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與兩岸衝突之理論化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民族主義與兩岸衝突之理論化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3-2414-H-004-006- 執 行 期 間 ：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5 年 01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外交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王元綱 計畫參與人員： 博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楊仕樂 處 理 方 式 ： 本計畫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2 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7 年 04 月 19 日

壹、前言 民族主義的研究在冷戰結束後，掀起一波的研究高潮，但大部分的研究著 重於民族主義的成因，甚少討論民族主義是如何影響國際政治。國內對這方面 的研究亦如此，大部分的研究探討台灣民族主義是如何形成的，但很少仔細探 索它與兩岸衝突的因果機制，以及衝突發生的機率和條件。大部分學者將民族 主義較易導致對外衝突視為當然，而不去深究民族主義是如何導致衝突。因 之，Anthony Smith 認為「目前西方對民族主義的普遍印象主要是負面的」 （Smith, 1983: 8）。 國際關係學者已注意到此現象，並開始研究民族主義是如何導致國際與國 內衝突。例如，有學者將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應用到族群衝突 （Posen, 1993），或從「古老仇恨」（ancient hatred）的角度去探索族群衝突 （Kaplan, 1993; Horowitz, 1985; Young, 1976），或從菁英操控的角度來看衝突 （Snyder and Ballentine, 1996）。Stephen Van Evera 則找出 21 個假設，試圖解 開民族主義與戰爭之間的因果機制（Van Evera, 1994），但只是作為初步的嘗 試。此外，這些研究的主題大都是前南斯拉夫、前蘇聯、非洲、以阿衝突、或 喀什米爾(Ganguly, 1996)，很少涉及東亞。

此外，研究民主和平論的學者也已認識到民主化的過程不見的會是平和 的，往往從獨裁到民主的過渡進程是充滿不穩定因素的，而民主化的過程中所 釋出的民族主義則是導致衝突的主要因素。Mansfield and Snyder 的研究（1995; 2001），顯示在過渡過程中，政治菁英常常操縱民族主義，以動員群眾的支 持。 貳、研究目的 就理論而言，本計畫將可彌補既有文獻關於民族主義與對外衝突的不足。 研究台灣民主化的文獻大都指出國家認同是選舉的重要議題，而且民族主義導 致兩岸衝突加劇，但對因果機制則甚少詳加闡釋，遑論理論化。本計畫則希望 藉由對因果機制的探討，找出民族主義導致對外衝突加劇的原因和條件，並基 於研究發現，提出政策建言。

參、文獻探討 雖然本計畫著重在兩岸關係，但仍希望藉由對台灣民主化與兩岸民族主義 的研究，找出一些社會科學的通則（generalization）。本研究主要有三大工 作。第一、為民族主義與衝突建構出一套因果機制；第二、根據前述理論，導 出可驗證的假設；第三、精準掌握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 以驗證上述假設。如此導出的理論與兩岸民族主義的個案可視為「可信度探 查」（plausibility probe）（Eckstein, 1975:108-113），其進一步的檢證則需日後 的比較個案研究。

此外，本計畫將依據研究結果對 Mansfield and Snyder（1995; 2001）的理 論提出修正，以決定「制度健全」與「民族主義」兩大變項之間的關係。探討 在制度健全的條件下，民族主義的衝突傾向是否會得到舒緩，若衝突機率依 高，則民族主義的獨立因果效果就必須重新評估。 肆、研究方法 雖然本計畫著重在兩岸關係，但仍希望藉由對台灣民主化與兩岸民族主義 的研究，找出一些社會科學的通則（generalization）。本研究主要有三大工 作。第一、為民族主義與衝突建構出一套因果機制；第二、根據前述理論，導 出可驗證的假設；第三、精準掌握中國大陸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的內涵， 以驗證上述假設。如此導出的理論與兩岸民族主義的個案可視為「可信度探 查」（plausibility probe）（Eckstein, 1975:108-113），其進一步的檢證則需日後 的比較個案研究。

此外，本計畫將依據研究結果對 Mansfield and Snyder（1995; 2001）的理 論提出修正，以決定「制度健全」與「民族主義」兩大變項之間的關係。探討 在制度健全的條件下，民族主義的衝突傾向是否會得到舒緩，若衝突機率依 高，則民族主義的獨立因果效果就必須重新評估。

