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學研究史 — 環繞民族認定與源流史詩兩個課題的分析

全文

(1)《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頁 167-206 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 彝學研究史 ——環繞民族認定與源流史詩兩個課題的分析黃季平 ∗. 摘要彝族的研究，稱為「彝學」。彝學之實，早在一九二八年代已經隱然成形，一九五○年代奠定全面發展基礎，一九八○年代起蔚然成為國際性的學科，並且出現彝學之名，但主力仍然在中國，尤其是彝族本身。彝學的幾個重要領域主要在彝族歷史、社會制度、語言文字等幾方面有較為系統的成果。本文則鎖定「民族認定」與「源流史詩」兩個主題來分析。「彝族」自一九五○年代「民族」確定以來的現況，依官定說法，是「一個語言複雜而支系繁多的民族」。可是學術界也提出「彝族」可能是「一個集合許多民族而成的民族集團」的論點。郝瑞與李紹明對於此點有過觀點有異，論述堅實的討論。彝族的源流史詩，在量方面，篇數很多，在質方面，從宗教、社會、文學等領域來看，都有相當重要地位，備受重視。一九五○至一九八○年代，把作品翻譯成漢語是主要發展，重要的翻譯單位是貴州畢節翻譯研究所，翻譯許多重要典籍。巴莫曲布嫫是重要的研究者，開拓源流史詩研究的新方向。源流史詩須在彝族文學史裡去找定位，但是彝族文學史成立的先決條件是彝族的成立。因此彝族的建構與彝族文學史的建構，便成為我們關注的要點。「民族認定」與「源流史詩」這兩個主題，可以列入彝學的核心領域。關鍵詞：彝族、彝學、研究史、民族認定、源流史詩、彝族文學. ∗. 國立政治大學民族學系博士班學生、專任講師.

(2) 168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一、序論去除中國史籍材料中對彝族各種散見的記錄不談，1 在十九世紀中，西方的學者、探險家、殖民者、傳教士等，就在彝族聚居區考察、探險，寫出許多見聞錄、探險記等相關著作，這是近代彝族研究的開始。二十世紀二○至三○年代，社會學家、人類學家開始關注彝族，進行各種田野工作，留下許多重要的民族誌材料。彝學真正成為一門學科、應該是二十世紀八 ○年代，在中國有專門的研究院系成立，在國際有美國、德國、日本等地的人類學、民俗學者，開始頻繁深入彝族聚居區，進行各項研究。從十九世紀中到現在，我們看到彝族研究的歷程，大約有 150 年的歷史。二十世紀八○年代以來，彝族研究在學術走向上，由語言、文字、歷史的研究漸進到彝族文化的各個層面，進而擴及到理論層次的探討。配合學術發展的走向，目前我們把對彝族的研究，稱為「彝學」。彝學是否為獨立存在的學科體系？從九○年代起，國際的各種學術論著紛紛出爐，已蔚然成為國際性的學科，中國本民族的學者與他族的學者也不斷發展系統的學科理論，而方法論的累積，也不斷增加，彝學本身已在更新自己的學術形態，逐漸找到自己的定位。彝學的幾個重要領域主要在彝族歷史、社會制度、語言文字、民俗文化等方面，可以見到較為有系統的成果。本文第一節將針對彝學研究史做整體性的介紹與分析。本文的重點則鎖定「民族認定」與「源流史詩」兩個主題來分析。「彝族」自一九五○年代「民族」確定以來的現況，依官定說法，是「一個語言複雜而支系繁多的民族」。可是學術界也提出「彝族」可能是「一個集合許多民族而成的民族集團」的論點。這方面研究的重點為何？對彝學研究的影響是什麼？這是本文要探討的面向。彝族的源流史詩，在內容上是以創世的內容開始到死亡葬祭為止；在文本上是以最初的口傳到畢摩文字的紀錄。史詩在量方面，篇數很多，在質方面，從宗教、社會、文學等領域來看，都有相當重要地位，備受重視。本文即針對這個領域的 1. 中國歷代對於彝族的記錄和研究，主要散見在各種史籍材料當中，彝族被稱為倮儸、黑夷、夷、夷家、羅鬼、蠻家、白夷、蠻子、烏蠻等稱呼，這些典籍大多記載其風尚、禮俗、生產與生活，但記載簡略、論述偏頗，本文論述的彝族研究史，是以近代學術發展為主，故摒除這些歷代史籍的記載。.

(3) 彝學研究史 169. 研究成果，做整理與分析。. 二、彝學的發展整體來看，近代彝學研究的歷史可以分成四個時期。我們以年代來做區分，找出三個對彝族研究的歷程有影響性的時間點，以此分期，論述其研究史才有脈絡可循。第一個時間點，以一九二八年作為一個斷限，2 這一年是國民政府在南京建立，實際上，代表一個舊時代的結束，新時代的誕生，而這個新時代正在與世界接軌，代表現代民族國家的崛起，這個時間點有其意義與代表性。第二個時間點是一九四九年，共和國的成立，也代表一個政治型態的轉型。社會主義時期的中國，對於學術研究的態度，是有別於其他資本主義的社會，大規模的調查與集體的學術整合力量，為彝族留下許多珍貴的歷史紀錄。第三個時間點是一九八○年，這一年，中國開始走出文革之後的陰霾與封閉，整個中國開始進入新的發展，經濟帶動的改革，在學術發展上也產生了變化，開放的學術研究，國際與本土學者相互競合，「彝學」的研究，至此方興未艾。. （一）彝族研究的開端（1860-1928）西方學者對彝族及彝族文化的研究，肇始於十九世紀下半葉至二十世紀初葉，正是彝學研究進入國際視野的起步階段。從研究者來看，法國人以越南殖民地所在的便利性，捷足先登踏上彝族的生活地區，在彝族地區考察、探險、傳教的人數最多，其次是英國人美國人，他們大多是以旅行家的身份進入彝族地區活動，3 在其出版的調查報告與旅行日記當中，只有部分章節描寫到彝族地區，可知彝族並非唯一的考察對象。最後是日本人類學家鳥居龍藏率領考察團深入雲南、貴州、四川考察苗族與彝族，用科學的方法記錄兩民族的生活實況，成為重要的民族誌材料。 4 探險者留下的記錄以法國殖民軍一等醫官呂真達 ( A. F. Legender ) 較具有代表性。呂真達從一九○七年至一九一○年先後兩次考察四川涼山和. 2. 李列，〈彝族研究現代學術的建立（1928-1949 年）〉（北京：北京師範大學，2005，博士論文），頁 4-7，作者將 1928 年訂為彝族現代學術建立的第一年。. 3. 同上註，頁 20-23。. 4. 同上註，頁 24。.

(4) 170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雲南彝區，著有 Les Lolos: é tude anthropologique et anthropoloque（1909）、 The Lolos of Kiantchang（1911）等書中，比較詳盡地記敍了涼山彝族社會的奴隸制和奴隸制下的等級結構情況。呂真達以體質研究下手，認為彝族是「獨立倮倮」，是雅利安人，社會集團分為三個等級，第一等級是血統純淨的黑彝，是部落的貴族；第二等級是血統不純淨的白彝，他們是彝族社會的中產階級，佔人口極大部分；第三等級是奴隸。等級劃分不論功績如何，永遠不變動。 5 在當時能有如此深入的描述，實屬難得。在彝區進行傳教的外國傳教士中，成就突出是法國傳教士保祿‧維亞爾（Paul Vial，漢名鄧明德），他在雲南路南彝區傳教三十年，能說流利的撒尼彝語，又向當地畢摩學習古彝文，也對彝族歷史、文化作過深入細緻的研究。他主要的著作是彝漢兩種文字對照的彝文經典《宇宙源流》（共收入了《天地起源》、《洪水氾濫》等篇章）、《倮倮‧歷史‧宗教‧習俗‧語言和文字》、《雲南彝族文字研究》、《彝語語法》、《法倮字典》等等，為當時彝族文化研究提供大量的實地調查資料和文獻依據，法國文學院根據他對彝族研究所作的貢獻，授予文學博士學位。 6 日本民族學學者鳥居龍藏。從一九○二年到一九○三年，在中國西南地區進行調查，他以田野調查的實證性研究方法，考察中國的苗族和彝族，涉足川、滇、黔三省彝區。在一九○六年發表了旅行日記《從人類學上看中國西南》，詳實記錄中國西南的彝族、苗族、侗族、布依族、傈僳族、藏族等少數民族和貴州漢族的生活文化。之後在一九○七年又發表《彝族的體質》、《紅岩山的古代文字和彝族的關係》一文，在方法論上建構了田野作業的實證性研究，也為彝學研究提供可多得的民族學資料。 7 一九二八年以前，國外學者對彝族的研究還談不上深入，只能說開始有研究的雛形。其中對彝族文獻和文學的調查、搜集與評述，儘管簡短、零碎，但記錄的客觀性較強，對我們今天研究彝族歌謠和文學傳統的歷史斷面也不失其真實性的價值。我們認為在彝文與彝語方面的研究較為可取外，這個時期的研究只能算是停留在介紹概況和客觀描述的層面上，並沒有全面系統性的理論分析和研究。事實上，這個時期外國人對彝族的好奇， 5. 余宏模，〈彝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收於貴州省彝學研究會編，《貴州彝學》（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1993），頁 18。. 6. 同上註，頁 19。. 7. 黃才貴編著，《影印在老照片上的文化——鳥居龍藏博士的貴州人類學研究》（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0），頁 9-10。.

