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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與嬰幼兒語言能力及父母教養之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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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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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與嬰幼兒

語言能力及父母教養之關聯

程景琳

1

涂妙如

2

陳虹仰

3

張鑑如

4

摘 要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探討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及父母教養方式分別 與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及情緒能力的關聯,並進一步了解不同教養 方式在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間,是否 具有調節效果。 研究設計/方法/取徑 研究參與者為 235 位學齡前嬰幼兒(男孩 122 名、女孩 113 名), 平均月齡為 18.99 個月(標準差為 10.83);由學齡前嬰幼兒之主要 照顧者(89.4 為親生母親、10.6 為親生父親)填答相關量表。 研究發現或結論 本研究發現,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父母之回應教養皆與 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及情緒能力呈現正相關。此外,在特定情況下 (即年幼子女有明顯不當、逾矩或反抗行為),父母之責罰教養與 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及情緒能力呈現正相關;同時,父母責罰教養 程景琳(通訊作者),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clcheng@ntnu.edu.tw 涂妙如,輔仁大學兒童與家庭學系副教授 電子郵件:081429@mail.fju.edu.tw 陳虹仰,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博士生 電子郵件:hungyangchen.tw@gmail.com 張鑑如,國立臺灣師範大學人類發展與家庭學系教授 電子郵件:changch2@ntnu.edu.tw 投稿日期:2016 年 2 月 16 日;修正日期:2016 年 4 月 26 日;接受日期:2016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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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在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間,具有調 節作用;亦即,對於語言能力相對較差的學齡前嬰幼兒而言,當父 母針對其不當行為採取責罰方式進行管教之傾向較高時,其社會情 緒能力相對較佳。 研究原創性/價值性 具負向特性(如:行為責罰)之父母教養方式的功能與影響, 需在考量孩子的發展階段及發展特性上,加以深入探討。 關鍵詞: 學齡前嬰幼兒、社會能力、情緒能力、語言能力、父母教 養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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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CHOOLERS’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RELATION TO THEIR

LANGUAGE ABILITY AND CAREGIVERS’

PARENTING BEHAVIORS

Ching-Ling Cheng Miao-Ju Tu Hung-Yang Chen Chien-Ju Chang

ABSTRACT

Purpose

This study aims to explore how the preschoolers’ language ability and caregivers’ parenting behaviors relate to preschoolers’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as well as to examine whether caregivers’ parenting behaviors play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link between preschoolers’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ir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Design/methodology/approach

The participants were 235 preschoolers (122 boys and 113 girls) with an average age of 18.99 months (SD  10.83). All data were reported by the caregivers (89.4 were by biological mothers and 10.6 by biological fathers).

Finding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preschoolers’ language ability, responsive parenting were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preschoolers’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In addition, under certain conditions (i.e., when young children have improper or rebellious behaviors), punitive parenting was positively related to preschoolers’

Ching-Ling Cheng (corresponding author),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lcheng@ntnu.edu.tw

Miao-Ju T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Fu Jen University. E-mail: 081429@mail.fju.edu.tw

Hung-Yang Chen, Doctoral Stud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 Counseling,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hungyangchen.tw@gmail.com

Chien-Ju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Human Development & Family Studies,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changch2@ntn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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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Furthermore, this style of punitive parenting played a moderating role in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reschoolers’ language ability and their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That is, preschoolers with poorer language ability had better social and emotional competence when their caregivers utilize punitive discipline to deal with their inappropriate behaviors.

Originality/value

Study on the functions and influences of parenting with negative features (e.g., behavioral punishment) needs to take into account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al stage and developmental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preschoolers, social competence, emotional competence, language ability, parenting behavi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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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孩子從出生後的成長發展過程,就鑲嵌在多元的人際互動(如:親子、 手足、玩伴、朋友、師生等)脈絡中,在日常生活中也自然地展現與感受 各式的情緒經驗;但是,成人對於孩子社會情緒能力之關注,似乎總有些 不如孩子的認知學習表現。然而,近年來因情緒失控而致傷害的新聞事件 日益增多,使得孩子的社會情緒能力逐漸成為家庭教養與學校教育更加關 注的重要議題。 個體在嬰幼兒時期的社會與情緒能力,不僅影響其當下的人際互動傾 向與心理情緒調適(Denham et al., 2003),甚至與個體往後的適應後果亦 有長久的關聯性。例如,過去研究發現,個體早期的情緒發展影響其日後 之情緒調節能力(Bariola, Gullone, & Hughes, 2011)、外化性行為問題 (Rydell, Berlin, & Bohlin, 2003);在紐西蘭為期 32 年的縱貫研究也發 現,兒童或青少年時期的社交連結(social connectedness)能力,相較其 學業成就表現,更能預測之後在成人階段的社會參與、正向問題解決因應 策略、利社會行為等幸福感(well-being)程度之表現(Olsson, McGee, Nada-Raja, & Williams, 2013);可見社會情緒能力對於個體長期之發展與 適應結果的深遠影響。

對嬰幼兒而言,家庭為提供其社會化過程之最重要的發展脈絡。父母 親藉由親子互動及管教所提供之環境經驗,對於孩子的社會情緒發展必然 有重要的影響;例如,研究發現,幼兒的情緒調節能力與家庭情緒表達和 父母情緒教導有所關聯(Morris, Silk, Steinberg, Myers, & Robinson, 2007; Ramsden & Hubbard, 2002; Yagmurlu & Altan, 2010)。然而,這些研究多 數以具表達能力的幼兒、學童、甚至青少年為研究對象,在嬰幼兒階段- 特別是語言能力尚未成熟的時期-所展現之社會情緒能力,實需有更多研 究耕耘。因此,本研究之主要目的即,探討學齡前嬰幼兒在社會與情緒能 力之發展現況及其相關因素-特別是孩子本身的語言能力及父母教養行 為-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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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文獻探討

