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知識社群如何重構「柔性權力」理論：回顧與批判

(1)

中國知識社群如何重構

「柔性權力」理論：回顧與批判

*

楊

昊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第二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蕭新煌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趙晧嵎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生）

摘要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大量引進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許多引介、轉譯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專著猶如汗牛充棟。但在此同時，隨著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不斷提升，佐以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快速發展，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出現關於「具有中國特色」國關理論或理論「中國化」、「本土化」的辯論系列，同時一直延續至今。有不少中國學者似乎亟欲脫離西方國關理論框架，開始嘗試建立中國的國關理論。為了要進一步探討相關知識累積的脈絡演進，本研究將以中國國內知識社群對於柔性權力的論辯為焦點，從批判性的角度深入探究中國如何重新詮釋和再製西方國關理論的發展軌跡，分析中國學界如何理解具有美式理論色彩的柔性權力，並進一步呈現中國柔性權力的內涵。本文將先探討「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維，藉以理解中國知識社群對理論「中國化」的認知，並將中國國關學界針對理論「中國化」的知識累積進行梳理，試圖呈現中國學界對此議題的態度。在分析過程中，本文將以柔性權力理論的經典論述，作為解讀中國柔性權力論述的對照依據。最後，本文將整理中國學界與政界探討柔性權力的文獻，並藉著批判性的文獻回顧探索中國學界對於柔性權力理論的認知圖像。關鍵詞：國際關係理論、理論本土化、中國特色、柔性權力、中國文化 * * * * 謹在此向兩位匿名審查人所提供的寶貴建議特申謝忱。

(2)

壹、前言

中國的知識社群（epistemic community）對於西方理論的理解常帶有一種強烈的轉化作用，先將西方理論「中國化」，再由知識界延展此種被中國化的理論主張，透過體制內的政治菁英援引並轉換成相關政策。泝用當代中國學術論文或政策報告中常見的用語，「中國特色」大概就是描述此一現象的最佳表現，從改革開放以來甚為明顯。當中國政治菁英或知識界在閱讀或描述西方理論時，多半都急於主張西方理論要符合中國的「國情」，並一再呼籲外界不能一昧照單全收。此種思維或者是知識建構與應用上的習慣，可追溯到 1938 年 10 月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的政治報告中針對馬克思主義路線與應用所揭示的原則性主張。毛澤東在該報告中指出：「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就此，他認為馬可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必須展現出中國特色，不能把既有的西方理論元素直接套用在中國政治社會中。沴這種結合「實際」的「理論中國化」思想發展至今，在中國學界造成一種特意將西方理論重新詮釋，並使之符合中國所謂的「戰略利益」，結果在某種程度上很容易忽略理論本身的內涵和意義，沊而這就是「理論是為政策服務」的指導思想。為了要進一步說明此種具有中國特色、中國化、或本土化的轉譯過程，本文選擇當前最受中國政治菁英與知識界重視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作為檢視的知識主體，沝藉此探討中國知識社群是如何將西方理論置於其思維與政策脈絡中，並重新詮釋、理解，再進一步轉譯、擴大應用。本文認為中國知識界對於西方知識界（特別是美國學者）所接櫫的柔性權力構成要素不但有特殊的選擇偏好，還會佐以中國學者主觀的註泝知識社群一詞依照 Peter M. Haas 的界定，指的是在特定議題領域中具有專業知識能力，並且對政策形塑、知識建構有論述權的專業人士網絡，其中包含了學者專家、政治菁英與意見領袖等。請參考： Peter M. Haas, “Epistemic Communiti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6, No.1（Winter 1992）, p. 3. 註沴有關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論述，可參閱「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人民網，http://cpc.people.com.cn/GB/ 134999/135000/8103146.html；杜蒲譯，Maurice Meisner 著，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44。註沊王逸舟，「過渡中的中國國際關係學」，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 年第 4 期，頁 10~14。註沝 “soft power”一詞常見的中文譯法為軟權力、軟實力或柔性權力，中國大陸學者如王緝思、閻學通、龐中英、陸剛等學者，較常使用「軟實力」的譯法，請參考：閻學通，「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實力」，環球時報（北京），2007 年第 6 期，頁 42~43。本文選用柔性權力的中譯，主要在彰顯權力之剛、柔內涵的對張關係，區隔傳統權力論述帶有的剛性攻勢，並彰顯新權力面向的柔性訴求。另外，以柔性權力的譯法可能更符合 Joseph S. Nye 所強調的說服與吸引的權力特質所彰顯的柔性、非強制性（non-coercion）特色，以及文化、政治價值與外交政策等三種權力資源的非強制性運用，請參考：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pp. 81~83; Daniel A. Bell, China’s New Confucianism: 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19.

(3)

「理論中國化」思考邏輯，沀導致柔性權力此一概念在中國政界與知識界逐漸發展出所謂的「中國特色」。本文將以中國國內對於柔性權力的論辯為焦點，從批判的角度深入探究其知識社群如何重新詮釋西方國關理論的發展軌跡、分析中國學界如何理解或批判具有美式理論色彩的柔性權力，並進一步呈現柔性權力的「中國化」內涵。據此，本文將先簡述「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維，藉以理解中國對理論「中國化」的認知基礎，並將中國國關學界針對理論「中國化」的知識累積進行整理，以呈現中國學界對此議題的態度。在分析過程中，本文將佐以柔性權力研究的經典論述，作為解讀中國柔性權力主張的對照。最後，本文將探討中國學界與政界探討柔性權力的相關文獻，並藉著批判性的回顧，釐清中國學界對於柔性權力所持有的理論認知圖像。

貳、從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到中國特色：知識的

轉化與論辯

中國如何理解、詮釋、進一步改裝柔性權力的理論，並使其符合國家政府的需求進而順勢運用，實與中國知識社群如何形構帶有「中國特色」的思想迴路密切相關。對於此一思路的重新梳理，將有助於研究者對於帶有中國特色之柔性權力的掌握與理解。「中國特色」之所以受到重視，係因為中共慣於在各種施政方針或政策論述前冠上中國特色一詞，一則彰顯此一政策在創設時的原生性（originality），另一方面也藉此說明此一政策將可適應中國政治社會的特殊性（specialty），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從歷史制度的沿革來看，中國特色思維回應了中共在意識形態上一再重申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對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淵源與永續發展來說別具意義，因而深受中國領導人的重視，成為形構並延續中共意識形態思想的核心要素。如果我們檢視歷任中共領導人的談話及其著作，將可清楚理解其中所蘊含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論述對於政權維繫的關鍵意義。泞舉例來說，毛澤東思想被中共認為是馬列主義中國化後的具體思想產物，泀在毛澤東之後的歷任中共領導人在提出自身的建國方略時，亦不忘重申相關主張及思想是按照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路徑所指導的註沀舉例來說，門洪華認為「在分析中國軟實力時，必須根據中國的實踐對此概念加以充實，實現概念的本土化，從而形成中國軟實力的基本內涵」，請參見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國際觀察（上海），2007 年第 2 期，頁 19。註泞相關論述可參閱孟祥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貢獻研究概述」，高校社科動態（河北），2011 年第 2 期，頁 39~44；徐軍，「馬克思主義整體性視野中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揚州），2009 年第 4 期，頁 10~14；Frank Ching, “China’s Fluid Ideology,” The Diplomat, http://the-diplomat.com/2011/08/04/china%e2%80% 99s-fluid-ideology/. 註泀李英明，「中共意識形態的持續與變遷」，李英明主編，中國大陸研究（台北：巨流圖書出版社，

(4)

最新成果，同時也間接彰顯己身的政治論述係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正統」的延續。洰本