(5) 彝學研究史 171. 最主要還是來自殖民主義和傳教的需要，但從客觀的角度來看，這些文獻資料，能夠部分還原當時的現況，為後來的研究者，提供可資參考的材料。. （二）現代學術的建立（1928-1949）二十世紀的三、四○年代，由於社會學、民族學、人類學、宗教學、語言學等現代科學相繼傳入中國，出現了一種新的學術走向，以研究「地域性」與「民族性」為目標，實現地域間和族際間的文化溝通與文化理解。代表性學者有楊成志（法國民族學）、丁文江（人文地理學）、徐益棠（社會學）、馬學良（語言學）、林耀華（英國社會人類學）等人，另外本民族學者的自觀研究則以嶺光電與曲木藏堯為代表。他們將民族誌方法或社會學的社區考察，完整地運用到彝族本土文化的觀察與研究之中，開創中國彝學的先河。一九二八年，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成立，下設四組，第一組就是民族學組，當時所制定的工作計畫之一是對西南各省進行調查。同一年，中山大學成立語言歷史研究所，開始派員進入川滇進行民族學調查。在這樣的學術背景下，彝族研究進入轉型與開拓的時代。強調實地田野調查，運用科學理論與多學科建立學術關係，是這段時間研究的重心。另外，隨著南京國民政府成立，西康建省，長期以來難以管控的彝族聚居區，因國家建設、國防需要而成為必須要瞭解的場域，於是由政府邀請社會各方對彝區進行考察的官方團體與學術團體增加，形成當時的調查風氣。抗戰時期，內遷西南的各學術機構，開始展開對西南少數民族的調查。或許是就地取材的便利性，開發西南、建設後方的理想性，以及少數民族研究的學術價值，許多學者紛紛實現自己的田野夢想。我們以時間先後的順序，呈現這個時期學術與官方的調查的成果。. 表1 時間. 調查人員. 調查地點. 調查成果. 1928.91929.5. 楊成志. 大涼山（大板橋、巧家、 1943 年出版《中昭通、六城壩）昆明國西南民族中的羅羅族》. 1931. 曲木藏堯. 廣西、貴州、雲南彝區. 1934. 中國西部科學院考察團. 大小涼山（雷波、馬邊、 1935 年出版《四. 1933 年撰《西南夷族考察記》.

(6) 172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屏山、峨邊四縣）. 川省雷馬屏峨調查記》. 1935. 成都中央軍官學校. 馬邊、雷波. 〈治理涼山彝區的方案〉. 1936. 成都行營邊正設計委員會邊區調查團. 雷波、大小涼山、西昌. 1939 年出版《寧屬調查報告彙編》. 1937.111939.7. 西康省政府參議莊學本. 越西、冕寧、昭覺、鹽源. 1941 年出版《西康夷族調查報告》. 19361937. 嶺光電邊民調查團. 涼山. 1943 年出版《倮情述論》. 1939. 川康科學考察團（馬長壽參與）. 西昌、涼山、雷波. 考察報告書. 1939. 李有義雲南大學社會學研究室. 雲南路南縣. 1943 年發表〈漢彝雜區經濟〉. 1939. 國民參政會川康建設視察團（黃炎培）. 西昌、昭覺、冕寧. 《川康建設視察團報告書》，黃炎培 1940 年出版《蜀南三種》. 1939. 馬學良李方桂的語言調查團. 雲南路南縣、祿勸、武定. 1941 年出版〈撒尼彝語研究〉. 1940. 江應梁（中國邊疆建設協會協助）. 重慶、峨邊、屏山、馬邊、雷波、雲南. 1947 年出版《涼山夷族的奴隸制度》. 1940. 四川省政府邊區施教團徐益棠. 雷波、馬邊、屏山、峨邊四縣. 1940 年出版《雷波小涼山之倮民》. 1941. 西南聯合大學川康科學調查團）. 昆明、西昌、西康（唯一穿過大小涼山的團體）. 曾昭掄 1945 年出版《大小涼山夷區考察記》. 1942. 蒙藏委員會編. 1942. 陸雲逵. 《甯屬洛蘇調查報告》雲南新平縣. 1942 年發表〈大寨黑夷之宗族與圖騰制〉. 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 1943. 林耀華燕京大學邊區考察團. 大小涼山. 1947 年出版《涼山夷家》. 1943. 袁家驊. 雲南峨山縣、路南縣. 1945 年發表〈阿細民歌及其語言〉. 南開大學邊疆人文研究室. 資料來源：依據李列，〈彝族研究現代學術的建立（1928-1949 年）〉一文製表。.

(7) 彝學研究史 173. 茲就幾位重要學者，闡述他們的研究成果。楊成志，是推動彝族研究從古代走向現代的轉型的重要學者。一九二八年九月到一九二九年五月，他深入涼山彝區調查，這段旅程艱苦異常，因為田野調查的地點是被外國人稱作「獨立倮倮」（Independent Lolo）的蠻荒之地。在涼山兩個月，行程約 1,000 公里，回到昆明，受到學界的推崇，之後又陸續調查雲南的羅羅直到一九三○年三月才回到中山大學。楊成志的調查成果，完成了〈雲南民族調查報告〉（1930），這是他對西南民族進行調查的總結報告，被稱為「我國西南民族調查的先導傑作」。〈雲南羅羅族的巫師及其經典〉（1931），本書對彝族巫師和經典的關係進行論述，對彝族經典進行分類，可說是為西南民族開闢一研究新園地。一九二八到一九三二年間，將陸續發表的論文匯集成《雲南羅羅族論叢》（1932），本書可稱為是「羅羅研究的第一本巨著」。8 他以《羅羅文字與經典》（1935）論文，得到巴黎大學民族學博士學位。以西南民族實地調查的成果作為一個開先基的代表，楊成志的研究果代表當時彝族研究的方向。 9 這個時期，同樣是民族學的調查，林耀華的學術研究，可以代表彝學研究的另外一種典型。 10 他的研究超越之前彝族研究的「所見所聞式」的調查和整理，重要的學術著作《涼山夷家》（1947）是經典的彝族民族誌，從零碎的考察材料建立民族誌的敘事模式，其中以家族制度研究和親屬稱為關係奠定其學術地位。之後，再上涼山兩次，完成《涼山彝家的巨變》（1994），長達半個世紀對彝族的關注，是對彝族研究承先啟後又有重大突破和進展的學者。對彝族語言進行專門的學術調查，是這個時期才開始的學術工作。馬學良是中國傑出的語言學家，他從語言學的角度，用科學的方法對彝語進行全面與系統的調查，開拓民族語言學的研究領域和視野。他的彝語研究包括對彝語進行溯源探討，以及彝語語音、語法、句式特點分析研究，此外更把彝語放在彝族社會歷史的背景下，調查彝族社會歷史，作為翻譯彝文經典的參考。他前後搜集到兩千多冊彝文經典，並發表許多重要文章， 8. 王水喬，〈楊成志與西南民族研究〉，《雲南民族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1996）頁 55。. 9. 蔡家麒，〈滇川民族學調查第一人——記楊成志先生滇川調查之行〉，《雲南民族大學學報》4 （2003），頁 26-28。. 10. 孫慶忠，〈林耀華教授和他的涼山彝族研究〉，《中央民族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6（2000），頁 11。.

(8) 174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馬學良的研究代表當時彝文典籍研究的最高成就。 11 彝族研究學術化的推進與現代民族國家建構是同步行的，一九二八年的彝族研究，主要還是以非彝族學者的研究為主，這是當時民族學學術發展的主流。我們發現在主流之外，出現兩位彝族本民族的菁英，嶺光電和曲木藏堯，一個是土司後裔、一個是白彝出身，他們都有外出求學，帶著新知識與觀念回到本民族地區服務的歷程。嶺光電寫《倮情論述》（1943），共有 12 篇文章論述彝族的歷史和民俗風情。曲木藏堯被國民黨派到廣西、貴州、雲南搜集彝族生活、風俗、文化、社會經濟等狀況，這些資料成為《西南夷族考察記》（1933）一書。站在本民族自觀的角度來看，兩位彝族人所呈現的觀點，為之後的彝族本土研究，開創先河。 12 一九二八至一九四九年彝族研究，標示著現代彝族研究的深入和發展，除了研究視角的轉變和方法的成熟外，最主要應該是中國民族學學科的建立。學者們深入彝區，以田野調查為主，結合史籍記載，對彝族社會歷史、語言文字進行研究，其研究成果不但引起學界的巨大反響，也讓彝族研究走入現代的學術研究。另外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影響，國外學者對彝族的考察和研究活動處於消停狀態，直到五十年代以後才再度興起。. （三）當代的調查研究（1949-1980）第三個時期是一九四九年到一九八○年新政權成立後的調查研究。隨著中國民族識別工作的開始，在國家政策的引導之下，大批學者紛紛投入少數民族研究工作，一九五六年開始，這些學者到民族地區進行社會歷史調查，目的是在這些調查基礎上，編寫 55 個少數民族簡史與簡志。13 彝族有許多支系，但被「認定」為一個民族，民族識別後的彝族研究，被一元化的認識所替代，政策的導向，彝族的研究主要偏向耙梳彝族歷史，在彝族同源發展上下功夫；其次則著重彝族社會的研究，尤其針對涼山彝族奴隸制度的研究；最後延續前期研究語言文字的成果，致力翻譯彝文典籍。四九年到八○年代的彝族研究成果，在歷史研究方面，馬長壽的《彝族古代史》（初稿）（1959）；方國瑜的《彝族史稿長編》（1960）、中. 11. 李列，〈彝族研究現代學術的建立（1928-1949 年）〉，頁 198-200。. 12. 李列，〈現代學術史上的彝族主位研究——以嶺光電和曲木藏堯為例〉《民族藝術研究》1（2006），頁 22-23。. 13. 白興發，〈近百年來彝族史研究綜述〉，《學術月刊》9（2003），頁 67。.

