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寫作logos）之不同。如果說「言談」指的是人類語言用作於解釋、定 義、談論等常規使用，使得語言使用僵化於「可說」（sayable）與「已說」
（the said）的層次，僅能表達既定或約定成俗之意義；那麼，「命名」則是 在語言之中、對語言的「不可說」（unsayable）進行「呼喊」或「召喚」（call）
（105）。而如前面討論所示，這個「不可說」或是「不能說」的對象，不是 無法被符號化的前語言聲音，而是語言本身的存在，或是語言作為一種 能力存在的事實。語言能力如果僅以言談表達，僅稱呼或解釋其為「能 力」，只會使得其存在被意義所綁架，「語言」一詞則成為人類話語系統 中另一個具有固定意義（謂之「定」義）的字詞而已，語言作為表達能力 的事實亦無法為人類所經驗。反之，惟有透過命名、以言說行為呼喚出 語言能力之不可說性，才能真正地表達語言作為純粹表達形式與純粹 能力存在的事實。如此在命名之中所表達出來的語言能力事實，即為 語言的「概念」（idea）（
Idea 106）或「可知性」
（knowability）（Potentialities
31）。無論如何，阿甘本說到，「語言的〔命名〕能力必須導向語言本身」（
Idea 99），「透過其名」使得其「不可說」之「無形被喚入生命」；此名，
「即為其真理之名」（106）。
阿 甘 本 此 處 所 謂 的 真 理， 已 不 再 是 如 海 德 格 所 說 從 隱 蔽 到 彰 顯 的 過 程， 而 是 以 隱 蔽、 不 顯 現 的 方 式 顯 現 那 無 法 顯 現 的「語 言 之 物」
（
Potentialities 31），使其以「現而不顯」
（unapparent）的方式呈現（Idea 61）。這個物，誠然不是康德（Immanuel Kant）所謂的前語言、外於表 象（representation）的物自身（Thing-in-itself），而是人類語言能力存在如 此的真理。而能透過命名說出如此真理的語言，正是詩學語言：如拉杜 蘭塔耶所提醒，「經驗」（experience）與「實驗」（experiment）兩字皆源於 拉丁文的experimentum；阿甘本所謂的「語言經驗」因此也須理解為某種「語言實驗」（128；亦可見 411, n.8）。甚至，將杜氏的論點再往前推，
是須透過「語言實驗」才得以彰顯「語言經驗」。如帕斯可里的異語或名
創擬聲詩學所示，詩學語言以其形式上的實驗與創新，讓語言不再只是 進行解釋或定義，或是模仿前象徵場域的自然神祕聲音，而是藉由有語 音、有表意意圖的書寫文字，鑿空語言意義、還原語言的形式表達力，
並替語言能力進行命名。詩學實驗文字，即為人類音素的綜合與延伸：
如同音素本身無意義，卻具有區分意義、使表意成為可能的作用，詩學 命名文字，則同時顛覆語言的表意與音韻系統，以實驗性的無意義音韻 組合，說出語言存在之不可說、賦予語言能力之真理之名。甚至，詩 行獨有的句中停頓（caesura），不僅懸置意義、停止語音流動，停頓之處 連語言文字都已消失，成為一種賀德林所謂的「純粹文字」（pure word）
（qtd. in Agamben, Idea 44）。純粹文字不僅以其「反韻律」（anti-rhythmic）
讓詩行韻律成為可能，同時也讓語言作為表達形式的事實被純粹地突顯 出來。正如同語言惟有在不被說出之時才能真正被說出，表達形式作為 表達形式，也必須在形式不能被說出與能不被說出的同時，才能真正呈 現。句中停頓表示著說話的「能不」與「不能」，語言能被停止、也須被停 止，使得語言作為一種形式與能力可以在不被說出的情況之下，被說出 而得其名。詩學語言的特殊性，就在於可藉由其形式實驗之詩學作為，
懸置語言意義與表達形式，使得語言形式作為形式、作為一種傳達能力 的事實得以呈現。甚至，阿甘本認為，語言作為一種形式表達力，其本 質上即為一種詩學、一種「語言詩學」（the language of poetry）（48）。而 如同人類的無語經驗有賴詩學語言實驗加以表現，語言的詩學本質亦須 透過詩學語言才得以呈現。而這個呈現的工作，阿甘本在《詩之終結》中 稱之為「作詩職責」（the dictation of poetry 或 poetic dictation）：如此職責 不在於模擬前語言聲音而成的「聽寫」，也不僅僅是為了「作詩」而已，而 是透過詩學語言寫出人類無語的本真能力，藉由詩學創作、透過詩學語 言，傳達使人之為人的「說話此一起源事件經驗」（63）。17
17 英文的 dictation，義大利文原文作 dettato，源自拉丁文的 dictare，呼應著德文的 dichten，除了有常見的「聽寫」、「支配」之意，亦帶有著「文藝創作」、「作詩」之意
回到生命－形式與其典範形態的問題。如果語言的使用標記著某 種生活方式，那麼詩學的實驗語言正指向生命－形式的可能，啟示著生 命的典範形態。誠然，語言與理性類似，本身即為某種餘力：語言本身 即為某種餘力：其本身能不說（能力本質為能不力）與不能說（語言能力 無法為語言使用所耗盡）之特性，使語言不全然轉化為實際作為，因而 藏有著不受生命政治機器把持的可能。但是，這兩者之間的根本差別 在於：理性思維之餘，發生於思考的能力與行為之間，而語言之餘，