一、社會與情緒能力之發展

社會能力(social competence)是指個體能在不同環境脈絡的社會互 動中,於實踐個人目標之外,又能與他人維持正向人際關係的能力(Rubin & Rose-Krasnor, 1992)。此定義反映出社會能力包含了「自我」面向的指 標-即個體在人際互動中,能成功達成自己的目標及獲得效能感;也包含 「他人」面向的指標-即個體能與同儕及成人有良好的關係、能在人際團 體中取得適當的位置、能表現出符合社會期待的社交行為(Rose-Krasnor, 1997)。從心理社會發展階段來看,學前幼兒正嘗試達成個人自主性 (autonomy)與自發性(initiative)的發展任務(Erikson, 1950),即孩 子開始學習自己穿衣服、自己吃飯等,也開始想要表達自己的意見、有自 己想要去做的事。雖然學前幼兒的社會互動脈絡仍以家庭為主,但孩子亦 開始有機會與年齡相仿的幼兒一起遊玩互動,顯示學前幼兒亦開始面臨必 需平衡自我與他人需求之社會能力的展現。本研究以孩子的主動性、合群 性及順從性為其社會能力的指標;主動性突顯幼兒主動自發地展現自己行 為與意見之態度,合群性意涵幼兒樂意與他人親近互動之傾向,順從性則 反映出幼兒表現符合社會環境期待及重要他人要求的行為特性。 一般而言,情緒能力(emotional competence)包含了三個重要元素, 即個體對於日常情緒的感受(experiencing)、表達(expressing)及理解 (understanding)(Denham, von Salish, Olthof, Kochanoff, & Caverly, 2002)。針對情緒之感受,許多研究聚焦於個體的情緒覺察(emotional awareness)能力,即個體能夠精確地辨識自己與他人具有不同或多重情緒 的程度(Saarni, 1999);情緒表達是指個體透過臉部表情、聲音、肢體與 活動等方式,展現其情緒狀態的過程(Lewis, 1998);而情緒理解則是指 個體能運用情境或表情線索,以辨別特定的情緒狀態,並能了解引發該情 緒的起因(Harris, 1993)。因此,本研究所探討之情緒能力,係指嬰幼兒 在覺察、表達及理解情緒狀態之展現程度。 針對個體發展的學術探討,在近年來愈趨重視「關係發展系統」 (Relational Developmental Systems, RDS)的理論主張,即強調:在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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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體發展或適應情形時,不可忽略個人本身因素、環境脈絡因素,以及兩 者 相 互 影 響 的 交 互 作 用 結 果 ( Lerner, Hershberg, Hilliard, & Johnson, 2015)。基於此主張,本研究在探討嬰幼兒社會與情緒能力之相關影響因 素時,將嬰幼兒的個人條件與其環境脈絡因素共同納入考量。個人因素方 面,嬰幼兒本身的認知、語言或動作技能等,皆是影響其社會與情緒發展 的可能原因(如:Lewis & Carpendale, 2002; Piek, Bradbury, Elsley, & Tate, 2008; Riggs, Jahromi, Razza, Dillworth-Bart, & Mueller, 2006)。而在環境 脈絡因素方面,個體的父母教養、家庭社經地位、同儕關係、或文化背景 等,也都是可能影響個體社會及情緒能力之重要因素(如:Bradley & Corwyn, 2002; Grusec, 2011; Denham et al., 2002; Saarni, Campos, Camras, & Witherington, 2008)。是以,本研究以嬰幼兒語言能力作為個人因素、 父母教養行為作為環境脈絡因素,探討兩者與嬰幼兒社會及情緒能力的關 聯,以期能更細緻地了解台灣嬰幼兒在社會與情緒發展之現況及相關因素 的影響。

二、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

社會及情緒能力的發展與人際互動過程有關,而語言之溝通是建立與 維繫人際關係的重要工具之一,因而不難想像,個體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 及情緒發展是互有關聯的。Ornaghi 與 Grazzani(2013)的研究即指出, 當幼兒愈能精準地、頻繁地運用情緒詞彙(emotional-state lexicon),則 愈能理解自己與他人的情緒狀態。Ensor、Spencer 與 Hughes(2011)進一 步發現,幼兒 3 歲時的情緒理解能力,會在其 2 歲時的語言能力及 4 歲時 的利社會行為傾向之關係間發揮中介效果,即幼兒本身的語言能力不僅與 後續的情緒發展具有正向關聯,還會進而影響其展現正向社交行為的程 度。Hebert-Myers、Guttentag、Swank、Smith 與 Landry(2006)的縱貫追 蹤研究則顯示,幼兒 3 歲時的語言技能會正向預測其 8 歲時的語言技能, 並進而正向預測孩子與同儕互動時,順應同儕所提出要求之配合度,及運 用不同策略以建立社交連結的能力。再者,過去研究在比較語言障礙 (language impairment)與正常發展之學齡前幼兒的社交技巧時,發現前 者之合作性、主動性、責任感、自我控制等社會能力分數,皆顯著地低於 後者(Stanton-Chapman, Justice, Skibbe, & Grant, 2007);可見,語言能力 之不足,可能會影響學前幼兒之社會能力的展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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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國外研究結果顯示了,幼兒的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之正向 關聯,以及語言能力對於孩子社會情緒發展之持續影響力。相較之下,國 內迄今僅有極少數的研究(如:王天苗等人,2004)曾以學齡前兒童為研 究對象,探討其語言能力與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因而有待更多學術上的 深入探究。是以,本研究欲了解台灣嬰幼兒語言能力與其社會及情緒能力 發展之關聯情形。

三、正負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與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的關聯