(9) 彝學研究史 175. 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雲南少數民族社會歷史調查組組織的《彝族簡史》編寫組出版《彝族簡史》初稿（1963）。到了八○年代，方國瑜在《彝族史稿長編》的基礎上改定出版《彝族史稿》（1984）；《彝族簡史》在多次增補修訂後，也於一九八七年正式出版。系統地編纂彝族史，將彝族歷史發展脈絡釐清，上述三書都有重大突破，因此具有代表性，而《彝族史稿》被公認是最具權威的彝族史著作。 14 在彝族社會的研究方面，涼山彝族奴隸制問題向來被研究者注意，《涼山彝族奴隸社會》編寫組先後出版《涼山彝族社會性質討論集》（1977）、刊物《涼山彝族奴隸制研究》（1977-1981）和《涼山彝族奴隸社會》（1982）；以及胡慶鈞的《明清彝族社會史論叢》（1981）、《涼山彝族奴隸制社會型態》（1985），周自強的《涼山彝族奴隸制研究》（1983）。這些研究成果對涼山彝族社會做了系統探索與分析。 15 五○年代之前，陸續搜集到的彝文典籍被視為珍貴的禮物，建國初期，各地彝族代表來北京時，均會敬獻彝文典籍給國家領導人，目前民族文化宮和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典藏的彝文文獻，就是當年有關部門轉贈入藏。16 因為有這些彝文典籍，翻譯註釋的工作成為此時重要的課題，畢節地區成立彝文翻譯組，為此也培養一批彝族學者，羅國義便是著名的彝文典籍翻譯家，當時專門為《西南彝志》譯注，成果豐碩。 17 另外像是《增訂〈爨文叢刻〉》、《彝族源流》、《勒俄特依》等等典籍的翻譯工作，都在這個時期開始，然後在八○年代陸續出版，開花結果。國外學者的研究，主要也在彝族歷史、社會制度和語言文字方面。在歷史研究方面，日本學者對西南民族歷史的研究較有興趣，論著有一定見地。松本信廣對中國古代東南少數民族名稱做過詳細的考證，著有《夷蠻名義考：支那古代東南に住せし民族の名稱に就て》（1944）。藤澤義美專注在南詔國歷史的研究，《西南中国民族史の研究：南詔国の史的研究》（1969），對南詔國歷史世系年代的研究特別出名。白鳥芳郎對西南民族研究的功力頗深，自一九五七到一九六六年發表多篇文章論述，在南詔歷史研究，提出現代彝族中的黑彝來源於唐代的烏蠻，烏蠻屬於藏緬語 14. 白興發，〈彝族史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貴州民族學報》4（2003），頁 152。. 15. 同上註，頁 153。. 16. 朱崇先，〈略論彝學的形成與發展〉，《楚雄師範學院學報》20: 1（2005），頁 73。. 17. 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譯、畢節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編，《西南彝志》（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 1988），頁 4。該書前後歷經 30 年時間和三代人的努力，目前出版了 12 卷，還陸續翻譯中。.

(10) 176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族，故南詔王室是彝族的說法。 18前蘇聯學者Р. Φ. 伊茨的《東亞南部民族史》（1972），這是一本包括彝族在內的中國南方民族史著作，針對彝族部分，引用文獻、考古、語言資料，從多種角度來研究彝族的歷史，提出頗有價值的見地。他認為彝族來源於新石器時代的大溪人--巴人，然後發展成為滇人，再由滇人發展成為東爨人--烏蠻，在當時是研究彝族族源問題的新解釋。美國查理斯‧巴克斯出版南詔史的研究專著《南詔國和唐代中國的西南邊疆》（1982），作者認為「南詔的主要居民屬於藏緬語系，就是今天的倮倮和民家。」 19 在社會制度及社會結構方面，日本大林太良〈關於中國邊疆土司制度的民族學考察〉（1970）、栗原悟〈從明代彝族土司看民族聯合的紐帶〉（1982），是針對土司制度對西南少數民族的影響提出見解，值得參考。英國威寧頓 (A. Winnington ) 根據在四川涼山的實地考察資料，發表了《涼山奴隸》（1959）一書，著重介紹了大小涼山彝族的奴隸制度，並對其等級制度的構成、婚姻關係等問題，有深入的探討。前蘇聯出版了Р. Φ .伊茨和 А.Р.雅可弗列夫合著的《東亞和東南亞諸民族的村社和社會組織》（1967）一書，其中〈關於涼山彝族社會經濟結構的問題〉一章，專門論述了涼山彝族奴隸社會問題。20 日本八卷佳子收錄在《近代中國研究論文集》（1981）一書的文章〈涼山彝族社會性質論爭〉，評述了中國在這一方面的研究情況。在彝族語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外國學者這方面的論述最多。這個時期的討論，比較偏重在彝語語系歸屬的探討，代表性論著有美國謝飛 (Robert Shafer ) 所著的《漢藏語導論》（1966）。他提出彝語與緬語的關係密切，屬於同一語支，在語言同源上的看法是排除納西語和白語為彝語支。同期的另一位美國馬蒂索夫 (James A. Matisoff ) ，長期從事彝語支語言研究，著有《拉祜語和原始彝‧緬語》（1969）、《景頗語和彝緬語聲調：共同的來源和獨立的發展》等專著，主要是對彝語、納西語、拉祜語進行比較研究。日本西田龍雄曾潛心研究彝語支語言和文字，《倮羅譯語的研究--倮倮語的結構與體系》（1979）一書，為研究古代彝語提供重要的貢獻。21此外，創始於一九六八年的國際漢藏語言學會，在歷屆會議上，大多有比較有份量的關於彝語研究的論文發表；還有創始於一九八四年國際彝語支學會， 18. 余宏模，〈彝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頁 20。. 19. 白興發，〈近百年來彝族史研究綜述〉，頁 69。. 20. 余宏模，〈彝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頁 20。. 21. 同上註，頁 21。.

(11) 彝學研究史 177. 每屆年會都有研究彝文、彝語的論文發表。 22. （四）1980 年以後的彝學研究一九八○年以後，中國的學術環境開始國際化，各項學術研究的發展，逐漸朝向更自由的空間，彝族研究的發展，開始走向成為一門獨立的學科，與國際藏學、蒙古學、納西學、苗學、瑤學等學科並肩而立，成為我們所說的彝學研究。從出版品來看，八○年代出版經費增加，研究人才也擴充，各種彝族文化研究書籍紛紛出爐，雲南楚雄，出現一個中華彝族文化學派，由楚雄彝族自治州彝族文化研究所所長劉堯漢主編出版的「彝族文化研究叢書」，透過出版，藉此宣示這個學派的誕生。中國彝族文化學派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從科技史研究入手，以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結合，引起了西方有關學者的極大關注。例如彝族十月太陽曆的發掘和研究、彝族畢摩文化的調查和研究，使國際彝學研究也有新的發展。 23 其他在彝族文化方面，包括《彝族文學史》（1994）、《彝族天文學史》（1984）、《彝族文化史》（1989）、《彝族哲學思想史》（1998）等等。對彝學研究產生影響。彝族傳統文化中以祖先崇拜為核心的原始宗教頗有特點，彝文典籍中關於宗教的經書也非常豐富，八○年代後，彝族原始宗教的調查研究開始拓展，研究者增加、研究的視野增廣，成為彝學研究中重要的研究領域。其中以《彝族原始宗教調查報告》（1993）為重要成果，共調查川、滇、黔三省二十幾個具有代表性的彝區，進行七個月的實地調查，記錄珍貴的宗教儀式、口述傳說，為當時彝族留下珍貴紀錄。從人才培育上看，各民族大學與其他大學相關系所培養許多彝族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彝學研究人才儼然形成。從研究機構上看，有畢節彝文翻譯組、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中央民族大學彝學研究所、貴州民族學院彝文文獻研究所、美姑畢摩文化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學彝學文獻研究中心等十多個專門的彝學研究機構，這些研究機構繁榮與推動了彝學這門學科的形成。. 22. 馬學良，〈國際彝學研究小史〉，文見「第四屆國際彝學研討會」http://iel.cass.cn/ yistudies/ gjyxxs.htm。. 23. 程志方，〈論中華彝族文化學派的誕生——評「彝族文化研究叢書」的出版〉，收於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編，《彝族文化研究文集》（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5），頁 367。.