文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僅成為政治菁英確保執政正當性的制度遺續，它同時也成為中國知識社群（特別是國際關係學者）在面對與處理理論知識承繼過程時的默會智識機制（tacit intellectual mechanism），影響其在知識的吸收、轉譯與應用上的態度與作為。

一、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淵源與知識系統

「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確保文化改革發展沿著正確道路前進。」 2012年中共十一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泍中國學界普遍認為，毛澤東在 1938 年 10 月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所做的政治報告「論新階段」，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奠下了相當重要的基礎。泇除此之外，毛澤東在「改造我們的學習」一文中強調「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要使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和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沰更使得馬克思主義及其知識註洰胡錦濤在十七大所做的政治報告中多處提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譬如，過去五年最大的成績歸功於「開創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新境界」；新時期最突出的標誌是與時俱進，而體現在思想上就是「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黨最可寶貴的政治和精神財富，是全國各族人民團結奮鬥的共同思想基礎」等等，可見此概念受中共高層的重視程度。請參閱「胡錦濤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全文）」，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cpc.people.com.cn/GB/104019/104099/6429414.html。另外，習近平在紀念中國共産黨成立 90 周年黨建研討會也強調「中國共産黨 90 年來所以能夠不斷發展壯大，就在於始終堅持科學理論的指導，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理論的與時俱進」。請參見「習近平：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www.irchina.org/index.asp。註泍學習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文件輔導編寫組，學習十一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文件輔導（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2012 年），頁 153。註泇毛澤東強調「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因此，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使之在每一個表現中帶著必須有的中國特性，即是說，按照中國的特點去應用它，成為全黨極待瞭解並亟待解決的問題。」請參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毛澤東選集第 2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1年），頁 500。另外，1952 年，毛澤東在審定毛澤東選集第 2 卷時，將「中國共產黨在民族戰爭中的地位」（「論新階段」）部分一文中的「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改為「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具體化」；有學者認為此一更動是為了要避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一詞中所帶有的民族主義思想。此種做法有兩種意義：一來可與當時備受共黨世界譴責的南斯拉夫民族主義作出區隔，二來可以爭取蘇聯的信任，以獲取援助及支持。請參閱韓振峰，「學者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來龍去脈』」，人民網，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30178/14671693.html。註沰汪信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當代中國的理論範式」，中國共產黨新聞網，http://theory.people.com. cn/BIG5/49150/49152/8523816.html。

(5)

體系在中國落地生根後，逐漸轉換成具有指導性意涵的論述系統。這兩段毛澤東的講稿與論述的整理，多少呈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意義：將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與中國發展及建設的具體實踐勻和成維繫中國政治菁英掌握政權的重要指導系統。泹放在政策社群的政策規畫與制定過程中，意味著在運用及理解馬克思主義時，必須回歸中國社會的脈絡，融入中國的觀點與經驗，而不能一昧的照單全收。對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掌握，成為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之所以能夠整肅國際派，取得黨內意識形態主導權的重要原因之一。

誠如 Franz Schurmann 在其經典著作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 中對於中共意識形態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評論，他認為意識形態具有兩個部分，其一是所謂的核心（core）部分，主要包括世界觀、歷史觀、以及用來支撐此世界觀及歷史觀的一套方法論或價值觀。其二則是圍繞著核心的外圍實踐性（practical）部分，最主要的功能在於提供一套指導人們認知、判斷周遭世界的認知圖和評估圖，並藉此導引出具體的實踐戰略與政策設計。Schurmann 認為意識形態的核心部分通常會被賦予普遍性的意涵，而在實踐性的部分則會被加上人格化或個人化的領導人思想，並進一步被理解為普遍有效的真理經過本土化後的產物。Schurmann 的觀察與評論，說明了中共將馬克思主義視為是具有普遍性的理論核心部分，而毛澤東思想則是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具體革命實踐經驗相結合的具體產物。泏如果我們藉此檢視中國國際關係知識界的知識建構過程，更可以發現有不少學者將馬克思主義的理解、引述與轉譯，整合進相關知識累積的成果中，包括了研究計畫、理論論述與主張、政策說帖與建議等，均成就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歷久彌新、具有延續性的知識演進特色。這同時是中國學界在引述、創建知識的重要起點，亦為難以撼動的意識形態。特別是 Schurmann 所言的「核心－實踐」思想模式，藉著知識社群內論述擴散的影響，在後毛時代的中國亦一直被運用在中共的政治思想之中。尤其是自中共十二大以來對所謂「中國特色」的一再重申，以及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近年來將西方理論結合中國實踐的理論中國化思維所醞釀的「中國特色國關理論」論辯聲浪，便是最佳的例證。透過對於中國特色國關理論辯論的深入瞭解，我們將更能掌握中國知識社群如何吸收、理解並且改造源自於歐美學界的柔性權力理論。

二、中國學界對於建立「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論辯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大量引進西方的國際關係理論專著，許多介紹、翻譯西方國際關係知識系統的書籍如雨後春筍般出版，其目的在於透過引介歐美註泹楊逵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進程（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頁 1。

註泏 Franz Schurmann, 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Californi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0）.

(6)

國家的國際研究思想與理論，為國內學術專業奠基。泩隨著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程度不斷提升，佐以中國國際關係研究的快速發展，在 1980 年代後期開始出現對於關於「具有中國特色」國關理論或理論「中國化」、「本土化」的辯論系列，同時一直延續至今。其中，有不少中國學者似乎亟欲脫離西方國關理論框架，開始嘗試建立具中國特色的國關理論，相關論者認為如果中國的國際關係學界能夠建立起中國自身的國關理論框架，這將能協助中國學界掙脫歐美理論框架與知識論體系的長期制約。另一方面，亦可透過西方理論與中國觀點對話後的新演繹，形構出適合中國、同時也能結合並展現中國現實（Chinese reality）的理論工具。這套理論工具將能為中國在外交戰略上提供切合中國利益的指導思想。泑事實上，柔性權力理論在近年來被大量引介與深入研究，特別在冠上具有中國特色的標誌後，更彰顯了政治與知識之間的有機結合。儘管如此，亦有部分學者針對理論「中國化」的發展方向提出質疑，相關論者咸認為當前國際關係理論知識體系已經相當完備，要發展中國的國際關係理論是否有可能？或者是否有其必要性？都值得進一步討論。炔從是否建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提問，到理論中國化的實際內容之定義，以及後續如何建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等命題，最早可以溯源到 1987 年首度於上海舉辦的中國國關理論研討會。與會學者針對「中國特色國關理論」有了初步的討論，隨後並在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引起了激烈的論辯，並持續迄今。炘根據南京大學國際關係研究院石斌的說法，造成相關論辯的原因有二：其一，當前中國已逐漸融入國際社會，加上「和平崛起」命題的提出，對於中國的知識社群來說，迫切需要一套理論來適應大環境的變遷。正因為西方理論有其參考價值，所以為知識界或政治菁英所採用，但各種西方註泩改革開放後，在中國最早介紹西方國關理論的文章是陳樂民所撰寫「當代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簡介」以及「國際關係基本方法」，分別在 1981 年、1982 年刊登在國際問題研究與理論研究雜誌上。最早介紹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學術著作則是陳漢民在 1985 年出版的在國際舞臺上。請參見倪世雄、許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史回顧與思考」，歐洲（北京），1997 年第 6 期，頁 11。接著倪世雄、金應忠在 1987 年、1992 年出版當代美國國際關係理論流派文選和國際關係理論比較研究，王逸舟在 1998年出版的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以及秦亞青在 2000 年翻譯 Alexander Wendt 的國際政治的社會理論等，都可視為中國學者引進西方國際關係理論的代表著作。近年來，中國國關學者開始針對各種不同的國關理論流派進行介紹及研究，諸如郭樹勇，建構主義與國際政治（北京：長征出版社， 2001 年）；秦亞青，理性與國際合作：自由主義國際關係理論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年）；閻學通，國際政治與中國（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 年）；王逸舟編，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等。註泑彭習華，「對國際關係理論中『中國特色』的一些思考」，上海社會科學院季刊（上海），2002 年第 3期，頁 61~68；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2006 年第 3 期，頁 7~13；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理論建設的探索」，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 2005年第 2 期，頁 16~21。註炔相關論述可參考任曉，「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一些思考」，歐洲（北京），2000 年第 4 期，頁 19~25。註炘除此之外，中國分別在 1998 年和 2004 年先後在上海召開了兩次全國國際關係理論討論會，會中的討論焦點都集中在建構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及創建中國學派的問題上。參見郭樹勇編，國際關係：呼喚中國理論（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年），頁 1。

