇在第二商業中心區南大門路，也因此在繁華區附近形成中國人居留地。相反的，日本商人的居留地位於偏僻地區，地理位置不如中國。另外，商業基礎的建構方面，中國商人亦可以較早建構以首爾為中心的全國商品流通網路，因此，日本商人進入首爾時，已無法與中國商人競爭。在首爾中國商人的商業規模壓倒日本商人，首爾的市場掌握在中國商人手中。日本商人在「甲午戰爭」後，才得以排除中國商人，掌握首爾的商業。80其居住人口也因而大幅度增加到 1,839 人（參考表 2）。朝鮮商人也不是中國商人的競爭對手。因為，近代以後進口商品成為朝鮮消費市場的主要商品，而中國商人以進口貿易為主，獨占在朝鮮消費最大的棉製品進口。在首爾進口商品市場掌握在中國商人手中。中國商人成為朝鮮人進口日常用品的最主要提供者。81換言之，朝鮮人主要透過中國商人購買近代進口商品。中國人居留地雖然在外觀上無法如同日本或歐美國家居留地，成為近代文明的象徵地區。但由中國人居留地成為近代化 78_{朴慶龍，《開化期漢城府研究》，頁122-123。} 79_{金正起，〈1890년 서울상인의 撤市同盟罷業과 示威 투쟁〉，頁92。} 80_{京城府，《京城府史》，第1卷，（京城：京城府，1934），頁553-554；朴慶龍，} 《開化期漢城府研究》，頁127。 81_{韓氵右劤，《韓國開港期의 商業研究》（首爾：一潮閣，1974），頁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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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的集中地，中國人居留地發放出來的進口近代化商品，深深影響當時朝鮮人的日常生活。由於中國商人獨占首爾的市場，首爾商人在 1890 年為保護自身利益，發動大規模的罷市示威，要求外國商人移轉到龍山或仁川。但是此罷市並沒有改善任何朝鮮商人的不滿，罷市一週則告結束。82 （二）在首爾的中國傭人活動首爾的中國人居留地內另有部分中國人則擔任翻譯、技工等工作，被稱為傭人。這些傭人多職於各國公使館、朝鮮官方機構或朝鮮官僚宅第等（參考表 5）。由於缺乏相關資料，我們不容易掌握中國傭人的活動狀況。但由於 1891 年俄國領館之中國傭人涉及「無照工作」，而引起「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與俄國公使館的衝突。透過此一事件，我們多少可以瞭解傭人在外國使館工作的情況，更可以多元掌握首爾城內中國人的活動樣貌。所謂「俄國公使館傭人無照工作事件」發生於 1891 年。由於在首爾的中國商人不斷增加，因此「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在龍山設分署，並在 1889 年建立「清國警察署」，加強在首爾居留地內中國人的管理。「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規定：在朝鮮長期居住的中國人，「無論在何處雇工，均須託取保人赴龍山分署請領執照，違者懲辦」。831891 年龍山分署管轄的查街巡捕，聽聞俄國公使館中國傭人（華工）並未領執照。因此 1891 年 8 月 6 日，兩名查街巡捕前往俄國公使館，告以領照費需洋半元，如再不領，照章須罰。但是俄國公使館傭人高阿成（廣東人）等兩名，仍不 82_{有關1890年首爾商人的罷工示威，詳細內容參考金正起，〈1890년 서울상인의 撤市同盟} 罷業과 示威 투쟁〉。 83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5卷，頁2908。「創} 辦漢城巡查條規」第九條：「由中國或外國及韓內地新到民商，一日內在巡所報名及住處，即由巡差查出，稟告巡辦。如民商回中國及赴他國或韓內地，不在巡所報名，及往何處，即由巡差查明確情。稟請罰辦所住店號主人，即以此項罰款賞給查拿巡差」。第十四條：「華民商主至漢後，限三日內請領執照或記照。倘逾三日尚不請領執照者，即由巡差拿交分署罰辦，即以此項罰款充賞查拿巡差。」參考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632、2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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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前往辦執照。晚間查街巡捕再次前往俄國公使館，並與中國傭人發生爭執時，俄國公使出面，向清國巡捕要求提出憑據，但兩名查街巡捕並未攜帶任何文件而告退。8 月 12 日，查街巡捕在南街（南大門路）當街逮捕高阿成，要求他辦領執照，但高阿成以在俄國欽差處做工為由，拒絕遵行。84 次日，俄國公使館去函說明：「該工已由暉春副都統發給護照一紙，並蒙俄國官員允准住海參威。……〔中略〕……該工來到漢城後，其護照寄存本署，以作包承合同之保據。該工現寓本署，即為本署僱役，亦歸本署保護」。85並另送函說明：「至於請領照一節本使尚未明確，仍將商酌於本使之同事，並詳報本政府暨駐京使署」。86俄國公使館主張清方逮捕高阿成，違犯俄國公使館權利，要求釋放。「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則認為，外國使館傭人不領執照之例一開，所有各國公使館將會學習，有損國家的體面與權利，外國公使館亦將成為「游勇」與「莠民」逃亡之處。87 因此不肯接受俄國公使館之要求。此一事件最後由廣東幫的「怡泰號」為高阿成具保開釋、補發執照，而告一段落。88 透過此一事件，我們可以知道，相對於中國商人，中國傭人與「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關係並不密切。傭人在外國公使館工作即可獲得外國公使之保護。89由於外國公使館在朝鮮與「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擁有相等的權利，因此中國傭人不必像商人一般，求助清朝官方保護。由於這些傭人的工作地點與性質，他 84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03-2904。} 85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09。} 86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10。} 87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05。} 88_{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05。高} 阿成被釋放後，俄國公使館對無事先通知辦領執照，而中國巡捕擅自闖入公使館，以及逮捕傭人的事，向「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要求道歉。但是「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拒絕此一要求。參考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40-2941。 89_{1891年7月，英國公使館也有僱用中國泥匠7人。但因為只停留3、4個月而免領執} 照，但「中國總辦商務委員公署」要求離開朝鮮時必須通知。參考中央研究院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編，《清季中日韓關係史料》，第5卷，頁2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