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爭與廣播：東亞的電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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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與廣播：東亞的電波戰爭

川島真

* 1920-60年代是廣播的時代。1920年代出現的廣播，一方面超越空間，超越老若男女、教育程度(識字程度)和社會上的階層等之有越境性媒體，但另一方面推動語言的標準化(標準國語) 、音樂和戲劇等文化的規格化等之有規劃性的媒體。社會生活來說，廣播與生活關係密切的新興娛樂，同時(也因為與生活密切相關)一直被利用來達成權力者的社會動員。日本帝國也很積極地利用這新媒體的功能，在「日本帝國」＋「滿洲帝國」＋「中華民國 (汪精衛政權)」的「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廣播就是把「共榮圈」假想實現化的重要工具。日本帝國建立在共榮圈，建立廣播的的網絡，在各地的廣播台之間推行以東京為主(特別是新聞和時報)的交換節目網。在滿洲展開多語言的跟「五族協和」等政治口號符合之廣播政策，還是給來滿洲的移民的日本人提供「日本本地的風味」，培養「共榮圈」的一體感。在東亞，除了日本以外，重慶政府和共產黨等政治主體(包括美國、蘇聯)都重視廣播的功能，進行互相動員、宣傳和清音等政治工作，因此在亞洲出現電波戰爭的狀況。然而，廣播媒體在「帝國」的構成員中以mass的角色是否能動員成功，不無疑問。確實，在滿洲國開始雙重播放，用各式各樣的語言來廣播，在滿洲文 * 北海道大學大學院法學科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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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上也做了各式各樣的嘗試。但這樣的廣播被認為其「帝國性」的消費者多半是日本本土以及外地的日本人，頂多加上當地極少數會說日語的人來作為傳播對象。這是做一些較廣大區域的研究就可以瞭解的。但廣播毋寧是為帝國範圍擴張而在外的日本人建立與日本本土的聯繫及橫向的合作，發展出作為可以想像多元性質、多民族「帝國」的裝置來發揮其機能，另外廣播在日本人及會說日語的人在「政治即生活」上，可以認為達到了很大的意義；但反過來說，也留下了一些可供思考的地方。最後，為了日本人想像的「日本帝國」「共榮圈」，才有了廣播，在這一層意義之下，日本的廣播應該沒有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但「廣播明星」李香蘭(山口淑子)也很受到中國人的歡迎，並不能說與中國人的生活空間完全沒有交集。然而，從李香蘭在戰後日本的新活動來看，我們可以發現1945年之後歷史並未結束。從「帝國與廣播」這一個面向，脫帝國化、脫殖民地化會是今後研究的重要課題。關鍵詞：廣播的時代、帝國與廣播、媒體與動員、電波戰爭、政治即生活

一、前言

1945年8月15日，日本「帝國」對國內宣布「終戰」的是天皇的嗓音以廣播向全國放送(玉音放送)。1_{而在同日，蔣介石也用廣播向中國人民宣布戰} 爭勝利。日中同時藉由「廣播」宣布戰爭結束，這究竟象徵了什麼意義？現於台灣嘉義縣民雄成立有國家廣播文物院，除了收藏日本統治時代以來的廣播用機器，還有中華民國從重慶運來的英製廣播機器以及美援所贈與之機器。中華民國為什麼要特地從重慶運來廣播機器？又美國為什麼要致贈台灣 1 一般對日本人來說，這是第一次真正聽到天皇的聲音。天皇這個名詞，是漢文古典的用法，進而可以認為是男性象徵，具備威嚴及力量。然而，1946年2月22日天皇在工廠參訪時的聲音藉由廣播傳達給國民(錄音)。那位天皇的講話卻是非常「溫柔」又「女性化」的。(《朝日新聞》 1946年2月20日)如此「女性化的溫柔」與戰前天皇「男性化」的形象大不相同，國民不僅感到混淆，透過廣播也會察覺到「天皇是普通人」。參照竹山昭子，《玉音放送》(晚聲社，1989 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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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器呢？ 1920-60年代，說是『廣播的時代』也不為過。2_{1920年代出現的廣播具} 有聲音所帶來的臨場感、電波所帶來的即時性，給予東亞猶如媒體革命一般的衝擊。進而，在重視科學、速度的1930年代，廣播真的成為了時代的利器。戰後，在電視的時代來臨之前，人們對於雖然看不到但可以傳送到遠方，同時可以與他人有共同話題的『聲音』，其實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透過廣播收音機傳送，所謂聽覺上的媒體——『廣播』，形成了音樂、新聞、報時、廣播體操等新型態的娛樂，也造就了李香蘭等廣播明星、受歡迎的播報員以及流行節目的出現。廣播式的媒體型態，對於雜誌、新聞等文字媒體也會造成影響，不論是語法或是說明方式都會出現新的體裁並形成標準。另一方面，雖僅為聽覺上的媒體，收音機所獲得的「聽眾」卻已超越知識份子代表的文字媒體。這顯示了一種大眾性質，使收音機橫跨男女老幼成為跨界的媒體。具備這些特徵的廣播，理所當然地會受到當政者的注目。日本自昭和12 年的林銑十郎內閣以降，總理大臣都會透過廣播來發表傳達自身信念的演說。阿道夫希特勒是最早將廣播用作大眾動員工具的人。戈培爾宣傳部長的想法對於日本的「思想戰」也有很大的影響。在此，我們可以發現思想宣傳與廣播有非常密切的關係，透過語言與資訊加以價值的創造、傳播這些機能，得以將人分群，達到集團化的效果。然而，在廣播理應普及化成為工具的同時，也成了被嚴格管理的對象。另一方面，即使廣播對國外、帝國外發送，也沒有違反國際法的問題；較之於撤除敵境內的宣傳海報、或是文字媒體的宣傳活動都要來的有效。此時的問題在於收音機的普及狀況以及對方的干擾妨害行動，出現了可稱之為「電波戰爭」的狀況。各國競相以強力的短波發送來主張自身的正當性，同 2 關於東亞的廣播史，參照貴志俊彥、川島真、孫安石編著，《戰爭、廣播、記憶》(勉誠出版社，2006年)。日本方面，由於山本武利、竹山昭子、津金澤聰、佐藤卓己等人的努力，廣播史的研究有非常快速的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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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也監聽並研究他國發送的電波。因此，在戰爭中有時用戰俘來進行招降的廣播，有時也因為轟炸機的空爆而需要利用到廣播的信號塔等，可以說在軍事上的利用也所在多有。然而，不論是「心理戰」或是「電波戰」，廣播雖然透過收音機作為媒介，但開關不開也是不行的，因此要讓聽眾感覺到「收聽」的必要性。在這個意義之下，必須要配合聽眾而使用方言、也要花工夫來維持其娛樂性。另外，最重要也最根本的問題是一定要有電力及電波。這些一般性條件在滿洲國多是很符合的。3_{特別在廣大的空間及民族、文} 化的多樣性之下，滿洲國存在急速完成國家統一的必要性，因此對廣播加以重視。進而，戰爭的局面之下，廣播不單單只是形成規範、意識，也是統合及動員的最佳工具。此外，不僅是滿洲，從帝國全體來看，為了確保日本本土及帝國全體的一體性，超越空間而發射出「人聲的砲彈」，對於可以提供「新聞」這種無變化資訊的廣播也更加重視，進而在對外宣傳上也廣加利用。從中國大陸開始，滿洲的廣播在世界的電波戰爭有其意義存在。4 在這樣的意義下，滿洲國的廣播事業開始發展，同時也忠實反映出滿洲國的性格。固然如此，在滿洲國的廣播自身所應有的樣貌下，很容易看到其極限所在。因此，可以發現廣播與親日國家之間的關係，從華北政權、汪精衛政權甚至台灣等殖民地社會與廣播的關係也可以發現。進而，若考慮到廣播的網絡性，透過東亞廣播協會等團體的連結，廣播可以說是一個以日本為中心將帝國連結起來，同時反映出『帝國』面貌的東西。 3 關於滿洲國的廣播，請參照山本武利，〈滿洲における日本のラジオ戰略〉，《Intelligence》，第4號(2004.05)、橋本雄一，〈聲の勢力版圖--關東州大連廣播局と《滿洲ラヂオ新聞》の連攜〉，《朱夏》，第11號(せらぴ書房，1998.10)、拙稿〈滿洲國とラジオ〉，《アジア遊學》，第54 號(2003.08)等。關於滿洲國廣播的史料，請參照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滿洲放送年鑑》、總合放送文化研究所放送史編修室，《外地放送史資料滿洲編》(Ⅰ～Ⅲ) (同所，1979年-80 年)等。除了這些基本史料、《電電》、《放送》等雜誌之外，亦可參照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9月號)。 4 2003年NHK的野村優夫在中國吉林省檔案館確認並調查滿洲國新京廣播局的廣播錄音版之存在。並且該檔案館與NHK合作來將錄音版以現在的機器處理並呈現，以《遺された聲－ラジオが傳えた太平洋戰爭》(2004年3月22日)等為題來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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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滿洲國為中心，觀察「帝國的廣播」之狀況，並檢討當時在政治、社會上廣播所扮演的角色。在這樣的前提下，對於滿洲國以外的地區，希望藉由觀察中華民國方面的狀態，也能對「電波戰爭」有所著墨。