伍、結果與討論

Michael E. Brown, “The Causes of Internal Conflict: An Overview,”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 é ,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3-25. Michael E. Brown 有四項主要意見。 第一，Michael E. Brown 指出，過去有關國內衝突的研究，多著重於潛在因 素（遠因）的研究，指出某些地方或狀況比其他的要更傾向產生暴力。（pp. 4-5.）而在遠因之中又包括了四種因素。 一是結構因素。1.是弱國家（weal states），也就是那些缺乏治理能力的新 興國家。（p. 5.）2.當國家缺乏治理能力，國內的各團體就面臨了其他團體的威 脅，而陷入安全困境。（p. 6.）3.是族群分佈，精確的說，也就是存有少數族群 的國家較傾向衝突。（p. 7.） 二是政治因素。1.是一國政治體系的公正度（fairness），在威權體制國家 裡，可能會累積許多憤恨，而即使在民主國家裡，如果少數族群沒有在政府中 獲得適當的代表，也會累積憤恨。（p. 8.）2.是一國所盛行的意識型態，可分為 公民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依據 Jack Snyder 的說法，產生這兩種不同意識 型態的原因是一國的政治結構，公民民族主義通常產生於制度化的民主國家； 而 族 群 民 族 主 義 則 產 生 於 制 度 不 完 善 的 國 家 。 3. 是 內 部 、 群 體 間 的 政 治 （domestic, inter-group politics），如果群體具有野心性的目標、強烈的認同 感、衝突性的策略，則暴力的可能性較高。（p. 8.）4.菁英政治，即政治人物所 採取的策略，這種觀點認為族群衝突通常是由政治菁英所挑起，目的是在經濟 騷亂中打倒政敵。（pp. 9-10.） 三是經濟/社會因素。1.經濟問題，經濟蕭條、甚至是經濟成長趨緩、失 業、通貨膨脹等等，都易於導致衝突。（p. 10.）2.歧視性的經濟體系，諸如不 公平的經濟機會、取得資本土地的不公平、生活水準的差異等等，居於劣勢的 族群會傾向採取暴力衝突的手段。（p. 11.）3.經濟發展與現代化，新科技的引 進等等，導致各種社會的巨變，移民、都市化，衝擊了傳統的家庭與社會、以 及政治體系。這些都會導致動盪，因為政治參與的要求總是比現行政治體系所 能反應的要來得快。（pp. 11-12.） 四是文化/認知的因素。1.對少數族群的文化性歧視，例如對少數族群語言 以及宗教上的限制，甚至大規模的移民以同化少數民族。（p. 12.）2.群體歷 史，諸如古老的仇恨，自我誇耀、妖魔化鄰居，這種情況是當敵對族群互相妖 魔化對方時問題最大。（pp. 12-13.） 第二，Michael E. Brown 指出，過去有關國內衝突的研究，雖然在潛在因素 （遠因）的研究上有相當的成果，但是對近因（扳機）的研究則相當薄弱。（p. 13.）Michael E. Brown 在此提出，國內衝突可以依據兩個標準劃分為四種，1.衝 突是由菁英層次（elite-level）或是大眾層次（mass-level）所引起；2.是由國內 或國外因素所引起。（p. 15.） 第三，Michael E. Brown 指出現有對於國內衝突的研究，對於結構性、政治

性、經濟性、社會性、文化性的因素，即偏向屬於大眾層次的研究是比較強 的，但對於政治菁英的研究就比較弱。儘管結構性、大眾層次的因素的確是十 分重要，但是菁英的決策往往會決定了衝突是否會爆發、是戰是和。只關注在 結構性、大眾層級的因素，而忽略政治菁英的決策，是分析上的誤導。（p. 17.）許多國內衝突是政治菁英的決定與行動所導致的，其背後的力量大致上又 可分為三種，不過期間的區分並不是十分嚴密（p. 17.）。 1.意識型態鬥爭。有些是經濟或階級性的，有些則是神學基礎的宗教的基 本教義聖戰，在這些因素的背後往往有許多相似經濟、社會、政治的問題（遠 因），但引發衝突的近因卻不同。（p. 18.）2.對國家主權的犯罪式攻擊。精確 的說，在一些亞洲與拉丁美洲國家，國內衝突是勢力相當大的毒梟對政府主權 的挑戰。（pp. 18-19.）3.權力鬥爭。政治菁英、政敵之間的權力鬥爭，也就是 政治菁英打「族群牌」，這種原始的權力鬥爭，是這三種類型中最普遍的。（p. 19.）權力鬥爭中的一種形式是最持久而惡毒的，這通常是肇因於缺乏合法性的 政治菁英，任何政治經濟上的挫折都會使政治菁英的地位動搖，為鞏固統治遂 操弄族群，從公民民族主義走向族群民族主義。（pp. 19-20.） 政治菁英想要打族群牌是很容易理解的，但是為何和民眾會隨之起舞呢？ 為什麼在某些地方、某些時間民眾會跟隨，有些時候則否？有兩項因素值得一 提。1.既存的敵對族群歷史、2.經濟問題的出現。（p. 20.） 第四，Michael E. Brown 指出，實際上有許多種國內衝突，分別是不同因素所 造成，嘗試尋找單一的因素解釋所有的國內衝突是崇高但徒勞無功。（p. 4.） 在政策意涵方面有三，1.衝突預防的努力應該有兩個策略，其一是長期性，處 理結構性因素，特別是經濟因素；其二是處理近因。2.四種不同近因所引起的 國內衝突需要不同的方法處理，沒有一種萬靈丹。3.衝突預防應該特別著重在 政治菁英的決策與行動上。（p. 24.）而在國內衝突研究上的意涵則是，實際上 有許多種國內衝突，分別是不同因素所造成，嘗試尋找單一的因素解釋所有的 國內衝突是不可能的。國內衝突不能單獨歸因於歷史仇恨，但若替換成其他單 一的因素，也不會解決問題。（pp. 24-25.）

Stephen Van Evera,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26-60.

