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錯誤、二次引用與對「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議

DOI:10.6245/JLIS.2015.411/646

引用錯誤、二次引用與對「臺灣人文

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之建議

劉任昌

德明財經科技大學財金系助理教授

E-mail：robertjcliu@gmail.com

葉馬可

德明科大應用外語系講師

E-mail：my@takming.edu.tw

關鍵詞：

二次引用；引用錯誤；管理學報；著作權法；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料庫

【摘要】

本研究追蹤實際案例，闡述學術論文之「引

用錯誤」透過後續研究者之「二次引用」，而

導致連鎖負面效應。本研究比較引文索引資料

庫

Scopus、WOS 與本土 TCI-HSS 系統對引

用錯誤之處理政策，進而主張

TCI-HSS 應該

仿照

WOS 系統，訂正引文錯誤紀錄，以減低

研究者因為擷取

TCI-HSS 引文資訊當作參考

文獻，而導致引用錯誤之機率。若本文之建議

得以落實，可以讓研究者警覺引文索引資訊與

原文參考文獻之差異，而提醒研究者進行二次

引用所可能導致之風險。本文再從著作權法角

度，闡述引文索引資料庫訂正引用錯誤之合法

性與正當性。至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之論文

引用錯誤，則基於保全「學位論文考試結果」

之論點，本研究主張博碩士論文系統維持現行

政策。本研究也釐清過去學者爭論之「二次引

用」與「引文不規範」議題。

前言

科技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在2000 至 2012 年 間 ， 陸 續 建 置 完 成 「 臺 灣 社 會 科 學 引 文 索 引 」 （TSSCI）、「臺灣人文學引文索引」（THCI）與「臺 灣人文學引文索引核心期刊」（THCI Core）系統， 提供研究者查詢期刊論文資訊及論文被引用狀態。 目前，科技部停止更新上述資料庫，改由國家圖書 館（簡稱「國圖」）整併，且納入國內博士論文與專 書著作，擴充為「臺灣人文及社會科學引文索引資 料庫（Taiwan Citation Index-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簡稱 TCI -HSS）」，在 2013 年 9 月 11 日啟 用。TCI-HSS 是由國圖、科技部、國家實驗研究院等 單位合作建置，以提供跨學門檢索平臺，也可進行 論文引用率及被引用率之書目分析。TCI-HSS 資料庫 已完成整體性系統架構，且持續擴充功能，並新增 及回溯引文資料建檔，也徵詢學術界使用者意見， 作為改善參考（曾淑賢、鄭秀梅、羅金梅，2013）。 本 研 究 針 對 TCI-HSS 收 錄 論 文 之 引 用 錯 誤 （citation errors），闡述其所導致之負面效應，並且 提出改善建議，希冀提升TCI-HSS 之功能，也倡導 正面之研究文化與學術規範。二次引用（secondary citation）意謂論文作者未真正閱讀原始文獻，其引 用書目資料乃取自於其他著作的參考書目（蔡明 月，2005），或取自於電子資料庫的摘要資訊（Gavras, 2002）。錯誤書目資料的傳遞（Hoerman & Nowicke,

1995）[1]，或將研究結果歸屬至錯誤的貢獻者（Gavras, 2002），是二次引用之最顯著證據。上述行為涉及所 謂的「懶惰作者症候群」（lazy-author syndrome）（邱 炯友、張瑜倫，2005；Gavras, 2002），甚至被評論 為「是一種蓄意的隱瞞與虛假」（the evidence raises considerable doubt as to whether fraudulent use was intended.）（蔡明月，2005；Broadus, 1983）[2]。 相對於抄襲（plagiarism）或造假（fabrication）等 嚴重違背學術倫理事件，二次引用屬於小瑕疵；但 若累積過多案例，必然折損牽涉之期刊、議題、作 者、指導教授，甚至學術單位之聲望。更嚴重者， 是後續之研究者再度透過二次引用複製之，導致錯 誤訊息之持續傳遞與擴散，最終難以界定錯誤之源 頭，甚至可能導致傳遞錯誤之主題知識（Wetterer, 2006）。例如，本研究提出之案例傳遞過程是：姜淑 美（2004）博士論文將 “Hornik, Cherian, and Zakay （1994）” 誤寫為 “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 （1994）”，再將該錯誤紀錄移植於 SSCI 期刊 Journal of Futures Makets（JFM）之 Chung 與 Chiang（2006）。 然後，臺灣TSSCI 期刊《管理學報》刊登之蕭朝興 與王子湄（2008）同時將 Chung 與 Chiang（2006） 與 “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列為參 考文獻，再最終導致臺灣大學國企系碩士論文劉又 嘉（2013）參考文獻中出現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 及“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

