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地看，施、勞兩人的哲學史詮釋都圍繞著現代性問題。如 上所述，施特勞斯的主張很極端：對他而言，近代哲學家一旦不再 關 心 自 然 法 或 自 然 正 確 ， 關 心 個 體 性 超 過 注 重 德 性 (Strauss, 1965:323)，他們便已經踏上了「光滑的斜坡」(“Slippery slope”, Pippin 2003: 344)，最後必定發展為尼采、海德格所代表的理性的自 我解體與「西方文明的危機」。關鍵所在乃是道德是否需要客觀根 據（對於自然法、自然目的的認知），或者從另一角度看：我們如 何規定康德式的「自發性」(spontaneity) 的理論地位（可以參閱 Rosen, 1987:22-27）？我們當然有許多理由懷疑施特勞斯所描述的 必然性（「光滑的斜坡」）是否存在（尤其是施特勞斯幾乎不探討 黑格爾所提供的、或許能夠協調自我與自然的哲學方案），但是施 特勞斯想發動「古今之爭」，顯然不允許任何妥協，而是逼迫我們 採取明確的立場。
回到東方，情況則不同。眾所周知，黑格爾認為東方世界不僅 缺乏主體的自由，而其歷史也是一種非歷史性的歷史（石元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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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49-89）。勞氏顯然不承認這一點，而試圖證明「自我問題」
是中國哲學最核心的問題。勞氏強烈反對歷代儒者從天道觀或宇宙 論來探討自我問題，也反對任何以「天理」、「道」等為基礎的自 然目的論，他試圖在中國哲學史的土壤建構一個獨立的自我觀，如 此便可證明，布魯門貝格所謂在中世紀歐洲哲學史上曾發生過的
「目的性的消失」(Telosschwund)(Blumenberg, 1996:235)，在中國哲 學史的土壤上發生得更早。不過，這種意圖不能不引起質疑，因為 儒家思想從西周以來一向以天論德，不僅孔子、孟子不例外，後代 如郭店楚簡的《性自命出》、《中庸》的「天命之謂性」、《易傳》
的「乾坤變化，各正性命」等皆屬於儒家學說的核心，因此「自然 之有秩序、有目的性質」(ordered, purposive character of nature) 似 乎不容易從儒家式的哲學中排除（參鄭宗義，2003）。不過，本文 的重點不在於探討勞氏對於中國哲學的詮釋是否正確，而在於澄清 勞氏哲學思想本身。
勞氏對「儒家式的哲學」一向保持距離，不過，由於儒家傳統 是他思想的背景，無疑也成為勞氏構思自我問題的重要理論資源。
客觀地來看，勞氏哲學當然與其歷史環境有密不可分的關係，若不 理解儒家在二十世紀的命運，恐怕也無法理解勞氏在《中國哲學史》
中的哲學遠景（也許我們可以說，這就是「歷史性」的一種表現）。
為了更進一步理解這種哲學遠景，我們最後還要再度討論勞氏自我 觀念的兩個面向：第一，勞氏的自我觀念具有超越歷史性的特徵；
第二，勞氏的自我觀具有超越理論哲學而直接關係到實踐的特徵。
這兩點也可以順便說明勞氏與施特勞斯的不同。
第一，如上所述，勞氏的自我是一種完全從其環境抽離出來的 自我，因此它也不可能是陷入歷史流逝中的「存有者」。依他所見，
只有徹底的主客之分，方能保障哲學意識的純粹性，故此，這種僅 為「活動」而不可能淪為「存有者」的自我，方是哲學活動超時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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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保障。至於自我與歷史的關係，勞氏解釋孟子的史觀時如此說：
黑格爾強調「實化」及「具體之普遍」等觀念時，其主 旨在斷定「客觀化」本身代表更完美之價值，亦即認為 未客觀化之主體性乃尚未完成價值者。孟子則不然。孟 子雖認為主體性能創造歷史，但並非以為主體性必須在 此一層面上方完成其價值。蓋孟子所持之「心性論」立 場，終以內在意義之德性為價值所在，一切外在意義之 創造顯現，皆只視為此德性之展開。（勞思光，1984-87：
1，191）
這段詮釋孟子的話應該也反映勞氏對此問題的立場，勞氏決不至於 認為人的自我是由歷史所創造出來，反而堅信人的自我有能力創造 歷史，只不過並不「必須在此一層面上方完成其價值」；勞氏在此 並未說明這種僅為「活動」而不可能淪為「存有者」的自我如何能 夠「創造」歷史（這種「創造」概念似乎不可能為西方傳統存有論 式的「創造」，因為它只牽涉到「活動」，不牽涉到「存有」意義），
但至少我們已經清楚地看到這種自我的一個主要特徵：上引勞氏的 話無疑是說，人的歷史亦即「人類所共有的時間」(collective human time) 不是一種外在力量，而是基本上能由人的意志所創造的或至 少由人所主導的；更何況，勞氏在此隱約告訴讀者，哲學活動乃是 歷史發展的基礎，人的自覺活動是新的社會價值觀或政治制度的基 礎。39 姑且不論勞氏對於孟子的詮釋是否正確，我們在此不難發現
39 勞氏在《歷史之懲罰》中詳細地說明他關於歷史的基本信念，並且一再強調，歷 史主要是由人自己決定，而「自然條件」僅僅為「附加的因素」（參勞思光，2000；