Stephen Van Evera 指出，一般皆視民族主義導致戰爭為理所當然，但這個 因果的關連卻未曾被仔細地分析，因此 Stephen Van Evera 詳細發展了一系列總 共 21 個假設，其中有 9 項主要假設與 12 項次假設，來處理民族主義與戰爭之 間的因果關連。Stephen Van Evera 並未實際檢驗這些假設，而是將它們作為未 來進一步研究與檢驗的第一步。（p. 28.）

Stephen Van Evera 提出的假設如下：表一（p. 29.） I 立即原因（immediate causes）

1.尚未建國的民族主義運動會有較高的戰爭風險。（p. 31.）

2.若一個民族有部分尚未併入同一國的境外居民聚集（diaspora），則當民族主 義運動不願容忍這樣的分裂而追求收回、合併該地時，戰爭的風險較高。（p.

33.） 3.民族主義運動是否是霸權性的？是否尊重其他民族的自由？民族主義的霸權 性目標愈高，戰爭的風險愈高。（p. 34.） 4.民族主義運動是否尊重境內的少數族群？愈嚴厲壓迫境內少數族群的民族主 義，戰爭的風險愈高。（p. 34.） II 立即原因的原因，以及其生效所需的條件 這些條件分屬三群：結構的因素（structural），也就是從地理與人口分佈中 產生的因素；政治環境的因素（political-environmental），也就是從一個民族的 鄰居現在與過去的行為中產生的因素；認知的因素（perceptual），也就是從民 族主義運動的自我印想及其對外族印象中所產生的因素。（pp. 36-37.） 結構因素 1.國內的權力平衡與意志平衡：尚無國家的民族主義運動如果具有可達到自由 （建國）的實力，而中央政府又有意願阻止這種分離活動，則戰爭的危險性 較高。（p. 37.） 2.族群之間的人口分佈愈是高度混雜，戰爭的風險愈高。 a. 這種風險是混雜得愈細碎而愈危險，逐戶的混雜比逐省的混雜更危險。 （pp. 38-40.） b. 這種族群混雜造成的戰爭風險，是當族群的本土對一孤懸地區的救援（獨 立、或是從一國分離在與其族群的本土合併）雖困難但可能時較大；但簡 單或不可能時較小。當救援是不可能的，則根本不會有這種救援的企圖， 因此降低了戰爭的風險；而當救援是非常容易時，僅只是威脅採取救援措 施就可以嚇阻這些受他國統治少數族群遭到虐待，也就不會引起衝突。但 是在這兩種狀況之間，戰爭的風險就比較高（pp. 40-41.） 3.邊界的可防禦性、合法性，與政治邊界與族群分界的吻合性。 a. 較可防禦的邊界使得國家較難被征服，減輕了安全困境，因而減低了戰爭 的風險。 b. 邊界如果有國際上的合法性，也可以減低戰爭的風險。 c. 政治的邊界與族群分佈界線吻合降低戰爭風險，反之則增加戰爭風險。 （pp. 42-43.） 政治環境的因素 4.過去相互所犯下的罪刑愈大，戰爭的風險愈高。 a. 這些罪刑在受難者的記憶愈清晰，戰爭的風險愈高。 b. 這些過去的罪刑愈可以歸諸於現有的團體，戰爭的風險愈高。 c. 犯下罪刑的團體愈不知懺悔，戰爭的風險愈高。 d. 過去的受害者今天所擁有的權力愈大，戰爭的風險愈高。 5.當代的行為。對於少數群的壓迫愈嚴厲，戰爭的風險愈高。（pp. 44-46.） 認知因素 6. 族群之間相互對其歷史、特徵與現今行為的認知愈分歧，戰爭的風險愈高。 當對於自身或其他民族的印象是被扭曲的迷思時，戰爭的風險較高，而迷思的 盛行又受到以下的因素影響。 a. 政府或民族主義運動的領袖愈缺乏合法性，就愈可能創造有關民族的迷思

以維持統治，則戰爭的風險愈高。 b. 國家對其公民的需要愈多，就愈難以要求其民眾付出，因此有更大的動機 來創造有關民族的迷思以動員民眾，於是戰爭的風險愈高。 c. 如果經濟條件惡化，大眾會較傾向接受代罪羔羊的迷思，因此迷思易於被 廣泛接受，戰爭可能性較高。 d. 如果獨立評價的機制微弱，也就是缺乏言論自由、強大的自由媒體與自由 的大學，就沒有機制能夠說明事實抵抗迷思，迷思較容易盛行，因此戰爭 的可能性較高。（pp. 51-54.）

Jack Snyder and Karen Balletine,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l,”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61-96.