二、滿洲國的廣播發送體制的形成

(一) 廣播發送的基盤形成與展開

將廣播導入滿洲是20年代的事情。在這之後的廣播發展，請參照年表。其中特別重要的是1934年。該年被認為「昭和9年的課題是將滿洲新聞事業的概念從根本作改變，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動作」、「滿洲的廣播已躍入廣播先進國之列」，5_{而成為劃時代的一年。這裡指的就是100千瓦廣播的誕生。自此，} 不僅僅對滿洲全境放送，還做超乎一般認知的日語、滿語(中文)雙重播放。6 其後，1936年在新京開始用10千瓦來做日語放送，100千瓦提撥到滿語來實行雙重播放(第一頻道＝日語，第二頻道＝滿語)。這個階段的節目結構，大連自然與東京有相當強的聯繫，而與滿洲朝鮮等「帝國」內部的相互播放，進而也發展到與海外的相互播放。1937年的日中戰爭也是廣播史上的重要轉捩點。為了與中華民國南京的75千瓦廣播進行實質上的對抗，新京100千瓦播送的廣播時間、內容都做調整，在各方面也進行廣播體制的整頓。另外，在關東州的大連也從7月17日開始，利用10千瓦的無線電話設施，目標對準中國大陸、海峽殖民地做海外短波的播送。進而，同年9月，滿華開始相互播送，以「帝國」為前提形成發送的廣播網，1939年在東京成立東亞放送協議會，並於新京舉辦第一次大會。另一方面，1941 年對英美宣戰的同時，局勢更加緊迫，在電信電話方面對傳播機構一元化極度熱烈的中國大陸，已經準備好在世界開始「電波宣傳 5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十年ラジオ年鑑》(日本放送協會，1935)，頁305。關於百千瓦廣播開始的經過，請參照秋田稻，〈百粁放送建設の思出〉，電電一心會《電電》，1943年9月號。 6 這個時點的聽眾有1萬人有餘，收聽費用是1個月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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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但在 1943 年卻很明顯地處於不利的地位，「勝利的記錄」、「呼叫大東亞」等節目陸續停播。之後雖然物資不足、戰局惡化，加以體制的改變，聽眾仍達到 70 萬人次，即便 1945 年 8 月 15 日滿洲國仍然在播送「玉音放送」，但 8 月 19 日蘇聯軍隊就接收了電電本社。

(二) 節目製作與新聞

節目的製作權並不屬於廣播局。節目的製作是彙總各局所提出的方案，經過放送研究會的審議，而「網羅日滿重要機關」的放送參與會(關東軍、關東局、關東通信局/宣傳處、交通部郵政總局、民生部、治安部、協和會、宣傳協會)每個月都會審議其大綱，節目製作會(電電內部放送部、技術部七無線課長掛長、四中央廣播局長)會詳細決定。從1936年開始，放送協議會(為了反應輿論，由地方有識之士組成之每月一次的諮詢機關 ) 會做最後的確認。7 進而，在戰爭中新聞的重要性愈發地顯著。有人認為「把新聞當作砲彈，電波當作大砲，在投下的瞬間，會擴散到世界各個角落並且爆發」，8_這樣的想法也被認為是「遵循國家政策的路線而理應進行的」。9_{關於新聞的內容，} 滿洲電電第二放送係長劉多三、滿洲國國務院弘報處的蘇正心在座談會中提出是否可以再增加一些第二放送滿語＝中文新聞節目的問題。最後決定把主要由滿洲國通訊社提供的日本語新聞做直接翻譯，花了許多時間，也使新聞變的很難懂，增加新聞節目這件事也變得更加困難。10_{當時，就新聞的提供} 管道而言，國通之外還有滿洲通信、日滿通信、奉天電報通信等通信社，但在宣傳處的報導、宣撫體制之下，還是以國通為中心。11 7 〈第二放送聽取者座談會〉，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 (康德6年9月號)。 8 藤川佐吉，〈國際ニュース戰について〉，《電電》，1941年1月號。 9 玉利仲吾，〈ラヂオ・ニュース編輯の一私見〉，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9月號。 10 玉利仲吾，〈ラヂオ・ニュース編輯の一私見〉。 11 請參照李相哲，《滿洲における日本人經營新聞の歷史》(凱風社，20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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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節目內容有諸多限制，從「褻瀆皇室尊嚴的事項或否定帝制的事項」開始，到與共產主義有關連或是軍事外交機密等都是。特別是在新聞方面，較之於其他節目設有更多障礙。12_{有人認為「出版、新聞警察的界限是廣播} 警察的最低基準，廣播新聞的取締界限，比這些都要遠遠來得高且廣。一定要說的話，國家利益及社會要求就是新聞限制的最高水準」。節目製作上，為什麼會這麼重視新聞呢？所謂「國家輿論統一、指導」的說法，雖然可以想見增加國家意圖明確的演講節目是有幫助的，但當時並沒有被提出。雖然有人提出廣播與國家輿論統一乃至於指導之間有重大的關係，但這並不是單憑一個人的講話來指導就有意義的，不如利用上述的方法來做新聞選擇取捨的標準。說的困難一點，從國家、社會的利益出發來選擇取捨新聞，藉此可以給予社會意識一些提示，以形成共同意識，應靈巧地把握住人民的反應，並進一步形成輿論的風潮。若認為新聞與治安的保持、風俗的維持無關，因而什麼都可以報導，是不合理的。13 這種日常性新聞的「提示」非常受到重視，因而被安排在收聽率高的時段。將上述的節目製作及新聞的提供制度、手續作為前提，就如何編制出有效果的節目一事，有各種不同的意見。例如蒐集滿洲的民族音樂等，也有以五族和諧的名義下建設「滿洲文化」為目的而做成的節目，但這樣的節目會漸漸失去其「趣味性」與「偏重」。另一方面，也有見解認為「雖然有很多人認為在事變或是戰爭的情況下，表演性質的廣播應該儘可能減少，而演講或是教養性的節目應該增加，但這些都是無視於廣播的機能或娛樂單位所提出的意見」。也就是說，不論是廣播或是電影，今天之所以可以對大眾產生這麼大 12 油川勇，〈放送內容の取締方針に就いて〉，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油川在當時是滿洲國交通部郵政總局電政科放送股長。 13 油川勇，〈放送內容の取締方針に就い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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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宣傳力就是因為他們很有趣。是因為有興趣。……用廣播或是電影，若想在思想戰方面充分發揮其機能，還是應該把興趣或是娛樂這樣的觀念放在第一位，重點在於內容要鋪陳完整。德國的宣傳部長戈培爾曾經說過「讓人民聽到有趣的廣播這件事要擺在第一位」。14 因此，看到當時實際的廣播節目表後，也不能說新聞佔了最重要的位置，因為相較於演講等繁榮時局的節目，民間說唱、廣播劇、音樂等也非常豐富。那麼，這樣的廣播在聽眾方面又是被怎麼理解的呢？

