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黨、官僚與利益團體三角關係---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日本政黨、官僚與利益團體三角關係：政黨輪替前後的比

較

研究成果報告(精簡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097- 執 行 期 間 ：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林超琦 報 告 附 件 ： 國外研究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會議研究心得報告及發表論文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1 月 02 日

中 文 摘 要 ： 日本民主黨在 2009 年 8 月的選舉大勝，終結自由民主黨超過 半世紀的執政。這歷史性的政黨輪替，會帶給日本什麼改 變？由於自民黨長期執政，自民黨與官僚及利益團體的互 動，已經近乎制度化。利益團體不僅是提供政治獻金與選 票，也在決策過程中，扮演固定的角色。誰能代表什麼單 位、團體參與決策，誰該與誰協商等，幾乎都有一定的運作 模式。民主黨上台對於鐵三角關係會有什麼影響？本計畫以 醫療政策為主要的個案去討論可能的改變，去探討是否會打 破原有的鐵三角關係。初步研究發現原有的鐵三角關係的確 出現改變，不過主要改變在於民主黨強調政治主導與一元結 構，使得政黨的角色被排除，不是政務三役的國會議員沒有 辦法參與決策。也因此，因為民主黨政府無法確保黨內的支 持，使得民主黨上台之後的政策推動並不順利。 中文關鍵詞： 日本政治、民主黨、政黨輪替、鐵三角、利益團體、厚生勞 働省、日本醫師會

英 文 摘 要 ： Due to the Liberal Democratic Party＇s long-term dominance, interactions among key actors were much institutionalized. On August 30, 2009, the then opposition party,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won a landslide victory and became the ruling party. How may power alternation affect Japanese politics? In particular, will it break a triumvirate of party politicians, the bureaucracy and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This project uses health care policy as a case study to investigate changes. By

investigating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of the DPJ cabinet and the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MHLW), this project finds that the iron triangle of the MHLW bureaucrats, politicians and the Japan Medical Association (JMA) is changing. As expected, the role of bureaucrats and interest groups has been downplayed, but the major tension is from within the DPJ, not from bureaucrats or interest groups. It is because the DPJ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where politicians are in charge, and only ministers, senior vice ministers and parliamentary secretaries of

government ministries are able to participate in policy-making. As a result, DPJ diet members who were not political appointees were almost entirely

＇anti-Cabinet＇ sentiment rose.

英文關鍵詞： Japanese Politics,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 iron-triangle, Ministry of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MHLW), Japan Medical Associaiton (JMA)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期中進度報告

█期末報告

日本政黨、官僚與利益團體三角關係：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 2410 － H － 004 － 0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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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期間： 99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計畫主持人： 林超琦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

出國

報告：

█

赴國外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論文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

除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31 日

1 一、前言 日本民主黨（以下簡稱民主黨）在 2009 年 8 月的選舉大勝，終結自由民主黨（以下簡稱自民黨）超 過半世紀的執政。這歷史性的政黨輪替，會帶給日本什麼改變？就政策立場來說，民主黨與自民黨有 著很大的不同，例如：民主黨向來批評自民黨肉桶立法強調公共建設所造成的浪費，比較關注福利政 策。但是，更令人關注的是民主黨如何能落實他們的政見？ 政黨 席次 小選挙区 比例 選前 民主 308 221 87 115 自民 119 64 55 300 公明 21 0 21 31 共産 9 0 9 9 社民 7 3 4 7 国民 3 3 0 4 みんな 5 2 3 4 改革 0 0 0 1 日本 1 1 0 0 諸派 1 0 1 1 無所属 6 6 － 6 資料來源：朝日新聞 2009.8.31 表一、2009 年選舉結果 如表一所示，儘管民主黨贏得多數席次，在國會有立法的優勢，民主黨面對的是由執政近半世紀的自 民黨所留下來制度。1_{任何在野黨，一旦勝選取得執政，都面臨著「如何執政」的挑戰。但是對於民} 主黨來說，尤其棘手。除了因為民主黨沒有執政經驗，更因為自民黨自 1955 年成立以來，除了 1993-1994 年曾短暫下野，直到 2009 年 9 月，一直是日本執政黨。由於自民黨長期執政，自民黨與官 僚及利益團體的互動，已經近乎制度化。利益團體不僅是提供政治獻金與選票，也在決策過程中，扮 演固定的角色。誰能代表什麼單位、團體參與決策，誰該與誰協商等，幾乎都有一定的運作模式。自 民黨雖然下野，但是官僚與利益團體的關係仍在。面對這樣的制度化關係，民主黨若想要推動自己的 政策，恐怕會遭受到官僚與利益團體的反彈，勢必得改變這既有的模式。因此，政黨輪替後，可以想 像不會只是簡單地複製自民黨模式，也就是由民主黨，新的執政黨，取代自民黨的位子建立民主黨-官僚-利益團體三角關係。更何況，自民黨、官僚與利益團體的緊密關係，向來是民主黨的主要批評 的對象，民主黨當然會利用這個機會改變既有的政黨-官僚-利益團體的鐵三角關係。2_{尤其是民主黨長} 期以來批評自民黨太過於仰賴官僚做決策，使得政策內容無法反映民意。為了回應民意，民主黨主張 決策應該是由「政治主導」，也就是決策應該由政治人物來決定政策方向，再交由官僚去執行，而不 1 2012 年民主黨內部因為在消費稅議題上有不同意見，而造成分裂。不過儘管有部份議員追隨小澤一郎離黨，民主黨仍 維持過半的席次。 2 尤其來自先驅黨的民主黨議員在 1990s 年代便是主張政治主導，行政改革上扮演重要的角色。當時因為自民黨需要與其 他政黨成立聯合內閣，先驅黨藉此要求自民黨必須承諾行政改革才同意組成聯合內閣，使得行政改革才變成主要的議題 (Nakano, 1998; Ko, 1998).

2 是以官僚的規劃為本。3 民主黨如何實踐他們所主張的政治主導？此外，民主黨還有主張排除利益團 體作為仲介組織的功能。4_{這引發本計畫想要探討民主黨上台的改變，尤其對於鐵三角關係會有什麼} 影響？ 但是，官僚與利益團體也有他們自己的資源，他們會如何回應民主黨的作法？尤其民主黨議員其實也 有不少是行政官僚轉跑到去國會，過去的同事關係，是否會反成為影響政治人物的方法？此外，自民 黨與利益團體的互動關係，是建立在以『自民黨長期執政』為前提的互惠關係。日醫聯幹部在自民黨 執政時期受訪表示，如果民主黨是執政黨的話，就會與民主黨有比較多互動(訪談 071808)。當 2009 年大選民主黨大勝，掌握資源分配，原先長期支持自民黨的利益團體，該採取什麼策略以追求他們的 利益？再者，也並不是所有利益團體都是只和自民黨友好。事實上，有些利益團體是幫助民主黨勝選 的功臣，民主黨是否可以真的排除這些團體於決策之中？民主黨在強調「打破」既有的鐵三角關係的 同時，又會如何回應他的支持者對他的支持？ 本計畫以醫療政策為主要的個案去討論可能的改變，去探討是否會打破原有的鐵三角關係。 以醫療 政策尤其是健保為個案的理由，是因為 2009 大選時，選前民眾最在意的議題是年金與醫療。