亦參黃慧英，2002：158-9）。筆者在本文中無法詳細討論「人創造歷史」這一詮釋 是否真實反映孔子、孟子等中國哲學家的原意，但不可否認的是，這問題對在現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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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氏與施特勞斯的立場的同與異：兩人都認為，人具有超越歷史的 能力，不過，從施特勞斯的角度來看，勞氏恐怕已經染上了現代性 的不少習氣，也部分地受到黑格爾歷史觀的負面影響。施特勞斯不 可能同意勞氏關於人能創造歷史與哲學應該作為歷史發展的基礎 這兩個主張，因為如他與科耶夫 (Alexandre Kojève) 辯論時所強調 的，人不僅無法創造歷史，也不應該創造歷史，並也無法在歷史中 達到社會上的「普遍認同」(universal recognition)，人只能在一種超 越歷史的領域中追求完美；換句話說，哲學活動絕對不可踏入歷史 的領域 (Strauss, 2000; Pippin, 1993:159)。總之，施氏比勞氏更強調 人的超越性，但是這種超越性所導出的做人最高目的，是靜觀式 (contemplative) 的生活。
第二，勞氏常常警告當代中國哲學界不可以直接復興傳統，而 是需要真正的哲學反思（如勞思光，2007）。不過，他在《中國哲 學史》中十分自然的為儒家的人生態度賦予現代意義，此書直接或 間接地告訴我們，儒家的人生態度可以經得起現代性的挑戰，並且 適合做為我們現代人的生活準則（這就是「Philosophy as proposal」
［做為主張的哲學］所蘊含的道理：儒家今天仍然是我們能夠選擇 的一種人生態度）。勞氏一方面想提高中國哲學的理論性，另一方 面仍然相信我們應該把中國哲學視為一種「主張」（參〈答友人書〉，
勞思光，1984-87：3b，892）。勞氏晚年進一步說明他的意思，提 出中國哲學的「引導性功能」(orientative function)：傳統中國哲學 所探討的問題不是「這是什麼」，而是「我們應往何處去」。40 他
性 條 件 之 下 重 新 詮 釋 中 國 哲 學 這 一 企 圖 極 為 關 鍵 ， 絕 不 可 忽 略 （ 可 參 考 Puett, 2001）。
40 參勞思光，〈對於如何理解中國哲學之探討及建議〉，收入勞思光，1996：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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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年一篇文章中又宣稱，一切哲學活動本身（不僅是中國哲學語 境之下的哲學活動！）的最高目的不是知識的增加，而是一種實 踐、態度，因為人「最基本的關懷或需要，是在目的方面，而不是 在知識方面」。41 那麼，我們應該如何理解哲學這種「引導性功能」
呢？
這種「引導性功能」讓我們聯想起古希臘哲學對實踐的重視，
特別是亞里斯多德的目的論式的德行倫理學。勞氏自己也曾直說：
「即在西方世界，古代歐洲的希臘哲學仍重視這種功能。不過十七 世紀以後，歐洲哲學家一直想將哲學變得像某種科學，由此而逐步 轉向『認知功能』的強調，因而遺忘了哲學語言原有的引導功能。」
（勞思光，1996：154）比較遺憾的是，勞氏幾乎未進一步說明他 所描述的中國哲學的「引導性功能」與古希臘哲學的關係。不過，
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對他而言，這種「引導性功能」超越純粹「理 論效力」的範圍，換句話說，我們無法把「引導性功能」這個層次 的哲學活動完全轉化成「反覆辯證／論述性的理性」(discursive rationality)。不過，從另一角度看，這種「引導性功能」當然無法 脫離「自我的轉化」，因此仍然預設「意志」、「自由」等康德式 的哲學語言。我們似乎很難想像勞氏如何能避免韋伯所遇到的困 境，即面對歷史上不同價值的多樣性，韋伯只好承認，倘若每個主 體的自由抉擇符合某一道德命令的形式要求，那麼任何一種人生態 度 、 任 何 價 值 都 是 正 確 ， 最 終 難 免 陷 入 相 對 主 義 (Strauss, 1965:43-7)。我們似乎也很難想像勞氏能迴避另一個重要問題，即
「引導性功能」概念是否隱含一個實質的、關於「人類福祉」(the human good) 的定義呢？換言之，勞氏雖在表面上繼承康德的哲學
41 參〈由儒學立場看人之尊嚴〉，收入《思辨錄》，頁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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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實際上是否更接近亞里斯多德的立場呢？42 我們雖然沒有肯 定的答案，不過這些疑問使我們能夠做一個結論：勞氏在其《中國 哲學史》中追求一種超歷史的「價值自覺」，但這種「價值自覺」
似也無法從中國哲學史完全抽離出來，因為它屬於儒家傳統。因 此，對於儒家傳統的認知也是發展出「價值自覺」的主要（或唯一？）
途徑；也恰好因為如此，這種「價值自覺」足以證明中國傳統至今 仍然可以做為我們平常生活的引導原則。
看起來，勞氏與施特勞斯同樣在哲學史中追求一種「平常性」，
即一種前反思、關於重要道德問題的標準。我們或許能夠理解，為 什麼施、勞兩人對於他們哲學思想最高目標無法做詳細說明：為了 對治哲學史與現代理性的衝突，他們所設立用於論述最高目的的哲
即一種前反思、關於重要道德問題的標準。我們或許能夠理解，為 什麼施、勞兩人對於他們哲學思想最高目標無法做詳細說明：為了 對治哲學史與現代理性的衝突，他們所設立用於論述最高目的的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