(7)

理論因產生背景的迥異，顯然無法完全滿足中國的需要。更重要的是，理論的創建也與中國的國家、民族自信心的增強相關，作為一個「大國」，中國需要有自己的一套理論體系。其二，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於國關理論的研究已經邁向新的階段，無論其學術性或規範性均明顯提升，這也間接促使中國國關學界清楚理解到現有西方理論的侷限性。當中國國關學界在自主探索意識上逐漸增強，追求建立中國觀點的國關理論遂成為一項熱門議題。炅石斌的說法只能算是中國國際關係學界中相對保守的主張。這兩項因素背後所隱含的意義，其實與中國政治菁英與知識界對於「自主需求」的強烈期待與重視有關。值得一提的是，前述兩項主張只描繪了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化辯論的表象因素；本文認為，維繫這場歷時多年的辯論最主要的因素有二：其一，崛起的新中國需要一套新的指導思想，這套知識系統需要同時滿足「核心－實踐」的需求，也就是滿足政治菁英對內維繫政權穩定、對外展現中國作為大國的政治自主性的政策指導原則。其二，對於形構、簇擁、再製與傳遞指導知識系統思想的知識界來說，如何在國際間建立起具有自主性的論述權或話語權，是中國國關學界的知識份子積極追求的目標。在這兩項因素的驅動下，中國國關學界對於「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知識建構有了不同的立場與看法。不同知識立場之間的對話與論辯，讓各種西方理論的中國化（如柔性權力）過程有了充分的討論。本文嘗試將這些意見不同的主張或說法區分為：「理論本土化傾向」、「理論普遍化傾向」與「務實折衷主義傾向」，相關說明如下。炓（一）理論本土化傾向以理論本土化做為號召的中國學者主要從價值層面與政治層面兩個角度來論述中國國關理論的發展，首先，在價值層面上，相關論者認為西方世界的價值觀與傳統東亞文化的價值觀有很大的不同，一但價值觀有所不同，研究者看待問題的思考方式與切入點也將有出入。因此，與其一昧的模仿或跟隨西方的腳步，中國應該從自身的傳統文化中找到養分，建立一套具有不同文化底蘊的國關理論或知識論體系。第二，相關論者認為西方的國關理論本質上是為了服務西方強權，維護的是西方的利益，相較之下，中國如果要在外交實踐上維護國家利益，就需要一套以維護中國利益為出發點的理論做為指導思想。目前，贊成建設有「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論調幾乎已經成為中國學界的主流意註炅石斌，「國際關係研究中國化問題的爭論：一項學術史視角的回顧與總結」，中國國關在線， http://www.irchina.org/news/view.asp?id=1005。註炓在此要特別說明的是，針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建構進行研究的學者，傾向用「派別」（支持派、反對派）的分類來說明相關辯論的發展，譬如會將秦亞青、梁守德、蘇長和、方長平、葉自成、朱鋒、倪世雄、彭習華等歸入支持理論本土化派別，此種以「學者」為主的分派歸類法可能因為單一學者所著的論文間偶有知識斷裂或彼此矛盾的主張而有失精準，同時也容易引起「被分類的學者」的議論。有鑑於此，本文避免以「人」設「派」，避免將學者歸建成特定派別，改採用「主張傾向」的區隔方式，藉此建構出三種不同的論述立場，而非論述派別。

(8)

見。譬如，梁守德被視為是一貫倡導「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學者。他認為，「各學科理論的當代價值必須通過理論的特色創新來實現」，甚至進一步指出「特色包括中國特色，不是政治概念，不屬於意識形態的範疇，它是任何理論內在規律性的要求，特色越是鮮明，理論越有活力。」然而，究竟要如何建構國關理論的中國特色呢？他認為必須要將理論結合「世情」和「國情」的實際情況，進而帶出「中國特色」就是中國化的思維。炆除此之外，倪世雄亦肯定中國的國關理論研究必須具有中國特色。他認為，強調中國特色並不等於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強調意識形態的概念，任何政治理論研究都有立場和觀點的問題。換言之，中國學者在研究國關理論時，應該且必須從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站在中國的立場為國家利益服務。炄舉例來說，由秦亞青、高飛、高尚濤與任遠喆等人所撰寫的「建構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初步思考」一文即頗具代表性，他們將理論中國化的理念結合了中國政治與價值的內涵，強調這種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與外交理論源自於馬克思主義理論、中國傳統文化理念、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與實踐；更重要的是，相關理論不只是單純的學理討論，而應被視為是指導中國外交實踐的重要綱領。炑另外，像蘇長和、葉自成、朱鋒在許多研究論文與政策報告中重申國關理論「本土化」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在引進西方理論時，研究者必須要根據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來進行演繹，不能被西方的價值觀牽著走，進而在本土化的進程中應該要不斷強化、重視中國傳統文化所扮演的角色。對於相關論者而言，中國傳統文化蘊含許多重要概念與西方的國關理論相通，甚至有許多概念是西方理論所缺乏的。有鑑於此，從具有理論本土化傾向的文獻中，可以發現當代中國國關理論的發展開始著重從中國傳統政治思想中吸取精髓，藉此作為中國特色理論建構的本土思想基礎。炖值得注意的是，秦亞青亦撰寫了一系列專論表達其對建立「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支持意見。他認為創建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是可行的，因為社會科學理論不同於自然科學理論，社會註炆依據其文章內容的解釋，所謂「世情」指的就是目前的國際現勢，而「國情」則是中國自身的文化、價值與發展背景。參閱梁守德，「中國國際政治學理論建設的探索」，頁 16~17。註炄倪世雄、許嘉，「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歷史回顧與思考」，頁 15。彭習華也同意這樣觀點。他認為：「理論必須聯繫實際，最終目的是服務於實踐。」因此，中國有自己獨特的政治、經濟、文化環境，中國特色國關理論就是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以便最終服務於國家利益。參閱彭習華，「對國際關係理論中『中國特色』的一些思考」，頁 61~68。註炑秦亞青、高飛、高尚濤、任遠喆，「建構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初步思考」，趙進軍主編，新中國外交 60 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29~33、40。註炖參閱朱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分析與思考」，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3 年第 3 期，頁 23~25；朱鋒「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與外交理論創新研究—新議程、新框架、新挑戰」，國際政治研究（北京），2009 年第 2 期，頁 1~14；葉自成，「國際關係研究中的中國視野」，外交評論（北京）， 2005年第 82 期，頁 64~70；蘇長和，「當代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現狀和發展」，國際展望（上海）， 2009年第 2 期，頁 47~55。

(9)