Jack Snyder 與 Karen Balletine 同意造成民族或族群衝突的原因通常是宣傳 與政治操作，但 Jack Snyder 與 Karen Balletine 不同意推動言論自由可以解決問 題。相反的，急促地在新興民主社會裡推動無條件的自由公開辯論，在很多情 況下只會使事情更加惡化。（pp. 61-62.）

Jack Snyder 與 Karen Balletine 指出，資訊市場（marketplace of ideas）上的完 全獨占，使得政府在宣傳有關民族主義的迷思時不會受到反面意見的挑戰，但 資訊市場的完全獨占固然是不好的，卻並非最糟的情況。其實在完全獨占的資 訊市場中，人民反而不會去相信政府的宣傳，因為人民知道那是政府獨占的宣 傳，傾向不予理會。另外，在完全獨占的情況之下，政府其實也缺乏動機去鼓 動民族主義：既然政府沒有遭到積極的反對，也不依賴民眾的支持，自然不需 要鼓動民種的情緒，鼓動民族主義相反地會妨礙政府在內政上的去政治化，並 妨礙政府處理對外關係。（pp. 70-71.）獨裁政府只在兩種狀況下鼓動民族主 義：當它們壟斷權力與話語的能力下滑之時；或是在試圖從最初的多元社會上 升成為獨裁者之時。（p. 71.）

Jack Snyder 與 Karen Balletine 指出最傾向建構民族主義迷思的情況，是資訊 市場上資訊供應的部分獨占，這通常發生在民主化的最初階段。（p. 71.）逐漸 失勢的傳統政治菁英，以及想要奪權的新興的政治菁英，會互相競爭來自大眾 的支持，都會想要打族群牌。（pp. 72-73.） 一個組成良好的資訊市場需要：一、各種不同的意見；二、個人可以接受到 這些不同的意見。但是在一個高度分裂的資訊市場中，卻只有前者而沒有後 者，許多人處在其中一個區塊，只會接收到部分屬於該區塊的資訊，而接收不 到來自其他區塊的資訊，或是只能接受到來自其他區塊但被扭曲的資訊。（pp. 73-74.）在許多從威權體制或殖民地轉向民主化的國家，常會遺留有這種分裂性 的機制，各個區塊的人都無法接受到完整的資訊，但是一個全國性的公正媒體 卻需要時間來建立。至於在從共黨體制轉為民主化的國家裡，雖然前共黨政權 留下了高度集中化的媒體機制，但是這些媒體財政上的弱點卻使的它們很容易 被某個政黨所把持，使之無法成為一個中立客觀的辯論場所。（p. 74.） 除非能有適當的機制與規範來矯正市場的缺失，否則當市場是不完美的時 候，增加自由化只會使得民族主義迷思的創造更加嚴重。一個良好制度化的資 訊市場需要：反獨占與平等的時間規範，以保障媒體的進入管道的公平；訓練

新聞人員查證不同訊息，並懂得將意見與事實分離；發展專業的公正課觀的評 鑑機構，其聲望是根植於其客觀。如果沒有這些機制，言論自由本身並不會保 證各種意見都有效地被接收。（p. 78.）

David A. Lake and Donald Rothchild, “Containing Fear: The Origins and Management of Ethnic Conflict,”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97-131.

David A. Lake 與 Donald Rothchild 主張，導致族群衝突的原因是「集體對 未來的恐懼」（collective fears of the future）。（p. 97.）產生「集體對未來的恐 懼」，是因為國家統治能力的衰弱，使的各族群之間漸漸陷入無政府狀態 （“emerging anarchy”），這是族群衝突發生的前提要件。（p. 99.）不只是國家 統治能力的衰弱，族群團體更會觀察未來的趨勢，即使國家的統治能力目前還 很強，但若它們預期國家的統治能力未來將會衰弱，族群團體可能也會在當下 就選擇暴力衝突。（p. 100.） 當國家統治能力衰弱，不同族群團體之間處於無政府狀態，會出現三種戰 略困境，因而導致衝突。 第一，資訊失效（information failures）。因為暴力是代價高昂的，因此各 團體其實是想知道其他團體的意圖與能力，然後進行議價，達成協議以避免衝 突。但是各族群團體卻可能有意發出錯誤的資訊，使得雙方本來可以達成的協 議變得不可能，產生衝突。（p. 102.）這又有三種情況，一是想虛張聲勢、二 是想避免惡名、三是想保密以奇襲。（pp. 102-103.）