(三) 聽眾的組成及其態度

看到1940年一般性廣播節目一覽表，從早上6點開始的建國體操、20分的新聞、30分的滿洲語講座，59分的報時(因為滿洲國的時間比日本標準時晚 1小時15)、天氣預報等，接著列有晨間音樂、料理節目、經濟分析、戲劇、兒童時間、時事評論等節目。16 進入戰時體制的同時，娛樂類型節目繁多的情況前面已經提過。廣播所重視的是「讓人收聽」。為了達到「讓人收聽」的目的，新京廣播局副局長金澤覺太郎認為除了「比較優良的節目」之外，收聽的設備、收聽的普及化及收聽的技術等全方面的發展也是必要的條件。17_{不能吸引聽眾＝listener來} 收聽，廣播的效能理所當然也就不能發揮。關於聽眾的存在意義有二個方向性：其一是「廣播要專心回應聽眾的要求」，這是美國式的作法。在此認為「最重要的是必須要放棄所謂指導大眾這樣的念頭」；另外一點是「從一位國民乃至民族運動都會有一定的理論或是理想，就此若不做宣傳、啟蒙是不行的」，這是德國式的作法。關於這一點，由於這些理論、理想並不具備通 14 油川勇，〈放送內容の取締方針に就いて〉。 15 新帶國太郎，〈滿洲國の標準時を改むる必要を認めない－山本一清博士の忠言に答ふ－〉，《滿蒙》，第16年8號(1935.10)。 16 滿洲電信電話，《滿洲放送年鑑》(昭和15年)。 17 金澤覺太郎，〈ラヂオを聽くこと、聽かすこと－滿洲放送文化政策の基調要件を中心として〉，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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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性，對於一般民眾進行滲透有其困難度。包含滿洲國在內，帝國的「廣播」理論基本上是參考納粹德國，但並非完全不存在所謂「自由主義」的性質，特別是就貼近聽眾或是強調通俗性的方面，雖採納粹德國式的論點，也可以看出美國式的影子。另外特別是在節目的製作上，這一點也常被強調。聽眾的意見，大多來自聽眾寄到廣播局的明信片、信件或是廣播相關雜誌的投稿欄等，但也有針對聽眾實施問卷。1935年10月，電信電話公司與各廣播局、通信局合作，針對全體聽眾發調查問卷，實施「滿洲廣播調查」。回收的問卷在一開始的1千份裡，「最喜歡的節目」第一名是「浪花節」(143 票)、「最不喜歡的節目」列首的是「滿洲演藝」。18_{娛樂、戲劇節目的喜惡可} 以說相當明顯。滿人的嗜好究竟為何？滿語的廣播節目，是由滿洲放送文藝協進協會來組織及充實。1938年的嗜好調查，喜好主要集中在話劇及歷史劇 (表一、表二)。另一方面，在聽眾突破30萬人的1940年所做的問卷調查中，19 可以發現「請考慮參考接觸滿人實際生活的在滿日本人所提供之資料」、「多做些具有滿洲色彩的節目」、「請多採訪一些地方的消息」、「滿洲的廣播太隨便，像是民眾聽到日本的新聞常充耳不聞等，這樣的節目對住在滿洲的人們並不親切」，要求增加「滿洲色彩」的聲音很多(被報導出來的很多)。另一方面，1939 年國務院弘報處編輯的《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發行，刊載了〈各省放送調查報告〉。這是該年度 3 月所實施的調查，包含有「對於現在的廣播時間、內容的意見」。總的來說，收聽時間是早上 7 點前後以及晚上 7 點之後，電力的普及度、高價的乾電池在購買上的困難度，以及對滿人、朝鮮人的考慮都是討論的課題。這樣來自各省的要求以及前述聽眾的心聲等在實際廣播上究竟能反映什麼程度是沒有辦法輕易判斷的。然而，廣播是打開電源，藉由「收聽」這個動作才開始產生意義的媒體。正因為如此，在「讓人收聽」的問題上，學校廣播或是與鄰組結合的同時，節目本身給予讀者的回應或是傳送方與接收方一體感的培養在當時確實都有考慮到。 18 〈滿洲でもラヂオ調查〉，《放送》，第5卷第12號(1935.10)。 19 聽眾問卷，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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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聽眾增加及其問題

在滿洲國，收聽廣播是採登錄制。因此，要如何增加聽眾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常見的聽眾是「大多數的日本人與一部份的滿人」。所謂的廣播，即使不識字，也應該可以收聽。但「在使其收聽廣播之前，應該要讓他們知道有廣播的存在」，就這一個層面來說，假定在一般性廣播文化運動之後有人想要收聽，我們首先必須將目標鎖定在既有的個人用戶。然而，就「讓人們知道廣播」這件事情上，應該從「團體收聽」來訓練，「藉由收聽費用的共同分擔、收聽操作簡易化、收聽手續省略化及政治性指導」以求漸漸培養出廣播文化意識。以下，讓我們來具體地觀察聽眾擴大一事。1933年滿洲電電創立當時，聽眾為5千人，1940年突破30萬人，終戰當時可以推估有70萬人在收聽。這樣急速將廣播普及的背景，除了滿洲移民的增加有直接影響，另一方面，電電的營業所、販賣所服務人員的活躍及鄰組或學校廣播的團體收聽也有所影響。首先從滿洲電電來看，1936年自身開始直接販賣收音機，在各地設置營業所、販賣所、駐在所，並且開始做收音機的販賣、修理、收聽手續等服務。 1941年3月，已經達到廣播局17局、收音機營業所17處、收音機販賣所43處的階段，這表示在主要的滿鐵沿線的都市、街道都有販賣所或是營業所。20_更進一步，販賣員所販賣的「電電式」的收音機，由於只是滿洲電電這一家獨佔企業在當地進行放送，也處於壓倒性的有利地位，即便物資減少，在修理方面電電式也有很大的優勢（即使如此仍然沒有辦法解決產品供應不足的問題）。收聽費用在一開始是1元，但也有人認為應該不收費。然而，實際上收聽費用往往無法收到錢，因為一家一家去收錢當然會有困難。1940年聽眾達到30萬人之後情況更是嚴重。故出現了「之前聽說收取收聽費用這件事不是什麼壞事。但電話、電報可以收到百分之九十，廣播一般頂多只能收到百分之五十到六十」這樣的發言。然而在戰時的體制下，對於這個問題也有回答： 20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十七年ラジオ年鑑》(日本放送協會，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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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些地方要思考一些策略來做所謂的預繳獎勵措施。因為人民也有困難的時候，有鑑於國家政策的使命，希望能夠集中三個月一次預繳，由鄰組與廣播一起來宣傳，好好努力。……收帳成績也會達到百分之九十的。」。21 但是，1940 年聽眾突破 30 萬人之後，收音機店也面臨到一個困難的局面。突破 30 萬人，「不論是時局的狀況或是加入者激增等原因，都有助於目前普及化這件事是事實」，今後的對象被認為會是「滿人，且為相當於上流階層的人」22_{。在當時，}_{「收音機既非早期的奢侈品，也不單單只是娛樂品」，} 滿鐵沿線的一般日本人家庭早已是聽眾，目標主要會放在滿人(漢人)及尚未登錄的日本人上班族等。對日本人的販售員來說，滿人家庭絕非輕鬆的客群，甚至有「滿人重視面子，訪問的時候應該要帶著夠份量的名片」這樣的經驗法則出現。23_{即使如此，對滿人實施的聽眾作戰計畫也未必成功。從單} 純的人口比例來看，在滿洲滿人是壓倒性的多數，但提到廣播聽眾，就算有增加的傾向，實際上的數目也沒有超過日本人，從滿人的人口來看百分之五就是極限了。經過檢討各式各樣的策略，甚至有人說過「關於廣播收聽費用的問題，考慮到滿洲的文化低落，加以原住民族的經濟力不足，若是全部不收費的話如何呢？但由於事業當局若是沒有收入當然也就無法再經營下去，因此是否可以設法將其轉為由國家來負擔？」這樣的話。24_{但最終，也} 許增加了滿語的節目，但要擴充滿人聽眾卻是非常困難的。廣播的內容其實反映了帝國性，一方面大致上限於日本人，畢竟滿洲國的廣播是要將帝國各地的日本人連結起來；另一方面，也可以說是停留在附著於日本本土之上，這也表現了滿洲國本身的性質。 21 向利夫，〈是非やらねばならぬこと〉，電電一心會《電電》，1942年12月號。 22 城野茂，〈苦勞はこれからだ〉，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23 澤井正樹澤，〈このコツで〉，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24 山內靜夫，〈一層の努力を望む〉，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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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戰時體制下的廣播與電波戰爭——滿洲國的狀況