表二、最重視的議題(選前民調）

議題 全體 男性 女性 景氣 27 28 26 年金、醫療 29 26 32 教育 14 9 18 地方分權 2 2 1 行政改革 7 9 5 外交、安全保障 3 4 2 政黨輪替 10 14 7 資料來源：每日新聞 2009 08 22 根據大選前的民調（見表二）雖然男性選民比較在意經濟發展，但是也有相當的受訪者在意年金與醫 療問題。由於財政赤字增加，福利支出成為被抨擊的對象，使得當時的執政黨自民黨對於老年健保提 出改革，大幅要求老年人要多負擔醫療費用（也就是「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使得原本保守的老年 選民，對強調財政改革的自民黨的不滿。而醫療政策及年金正是 2009 年大選民主黨的五大訴求之一。 民主黨利用人民對於自民黨政策的不滿，吸引支持（林超琦 2010），批評自民黨過度仰賴官僚做決策， 3_{當然，不否認民主黨之所以主張政治主導，民主黨倡導的「政治主導」，其實本質就是要「控制(control)」官僚，避免} 官僚利用所謂專業的優勢，而制訂出不利於民主黨的政策。此外，也必面怕自民黨透過過去長期執政所建立的緊密政官 關係，不利於民主黨政策貴化，也藉此來弱化自民黨可能的影響。 4_{例如，過去對農業的補助，是透過農協去發放給個別同戶，但是民主黨上任後，是跳過農協，直接發放補助金給個別農} 戶。一來排除了與自民黨有好的團體於決策之中，二來也可藉由補助金的發放，直接與農民建立關係。

3 使得醫療政策以財政為主要考量，而忽略了人民實際的需求。5 由於在 2009 大選，民主黨是以醫療政策為選舉的主要訴求之一，因此我們可以預期這會是民主黨所 要強調的政策。而民主黨為了推動他們的政策，預期會希望掌控政策的規劃，並改變原有的政策網絡， 以確保他們的政策得以實踐。我們可以從老年健保政策（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的修正，去觀察「誰 有權參與決策，誰有權做決定」？」去看出醫療政策的決策模式，是否與自民黨執政時期有不同。醫 療政策正好是檢證民主黨如何可以主導政策的切入點。 如前所述，民主黨有相當的理由要改變現有的制度，但是其他行為者也有他們的利益要追求。因為民 主黨的政治主導作法對厚生勞働省來說，必然是一大衝擊。此外，過去參與醫療政策主要的團體日本 醫師會，主要支持自民黨，以選票與政治獻金已換取有利的政策。民主黨執政後，民主黨掌握資源分 配，這會對於日本醫師會有什麼影響？是否與民主黨的關係會有改變？因此，本計畫以為要瞭解日本 決策模式的改變，不能只限於對民主黨的討論。即便是民主黨建立起政治主導，具體政策的落實還是 要回到個別部門（政策領域）去討論。本計畫將以醫療政策，尤其是健保，針對民主黨、厚生勞動省 及醫界的意見領袖-日本醫師會-的互動作討論。6 二、研究目的 本計畫主要目的是要探討民主黨 2009 年贏得大選，取得執政後的實際運作。探討日本政黨輪替前後 可能的改變，本文以為有下列重要性。 首先，過去自民黨長期執政，政府的運作相當制度化，只要從行為者的背景（利益團體或是出身於什 麼部會），就可推論政策的方向、甚至內容。現在有了政黨論替，是不是就意味著日本會有很大的改 變？如果有改變，會改變到什麼程度？民主黨除了在特定的政策，如對於勞工比較照顧，會對於戰後 以來的親美立場的修正，還對於過去自民黨的運作方式多所批判。很明顯的，過去以自民黨為主的討 論，無法運用到對民主黨政權的討論。為了要瞭解日本政治未來的發展，探討民主黨政權的運作有其 必要性。 其次，由於自民黨長期執政，行為者間的互動與權力關係，一直都相當穩定，甚至被批評難以改變。 尤其是認為自民黨就是既得利益的一部份，若沒有政黨輪替，難有重大的改變。但是，過去的研究也 指出，非正式制度在日本的的重要性，正式制度轉變，並不一定會帶來預期的改變，除非非正式制度 也有變化。探討政黨輪替前後的不同，正好可以作為檢證非正式關係是否會對於民主黨所要建構的模 式有所影響，對於制度變遷的理論建構有助益。所以，本計畫在理論上也有意義。 再者，本計畫以醫療政策為主要討論對象，對於日本政治與比較政治研究也是有其意義。一般討論日 本政治經濟的關係網絡多半將焦點放在經濟發展與產業政策或是財政政策 (真渕勝 1997; 戶矢哲朗 2003; Johnson, 1982; Okimoto, 1989; Samuels, 1989; Rosenbluth, 1989; Callon, 1995; Vogel, 1996; Amyx, 2004; Tiberghien 2007)，對於醫療政策與醫師會或是厚生勞動省的研究也不多。但是醫療政策在人口 5_{原中勝征‧山田正彦(2008)「現行の医療政策に『NO!』政治主導で『あるべき医療』をめざす」，《フェイズ・スリー》，} 9－11 。 6_{依照法律，因為日本醫師會是公益法人，不可以直接參與政治活動，所以他們另成立日本醫師聯盟（簡稱日醫連）。但是，} 實際上，醫師會與日醫連的會長都是由同一位出任，會員成員也多重複。所以，本文在討論的時候，為方便起見，日本 醫師會與日本醫師聯盟不特別區分，都使用「日本醫師會」。