第二，可信承諾的問題（problems of credible commitment）。族群衝突之所 以會產生，也是由於各團體不能可信地承諾，遵守互利的約定。換句話說，至 少有一個族群不能有效地使對方相信，自己不會在未來片面推翻協議。於是 乎，也許推翻協議是代價高昂的，但團體卻可能先推翻協議，以免在未來被對 方背叛。（p. 104.）雙方可接受的協議內容，反映了雙方的相對權力，但是這 種相對權力是會改變的，如果協議不能相映的調整，可能就會導致協議的破 裂。（pp. 106-107.） 第三，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無政府狀態下的自然結果就是安全 困境，其邏輯是在國家之間適用，也在國家統治能力衰弱之下個族群團體之間 適用，一方為了增加自己的安全卻威脅了他人的安全，導致敵意與軍備的螺旋 上升。安全困境分析的核心在於哪些情況會使得衝突的一方會有動機訴諸先發 制人的武力。當攻勢主宰時，即使是偏好維持現狀的一方，也會發動先發制人 的攻擊，以避免未來的命運變得更糟。（pp. 108-109.） 在國家統治力衰弱或是將要率弱之際，除了族群之間的前述三個戰略互動 困境，族群內的兩個催化劑也會使得一個多民族國家中各族群的激化與對立急 遽升高。一是「族群激進主義者」（ethnic activists），二是「政治野心家」 （political entrepreneurs）。（p. 109.） 每個個人都希望屬於某一個群體，但是這種歸屬感與認同感的強弱是因人 而異的，那種情感特別強烈者就是族群激進主義者，他們會去說服其他人也增 強他們對族群的認同感，導致社會迅速的極化。這些激進份子可以促使他人展 現出原本不是那麼強烈的認同感，使原本是和諧的族群間產生分裂。（pp.

109-110.）政治野心家，它們也許不是族群上的激進份子，但是為了政治上的權 位，也會加速多民族社會中的對立與極化。（p. 110.）

除了前述的理性因素，一些非理性的因素也會加速極化與對立。諸如政治 迷思、歷史仇恨等情緒，使得一個族群會扭曲對其他族群的印象，使它們看起 來比實際上更可恨，更有敵意。（p. 111.）

V.P. Gagnon, Jr., “Ethnic Nationalism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 The Causes of Serbia,”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132-168.

V.P. Gagnon, Jr.認為現有研究多認為，族群民族主義情緒（ethnic nationalist sentiment）本身就是國際衝突的原因，或是認為衝突是對外再安全考量的反 應，而使領導人在族群民族主義情緒上火上加油。但 V.P. Gagnon, Jr.認為這兩 種說法均不正確，族群衝突是肇因於族群內的衝突。（p. 133.） 國際關係中主宰性的現實主義途徑對於族群分佈線上的衝突，只提供了很 少的說明，也不能解釋向南斯拉夫這樣的例子。專注於外在安全考量，現實主 義途徑主張以族群民族主義之名的衝突行為，是對來自外在對國家或族群團體 的威脅所做的反應。有關族群衝突的文獻一般以「族群團體」做為行為者並且 分析在這些團體之外的因素，來解釋這些團體間的衝突。但在事實上，塞爾維 亞領導人從 1987 年以來就以蓄意的挑釁、積極創造，而非回應對塞爾維亞的威 脅，促成了族群分佈線上的衝突，特別是在歷史上族群關係良好（good）南斯 拉夫地區。（p. 134.）關於歷史仇恨導致衝突的說法也不被事實所支持，實際 上，南斯拉夫歷史上從未發生類似西歐與中歐的宗教戰爭，塞爾維亞人與克羅 埃西亞人在本世紀（20 世紀）之前從未交戰。（p. 135.） V.P. Gagnon, Jr.提出一套理論架構，這是基於四個基礎。第一，內政領域是 國家決策者的核心考量焦點，因為那是他們權力的基礎所在，統治菁英會專注 於保持其國內的權力基礎。（pp. 136-137.）；第二，影響內政最有效、最廉價 的方式是說服，而其中一種最有效的方是就是訴諸對群體的認同；第三，在內 政領域上，在尋求支持時，目標必須指向那些維持權力所需的大眾的物質或非 物質價值，因此類似族群、宗教、文化、階級將扮演重要角色；第四，在理念 上的衝突是內政的本質，領導人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定義集體的利益，以使之 與領導人個人的自身利益相符，易言之，領導人必須以集體利益的語言來表達 他們自己的利益。（p. 137.） 基於這四個基礎，V.P. Gagnon, Jr.提出了 9 項假設，說明領導人何時會以 「對族群的威脅」之名，正當化其衝突的策略。 第一，如果領導者面臨另一個政治菁英的挑戰，這個挑戰者正試圖動員民 眾威脅了領導人的權力或是其權力所繫的政治、經濟基礎。在這種情況下，如 果挑起一個對外的衝突對領導人來說其利益淨值為正，他就會這麼做。（p. 137.） 第二，受威脅的菁英會以一種對其內政權力危險最小的方式來回應其內部 的威脅。領導者有時不能訴諸武力或必須遵守國內的遊戲規則，在這種情況下 一個有效的策略就是轉移注意力，把爭執的焦點帶離他們最受威脅的議題，例