(12) 178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從定期與制度化的彝學學術性會議來看，四省區彝文古籍收集整理出版協作會召開了 11 次會議，全國彝學學術研討會已召開了 6 屆，此外，地方性、專門性、專題性的研討會每年都在召開。這些研討會不斷推動著彝學研究發展。 24 目前彝學研究朝向以團隊的形式進行重點彝學專案研究，工程浩繁。例如集四省區彝文文字在內的《彝文字典》（1990），目前已完成出版；近千萬字的《彝族通史》正進入統稿階段；楚雄彝族自治州，擬用 5 年時間完成百卷彝文典籍翻譯。這些都顯示著彝學的蓬勃發展。從彝文文獻收藏單位和彝學研究機構及刊物來看，越來越完善的彝學研究機構和學術團體相繼建立，有助於促進彝學發展的專業化。國內外彝文文獻收藏單位北京有 5 個單位、雲南有 19 個單位、貴州有 10 個單位、四川有 15 個單位、其他有 12 個單位。 25 關於彝語的教學與研究單位，相當多。在北京與雲貴川三省，可以列出 30 個以上的單位。 26 彝語言文字圖書出版部 24. 嶺福祥，〈談「彝學」的研究〉，《中國民族報》，2006 年 3 月 24 日。. 25. 北京：北京圖書館善本部、民族文化宮文物室、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北京大學圖書館。雲南：雲南省博物館、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雲南省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雲南省古籍整理辦公室、雲南民族大學圖書館、昆明西山區文化局、昆明關渡區安拉文化站、石林縣文史研究室、祿勸縣民族古籍辦公室、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武定縣民族事務委員會、雙柏縣民族事務委員會、玉溪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峨山縣彝文古籍翻譯組、紅河州群眾藝術館、紅河州民族研究所、思茅地區民族事務委員會、江城縣彝文古籍翻譯組、大理州圖書館。貴州：貴州省博物館、貴州民族研究所、貴州民族大學民族研究所、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大方縣民族事務委員會、威寧縣民族事務委員會、赫章縣民族事務委員會、六盤水市民族事務委員會、盤縣特區民族事務委員會、仁懷縣彝文古籍辦公室。四川：四川省博物館、四川民族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學民族文化研究院、西南民族大學彝學文獻中心、涼山彝族奴隸社會博物館、涼山州文化局、涼山州編譯局、涼山州民族研究所、涼山州教育局、越西縣語委、布拖縣語委、喜德縣語委、會理縣語委、馬邊縣語委、馬邊縣公安局。其他：廣州中山大學、天津南開大學、臺灣中央研究院、香港天主教外國教會、法國巴黎東方語言學校、法國巴黎東方博物館、法國巴黎國立圖書館、法國巴黎民族志博物館、英國倫敦不列顛博物館、越南河內法國遠東學院、迷哇基博物館、美國國會圖書館。. 26. 北京有 4 單位：中央民族語文翻譯局彝文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南方語言研究室、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學少數民族語言文學研究院彝語教研室。雲南有 12 單位：雲南民族大學民族文化學院彝文教研室、雲南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雲南省民語委彝文規範辦公室、雲南省民族古籍辦、雲南省彝學研究會、紅河州彝學研究會、大理州彝學研究會、紅河州民族研究所彝族文化研究室、玉溪地區峨山縣彝文古籍翻譯組、石林縣文史研究室、祿勸縣彝文古籍翻譯組、江城縣彝文古籍翻譯組。四川有 8 單位：西南民族大學彝學院、四川省民族研究所、四川省涼山州民族研究所、涼山州奴隸社會博物館、涼山州編譯局、涼山州教育局教材編譯室、四川彝文學校、西昌師範專科學校。貴州有 7 單位：貴州民族大學民族文化學院彝文教研室、貴州彝學研究會、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大方縣彝文翻譯組、威甯縣彝文翻譯組、赫章縣彝文翻譯組、六盤水市民族古籍辦。.

(13) 彝學研究史 179. 門、學術刊物及其主辦單位出版社有設置彝文編輯室的，有 3 家。27 彝學關係的重要刊物，大約有 10 種。北京有 2 種、雲南省有 3 種、貴州省有 2 種、四川省有 3 種。 28 國際彝學研究自八○年代開始，走向新的起點。原來研究的面向也從彝族語言文字、社會制度、歷史源流等問題上涉及到諸如習俗、宗教、文化等層面的問題。透過舉辦了四屆的國際彝學會議來瞭解，國際彝學的發展朝更穩健的方向前進。一九九五年四月，首屆國際彝學研討會，由美國華盛頓大學人類學系教授郝瑞（Stevan Harrell）在美國西雅圖市華盛頓大學召開。有美國、法國、德國、澳洲、英國、中國等數十名學者與會，會議上發表的論文涉及到當代彝學研究的主要領域。一九九八年六月，第二屆國際彝學研討會，由湯瑪斯‧海貝勒（Thomas Heberer）在德國特里爾召開，會議主題為：Processes of Social Change, Rising Ethnic Identity, and Ethnicity among the Yi Nationality in China，來自中國、法國、德國、日本、臺灣、波蘭、瑞士和美國的四十多位學者參加。二○○○年九月，第三屆國際彝學研討會在中國雲南石林舉行，會議主題為「彝族傳統文化與彝族社會經濟變遷」。主要探討改革開放二十餘年來，中國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等彝族聚居區社會經濟的發展變化與彝族傳統文化的繼承、改良之間的關係。有來自美國、德國、法國、澳大利亞、日本等國家和中國的一百多名學者參加。二 ○○五年八月，第四屆國際彝學研討會在中國涼山州美姑縣舉辦，會議主題為「二十一世紀的畢摩文化、傳統知識與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共有 8 個論壇主題進行討論，有來自中國、美國、法國、德國、西班牙、秘魯、加拿大、捷克、日本、台灣、澳大利亞、印度等十多個國家 104 位學者提供了論文與提要，盛況空前。 29 目前國際彝學研究提出許多新的研究課題，也產生了不少新的識見。蓬勃發展的國際彝學研究，已經進入到了一個新的歷史時期。. 27. 雲南民族出版社、四川民族出版社、貴州民族出版社。. 28. 北京：《民族語文》（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中國彝學》（中央民族大學彝學研究所）。雲南：《雲南彝學》（雲南彝學會）、《彝族文化》（雲南社會科學院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紅河民族語文古籍研究》（紅河州民族研究所）。貴州：《貴州彝學》、《貴州彝學通訊》（貴州彝學會）。四川：《彝語研究》（西南民族大學）、《民族》（彝文版，四川省民委）、《涼山民族研究》（涼山州民族研究所）。. 29. 朱剛、劉鏡凈，〈第四屆國際彝學研討會綜述〉，《民間文化論壇》5（2005），頁 50。.

(14) 180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三、彝族的民族認定研究（一）中國的民族識別「民族認定」是在國家對於國內少數民族給予正式承認，並給予集体權性質的「民族權」的條件下，所產生的一種事務。中共體認到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所以有「民族認定」工作，不過名稱用「民族識別」。中國民族識別工作進行半世紀以來，想瞭解識別過程的實際運作情形，只有散見的論文篇章，比較重要的論述是費孝通〈關於我國民族的識別問題〉（1980）、林耀華〈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識別〉（1984）、楊堃〈說民族與民族支系〉（1984）、黃光學〈我國的民族識別〉（1989）。第一本針對中國的民族識別問題進行系統整理的著作是由黃光學主編的《中國的民族識別》（1995）。本書告訴我們中國為什麼要民族識別，並整理民族識別工作的成果，也提出許多在識別過程中有疑義的案例與處理方法。中國的民族識別工作進行的階段大致是與幾次全國人口普查同步，第一階段（1949-1954，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在 1953 年）首先認定了三十八個少數民族，其中，有九族係屬「公認」（朝鮮族、回族、滿族、蒙古族、苗族、維吾爾族、瑤族、彝族、藏族）不待查驗，自然成立。第二階段（1954-1964，第二次全國人口普查在 1964 年）又認定了十五個民族。第三階段（1965 起到現在，第三次全國人口在 1982 年，第四次全國人口普查在 1990 年）再認定二個民族（珞巴族、基諾族）。從此大勢底定，迄今為止，未再有新的民族被認定出來，但仍有一百萬人為「未識別民族」。 30 民族支系複雜是識別工作最大的難題，最初全國自報登記的民族名稱有四百多個，民族識別的工作主要就是進行民族的歸併。林耀華〈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識別〉（1984）提到，在雲南省就有 260 個不同自稱單位，經過識別後，除原來已經確定的彝、白、傣、苗、回、佤、哈尼、傈僳、拉祜、納西、景頗、藏和瑤外，還有 68 個自稱不同的民族，再經科學的討論與分析，他們被認為是某個民族的支系，再歸併入 22 個確立民族之中。 31. 彝族在中國民族識別裡是屬於不待查驗，自然成立的「公認」民族，然. 而到了民族識別的第二和第三階段，彝族的民族識別工作仍然持續進行， 30. 黃光學主編，《中國的民族識別》（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頁 211。. 31. 林耀華，〈中國西南地區的民族識別〉，收於黃光學主編，《中國的民族識別》（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頁 352-355，附錄二。.