(一)「廣播報國」——作為思想戰的武器之廣播與戰爭

廣播所具備的「明顯的傳播性質」，由於其有「克服場所及時間上的障礙，並超越階級隔閡」的特性，一般認為「一旦有事，要以『廣播』來達成多數民眾的思想動員也絕非難事」。廣播可以說是「國家在非常時期最尖銳的思想武器」。25_{滿洲電電於1937年7月13日以降，進入戰時體制，}_{「滿足國策} 機關對於全體機能的要求，將平時的準備轉化為戰時的武器」。26_{標的基本上} 是南京，「對外封鎖了當時激進的南京廣播，且全滿洲各要塞都施以特別措施，對南京廣播斷然進行抨擊」，在國境附近設置廣播局並增設大連短波，計畫在當時能充實滿語宣傳的播送，在南京廣播無線電台被轟炸的9月30日之後，從電波封鎖的防衛性手段，開始轉為「積極地對中國實施宣傳廣播」。27 另外，進入戰時體制的同時，也處理了廣播播放的組織調整。滿洲電信電話公司內部也將先前屬營業部的播放部升格，將新京、大連、奉天、哈爾濱等地的廣播局都升格為「中央」廣播局。進而，「日本的大正翼贊會成立後，也招致了伴隨而來這類國家性質的活動及組織在指導監督上一個很大的變革……特別是有關新京中央廣播局的部分，滿洲過去的郵政管理局轉變為宣傳部。與其同時出現了一個廣播的新體制，這是將廣播節目做了一番檢討整頓的結果」。如此一來，國務院弘報處的權力即得到強化。28 此外，以關東軍為首，由關東局、滿洲國政府、協和會、滿洲電電所組織的宣傳連絡會議，負責檢閱、教導各式宣傳、宣撫及節目。在這個連絡會議上，一般認為以關東軍的發言最為有力。從軍隊的角度來看，其目的在於 25 木村庸治，〈同一理念の諒得〉，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26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放送部同仁，〈最近滿洲の放送事業〉，《放送》，第9卷第1號(1939.01)。 27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放送部同仁，〈最近滿洲の放送事業〉。實際上就是否接受南京廣播局爆擊一事需要做更進一步的檢討。 28 上森生，〈放送一年の回顧から〉，《電電》，第7卷第11號(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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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廣播可以取締對滿洲國及日本帝國不滿的抵抗者或是民族運動。就這一點來說，廣播是武器，與宣撫及軍事都有密切關連。連絡會議的決定，基本上沿著廣播參與會——中央廣播局——地方廣播局這樣的順序來下指示，先有「聲音」才傳到「耳朵」。進而，在滿洲國行政的各個階段，亦即國—— 省——縣——村——保甲各個階段都定有不同的宣傳責任者，也配有宣傳員及「宣撫官」。他們在推廣一般性宣傳、宣撫活動的同時，為了在地方社會做到團體收聽而打造場所，也為了阻絕來自蘇聯的廣播而將有線設施普及化。 1940年10月《電電》〈廣播聽眾突破三十萬紀念特輯〉中，電電廣播部長瀨田常男說道「專心致力於廣播作為天下公器的機能應該要有十足的發揮這件事，直接面對慘澹又黯淡的時局，最終要朝向廣播報國邁進」。29_對廣播內容的要求為何呢？對有識之士詢問「對現在的滿支應該播放什麼？」的問題，就此，以外交研究著名的鹿島守之助曾說過「總而言之，我不想讓人民聽到像是模仿外國這種日本不爭氣的事情，特別是在滿支。我想要讓他們清楚地聽見躍進中的日本的樣子」。但另一方面清澤冽曾主張自由主義的意見「禁止播送宣傳性質的東西，並不會完全沒有效果，若引起反感反而是不好的」30_。因此，在對英美戰爭開始的時候，對收音機的販賣數量及聽眾的增加有很大的影響，但同時也對廣播節目做了很多改變。認為「八日以來，廣播節目的型態完全改變。這必然會是報導的重點」、「各種戰時廣播的性格都充分展現」等。然而1941年12月8日珍珠港攻擊事件自然也透過廣播廣泛地傳送到滿洲國全境。對於廣播強大的影響力有各種傳言：「這次大東亞戰爭的突然發生，正好使我們對廣播的價值有更進一層的認識」、「即使全體社員一萬七千人都出動，在一年之內聲音都沙啞著到處宣傳、巡迴，仍然無法傳達到 29 瀨田常男，〈百萬への念願〉，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30 〈<葉書回答>二、現下の『滿支』へ何を放送すべきか〉，《放送》，第10卷第1號(194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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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處，這就是廣播強而有力之處」。31_{而「工作對象」，如前所述，是設定在} 大眾。「戰時的收聽對象一定要設定在所謂的大眾層。也就是說，以知識性來說，有所謂的講談雜誌階級的人，故一定要把目標擺在婦人俱樂部這樣的階級。並沒有必要把所謂知識份子當成廣播的對象來加以認識。」32_這是當時的趨勢。此外，特別重視對滿系的工作，1942年電電宣傳處長武藤富雄就「廣播與宣傳」有以下的論述，認定「宣傳最重要的是廣播，最近廣播已經有壓倒性的威力」，而「廣播聽眾的數量，也慢慢接近讀報者的數量」(武藤的見解) 由於「播報員、廣播從業人員的素質提升以及訓練的問題相當大」，參考記者法等來舉辦考試也是有其必要的。因而開始提倡滿系職員的採用。武藤在思想戰方面，對於「滿系」的重要性已經有所認識。33_{但如前所述，不論是} 在滿系人才的採用上，或是在聽眾的方面，都不能認為有很積極的施行政策或是有得到很好的成果。而關於廣播從業人員的資格，在這之後出現了許多討論。34 這樣的意義之下，滿洲所謂「廣播報國」基本上是日本人所建立的基礎。日本人在1941年12月8日戰爭開始的時候就已經很普遍地意識到沒有收音機不行，防空訓練等情報、新聞等從收音機所收聽到的內容在非常時刻是基於保護生命所必要的，故聽眾增加的速度快到幾乎讓收音機的供給不足。另一方面，若要提到「團體收聽」的象徵或是同時間與動員結合的事例，不能不提到鄰組制度與廣播的合作。在鄰組的時間與接近聚會的時候播放廣播，在實際的會議舉行時大家也透過收音機一起聽重要的政府發表等。廣播是「公共的」情報並透過鄰組制度進行滲透，另，作為一個統一計算時間的道具，可以用「自身」來製造出被動員的群眾。另外學校廣播也是「團體收 31 高塚生，〈放送月評〉，電電一心會《電電》，1942年2月號。 32 阪口千馬太，〈放送月評〉，電電一心會《電電》，1942年5月號。 33 武藤富雄，〈放送と宣傳〉，電電一心會《電電》，1942年1月號。 34 武本正義，〈放送従事者の資格－主として弘報業務たる見地から－〉，電電一心會《電電》， 1942年10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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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與動員的典型例子。1936 年開始的學校廣播，「利用廣播所具備的特性，與學校教育合作」，甚至稱「廣播是老師的老師」，可看出其重視程度。這不僅是指利用「教師時間」，透過廣播將文部省的傳達事項傳送到各教員，朝會的時間也會配合廣播名人的演講，讓全校師生都可以聽到，有讓廣播直接對學生們談話的意圖存在。在學校教育的情況，廣播是提供等質性情報不可或缺的存在，對身為「小國民」的孩子們而言，廣播是非常熟悉且深遠的。35 關於廣播與教育談了很多的高橋增雄曾提出「廣播學校」的可能性，36_教科書裡也出現了許多有關廣播的知識。這樣的電化教育在當時的東亞是共通現象。

