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法
89 LAURA NADER, HARMONY IDEOLOGY: JUSTICE AND CONTROL IN A ZAPOTEC MOUNTAIN VILLAGE (1990)
88 PETERFITZPATRICK,THEMYTHOLOGYOFMODERNLAW (1992).
89 LAURANADER,HARMONYIDEOLOGY:JUSTICEANDCONTROLINAZAPOTECMOUNTAINVILLAGE (1990).
90 Nathan Brown, Law and Imperialism: Egypt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29 LAW&SOCIETYREVIEW 103-27(1995).
91 JOHNL.COMAROFF&JEANCOMAROFF, OFREVELATIONANDREVOLUTION:THEDIALECTICSOF MODERNITYONASOUTHAFRICANFRONTIER,VOL.II (1997).
92 SALLYENGLEMERRY,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aw, in THEBLACKWELLCOMPANIONTOLAWAND
生影響。人權在國際法的層次架構出其法律效力，實際地影響了國內法的權利體系與在地實踐。國 際人權受制於國際勢力的強弱，國內法的因應又讓人權的規範突破主權的疆界。正如許多研究者所 提出的，這是一種統治型態的轉變。原本國家「主權至上」的概念，在冷戰結束後，面臨了人權論 述的挑戰。近來大有「人權淩駕於主權」的趨勢，評論者直稱此乃「典範移轉」（paradigm shift）
94。在人類社會于制度、文化、價值觀都趨向一致的狀況下，「好的統治」成為意識型態乃至實踐上 的主流95。性剝削與勞動剝削的人口販運問題，一開始由於牽涉到穿越國家疆界的人口移動，使得 民族國家以既有法律與行政體制進行「差異化」的對待。然而，隨著人權政治的興起，使得民族國 家的主權形式也被置換，「人權」理念與國際壓力的超國家權力取得獨佔地位。
我們應該要探究，法律的形成發展與社會權力之間的關聯性。近代法律繼受的開端，其社會權 力形式多半受到帝國、殖民或統治的左右，採用西歐法律傳統的制度；相對的，臺灣通常得由政體 本身決定法律制度的體系、結構、發展方式與內容。然而，值得強調的是，臺灣當代社會權力型 態，已經從過去殖民暴力的極權狀態，在解嚴之後轉換為走向民主的多元分權型態96。過去法律的 合法律性，其來源為統治者的主權者命令，背後以國家統治權力與軍警權力做為後盾；民主時代法 律的合法律性，其社會承認必然要透過民主參與及代表的過程，因此也讓民間以及專家學者得以進 入法律生產的討論、機構或過程。此種民主化的體制與之前最重要的差異在於，權力已非極權者的 壓迫式統治，而是某種程度由社會各界所共同參與建構的網路關係。隨著國際人權逐漸受到政府與 民間的重視，國際人權的規範及語彙也開始對於國內政治權力產生影響。然而，此種轉變是不是代 表不對等結構的根本性改變，值得我們在行動中不斷反思。以下就針對我們可以如何反思與行動，
提出本文的想法。
伍、法律多重製圖的現實建構
從上述歷史發展的理論反省看來，法律的生產，必然糾結於盤根錯節的社會權力之中，這包括 從殖民法到全球人權法的不對等結構，以及社會不同資本者的權力鬥爭關係。此種社會權力的鬥爭 之複雜度在於，存在著西方優於繼受國的心理意識，成為法律與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與主軸，而社 會菁英也因此取得產生影響力的資本。上述的社會過程為，法律的操作創造出合法性的敘事，使得 法律的分類與價值，進入人們的思維與行動。正因為法律早已盤根錯結於權力網路之中，上述的社 會權力鬥爭，經常為人們所習焉不察而無法成為被指認與批判的對象。為了回應此種權力現實，本 文提倡「法律多重製圖」的想法，以製圖比喻法律的生產，並從中擴大法律的意義，注意到法律取 得社會承認的過程，因而得以解釋，混亂與不一致只是法律繼受後透過製圖逐步修正的過程。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提出「符號製圖」（symbolic cartography）的概念，將法律比擬為地 圖（law as a misreading map）。「符號製圖」意指，法律並非單純地反映現實，它與地圖類似而為一 個象徵，因為比例尺大小、投影方法以及不同符號，而產生系統性扭曲。Santos 主張我們應該用比 例尺/投影法/象徵符號的範式，代替相應性/不相應性的簡單范式（書本上的法/ 行動中的法）97。 Santos 指出，國際法是小比例尺，內國法是中比例尺，而地方法為大比例尺。「比例尺的差異不僅是 數量上的差異，而是品質上的差異。一個特定的現象只能在特定的比例尺中標示。要改變比例尺意
94 高荣志，签证与死刑，公视新闻中心，2011 年 3 月 19 日，http://pnn.pts.org.tw/main/?p=23304（最后浏览日：
2012 年 8 月 12 日）。
95 高玉泉，法律的政治经济学（2010 年）。
96 从法律（或法治原则）的起源来说，法律的作用主要在节制权力以及合理分配资源。然而，当代权力关系已经不 是特定机构或特定人享有权力，而是一种分布式且弥散式的存在。权力的运作模式早已经不是藉由压制或者消灭禁止的 方式，而是透过知识与论述，渗透到当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在现代权力关系中，法律早已不是外在于权力享