科學理論具有明顯的地域文化特徵，因此，中國學派的產生不僅可能，而且必然。炂他進一步點出建立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三個來源，分別是馬克思主義、炚中國傳統文化理念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其中，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發展後所產生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概念是建立中國特色國關理論思維的啟發關鍵；中國傳統文化可充實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內涵，像是傳統思想中的「和合」概念被其視為是具有「中國靈魂」，又具有普世價值的中國外交思想理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方面，秦亞青認為其與中國特色國關理論是一脈相承、且環環相扣的概念。炃整體而言，在中國國關學界內傾向理論本土化的論述與文獻，很明顯地反映出中國在國力漸強之際，試圖希望在國際知識界中增強中國知識界的影響力，透過理論本土化的建構則被視為是對內凝聚共識投入知識生產、對外快速引起國際矚目與討論的重要策略；更重要的是，理論本土化不僅對於中國知識界有相當深遠的意涵，更將透過改造西方理論知識，加裝中國特色元素，為中國政治菁英打造出具有知識正當性的執政依據。（二）理論普遍化傾向相較於理論本土化的論述，在中國國內亦有不少研究文獻試圖淡化理論本土化的色彩，並且轉而從更廣義的理論發展邏輯來說明知識論中應有的普遍化傾向。其共同立場強調不應該一昧的只強調理論的本土化，因為一個成功的理論應該具備「普遍性」。按照梁守德的分類，秉持此一理論普遍化傾向的學者大概有下列五種立場：其一，國關理論是普遍適用的科學，要「力圖克服民族主義的障礙」，特別是「中國特色」的主張與倡議本身就不科學。其二，中國特色只是一個意識形態概念，並不能構成具有說服力的理論發展邏輯。其三，突出強調中國特色會自我侷限於理論實用性、片面性中，從而削弱理論的學術性。其四，特色形成不能預先設計，還有賴於理論自身的發展和成熟。最後，中國學者的理論研究本身就帶有中國特色，不須畫蛇添足。牪相較於此，閻學通也針對是否應該建立「中國特色」國關理論進行評論，他認為國際關係理論本身是沒有國家性的，因此創建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的目標並不容易實

註炂秦亞青，「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學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頁 7；Yaqing Qin, “Theoretical Problematic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 Theory and Construction of a Chinese School,”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No. 4 （Winter 2005）, pp. 62~72. 註炚觀察中國學界在探討建設「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文獻，可以發現有相當高的比例都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列為建設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重要來源，不過，相關文獻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對建設「中國特色」國關理論的功用為何並未多作交代。註炃秦亞青，「關於建構中國特色外交理論的若干思考」，外交評論（北京），2008 年第 1 期，頁 10~11；秦亞青，「中國國際關係理論研究的進步與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8 年第 11 期，頁 23。註牪梁守德，「國際政治學在中國—再談國際政治學理論的『中國特色』」，國際政治（北京），1997 年第 1 期，頁 3。

(10)

現，箇中因素在於理論不應該有國籍的排他性，就像現在國關理論三大流派自由主義（liberalism）、現實主義（realism）、建構主義（constructivism）不具有特殊國籍性一樣，任何人或任何國家都可使用這些主流理論去分析、看待問題。他甚至提到，就算中國將來有能力借助傳統政治思想去創建出新的國關理論，這套理論也不能宣稱只能適用於中國。閻學通的說法展現出中國國內若干學者開始深省國際關係與社會科學的理論應該具有更廣泛的普遍性，因為理論研究的目的是發現規律，相反的，如果只注重實現國家利益，則屬於政策研究的範疇。狖另一個值得討論的論述是環繞在中國知識界的焦慮上，相關討論以李巍的主張最具代表性。李巍的說法與閻學通相似，但更為直接，他認為目前中國學界喊出的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關理論或創建國際關係理論的中國學派口號，所展現的不過是中國學者由於缺乏原創理論，無法與西方知識界展開平等學術對話而產生的一種普遍性焦慮感和緊迫感。他進一步批判，在建構中國國關理論此一議題上，理論本土化傾向與理論普遍化傾向的論辯其實只是對「理論」理解的不一致，才會導致不同觀點。支持理論普遍化的文獻多半支持科學主義傳統，希望能借鑒自然科學的研究方式來研究人類社會；對他們而言，除了研究對象的區別外，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並無本質上的不同；因此，相關論者不贊成理論「中國特色」的論調，強調研究者的價值中立，所追求的是普遍性的理論。支持理論本土化的論述則支持人文主義，認為理論是個體對特定事實的抽象思考，就像哲學一般，必然涉及國家思想傳統、歷史觀、獨特的社會實踐經驗等因素，因此理論的產生就會有國家性。正因為相關論述的內在驅動邏輯有所差異，因此會有這種觀念上的落差，其中並沒有對錯之分。李巍認為目前中國學界並不缺乏人文主義的思辨，而是缺乏對科學意識和科學精神的素養；有鑑於此，他反對在理論上建立「中國特色」、「中國學派」。狋理論普遍化的傾向強化了中國國關學者期望能與國際國關社群在理論對話與經驗研究上進行接軌的可能性，相關文獻儘管強調社會科學理論的普遍適用邏輯，值得注意的是，類似的文獻在某種程度上希望能淡化中國國關學界在從事學術研究中為確保特殊權力政治考量的各項質疑。（三）務實折衷主義傾向相較於前述兩種研究上的傾向，第三種中國國關學者對於理論建構的傾向則是帶有務實折衷主義的色彩。回顧近年來中國國關學界的理論研究文獻，不難發現有部分研究者對於建設「中國特色」國關理論並不反對，但卻主張在方法論上必須更細緻，以期能加強理論的水準。秉持類似主張的學者，如王逸舟在論著中強調，中國國際關係學在未來很有可能會在國際舞台上占有一席之地，不過，就現況而言，中國的國關註狖閻學通，「國際關係理論是普世性的」，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6 年第 2 期，頁 1。註狋李巍，「中國國際關係中的『理論進步』與『問題缺失』－兼評《中國國際關係研究（1995~2005）》」，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7 年第 9 期，頁 23~28。

(11)

研究仍存在許多問題，最關鍵的挑戰便是對研究方法與科學精神的認識不足。因此，中國學者在研究國關理論時應該透過更加細緻的、推理的、邏輯的、精確的、實證的方法，去改善外交、安全、戰略、國際政治的分析框架。他認為在國關理論中創建中國學派是一項漫長且艱困的工作，在中國學者尚未提升對科學理論的訓練之前，就談建設中國特色的國關理論，恐怕為時尚早。狘另外，王逸舟對「特色」一詞的使用亦有其主張，他認為任何一種有關人類社會運作邏輯的理論都可能產生不同的學派，國際關係學也不例外，這意味著「特色」一詞無可厚非。不過，王逸舟本人卻刻意對「特色」一詞有所保留，尤其是對「有特色體系」的概念更是抱持著保守的態度。從他的著作中可以發現兩個主要的原因：其一，中國迄今未對國際關係學有具體貢獻。中國目前仍還只是介紹國外成果、借鑒別人的工具和方法、按照通用的分析框架討論問題。其二，在經歷了長期的泛政治化過程後，中國無論在經濟生活或學術領域都試圖淡化意識形態。國際關係研究亦應如此，要把意識形態和國家利益、對策研究與學理探討、政見分歧與學術分歧分開，才能有助於研究的深入和學術的熏習。狉相較之下，資中筠也認為不一定要特別強調理論的「中國特色」，因為理論是放諸四海皆準的，然而，各國的國情與國力均有不同，看問題的視野與角度也不同，或許用「中國角度」更為適當。狜任曉則認為「特色」這個說法多少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套用，但他強調中國學者要致力於建設自身的理論觀點和理論主張，因此傾向對外少提「中國學派」的主張。狒不過，相關學者的論述並不完全是批判或反對中國特色與中國學派，只是希望從折衷的立場提出務實的修訂建議。特別是石斌，他理解到建立一門理論時要完全排除時空環境的影響實非易事，因為許多理論在建立時往往是出於對特定國家或民族利益的關懷；儘管如此，理論仍須以全世界、全人類為著眼點，不應成就狹隘的民族主義。石斌清楚地提出，在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時代，將全球視為一個整體早已成為普遍的意識，更重要的是，世界局勢並不會因為特定理論的偏好而改變，反之，理論應該去面對問題且順應大勢的發展。狔換言之，相關論者持平地認為，跳脫本土化與普遍化的刻板辯論，找到適合中國與順應國際情勢的理論建構與發展方向，才是中國國關社群應該強化、致力的重點目標。綜合上述討論，不難發現本土化的立場啟動了中國學界與國際國關學界對於國關知識界與理論主張的重視；普遍化的立場傾向則期望與國際社會科學知識界之間進行接軌及對話；折衷務實的立場傾向則希望可以跳脫既有的辯論為中國國關理論的發展註狘王逸舟，「試析中國國際關係學的『進步』：幾點批評與思考」，外交評論（北京），2006 年第 9 期，頁 37~38。註狉王逸舟，「當代國際關係研究的若干問題」，歐洲（北京），1993 年第 5 期，頁 6。註狜同註炅。註狒任曉，「理論與國際關係理論：一些思考」，頁 24。註狔石斌，「國際關係理論中國式探索的幾個問題」，世界經濟與政治（北京），2004 年第 5 期，頁 8~13。