上述傳遞時序是：2004、2006、2008 與 2013 年。 透過此串聯之傳遞過程，可能在未來出現將臺大碩 士論文劉又嘉（2013）及“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同時陳列在參考書目之著作。透過 TSSCI 期刊與國立大學學位之聲望，該錯誤文獻紀 錄不僅被持續傳遞，也可能以等比數列規模擴散。 因此，本文之主要訴求有三：第一、闡述二次引用 導 致 文 獻 錯 誤 紀 錄 傳 遞 之 負 面 效 應 。 第 二 、 為 TCI-HSS 系統提出改進方向，建議仿照 Thomson Reuters 公司之 Web of Science（簡稱 WOS，涵蓋 Arts & Humanities Citation Index 與 SSCI 等資料庫） 系統處理程序，將錯誤之文獻紀錄更正，以利於研 究者追蹤正確文獻。第三、本研究示範與倡導圖書 資訊學方法跨入其他專業領域知識，以輔助專業主 題領域知識之釐清與發展，例如Wetterer（2006）藉 由文獻之追蹤，釐清已經在生態昆蟲學（Ecological Entomology）傳遞數十年之錯誤資訊。 蔡明月與邱琦茹（2014）引述李凱爾特（Rickert） 對科學與人文學的界定：「自然科學的目的在於從個 別的例證中導出一般規律，而人文學則著重個案的 研究，關切的是個體在文化和人文背景中的獨特價 值，並不尋求一般規律。」人文學的研究對象是人 類的精神世界及其累積的精神文化，主要使用詮釋 分析法。人文學的研究成果不僅與學術出版或傳播 有關，同時也影響著社會文化與制度（陳光華、陳 雅琦，2014）。基於上述觀點，本研究之人文學屬性 高於社會科學屬性，因為以社會科學觀點檢視本文 之訴求「建議 TCI-HSS 系統訂正引文錯誤紀錄」， 則必須提出支持該政策之必要性證據，必須針對特 定期刊論文樣本，實質且全面地普查與追蹤引用錯 誤，且評估TCI-HSS 系統訂正引用錯誤紀錄之作業 成本，甚至提出作業程序。若本文提出之案例是 TCI-HSS 收錄論文之唯一傳遞「引用錯誤」案例， 則本議題之討論價值低微。 從社會科學觀點檢視本研究內容，的確存在可能 「以管窺天」之研究限制；然而，基於余寶琳（2011） 所謂：人文學與人類思想、價值、創意及文化有關 的主題，人文提供觀點，並非提供「工具」或「技 能」。本文之貢獻是為新建立之 TCI-HSS 提出尚未 被國圖或研究者注意之觀點，作為國圖之研議參 考，也提醒研究者注意二次引用與引用錯誤。本研 究提出之橫斷面（cross-sectional）佐證，是與 Scopus 及 SSCI 系 統 功 能 做 比 較 ； 提 出 之 時 間 序 列 面 （time-series）佐證，是追蹤引用錯誤紀錄在 TSSCI 期刊與國立大學學位論文傳遞之過程。 由於本研究提出之建議涉及原著論文作者之著作 權（copyright），尤其是著作人格權（moral rights）， 本文將討論著作權議題，以說明引文索引系統訂正 錯誤文獻紀錄之正當性與合法性。本研究編排如 下：第貳部分是文獻回顧；第參部分是「二次引用」 與「二次來源引用」（間接引用）之進一步釐清，再 以不同觀點詮釋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所謂的「二 次引用規範」；第肆部分是案例說明，且對照 WOS （SSCI）與 Scopus 資料庫之作法。第伍部分從著作 權法，尤其是從著作權法之「促進國家文化發展」

精神，闡述TCI-HSS 系統應該仿照 SSCI 系統，對 錯誤文獻紀錄更正，同時說明臺灣碩博士論文系統 無須比照辦理之原因。第陸部分是結論。文末的附 錄呈現Google Scholar 學術搜尋之結果，以補強本 文提出之證據。