4 老化的日本社會來說，越來越重要，近年許多雜誌(如：中央公論、週刊東洋經濟、週刊エコノミス ト、週刊ダイヤモノド)都連續大幅在報導醫師不足與醫療品質出問題，在 2009 大選又成為選舉的主 要議題之一，可見醫療問題在日本的重要。研究醫療政策可以幫助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發展有更進一步 的瞭解。 三、文獻探討 民主黨強調責任政治，認為決策應該由民選的議員來決定，所以強調「政治主導」。並且，有別於自 民黨時期的二元化決策模式（之後做說明），主張建立以內閣為決策核心，強調決策的一元化。由於 民主黨執政只有三年，對於民主黨有系統的研究仍屬有限。目前研究主要是就 2009 大選及民主黨與 自民黨的差別作討論。例如：田中愛治(2009)、白鳥浩(2010)與 Pempel (2010),針對 2009 年大選，討 論民主黨何以成功或是自民黨何以失敗。並從民主黨組成成員的背景，如 Miura, Lee, and Weiner (2005)， 去區分民主黨與自民黨的不同，或是從民主黨所提出的政策，如：伊藤惇夫(2008) 塩田潮 (2009)山 口二郎(2009 2010)、野田昌吾(2009) 楊永明(2010)、李世暉(2010) 、楊鈞池(2010 ab)、蔡增家 (2010)、 Harris (2010)，去討論民主黨執政會與自民黨時期有什麼可能的不同。上神貴佳、堤英敬（編） (2011) 則是針對民主黨在執政前的的黨組織及政策，以做為民主黨執政後的討論依據。 關於民主黨政權實際運作方面，有針對新設立的會議作個案討論，如若林亞紀(2010)研究行政刷新會 議下的『事業仕分け』。因為美軍基地遷移問題，最後導致鳩山下台，所以許多研究重點是在於民主 黨執政後的對外關係，如：林賢參(2009), 李世暉(2011) 。不過，整體來說，學者多認為民主黨政權 的運作不如預期（佐々木毅、清水眞人 2011; 御厨貴 2012)。對於民主黨施政不利，可以歸於因為財 政因素，所以許多政見無法落實。另外，部份也歸因於民主黨的組成本來就來自於不同的背景，在意 識型態上也是不一樣，所以民主黨內部政策也就難以一致，而無法有效運作。不過，主要的看法還是 在於指導力不利。例如鳩山時期，對於美軍基地問題，個人立場搖擺而無法做出決定（黃偉修 2011）， 或是菅內閣時期，政策也是常常改變 (訪談)，或是不與黨內溝通，造成在政策推動上的困境（Hiwatari, 2011）。再加上，他們的內閣支持率也不高，更是難以推動需要的政策(Nyblade, 2011)。 目前的研究主要是討論是在民主黨本身或是在內閣層次，比較沒有具體討論到在決策過程中與官僚級 利益團體關係互動的情形，所以本計畫希望可以補上這三方互動的討論，希望對於民主黨執政之後的 運作能有更細部地理解。 四、研究方法 在研究方法方面，申請者主要採取「質性方法(qualitative methods) 」。 由於在台灣的日文資料有限，除了從日本國會圖書館找尋資料，參考報導與統計資料，並做深度訪談。 因為中央政府在東京，醫師會的總部也在東京，主要在東京進行田野調查。除了拜訪相關研究的學者， 申請人還訪問官僚（內閣府官員與財務省官員）、民主黨與自民黨國會議員、在東京執業的醫師與牙 醫師等。因為牙醫師一直很希望可以提高診療給付，希望可以在中醫協增加代表，而且在 2009 大選 後，很快就宣布支持民主黨，所以牙醫師也是受訪對象。 研究架構則是以議題取向的質性網絡分析為架構。運用網絡分析到日本研究已很常見，Okomoto (1989) 強調日本沒有絕對優勢的的行為者（dominant actors），政策的執行都是要靠行為者的合作，所以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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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日本是網絡社會。Tsujinka (1992) 也以網絡分析去討論勞工如何可以特過非正式的關係去追求他們 所要的政策。另有 Jennifer Amyx (2004) 將網絡關係去分析財務省的運作。本計畫也是以他們的架構 為本，去探討鐵三角下不同行為者的互動，與他們所處的脈絡關係。而在醫療政策方面，則是根據 John and Ikegami (1998)，Talcott (1999), Estevez-Abe (2003,2008)，Konda (2005)及醫藥記者辰濃哲郎 與水野肇的專書為基礎去研究醫療政策的鐵三角關係。 五、結果與討論 1. 回顧自民黨時期的決策特色 一般常以鐵三角來形容自民黨執政時期的決策特色，強調政黨（自民黨）、官僚與利益團體三者間的 互動是彼此互惠的關係。一方提供另一方所需，受惠的一方也會回報另一方所需。例如，利益團體提 供政治獻金與選票以支持自民黨持續執政，自民黨則通過有利於利益團體的法案。官僚制訂有利於利 益團體的法案，則利益團體招待官員或接受退休官員擔任顧問（也就是高官下凡）。 不過，其實在個 別政策領域中，並不是整個黨在做決策，鐵三角的權力關係會因政策領域而有所不同，這與日本行政 體系的分工及決策模式有關。 日本的行政體系是按照政策領域分工，各個部門（省廳）對於所屬政策領域，有近乎壟斷的決策權力， 再加上在自民黨執政時期，政策決策方式是由下而上(Aoki, 1988; Okimoto, 1989)，也就是法案通常是 由所屬職權的省廳內部官僚主擬，除非涉及其他部門，通常省廳決定的法案，內閣不大會變動。如果 涉及不同部門，會透過事務次官討論。由於事務次官是在內閣會議前一天舉行，往往在事務次官會議 所決定的案件，到內閣會議也不會有變動(Johnson, 1982; 飯尾潤 2007)。所以政策與法案在送到內閣 會議前，幾乎就決定了。這也是事務次官會議常被引用作為官僚權力很大的例證。不過，由於法案最 終還是要國會議員通過(Krauss and Muramatsu, 1984)。在自民黨長期執政之下，也就發展出重要事項

需要先黨內同意的「事前審查制度」（星浩，2005）。所以，為了讓法案能夠在國會順利通過，官僚也 就會先與自民黨議員去溝通，尤其是主管相關政策的政調會部會。7_{所以，這樣由下往上的決策方式，} 形成二元結構（見表一）。由於法案在送到內閣與國會前都已經討論好了，所以利益團體不會等到法 案在國會審理才會與國會議員遊說，而是在政策討論的過程中，就與自民黨議員及官僚溝通。如表一 所示，在醫療、勞工等廣義的福利政策方面，就是由厚生勞働省及自民黨厚生部會來做決定。所以， 各個領域各有細部分工的鐵三角。 7 因為與政調會與國會的委員會分工方式一樣，部會的委員也是該國會委員會的委員。如果法案可以得到政調會部會的支 持，在國會也就會受到支持。

6 國會 內閣決議 首相與內閣 (內閣會議) 提案 總務會 事務次官會議 政調會 事前審查制度 各省廳 防 衛 省 國 防 部 會 農 林 部 會 農 林 水 產 省 厚 生 勞 働 省 厚 生 部 會 部 會 A 省 廳 A …. _…. 表一 資料來源： Lin (2007) 就醫療政策中的鐵三角關係，再更進一步說明如下： 厚生勞動省 自民黨 日本醫師會 1. 提供政治獻金與選票 2. 醫師會推派代表，接受自 民黨提名參選參議員 政策的要求 厚生部會 中醫協 幹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二：自民黨時期的醫療政策鐵三角關係 如圖二所示，在自民黨執政時期，日本醫師會是自民黨的主要支持者，為了有利於醫界的的法案，醫 師會不僅提供勝選需要的政治獻金與選票支持自民黨候選人當選，還會推派候選人接受自民黨提名， 參選參議員(林超琦 2012)。這些候選人一旦勝選，不管是日本醫師會的直接代表，或是以廣義醫療政 策做為訴求的議員，，就加入國會的厚生委員會及自民黨內部的厚生部會，直接代表醫界發言。 不過，真正影響醫界最直接的健保診療給付的問題，也就是每次看病人會得到相當點數，而點數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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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算，則是厚生勞動省下的審議會-中央社會保險醫療協議會（簡稱為中醫協）的權限。診療給付直 接影響醫界人員的收入，所以誰能參與中醫協，就代表有相當的談判能力。過去日本醫師會幹部固定

佔中醫協中的八名醫界代表中的五名 (Campbell and Ikegami, 1998)。8_{醫師會透過在中醫協的位置，對}

於醫療政策影響不謂不大。 至於三角關係中的自民黨與厚生勞動省，由於醫療政策需要專業知識，自民黨整體比較沒有直接參與 政策內容，但是由於是重要法案需要國會的同意，所以，若是厚生勞動省所提的法案，不利於日本醫 師會或醫界的立場，自民黨會表示意見。此外，由於重要政策在制訂前，厚生勞動省都會先與自民黨 內的厚生部會做協商，而日本醫師會也有代表以參議員身份參加自民黨的厚生部會及國會的厚生委員 會，如此也能確保政策不大會不利於日本醫師會。 2. 民主黨上台後的作法 國會 內閣決議 首相與內閣 (內閣會議) 提案 總務會 事務次官會議 政調會 事前審查制度 各省廳 防 衛 省 國 防 部 會 農 林 部 會 農 林 水 產 省 經 濟 產 業 省 經 濟 產 業 部 會 部 會 A 省 廳 A …. _…. 圖三：民主黨執政後的決 策模式(1)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民主黨上台後，為了落實政治主導，如圖三所示，廢除行之有年的次官會議，並主張廢除原有退休文 官轉任私人部門或國營事業的「高官下凡(amakudari)」慣例，以減少高級文官對於政策決策的影響。 並且，為了建議決策一元化（有別於自民黨時期的二元結構），民主黨廢除了黨內的政策調查會，強 調政府才是決策的中心。 同時，為了貫徹政治主導與一元決策，民主黨設立國家戰略室與閣僚委員會，以整合不同部門的意見。 另外，設立行政刷新會議，強調決策（尤其是預算方面）過程的透明，以避免沒有效率的支出。由圖 四所示，民主黨希望建立一個由上而下主導的決策模式。 8_{即便後來在小泉推動改革，強調內閣主導的地位，醫師會幹部仍在中醫協的醫界代表中保有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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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相與內閣（內閣會議）