(15) 彝學研究史 181. 最主要處理的工作是民族支系的歸併。彝族有許多自稱與他稱，彝族語言內部又可以區分六種不同的「語群」，可以看出彝族內部複雜的情況。當年歸併各支系為彝族的調查研究， 32 提出來的證據包括兩方面，第一是語言、第二是文化特徵。在語言方面，利用詞彙、語音對應規律、語法結構來比較分析，這些支系的詞彙平均約有 50～70％相同，但是語音對應規律、語法結構基本相同，所以論斷為彝語支的方言。在文化特徵方面，彝族普遍共有特點是氏族制度、原有姓氏、父系小家族制、幼子繼承權、姑舅表優先婚、夫兄弟婦婚、火塘三角架、親屬稱謂尊長房、小木人靈台、火把節、山神與樹神的信仰、巫師制度、雞卜、羊骨卜、洪水滔天兄妹結婚的傳說故事等。 33 不同自稱的這些「人」，或多或少擁有這些相同的文化特徵，不能各自成為一個民族，所以全都變成彝族的支系。事實上，民族混居越複雜的地區，語言與文化的借用就越頻繁，所以應該還要從「地緣」的方向去思考，是否為他民族的影響？而非一廂情願地認定誰是「支系」、誰是「民族」？民族識別工作有其科學依據和客觀標準，但是也有其隨意性，因為任何分類中，類別的劃分都可以根據具體情況來做或大或小或細或粗的分類。因此，不可諱言，進行民族識別時，除了考慮科學依據外，也會考慮到行政的方便或某些政治因素的考量。彝族的各個支系有共同的歷史來源，但是這些支系同時也和哈尼族、傈僳族、拉祜族、納西族有共同的來源。 34 分類時為何只做彝族支系的選擇，而非他族支系的選擇，甚至是獨立為一族，恐怕到今天，這都是可以研究的方向。. （二）族稱、支系等相關的研究中國民族識別的困難就在於民族的自稱、他稱繁雜，因此大部分的民族無法變成「民族」這個位階，就下降成為某個民族的「支系」，彝族就是最好的例子。彝族之所以被稱為彝族，源於「夷族」，這個名稱至少在民國時代已經很流行了，常和「夷人」、「夷民」等交替使用。另外，彝族也被稱為儸儸以及許多不同的稱呼，像是羅婺、摩察、黑倮玀、巨玀等. 32. 黃光學認為彝族各支系在經濟生活與社會發展階段上會有不平衡的現象，但語言、社會組織與文化表現，都可做為彝族各支系所共有的特徵。黃光學主編，《中國的民族識別》，頁 356-357。. 33. 同上註，頁 216。. 34. 郝瑞，〈再談「民族」與「族群」——回應李紹明教授〉，《民族研究》6（2002），頁 37。.

(16) 182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等，名稱如此多的原因不外乎交通阻隔、語言不通、風俗不同、漢人的誤認。當代政權成立之後，這群稱為夷為儸儸的人，開始使用一個統一的族稱：彝族。彝族到底有多少自稱、他稱？支系有多少？目前較完整的整理是《彝族簡史》（1987）的附錄二「彝族自稱、他稱簡表」，共整理出 35 個自稱與 44 個他稱，分布在四川、貴州、廣西、雲南等地，最複雜的地區是雲南。《彝族簡史》從一九六○年到一九八七年共歷經四稿，有將近 70 位專家學者的投入，這段編纂的過程，動用到的人力、物力是相當龐大的。 35 本書的撰寫，開始跳出以往民族史家的書寫模式，除了民族的歷史外，動用到相當多的民族誌材料，以及本民族的口述資料，所以我們看到的彝族史，不再是歷史上的民族，而有當代的民族現況，舊與新的結合，企圖呈現民族發展的動態感。本書共有四個附錄，附錄一「我國彝族人口分佈情況」、附錄二「彝族自稱、他稱簡表」、附錄三「彝族方言分布地區簡表」、附錄四「彝族自治地方簡表」。這些都是研究彝族現況的基礎材料，也被許多彝族研究者所引用。彝族的族稱、支系如此複雜，照理應有許多相關的研究，我們整理新中國之後的論文期刊，才發現相較於其他主題的研究，彝族族稱與支系的研究文章相當闕如，發表過的著作有：阿果楞葛〈彝族支系源流淺議〉（1982）、伍精忠〈關於彝族族稱〉（1992）、盧義〈彝族的族稱、支系及其文化〉（1993）、羅洪蓉芝〈論彝族的自稱和圖騰及其關係〉（1996）、張純德〈從彝族祭祖大典「耐母」看彝族支系繁多的成因〉（1999）、張啟仁〈淺談祿勸彝族家支的族稱〉（2000）、普忠良〈彝族自稱與彝語氏族地名〉（2003）、阿伍〈彝族的族稱〉（2003）。這些論文對族稱與支系的研究還不夠全面與深入，僅能讓我們對彝族複雜的族稱與支系現象，提供粗略的瞭解。想認識彝族的族稱和支系，恐怕還是要利用民族識別時期的資料，才能全面掌握。彝族支系的識別工作分別從民族學、歷史學、考古學、宗教學、語言學等各方面綜合考察，其中語言學材料起了舉足輕重的作用。五 ○年代初，由中央民族學院（中央民族大學的前身）、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雲南省統戰部、雲南大學、雲南省民族事務委員會等單位 28 個人組成「雲南省民族識別研究組」，對雲南省的少數民族進行了第二次民族識 35. 彝族簡史編寫組編，《彝族簡史》（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1987），頁 266-268。.

(17) 彝學研究史 183. 別工作。這次識別工作對自己上報為單一民族的 39 個民族單位進行了分門歸類，採用的是客觀的求同存異的歸類方法。當時所做的調查記錄，收錄在《雲南民族識別參考資料》（1955），提供我們瞭解彝族支系的確認過程。. （三）民族理論相關的研究「彝族」自一九五○年代「民族」確定以來的現況，依官定說法，是「一個語言複雜而支系繁多的民族」。可是學術界也提出「彝族」可能是「一個集合許多民族而成的民族集團」的論點。對此提出比較堅實的理論依據是美國學者郝瑞（Stevan Harrell）。他從八○年代起，陸續到西南地區做西南少數民族研究，發表了一系列的文章。《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2000）一書集結從一九八九年到二○○○年所寫的論文。本書共有三篇論文涉及到彝族認同與民族理論，分別是〈彝族兩個類型的族群性和親屬稱謂〉（1989）、〈族群性、地方利益與國家：中國西南的彝族社區〉（1990）、〈從族群到民族——中國彝族的認同〉（2000）。郝瑞對中國的觀察是非常用心的，這三篇文章基本上可以將他要表達的概念完整呈現。中國對少數民族識別帶來的重要結果：第一，創立了一種帶有蘇聯影響的有關民族的客位分類；第二，把客位分類標準化與具體化，其結果是劃定了 55 個少數民族；第三，西方學者從 ethnic group 的概念出發，對中國的民族識別進行嚴厲的批評但卻是根本上的誤解，因為 Ethnic group 的概念與「民族（minzu）」無法相符。事實上，中國民族識別的用意只是識別出一些在數量上易於管理的族群，以便推行地方政治「自治」，可以在少數民族地區實施發展和教育計劃。因此我們看到民族識別完成後的情況是：民族與民族之間以及民族內部的差異愈來愈不重要；地方群體表白自己的認同，與爭取自治的努力愈來愈緊密結合。因此郝瑞認為「彝族」是被建構的結果，「如果說彝族存在有統一性的話，這個統一性一定存在於所認為的共同血緣關係以及共同利益。一九五六年，民族識別時，是不是就存在這樣一個彝族的認同，對此我懷有疑問，但是經過了 32 年之後，這一認同似乎得以建立。」 36 36. Stevan Harrell，巴莫阿依、曲木鐵西譯，《田野中的族群關係與民族認同——中國西南彝族社區考察研究》（南寧：廣西人民出版社，2000），頁 19。.

(18) 184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郝瑞認為中國的民族識別是政治的，以便管理「民族（minzu）」，但林修澈認為，中國的民族識別的精神是科學的，若發現有不相吻合的現象，是因為做得不夠精細，彝族的例子，剛好是最大的漏洞。在一九五○年代的社會封閉與交通往來不便的條件下，要做到精細的調查，的確不容易克服，雖然中國民族調查隊的規模已經是世界少見。 37 李紹明〈從中國彝族的認同談族體理論—與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2002）一文是針對郝瑞上述三篇論文所寫出回應的一篇文章。針對這個問題，李紹明從「彝族」的他稱、自稱、語言、文字、地域、文化、歷史、經濟生活等方面提出了自己的看法。他認為「以上這些因素，使得彝族各支系間的交往與認同從來未曾中斷，只不過一九四九年以前，在商品經濟不發達的情況下，這種認同受到不少阻礙而已。」 38 同時，他也得出結論「不言而喻，民族識別對彝族而言，加強了他們的進一步認同，也增強了他們的凝聚力。」39 郝瑞〈再談「民族」與「族群」--回應李紹明教授〉（2002），強調分類學並不能完全反應客觀現實，有時是為了操作上的方便。整體而言，在民族志資料的應用和解讀方式上，郝瑞注重共時層面上的「異」，而李紹明看到歷時過程中的「同」。他們都承認民族識別後，對今天的「彝族」這個族體形成的作用，前者表述是認同「建立」起來，後者則認為「增強」了認同。目前彝族各支系間的差異依然存在，但是國家做為民族識別的主體時，會在彝族各支系產生一種力量，當這種力量影響到彝族認同時，郝瑞強調了它的強制性與影響力，而李紹明忽略了這種強制與影響，他看到的是彝族各支系之間的歷史認同。郝瑞與李紹明的討論，對彝族的民族認定研究，提供理論探討的方向。此外一九九○年代以後出現了以人類學為專業的彝族博士和碩士，他們從不同角度對彝族認同的民族理論進行探討。巫達的碩士論文《語言、宗教與文化認同：中國涼山兩個彝族村子的個案研究》（2000），本書是從人類學的族群理論來考察涼山彝族，企圖從語言和宗教兩個方面來探討彝族的文化認同以及文化與族群意識的關係。作者文筆精鍊，以彝族的情 37. 林修澈在政大民族系民族理論課程的討論，一再強調，中國的民族識別的精神是科學的，但有當年在技術上不易克服的缺失。有此缺失的民族，數目不少，彝族只是一個顯著的例子。. 38. 李紹明，〈從中國彝族的認同談族體理論——與郝瑞（Stevan Harrell）教授商榷〉，《民族研究》2（2002），頁 34。. 39. 同上註，頁 34。.