文獻回顧

一篇學術論文由正文及參考文獻構成，正文回顧 既有研究成果，陳述發展新論著之正當性與必要 性，再呈現新創作之主體。既有文獻扮演巨人肩膀 的角色，後續研究得以站在巨人肩膀上，發展創作， 累積知識。對既有文獻之回顧與連結詳實與否，關 係新創作論文基礎之完整性，也才得以彰顯新論著 之貢獻。引用文獻與回顧文獻是作者對先前研究的 回饋，也引導讀者涉獵該領域之文獻（李家如、林 雯瑤，2013）。透過論文引用與被引用關係的追蹤， 可以獲知學科間關係與發展過程，讀者得以了解學 門發展現況、文獻使用特性、文獻關聯性，以及未 來研究趨勢等（陳光華、陳雅琦，2001）。 引用關係揭露學科發展資訊，可以透過科學計量 學（scientometrics）的引文分析（citation analysis）， 了解學者與學術機構之學術表現績效（蔡明月， 2005；蔡明月、張美琪，2008）。一篇文獻之所以被 另一篇論文引用，是因為被引用者提供相關線索， 例如：佐證研究議題之重要、研究方法之正當性， 或批判既有研究之不足。引用分析假設「所有引用 都均等」的立場，文獻被引用次數愈多，表示貢獻 的資訊愈多，影響力愈大（蔡明月、李旻嬑，2013）， 期刊被引用狀況也可做為圖書館採購決策的依據 （黃明居、粱詩婉，2012）。 新創作之論文可藉由與高影響力（被引用次數高） 論文之連結，而提供研究議題價值之佐證，以增加 被肯定之機會。正因如此，而可能衍生出作者浮濫 引用之現象，或如學者Smith（1981）與蔡明月（2005） 所謂之「作者的引用行為被知道的不多」。除了可能 浮濫引用，以膨脹自身論文議題之重要性或豐富性 外，作者也可能藉由大量自我引用（self-citation） 作者本身或作者機構之論文，以膨脹作者或所屬機 構之影響力（蔡明月、張美琪，2008）。 雖然，將作者之論文數量或被引用狀態，當作評 估期刊重要性或作者學術成就，仍存在許多爭議之 處（賴鼎銘，2005；黃厚銘，2005；黃毅志、曾世 杰，2008），期刊、論文與作者之被引用分析，仍是 學術評鑑的最重要指標。引文分析受重視之原因如 下：一、尚未有其他既簡單，又客觀的方法可以掌 握文獻的使用情形；二、可以容易且精確的選擇引 用的數據；三、引文分析是對作者使用文獻最容易 觀察到的指標。因此，學術界仍對引用分析抱持正 面樂觀的看法（蔡明月，2005）。 另 一 個 關 於 文 獻 引 用 的 重 要 議 題 是 引 用 錯 誤 （citation errors），即文獻紀錄內容錯誤，最常見之 錯誤是作者姓名、順序，其次是標題、卷期，頁數 等（李家如、林雯瑤，2013）。論文之引用錯誤行為， 不僅影響被引用文獻之可信度，也減損研究主體之正 當性（validity），更危及研究者之誠信（Onwuegbuzie, Frels, & Slate, 2010）。與引用錯誤相關，卻比引用錯 誤更嚴重者，是透過二次引用而傳遞的錯誤紀錄。 二篇不同的論文皆引用同一篇文獻，但二篇文章的 引用文獻呈現相同的錯誤紀錄表達，則可以推定是 二次引用造成，即作者並未真正閱讀被引用之原創 論文，就直接引述自某篇已發生引用紀錄錯誤的文 章。這類行為被形容成「空洞不實的引用文獻」（邱 炯友、張瑜倫，2005），甚至可能被指控為「蓄意的 隱瞞與虛假」（蔡明月，2005），甚至可能導致傳遞 錯誤之主題知識（Wetterer, 2006）。 上述引號內對於「二次引用」錯誤資訊來源之評 論，皆是引述翻譯自國際知名學者之評論，由此可 知學界對於引用錯誤與二次引用議題之重視，而 且，二次引用也影響圖書館採購期刊決策（黃明居、 粱詩婉，2012），導致圖書經費流向研究者未必需要 確實參閱的文獻。二次引用也涉及到學術績效與學 術道德問題，它攸關引文分析效度，更影響學術期 刊與學者所謂的影響係數（impact factor）（邱炯友、 張瑜倫，2005）。 錯誤文獻透過二次引用被傳染的最經典案例是： 一位名為Jaroslav Hlava 的捷克醫學家在 1887 年發 表一篇標題為 “O uplavici” 的論文（它是捷克文， 英文譯為 “On dysentery”，即「論痢疾」），該論文 被德國醫學期刊引用，且標示作者是 “O uplavici”。

自此，作者名為 “O uplavici” 的捷克醫學論文被傳 遞引述超過50 年，直到 1938 年才被學者 Clifford Dobell 發現錯誤（參考 Onwuegbuzie, Frels, & Slate, 2010, p. iii）。另一知名案例是：Broadus（1983）分 析148 篇引用美國生物學家 E. O. Wilson 著作（標題 “Sociology, The New Synthesis”），且引用二篇被 Wilson 著作引用，但紀錄內容錯誤之文獻，發現： 23%的論文呈現和 Wilson 相同之引用紀錄錯誤。從 上述事例中，不難了解為何 Onwuegbuzie, Frels 與 Slate（2010）大聲疾呼：作者勿引用二次（間接） 文獻來源，因為作者將因此疏於檢視這些來源的引 用錯誤（We recommend that authors avoid citing secondary sources because these sources prevent authors from identifying errors made by authors who have previously cited these sources. 前述作者是美國 Research in the Schools 期刊主編）[3]。