(二)政治即生活——滿洲文化與廣播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員，不僅是物理性質的動員，也有思想、心理方面之精神性質動員的意義。這裡所謂的「聽廣播、去聽廣播、自發性地去聽廣播」，內含金澤覺太郎階段論的意味。也就是說，廣播的發送方並不是用強勢且直接的方式來提倡國家方針，而是透過每天的新聞來暗示，使收聽方自發且自然地將廣播傾向的民族、國家意識當作理想。這樣一來，思想戰在一定程度上，人們的意識或是生活本身都可以被動員。在此，文化的存在被突顯出來。有人認為在文化與政治仍存在有分離的的地方，在當時稱為「自由主義」，但這一點多半被施以否定的理解，因為文化在某程度上被認為是政治的先端。37 在談論到政治與文化、藝術一體性的時候，滿洲國發生了在日本本土並沒有發生過的問題，即原本的「滿洲文化」究竟為何的問題。滿洲國是一個多民族、多語言的社會自不待言，對應於此，多語言廣播、提倡製作具備滿 35 高橋增雄，〈戰時學校放送の命題〉，電電一心會《電電》，1943年4月號。 36 高橋增雄，〈放送學校〉，電電一心會《電電》，1944年4月號。 37 金澤覺太郎，〈ラヂオを聽くこと、聽かすこと－滿洲放送文化政策の基調要件を中心として〉，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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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色彩的節目也已進行一段時間了。「建設高度文化」、「形成滿洲文化」等口號在日常也常被使用，就具體的部分卻有其困難之處。滿洲並未與日本急遽同化，與中國文化也有所不同，因而要在短時間達到也有其困難。負責人等也曾說「站在廣播的立場，不論到哪首先都要尊重民族固有的文化，以此為基礎進而自然地培養出新傾向，並且應該努力地慢慢發展。」等主張，38_期待滿洲文化會「自然產生」，也期待廣播會成為其支柱。固然如此，談到「若能充實更多的內容而讓聽眾可以聽到更具有濃厚滿洲色彩的節目(特別對滿人階級有其必要)，聽眾會給予廣播比現在還要高的評價，也會保持關心」，對應滿系的聽眾的課題常被討論到。39_{廣播局實際上雖然有在進行民族音樂} 的收集，但關於第二廣播的播放內容與對滿洲文化應該如何對應，有許多不同意見，具體化方面也有困難。然而，於1939年「第二廣播聽眾座談會」上，滿洲電電第二廣播係長劉多三曾說，40_{即使提到滿洲文化，在這個廣大且多樣的社會，如何在短時間} 內創造是一個根本的問題。關於語言問題，在雙重播送實施之前，已經有日中語言混雜播放，在哈爾濱也會使用俄語。在新京100千瓦廣播開始之後，第一廣播是日語，第二廣播是中文，短波則是以英語為首，多有利用西洋語言。但在言語多元化、回應聽眾需求的向量上，有關「滿洲文化」全體性的部分要如何有整合性，需要持續摸索。「如此親密的廣播關係會使兩國的文化藝術得到癒合，更不用說對於兩國國民的同心協力會有很大的貢獻」這樣的說法受到日本很大的影響，使得以「同心協力」為前提的轉播節目非常氾濫，41_{加上最初日本的政策＝國家政策的宣傳機關}42_{這樣的想法等，都是當時} 的背景。不論被提出幾次「廣播局的滿人參加者太少是宣傳上的根本問題」， 38 筧淵〈滿洲放送の使命〉，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39 村田晃平〈民族文化に就て〉，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40 〈第二放送聽取者座談會〉，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 6年＝1939年9月號)。 41 丁士源(滿洲帝國駐日特命全權公使)，〈日滿交換放送に就いて〉，《放送》第4卷第9號(1934.06)。 42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放送部同仁，〈最近滿洲の放送事業〉，《放送》，第9卷第1號(1939.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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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創造滿洲文化在構造上仍有相當的困難。43_{這樣的困難，在製作「國民戲} 劇」、廣播劇的時候也有。44_{劉多三所期待的是怎麼樣的廣播劇？認為廣播劇} 是「透過麥克風將各種社會環境裡具備各種社會性格的許多紛爭以聽覺—— 語言來表現的藝術」的絲山貞家曾提及在滿洲製作戲劇的辛苦。但即使創造滿洲文化有其困難存在，油川勇也曾說過「所謂娛樂是慰安，其音樂或是表演廣播都不是無關乎思想的，而透過國民的日常生活來執行的思想戰才是有很大潛力的，從這一點來看表演廣播節目的製作方針或是表演內容這一類的東西在思想戰上的確存在有很大的意義」，因此思想戰的重要性，甚至文化的重要性都是毫無疑問的。對廣播從業人員來講亦同。45_金澤覺太郎又要求「廣播反映滿洲和諧民族生活上所有事情」，與表演等重文化一般，在真實生活中的文化層面上，期待「政治、藝術、或技術在廣播的世界有非常牢固的結合」。因此其課題在於廣播是「政治」，並非實現於政論或是特別演講等，「廣播本身」融入「和諧民族的政治生活」比較重要，「一定要更進一步將『政治融入生活』，這才是滿洲廣播文化政策之行動準則」。46 金澤就「滿洲廣播文化政策之行動準則」最終是否實現「以廣播來進行政治」有發表一些看法：他指出廣播融入生活當中，對生活確實有影響。這不僅僅是對滿系，對日系也一樣。值得注意的是在學校廣播等地，聽眾重視國語，對方言、鄉音等並不歡迎，這也成為在方言盛行的學校，老師以廣播當作教材使用的原因。47_{但這也被認為是中文的標準語裡共通的部分。} 43 電電一心會《電電》，1941年4月號。 44 三浦義臣，〈國民演劇と放送事業〉，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 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絲山貞家〈ラヂオ・ドラマの演出〉，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45 油川勇，〈放送內容の取締方針に就いて〉，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46 金澤覺太郎，〈ラヂオを聽くこと、聽かすこと－滿洲文化政策の基調要件を中心として〉，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47 此外日語被課以〈不得不成為大東亞共通語言的命運〉，對於會說日語的人會造成其他不同的壓力。阪口千馬太〈放送月評〉，電電一心會《電電》，1942年7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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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政治活動進行的地方，無法養成文化；沒有文化做保證也就無法考慮到政治。文化與政治互相進行崩壞，同時也互相建設」這樣的敘述，48_但我們卻沒有感覺到崩壞、建設有同時進行。最終，也許廣播確實融入生活當中，但政府想要融入的卻是滿人的生活。廣播提供給日本人「日本」，並維持帝國的一體感，但對懂日文的滿人又另當別論，大多數的滿人難以判斷最終是否成功藉由「滿洲文化建設」連結到國民統合概念。考慮到滿人只有百分之五是聽眾，廣播對滿人的效果是防諜及電波戰，可以想見只是為了防止來自南京、重慶的廣播使情報蜂擁而至。關於這一點，所達成的效果是未知數。擔任滿洲廣播總局副局長的金澤覺太郎在戰後參與日本的民放聯盟。在金澤的回顧中，在「創造真實的民族文化是交付給廣播的重要任務」的信念之下做了收集，「數百種滿洲民族最精華的原創音樂，在膠卷錄音版的狀態下安靜地長眠」「日中文化協定成立之際，為了收集新的亞洲廣播民族音樂，也有收藏這些交換品項的價值，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沒有可以代替的東西」。49_{滿洲國的廣播與戰後日本、東亞的廣播的連續性也是一個重要課題。}