(19) 彝學研究史 185. 況來補充說明人類學領域的族群理論，正可填補這個領域的空白。另外牽涉彝族族群和文化認同方面的文章還有：伍呷《彝族認同的發現與重新發現：雲南、四川、貴州和廣西彝族的認同共用》（1998），潘蛟《族群認同理論與締造彝族》（1998），盧彙《中國彝族的多元認同》（1998）。. 四、彝族的源流史詩研究（一）源流史詩是什麼？在中國的史詩分類上，根據內容，一般都將西南民族的長詩，稱為「創世史詩」，記述天地、人類、萬物的起源與少數民族世代傳唱自己祖先遺留下來的神話與歷史。 40 彝族文學的特徵，長詩特別發達，也是少數以自己文字記錄長詩的民族，已形成彝族文學的特色。這些長詩體系龐大，內容包羅萬象，包括創世、遷徙、愛情、祭祀、追思、懷古等等，若僅以「創世史詩」來言稱，確實有不近符合之處。綜而觀之，若去除微觀（愛情與個人抒情）的長詩，保留巨觀（討論宇宙與民族）的長詩，這些攸關民族的創世、遷徙、生活、死亡種種歷程的作品，本文稱為源流史詩。對彝族源流史詩的定義有四個過程的想法，首先，「創世史詩」是民族對世界的認知；其次「物種始源」是事物的開始與發展；其次「族源史詩」是敘述民族的來源；最後「祭祀長詩」是死亡回歸祖先懷抱。從開始到結束的展現，可以看到民族從生到死的脈絡，循回不斷，生生不息。因此彝族長詩中，屬於「創世史詩」、「物種始源」、「族源史詩」、「祭祀長詩」的作品，便稱為「源流史詩」。. （二）源流史詩的材料史詩傳唱，原是口頭文學的一種方式，因此，史詩是屬於民間文學，由歌手傳唱史詩，人們也在其中得到精神的滿足。因為是口傳的文學，若沒有記錄下來，隨著時間的推衍，口頭資料很容易就散佚消失不見。彝族是有文字的民族，當文字出現，借助文字記錄文學成了必然趨勢。在傳統社會裡，稱為「畢摩」的祭祀者、巫師，是彝族的知識份子。他們能熟練地運用古彝文，靠著他們的努力，古代許多口傳作品才得以流傳下來。他. 40. 潛明茲，〈史詩類型略論〉，《民族文學研究》4（1987），頁 9-10。.

(20) 186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們也同時具有史官的身份，一代一代忠實記錄本地、本民族的人、事、物，於是留下許多珍貴的典籍。彝文古籍，主要是指用彝文寫成的各種古書和將各種古代彝文金石碑刻輯錄成集的書。有幾種特色，第一是以詩歌的形式記述；第二是傳統上只能著述而不留姓名；第三是一本古籍往往是前人著後人續，寫好幾代才完成；第四是主要人物父子連名譜的世系紀年。 41 因為沒有具體的作者與具體的寫作年代，所以彝族古籍很難判斷出起源於何時。漢文史籍中所記「夷經」，是為彝文古籍，東晉常璩《華陽國志》卷四南中志便記載「彝中有桀黠能言議屈服種人者，謂之『耆老』，便為主。論議好譬喻物，謂之『夷經』。今南人言論，雖學者亦半引『夷經』。」 42 到了明、清兩代所修纂的西南地方志，引用夷經資料更多、更頻繁，可見彝文古籍的重要性。 43 至於古籍的下限時間，學術界是將其認定在新中國成立之前。 44 目前分布在中國與外國的彝文古籍收藏約 15,916 冊。中國方面分別收藏在雲南、貴州、四川和北京等地。法國、英國博物館也藏有部分。根據張郁的統計，可見下表說明。. 表2 地區. 冊數. 單位. 雲南省昆明市. 約 880. 雲南省楚雄州. 約 1,500. 雲南省紅河州. 約 1,200. 雲南省玉溪地區. 約 350. 雲南省昭通市. 約 200. 雲南省曲靖地區. 約 200. 1.州、（地區）民委與縣民委 2.民族古籍辦 3.民族研究所及文史研究所 4.文化局、站及文管所 5.圖書館 6.古籍翻譯組、群眾藝術館、博物館. 雲南省麗江地區. 約 300. 貴州省貴陽市. 約 3,100. 貴州省畢節地區. 約 4,700. 1.省博物館 2.省民族研究所. 41. 東人達，〈彝族古籍與彝族史學理論評述〉，《史學史研究》1（2005），頁 43。. 42. 常璩撰、劉琳校注，《華陽國志校注》（四川：巴蜀書社出版，1984），頁 364。. 43. 如《大定府志》、《水西安氏本末》等。. 44. 陳世鵬，《黔彝古籍舉要》（貴陽：貴州民族出版社，2004），頁 1。.

(21) 彝學研究史 187. 貴州省六盤水地區. 約 200. 3.貴州民族學院彝文文獻研究所 4.畢節地區民委彝文翻譯組 5.仁懷縣民委彝文翻譯組 6.地、縣民委. 四川省成都市. 約 2,000. 1.博物館 2.研究所、學校 3.編譯局 4 文化局. 5.教育局 6.民族語言工作委員會. 廣西壯族自治區. 約 11. 1.區圖書館 2.區博物館 3.隆林縣民委及文化館. 北京. 551. 中國國家圖書館善本部. 471. 中國民族圖書館. 57. 民族文化宮博物館. 64. 中央民族大學博物館. 廣州. 50. 中山大學. 廣州. 1. 南開大學. 法國巴黎. 30. 東方語言學校. 4. 東方博物館. 20. 天主教外國教會. 17. 國立圖書館. 2. 民族誌博物館. 英國倫敦. 8. 不列顛博物館. 總計. 15,916. 四川省涼山州. 資料來源：張郁，〈論彝文古籍的收藏、搶救與保護〉，《西南民族大學學報》9（2005），頁 40。. 上表所述，是指已經搜集到的彝文古籍，據各地研究人員多次普查，應該還有上萬冊古籍散存在雲南、貴州、四川的彝族地區。 45 從業經搜集的古籍來看，數量最多的是貴州省，有 8,000 冊之多，這是因為明清兩代在西南實施以彝族為首領的土司制度，在貴州、雲南毗鄰一帶，像是貴州威寧的烏撒軍民府、雲南昭通的烏蒙軍民府、貴州大方的水西宣慰司、黔西 45. 筆者 2005 年在三省彝族地區的田野訪談中瞭解，大部分人都認為民間還有許多經書，這些古籍大多為私人所藏，保存情況有好有壞，可以買賣。在涼山地區的城鎮市集，畢摩也會拿出來販賣，看來民間確有古籍，但難辨真偽。.

(22) 188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南的普安土知府，都是彝族聚居的重要城鎮，發展完善，所以有半數以上的彝文古籍集中在貴州西部。 46 貴州畢節是古代水西、烏撒兩大地方政權的區域，是目前彝文古籍藏書最多的地方。對彝文古籍分類，傳統的分法是以用途為準，一類是畢摩專用的在宗教祭祀方面的經書，由畢摩掌管；一類是全民性的普通文獻，記錄民間傳說、故事、小說、文藝方面的書。 47 學者們進行分類是近代以後的事情，有楊成志、馬學良、果吉‧寧哈、黃建明、段爾煜、阿哲倮僕、巴莫阿依、朱崇先等人對彝文古籍進行分類研究。主要是從語言支系、地域、內容三種角度來分類。按語言支系分類：有諾蘇、烏撒、納蘇、撒尼、阿哲、聶蘇等 6 類。按地域分類有涼山、滇南、滇中、滇東南、滇東北、滇東、水西、水東、烏撒、廣西等 10 類。按學科內容分類，從 7 類到 16 類，各家分類項目不同，總體而言，下列 8 個項目，應能涵蓋所有古籍文獻的內容：宗教類、歷史類、倫理哲學與教育類、政治軍事類、公告、科學技術類、天文地理類、文學藝術類、語言文字類。 48. （三）重要的出版品及其翻譯彝族古籍文獻浩如煙海，除非是彝文專家，否則難以一窺究竟，因此彝文古籍的翻譯非常重要。以下從出版年代的先後，針對屬於源流史詩的重要作品與翻譯者加以討論。. 1. 物種始源及族源史詩《爨文叢刻》於一九三六年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編者是地質學家丁文江；譯者是貴州大方縣彝族經師羅文筆。全書連註音、釋讀、意譯共約十餘萬字，共收《千歲衢碑記》、《說文(宇宙源流)》、《帝王世紀(人類歷史)》、《獻酒經》、《解冤經上卷》、《解冤經下卷》、《天路指明》、《權神經》、《夷人做道場用經》、《玄通大書》、《武定羅婺夷占吉凶書》等 11 種彝文經典﹐可以概括川、黔、滇、桂彝族的重要文獻。 49 這本書最大的貢獻是創造了「四行翻譯法」，第一行為彝文原文，第二行為注 46. 東人達，〈彝族古籍與彝族史學理論評述〉，頁 44。. 47. 黃建明，《彝族古籍文獻概要》（昆明：雲南民族出版社，1993），頁 144。. 48. 同上註，頁 145-173。. 49. 《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爨文叢刻》」條，收於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編)，《中國大百科全書‧語言文字卷》（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8），頁 44。.