(12)

找尋新路向。本文發現目前中國國關學界雖然對是否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國際關係理論的意見沒有一致的立場，相關辯論仍在進行中，但從研究論文的數量與具有影響力的關鍵論文內容來看，傾向本土化的研究文獻確實是高於傾向普遍化或折衷派的文獻，因此說中國特色已大致主導當前中國國際關係理論論述應該不為過。本土化傾向的研究路向，對於源自歐美國際關係理論的知識與主張有一種吸收與轉譯的作用，使得中國的知識社群一方面能吸納諸如柔性權力等理論概念的精髓，另一方面又試圖融合在地特色與本土觀點，重新打造出適合中國學界與政界運用的新知識體系。此種特殊的「體用」哲學，普遍存在於本土化傾向的國際關係研究文獻中。對於中國國關學者而言，長期以來的知識累積提醒相關論者在理解西方理論時必須要從中國的國情，也就是以「現實」作為出發點，將理論置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情境中思考；且理論研究最終仍必須服膺於國家利益，為國家發展與建設所用。有鑑於此，本文將以目前在中國政界及學界都獲得高度重視的柔性權力概念為分析對象，具體呈現中國國關學界如何根據既有的知識論和現實政治考量，將源自北美國關學界的「柔性權力」概念，給予中國特色化。

參、「中國特色」的柔性權力概念

一、柔性權力：中國知識社群的認知

柔性權力一詞隨著各國知識社群的大量援引與再製，不僅造成定義上的多元紛雜，同時也導致概念指涉與應用上的逐漸模糊。狚對於研究者來說，要以單一標準與定義來規範柔性權力的概念並探討其在外交工作上的實踐，確實不易，箇中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由於施展柔性權力的理念、目標與意義會隨著行為者本身的不同立場與詮釋而有所差異，這也意味著柔性權力研究可能會面臨到理論通則化（generalization）不易的困難。其二，在實作上，融入柔性權力的外交政策旨在打造出特定國家或行為者

註狚 Yee-Kuang Heng,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Softest of Them All? Evaluating Japanes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in the ‘Soft Power’ Competition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0, No. 2（January 2010）, p. 275; Hongying Wang and Yeh-Chung Lu, “The Conception of Soft Power and its Policy Implication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a and Taiwan,”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17, No. 56（June 2008）, pp. 425~447; Yiwei Wang, “Public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Chinese Soft Powe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March 2008）, pp. 257~273; Wolfram Manzenreiter, “The Beijing Games in the Western Imagination of China: The Weak Power of Soft Power,” Journal of Sport & Social Issues, Vol. 34, No.1（ August 2010）, pp. 29~48; Sheng Ding, “Analyzing Rising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 Power: A New Look at China’s Rise to the Status Quo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No. 64（March 2010）, pp. 255~272; Young Nam Cho and Jong Ho Jeong, “China’s Soft Power,” Asian Survey, Vol. 48, No. 3（May/June 2008）, pp. 453~472.

(13)

的「魅力攻勢」（charm offensive），狌儘管相關作為展現了其所想定的和平願景、人道主義關懷、或者是利他主義等道德訴求，要如何理解隱含在柔性權力實作背後的利益考量與權力政治邏輯，亟需更多經驗性的研究，探索特定國家的知識社群對於柔性權力的認知與如何轉換成實際政策。在中國知識社群中，對於柔性權力的探討多半是依循 Joseph S. Nye 的觀點而展開，然而，中國對於柔性權力的構成要素確實存在著特殊的選擇性和偏好，再用中國學者主觀的「理論中國化」將它改裝重組，狑柔性權力概念逐漸發展出具有「中國特色」的內容，並廣泛應用在中國的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上。有鑑於此，本文將對中國學界與政界在柔性權力上的重要文獻進行內容分析，以找尋柔性權力對於中國知識界與政策社群的意義，並進而探索中國目前所使用的「柔性權力」到底是什麼。從概念與理論的淵源來看，柔性權力係由美國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院長、曾經擔任過美國助理國防部長的 Joseph S. Nye 所提出。Nye 最先在 1990 年的著作勢必領導（Bound to Lead）提出此概念；之後，在 2001 年出版美國霸權的矛盾與未來（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中進一步充實柔性權力的理念，Nye 隨後在 2004 年出版的柔性權力（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一書中，將柔性權力進行更清晰的概念化，強調非強迫性的說服影響力，以對照剛性權力（hard power）的威脅與強迫特質。Nye 認為，剛性權力可以利用兩種方式產生作用，一是威脅（棍棒），一是利誘（胡蘿蔔），而所謂的柔性權力就像是一隻「看不見的手」，藉由令他人產生無形的好感，進而說服他人支持自己的目標。此一權力特色不但無須威脅，也不必利誘。玤Nye 認為一國的柔性權力來源主要有三個：文化（有吸引他人的特色）、政治價值觀（國內外形式原則的一致性）、外交政策（具備正當性與權威性）。總歸而言，如果一個國家的文化或意識形態能讓人心生好感；在自身的權力行使上能取得正當性；在外交政策及國際規則的制定上能具有道德說服力，那麼便可在國際場域中達到風行草偃、近悅遠來的效果。玡 Nye 提出「柔性權力」概念後，此一概念開始引起中國學界的重視。譬如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的俞新天即詮釋 Nye 的柔性權力概念為「在國際政治中規定導向，建立環境，使人隨我欲」，她同時也提出了柔性權力在中國發展的三項關鍵內涵，分別是「思想、觀念、原則」、「制度」與「戰略和政策」，這些內涵的共同核心正是文化。玭註狌這是研究中國柔性權力的新生代學者 Joshua Kurlantzick 的用詞，他以魅力攻勢來說明中國如何使用柔性權力來參與全球政治並改變世界，請參考：Joshua Kurlantzick, Charm Offensive: How China’s Soft Power is Transforming the World（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註狑門洪華認為，「在分析中國軟實力時，必須根據中國的實踐對此概念加以充實，實現概念的本土化，從而形成中國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參見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頁 19。註玤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04）, p. 7. 註玡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11.