對於引用文獻錯誤的分析研究，以圖書館學領域 最多，其次是生物醫學領域，再次是社會科學領域 （李家如、林雯瑤，2013；邱炯友、郭貞吟，2010）。 例如，O’Connor 與 Kristof（2001）針對 12 冊高影 響力的經濟與商學期刊之 1998 年最後一期論文之 引用文獻進行分析，發現樣本的93 篇論文中，僅 2 篇不存在引用瑕疵。而且，在可以追蹤確認的4,392 被引用文獻書目紀錄中，2,761 筆（41.7%）存在錯 誤，最常見的錯誤類型是作者姓名錯誤（佔錯誤紀 錄之54%），其次是頁碼（13%），再其次是標題（6%） 與期數（5%）。在作者姓名錯誤的 54%中，40%是 作者名的縮寫字母遺漏或誤植，其次才是更嚴重的 姓（last name）錯誤、姓與名顛倒，以及作者排序 錯誤。雖然，該研究未舉出類似將“Cherian, and”誤 植為“Cherianand”之案例，但本研究分析之案例確實 應被O’Connor 與 Kristof（2001）歸類為最嚴重之引 用錯誤。 值得注意者，商管期刊論文參考書目的41.7%錯 誤率，顯著高於既有文獻對於圖書館學、生物學、醫 學等領域統計的31%（O’Connor & Kristof, 2001）。 本文認為，此現象應該是導因於甚少研究是針對經 濟或商學期刊進行，以致於商管期刊未特別重視錯 誤文獻與二次引用，甚至未重視被引用狀態之討 論。就以國內而言，透過「二次引用」或「引用錯 誤」在TCI-HSS 獲得的文獻有：博物館學期刊文獻 分析（張莉慧，2014）、機器人文獻（許雅珠、黃元 鶴、黃鴻珠，2011）、漢學研究（耿立群，2011）。或 是討論各學門之「自我引用」議題，如社會學（蔡明 月、張美琪，2009）、政治學（蔡明月、張美琪，2009）、 科技期刊（邱淑麗、王梅玲、李美慧，2000）等。 若再搜尋博碩士論文系統，則以圖書館學領域最 多。相對的，卻缺乏經濟、財金與管理之學術論文 引用議題。樣本不侷限於圖書館學領域之研究是李 家如與林雯瑤（2013），該研究涵蓋資訊圖書領域與 資訊工程領域碩士論文。在其檢視的125 冊碩士論 文中，僅7 冊被確定引用之文獻不存在錯誤。在個 別碩士論文中，引用文獻錯誤率最高者是81.3%（即 條列之16 筆文獻中，13 筆存在錯誤）。資訊圖書領 域碩士論文之引用文獻錯誤率是 20.1%，資訊工程 領域則為 24.4%。由於此研究是以 2007 年與 2011 年之碩士論文為樣本，可推斷它們相對於前述美國 期刊研究之較低文獻錯誤率，是因為當前網路與資 料庫檢索系統之發達。 卻也因為網路與資料庫檢索系統之進步，透過檢 索系統或搜尋網頁，而隨手可得之論文摘要與關鍵 字資訊，成為新興之「二次來源引用」（secondary source citing）管道；當研究者在未追蹤與查閱原始 文獻情況下，即引用摘要資訊，即成為「二次引用」 （secondary citing）行為（蔡明月，2005；Hoerman & Nowicke, 1995）。美國高血壓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Hypertension）主編 Gavras（2002）感概 論文作者往往將研究發現，歸屬於錯誤之貢獻者， 原因在於二次來源論文回顧該研究發現，後續之「懶 惰作者」即根據檢索資料之二手來源內容，將該研 究發現歸屬於二手來源論文之作者。此現象導致原 始貢獻者未獲得公平之嘉許，更對讀者傳遞錯誤資 訊，是對讀者幫倒忙之行為（disservice）；因此， Gavras（2002）呼籲期刊主編與評審必須遏止作者 未確實查閱原始文獻之習慣。然而，研究結果貢獻 者被錯置之發掘與討論，亟需要領域知識之專業判 斷；相對的，透過追蹤引用錯誤書目紀錄之傳遞， 是對二次引用最可行之研究方式。 Wettterer（2006）刊登於《Scientometrics》標題為 〈引文錯誤、文獻複製與馬德拉島原生螞蟻的滅絕〉

（Quotation error, citation copying, and ant extinctions in Madeira）之論文，是近年來最經典之案例。它是 另 一 篇 刊 登 於 自 然 科 學 類 期 刊 《 昆 蟲 生 態 學 》 （Ecological Entomology）之相關互補作品（Wetterer, Espadaler, Wetterer, Pombo, & Franquinho-Aguiar, 2006），該研究發現馬德拉島由人類帶入之外來種螞 蟻，僅分布於低海拔之少部分區域（小於 6%之面 積），而且十類之原生種類螞蟻中，僅一類未再被發 現 ； 因 此 ， 研 究 結 果 駁 斥 過 去 數 十 年 在 生 態 學 （ecology）或昆蟲學（entomology）等期刊流傳之 馬德拉島原生種螞蟻被外來螞蟻滅絕之說法（the Madeira ant extinction story）。為追蹤該錯誤資訊之 由來，該研究之主要作者再利用書目計量學期刊發 表Wetterer（2006），以詳細說明過去科學文獻傳遞 錯誤資訊的原因。由於二手（secondhand）文獻學 者描述第一手的觀察（firsthand observations）紀錄 時（即二手文獻作者未實地勘察研究，而是根據一 手觀察作者之通信或描述撰寫論文），未確實且正確 地參考三篇第一手文獻，造成錯誤之論文內容流 傳，且在IS WOS 系統被引用超過百次（參考 Wetterer （2006, p. 353）: “…the erroneous extinction story actually originated in three papers that have never been cited as sources for this information.”）。

由以上文獻回顧可知：第一、引用文獻錯誤之研 究主要是橫斷面之分析，甚少進行時間序列面之動 態追蹤分析；Wetterer（2006）之時間序列面追蹤成 果不僅貢獻圖書資訊學知識，更促成專業主題知識 的發展。第二、目前國內之相關研究仍集中於圖書 館學領域，頂多向外觸及資訊工程領域（李家如、 林雯瑤，2013）。第三、既有研究之結論建議是訓練 與提醒研究者注意引用文獻正確之重要，或建議利 用電腦軟體檢查。相對的，本文將為上述研究現況， 開創新方向與新貢獻，尤其是透過具體案例與提出 訂正，讓國圖TCI-HSS 得以立即採用，且擴大檢視 其他之文獻錯誤紀錄，以提升國內學術研究之品質。