(23) 彝學研究史 189. 音符號音標，第三行為漢文字譯，第四行為漢文譯意，公開出版後，評價極高。一九八一年，中央民族學院少數民族語言研究所彝文文獻編譯室邀請雲、貴、川彝族學者羅國義、嶺光電、張興、陳英、唐成宗等人參加馬學良主持，對原書重新加以增補修訂的工作，到一九八八年才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齊。增訂《爨文叢刻》3 冊，原文拼音字母改用國際音標注音，用漢文逐字對照直譯加意譯的方法進行整理翻譯，並隨文加以注釋。當代展開的研究，貴州彝文古籍整理工作最早展開，一九五五年，貴州省畢節專署民委會建立彝文翻譯組，有組織的開始進行彝文古籍翻譯，一九五五至一九六六年，共翻譯了彝文古籍 25 部 51 卷約八十萬字，漢文譯文兩百餘萬字，是相當大的翻譯工程。 50 這批彝文典籍譯本，只有油印本和複寫本，只有內部發行，已經引起很多人的重視，特別是翻譯 26 卷的《西南彝志》，被譽為「彝族歷史巨作」。《西南彝志》成書於一六六四年至一七二九年，編纂者是古羅甸水西熱臥土目家的目史（歌師），姓氏無可考。全書內容分為六方面：創世、譜牒、地理、天文、人文、經濟，全面系統地論述了彝族先民對宇宙、人類起源的認識，認為天地人的產生都是清濁二氣分化演變的結果。記述了人類經歷了人獸不分以及男不知娶、女不知嫁、知母不知父的歷史時期，生動形象地描繪出原始人群的生活實況。記述了彝族先民對季節氣候的認識和彝族的曆法。還記述了彝族從希慕遮到篤慕的三十一世和篤慕之後「六祖」以下的各主要家支世系，各家支間的互相關係，主要人物和歷史事件及彝族的分佈狀況。同時記述了古代彝族的狩獵、耕牧、手工業的經濟情況，以及宗教、哲學思想等。 51 從一九五七年開始，由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已故著名的彝文經師羅國義和王興友二先生歷經 9 年時間，在一九六六年譯成彝漢文對照本初稿共 26 卷。一九八六年列入全國少數民族古籍整理出版「六五」規劃工作的重點專案，現經畢節彝文翻譯組整理，由貴州民族出版社正式陸續出版。 50. 25 部古籍為《西南彝志》、《六祖紀略》、《水西全傳》、《水西制度》、《水西地理城池考》、《吳三桂入黔記》、《阿者烏撒兵馬記》、《天經地緯》、《精靈論》、《瀘祖論》、《篤慕史記》、《洪水氾濫史》、《洪水前後軼事》、《德布史略》、《德施氏史略》、《水西安氏譜》、《母系史》、《安氏遠祖考》、《猿猴做齋記》、《奴僕紀略》、《人類史詳論》、《德布氏譜》、《天仙世紀》、《阿者後裔遷徙考》、《尋藥找醫》。余宏模，〈彝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頁 14。. 51. 中央民族大學彝文文獻編譯室編，《彝文文獻學概要》（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6），頁 268。.

(24) 190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文革之後，一九七七年開始，彝文古籍的翻譯才重新開始，一九八○ 年後，雲南、四川、貴州的民族出版社，先後出版不少彝文古籍。在雲南有《喀吉思》（1983）、《夷棘榷濮》（1986）、《尼蘇奪節》（1985）、《普茲楠茲》（1986）、《洪水氾濫》（1987）、《查詩拉書》（1987）、《聶蘇諾期》（1988）等。四川有《勒俄特衣》（1978）、《瑪木特依》（1985）、《古侯（公史篇）》（1982）、《雪族》（1982）、《涼山彝族諺語》（1982）等。貴州有《西南彝志選》（1982）、《西南彝志》26 卷、《宇宙人文論》（1984）、《彝族源流》26 卷、《彝族詩文論》（1988）、《論彝詩體例》（1990）、《論彝族詩歌》（1990）、《啟谷暑》、《玄通大書》、《洪水記》（1988）、《彝文金石圖錄》（1989）、《彝族創世紀》1-3 卷（1991）。各地民間文學作品的翻譯有《阿詩瑪》（1960）、《查姆》（1981）、《一雙彩虹》（1983）、《漏臥魯溝的婚禮》（1986）、《梅葛》（1978）、《阿細的先基》（1978）、《賽玻嫫》（1980）等。 52 其中值得特別介紹的是《彝族源流》，彝名《能素恒說》，是畢節地區著名的彝文經師王興友歷經風險保存下來的彝文古籍珍本，沒有具體編纂者的姓名，是那些不肯留下姓名的畢摩根據各部、各家的歷史書編纂而成的抄本。從一九八六年到一九九八年，共出版 7 冊 27 卷，相繼由王運權、王仕舉、王子堯、王繼超、王子國等同志進行整理翻譯，是繼《爨文叢刻》、《西南彝志》後，又一部彝族歷史文獻巨著。《彝族源流》主要敍述了彝族先民對宇宙和人類起源的認識；以父子連名這一特殊的記載歷史方式，記載了哎哺氏族的 23 組共 222 代譜系；敍述人類的產生，獨腳野人十兄弟演化成人，他們的後代興起了君臣師的制度；敍述彝族先民對宇宙天體及萬物形成的認識，書中重點涉及到天文學方面的內容，具體敍述了日、月、星、辰、風雲、雨雪、草木、土石等物的產生和形成，強調了事物的運動變化。最後還記敍了彝族歷史上曾有幾次大的分支活動的情況和歷經洪水之災後倖存者篤米的六個兒子分為「武、乍、糯、候、布、默」六個大的支系強盛起來，形成了後來西南地區眾多彝族各支系之祖的經過。 53. 52. 余宏模，〈彝學研究的歷史回顧與展望〉，頁 15。. 53. 中央民族大學彝文文獻編譯室編，《彝文文獻學概要》，頁 270。.

(25) 彝學研究史 191. 2. 創世史詩彝文古籍中屬於創世史詩的作品不多，主要是因為創世史詩是口頭流傳的詩歌，只算是普通文獻，畢摩傳抄少，作品自然不多。目前完成的翻譯作品，重要的有：四川涼山流傳的《勒俄特衣》（1978）；雲南流傳的《查姆》（1981）、《梅葛》（1978）、《阿細的先基》（1978）；貴州流傳的《洪水記》（1988）。《勒俄特衣》大涼山地區流傳，彝語意為「傳說的史書」。全詩約為 2,270 行。由天地演化史、開天闢地、喊日月、支格阿魯史、洪水漫天地、創造萬物等組成 13 章。是一部開天闢地人類繁衍的神話故事。其中三章描述支格阿魯的英雄事蹟。《查姆》用老彝文記載的創世史詩，流傳在楚雄地區，查姆是萬物起源的意思，共三千五百多行。分上下兩部。上部講述天地起源和人類起源，人類經過了獨眼睛、直眼睛和橫眼睛的時代；下部敘說棉麻、綢緞、金、銀、銅、鐵、錫、紙、筆、書等生活用品的來歷。《梅葛》流傳於雲南大姚、姚安，「梅葛」一詞為彝語音譯，本是一種調子的名稱，彝族用此調傳唱自己的「根譜」，人們就將這部創世史詩稱為《梅葛》。全詩 5,775 行，由創業、造物、婚事、戀歌、喪葬等部份組成。傳說格茲天神撒下三把雪，變成三代人。獨腳人、三尺長人、豎眼人。洪水滔天後，才有正常的兄妹兩人。《阿細的先基》流傳在雲南彝族支系阿細人中，以固定的「先基調」傳唱。全詩約五千五百多行，除引子和尾聲外，主要有兩大部份：「最古的時候」與「男女說合一家」。經過螞蟻瞎眼人、螞蟻直眼人、蟋蟀直眼人三代，洪水後留下橫眼人得兩兄妹。《洪水記》流傳貴州西部最完整的洪水傳說，全詩約四千餘行，19 章。故事內容可分三個部分，頭尾兩部分談天地形成、萬物起源、遠古原始人類的來歷，中間部分是全詩的主體，談的是篤慕誕生、對抗惡勢力、逃離洪水、娶妻生子，形成彝族六大支系的故事。. 3. 祭祀長詩《指路經》是在祭奠死者時，為超度亡靈而念誦的經文，所以是流傳最廣、影響最大、使用頻率最高的畢摩必備之書，也是現存彝文古籍中數量最多的一類經書。畢摩演唱《指路經》的用意在於指導逝者的靈魂踏著祖輩的蹤跡，沿著先世的遷徙路線，返回祖宗的發祥地，進入歷史祖妣的.