(三)身為「帝國」的一體感與電波戰爭

滿洲國的廣播以空間來看，廣大的滿洲國首都：新京與奉天、連結到大連及邊界的開拓團，滿洲國不僅有擴張，還應該要從以下三個方面來考察。第一是身為「帝國」的擴大。在這方面，有一部分是日本本土與滿洲國之間的關係，另一部分是與華北政權、汪政權、朝鮮、台灣等大東亞共榮圈之間橫向的聯繫。這是有關身為「帝國」培養一體感的問題。第二是身處各國宣傳最前線的中國大陸所發生的電波戰爭。第二次大戰期間，在日中美或是蘇聯透過白色廣播、黑色廣播這樣的雙面手法展開電波戰爭的同時，中國在機 48 宮川靖，〈放送の正義ということについて〉，電電俱樂部《電電》，1940年10月號。 49 金澤覺太郎，〈滿洲放送事業の實態〉(善鄰協會所藏，年代不詳)。本史料的取得是由於早稻田大學的劉傑、江正殷兩人的幫助，在此記錄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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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情報、暗號傳達等軍事目的上也能對廣播做有效利用。這一點在下一章會做討論。第三透過短波廣播向世界擴張的方面。反過來說，個人禁止收聽短波廣播，在電波及節目編制權統一管理的情況下，管理帝國內部的廣播，以電波戰爭來說，在防止電波侵入的同時，可以監聽活動累積資訊。以下，我想詳細介紹這三點。首先，是關於帝國一體性的培養與廣播的問題，從受到過度批評的日本來的轉播節目有很大的意義。這個結合內地與外地的「帝國」廣播網路，在 1928年11月舉行昭和天皇就位大典實況轉播的時候已經被強化了。在滿洲國，滿洲事變之後立即實施「日滿聯絡放送」，在滿洲的日本人可以在第一時間得到日本的情報。另外，移民者也可以看到與日本本土出身地之間所交換的節目，也有可以傳送礦山等地工作情況之產業報國相關的廣播電台。這樣利用在節目中會出現個人的名字等，可以培養參與廣播的意識，同時對日本本土傳播在滿洲國的日本人的情形，也可以達到促進移民的目的。其中包括特攻隊出擊之前所廣播的聲音、滿人的小孩向日本本土的小孩用日語表達滿洲正月時候的情況。聯繫本土與滿洲國的廣播節目，不僅是從兩地將一方的情報傳遞到另一方，例如日蘇不可侵犯條約締結後，坐西伯利亞鐵路返國的松岡洋右，在滿洲里所舉行的演說從滿洲向日本轉播也成為滿洲廣播人的驕傲。 1930年代，「帝國」各地廣播放送漸漸被網絡化。「日滿連絡放送」之後緊接的是被期待可以「藉由提攜廣播事業有助於滿鮮更進一步的融合」之「滿鮮慣例交換廣播」(1935年12月)，「對應南京的黑函廣播，開始透過新京的電波向華北民眾實施宣傳教化廣播」，「滿華交換廣播」等，漸漸形成交換廣播網路。進而如此一來伴隨著短波廣播的充實，1936年「外地廣播連絡會議」， 1939年在東亞廣播協議會算是一個成果。在此，日本放送協會、朝鮮放送協會、滿洲電信電話公司、華北廣播協會、蒙疆自治政府、支那派遣軍、台灣總督府通信部等均參加(之後中國廣播協會、國際電器公司、興亞院、通信省、情報局等也加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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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廣播協議會，強化其橫向連絡，在資源不足的時期避免事業重複等作為有其效果。另外，在滿洲討論滿洲文化，「大東亞共榮圈」將大東亞共榮圈一體化而形成文化、情報圈也是一個課題。這一點從日語教育教材的共同編寫到一直到音樂方面。朝鮮廣播協會呈送以下意見「以各民族的感情、嗜好為基礎，以求得各民族的共鳴，例如做出可以成為共榮圈音樂的雄混樂曲，流傳指導於圈內各民族，以此成為融合工作助力，如何呢？」。50另外也設置可以播出至「大東亞共榮圈」之下各廣播局的「東亞廣播」節目，為了各地國民學校的兒童所製作的「小國民的喜悅」，也實施在日本、朝鮮、台灣、滿洲等地同一日播放的模式。但，這樣一來「大東亞共同圈」之下的交換廣播網絡也出現了很大的問題。那就是以內外地日本人為對象而用日文來廣播這件事。也就是說，廣播是將帝國的擴張以日文感悟日本人(或聽得懂日語的人)的裝置，這一點起了很大的作用。關於中文的交換廣播，是滿洲國與華北之間的事情，並非帝國全體。在1942年第5次協議會，華北廣播協會專務理事葭村外雄提起這個問題，滿洲電電的新京中央廣播局副局長武本正義接受，並提出於「日滿華」進行轉播廣播。有趣的是，滿洲到中國(汪政權)之間無法直接交換廣播，全部都一定要經由東京。日本廣播協會的理事中鄉孝之助說過「在日本若是有適當的滿華語廣播人就好了」以表示他的擔心。51_{在此，也如實展現了「帝} 國」的性格。第二是在中國的電波戰爭，會在下一章做檢討，第三是對世界的對應， 1942 年 1 月 15 日滿伊交換廣播協定，1943 年同日締結滿獨交換廣播協定，被稱為「樞軸電波之握手」。52_{廣播也只是反應「帝國」「樞軸」體制的狀態。} 但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管轄下的短波廣播影響力卻很大，稱其為 Voice of China＝VOC。這個廣播主要重視的是北美、東南亞及中國邊境。對北美 50 《第五回東亞放送協議會》(1942，紀錄者不詳)。 51 《第五回東亞放送協議會議事錄》(日本放送協會，1942)。 52 〈契りは固く樞軸電波の握手－滿獨交換放送協定成る〉，電電一心會《電電》，1942年2月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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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廣播是英語廣播，宋美齡的活躍的確對美國對中國的支持有很大的影響。另外在東南亞向著中國邊境的地方有組成馬來語、泰語、廣東話、藏語、蒙古語等的廣播。滿洲的廣播局，在日本方面的「對敵廣播」，大連短波 10 千瓦是對著華南、南洋、海峽殖民地；新京的 20 千瓦在諾門罕事件之後，加強對蘇聯（俄文）、蒙古（蒙古文）播放，甚至開始考慮也對歐美播放。

四、中國大陸的電波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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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華民國政府的廣播政策

國民政府於1932年7月設置中央無限管理處，11月13日(孫文誕辰)於南京開始中央廣播局75千瓦的廣播。其後，一面接收北京政府時代的廣播局(河北等)，從長江流域、西南部開始，山東、山西等地也設置公營廣播局。另外，也設置了很多民間的廣播局。南京中央廣播局的廣播，在日本也可以收聽得到。內容方面並不是政治宣傳，但與福岡廣播電台的頻率相近而造成混亂，日本政府稱此為「怪放送」並加以宣傳，向國民政府抗議而要求其變更頻率。54_{這個「怪放送」事件，可以說是日本廣播政策轉型的契機。} 中央廣播無線局管理處是依據1931年「裝設廣播無線收音機登記暫行辦法」負責登記收音機，並管理聽眾的單位。然，這個階段人口以千人為單位的普及率來看，上海的77.6人最為突出，其他的地方甚至都不滿10人。55_為了打破這樣的狀況，發行了「廣播週報」。另外，1936年中央無線管理處將中央廣播事業管理處改組後，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請陳果夫擔任委員長而開始活動。在此，軍事委員會、中央宣傳部、中央廣播事業管理處、內政部、 53 本章執筆當時，特別參照貴志俊彥，〈東アジアにおける電波戰爭の諸相〉，收入貴志俊彥、川島真、孫安石編，《戰爭・ラジオ・記憶》。 54 日本放送協會編，《日本放送史》(日本放送協會，1951)，頁660-661。 55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滿洲放送年鑑》(昭和15年)，頁310。

(22)

外交部、交通部、教育部、中央文化事業計畫委員會都有參與。56_1936年10 月，制訂「指導全國廣播電台播送節目辦法」確定指導委員有節目審查權，娛樂節目在百分之六十以下，以北京話廣播為原則。因此，國語普及，形成了以北京話來做言語表現的標準文化。京劇正是其中代表。另一方面，根據「民營廣播電台違反『指導播送辦法』之處分簡則」、「播音節目內容審查標準」等，以強化地方、民間的廣播規則，進行全國的廣播事業網絡化。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對公營、民營或中央、地方的廣播局都可以行使其影響力。滿洲事變之後立刻從南京廣播局發聲的是綽號「南京之鷹」的女性播報員，他的「美妙嗓音」所留下的印象還殘留在當時聽眾的耳朵。日中戰爭開始之後，國民政府放棄南京，遷都重慶，隨之而來的是中央廣播事業管理處轉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管轄，蔣介石、陳立夫等人開始用自己的聲音以廣播來呼籲徹底抗戰。在當時，重慶以及雲南的昆明廣播局成為重要廣播局。但1938年8月到9月日本軍隊對重慶進行空中轟炸，因此國民政府從防空壕利用短波放送開始向國際進行廣播，使用英國馬可尼公司35千瓦的短波廣播，以主要各國的語言及馬來語、廣東話、福建話等，積極地對外廣播。這個廣播日本輕蔑地稱其為「重慶之蛙」。這樣的國際廣播，是由中央宣傳部國際宣傳處與中央廣播事業管理處共同設置的中央短波廣播無線廣播局所進行的。然1939年，發佈「調整國際廣播辦法」後，兩者開始分工，新聞歸於廣播事業管理處；其他的宣傳節目則由中央宣傳部來負責。但由於兩者的方針不同，常常爆發衝突。隨之而來的是1940年完成的「中央廣播事業指導委員會組織大綱」，強化中央廣播事業委員會的權限以求解決問題，另外關於短波廣播在中央宣傳部入主之後，也將名稱改為國際廣播局(Voice of China)，該單位重視英語廣播，將宋美齡的演說傳送到世界，並製成印刷品。這樣的宣傳效果極大，日本進而也產生危機感。另一方面，國內廣播也受到重視。1938 年提倡完成全國廣播網絡，並於 56 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所藏，microfilm150. 879-898)。

(23)

各地的政府、黨部、學校、郵局等公家機關設置廣播。進而，將區域性的西北、西南設為重點工作區域。然而，全體完成國內網路並未照計畫進行，決定性的因素是由於電力及電池的不足。