行政刷新會議 國家戰略局 閣僚委員會 各省廳 事務次官 … … （省廳A） 大臣 副大臣 政務官 事務次官 … … （農林水產省） 農林水產大臣 副大臣 政務官 事務次官 … … （防衛省） 防衛大臣 副大臣 政務官 ….. …… 事務次官 … … （經濟產業省） 經濟產業大臣 副大臣 政務官 圖四：民主黨執政後的決策模式(2)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就個別省廳來說，除非涉及跨部會政策，由內閣做決定之外，主要是由政治任命的「政務三役」，也 就是大臣、副大臣與政務官負責政策規劃。在勞工與社會福利政策方面，如圖五所示，就是厚生勞働 大臣、副大臣與政務官來做決定，官僚則是負責執行。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實線代表權力的方向，虛線代表只是次要的影響） 對醫療政策決策的改變，以下分民主黨與利益團體、利益團體與厚生勞働省、厚生勞働省與民主黨三 圖五：民主黨執政下的厚生 勞働省決策模式

9 方面的關係簡單地來說明。 厚生勞動省 (中醫協） 民主黨 日本醫師會 （日本醫師聯盟） 與民主黨友好的醫界人士 （醫師、大學教授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六：民主黨執政初期 的改變(1) 首先，如圖六所示，日本醫師會過去是自民黨的主要支持團體，與民主黨沒有關係，所以政黨與利益 團體的關係不存在。而且日本醫師會原本支持的多位自民黨的厚生背景的議員也多落選，所以在國會 也失去主要的代言人，日本醫師會的影響力預期會下滑。不僅如此，民主黨上台之初，正逢醫療報酬 費用調整，民主黨趁此機會重新將日本醫師會的幹部排除於厚生勞動省中醫協(每日新聞 2009 11 04)。 如前所述，診療給付是影響醫界收入的主要因素，過去日本醫師會就是因為在中醫協有相當影響力， 才得以影響政策。現在被民主黨排除在中醫協之外，很明顯的是不讓日本醫師會有參與政策的機會， 這對日本醫師會是很大的影響。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雖然日本醫師會中央不支持民主黨，但是地方醫師會，尤其是在茨城醫師會的 帶領之下，有部分地區是支持民主黨的（林超琦 2010）。所以民主黨另外與跟民主黨有好的醫界人士 另外建立關係，並任命與他友好的醫界人士以個人名義（非醫師會幹部）來擔任中醫協的會員(以粗 黑線表示)。民主黨刻意忽略醫師會，希望另外建立關係與權力基礎。

10 厚生勞動省 民主黨 日本醫師會 與民主黨友好的醫界人士 （醫師、大學教授等） 中醫協 幹部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表七：民主黨執政初期 決策模式的改變 (2) 3. 日本醫師會如何回應民主黨上台後的改變？ 有會員批評由於 2009 年當時的會長唐澤支持自民黨，造成現在被民主黨忽略，因此有了是否該轉向 支持民主黨的討論，而有會員要求他下台。2010 年四月會長改選，由在 2009 年支持民主黨的茨城醫 師會會長原中征勝當選（朝日新聞 2010 04 01）。當時原中會長的競選訴求就是他與民主黨關係友好， 可以做為民主黨與醫師會的溝通橋樑。如此一來，與民主黨友好的醫界人士也就是日本醫師會的主要 幹部。不僅如此，在 2010 年參議院選舉部份，日本醫師會原本在 2009 年 1 月，就已決定推薦 2004 年當選的自民黨籍西島英利競選連任。9 但是在會長改選後，幹部也因此改變，執行部決定改與民主 黨合作，改推薦安田高夫由民主黨提名參選參議院全國選區（朝日新聞 2010 05 11）。民主黨、日本 醫師會及厚生勞働省的關係似乎變為表八的情形，日本醫師似乎得以藉此恢復影響力。 厚生勞動省 (中醫協） 民主黨 日本醫師會 （日本醫師聯盟） 與民主黨友好的醫界人士 （醫師、大學教授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八：民主黨執政初期的決策模式改變 (3) 9_{日本醫師聯盟通訊（日本医師連盟ニュス）第五十三號（2009 02 25）。}

11 4. 小結：什麼是民主黨執政後最主要的改變？ 但是，民主黨在決策上的改變不僅如此。為了貫徹政治主導，如前所述，決策是由政務三役而非官僚 來負責，以避免文官對於政策可能的影響（如圖九所示）。如此一來，中醫協的地位因此降低。 厚生勞動省 ( 中醫協） 民主黨 改選後的日本醫師會 政務三役 與民主黨友好的醫界人士 （醫師、大學教授等）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圖九：民主黨執政後的 決策模式改變 (4) 不僅如此，由政務三役做決定的改變對於整個決策模式的影響很大。因為在強調政治主導的同時，民 主黨還要建立一元化的政策結構，排除了黨在決策的角色，醫師會透過黨能影響的空間並不大。更具 體地來說，當時有共識要修改社會福利制度，廢除後期高齡者醫療制度，但是民主黨上台後，除了廢 止該政策，並沒有再進一步討論。儘管菅直人內閣時期有推動整體的社會福利制度改革，後來也沒有 成功。受訪者表示，主要問題不是在於官僚，而是在於國會不支持。因為直到 2012 年 7 月，民主黨 在眾議院有絕對的優勢，法案沒有通過，也就意味著民主黨內部不支持。受訪者表示，一來是因為民 主黨議員不一定對於醫療政策有瞭解，所以不支持，更重要的是因為民主黨只讓政務三役參與決策， 不在內閣的後排議員，即便是國會厚生委員會的議員，形同被排除於決策過程，引起不滿，所以不願 意支持法案通過。後來在菅直人內閣時期恢復了政策調查會，有了專門的部門會議（為了以自民黨有 區別，不簡稱為「部會」），但是效果有限。因為在政治主導的要求之下，官僚也不會像自民黨時期， 在法案草擬的過程就會與政調會做溝通協調（訪談），實際上還是排除於決策之外，並沒有溝通協調 的效果。 從目前的資料與訪談結果發現，民主黨上台之後，官僚與利益團體都有策略性因應。我們可以看到許 多行政部門在 2009 年暑假的人事調動，就有針對民主黨可能執政做準備，特地調動過去曾經與民主 黨重要議員共事過的人，去擔任對重要的職位(Asahi Shimbun Weekly AREA 2009 8 24)。有些政治人