從親子互動的過程來看,父母教養所提供給子女的社會化經驗,對於 孩子的社會情緒發展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Parke & Buriel, 2008)。從 過去的研究結果可發現,照顧者對於嬰幼兒所展現之正向特性教養行為 (如:溫暖回應),通常有助於學前子女的社會及情緒能力之發展。 Wahler 與 Meginnis(1997)的研究發現,母親在親子互動中所提供 的稱讚(praise)、言語反映(verbal mirroring)及回應(responsive)等 三種回饋方式,都與兒童的順從程度具有正向關聯;其中又以回應最具關 鍵角色,因為母親的回應不只是針對子女正向行為的稱讚或言語反映等正 向回饋,還包括母親以言語或非言語方式針對子女的各種行為給予回應, 因而能對孩子的行動提供更完整的指導。Landry、Smith 與 Swank(2006) 以 6 至 10 個月大之嬰幼兒為研究對象,先針對實驗組母親施以回應教養 (responsive parenting)的訓練,再於實驗室中針對所有嬰幼兒進行共計 10 次、為期 7 個月的親子互動觀察與追蹤。結果發現,隨著實驗組母親 在親子互動中展現的回應傾向增加,其嬰幼兒子女不論是在與母親或陌生 人互動的過程中,皆表現出較高的合作程度及較少的負向情緒;且相較於 控制組(即未接受回應教養訓練之母親)的嬰幼兒子女,實驗組嬰幼兒相 對也有較高的合作傾向與較少的負向情緒。Spinrad 等人(2007)針對 18 個月大之嬰幼兒進行一年的縱貫研究,發現母親的溫暖(warmth)、敏感 度(sensitivity)以及針對嬰幼兒的情緒回應,不僅與子女的社會能力有正 向關聯,更能正向預測嬰幼兒一年後的社會能力。而 von Suchodoletz、 Trommsdorff 與 Heikamp(2011)以德國母親及其就讀幼稚園之子女為研 究對象,進一步指出,當母親提供孩子愈多的溫暖,其子女有較佳的行為 調節能力(behavior regulation);而當母親愈能在孩子感到情緒不安時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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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 適 切 回 應 , 子 女 亦 愈 能 將 母 親 所 教 導 的 行 為 規 準 加 以 內 化 (internalization)。另外,在國內的相關研究中,黃世琤與李麗雯(2010) 觀察親子互動過程的追蹤研究發現,在幼兒 17 個月時,母親立即重複幼 兒口語內容的回應傾向,與其幼兒子女在 23 個月時,能夠獨立完成收拾 玩具任務之行為表現,二者間具有正相關;顯示當母親愈能敏銳覺察幼兒 的口語訊息並迅速給予回應,有助於子女發展出能遵循成人指示去收拾玩 具的順服行為。謝育伶與陳若琳(2008)也發現,母親所提供之溫暖鼓勵 的管教方式能正向預測幼兒子女的合群、合作、禮貌與利他傾向等社會能 力。 另一方面,在親子互動過程中,照顧者對嬰幼兒所展現之負向特性教 養行為(如:責罰管控),則可能不利於學前子女之社會情緒發展。 Chang、Schwartz、Dodge 與 McBride-Chang(2003)針對中國樣本的 研究發現,父母對子女之嚴厲苛刻的肢體懲罰會預測 3 至 6 歲兒童的情緒 失調(emotion dysregulation);且此種父母管教行為與兒童情緒調節之關 聯並無性別特定性(gender-specific),即不論是父親或母親與兒子或女 兒之間,皆出現此種關聯。Chang 等人(2003)進一步指出,在父母行使 打罵子女的教養行為時,可能同時顯現出照顧者過於激動的情緒反應傾 向,這也使得孩子在家庭社會化的過程中,學習到較不具適應性功能的情 緒表現行為,進而影響孩子在同儕互動中因為缺乏成熟的情緒調節能力, 而容易出現不當的社會行為。Scott、Lewsey、Thompson 與 Wilson(2014) 以蘇格蘭學齡前幼兒為研究對象,請主要照顧者於幼兒 21 至 24 個月時填 答其對子女掌摑(smacking)的情形,之後再於幼兒 45 至 48 個月時作答 「長處與困難量表(Strengths and Difficulties Questionnaire)」;結果發 現,曾被照顧者掌摑之學齡前幼兒在兩年後出現情緒與行為問題之比例, 是 沒 被 掌 摑 之 學 齡 前 幼 兒 的 兩 倍 。 針 對 台 灣 兒 童 所 進 行 的 研 究 中 , Kawabata、Tseng 與 Gau(2012)亦發現,母親過度控制傾向與其子女出 現同儕拒絕或交友問題之間呈現正相關。 是以,根據上述關於不同教養行為的研究結果,本研究預期主要照顧 者對於嬰幼兒具正向特性(如:溫暖回應)的教養行為,與嬰幼兒的社會 及情緒能力具有正向關聯性;而具負向特性(如:責罰管控)之父母教養 行為,則與幼兒之社會與情緒能力具有負向關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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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父母教養行為之調節角色