(二)汪精衛政權及華北政務委員會的廣播政策

1940年3月，在南京汪精衛擔任首任大總統而成立國民政府。典禮是以廣播作實況轉播的。而南京廣播局，即南京中央廣播局，使用的是與重慶中央政府同樣XGOA的呼號，想要給予聽眾一個錯覺以為其繼承了中央政府。進而，華北與華中的日本佔領地，返還「統治權」予汪政權，隨之而來汪政權在中國大陸構築了一個新的廣播體制。華北亦同，中華民國臨時政府成為華北政務委員會，在其管轄之下，設立了華北廣播協會。進而至1941年為止在日本軍管轄下的上海、漢口、杭州、蘇州、上海大東的廣播局，都返還予汪政權，並於南京設立中國廣播事業建設協會，理事長為林柏生。汪政權、華北政務委員會的廣播，理所當然是被置於日本的廣播政策之下。華北廣播協會準備有各式各樣的音樂節目及廣播劇。舉例來說，「把揭露蔣介石軍內部的暗鬥，蔣應該下野當作主題」李春鷹創作的「重整河山」；另外，描寫重慶方面的一名士兵從華北傳來的廣播，聽到被遺留在北京的兒童朗讀關於新中央政府成立的慶祝作文，並聽著愉快的音樂，因為渴求華北的和平而出走的「天倫之樂」。57_{這些都是中國人的聽眾所想到的，也用中文} 來廣播。聽眾的反應是之後的課題，但恐怕所想到的題材都是十分受限的。另外宣撫工作也非常受到重視。在戰爭激烈化之前，中國的日本觀已有所改變。讀賣新聞社的東亞部長村田孜郎，按照中國人的國民性，主張應該以中文來「更正日本觀的錯誤」。依據村田的說法，「總之到今日為止介紹給支那所謂的日本多是『日本是可怕的國家』、『暴虐的侵略國』、『沒有人情味的野蠻國家』、『好戰的國民』，將藝術之國、人情之國的日本完全抹殺掉。…… 57 《臨時放送企畫委員會記錄》(華北廣播協會，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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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文化工作報導，首先第一件事是要徹底地打破他們所接受的錯誤日本觀，將和平且充滿優美人情的日本、藝術日本呈現在他們的眼前」。58_東京朝日新聞社論說委員大西齋也認為「聖戰的意義即是將建設東亞的本意傳達使支那各階層都能徹底瞭解，這是最根本的意義。但為了協助達成這個使命，日、滿、支三國透過廣播演講，進行文化交流我認為比什麼都還要有效果」。59 惟戰爭越來越激烈，廣播節目以日本發送的新聞為中心，娛樂節目也減少。又廣播收音機也受到限制。例如在華北，僅限於華北政務委員會公認的標準型11號收音機、13號收音機。因此這些收音機可以普及化到汪政權支配下的全體人民。在上海的租借地，日本軍報導部吸收了英國情報部的廣播局等。在租借地，只允許日德義，進而法國與蘇聯的廣播局播放廣播。殘留的小廣播局全部都被日本接收。在上海，第一廣播是用日本語廣播、依據日本的廣播網絡已然形成廣播體制。日本的勢力範圍裡，到了12時、18時、22時都會「報時」。這也顯示了帝國的一體性。然而，一方面要注意在滿洲國來自蘇聯的宣傳，特別是莫斯科廣播等，另一方面也有必要注意蔣介石的廣播播放，在華中，美國戰時情報局(OWI) 之白色廣播及戰略諜報局(OSS)之黑色廣播也同時在進行播放。另外，即使在延安，1943 年 1 月開始到 45 年 8 月，也因為電力不足而停止播放，在這前後開始發展利用日本人俘虜的廣播事業。60

五、結語

開頭的地方已經說過，1920-60年代是廣播的時代。那時候的廣播一方面 58 村田孜郎，〈對支文化工作と報道放送〉，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 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59 大西齋，〈對支文化工作と講演放送〉，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 卷第8號(康德6年＝1939年9月號)。 60 _{這個廣播吸引了重慶政府的注意，而強化河南廣播局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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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生活關係密切的新興娛樂，同時(也因為與生活密切相關)一直被利用來達成權力者的社會動員。在民主主義的形成上，雖然不能說廣播是由於公共操作技術而受到重視，但大眾性質、通俗性質的東西，也並非一定與總動員體制相互矛盾，這一點很重要。日本帝國也很積極地利用這一點，因此在「日本帝國」＋「滿洲帝國」＋「中華民國(汪精衛政權)」的體制下，「大東亞共榮圈」就出現了。對「共榮圈」來說廣播是其假想的重要工具。然而，廣播媒體在「帝國」的構成員中以mass的角色是否能動員成功，不無疑問。確實，在滿洲國開始雙重播放，用各式各樣的語言來廣播，在滿洲文化上也做了各式各樣的嘗試。但這樣的廣播被認為其「帝國性」的消費者多半是日本本土以及外地的日本人，頂多加上當地極少數會說日語的人來作為傳播對象。這是做一些較廣大區域的研究就可以瞭解的。但廣播毋寧是為帝國範圍擴張而在外的日本人建立與日本本土的聯繫及橫向的合作，發展出作為可以想像多元性質、多民族「帝國」的裝置來發揮其機能，另外廣播在日本人及會說日語的人在「政治即生活」上，可以認為達到了很大的意義；但反過來說，也留下了一些可供思考的地方。最後，為了日本人想像的「日本帝國」「共榮圈」，才有了廣播，在這一層意義之下，日本的廣播應該沒有滲透到中國人的生活。但「廣播明星」李香蘭(山口淑子)也很受到中國人的歡迎，並不能說與中國人的生活空間完全沒有交集。然而，從李香蘭在戰後日本的新活動來看，我們可以發現 1945 年之後歷史並未結束。在東亞以廣播進行的國民動員及電波戰爭，在冷戰結構下的國民國家形成期，更加地活躍，特別是在朝鮮半島及台灣海峽的分隔線上所實施的熱烈的宣傳、宣撫活動。由於日本廣播協會具有左派思想，有可能表現在其政治活動上，因而台灣等地也多有戒備。在戰後東亞廣播的世界，延安後期的人才活躍於北京的國際廣播；另外昆明廣播局的中國人技術人員以及曾經待過滿洲電電的台灣人技術人員都集結在台灣；而從滿洲等外地返國的人也都成為戰後日本媒體形成的核心人物，由此可以看出人的連續性。從「帝國與廣播」這一個面向，脫帝國化、脫殖民地化會是今後研究的重要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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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

附錄一：滿人嗜好調查(1938-39年)

表一、最近廣播裏最感興趣的節目為何？類別票數百分比慰勞 161 51.60 教養 111 35.58 表二、聽眾對節目喜好的態度題目最近廣播裏最感興趣的節目為何？演藝節目中最喜愛的節目為何？節目類型節目型態節目細類票數排名票數百分比慰勞類話劇 42 2 70 24.80 古裝劇 35 4 100 35.46 歌曲(小計) 25 5 8 2.83 流行歌 19 其它兒童時間 19 7 21 7.45 本表改編自〈滿人嗜好調查(1938 年 12 月～39 年 2 月實施)〉，滿洲電電編，《滿洲放送年鑑》(昭和 14 年)。