二 次 引 用 與 間 接 引 用 之 進 一 步

釐清

馬德拉島原生種螞蟻的滅絕故事（the Madeira ant extinction story），說明研究者未查閱原始文獻，而 逕自從二次（二手）來源複製紀錄所導致之風險與 錯誤；因此，國內學者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p. 49） 大聲疾呼：「二次引用者如果想要真正掌握所引用文 獻之核心價值，則務必不作假地發揮學術倫理精 神；並盡可能同時列出已知悉的貢獻者，或再探詢 出原創文獻。」然而，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研 究中所謂的「引文不規範」或「學術不規範」值得 我們再特別討論之。 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收集 60 篇在 2007 與 2008 年刊登之圖書資訊學論著，期刊涵蓋：《教育資料與 圖書館學》、《圖書資訊學研究》、《圖書與資訊學刊》 及《圖書館學與資訊科學》；被此60 篇論文引用， 且可追蹤查證之期刊文獻共計243 筆。邱炯友與郭 貞吟（2010）對此 243 篇被引用文獻逐筆追蹤與比 對，以確定被引用文獻是否「需使用二次引用規範」？ 以及統計引用者是否確實「使用二次引用規範」（原 文之表5）？然後歸納 243 筆被引用文獻中，須使 用「二次引用者」者（包含所謂的「多層次引用」） 共計15 筆，但確實「有做到二次引用規範」者，卻 僅有2 筆，且是同一篇論文所為（作者王梅玲）。其 他13 篇則被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歸類為「引文 不規範」或「學術不規範」，因為作者沒有做到所謂 「不作假地發揮學術倫理精神；並盡可能同時列出 已知悉的貢獻者」（邱炯友、郭貞吟，2010，p. 49）。 茲舉例說明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之立論架構。 假設研究成果X 由論文 A 所創，然後 X 與 A 被論 文B 回顧與引用，X 與 B 又被論文 C 回顧與引用， X 與 C 又被論文 D 回顧與引用。若 C 未在參考書目 中同時陳列A 與 B，且在內文與參考書目明示「B 引用A」，則是不符合「二次引用規範」之行為。同 樣的，若D 未在參考書目中同時陳列 A、B 與 C， 且在內文與參考書目明示「C 引用 B」與「B 引用 A」，則是不符合所謂「多層次引用」（indirect citing） 規範（引用邱炯友與郭貞吟之英文註解）。

以上近似文獻族譜（genealogy）追蹤的「規範」， 是否吻合「二次引用」（Hoerman & Nowicke, 1995）？ 或「間接引用」之定義（張保隆、謝寶煖，2006； 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 2010, p. 167）？ 本研究則主張：「二次引用」是作者未確實查閱被引 用文獻，而是透過其他著作之參考文獻（蔡明月，

2005），或是透過文獻資料庫的摘要資訊（Gavras, 2002），登錄該書目資料。「二次來源引用」（secondary source citation）或「間接引用」（indirect citation）是 因研究者無法取得原始文獻，而必須透過其他著作 之書目資料，以及對原始文獻之陳述，而轉錄該原 始文獻資訊（張保隆、謝寶煖，2006；APA, 2010）。 當論文作者不是因「不能」，而是因「不為」（缺乏 意願）查閱原始文獻，卻又隱匿「轉引」之事實， 即是「二次引用」行為。詳細說明如下。

二手引用？二次引用？次級引用？

首先，舉例既有文獻之中、英文名詞定義如下（本 文利用粗體強調重點）： (一) 蔡明月（2005）條列十個關鍵詞，第九個 是「二次引用」（indirect citation）。全文計 出現「二次引用」3 次，未有「間接引用」。 (二) 邱炯友與張瑜倫（2005）條列六個關鍵詞， 第 五 個 是 「 二 次 引 用 」（indirect source citing）。全文計出現「二次引用」30 次，「間 接引用」2 次，「多層次引用」8 次。 (三) 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條列五個關鍵詞， 前二個是「二次引用」（secondary citation） 與「多層次引用」（indirect citation）。全文 計出現「二次引用」161 次，「間接引用」0 次，「多層次引用」12 次。而且，根據國圖 「臺灣期刊論文索引系統」，「多層次引用」 一詞僅出現二次（邱炯友、張瑜倫，2005； 邱炯友、郭貞吟，2010）；它在國圖「臺灣 博碩士論文加值系統」的唯一紀錄是郭貞 吟（2009）碩士論文，指導教授是邱炯友。 (四) 張保隆與謝寶煖（2006，p. 167）：「間接引 用：若所引用之觀念或陳述，來自第二手 資料時，宜將原始資料和第二手資料同時 註明。」 (五) APA（2010, p. 178）手冊：「盡量避免二次 來源引用文獻。二次引用之時機是無法取 得原始文獻，或原始文獻不是以英文撰 寫。」（Use secondary sources sparingly, for instance, when the original work is out of

print, unavailable through usual sources, or not available in English.）

(六) Hoerman 與 Nowicke（1995）聲稱：我們定 義「二次引用」是書目資料取自於其他著 作的參考書目資料，爭議點是引用作者可 能未真正閱讀被引用之原始文獻。「三次引 用」論文之書目資料則是取自「二次引用」 者，且仍是未閱讀被引用之原始文獻（We define secondary citing as the presence of a citation in a reference list that was taken from another reference list, arguably without the citing author’s examining the document being cited. Tertiary citing takes this one step further. A citation in a reference list is taken from a secondary citation, again without examination of the document being cited.）。 以上例子說明：“indirect citation”被國內學者翻譯 成「二次引用」或「間接引用」或「多層次引用」。 而且，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p. 37）表示：二次 引用（secondary source citing）或多層次引用（indirect source citing）「代表的意義皆相同，意指研究者在寫 作的過程中，並未查找或閱讀原創文獻的資料，而 是直接引註第二手作品之文句與書目資料於研究者 的文章中。」因此，目前的國內文獻慣例將二次引 用（secondary citation）與間接引用（indirect citation） 視為相同。