如把政治經濟改革的議題帶向族群或宗教問題。( pp. 137-138.)但族群或宗教本 身並不能決定利益，因此競爭的菁英們便專注於如何透過選擇性的擇取傳統與 迷思，來建立一套在族群上特定的方式來定義集體的利益，以符合菁英自己的 利益。（p. 138.） 第三，在這種定義群體利益的競爭中，對於外在威脅的印象或聲稱，將扮 演關鍵性的角色。這種策略可以引涉聲稱的威脅挑起衝突，以創造威脅的印 象。而藉由這種對群體威脅的印象，就可以要求群體中的個人為了群體而犧 牲，而這種時候除了族群，其他的都不重要，則政治上的挑戰者就可被斥為群 體的叛徒，因此領導者挑起衝突將獲得極大的利益。（pp. 138-139.） 第四，在內政的情境下，資訊以及對資訊的控制扮演關鍵角色，控制大眾 傳播媒體將可獲得巨大的政治優勢，而這也是挑起對外衝突策略成功的關鍵。 （p. 139.） 第五，當過去的政治參與是如此的定義；或當這樣的定義被國際情勢所鼓 勵；或當菁英被視為是族群利益的保衛者，菁英就會傾向以族群來定義相關的 集體。顯然，對於群體的威脅如過要在政治上有意義，相當多數的行為者必須 能夠被定義為屬於群體的一員。（p. 139.） 第六，統治菁英面臨的威脅愈大、愈急迫，他們將愈加願意採取短期內可 以保持自己地位的措施，這些措施也許在長期上有很高的代價，但實際上他們 可說是完全忽略的未來的代價。（p. 140.） 第七，被威脅的菁英可能利用少數的新法西斯政黨做為其衝突策略的一部 份。每個國家都有少部分的族群極端份子，但他們並不會主導國家政策，利用 新法西斯政黨，給予他們媒體的曝光的一個好處在於，這會使得本來是偏右的 意見顯的較為「中立」，本來是一個種族主義的言論在利用此種策略之後，可 能就變成溫和派了。藉著將族群議題帶到政治語言的中心，於是那些在經濟上 的極端保守主義者也就成了溫和的中立者。（pp. 140-141.） 第八，衝突的代價會被仔細的監測，因為代價必須小於收益。當衝突還在 言詞層面時，那幾乎是沒有代價的，但一旦牽涉到軍事行動，大眾就要開始承 擔衝突行為的代價。因此菁英所挑起的衝突，位置上會儘量遠離政治菁英主要 支持的權力基礎來源，使他們的支持者承擔較少的代價。（p. 141.） 第九，外部代價也很重要。挑起對外衝突策略是在當潛在的國際代價（也 就是這主措施將會如何影響維持現狀政治菁英的內政權力地位）最小時最可 能。但如果外界反應的代價是威脅了維持現狀政治菁英聯盟的一部份，他們也 許會叛離。如果政治上的挑戰者能 提供誘 因，他們就特別可能叛離。（p. 141.）

Stuart J. Kaufman, “Spiraling to Ethnic War: Elites, Mass, and Moscow in Moldova’s Civil War,”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169-199.

Stuart J. Kaufman 指出一般有三種途徑解釋族群戰爭的起因，第一是歷史仇 恨，第二是族群間的安全困境，第三是好戰領導人的刻意操作，但 Stuart J. Kaufman 認為這三種解釋儘管有其道理，但都只是片面的，族群戰爭的起因需

要這三項因素全部具備才會發生，同時，更需要許多前提條件。（pp. 169-170.）

這些前提條件包括：以族群所定義的不滿、人口威脅、負面的族群刻板印 象、族群宰制的歷史、族群象徵、對於群體滅絕的相互恐懼、事實上的無政府 狀態、可用於戰鬥的軍事工具、族群上喊價的政治空間（political space for ethnic outbidding）。（p. 174.） 一、大眾敵意的必要前提條件。大眾的敵意（mass hostility）同時需要理性 的不滿與情緒上的仇恨。理性上的不滿總是包含一定程度的經濟痛苦，而這種 痛苦又一定要是依族群而界定的，也就是一個族群對另一個族群的不滿。而情 緒上的指控是來自於族群滅絕的恐懼，這樣的恐懼需要負面刻板印象、受威脅 的族群象徵、產生威脅的族群人口狀態，以及歷史上的族群宰制。負面的刻板 印象是使人對其他群體產生敵意的必要條件，而象徵性的事物（如旗幟）才能 使人將立即的議題與根本的問題聯繫在一起。產生威脅的人口分佈，例如人口 佔少數，或是人口比例相對衰減，是一個族群可能正走向滅絕的具體證據。最 後，族群宰制的歷史，使得滅絕的威脅既可信又恐怖，而這也使得一個特定的 族群成了威脅的來源。一個族群的歷史學者與新聞人員愈強調一個民族過去受 害的歷史，情緒上的指控與怨恨就愈強烈。（p. 174.） 二、安全困境的必要前提條件。族群間的安群困境只可能在一個事實上的 無政府狀態存在時才會發生。這是指國家不是沒有意願，就是已經沒有能力保 障境內所有主要族群的安全，迫使這些群體只有訴諸自助。（p. 174.）族群的 安全困境，還需要各方都互相接收到，對方試圖擺脫滅絕的努力，就是使自己 受到滅絕的威脅，這需要雙方都覺得人口的狀態都有潛在的威脅。這種狀況最 普遍的就是所謂「族群親近問題」（“ethnic affinity problem”），也就是在一個 區域的少數族群，在另一個區域卻是多數族群。最後一個族群間安全困境的必 要前提條件是雙方都有動員進行戰鬥的能力，這需要武器、可動員與組織的資 源、以及領土基礎。如果一個群體沒有領土基礎，就無法建立軍事組織進而威 脅其他族群，則安全困境的螺旋升高就不會啟動。（p. 175.） 三、好戰菁英喊價的必須前提條件。菁英所進行的族群喊價只有在群體有 足夠的政治空間來在族群議題上動員：嚴厲的壓制會防止動員。要產生效果， 極端主義的訴求必須被那些願意接收者所聽到，因此，喊價只有在大眾敵意也 存在的情況下才會有用。（p. 175.） Stuart J. Kaufman 依據族群間暴力是由大眾或菁英所掀起，而又是由主宰或 從屬的群體所發起，將族群戰爭的爆發模式分成四種。（p. 177.）