幼兒的社會情緒能力除了分別與本身的語言能力以及父母教養行為 有所關聯之外,本研究擬進一步探討父母教養行為的調節作用;亦即,分 別檢視正、負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與嬰幼兒個人特性兩者之交互作用, 會如何共同影響嬰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情形。雖然過去研究曾顯示,父母 教養行為分別與 2 至 3 歲幼兒的語言技能及社會能力具有雙向性的關聯 (Barnett, Gustafsson, Deng, Mills-Koonce, & Cox, 2012),卻仍未有研究 針對父母管教特性在幼兒語言與社會發展之關聯間的角色進行探討。 在針對父母正向管教的研究中,Razza、Martin 與 Brooks-Gunn(2012) 的研究發現,母親對於子女的溫暖對待會調節嬰幼兒生氣傾向與延宕滿足 (delay of gratification)間之關聯,即對於易生氣的嬰幼兒而言,母親所 提供的溫暖愈多,其子女之延宕滿足的能力愈好;但是,對於較不易生氣 的嬰幼兒來說,母親所提供的溫暖與子女延宕滿足的能力之間,則沒有顯 著關聯。此結果顯示,對於有較高負向情緒傾向的嬰幼兒而言,母親的正 向管教不僅能夠緩和子女負向情緒的限制,也有助於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 發展。另外,Kochanska 與 Kim(2013)針對幼兒進行為期 8 個月的觀察, 結果發現母親的高回應性有助於奮力控制(effortful control)傾向低、生 氣傾向高的幼兒展現出較高的服從性與較低的外化性行為問題。另一項縱 貫研究亦指出,母親所提供予子女的情緒支持(emotional support),對 於難養型氣質(difficult temperament)的嬰幼兒具有保護作用,亦即,母 親的正向教養行為能預測其子女之後在小學一年級時,具有較好的社交技 巧、同儕地位與師生關係,且此調節效果對於難養型氣質傾向高的嬰幼兒 更為顯著(Stright, Gallagher, & Kelley, 2008)。因此根據上述研究結果, 本研究推測,具有回應接納特性之正向父母管教方式,不僅與幼兒發展具 有正向關聯,在幼兒個人特性與其發展結果的關聯之間,應該也具有緩和 負向適應後果的作用。 另一方面,不同於回應接納的正向特性管教方式,過去研究也指出, 當父母對其子女的管教使用責罰控制的程度愈高,亦可能使得幼兒個人特 性與其發展結果之關聯性受到負面影響。例如,Morris 等人(2002)發現, 當孩子的急躁傾向較高或奮力控制程度較低時,母親使用打罵的敵意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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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與其子女的外化性行為問題具有正向關聯;即使父母採取間接操控的 策略或以心理控制(psychological control)手段進行管教,也可能對於急 躁傾向高的孩子引發較多的內化性行為問題。Kawabata 等人以台灣樣本 所進行的研究則指出,對於過動傾向高的兒童,若母親的管教有過度的干 涉與控制,則其子女愈可能有同儕互動困難的問題(Kawabata et al., 2012)。是以,從上述研究結果可初步看出,具責罰管控特性之父母管教 方式,不僅與孩子之發展結果具有負向關聯,甚而可能惡化了某些個人特 性與負向適應結果間的關聯。 簡言之,從上述研究結果可發現,正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似乎可在 幼兒個人能力與發展結果之關聯間,提供緩和保護之效果;而負向特性之 父母教養行為則可能在此關聯上,產生惡化劣勢之作用。因而,循此影響 途徑,本研究預期在嬰幼兒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間,正或負 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也可能會產生類似的調節作用。

五、研究目的與研究假設

總結上述,本研究旨在初步了解台灣學齡前嬰幼兒的社會情緒發展現 況,以及可能的影響因子與影響方式。具體而言,本研究主要探討之問題 有三:(一)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有何關聯?(二) 正、負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分別與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有何關 聯?(三)正、負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在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 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間,是否分別具有調節角色? 根據上述文獻探討之結果,本研究之假設為:(一)學齡前嬰幼兒之 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呈正相關;(二)正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與 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呈正相關,負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與學齡 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呈負相關;(三)正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在學 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間,展現正向性的調節作 用,而有助其子女社會情緒能力之發展;負向特性之父母教養行為則在學 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間,展現負向性的調節作 用,而不利其子女社會情緒能力之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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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研究方法

一、研究參與者

本研究使用「幼兒發展資料庫先期研究」(張鑑如,2014),以臺北 市及新北市嬰幼兒為研究樣本所收集之量表資料,由嬰幼兒的主要照顧者 進行問卷填答。本研究共計有 235 位研究參與者,這些學齡前幼兒的月齡 介於 2 至 40 個月之間,平均月齡為 18.99 個月(標準差為 10.83 個月); 其中,2 至 12 月齡之幼兒有 81 位、13 至 24 月齡之幼兒有 74 位、25 至 36 月齡之幼兒有 68 位、37 至 40 月齡之幼兒有 12 位;而男童有 122 名 (51.9)、女童為 113 名(48.1)。問卷填答者之平均年齡為 34.31 歲 (標準差為 3.87),其中 210 名填答者為嬰幼兒的親生母親(89.4), 另 25 名填答者為嬰幼兒的親生父親(10.6)。填答者的教育程度分別是: 3 名為國/初中畢業(1.3)、19 名為高中/職畢業(8.1)、31 名為 專科畢業(13.2)、130 名為大學/二技畢業(55.3)、52 名為碩士及 以上(22.1)。