註玭俞新天，「軟實力建設的成就與前瞻：中國外交 60 年的思考」，趙進軍主編，新中國外交 60 年（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年），頁 198~199。

(14)

類似探討柔性權力的期刊論文與專書相繼出版，圍繞在「柔性權力」概念的研究在中國蔚為風潮，中國的知識界更開始認識到柔性權力是中國崛起所不能缺少的要素，並將柔性權力列入對綜合國力（comprehensive national power）探討。玦的確，柔性權力

作為中國崛起的重要戰略工具，在發展的邏輯上有相當深層的意義。在 2011 年出版的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報告（2010）中，清楚可見柔性權力對於提升中國國力的重要性。這本探討文化柔性權力的藍皮書，開宗明義地指出柔性權力是「關乎民族興衰、國家強弱、人民貧富」的要素。該書也建議當前政策社群知識界在大力強化中國綜合國力之際應該要繼續深化中國文化中柔性權力的研究，並為中國文化柔性權力的施展服務，為黨和政府決策服務。玢很明顯地，作為柔性權力重要元素的文化，其實已逐漸被政治化，經歷了政治與知識的有機結合，甚至被轉換成為特定政權服務的工具。近年來，中共中央結合國家發展的需求與未來路向，開始提升柔性權力的戰略高度，從北京提出「走和平發展的道路」，到「科學發展觀」，再到「和諧社會」、「和諧世界」，最後在十七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提高國家文化軟實力建設」等，明顯可見中國政治菁英理解到柔性權力的重要性，並且逐漸將其整合進國家發展的戰略議程中。玠值得注意的是，正當中共中央明確提出要重視柔性權力的發展之際，中國學界立即對中央的政策宣示積極回應；特別在十七大之後，探究柔性權力概念與中國應如何開展文化柔性權力的文獻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中國國關學者也相繼提出自己對柔性權力概念的看法。最重要的演變，即北京大學現代中國研究中心在 2005 成立的「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該課題組被視為是當前就柔性權力進行整合型研究的重鎮，目的在透過匯聚相關學者的主張與論述，將柔性權力與國家發展的戰略利益結合，成為滿足內政需求、外交戰略的重要政策工具。玬

二、柔性權力在中國的辯論：文化派與政治派

儘管如此，柔性權力概念在中國國關學界卻逐漸開始出現爭議與論辯，最主要的原因或許誠如 Bronson Percival 所言，「這種美國中心論的柔性權力觀點多少帶有些誤導的成分」，玝因為 Nye 等人所簇擁的柔性權力理論大多承載了美國的理想、願景與特註玦如門洪華、方長平也在其文章中呼籲北京應該要重視柔性權力與剛性權力的協調發展。參閱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Issues & Studies, Vol. 44, No. 2 （June 2008）, pp. 6~7. 註玢張國祚，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報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 年）。註玠郭震遠，建設和諧世界：理論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年），頁 190。註玬在 2008 年，該課題組已經完成幾項研究成果，其中包括軟實力：中國視角、文化軟實力戰略研究兩部理論專著初稿，以及國家軟實力、區域軟實力和企業軟實力三套軟實力評價體系。2009 年初，課題組主編的北京大學－軟實力研究叢書中的軟實力：中國視角、文化軟實力戰略研究兩部書已經由人民出版社出版。這些文章與出版品都是本文在分析中國對柔性權力的看法時，相當重要的依據。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介紹」，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com.cn/GB/166866/10077761.html。註玝 Bronson Percival, The Dragon Looks South: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in the New Century（Westport:

(15)

徵，因而無法成為中國應用柔性權力的參照。綜觀中國國關學界探討柔性權力的研究文獻，可以發現相關論者分別針對柔性權力的兩種範疇進行議論，一派側重「文化要素」的討論，強調文化是柔性權力組成要件中最重要的成分，也是中國應該要大力發展與推廣的內涵。另一派則強調柔性權力中的「政治要素」，著重於將柔性權力理解為特殊的外交戰略與國家政策。瓝此種特別將側重政治與側重文化的兩種立場進行區別，並且建構出各自知識體系的對話過程，清楚揭示了中國國際關係學界對於源自西方知識界的學術理論與概念在引述、轉譯與應用上的實作參照，同時也隱約地回應了具有中國特色國關理論在學界萌芽、發展的機會和限制。瓨首先，在討論與應用柔性權力概念上被視為是文化派的學者，最早可追溯到現任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政策研究室的主任王滬寧。他在 1993 年發表一篇題為「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實力」的研究論文，以文化力解釋柔性權力，並將政治體系、民族士氣、民族文化、經濟體制、歷史發展、科學技術和意識形態看做是構成文化力的重要來源。甿該文凸顯出文化做為柔性權力的重要性，也帶出了中國學界探討「文化軟實力」的風潮。在王滬寧之後，中國國關學界在探討柔性權力概念時變開始習慣將「文化」等同於柔性權力。諸如張驥、桑紅在 1999 年發表的「文化：國際政治的『軟權力』」一文，即針對文化與國家力量、文化與國家利益、文化與國家戰略這三個層面進行分析，認為每個國家和民族均可充分地運用文化因素，以制定合理的政策與符合當今國際體系的對外戰略，並累積文化柔性權力。畀值得注意的是，儘管中國國關學者將文化歸屬為重要的柔性權力要素，但相關論者針對柔性權力的內涵與應用，卻不免增添許多新的討論面向。舉例來說，劉德斌不再將柔性權力簡單等同於文化，他認為柔性權力的概念應該包容更多的要件，因為柔性權力是價值觀念、生活方式和社會制度的吸引和感召力，更重要的是，國家必須在此基礎上發展出同化力和規制力。甾另外，門洪華在「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提出中國柔性權力組成的核心要素為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國際制度、國家形象等五個要素，其中以文化、觀念、發展模式將構成柔性權力的「內功」，而國際形象則被視為是柔性權力的「外功」，最後的國際制度則連結以上二者，是中國展示和建構柔性權力的主要管道。為了要強化文化柔性權力的重要性，門洪華更主張將柔性權力納入國註瓝此一區別的基礎亦可參考：李智，「軟實力的實現與中國對外傳播戰略—兼與閻學通先生商榷」，現代國際關係（北京），2008 年第 7 期，頁 56。註瓨中國知識社群對於建構「中國特色」柔性權力的評論與分析有一個共通特色，即強調「馬克思主義」或「社會主義」與中國發展自身柔性權力的連結。值得一提的是，相關文獻大多並未進一步說明其內在關聯，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方面可能與研究者本身欲追隨主流研究風潮的出版策略有關，另一方面卻也間接彰顯出從事柔性權力研究議題具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正確性。註甿王滬寧，「作為國家實力的文化：軟實力」，復旦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上海），1993 年第 3 期，頁 91~96。註畀張驥、桑紅，「文化：國際政治的軟權力」，社會主義研究（湖北），1999 年第 3 期，頁 38~41。註甾劉德斌，「軟權力：美國霸權的挑戰和啟示」，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吉林），2001 年第 3 期，頁 63。

(16)