附錄二：

1936年1月1日滿洲地區的廣播節目表

播音的地方時間節目大連（JQAK650KC) 上午6：00 初春の小鳥 6:30 （東京）御製謹話（一）「神武天皇御製」海軍大將加藤寬治 7:00 初詣（從旅順百玉山納骨祠境轉播） 7:30 入港船のお知らせ、氣象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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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0 （新京）奉祝唱歌＝新京西廣場小學校兒童、新京工學校兒童<新年の辭>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總裁山內靜夫 9:00 謠曲<高砂>高桐敏博外 9:25 長唄<雛鶴三番叟>東誠之助外 11:00 （東京）時報 11:30 ニュース 11:50 （東京）管絃樂＝清交響樂團、指揮山田耕筰下午0：10 （東京）箏曲<翁三番叟>越野榮松外 0:40 （大阪）人形淨瑠璃（一）相生松（二）花くらべ四季の壽（文楽座より中継） 1:20 （名古屋）万歳（一）御殿万歳（二）三曲万歳「鬼子母神」北川幸太郎外 1:45 （東京）恵方詣＝柳家金語樓、飯田蝶子 3:40 国際放送（アメリカより）米国における除夜街頭風景 5:00 （東京）子供の時間偉人物語「出世大閣」（一）東京放送童話研究会 5:20 （東京）コドモノシンブン 5:25 （東京）講演「年頭所感」内閣総理大臣岡田啓介 6:00 ニュース、告知事項 6:30 （東京）長唄「新曲浦島」松永和風外 6:55 （東京）講談「大當利大福帳」大島伯鶴 7:30 （大阪）混声合唱＝大阪放送合唱団、伴奏大阪ラヂオオーケストラ、指揮福喜多陣雄 7:50 （東京）舞台劇「安宅関」大谷友右衛門一座 8:30 （東京）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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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MTBY860KC) 午前6：01 （東京）吹奏楽「日出づる国」陸軍戸山学校軍楽隊、指揮楽長岡田国一・奉祝唱歌（一）年の初（二）君が代＝女子放送合唱団 9:20 （東京）謡曲（一）勅題「海上雲遠」（二）白楽天＝観世左近 10:59 （東京）時報 11:30 （東京）ニュース午後6：00 ニュース、番組予告 8:29 時報、番組予告 8:45 （新京）講演（満語）「年頭の辞」国務総理大臣張景恵、民政部大臣呂榮寰 9:15 演芸、番組予告（満語）其他節目都跟大連一樣新京（MTCY560KC) 午前6：01 （東京）吹奏楽「日出づる国」陸軍戸山学校軍楽隊、指揮楽長岡田国一・奉祝唱歌（一）年の初（二）君が代＝女子放送合唱団 7:55 詩吟（東京、名古屋、大阪、熊本より）雨宮薫水外 10:00 尺八（一）上田流本曲「百千鳥」森本壽童（二）都山流本曲「春風」西田方山外午後2：30 長唄「老松」杵屋勢七郎外 8:30 時報、気象通報、番組予告（満語） 8:45 講演「年頭の辞」国務総理大臣張景恵 9:00 講演「迎康徳三年」民政部大臣呂榮寰 9:15 旧劇「遊龍喜鳳」協和国劇社票友 10:00 （哈爾濱）北満の時間（露語）其他節目都跟大連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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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表內(東京)(哈爾濱)等地名表示其節目的播放地。

附錄三：滿洲國廣播簡史略年表

關於滿洲國的廣播史，簡單地參考以下書籍編集成本年表。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編，《滿洲放送年鑑》(昭和14年．15年，同1940、1941)、總合放送文化研究所放送史編集室，《外地放送史資料．滿洲編》(總合放送文化研究所放送史編集室，1980)、滿洲電電追悼集［赤ひ夕陽］刊行會編，《赤ひ夕陽》 (［赤ひ夕陽］刊行會事務局，1965)等。 1932年3月1日 1933年4月 1933年8月 1934年11月 1936年11月 1937年 1937年9月 1938年偽滿洲國宣布獨立。1920年代以來成立的東北軍閥、關東州底下的廣播局納入偽滿洲國裡。輸出為1萬千瓦的新京廣播局(MTAY)開始運作。日滿兩國間締結「有關在偽滿洲國的日滿合并通信公司成立的協議」，根據此協議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成立。此後，滿洲電電獨占滿洲一帶的電信、電話、廣播事業。新京廣播局開始了100千瓦的廣播。「偽滿洲國報導事業的概念劃時代地從基礎開始轉變」。日本語與滿洲語(中國語)非正規的雙語廣播開始播放。新京開始了10千瓦的日本語廣播。新京的100千瓦的廣播安排給滿語廣播使用，開始了正式的雙語廣播。同一天廣告廣播正式開始。中日戰爭開始。為了對抗南京75千瓦的廣播，新京100千瓦的廣播節目內容調整為針對滿人聽眾。在國境邊界附近重點式地設立廣播局。增強大連廣播局與海外廣播。滿華開始交換廣播節目。為戰爭作準備。隨著戰爭的進行開始重視新聞。為了了解戰局及政府對戰爭的看法，廣播聽眾急速增加。(1938年底有1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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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6月 1939年9月 1941年 1941年1月 1942年12月 1943年1月 1943年11月 1944年1月 1945年8月15日 1945年8月19日新京開始了「偽滿洲國帝國的對外廣播」。學校廣播開始。隨著各方面重視短波廣播，在東京設立了東亞廣播協議會。聽眾突破30萬人。隨著日本對英美宣戰，電電把各個廣播機關一元化。偽滿洲國與意大利的廣播協議。聽眾增加，突破50萬。偽滿洲國與德國的交換廣播協議。修正廣播節目。「勝利的紀錄」「大東亞招呼」等節目取消。隨著物資不足，廣播接收機也短缺。為了強化對滿系人的領導，更進一步重視第二套廣播。第一套廣播播放「玉音放送」。蘇聯軍接收電電總社。聽眾有7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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徵引書目

一、史料檔案

1. 《放送》。 2. 《第五回東亞放送協議會》，1942，紀錄者不詳。 3. 《第五回東亞放送協議會議事錄》，日本放送協會，1942。 4. 《朝日新聞》。 5. 《臨時放送企畫委員會記錄》，華北廣播協會，1942。 6.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十七年ラジオ年鑑》，日本放送協會，1942。 7. 日本放送協會編，《昭和十年ラジオ年鑑》，日本放送協會，1935。 8. 金澤覺太郎，〈滿洲放送事業の實態〉，善鄰協會所藏，年代不詳。 9. 國民政府檔案，國史館所藏，microfilm150. 879-898。 10. 國務院弘報處編輯，《宣撫月報》(放送特輯號)，第4卷第8號 (康德6年9月號)。 11. 新帶國太郎，〈滿洲國の標準時を改むる必要を認めない－山本一清博士の忠言に答ふ－〉，《滿蒙》，第16年第8號(1935.10)。 12. 電電一心會，《電電》。 13. 電電俱樂部，《電電》。 14. 滿洲電信電話株式會社，《滿洲放送年鑑》(昭和15年)。

二、專書

1. 日本放送協會編，《日本放送史》，日本放送協會，1951。 2. 竹山昭子，《玉音放送》，晚聲社，1989年。 3. 李相哲，《滿洲における日本人經營新聞の歷史》，凱風社，2000。 4. 總合放送文化研究所放送史編修室，《外地放送史資料滿洲編》(Ⅰ～Ⅲ) ，總合放送文化研究所，1979年-80年。

三、期刊論文

1. 山本武利，〈滿洲における日本のラジオ戰略〉，《Intelligence》，第4號(2004.05)。 2. 川島真，〈滿洲國とラジオ〉，《アジア遊學》，第54號(2003.08)。 3. 貴志俊彥、川島真、孫安石編著，《戰爭、廣播、記憶》，勉誠出版社，2006。 4. 橋本雄一，〈聲の勢力版圖--關東州大連廣播局と《滿洲ラヂオ新聞》の連攜〉，《朱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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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號(せらぴ書房，1998.10)。

四、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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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dio and War in East Asia

Kawashima, Shin

School of Law, Hokkaido University

It was “radio times” in 1920-60’s. Radio was an epoch-making, trans-boundary media. Broadcasting reached people’s lives beyond boundaries with geopolitical generation, gender, educated level and class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broadcasting created new cultural standards and norms in people’s lives, for example, to strengthen the standard of national language. For ordinary life, radio was certainly new entertainment device. This outstanding device which could penetrate into people’s ordinary lives, interested authorities so much. Japan Empire also was interested in its utility and efficiency for propaganda. Japan Empire built radio facilities and networks, broadcasted multi-language/cultural programs and created empire images for listeners. These programs were made under the initiative of the center of the Empire, Tokyo, especially on news. In Manchuria, because Manchu-kuo was imagined a huge, multi-ethnic state under Japan Empire, broadcasting was recognized important device to create the multi-ethnic image, to reach and integrate the peoples in the peripheries, to make linkage between Manchuria and Japan proper, and to imagine the expanding Empire. Except for Japan, China (KMT, CCP) and some political missions in China (including OSS, SSU of US, and USSR) also did their propaganda though radio. So we can see “broadcasting war” in East Asia at that time. But from point of extent with efficiency, Manchu-kuo didn’t achieve its aids, because in fact the radio was accept only to Japanese community in Manchuria, and could not touch Chinese and other ethnic group’s ordinary lives. As famous radio star Li Xianglan (Yoshiko Yamaguchi) would keep to be a media star after WWII, we can s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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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ity on broadcasting beyond 1945.

Keywords: radio times, empire and radio, political mobilization trough radio, broadcasting war, life with politicization trough ra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