二、研究工具

本研究所使用之「社會情緒發展問卷」、「語言發展問卷」與「家庭 環境與經驗問卷」,皆為「幼兒發展資料庫先期研究」(張鑑如,2014) 所發展編製的量表。相關研究變項之測量說明如下: (一)嬰幼兒社會能力之測量 本研究以「社會情緒發展問卷」之「社會能力」向度測量嬰幼兒之「主 動性」(5 題,題項如:「孩子會用聲音、語言、手勢或動作讓別人知道 他的興趣或喜好」)、「合群性」(3 題,題項如:「孩子會喜歡和大人 或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玩具」)及「順從性」(2 題,題項如:「當要求孩 子結束遊戲時,他會聽話而停止遊戲」)。由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以「從 不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總是如此」 五個選項進行填答,分別代表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嬰幼兒之社會能力 愈高。此問卷之社會能力向度的內部一致性  值為 .9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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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嬰幼兒情緒能力之測量 本研究以「社會情緒發展問卷」之「情緒能力」向度測量嬰幼兒之「情 緒覺察」(2 題,題項如:「孩子看到別人跌倒時,知道對方會痛」)、 「情緒表達」(2 題,題項如:「給孩子他喜歡的東西時,孩子會表現出 高興或興奮的心情」)、「情緒理解」(3 題,題項如:「面對陌生的人 物或環境,孩子會看我的表情反應,來決定自己的行為」)。由嬰幼兒之 主要照顧者以「從不如此」、「很少如此」、「有時如此」、「經常如此」、 「總是如此」五個選項進行填答,分別代表 1 至 5 分,得分愈高表示嬰幼 兒之情緒能力愈高。此問卷之情緒能力向度的內部一致性  值為 .894。 (三)嬰幼兒語言能力之測量 本研究以「語言發展問卷」測量嬰幼兒之「語言表達」(7 題,題項 如:「孩子能自己說出日常生活中用來形容人、事、物的詞彙」)與「語 言理解」(3 題,題項如:「孩子能聽得懂簡單的口語指令,並完成指令」)。 由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以「完全不能」、「勉強能作」、「還算熟練」、 「非常熟練」四個選項進行填答,分別代表 1 至 4 分,得分愈高表示嬰幼 兒之語言能力愈高。此量表內部一致性之  值為 .972。 (四)父母正向特性教養行為之測量 本研究以「家庭環境與經驗問卷」中所測量之「孩子出聲或說話時, 我口頭回應」、「我主動稱讚孩子」、「我親親或抱抱孩子」等 3 個題項, 作為父母正向特性教養行為之指標,並將此變項命名為「父母回應教養」。 由嬰幼兒之主要照顧者以「從未及很少」、「偶爾」、「常常」、「總是」 四個選項進行填答,分別代表 1 至 4 分,得分愈高表示父母在教養子女中, 所表現之回應傾向愈高。此部分題項之量表內部一致性  值為 .756。 (五)父母負向特性教養行為之測量 本研究以「家庭環境與經驗問卷」中所測量之「當孩子不聽話時,我 責罵孩子」、「必要時,我用限制孩子的行動來管教他(例如:罰站、不 准玩玩具)」、「當孩子行為失控時,我打孩子」等 3 個題項,作為父母 負向特性教養行為之指標,並將此變項命名為「父母責罰教養」。由嬰幼 兒之主要照顧者以「從未及很少」、「偶爾」、「常常」、「總是」四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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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項進行填答,分別代表 1 至 4 分,得分愈高表示父母在教養子女中,所 表現之責罰傾向愈高。此部分題項之內部一致性  值為 .815。

另外,考量「性別」對嬰幼兒社會情緒發展之個別差異的可能影響 (如:Cervantes & Callanan, 1998; Hyde, 2014; Kochanska, 2001; Smith, Calkins, Keane, Anastopoulos, & Shelton, 2004),本研究預計先將嬰幼兒 之性別與其社會和情緒能力進行相關考驗,再依相關結果的統計顯著性, 決定是否於後續分析中將嬰幼兒的性別作為控制變項。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以 SPSS 進行相關、迴歸與調節效果之統計考驗,共進行四個 調節效果分析。每個模式皆預計先在第一階層中投入控制變項,並於第二 階層中投入自變項、調節變項與交互作用變項(即嬰幼兒語言能力分別與 父母回應教養、父母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等三個預測變項。 由於本研究之自變項與調節變項皆為連續變項,因此在迴歸分析之前 先將其平均數中心化(centering)。若交互作用達顯著,則進行簡單斜率 分析(simple slope analysis)(Aiken & West, 1991),以調節變項分別在 平均數正、負一個標準差的情況下,考驗自變項對依變項的預測情形。

肆、結果

一、各研究變項之相關情形

表 1 呈現本研究各變項之平均數、標準差與相關係數。嬰幼兒語言能 力與父母回應教養(r  .215, p  .01)、父母責罰教養(r  .626, p  .001)、 嬰幼兒社會能力(r  .903, p  .001)、嬰幼兒情緒能力(r  .805, p  .001) 等 皆 呈 現 顯 著 正 相 關 。 父 母 回 應 教 養 與 嬰 幼 兒 社 會 能 力 ( r  .201, p .01)、嬰幼兒情緒能力(r  .197, p  .01)呈現顯著正相關;父母責 罰教養亦與嬰幼兒社會能力(r  .643, p  .001)、嬰幼兒情緒能力(r  .586, p  .001)呈現顯著正相關。其次,父母回應教養與責罰教養二者有顯著 正相關(r  .140, p  .05),嬰幼兒的社會能力與情緒能力亦呈現顯著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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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各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表 1 2 3 4 5 M SD 1. 語言能力  2.330 1.177 2. 父母回應教養 .215**  3.760 .405 3. 父母責罰教養 .626*** .140*  2.133 .908 4. 社會能力 .903*** .201** .643***  2.867 1.260 5. 情緒能力 .805*** .197** .586*** .892***  3.241 1.062 6. 嬰幼兒性別 .037 .107 .051 .064 .078 1.481 .501 *p  .05;**p  .01;***p  .001。 相關(r  .892, p  .001);然而,嬰幼兒性別與其他研究變項皆無顯著關 聯性。考量嬰幼兒性別與其社會及情緒能力之相關考驗皆未達統計顯著, 因此後續迴歸分析未將嬰幼兒性別做為控制變項加以分析。

二、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及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分析