物也仍然倚賴官僚的專業知識與協助（訪談）。原有的鐵三角關係的確出現改變，政黨的角色被排除。

也因此，民主黨上台後最大的改變是政府與執政黨的關係。

12 由於利益團體不確定民主黨是否可以長期執政，有些團體採取不支持特定政黨的策略，與兩黨維持等 距離關係，沒有特別支持誰，也沒有推出候選人，而是開放團體成員自主投票（Asahi 2010 05 18）。 今年（2012）的日本醫師會會長改選，原本主張與民主黨合作的原中會長連任失利，由主張修正親民 主黨路線，應該與政黨維持等距關係的橫倉義武贏得選舉 （Asahi 2012 04 02）。也有利益團體利用參 議院選舉兩票制，採取與兩個政黨都維持關係的策略，在全國選區與地方選區分別支持不同黨（訪 談）。 由於民主黨執政只有三年，再加上預期下次的大選，民主黨恐怕難以贏得大選，上述所討論的鐵三角 關係在變化中，但是難以定論未來就是這樣的運作。例如：「是否政務三役真的完全取代厚生勞動省 的審議會，也就是中醫協的角色？」就還需要更多的證據與更長期的觀察才知道。但是可以確認的是， 隨著政黨輪替的機會增加，政治人物要確保他們的政見得以落實，決策過程所扮演的角色只會增加不 會減少，不會恢復到自民黨時期的執政方式。 六、參考文獻 1. 中文文獻 李世暉 (2010) 〈日本民主黨外交主張之研究：以政權公約的觀點〉發表於「民主黨執政後日本政治、 經濟與外交之轉變」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關中心，2010 年 3 月 4 日。 陳永峰(2010) 〈自民黨已逝 官僚制長存？戰後日本「政/官共同體」的成立與崩解〉發表於「民主黨 執政後日本政治、經濟與外交之轉變」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關中心，2010 年 3 月 4 日 黃偉修 (2011) 〈日本民主黨的政治主導決策模式與鳩山首相的領導能力〉，《問題與研究》，50(2): 75-106。 林超琦(2010) 〈從茨城談 2009 日本大選: 為什麼醫療政策成為選舉的主要議題？〉發表於「民主黨 執政後日本政治、經濟與外交之轉變」學術研討會，政治大學國關中心，2010 年 3 月 4 日。 林超琦 (2012)〈從日本參議院全國選區談日本政黨與利益團體的關係〉，台灣政治學刊 （已接受刊 登） 林賢參 (2010)〈沖繩普天間美軍基地問題與日美同盟〉，《展望與探》，8(7):108-118 楊永明(2010) 〈民主党政権下の外交と台日関係〉，《東亞》，2010 年 1 月号：24-30 楊鈞池(2010) 〈日本民主黨執政後政治改革之分析〉，《選舉評論》8: 67-94 楊鈞池 (2010) 〈日本的政官關係：民主黨執政前後之比較與分析〉，發表於第一屆全國大學院校日 本研究中心聯合年會暨 2010 東亞區域發展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 年 11 月 蔡增家 (2010) 〈從政治力學分析日本民主黨的經濟與外交政策〉，《政治學報》，第五十期，83-109。 2. 日文文獻 飯尾潤(2007)《日本の統治構造》，中公新書。 伊藤惇夫 (2008) 《民主党―野望と野合のメカニズム》，新潮社。 上神貴佳 堤英敬 (2011) 《民主党の組織と政策》，東洋経済新報社。 辰濃哲郎 (2008) 「日本医師会『解体新書』」，《現代》，42(3): 100-118。 佐々木毅 清水眞人編 (2011) 《ゼミナール現代日本政治》，日本経済新聞出版社。 水野肇 (2003) 《誰も書かなかった日本医師会》，草思社。 水野肇 (2005) 《誰も書かなかった厚生省》，草思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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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赴國外(或大陸地區)移地研究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10 月 31 日