有賴詩學語言加以體現。畢竟，在一般的語言使用之中，使用者僅照著 既存的語法規定，遵循特定的句法與音韻邏輯，說出文字被賦予的固定 意義；語言因此淪為某種表達工具，為了某種目的而發，其作為能力而 存在的事實，反而受到了遮蔽。如果說語言的固定使用，代表著政治 法理主權伸出其黑手，穩固了對生命的部署分配，那麼一般的語言使 用，反而使得語言能力徒具其名，讓生命受制於主權控制之下，無法 開展生命－形式。相反地，詩學的形式實驗讓語言脫離既定的意義、
句法與音韻使用規則，進入一種「嬉遊」（play）、「世俗的」（profane，有 別於sacred）的使用方式（Agamben, Profanations 75），能夠「中止權力部 署」（77），因此在人類的生命形態中，打開了一個可不受主權單方面控 制的生命形態。透過詩學語言，語言使用除去既有法則，成為一種意義 鑿空的「純粹使用」（83）、無表達特定意義的「純粹手段」（pure means）
（91），也就是阿甘本所謂的「無目的手段」（means without end）。如果 說人類是語言的動物、語言能力作為其本真內涵，那麼惟有透過語言的 詩學使用，召喚出語言能力之名、存在之實，才能讓人類在實踐能力之 中，說出、體認、保存其生命內在餘力。而這正是詩學語言所能帶給人 類的禮物：體現生命恆餘。
（Agamben, Idea 51）。當然，阿甘本用此字雖然保留有「聽寫」之意，如名創擬聲詩學 某種程度上即為一種「聽寫」，只是要聽寫的不是聲音，而是語言能力，但其主要目的 還是要表達「詩學創作」之意。而本文則同時考量詩學語言具有某種命名人類語言能力 的責任，將dictation/dettato 翻成「作詩職責」。
透過詩學語言「中止權力部署」，就是「使為權力所挪用的空間得以 還原至其公共使用（common use）」（77）。如此的「公共使用」（common use）誠然指向詩學語言在使用上所開展的典範關係：單一語言詩學使用
──單一詩學字詞、單一詩學作品、單一詩學書寫，甚至是詩學語言作 為一種獨特的書寫媒介──皆可映照出其他語言使用所能採取的形式，
構成某種語言非常規使用的可能集合。當然，如此的集合並不先存於語 言的詩學使用，而是在使用之後才發展出來。同時，詩學使用之間也不 應存在複製行為，而是需譜出一種類比關係：單一詩學語言並不能彼此 抄襲、重複已經出現過的語言使用方式，只能各自創造出適切的詩學語 言，互相映照對抗主權暴力的可能；如果只是重現已經使用過的實驗語 句、作品與形式，那麼只是遵循既定語法規則，而無法真正地還原語言 作為一種能力的如此事實。至此，亦可以理解為什麼詩學語言得以作為
「如非」生命形態的範例。一方面，詩學語言以創新打破語言成規，抵 抗生命政治機制操弄，還原人類生命至其內存餘力面貌，並讓人類透過 語言使用認識、體驗、活出如此充滿餘力的生命形態。另一方面：單一 詩學實驗可以彼此映照、卻不能彼此複製的使用型態，構成了某種典範 關係；個體與個體之間、個體與群體之間的無法兩相化約，卻又能互相 類比、包覆彼此；同時，語言可能的使用方式亦無法封閉，群體因此亦 不等於群體。無論如何，詩學語言在個體與群體的使用上，皆發展出來 某種典範關係，實踐無法封閉、耗盡的語言餘力。詩學語言作為如非生 命－形式的範例，就在於其作為典範生命之典範，反之亦然。
現代性所出現的人類表達能力失效，讓詩學語言使用成為處理當 代生命政治運作最關鍵的問題；詩學行有餘力的形式實驗所表現的語言 詩學能力，也因此如阿甘本所說，替「政治與哲學」、替人類共群與思 考在「行動能力」的追求上，提供了絕佳的啟示（
Kingdom 252），成為典
範生命踐履的典範。只是，討論至此仍有些問題有待釐清。譬如說，在典範生命、尤其是以詩學語言為借鏡所成的典範生命之中，還有沒有
「我」、還有沒有所謂的「主體」可言？或者，假如「如非」的生命形態暗
示著某種自我的消除，而阿甘本在《奧許維茲之餘》亦說，「詩學經驗」
是種「去主體化」的機制（113）；那麼，又該如何同時解釋阿甘本所說，
詩學語言使用涉及某種「置入主體」（145）？而如果依《王國與榮耀》所 說，「詩學主體」指的並非「作詩的個人」，而是經驗到「語言的運作歇 止（inoperative）」的生命個體，使語言「在其之中、對其而言成為一種純 粹的可說（sayable）」（252），那麼藝術或詩學又該如何引領人至如此主 體誕生之所？最後，召喚語言能力的詩學語言，帕斯可里稱之為「死亡 語言」（qtd. in Agamben, End 74），因此似乎仍拋不開以死亡、以負面性
（negativity）為中心的構想（End 63, 77；Language and Death 66），使得以 死亡為度的生命政治邏輯亦揮之不去。那麼，又該如何設想一種以生命 為主、一種「由死復生」的詩學典範生命與生命共群？這些問題，將於下
（negativity）為中心的構想（End 63, 77；Language and Death 66），使得以 死亡為度的生命政治邏輯亦揮之不去。那麼，又該如何設想一種以生命 為主、一種「由死復生」的詩學典範生命與生命共群？這些問題，將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