表 2 呈現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教養之交互作用分析結果。首先,針 對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社會能力之預 測:嬰幼兒語言能力正向預測其社會能力(  .898, p  .001),父母回 應教養則未顯著預測嬰幼兒之社會能力(  .021, p  .05),交互作用結 果亦沒有顯著預測嬰幼兒之社會能力(  .009, p  .05)。其次,針對嬰 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情緒能力之預測:嬰幼 兒語言能力正向預測其情緒能力(  .798, p  .001),父母回應教養則 未顯著預測嬰幼兒之情緒能力(  .030, p  .05),交互作用結果亦沒有 顯著預測嬰幼兒之情緒能力(  .015, p  .05)。由此可知,不論是在嬰 幼兒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或情緒能力之關聯,父母之回應教養並沒有發揮調 節效果。亦即,父母所提供之高回應的互動行為,並不會對於高或低程度 語言能力之嬰幼兒的社會情緒能力,產生加成或緩衝的作用。 再者,針對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社會 能力之預測:嬰幼兒語言能力正向預測其社會能力(  .807, p  .001), 父母責罰教養正向預測嬰幼兒社會能力(  .172, p  .001),二者之交 互作用亦顯著預測嬰幼兒之社會能力( .147, p  .001)。最後,針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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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及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分析摘要表 嬰幼兒社會能力 嬰幼兒情緒能力 B SE R2 B SE R2 語言能力 .963 .032 .898*** .716 .037 .798*** 父母回應教養 .066 .098 .021 .082 .116 .030 交互作用 .024 .087 .009 .815 .036 .099 .015 .649 語言能力 .865 .035 .807*** .635 .043 .707*** 父母責罰教養 .242 .047 .172*** .213 .057 .182*** 交互作用 .197 .035 .147*** .848 .216 .042 .194*** .694 ***p  .001。 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情緒能力之預測:嬰 幼兒語言能力正向預測其情緒能力(  .707, p  .001),父母責罰教養 正向預測嬰幼兒情緒能力(  .182, p  .001),二者之交互作用亦顯著 預測嬰幼兒之情緒能力( .194, p  .001)。由此可知,不論是在嬰幼 兒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或情緒能力之關聯間,父母之責罰教養皆具有調節效 果。

進一步進行簡單斜率考驗(Aiken & West, 1991),嬰幼兒語言能力 與父母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社會及情緒能力之預測結果,分別如 圖 1 與圖 2 所示。由圖 1 可知,主要照顧者不論是在較高(B  .691, p  .001) 或較低(B  1.043, p  .001)程度的責罰教養下,嬰幼兒語言能力皆會正 向預測其社會能力;然而,針對語言能力較差的嬰幼兒來說,當照顧者採 取責罰教養之傾向愈高時,這些嬰幼兒相對有較佳的社會能力。另一方 面,由圖 2 亦可發現類似的效果:照顧者不論是在較高(B  .438, p  .001) 或較低(B  .830, p  .001)程度的責罰教養下,嬰幼兒的語言能力皆會 正向預測其情緒能力;然而,針對語言能力較差的嬰幼兒來說,當照顧者 採取責罰教養之傾向愈高時,這些嬰幼兒相對有較佳的情緒能力。是以, 對於語言能力較差的嬰幼兒,父母的責罰教養能緩和其語言能力的劣勢; 亦即,與語言能力較差、受到較少父母行為責罰的嬰幼兒相比,語言能力 較差的嬰幼兒在父母責罰教養較高的環境下,表現較佳的社會與情緒能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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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社會能力之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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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

首先,本研究顯示,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與其社會情緒能力呈正 相關。此結果不僅與國外研究相似(如:Ensor et al., 2011; Ornaghi & Grazzani, 2013);亦呼應王天苗等人(2004)以台灣學前幼兒為研究對象, 發現嬰幼兒之語言表達及理解能力分別與其人際互動、情感與情緒、自我 與責任、環境適應能力等社會情緒發展指標皆具有正向關聯之研究結果。 同時,此結果也反映了個體發展「整體性觀點(holistic perspective)」的 主張,即探討個體發展的現況與變化時,需考量各種發展能力的相互影響 (如:Shaffer, 2009)。儘管不同發展領域之學者通常僅聚焦於單一特定 面向(如:認知、身體動作、語言、或社會情緒)的探討,但個體不同面 向的能力實際上是互有關連的;是以,評估不同發展特性之間的相互影 響,亦是了解個體發展的重要參考。 其次,本研究結果發現,台灣父母對於學齡前嬰幼兒所提供之溫暖回 應,與孩子的社會與情緒能力具有正向關聯,此結果呼應了國外研究中, 照顧者之適切回應有利於孩子社會與情緒發展的主張(如:Landry et al., 2006; Razza et al., 2012; Spinrad et al., 2007; von Suchodoletz et al., 2011; Wahler & Meginnis, 1997)。此種關聯性反映出,能夠針對子女行為提供 適當回應之父母,不僅較能夠在孩子面臨情緒低潮時,幫助孩子緩和其負 向情緒(Davidov & Grusec, 2006),也較能在親子互動過程中表達情緒感 受(Zhou et al., 2002),使其子女有較多的機會接觸情緒相關的訊息與刺 激,因而有更多機會培養孩子能在人際互動中展現其同理或利社會等有助 於維繫關係的社交技能(Davidov & Grusec, 2006; Zhou et al., 2002)。