(26) 192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行列。所以如同導遊，不僅指示先民遷徒的路線，對歷史上祖先曾經過的地方和居住的聖地加以描述，呈現清晰的路線圖和祖先奮鬥的歷程。中央民族學院彝族歷史文獻編譯室及 82 級彝族歷史文獻大專班編譯的《彝族六祖遷徙典籍選編》，共收 16 部彝族《指路經》，分別收自雲南省的路南、紅河、雙柏、祿勸、武定、中甸、寧蒗等地；四川省的鹽源、普格、喜德、美姑、甘洛、雷波等地；貴州省的盤縣、威寧、大方等地。採用四行對照翻譯再加注釋的方法，整理成科學譯注本。附有按《指路經》記述的地名和方位繪製的遷徙路線簡圖和部分譯注說明。於一九八四年二月內部刊印，全書分上中下三冊，每冊二卷，共九百多頁，16 開本，約有二十餘萬字。我們發現，各地的《指路經》都有自己的特色。文體一致，但內容的繁簡、文彩的濃淡各不相同，由此觀之，《指路經》只是一種類稱，並非著作專名。 54 目前正式出版的漢文譯本，筆者所知有有雲南少數民族古籍整理出版規劃辦公室（編）的《指路經》（第 1 集）（1989）；果吉寧哈與岭福祥主編的《彝文指路經譯集》（1993）；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編）的《彝族指路叢書》貴州卷（一）（1997）；王光榮與農秀英搜集譯注的《那坡彝族開路經》（1998）。為了使彝文文獻搜集、整理、編譯工作順利推行，雲南、四川、貴州、廣西的相關部門聯繫，於一九八三年十一月五日至十二日，在昆明召開，會議商定，建立一個跨省的「滇、川、黔、桂四省區彝文古籍搜集、整理及出版規劃協作會」，下設辦事組，機構設在昆明，協調四省區每兩年開一次協作會。 55 第 1 屆會議根據現存的彝文古藉目錄、類別及內容，確定了彝文金石圖錄文集等 7 個協作專案。二○○四年十月，第 10 次協作會在成都召開，四省(區)的專家、學者聚集討論《中國少數民族古籍總目提要‧ 彝族卷》編纂大計。 56 二○○五年八月，第 11 次協作會在昆明召開，討論編譯出版《彝族畢摩經全集》100 卷。57 協作會對彝文古籍的幫助在協調四 54. 中央民族大學彝文文獻編譯室編，《彝文文獻學概要》，頁 278。. 55. 同上註，頁 150。. 56. 普希金《彝族語文工作大事記》2006 年 7 月 26 日，文見彝族人網 http://www.yizuren.com/ article. asp?articleid=3798。. 57. 該次會議筆者有機會參加，《彝族畢摩經全集》100 卷是以楚雄州彝文文獻及畢摩口傳文獻為主，共 70 卷，其他 30 卷，兼收滇川黔桂彝文文獻。預計 2007 年底完成，編譯工作及出版經費概算為 1,000 萬人民幣。朱璩元，〈編譯出版《彝族畢摩經全集》工作情況匯報〉，2005 年 8 月 3 日，雲南省民委古籍辦公室主辦，滇川黔桂四省（區）彝文古籍第十一次協作會議資料。.

(27) 彝學研究史 193. 省區的差異，站在「統一的彝族」角度而言，能達到溝通協商的目的。整體而言，早期彝文古籍翻譯的重心是在貴州，畢節地區彝文翻譯組是最大的功臣。許多重要的彝文翻譯家都曾在這個單位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彝文古籍的翻譯世家--羅氏家族，共三代人從事彝文古籍的翻譯工作。羅文筆翻譯《爨文叢刻》，幼子羅國義翻譯《西南彝志》，長孫羅正仁翻譯《彝文金石圖錄》，三人的翻譯成果豐碩，貢獻良多。 58 貴州彝文古籍翻譯的重要學者還有陳長友、王運權、王仕舉、王子堯、王子國、王繼超等人。直到一九八○年，中國對整理少數民族古籍的人才及古籍出版品相當重視，在政策的引導之下，彝族古籍的搜集、整理、翻譯和研究工作，得以迅速發展。當時在中央民族大學、西南民族學院、雲南民族學院、貴州民族學院都設立彝文專業，培育研究和整理彝文古籍的人才。中央民族大學彝學研究所、貴州民族學院彝文文獻研究所，四川涼山民族研究所、雲南楚雄彝族文化研究所、雲南紅河民族研究所等研究單位紛紛成立，對彝文古籍搜集、整理、翻譯，提供更有力的條件。重要的翻譯學者如：黃建明《普帕米》、《普茲楠茲》、《尼布木司》；師有福的《斐妥梅尼》；普學旺等人的《彝族創世史》；朱璩元的《彝漢教典》；羅希吾戈的《喀吉思》等等。. （四）對源流史詩的相關研究與重要研究者以專著來說，直接涉及到源流史詩的研究不多，目前只有巴莫曲布嫫的博士論文〈史詩傳統的田野研究 --以諾蘇彝族史詩「勒俄」為個案〉（2003）， 59 這是直接涉及彝族史詩的研究專著。全文分五章，第一章、田野的發現；第二章、史詩演述人的發現；第三章、史詩「勒俄」的文本形態與傳統法則；第四章、口頭論辯中的史詩演述；第五章、儀式與史詩：敍事語境與演述場域。作者探討了四川涼山美姑縣的史詩傳承及其深隱的話語世界，分析傳統演唱人曲莫伊諾的表演行為和函義，揭示史詩表演的地方知識和傳統規則，包括「克智」口頭辯論及其運作方式等等，呈現彝. 58. 陳世良，〈彝文古籍翻譯世家羅氏三代人對彝語文事業的貢獻評介〉，《涼山民族研究》（2000），頁 156-163。. 59. 巴莫曲布嫫，〈史詩傳統的田野研究——以諾蘇彝族史詩「勒俄」為個案〉（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博士論文，2003）。.

(28) 194 《政大民族學報》‧第二十五卷. 族史詩表演中的一些非程式化的重要特點，同時描述了當地社會生活。這是一本從民俗學角度研究史詩演述傳統的論文，利用田野研究方法貫徹本文始終。提出的「演述場域」及「五個在場」的要素，不僅對史詩等民間口頭敍事傳統研究具有學理性的闡揚，也對涉及田野工作的人文學術有所啟發。巴莫曲布嫫，彝族人，北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民俗學專業博士，現任職于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研究員。她的學術方向是彝族經籍文學與口頭傳統研究，目前重要的學術著作有《鷹靈與詩魂--彝族古代經籍詩學研究》（2000），《神圖與鬼板——涼山彝族祝咒文學與宗教繪畫考察》（2003）；發表的重要學術論文、文章七十餘篇。 60 巴莫曲布嫫的研究，非常注重實地田野調查與彝文文獻考察的結合，另外和從事本民族研究的其他學者相比，她系統地學習了國外民俗學、文化人類學、宗教學等相關學科的理論，尤其是熟悉運用國外口頭傳統研究與史詩研究中的方法論，學術視野開闊，理論功底深厚。目前重要的研究論述是：如何從民間敍事傳統被「格式化」的問題反思中，重新恢復文本背後的史詩傳統與田野技術路線的實踐，這樣的視野與思維，有助於源流史詩研究的開拓。另外不直接涉及到源流史詩研究，但與彝族文學相關的著作，包括《楚雄彝族文學簡史》（1986），對《查姆》、《梅葛》、《阿魯舉熱》、《指路經》有詳細的描述。陶學良在《彝族文學雜俎》（1986），在史詩部分也有獨到的看法。另外馬學良編著的《彝族文化史》（1989），在文學篇的撰述，對神話與民間長詩，有全面性的瞭解。普珍以道家玄學之說來看彝族的創世神話，出版過兩本書《中華創世葫蘆--彝族破壺成親，魂歸壺天》（1993）、《道家混沌哲學與彝族創世神話》（1993）。《彝族文學史》（1994），在創世史詩、古籍詩歌的篇章，論述到源流史詩的發展。以論文發表來看，純屬於源流史詩的論文，大都是散篇在《民族文學研究》、《山茶》、《民間文學論壇》、《民間文化論壇》、《民俗研究》以及彝族聚居地區的民族學校的學報發表的論文，數量不多，且多屬於介紹及概論性質的文章，成就不高。例如：蕭崇素的〈彝族的神話、傳說和 60. 巴莫曲布嫫近期與源流史詩研究相關的主要代表論文有：〈口頭傳統與書寫傳統〉（2003）、〈「民間敍事傳統格式化」之批評——以彝族史詩《勒俄特依》的「文本迻錄」為例（上中下）〉（2003-2004）、〈敘事語境与演述場域——以諾蘇彝族的口頭論辯和史詩傳統為例〉（2004）、〈克智与勒俄：口頭論辯中的史詩演述（上中下）（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