家實力的總評估之中。疌除了定義文化柔性權力的內涵，龐中英強調柔性權力是一種非物質的、無形的力量，包括意識形態、文化與價值吸引力等，疘更重要的是，當前中國正推動的海外孔子學院（Confucius Institutes）計畫，便是中共中央開始重視柔性權力並將其應用在對外關係與外交政策上的重要象徵。皯近十年來，中國學界在柔性權力概念的探討上涉及層面較廣，面向也較多元，然而這種情形到了十七大召開後有了結構性的變遷。中共中央在 2007 年的十七大政治報告中高聲倡導「文化軟實力」理念，明確指出官方最重視的柔性權力要素是「文化」，這同時也為柔性權力的內部討論方向定調。中國國關學界對柔性權力的探討也隨著官方的定調更為聚焦，關於「文化軟實力」的文章開始大量湧現。盳中國學界開始將目光聚焦於柔性權力的「文化」層面，譬如，李智在文章中提出，「軟實力的唯一構成要素是文化；軟實力就是文化，軟實力就是文化軟實力」。他認為 Nye 所列舉的柔性權力要素，諸如文化、意識形態、制度等要素，都可歸結為文化；諸如此類的文化又可以區隔為兩個層面：一者是內隱的觀念層面，包括價值觀念、思維方式、理念思想等，另一者則是外顯的制度層面，也就是文化的「社會化」，它的表現方式為戰略、政策或規範、規則等。盱抱持相同觀點的學者還有鄭彪，他在其專書著作中國軟實力一書中明確指出「軟實力，又叫文化軟實力」，並強調「國際政治經濟學意義上的軟實力，是一國以自身文化和價值觀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在國際關係中爭取實現自身目標和影響他國的行為以達到本國所期望的目標的能力」。就此，中國的柔性權力基礎是中華民族的文化與價值觀，包含對內及對外兩個層面。對內的表現為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文化復興；對外則是和諧世界的論述，強調與人為善的一面，目的是要把中華文化和價值觀推向國際。另外，鄭彪認為中國的柔性權力是一種真正的軟實力，並具有道德高度，並且批判美國的柔性權力是一種假借民主和新自由主義之名，實際上是為了削弱對手的一種欺騙力、破壞力。盰秉持類似立場者大有人在，如俞新天同樣主張中國柔性權力的核心是文化，而在註疌門洪華，「中國軟實力評估報告（上）」，頁 15、20。註疘龐中英，「中國軟力量的內涵」，瞭望新聞周刊（北京），2005 年 11 月 7 日，頁 62。註皯龐中英，「孔子思想的『出口』和軟力量的使用」，世界知識（北京），2006 年第 17 期，頁 67；楊昊、蕭新煌，「觀察亞太和平與安全的新因素：中國與日本的東南亞柔性權力外交」，林正義、歐錫富主編，2009 亞太和平觀察（台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9 年），頁 23~83。註盳本研究從中國期刊網（CNKI）上輸入「文化軟權力」關鍵字進行文獻搜尋，發現在 1994-2006 年所搜尋到的文章數量為 424 篇，從 2007-2011 年文章數量成長為 5,301 篇。如此快速的成長的數量反映出中國學界針對柔性權力概念探討的風氣隨著官方的步調轉向對「文化層面的偏重」。註盱李智，「軟實力的實現與中國對外傳播戰略—兼與閻學通先生商榷」，頁 56。註盰鄭彪，中國軟實力（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0 年），頁 109、114；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亦認為：軟實力就是「文化軟實力」，文化軟實力是軟實力的基石，並構成軟實力的深層魅力。參見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軟實力在中國的實踐之四－文化軟實力」，人民網，http://theory.people. com.cn/GB/41038/6981958.html。

(17)

文化中的核心則是價值觀。她強調，目前在中國國內討論柔性權力的文獻儘管都強調文化的重要性，但相關論者似乎都陷入了一種「純文化」思考的迷障。俞新天認為研究者不能忽略柔性權力的政治面，也就是各種柔性權力的應用最終還是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競爭的一種手段，只是表現形式傾向以「軟」的方式進行。所以，她進一步歸納出「軟實力競爭是文化對國際關係影響增強的表現，軟實力是民族文化影響力在對外關係中的反應」的論述。在她的思維中，研究柔性權力是為了找出在國際關係中文化可產生之作用，並藉此發揮政治影響力，就此，中國也必須思考如何在對外戰略中增強其柔性權力的作用。盵在中國國關學界中，針對文化柔性權力概念進行討論與整理的文獻仍相當常見，特別是在 2011 年出版的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報告（2010），更清楚地界定了中國文化柔性權力的研究現況、基礎理論、權力要素、還有詳細對策，並且直接透過政治化的框架思考柔性權力如何融合中國國情與發展需求。矸綜上所述，文化被視為是柔性權力的核心，中國社會特有的歷史文化成為中國發展並打造具有中國特色之柔性權力的重要資產，同時也被視為是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競爭與爭取國際信任以消弭中國威脅論的戰略工具。矼相較於文化派的主張，本文認為另一種具有解釋、呈現中國柔性權力發展邏輯的論述具有高度政治與戰略意涵。這種被稱之為政治派的主張，最具代表性的學者首推現任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的閻學通。閻學通強調，柔性權力是國家的內、外政治動員力，也就是對國內、外剛性權力調動和使用的能力。他最早曾經主張柔性權力與剛性權力之間其實是一種「乘數」的關係，換言之，當一國的柔性權力完全喪失，其綜合國力也就等於零。矹在其於 2007 年所撰寫的論文中，閻學通特別強調柔性權力應該包含兩個層面，即「國內政治動員力」與「國際政治動員力」，前者指的是讓本國人民自願支持本國政府政策的能力，後者則是讓他國自願支持本國政策的能力。如果我們將這兩項要素結合起來，其實與「政治實力」的概念並無差別。閻學通以一組計算柔性權力的公式來說明中國柔性權力的運作邏輯：柔性權力＝政治權力×（1+文化權力）矻如果我們進一步拆解上述公式，不難發現，在閻學通眼中，一旦國家缺少了政治權力，那麼柔性權力也將不復存在。正因為如此，閻學通成為「柔性權力的核心是政治權力」主張的代表性人物。對於閻學通等學者而言，政治權力與文化權力其實都是柔性權力的構成要素，但兩者的性質迥然不同。他認為政治權力是一種操作性的權註盵俞新天，「軟實力建設與中國對外戰略」，國際問題研究（北京），2008 年第 2 期，頁 17~18。註矸黃金輝、丁忠毅，「中國國家軟實力研究述評」，社會科學（上海），2010 年第 5 期，頁 31~39；肖勇明、張天傑，「中國文化軟實力研究的回顧與前瞻」，中國改革論壇，http://www.chinareform.org. cn/society/Edu/Forward/201006/t20100617_26866.htm。

註矼 Joel Wuthnow, “The Concept of Soft Power in China’s Strategic Discourse,” p. 7.

註矹閻學通，「從和諧世界看中國軟實力」，人民網，http://world.people.com.cn/BIG5/1030/3952807.html。註矻閻學通，「軟實力的核心是政治實力」，頁 42~43。

(18)

力，而文化權力則是一種資源性的權力。前者包括了領導人的意志、社會制度、政治原則、國家戰略等面向，是一種可利用文化、經濟、軍事力量的操作權力，而後者如果失去了操作權力將無法發揮任何作用。矺由此，我們可以發現閻學通將柔性權力視為一種國家的外交政策手段，所謂的文化則是國家在運用柔性權力的一個政策選項。在他的思維中隱含了一個命題，即：如果國家無法強盛壯大，縱使該國的文化有再多人喜歡，也無法獲得國際社會的尊重。換言之，儘管文化對於柔性權力的運作極為重要，但一個文化大國如果缺少了政治實力，那麼終將走向衰敗。上述政治派與文化派的對話，不僅止於知識社群內的討論，甚至對於政府在應用柔性權力並發展政治與外交戰略上，亦造成相當深遠的影響。