一、 國外(大陸)研究過程

此次去日本東京是為了出席 100/11/22-24 日本慶應大學湘南校區舉行的 Open

Research Forum 2011，之後並再停留兩天做田野調查。

慶應大學湘南校區每年舉辦師生成果展及學術論文發表，對外說明他們的研究情

形，也邀請外校人士（包括學者、產業界及政界）一同參與。由別於傳統的校區有

清楚的領域劃分，湘南校區是特意鼓勵跨領域的研究與合作，所以在成果展場上有

醫療健康保健，建築環保技術，也有美日安保研究。所以會議稱為 Open Research

Forum (ORF)。在出席會議的部份，11/22 下午到達東京，黃昏便出席他們的晚會。

第二天(11/23)則是宣讀個人論文。我所參加的場次主題是：「新しい『日本研究』

の理論と実践：少子高齢化社会」，也就是從不同背景來談高齡少子社會對日本的

影響。參與者有慶應大學的校長清家篤教授從勞工經濟面來談，是否應該要延長退

休年齡讓有經驗的資深勞工得以繼續貢獻。高木安雄教授是以高齡化問題來談對日

本的衝擊，德國學者則是比較德日對高齡者的照顧，另有奧田敦教授從宗教觀點談

如何面對高齡社會甚至死亡的議題。我則是提到社會福利制度問題，及日本政府是

計畫編號

NSC 99－ 2410 － H － 004 － 097

－

計畫名稱

日本政黨、官僚與利益團體三角關係：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出國人員

姓名

林超琦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出國時間

100 年 11 月 22 日

至 100 年 11 月 26

日

出國地點

日本東京

否可能以提高稅率來解決才缺口。除了自己的報告，也還有參與其他場次。有許多

議題不是原本政治學會觸碰到的，受到不少啟發。

田野調查方面，主要是針對民主黨上台後的執政情形作瞭解。重點在於他們推動政

策的情形，如果有阻力，到底阻力來自於哪裡，及對於原有的鐵三角關係有什麼影

響。除了到國會圖書館找資料，另外拜訪了東大 S 教授、民主黨籍 A 議員、服務於

中央省廳的 S 官僚及退休官僚 I，請教他們對於民主黨上台後的情形。

二、研究成果

國科會計畫是要探討民主黨執政之後對日本政治的影響，主要是探討決策模式的改

變及其影響。在民主黨還是在野黨的時候，就極力抨擊官僚，認為自民黨太過倚賴

官僚，主張應該要「政治主導」

。所以在計畫提出的時候，以為受影響最大的會是官

僚，想要探討他們會如何回應？或是民主黨政權特意削弱官僚的角色，是否影響到

政策的執行等等？此次藉由出席慶應大學 ORF2011 的機會，多停留兩天做田野調

查。

雖然一般認為民主黨政權運作不是很有效率，甚至有政策搖擺的問題，但是對於實

際運作上，對於原有的權力關係的影響，並不是很清楚。研究發現，官僚的角色的

確受到影響，由於民主黨強調政治主導，甚至他們可以不過像過去那樣加班。透過

訪談與資料蒐集，發現民主黨的問題並不是在於官僚沒有去執行他們的政策（與

1993-1994 自民黨短暫下野，非自民黨聯合政府面臨的問題不同），而是在於民主黨

黨內並沒有支持內閣的法案。A 議員就頻頻表示黨內的問題很大，即使他參與了 2009

選前的政策規劃/政見，但是要推動時，黨內不一定支持。一來是沒有足夠的專業知

識，二來是因為民主黨黨內與政府間的溝通出了問題。因為政調會在鳩山上台時期

被取消，加上民主黨強調一元決策，不要像自民黨時期是以黨與官僚為主要決策者，

所以有意識地排除黨這個角色。即使後來恢復政調會，也有所謂的部門會議，但是

效果有限。因為民主黨強調一元決策結構（只有各省廳的政務三役可以參與決策），

而被排除在外。官僚 S 就很清楚的表示，因為在政治主導下，他們是不會像過去，

先去像議員報告。據此，這應該也是黨內反彈的原因。所以鐵三角關係上，不僅官

僚與利益團體的影響力下滑，政黨還形同「消失」

，沒有角色。某程度來說，民主黨

執政之後，鐵三角被打破。

另外一個重點，是訪談之前沒有預定要討論的主題，是大家對於缺乏領導力的批評，

也就是覺得內閣沒有扮演當初所說的主導角色。在跨領域的政策上，如泛太平洋經

濟戰略夥伴協議（TPP）或是經濟發展策略，因為各省廳有不同意見，使得政策延宕。

對於這一點也是與當初對於民主黨上台的預期不同，未來希望可以針對這一點做進

一步研究。

Dear Prof. Chao-Chi Lin

On November 22 -23, the Keio Research Institute at Keio- University at Shonan-Fujisawa (SFC)

will hold its annual Open Research Forum (ORF) at Tokyo Midtown in Tokyo Roppongi where

we present research findings of the industry-government-academia collaboration at SFC and also

widen the collaborative endeavor by introducing new research ‘seeds’ or ideas.

Within the ORF, Japanese Studies Platform Laboratory will organize a symposium "The New

"Japanese Stud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 low birthrate and aging society" with guest speakers

from in and outside of Japan. The purpose of this symposium is to present "New Japanese

Studies" on the theme of low birthrate and aging society by pointing out problems from various

perspectives, such as social economy system, city planning, and view of life and death. It would

be a great pleasure, if you could participate in this symposium as a panelist.

Please let me know if you are willing and able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mposium on November 23,

from 11.30 to 13.00.

Looking forward to hearing from you soon.

Sincerely,

Prof. Dr. Fumiya Hirataka

Prof. Dr. Tomoki Kamo

Laboratory Director

Open Research Forum 2011

Japanese Studies Platform Laboratory

“The New ‘Japanese Studies’ in Theory and Practice: low birthrate and aging society” November 23, 2011

Chao-Ch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Time to Raise the Consumption Tax in Japan? Noda's commitment

In early November, at the Group of 20 summit meeting in Cannes, the Japanese Prime Minister Yoshihiko Noda publicly announced that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ould raise the consumption tax rate from 5 percent to 10 percent by the mid-2010s. Since Japan’s public debt is estimated to be more than 180 percent of GDP, concerns over Japan’s worsening fiscal conditions led rating agencies to lower Japan’s credit rating in late August which could result in higher borrowing costs. Prime Minister Noda’s intention to tackle Japan’s fiscal problems has been welcomed by the market.

The main purpose in raising the consumption tax is to maintain Japan’s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s well as Japan’s public finance. However, even though Prime Minister Noda made such an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domestically, Japan has not reached a public consensus on raising the consumption tax. Will Prime Minister Noda be able to push social welfare and tax reforms successfully?

Why are reforms needed?

Japan’s welfare system has been praised for “good quality with low spending.” However, the current system is based on social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that characterize the high growth period. As Japan has entered an era of low economic growth, the system has increasingly come under scrutiny. First of all, Japan’s welfare system is more biased toward the elderly. As the population is aging, the spending of the age-biased welfare system has increased sharply.1 For example, as of 2010, social spending was automatically increasing by one trillion yen every year. The Health, Labor and Welfare Ministry’s budget request is the single largest for the fiscal 2012 budget. If things continue like that, given the current fiscal deficits, the welfare system is not sustainable and reforms are needed.

Second, Japan’s welfare system provides low public social protection and people

1

have usually relied on their families for support. In the past, this might not have been a problem because the economy was robust and workers enjoyed a high level of security. However, economic difficulties in the 1990s made companies rethink their management and labor practices which have led to an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non-regular workers. Moreover, Japan’s welfare system is occupationally fragmented. Under this work-based system, becoming a non-regular worker also means not being covered by social security schemes, such as pensions and unemployment insurance. Given the low job security, non-regular workers are exposed to a high level of poverty risks but the existing system can not provide much help. Moreover, family support cannot be taken for granted anymore because there are more and more one-person households which account for the largest group among various types of households and many people have no people on whom they can rely in their households. Japan’s welfare system is not able to cope with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changed labor market and the changed family structure and reforms are needed.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polls conducted between 2005 and 2009, when asked which issues they thought the government should deal with first, “social security” and “economic growth and business” were consistently ranked the top two critical issues that the public wanted the government to take measures to deal with. In spite of the collective anxiety, however, the then LDP government seemed to be unable to

respond effectively. The DPJ took advantage of the public discontent, blamed the LDP for causing many people to feel anxious about their future, called for increased spending and expansion of the social safety net, and won the lower house election of 2009.

The 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 (DPJ)’s stance on social welfare and tax reforms

When the DPJ assumed office, the party argued that it could fulfill its pledges through eliminating wasteful government expenditure without additional

expenditures. Later, because of the economic downturn, it became clear that tax revenues were shrinking, while social security and other expenditures were expected to expand. A consensus gradually emerged that a comprehensive social welfare reform cannot be implemented without fiscal reforms, i.e., a tax reform.

Subsequently, social welfare and tax reforms became the Kan Cabinet’s priority and a special panel was launched. At the end of June 2011, the panel concluded its report. Social welfare reforms and relevant bills were suspended as former Prime Minister Kan resigned. Prime Minister Noda took the issue up again and pushed for reforms.

as to when is the right time to raise the tax or how much the tax rate should be raised. Some people are worried about the regressive consequences of raising the

consumption tax rate and think they should wait until the economy is better to raise the taxes. Alternatively, some people are concerned about a larger burden being imposed on low-income people as a result of raising the taxes. In actual fact, discussions of Kan’s reform plans were delayed because of opposition from within the party. Obviously, even though the DPJ enjoys a majority of seats in the lower house, if Noda cannot receive the support of his own party, the bills will not be able to proceed.

What Prime Minister Noda has done or is trying to do

To become law, bills need to be passed by both the lower house and the upper house. Despite Noda’s strong intention to push reforms, a consensus has not been reached on tax issues inside the DPJ. Besides, following the upper house election of July 2010, the DPJ lost its majority in the upper house and needs to cooperate with opposition parties to pass bills. Although the LDP agreed to raise the consumption tax rate, it has been looking for opportunities to dissolve the Diet for elections and insists that the lower house must be dissolved before the submission of the bills to obtain the voter’s mandate.

Prime Minister Noda realizes that there is opposition from within his party and also from opposition parties. To reduce the intra-party conflict gridlock and increase the likelihood of passing the consumption tax-related bills as much as possible, he said that he will listen to different opinions and take them into account.

In terms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his own party, Prime Minister Noda indicated that he would like to “collect” the opinions of ruling parties, i.e. getting “the party” back to policy-making to some degree. Right after assuming office, the DPJ abolished the policy affairs research council and other party policy bodies such as the DPJ’s tax commission. This is because the DPJ proposed to establish a system where politicians are in charge, i.e., only ministers, senior vice ministers and parliamentary secretaries of government ministries work on policies on their own. For example, in the case of tax-relevant issues, the Hatoyama Cabinet created a government council on the tax system, headed by the Finance Minister and consisting of ministers and senior vice ministers only. Originally, the DPJ intended to downplay the role of bureaucrats and, as a result, DPJ diet members who were not political appointees/not part of

government were almost entirely excluded from the policy-making process. Since their opinions were rarely taken into account, “anti-Cabinet” sentiment rose.