能標示出一種法社會的層次，而有一定的定位性。
Santos 主張，不同層次的法律建構，都具有「再現」（representation）與「指向」（orientation）
的作用99。以人口販運的案例來說，人口販運國際人權法為了涵蓋全球不同的剝削情境，以及整合
關於這些「再現」與「指向」的形成機制，1990 年代末以後西方所發展的「法意識」（legal consciousness）理論，具有參考性。法意識的意義對不同學者來說有不同的使用，可能包括人們在 處理糾紛或進行具法律意義之行為時，所呈現出來對法律的認知、態度、看法及其所產生的意義。
這方面的研究著重于分析法律專家與常民的差異，也分析法律的意識型態對於性別、種族、階級等 的社會建構性作用100。其中最重要的學術貢獻為，Patricia Ewick & Susan Silbey 在 1998 年所提出的
「法意識」以及「日常法律建構」（the common place of law）。她們從法律秩序整體的觀點出發101， 主張法意識研究的物件不是人們對法律的想法或者法律如何被解釋，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建構 社會建構論」（social construction of legality）103為基礎，進一步借用具有「法律的社會建構論」觀點 的 Boaventura de Sousa Santos 之理論。Santos 針對後殖民社會之法律情境，從法律多元的「時」
「空」之角度描繪法律，從國際法、內國法、地方法不同層次法律，說明後殖民法律社會的複雜 度。Santos 提出了「交織合法律性」（interlegality）概念，「交織合法律性」指不同法律層次之間，
也就是國際法、內國法與地方法的交織與滲透。「交織合法律性」的概念，就是指這些各式各樣的建
100 MICHAELW.MCCANN, RIGHTSATWORK:PAYEQUITYREFORMANDTHEPOLITICSOFLEGAL
MOBILIZATION (1994); DAVIDM.ENGELANDFRANKW.MUNGER,RIGHTSOFINCLUSION:LAWANDIDENTITY INTHELIFESTORIESOFAMERICANSWITHDISABILITIES (2003).
101 法律秩序由多个复合体所组成，包括社会关系、思想观念、意识型态、规范概念、制度人物、技术和传统等。
102 EWICK&SILBEYsupra note 84.
103 SUSANS.SILBEY,Everyday Life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Legality, in THEBLACKWELLCOMPANIONTOTHE
過法律認識世界，而人們的認識以及據之而有的意識、行動與連結，就構成了某種社會現實，因 此，法律作為一個地圖，同時也建構了這個世界。這其中重要的概念在於，社會現實並非一個外在 於法律的存在，從而可以判斷法律究竟有無扭曲現實，相對地，法律的多重製圖代表有一個又一個 法律建構，這些多重的法律建構本身即為社會現實。從此延伸，「法律誤讀」是指，某一個層次的法 律建構，相對於其它層次或整體法秩序而言，都是一個「扭曲」或「誤讀」。沒有一個「正讀」，因 為從來不存在一個客觀的現實讓法律去反映或解釋，而法律閱讀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現實。
綜合以上「法律製圖」、「日常法律建構」、「交織合法律性」等概念，本文整理出法律多重製圖 的理論。法律多重製圖至少包括以下幾個內涵：第一，當代臺灣社會中存在著多層次的法律生產，
這也就是多層次法律形成與發展的場域。每一個場域的法律生產，即為社會網路或社會組織權力運 作的過程與結果，透過人際互動，形成日常的權威結構與文化實踐。在人口販運法制的案例，國際 法的生產為各國專家在會議中代表與發言的互動結果，而內國規範乃國際法影響之下國內官民代表 互動而生產出來的，最後即便是司法運作也是司法專家訓練與內部結構影響之下的結果。
第二，法律多重製圖指出，在每一個層次的法律生產，專家們不斷進行著「製圖」活動，透過 場域內的「製圖規則」或「內在邏輯」，分別建構其各自的「合法律性」（legality），並從中確立社會 權威，以形成社會承認的效果。在人口販運法制的案例，國際法的各級會議有其既有的程式與機 制，這些程式與機制基本上符合法律的共同參與及普世的基本原則；而人口販運防制法的形成，綜 合官方、民間與專業團體的意見，其中也遵循民主社會代表性與共同參與的基本原則；此外，司法 案例的形成，更是在三權分立審判獨立的人權原則之下，交由司法解釋法條與法官依法裁判的結 果。
第三，法律多重製圖意味著不同層次的法律生產，其「製圖」活動乃是透過再現
（representation）與指向（orientation），不斷建構社會現實。此種再現與指向不可能具備實證法律 所宣稱的客觀性與中立性，相對的，法律的再現形成於特定權力關係的運作，也指向於特定價值觀 點與生活模式。在人口販運法制的案例，國際法的形成雖然符合各種程式規則，最後的結果形成以 刑罰化為主而擱置爭論各方的差異，因而並未聚焦處理人口販運議題中全球人口移動與經濟不平等 的根源。其次，人口販運防制法的制定與司法實踐，其實預設了某種特定的法律想像。此種特定的 法律想像也就是一種指向性，在法實踐上避免從社會階級角度理解人，而將人放置於抽象、單獨、
自由的主體位置，構成了自由主義法制（liberal legality）105的體制。
自由的主體位置，構成了自由主義法制（liberal legality）105的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