此外,本研究也顯示,父母負向特性之教養行為不僅與學前嬰幼兒之 社會與情緒能力有正向關聯,同時也在嬰幼兒語言能力與其社會及情緒能 力之關聯間,扮演了調節的角色,即對於嬰幼兒語言劣勢在其社會與情緒 發展之影響上,提供了緩衝的保護作用。然而,此研究結果並不符合本研 究原先之假設,似乎亦與過去研究(如:Chang et al., 2003; Kawabata et al., 2012; Scott et al., 2014)發現責罰打罵的管教方式不利於子女發展之主張 有所出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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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出乎意料之發現,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父母管教對年幼子女的影響 過程。由於本研究中,父母負向特性教養行為之三個測量題項,分別包含 「當孩子不聽話時」、「必要時」、「當孩子行為失控時」等前提敘述, 此結果可能反映出,對於語言表達與理解能力尚不足的嬰幼兒而言,父母 相對不容易以說理的方式使孩子理解並順從指令,因而使得父母在某些特 定情況下,必需以較強制性的手段進行管教;因此,若是在子女有明顯不 當、逾矩或反抗行為,或父母已有清楚的規範與說明後,才執行打罵責罰 的管教行為,對於學齡前嬰幼兒或許是具有社會化功能的。具體而言,「條 件式體罰(conditional corporal punishment)」的觀點即主張,在特定情況 下,體罰也可以是有效的管教策略(Benjet & Kazdin, 2003),而不必然 會對孩子造成負面的影響。Larzelere 與 Kuhn(2005)的後設分析結果亦 證實,如果父母是在使孩子能服從規範、舉止合宜的前提下,才執行適度 且不過度頻繁的打罵或體罰,則此種管教策略對於提高孩子的順從傾向及 降低偏差行為的效果,相對比起其他管教策(如:刻意忽視、言語恐嚇等), 會是更為有效的做法。同時,父母基於管教目的而採取責罰管控的手段, 或許也反映出照顧者對於子女行為舉止的在意與堅持程度;當父母對學齡 前嬰幼兒的行為已提出明確要求,並在孩子違反要求時,立即透過管教加 以貫徹原則,其子女往往會表現出較佳的自我控制與合群傾向(Hindman & Morrison, 2012)。因此,在管教目標明確合宜、執行程度適中而不過 量的情況下,父母透過責罰的方式來管教嬰幼兒的不當行為,或許有其必 要性。 再者,父母使用責罰的管教方式可能對於年幼孩童的效果更為明顯 (Benjet & Kazdin, 2003; Larzelere, 2000);亦即,父母嚴格堅定的行為控 制手段,對於協助學前幼兒學習自我約束,進而促進其社會情緒發展,可 能是特別需要的。事實上,1 至 3 歲的幼兒已逐漸脫離全然的無助與對成 人的全然依賴,正邁開腳步發展自我感及獨立性,因而經常以挑戰成人權 威的方式來表達自我,並試探成人所訂立的界限(Woolfson, Durkin, & King, 2010)。幼兒透過這些方式來認識自己、學習社會規則,並建構出 對於道德規範的理解;在這樣的過程中,或許成人就需要透過嚴格管教, 協助幼兒更明確直接地學習適當的社會規範。因而相關研究也發現,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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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女由嬰兒進入學齡前幼兒的過程中,使用體罰、限制行為、剝奪權利 等嚴格管教方式的頻率,確實有顯著增加的趨勢(Socolar, Savage, & Evans, 2007)。此觀點亦呼應黃世琤與李麗雯(2010)針對二歲幼兒所進行的追 蹤研究結果:若母親以「你再這樣,就讓你自己留在這裡」、「你再這樣, 阿姨會罵喔」或「你再這樣,我就要打打了」等威脅責罰的話語管教幼兒, 此類行為能夠正向預測幼兒完成母親要求的順從反應;然而,若母親使用 「你很乖」、「你是一個好寶寶」等鼓勵或稱讚話語,這些管教行為反而 是負向預測幼兒與母親合作收拾玩具之行為表現。這顯示對於學前幼兒而 言,相較於溫暖的回應接納,父母適度使用堅定的責罰教養行為,可能有 助於子女展現出適當的社會行為。