Consequently, even DPJ diet members did not support the Hatoyama Cabinet’s bills. This is why the rate of passing bills during the Hatoyama Cabinet was so low. After Hatoyama stepped down, Prime Minister Kan re-established the PARC but the party side still did not play an active role. By contrast, Prime Minister Noda re-launched the DPJ’s tax commission and even appointed people who did not support an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tax to the commission to reduce the possibility of intra-party tension.

Only “listening” to different views cannot help Noda to push his own agenda. Unlike Prime Minister Kan who chaired several commissions but did not play a role in coordination, Prime Minister Noda has taken advantage of his authority as prime minister to set up his agenda and has appointed the same person (Motohisa Furukawa) to be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Strategy and Minister of Economic and Fiscal Policy, in an attempt to centralize the decision-making body to decide what Japan should pursue in terms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owever, Prime Minister Noda’s popularity has not helped him to create a mandate to get his own party and other parties on board. Somewhat unexpectedly, he took a bold move, announcing an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tax at the G20 meeting. By doing so, Prime Minister Noda has made an international commitment. Since he made such an announcement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t was not him but “Japan” that made the commitment. He wants to use this international pledge to force his party and other parties to honor “Japan’s” commitment to the global economy. In other words, he is creating the first mover’s advantage to force other actors to follow and thereby weaken domestic opposition.

It is risky for Noda to put his position at stake to push reforms. However, the public may appreciate his courage. First, Noda is showing that he is taking leadership to champion unpopular but critical issues. Second, he is showing that he will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is unpopular policy. He has made it clear that, regardless of whether or not the opposition supports his bills, he will submit bills specifying the timing and rate of the consumption tax hike to the next ordinary Diet session in early 2012. Besides, he has also made it clear that he will dissolve the lower house when the legislation is passed. Implicitly, if the public is not happy with the tax hikes, he may leave office.

leadership. Thus, Noda’s positive attitude may reward him.2 Even though, by nature, raising taxes is not a popular policy, the public may appreciate Prime Minister Noda’s courage and he may end up doing well. It is not clear how the DPJ, the LDP and other opposition parties will respond to the Prime Minister’s move. However, one thing that is for sure is that he also needs to sell the importance of raising taxes to maintain the social welfare system to the public. In particular, in addition to social welfare and tax reforms, there are many issues Prime Minister Noda needs to deal with, such as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negotiation, and strong yen and etc . Given limited time, without public understanding, Prime Minister will not be able to push his agenda.

According to a series of polls conducted in September and November by Yomiuri Shimbun and Asahi Shimbum, there is no majority view on the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tax rate. The number of supporting tax hikes is almost the same as that of opposing tax hikes.3 Although it is widely agreed that an increase in taxes is critical to maintain Japan’s public finance and social security system, people may not sense the urgency and are ready to pay higher taxes now. The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explaining to and convincing the public why higher taxes are needed. In particular, the costs of welfare policies, i.e., how money will be used, should be clarified.

2 _{For example, the public is split on whether or not Japan should join the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TPP) negotiation. However, Noda’s attitude toward pushing TPP has recently received positive evaluations.

3

In a poll conducted by Asahi Shimbun in August 2011, 44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upported tax hikes and 45 percent opposed tax hikes. In a poll conducted by Yomiuri in November 2011, 47 percent of respondents supported tax hikes and 48 percent opposed them.

Time to Raise the Consumption Tax in Japan?

--Noda’s Commitment

Chao-Chi Lin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2011 11 23

The Japanese

government will raise

the consumption tax

rate from 5 percent to

10 percent by the

mid-2010s.

Promulgation

Cabine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

House

Of

Councilors

Throne

LDP

Promulgation

Noda

Cabinet

House

Of

Representative

s

House

Of

Councilors

Throne

DPJ

Noda

Cabinet

?

House

Of

Councilors

Throne

Promulgation

第169回會期 (2008/1-6) 第170回會期 (2008/9-12) 第171回會期 (2009/1-7) 第173回會期 (2009/10-12) 第174回會期 (2010/1-6) 第176回會期 (2010/10-12) 第177回會期 (2011/18) 法案通過比例 78.75% 66.67% 89.86% 83.33% 54.69% 55% 80%

78.75%

66.67%

89.86%

83.33%

54.69%

55%

80%

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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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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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0%

60.00%

70.00%

80.00%

90.00%

100.00%

Noda

Cabinet

?

House

Of

Councilors

Throne

Promulgation

Q: To secure the funds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system, do you support an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tax?

0%

10%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2011/8

2011/10

44%

45%

45%

46%

Q: To secure the funds to maintain the social security and

welfare system, do you support an increase in the

consumption tax?

0%

20%

40%

60%

80%

100%

2011/11

47%

48%

Support

Oppose

國科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項下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日期：101 年 10 月 31 日

一、參加會議經過

此次是與其他 AES 團隊成員一同到韓國大田參加 2011/6/10 2011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AES 是由政大選舉研究中心所發起的『亞洲選舉研究計畫 (Asian

Election Studies, AES)』

，希望透過與日本及韓國學者合作，能建立起系統性的跨國選

舉研究資料平台。AES 每年輪流在臺灣、日本與韓國辦年會，分享研究成果，2011

年則是在大田舉行。與會成員除了是三國的學者，還有來自美國 Princeton University

的 Prof. Chris Achen 及 Indian University Dr. Tim Rich。與會成員大多是在 6/9 到達韓

國，我則是提前一天(6/8) 先到首爾，先拜訪韓國大學(Korea University)及 KERI

(Korea Economic Research Instittue)討論韓國近期政治發展。

主題為：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National Politics and Local

計畫編號

NSC 99 － 2410 － H － 004 － 097 －

計畫名稱

日本政黨、官僚與利益團體三角關係：政黨輪替前後的比較

出國人員

姓名

林超琦

服務機構

及職稱

政治大學政治學系

會議時間

100 年 6 月 8 日至

100 年 6 月 11 日

會議地點

韓國大田

會議名稱

(中文)

(英文) 2011 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發表論文

題目

(中文)

(英文)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Politics: Comparing the Cases of Japan, Taiwan, and Korea。共分三個場次，前兩個場次

(Electoral Systems: Method, Awareness, and Consequences、Major Political Issues in

Japan, Taiwan, and Korea)是針對各國的情形，第三個場次(Comparing Voter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East Asian Countries)則是跨國比較。我們所宣讀的文章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便是屬於第三個場次。

二、與會心得

雖然議程只有一天，但是因為 AES 已經舉辦好幾年，大家彼此多已是舊識，所以在

開會前一天就已開始交流，分享彼此近期的研究發現。而且一天的會議不僅討論到

最基本（也是核心）的選舉制度的影響，也有跨議題的比較，有理論也有實證的分

析。這對於主要以日本做為研究個案的我，有很大的啟發與幫助，讓我受益良多。

三、建議

感謝國科會對此次出國發表論文的補助，透過與會學者朋友的交流，得到許多寶貴的

意見。希望國科會未來可以對這樣跨國團隊合作有更多的支持。

四、我方 AES 團隊成員與韓方主辦人及與會美國學者的合照

2011 AES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National 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s: Comparing the Cases of Japan, Taiwan, and Korea