第一大類是屬於大眾引起的暴力模式（mass-led violence pattern）。這種族 群戰爭只在大眾的敵意以及前述所有的前提條件都出現，且事涉中有一方感受 到族群滅絕的威脅才會發生。在這種情庫下，只有國家的強制力才能避免衝突 爆發，一旦強制力被移除，就創造了政治動員的空間，衝突便開始升級。而大 眾引導模式依發起方又分為，由從屬、少數族群一方所發起者，稱之為「大眾 叛亂」（mass insurgency），而由主宰、多數一方所法起的，則稱之為「普遍 沙文主義」（popular chauvinism）。（pp. 176-177.）

第二大類則是菁英引起的暴力模式（elite-led violence pattern），在這種模 式中，極端主義的政治菁英在族群緊張尚低之際掌政，並且把大眾敵意的前提 轉換成為積極的敵意，例如使用宣傳機構，誇大宣傳刻板印象、人口趨勢，使 之成為對族群生存的威脅，並利用其權力控制談判，挑起與敵對族群的新的衝

突，並壓制任何可能的妥協，詆毀主張溫和路線的政敵。最後，組織武力進行 暴力挑釁，如果另一方也以暴力回應，安全困境的螺旋升高便啟動，而持續挹 注了宣傳與暴力。菁英引起的暴力模式依發起者已可分為：由主宰、多數一方 所發起的「政府侵略主義」（government jingoism）；以及由從屬、少數一方發 起的「菁英陰謀」（elite conspiracy）。（pp. 178-179.） 族群內戰在定義上固然是一國之內不同團體之間的戰爭，然而，外國的資 助往往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甚至關鍵的角色。國外的贊助者對於菁英陰謀的暴力 模式是特別重要，軍事援助就是其中一種主要幫法。總之，國外支助者主要的 角色就是幫助哪些傾向戰鬥的群體，給予他們戰鬥的工具。（p. 179.）

Šumit Ganguly, “Explaining the Kashmir Insurgenc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cay,” in Michael E. Brown, Owen R. Coté, Jr.,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1997), pp. 200-231.

Šumit Ganguly 主張喀什米爾叛亂是因為與政治動員並列的機制逐步腐朽 （steady institutional decay）所導致。（p .215.）

政治動員系指：個人進入政治領域，而成為一個行為者。這牽涉到逐步增 長的政治參與要求。不是繼續在政治上保持沈默並接受既存的政治安排，被動 員的人群積極的尋求影響其政治命運。政治動員來自於日漸增長的識字能力、 暴露於大眾傳播媒體，接受高等教育，以及所伴隨政治知識的增長。在多族群 社會中，這種增強的政治知覺往往導致對於族群歧視日加敏感，而這種敏感導 致更大的政治參與要求。（p. 216.） 然而，如果一國的機制無法提供管道讓族群政治性的不滿獲得宣洩，或提 供補償，則新近被動員的少數族群就會訴諸於暴力表達他們的訴求。對此，一 國政府通常會採取高壓強制的手段，但這往往只會產生反效果，消除了原有的 一些溫和份子，使得不滿更加激化。而這種高壓的措施終究導致了暴力的逐步 升級。（p. 217.） 這種對於族群政治暴力興起的解釋，Šumit Ganguly 嘗試以四個階段來進行 說明：第一，假定在一個多族群社會中有少數族群逐漸感覺到在政治與經濟上 受到歧視。第二，缺乏表達這些不滿所必須機制實體。第三，面臨這種持續的 歧視且沒有可供宣洩的機制管道，少數族群中會有部分人士開始訴諸於暴力以 求改變現狀，而在這個過程中，溫和派日益被邊緣化。第四，問題所在的國家 可以退讓妥協並處理這些不滿，或是訴諸壓制性的策略。（p. 217.）

附錄 部份參考文獻

Bosco, Joseph. 1994. "Faction Versus Ideology: Mobilization Strategies in Taiwan's Elections." China Quarterly, 137: 28-62.

Brown, Michael E.,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1996.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Brown, Michael E., ed. 2001. Nationalism and Ethnic Conflict. Rev. 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ader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uruma, Ian. 1996. "Taiwan's New Nationalists." Foreign Affairs 75(4): 77-91. Cheng, Tun-Jen. 1989. "Democratizing the Quasi-Leninist Regime in Taiwan." World

Politics 41(4): 471-99.