再基於研究特定議題之需要，即在文獻上出現「三 次引用」（Hoerman & Nowicke, 1995）或「多層次引 用」（邱炯友、郭貞吟，2010），以作為與「二次引 用」之區別。在後文討論上述名詞之意義與必要性 之前，我們先討論“secondary citation”應該翻譯為「二 手引用」（著作權專長評審之建議）或「二次引用」 或「次級引用」？ 英文“secondary”主要意義是「次級的」或「較不重 要的」（less important），而非拘泥於序數的「第二次」 （the second）字首意義；同義詞字典（如，http://www. thesaurus.com/）呈現的 “secondary”的主要同義字涵 蓋 ： “inferior” 、 “ insignificant” 、 “trivial” 與 “unimportant”等，皆是「次級」之義，卻無「二次」

（the second）或「二手」（second-hand）的意義。 例如，在 Watterer（2006）追蹤“the Madeira ant extinction story”的研究中，在本文呈現的主要論述 外，也在文末加入“Appendix 1 Additional secondary accounts with quotation errors” 以 及 “Appendix 2 Additional secondary accounts without quotation errors”，當作輔助主要論述之次要（secondary）證 據與資訊。 因此，本研究主張承襲國內文獻之慣例（例如， 蔡明月，2005），持續稱之為「二次引用」。雖然， 基於慣例與傳統，更基於與既有文獻連結，本研究 主張續用「二次引用」，但在學理上，使用「次級引 用」之正當性有二：第一，借用經濟學的「次級市 場」概念；第二、Hoerman 與 Nowicke（1995）首 先使用“secondary citing”一詞時，即帶有負面涵意， 而非將“secondary citing” 指向中性的「間接引用」 （張保隆、謝寶煖，2006，p. 167）或「二次來源引 用」（APA, 2010, p. 178）。

二次引用、三次引用與多層次引用

就本研究作者追蹤所得，“secondary citing”（或 “secondary citation”或“secondary source citing”等）一 詞之源頭是Hoerman 與 Nowicke（1995），論文標題 是 〈Secondary and tertiary citing: A study of referencing behavior in the literature of citation analysis deriving from the Ortega Hypothesis of Cole and Cole.〉。Hoerman 與 Nowicke（1995, p. 416）聲 稱：我們定義「二次引用」是書目資料取自於其他 著作的參考書目資料，引用作者未真正閱讀被引用 之原始文獻。「三次引用」論文之書目資料則是取自 「二次引用」者，且仍是未閱讀被引用之原始文獻 （參考前文之英文原文）。基於該刊登期刊《Library Quarterly》之權威性，以及作者之肯定語氣（“We define…”），我們應可推斷 Hoerman 與 Nowicke （1995）是「二次引用」一詞之創始者。至於作者 再使用「三次引用」之原因，則是配合論文之討論 議題（the Ortega Hypothesis of Cole and Cole）涉及 之引用錯誤被串接（error chain）至第三手（p. 416）。

至於Hoerman 與 Nowicke（1995）在論文標題與 內容中，使用「二次引用」與「三次引用」之原因，

是為取代其他學者描述「二次引用」之負面用語， 如「抄襲」、「拷貝」、「有些不誠實」、「抄襲他人的 引用卻未確實利用」等（We use the terms secondary citing and tertiary citing to avoid some of the ethical or normative implications by the language of other authors. The practice is called “lifting”, “copying”, “a form of petty dishonesty”… “plagiarism of other people’s citations without having actually used them”.）。

因此，由於討論議題的針對性使然，Hoerman 與 Nowicke（1995）筆下之「二次引用」或「三次引用」， 即是指「作者並未真正閱讀原始文獻，其引用書目 資料乃取自於其他著作的參考書目」。Hoerman 與 Nowicke（1995, p. 416）說明：錯誤的重複出現是「二 次引用」與「三次引用」之主要證據（Error repetition is the chief factor used for evidence that the practice has occurred.）。若採用 Hoerman 與 Nowicke（1995）之 架構分析本研究表1 之文獻關係，則是蕭朝興與王子 湄（2008）等表 1 左下角之各篇論文，透過 Chung 與 Chiang（2006）「二次引用」Hornik、Cherian 與 Zakay （1994）。劉又嘉（2013）碩士論文則是再多一層媒 介，而「三次引用」Hornik、Cherian 與 Zakay（1994）。

二次引用與間接引用

「間接引用」（張保隆、謝寶煖，2006，p. 167） 或「二次來源引用」（secondary source citing, APA, 2010, p. 178）之必要動機是：「無法取得原始文獻， 或原始文獻不是以英文撰寫。」APA（2010, p. 178） 舉例說明：若Allport’s diary 被 Nicholson（2003） 引用，而研究者無法獲得Allport’s diary 原始文獻， 可以如此引用：Allport’s diary（as cited in Nicholson, 2003）。但APA（2010）未說明參考文獻（references） 該如何陳列。張保隆與謝寶煖（2006，p. 167）則認 為，當作者無法獲得Allport’s diary 之「書目資料」 時，僅須陳列二次來源書目。若知悉Allport’s diary 之「書目資料」，則須在參考文獻同持陳列原始文獻 與二次來源文獻。邱炯友與張瑜倫（2005）及邱炯 友與郭貞吟（2010）則強調：尚須註明彼此之引用 關係。 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將「二次引用」之解讀， 是基於「直接複製第二手資料，並未確認該資料之