三、中國柔性權力的應用

（一）從道德政治到道德外交的戰略中國的快速崛起亟需一套貫穿內政與外交的政治論述，一方面藉以鞏固共產黨的永續執政，另一方面亦需降低國際社會對於崛起強權恐將引起衝突的疑慮。就此，中國政治菁英開始透過凝聚國內的政治動員力，將「和諧社會」作為統攝訴求，透過對於國內公平正義問題的重視，提高中國政府的國內信譽，並強化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在此基礎上，中國政府逐步地由內而外提高國際社會對中國的信任程度，而柔性權力所具有的工具意義甚為關鍵。實際上，這種由內而外的發展路徑，可以從中國傳統的「道德政治」論述找到參照，而此一參照無論在國內政治或者是國際政治上均具有特殊的意義。首先，在國內政治方面，諸如此類的歷史與道統的參照與當前中共中央的各種政治論述與統治邏輯若合符節，均強調領導人不能太在乎私利的追求，必須以德服人，就像儒家思想所強調的「統而不治」觀念，依賴人民對政權的自願支持。相反地，如果每一個人都以追求己利為訴求，則既有政權也將隨之崩解。矷再者，當中國國內成功建立起和諧社會的模態（modality），對於領導人來說，這將有助於強化中國在國際政治上展現近悅遠來的良善霸權（begin hegemon）形象，並將有助於柔性權力、乃至於綜合國力的增強。強調柔性權力政治意涵的閻學通，顯然將這種由內而外的道德政治觀融入其對柔性權力的思考中。他不斷強調，如果中國政府再一昧追求經濟成長而忽略公平正義問題的話，那其國內的政治動員力（即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將持續衰弱；如果一個政權連在國內都無法獲得人民信任的話，更遑論能有效地爭取國際支持。就此，閻學通期望能利用「道德力量」，透過國內政策建立一個人人都渴望學習及仿效的「王道」體系，如此才能增加中國的柔性權力。祂整體來看，回顧當前中國學界對柔性權力的討論註矺同前註，頁 42。註矷石之瑜，中共外交的理論與實踐（台北：三民出版社，1994 年），頁 45~46。註祂林雨倩譯，Mark Leonard 著，中國怎麼想（台北：行人出版社，2008 年），頁 143。

(19)

並對照原始的柔性權力論述，我們觀察中國的知識社群對於柔性權力的理解、期待與應用，並將其進一步歸納成兩個命題。其一，中國對於柔性權力的探討儘管側重在中華文化的彰顯以及如何以中華文化來吸引國際支持，但這其中所指涉的文化其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按照 Nye 的主張，他認為所謂的文化要產生吸引力，必須要具有普世價值，原因在於狹隘的價值和鮮少被人重視的文化較難產生柔性權力。礿目前中國也朝著將自身的文化向外推展的目標前進，但中國所要向外普遍推展的「文化」還是需要經過黨與官方篩選，向外輸出的文化必須符合官方的政治利益。換言之，黨與中央領導的定調，是最重要的關鍵。最明顯的例子出現在 2011 年 10 月 18 日中共第十七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所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這份工作報告主張在文化上「堅持發展多層次、寬領域對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鑒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實施文化走出去戰略，不斷增強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向世界展示了我國改革開放的展新形象和我國人民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秅其中所強調的文化走出去戰略背後的政治考量，正是增加中國的國際論述權（或話語權），並藉此改善中國的國際形象。特別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宣傳思想工作領導小組小組長李長春補充說明所示，中國共產黨將會肩負起推進文化改革發展的政治責任，除了「黨委統一領導、黨政齊抓共管」之外，透過宣傳部門的組織協調與相關部門分工負責，並且結合社會力量的積極參與，以期能有效落實並推動此一文化走出去戰略。穸由此可見，中國政府所欲傳遞的文化的確具有高度的「政治使命」。近年來，中國政府透過海外的中國文化中心與孔子學院這種將語言文字、文化作為國際交往媒介的做法固然是 Nye 所謂「柔性權力」的體現，但是它與中共中央規畫的政治價值之間的明顯連結，使得相關作為在操作上與柔性權力的真正意義存有若干的距離，尚未達到具有普世價值的程度。再者，中國知識社群與政府對於柔性權力的應用展現出內政關注與外交考量的戰略一致性（strategic coherence）。無論是學者或者是政治菁英，無不將柔性權力的應用視為是外交戰略工具，亦將之運用在國內層次中。舉例來說，錢理群認為柔性權力要完成的任務有兩項，其一是要緩和中國國內價值真空、信仰缺失、凝聚力削弱的危機；其二則是要提供國際影響力與擴張的文化實力。穻北京大學軟實力研究課題組亦認為，「國內學者不僅關注一國為達到目標而影響他國的能力，還考慮到了他整合、動員國內各階層、各集團意志與力量的能力」。竻相關論述展現出中國對於戰略一致性的思

註礿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p. 11.

註秅人民出版社編，中共中央關於深化文化體制改革推動社會主義文化大發展大繁榮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 年），頁 4。註穸同註秅，頁 71~73。註穻錢理群，「孔夫子在當下中國的命運」，中國文學與文學家網，http://122.11.55.148/gate/big5/wxy.hqu. edu.cn/WLS/newsdetail.asp?ID=667。註竻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軟實力在中國的實踐之一—軟實力概念」，人民網，http://theory. people.com.cn/GB/41038/6957727.html。

(20)

考，使得在政策推行上保有國內層次與國際層次的高度政策統一性。由此可見，柔性權力結合了中國傳統的道德政治思想，在國內推行「和諧社會」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似乎展現出放棄過往偏重「經濟成長中心主義」的做法，轉而關切公平正義的問題，試圖藉此建立民族凝聚力與統治正當性。在國際戰略上，柔性權力成為中國提出「和諧世界」的重要支持力量，因為這將能展現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和平」的一面，向外推展中國價值。當文化被視為是中國柔性權力的核心價值，也是中國柔性權力的優勢，籵柔性權力概念成了結合中國道德政治與西方理論間最好的黏著劑，也使中國在政策運用上保有「道德高度」，並有助於發展文化走出去戰略。這種以文化底蘊為基礎，並且逐步將道德政治思想的光蘊藉著文化走出去戰略的規畫，擴大發展成具有道德高度的外交作為，便是中國近年來轉譯引介、積極開發柔性權力概念與理論，並賦予中國特色的最佳例證。（二）中國柔性權力的政治化與國際化中國官方不斷強調中華文化自古以來在其周邊國家一直具有強大的吸引力，此種文化吸引力的強大與國力的強盛密不可分。糽然而，在鴉片戰爭之後，西方列強入侵中國，大大削弱了中國的國力，同時也導致了中國文化吸引力的低落，進而使得象徵文明進步的「西方文化」取代了「中華文化」在東亞的地位。當然，在中國內部同時也出現對自身傳統文化的質疑，認為傳統文化是阻礙中國走向進步的絆腳石。時至今日，隨著中國的政治、經濟實力崛起，文化吸引力的施展也重新受到中共中央的重視與國際社會的矚目。不過，正因為中國的快速崛起，國際間亦產生了恐中、懼中的威脅感。對於北京來說，中共中央認為會造成這種現象乃是肇因於西方對於中國的不瞭解，耵為了要讓世界更認識中國並且減輕國際間對中國的不信任，文化以及由文化所構成的柔性權力變成為中國形象建構的政策工具。肏因此，文化不再只是純粹的文化，文化在中國被賦予了改善中國國際形象的政治任務。在此一背景下，北京在對外塑造其「文化形象」時，急欲凸顯「和」的一面，並將「和」的概念透過政治化與國際化塑造為中國傳統文化精神的首要價值。肮在中國國關學界中，有不少論述強調儒家文化中的「以和為貴」、「和而不同」註籵鄭彪，中國軟實力，頁 108。

註糽 Martin Jacques, When China Rules the World（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9）, p. 375.

註耵北京大學中國軟實力課題組認為：「中國沒有及時向外宣傳自己，沒有充分表達自己的觀念和方針政策，尤其是在公共外交方面乏善可陳，導致在外國眼中，中國成為一個神祕國度，而中國威脅論就是源自於這種不確定的恐懼感」，同註竻。註肏俞新天，「軟實力建設與中國對外戰略」，頁 17。註肮中國所強調之「和」的概念，其實包含兩個層面：一是強調世界文化的多樣性，對應觀點為「和而不同」；另一層面為外交戰略中的「和平發展」。參見湯光鴻，「『和』文化的發展與國際傳播是中國和平發展的標誌」，梁守德、李義虎主編，中國與世界：和平發展的理論與實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8 年），頁 108~110。

中國知識社群如何重構「柔性權力」理論：回顧與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