陸、結論與建議

綜而言之,本研究以 4 歲前的臺北市與新北市地區之嬰幼兒為研究對 象,探討相關之個體因素(即語言能力)與脈絡因素(即父母教養)對學 齡前嬰幼兒的社會與情緒能力之影響。結果發現,嬰幼兒的語言能力、父 母回應教養、父母責罰教養皆與嬰幼兒的社會及情緒能力呈現正相關。此 外,本研究的另一重要發現是,針對嬰幼兒之不當行為表現,父母適度使 用責罰教養是重要且有助益的;特別是對於語言能力相較同齡落後的嬰幼 兒來說,父母在孩子出現不當行為後的責罰控制,可能具有傳遞行為界 限、嚇阻不當表現的社會化功能,因而有利於這些嬰幼兒之社會與情緒能 力發展。 然而,需特別注意的是,我們必需謹慎看待此研究發現。雖然此結果 提醒我們,責罰管控等負向特性的父母教養方式對於子女發展的影響未必 是全然不利的,但是並不宜誤用其於強調父母行使打罵管教的正當性。在 某些情況下,父母針對語言能力未臻成熟之學齡前幼兒所行使之責罵或體 罰,若是在糾正嬰幼兒不當言行的前提之下,且父母在責罰過程中能明確 表達對子女行為的具體要求或期待,將有助於學齡前幼兒學習適當的行為 界限及社會規範,因而有利於嬰幼兒的社會與情緒發展。但是,類似的管 教方式若只是反映父母本身的情緒失控或管教知能之不足,而致管教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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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當,則對於子女的社會情緒發展,相對不容易產生正面意義(Larzelere & Kuhn, 2005)。 此外,探討父母教養行為對於子女發展的影響與結果時,除了考量教 養方式本身的合宜性、及行使管教之目的與功能,亦需同時考慮子女的發 展階段。例如,過去研究發現,年紀愈小的孩子,對於父母施以體罰管教 的接受度愈高,他們較能認同父母可以透過權力行使(power assertion)、 體罰等手段來管教自己的不當行為(Siegal & Cowen, 1984)。同時,本研 究結果與過去相關文獻皆指出,對於學齡前幼兒而言,由於正開始學習熟 悉各種社會情境的要求,父母以適度體罰傳遞行為界限與道德規範,或許 更能幫助年幼孩子學習如何在社會脈絡中展現適當的行為舉動(Benjet & Kazdin, 2003; Larzelere, 2000; Larzelere & Kuhn, 2005)。然而,對於正處 在自我定位及尋求獨立階段的青少年而言,父母的高壓控制管教可能會損 傷孩子的自主性,而有礙其社會情緒發展(如:Hare, Szwedo, Schad, & Allen, 2014; Smetana, 1995);相反地,父母在管教互動中若能提供溫暖 的支持與回應,不僅有助於維繫親子間的情感依附,也較有利於青少年的 心理社會適應結果(McElhaney, Allen, Stephenson, & Hare, 2009)。由此 不難看出,對於不同發展階段的子女來說,父母雖然都是孩子社會化過程 的重要影響來源(Parke & Buriel, 2008),但是特定管教行為對於不同發 展階段子女的影響效果,可能是有所差異的(Grusec & Goodnow, 1994)。 因此,父母採取責罰教養來處理子女不當行為的做法,對於處在不同發展 階段的子女而言,是否如同嬰幼兒階段一般地有所助益、或者反而是有所 妨害,還需後續研究加以澄清,以期能更細緻地了解父母負向特性管教行 為對於不同發展階段子女的特定影響。 再者,本研究結果雖然指出,父母責罰教養有助於語言發展未成熟之 學齡前嬰幼兒培養其社會與情緒能力,且能緩和嬰幼兒之語言能力限制對 其社會情緒發展之不良影響;然而,責罰教養是否也可能對嬰幼兒在其他 方面的發展有不同的影響,亦值得未來研究持續關注。舉例而言,父母的 責罰教養雖能協助孩子服從規範及抑制不當行為,但似乎無法提升子女的 道德感、利他行為、自我接納等正向特質或行為傾向(Larzelere & Kuhn, 2005)。另一方面,Berzenski 與 Yates(2013)的研究指出,在父母愈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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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體罰的情況下,擁有較多情緒知識(emotion knowledge)的幼兒反而 會有較多的偏差行為;在父母愈常使用言語責罰(verbal punishment)的 情況下,擁有愈多情緒知識的幼兒則呈現愈低落的自我概念。由此可見, 即使父母使用言語或肢體責罰等較嚴厲的管教行為,沒有直接損害幼兒社 會或情緒能力的發展,但仍可能負向影響了子女在其他面向之發展結果。 是以,父母責罰教養對於子女發展的影響,實需同時考量多元面向的因 素,再仔細地澄清可能的影響過程及對子女造成的不同結果。 另外,建議未來研究亦需關注在不同文化脈絡之下,本研究所發現之 父母教養的調節效果是否能被重複驗證。從文化差異的角度來看,父母的 特定管教行為對於成長於不同文化脈絡下的孩子可能有不同的影響(Chao & Aque, 2009; Deater-Deckard & Dodge, 1997; Deater-Deckard, Dodge, Bates, & Pettit, 1996)。相較於其他文化背景的照顧者,華人父母對於子 女通常具有更高的控制傾向(Chao & Aque, 2009),這很可能是因為華人 父母容易將子女的表現視為評估父母自我價值的依據(Ng, Pomerantz, & Deng, 2014)。有鑑於此,本研究結果也可能反映出,台灣父母相對傾向 使用較嚴厲、較具控制傾向的管教態度與行為;因而,台灣父母之責罰教 養傾向對於嬰幼兒之社會情緒能力的正向關聯與調節效果,是否能同樣存 在於不同文化背景之親子互動中,仍需倚賴未來研究加以檢視,以期能更 清楚了解文化因素在父母責罰教養對於子女發展之影響機制中的可能角 色。 最後,本研究之研究參與者皆來自臺北市與新北市地區,故侷限了研 究結果適用於其他區域學齡前嬰幼兒發展現況的可推論程度。未來研究若 能以分層抽樣方式,擴大收集來自台灣不同城市鄉鎮的樣本資料,將有助 於全面性地了解台灣學齡前嬰幼兒之社會情緒發展現況。此外,本研究將 近九成之資料提供者為學齡前嬰幼兒之母親,雖然這可能反映出大多數家 庭由母親擔任主要照顧者的現況,但也顯示本研究結果或許較適合說明母 親管教方式與嬰幼兒社會情緒能力之關聯性,而相對較不足以解釋父親的 管教方式對於嬰幼兒發展的可能影響。再者,本研究所有研究變項之資料 皆由單一來源(即主要照顧者)提供,這可能會有共同方法變異(common method variance)的問題;同時,本研究結果乃藉由橫斷性資料,以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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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迴歸考驗分析而得,並無法據以推論學齡前嬰幼兒之語言能力、父母回 應教養、父母責罰教養與幼兒社會及情緒能力的因果關係。因此,建議未 來研究可透過多元研究方法、多重資料來源、長期縱貫追蹤等研究方式, 重複驗證本研究之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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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據

表 1  各研究變項之描述統計與相關係數表  1 2 3 4 5 M SD  1.  語言能力        2.330 1.177  2.  父母回應教養 .215 **       3.760 .405  3
表 2  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回應教養及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分析摘要表  嬰幼兒社會能力  嬰幼兒情緒能力  B SE    R 2 B SE    R 2 語言能力  .963 .032 .898 ***  .716 .037 .798 *** 父母回應教養  .066 .098 .021   .082 .116 .030   交互作用  .024 .087 .009 .815 .036 .099 .015 .649  語言能力  .865 .035 .807 ***  .635 .043 .707 *
圖 1  嬰幼兒語言能力與父母責罰教養之交互作用對嬰幼兒社會能力之預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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