正確性，或是否引註源頭文獻。…榮耀（credit）為 第二手作者所有。假如後續研究者亦未查找原始文 章，則原始作者永遠無機會曝光。」（邱炯友、郭貞 吟，2010，p. 37）亦即，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 基於「引用均等」之慣例，提醒研究成果「榮耀」 的適切歸屬。 承襲前述之例子，當論文D 從論文 C 已經獲得關 於X 的「必要資訊」，而且 X 不是論文 D 的關鍵因 素，例如可能是人文學研究所借用的一個數量方 法。論文D 為求聚焦於研究之主題，極可能放棄對 論文A 或 B 的追蹤。只要 D 未在論文中出現類似「C 提出X 方法」之敘述，應屬合理。論文 D 僅引用 C， 未持續追蹤A 或 B，必定是因 C 已經詳細闡述 X， 因此而獲得高引用率，也是有所貢獻使然。最明顯 案例是：圖書館學研究過程中，沒必要引用Student’s t 檢定的首次發表文獻[4]。 至於是否有必要詳列A 與 B 之文獻內容，期刊編 輯與評審會斟酌判斷[5]，該判斷之是否合理，也就 構成期刊品質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反的，若論 文D 從論文 C 獲得「必要資訊」之餘，試圖膨脹作 者對X 方法之掌握程度，即在未查閱 A 與 B 的情況 下，將A 與 B 條列在參考書目，更容易構成「二次 引用」行為。術業有專精，研究者不可能對論文中 涉及之所有學科知識追根究柢，否則將折損研究者 對特定專業知識的發展。只要作者誠實引用資訊， 讀者自然可從引用資訊中，依照個人需要與興趣， 追蹤獲得必要之資訊。例如，讀者可能因為好奇首 次 發 表 Student’s t 檢定之原始作者，使 用化名 “Student”之原因，而研究「化名作者」與「匿名作 者」審查之可能關係，則自然須引用Student’s t 檢 定之原始文獻。 至於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文中所謂的「多層 次引用」等同「間接引用」（indirect citation）之主 張，類似於Hoerman 與 Nowicke（1995）筆下之三 次引用（tertiary citing），是針對特定議題討論而訂 定。Wetterer（2006）追蹤引用錯誤傳遞過程之論述 中，不但未曾使用「三次引用」或「多層次引用」， 而且僅在引用Hoerman 與 Nowicke（1995）的時候， 內文出現一次「二次引用」（secondary citation）；相 對 的 ，Wetterer （ 2006 ） 文 中 出 現 「 二 次 來 源 」 （secondary sources）計二次，更出現 10 次「二手 來源」（secondhand sources）。由此可推論，《科學計 量學》（Scientometrics）未特別重視再另立「三次引 用」或「多層次引用」之區分，但國內外學者對於 「作者並未真正閱讀原始文獻，其引用書目資料乃 取自於其他著作的參考書目」即屬於 “secondary citation”且重視此議題的看法卻是一致。

引用錯誤傳遞之過程

沈仰斌、俞明德與張峰嘉（2002）是臺灣首次進 行之全國性財金學術單位研究表現評比，該報告揭 露：臺灣學者在1969 至 2001 年之 SSCI 財務類期刊 中，累積發表數量最多之期刊是JFM，累積 12 篇， 顯著多於累積數量次高的“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JBF）的 8 篇。在後續以 2003 至 2008 年 為樣本期間的研究中（俞明德、沈仰斌、蔡湘萍， 2011），臺灣學者在JFM 發表的論文數量是 17.42 篇 （依照論文作者數量加權值），在JBF 發表的數量是 7.92 篇，亦即 JFM 與 JBF 仍是位居臺灣學者發表數 量最多之二 SSCI 期刊，且二者之數量差異更形懸 殊。以上事實說明臺灣財務學者對JFM 的重視，也 彰顯JFM 扮演與導引臺灣財務研究（尤其是衍生性 金融商品議題）走向國際化之重要角色。 由於JFM 的重要性，JFM 論文被臺灣學者高度重 視與引用。因此，一篇JFM 論文之參考文獻記錄錯 誤（引用錯誤），可能透過二次引用，導致完全相同 的錯誤紀錄傳遞至其他期刊或學位論文。亦即，作者 可能透過閱讀論文之參考文獻列表，或透過引用文 獻資料庫系統（如國圖博碩士論文系統或 TCI-HSS 等），獲得前一手的被引用文獻（錯誤）紀錄，卻在 未確實參閱該文獻情況下，即予以複製，進行所謂 的二次引用。本文將比較 SSCI（Thomson Reuters WOS）與 Scopus 系統對參考文獻之錯誤紀錄的不同 處理方式，因而主張國圖TCI-HSS 應採取 SSCI 系 統之處理程序，以減低學者經由二次引用，而持續 傳遞與擴散引用錯誤之機率。下文詳細說明之。 臺灣學者Chung 與 Chiang（2006）在 JFM 發表標 題 為 “Price clustering in E-mini and floor-traded index futures＂之論文，是根據第二位作者標題為