Cheng, Tun-Jen, and Stephan Haggard. 1992. "Regime Transformation in Taiwan: Theoret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edited by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1-29. Boulder, CO.: Lynn Rienner Publishers.

Chu, Yun-han. 1999. "The Challenges for Democratic Consolidation." I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edited by Hung-Mao Tien,

148-67.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Copper, John F. 2003. "Taiwan: Democray's Gone Awr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2(34): 145-62.

Ganguly, Sumit. 1996. “Explaining the Kashmir Insurgency: Political Mobilization and Institutional Dec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2, 76-107

Eckstein, Harry. 1975. "Case Study and Theory in Political Science." In Strategies of

Inquiry, edited by Fred I. Greenstein and Nelson W. Polsby, 79-137.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Friedman, Edward. 1997. "Chinese Nationalism, Taiwan Autonomy and the Prospects of a Larger Wa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6 (14): 5-32.

Horowitz, Donald L. 1985. 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untington, Samuel P. 1991. The 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Kaplan, Robert D. 1993. Balkan Ghosts: A Journey Through History. New York: St. Martin’s.

Liu, I-chou. 1999.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pposition." I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edited by Steve Tsang and Hung-mao Tien,

Mansfield, Edward D., and Jack Snyder. 2002. "Democratic Transitions, Institutional Strength, and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56 (2): 297-337.

———. 1995.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Danger of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 (1): 5-38.

Nathan, Andrew J. 1996."China's Goal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hina Journal, 30: 87-93.

———. 2000. "What's Wrong with American Taiwan Policy."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23(2): 93-106.

Posen, Barry R. 1993. “The Security Dilemma and Ethnic Conflict,” Survival 35:1, 27-47

Rigger, Shelley. 2002. "The Education of Chen Shui-Bian: Taiwan's Experience of Divided Governmen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11 (3): 613-24. Roy, Denny. 2000.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Survival 42(1): 76-96.

Sheng, Emile C. J. 2002. "Cross-Strait Relations and Public Opinion on Taiwan."

Issues & Studies 38(1): 17-46.

Smith, Anthony D. 1983. Theories of Nationalism, 2nd ed. New York: Harper & Row. Snyder, Jack, and Karen Ballentine. 1996. "Nationalism and the Marketplace of

Idea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1 (2): 5-40.

Snyder, Jack L. 2000. From Voting to Violence: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alist

Conflict. New York: Norton.

Tien, Hung-Mao. 1992. "Transformation of an Authoritarian Party State: Taiwan's Development Experience." In Political Change in Taiwan, edited by Tun-Jen Cheng and Stephan Haggard, 33-55. Boulder, C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Tien, Hung-Mao, and Tun-jen Cheng. 1999. "Crafting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In

Democratization in Taiwan: Implications for China, edited by Steve Tsang and

Hung-mao Tien, 23-48.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Tien, Hung-Mao, and Yun-han Chu. 1996. "Building Democracy in Taiwan." China

Quarterly, 148: 1141-70.

Van Evera, Stephen. 1994. “Hypotheses on Nationalism an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8:4, 5-39

Wachman, Alan M. 1994. Taiw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 Armonk, NY.: M.E. Sharpe.

Momentum.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u, Yu-shan. 2001. "Comparing Third-Wave Democracies: East Central Europe and the ROC." Issues & Studies 37 (4): 1-37.

Young, Crawford. 1976.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Pluralism.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Zakaria, Fareed. 1997. "The Rise of Illiberal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76 (6): 22-43.

Zhao, Suisheng. 1999. "Changing Leadership Perceptions: The Adoption of a

Coercive Strategy." In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edited by Suisheng Zhao, 99-125. New York: Routledge.

Zheng, Yongnian. 1999. 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 Modernization,

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王甫昌，1998，〈族群意識、民族主義與政黨支持：一九九Ｏ年代台灣的族群 政治〉，《台灣社會學研究》，2: 1-45。 王家英 ，1994，《民主化與分離主義：台灣近年的政治發展與兩岸關係》，香 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 石之瑜 ，1994，《當代台灣的中國意識》，台北：正中書局。 何思因，1994，〈台灣地區選民政黨偏好的變遷：1989-1992〉，《選舉研 究》，1: 39-52。 吳乃德，1996，〈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基 礎〉，《台灣政治學刊》，創刊號，頁 5-39。 吳乃德，2002，〈認同衝突和政治信任：現階段台灣族群政治的核心難題〉， 《台灣社會學》，4: 75-118。 吳玉山，2001，〈兩岸關係中的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中國事務》，4: 71-89。 林佳龍，鄭永年 （編），2001，《民族主義與兩岸關係》，台北：新自然主 義。 張茂桂等，1993，《族群關係與民族主義》，台北：業強出版社。 張茂桂、吳沂怡，1997，〈教育對統獨傾向的作用〉，《台灣政治學刊》，第 二期，頁 107-189。 戴國煇，1994，《台灣結與中國結》，台北：遠流出版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