Date: June 10th, 2011. 9:30 – 18:15

Venue: Hotel Riviera Yuseong, Daejeon, Korea

Hosted by Korean Social Science Data Center, Korean Association of Electoral Studies, The Center for Civil Society, Keio University, Japan, and Election Study Center (ESC), NCCU, Taiwan

Sponsored by Korea Foundation, National Election Commission, and Daejeon Metropolitan City

Schedule

9:30 – 10: 00 Registration

10:00 – 10:30 Opening Ceremony

10: 30 – 12:30 Panel 1. Electoral Systems: Method, Awareness, and Consequences

Chair: Yoshiaki Kobayashi, Keio University, Japan

Paper 1: Divisor Electoral Apportionment Method Based on Atkinson Social Welfare Function

Presenter: Junichiro Wada, Yokohama City University, Japan Discussant: Won-Taek Kang, Seoul National University, Korea

Paper 2: Citizens’ Awareness of the New MMM Electoral System in Taiwan: A Cohort Analysis

Presenters: Chi Huang and Yi-ching Hsiao,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Discussant: Hyun-Woo Lee, Sogang University, Korea

Paper 3: The East Asian Divergence: National and District Level Competition in Mixed Systems

Presenter: Timothy S. Rich, Indiana University, USA Discussant: So-Young Lee, Daegu University, Korea

Paper 4: Partisan Swings, Nomination Errors, and the Government Advantage in SNTV Presenter: Nathan F. Batto,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Academia Sinica, Taiwan Discussant: Jae-Woo Hong, Inje University, Korea

12: 30 – 14:00 Lunch

14: 00 – 16:00 Panel 2. Major Political Issues in Japan, Taiwan, and Korea

Chair: Chi Hua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Paper 1: Is the LDP's Decline Continuing?: A Review of the Japanese House of Councilors Election 2010

Presenter: Ryota Natori, Kansai University, Japan Discussant: Kyung-Tae Kang, Shilla University, Korea

Paper 2: Political Empowerment and Ethnic Attitudes in Taiwan

Presenter: Chung-li Wu, Institute of Political Science at Academia Sinica, Taiwan Discussant: Jin-Sook Ju, Paichai University, Korea

Paper 3: Mass Public’s Orientation and Evaluation toward Politics: Cross-Regional Analysis Presenter: Jaechul Lee, Dongguk University, Korea

Discussant: Hyung-Joon Kim, Myungji University, Korea

16:00 – 16:15 Coffee Break

16:15 – 18:15 Panel 3. Comparing Voters and Voting Behavior in East Asian Countries

Chair: Nam-Young Lee, Director of KSDC, Sejong University, Korea

Paper 1: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Presenters: Chia-hung Tsai, Ching-hsin Yu, Lu-huei Chen, Chao-chi Lin, and Su-feng Cheng,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Discussant: Myung-Ho Park, Dongguk University, Korea

Paper 2: Income Inequality and Political Trust: East Asian New Democracies Presenters: Eunju Chi and Hyeok Yong Kwon, Korea University, Korea Discussant: Joon-Han Lee, Incheon University, Korea

Paper 3: Sustaining Unbiased Electoral Outcomes: Civic Duty and Voter Turnout in Japa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Presenters: Christopher H. Achen, Aram Hur, Princeton University, USA Discussant: Jae-Han Kim, Hallym University, Korea

18:30 – 20:30 Dinner

2011 년 아시아 선거연구 (AES) 국제 학술회의

주제: 선거제도와 중앙정치-지방정치간 연계

(The Electoral System and the Linkage between National Politics and Local Politics: Comparing the Cases of Japan, Taiwan, and Korea)

일시: 2011 년 6 월 10 일, 9:30 – 18:15 장소: 대전 유성 리베라 호텔 주최: 한국사회과학데이터센터, 한국선거학회, 일본 게이오대학 시민사회연구소, 대만 국립정치대학 선거연구소 후원: 국제교류재단, 중앙선거관리위원회, 대전광역시 한글 패널 한글 패널 1. 지방선거 관련 제도 개선 방안 (10: 30 – 12:30) 사회: 박찬욱 (서울대) 발표 1: 정연정 (배재대), 주민투표 및 주민소환제도의 공정성 확보 방안 토론: 김종미 (한경대), 김재선 (중앙선관위) 발표 2. 지병근 (조선대), 선거구제도와 유권자들의 전략적 선택: 2010 지방선거를 중심으로 토론: 하세헌 (경북대), 김형철 (외국어대) 발표 3. 고선규 (선거연수원), 지방선거 정당공천제의 과제와 개선방향: 비교정치적 관점에서 토론: 김재호 (연세대), 서복경 (서강대) 한글 패널 2. 지방선거와 중앙정치 및 정당의 영향력 (14:00 – 16:00) 사회: 어수영 (이화여대) 발표 1: 이상신 (서울대), 이명박 정부 신뢰와 지방선거 토론: 김영태 (목포대), 조진만 (인하대) 발표 2.: 경제희 (한림대), 지방선거에서의 중앙 정치와 지방 정치 토론: 박재욱 (신라대), 김미경 (조선대) 발표 3: 김지윤 (아산정책연구원), 기초의회 선거에서의 정당공천과 경제적 효과 토론: 황아란 (부산대), 한정택 (서강대)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95

It is said that mixed-member systems offer the best of both the tradi-tional British 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 (SMD) and proportradi-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PR). Scholars have examined how candidates and parties respond to the electoral rule, arguing that there are different in-centives for th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two tiers is also investigate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ssess the extent to which voting behavior in the SMD districts would be influenced by party reputation measured by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SMD and PR voting results. We assume that most voters follow their preferences when they cast their PR votes, but that they consider the incumbents when they cast their SMD ballots. Comparing voting behavior in Korea, Taiwan, and Japan, we are able to assess the relative effect of social backgrounds, political predispositions, and issue opinions on voting behavior across three countries. We use CSES Module 2 (2001-2006) data, the Nation-wide Longitudinal Survey Study on Voting Behavior in the 21st Century (JES

Multilevel Analysis of Voting Behavior under

the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Korea, Taiwan, and Japan*

3)

Chia-hung Tsai(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Lu-huei Chen(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Chao-chi Lin(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Su-feng Cheng(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 Paper prepared for the conference hosted by KSDC (Korea) and AES project (Taiwan), June 10, 2011, Korea.

96 󰡔선거연구󰡕_제1권2호(2011년 가을호)

III) data, and Taiwan’s Election and Democratization Study (TEDS 2008L) data to examine voting behavior in the 2004 National Assembly election of Korea, the 2008 legislative election of Taiwan, and the 2005 general election of Japan respectively.

Keywords: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systems, Single-member district system,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Voting behavior

Ⅰ. Introduction

Mixed-member majoritarian (MMM) systems are those in which voters typically cast two votes, one for an individual in the single-member (SMD) district tier and one for a party in the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PR) tier. The number of PR districts de-pends on different government systems or size of legislature body. Whether or not party lists can be altered by the electorate is also of theoretical interest. Representatives are therefore elected sepa-rately from different electoral tiers, usually a mix of plurality rule in SMD districts and party list in one national district or regional districts.

Scholars have examined different electoral systems based on several criteria. Carey and Shugart (1995) proposed the personal incentive theory, arguing that electoral systems can be compared by ballot control, vote pooling, and type of votes. They argued that the importance of personal incentive to election outco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