〈電子化交易與公開喊價交易指數期貨市場微結構 之研究〉（Essays on the market microstructure of E-mini and floor-traded index futures ） 之 姜 淑 美 （2004）博士論文改寫而成。博士論文內容是以英 文撰寫，條列106 篇參考書目，第 69 項是 “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參閱國圖博碩士 論文系統 http://ndltd.ncl.edu.tw）。Chung 與 Chiang （2006）之參考書目計 38 項，且第 25 項是 “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亦即承襲博士論 文之錯誤紀錄。然後，該文獻紀錄即透過疑似二次 引用過程，傳遞與擴散至其他期刊、博士論文與碩 士論文，如表1 所示。（所謂「疑似」者，即作者也 可能確實參閱Hornik, Cherian, & Zakay（1994）原 始論文，但卻因為疏於注意二次來源參考書目紀錄 錯誤，而複製之。因此，本文評論之作者可能是因 為疏忽而導致引用錯誤，則本文之評論內容對此類 型作者不公平。） 姜淑美（2004）之指導教授是鍾惠民（Chung 與 Chiang 之第一位作者，交通大學教授）與邱建良（淡 江大學財金系教授）。Chung 與 Chiang（2006）未在 論文中引用姜淑美（2004），因此，表 1 未呈現姜淑 美（2004）將 “Hornik, Cherian, and Zakay（1994）” 誤寫為“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 導致引用錯誤紀錄傳遞之關鍵資訊。在說明文獻紀 錄傳遞過程之前，我們先觀察 Scopus（圖 1A）與 SSCI（圖 1B，本研究呈現之圖形皆是複製自電腦螢 幕）引文系統呈現Chung 與 Chiang（2006）參考文 獻的方式。呈現圖1A 與 1B 之目的有：第一、說明 Chung 與 Chiang（2006, p. 294）之引用錯誤被登錄 至Scopus 系統（圖 1A），也佐證本研究舉例之引用 錯誤源頭是姜淑美（2004）博士論文，而其他作者 透過二次引用傳遞之。第二、利用SSCI 呈現之資訊 （圖1B），說明SSCI 將引用錯誤紀錄，予以訂正之 證據。

表1 文獻“Hornik, Cherian, and Zakay（1994）”被姜淑美（2004）誤寫後之傳遞過程

引用文獻

被引用文獻

Hornick, Cherianand, & Zakay（1994）

Chung & Chiang

（2006） 蕭朝興、王子湄（2008） 蕭朝興、王子湄（2008） ● ● 鍾惠民、陳煒朋、邱敬貿（2011） ● ● 徐淑芳（2010，交大管科博士） ● ● 顏錦泉（2007，東華國經碩士） ● ● 林家伊（2007，中正財金碩士） ● ● 劉又嘉（2013，台大國企碩士） ● ● 黃鈺皓（2006，成大財金碩士） 更正“Cherian” ●

圖1B 引文索引系統 SSCI 呈現之 Chung 與 Chiang（2006）參考文獻 圖1A 顯示文獻 Hornik、Cherian 與 Zakay（1994） 被10 篇 Scopus 論文引用，圖 1B 則顯示它被 9 篇 SSCI 論文引用。經過本研究比對，發現前者完全涵 蓋後者，而且此10 篇論文皆未引用 Chung 與 Chiang （2006）。Chung 與 Chiang（2006）之被引用狀態則 是：被14 篇 Scopus 論文引用（附錄之附圖 1A）， 被10 篇 SSCI 論文引用（附錄之附圖 1B），前者也 是涵蓋後者，而且經過逐一比對，皆未引用Hornik、 Cherian 與 Zakay（1994）。利用 Google Scholar 學術 搜尋系統，也證實以上事實（附錄之附圖3）。

相對的，國內論文引用Chung 與 Chiang（2006） 的TCI-HSS 論文計有 4 篇，其中的 2 篇同時引用 “Hornick, Cherian, and Zakay（1994）”，亦即表 1 的 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及鍾惠民、陳煒朋與邱敬 貿（2011）。引用 Chung 與 Chiang（2006）的博碩 士論文有10 篇，其中之 4 篇引用“Hornick, Cherian, and Zakay（1994）”，即姜淑美（2004）以及表 1 的徐淑芳（2010）博士論文與 2 篇碩士論文（顏錦 泉，2007；林家伊，2007），該三篇學位論文延續姜 淑美（2004）之引用錯誤。表 1 的黃鈺皓（2006） 碩 士 論 文 則 呈 現“Hornick, Cherian, and Zakay （1994）”（參考後文圖 4）。

綜合而言，在Scopus 或 SSCI 收錄的論文中，引 用Chung 與 Chiang（2006）者，未有任何一篇引用 Hornik、Cherian 與 Zakay（1994）；相對的，引用 Chung 與 Chiang（2006）的國內 TCI-HSS 論文或博 碩士論文中，有一半引用Hornik、Cherian 與 Zakay （1994），但卻都是呈現與 Chung 與 Chiang（2006） 完全雷同，或部分雷同的錯誤紀錄（附錄呈現輔助 證據）。導致此現象之可能原因是：基於國際學者主 要依賴SSCI 引文查詢系統，而且 Scopus 系統在 2010 年之後才崛起之事實，本文認為，SSCI 更正錯誤引 用紀錄的政策，促成當研究者發現原文之文獻紀錄 與SSCI 之資訊不吻合時，引發研究者對該文獻引用 之必要性產生更謹慎之態度，而減低讀者去參考該 文獻之機率。況且，對於文獻錯誤引用紀錄的揭露， 有助於提醒讀者了解二次引用的風險。 圖2A 複製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p. 377）原文 參考文獻部份畫面，畫面涵蓋參考文獻的第 18 筆 （Chung 與 Chiang，2006，畫面左下角）與第 32 筆 項目（“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 畫面右下角）。圖2B 則複製 TCI-HSS 系統涵蓋前述 二文獻之畫面，TCI-HSS 系統將他們排在第 3 筆與 第10 筆項目。亦即，TCI-HSS 系統呈現之引文資料 排列方式與原文相異；相對的，Scopus 與 SSCI 系 統的呈現方式與原文相同，而有助於研究者同時查 閱SSCI 系統與論文原文之研究者進行比對，增加使 用者發現參考文獻紀錄錯誤之機會。 表1 說明，同時引用 Chung 與 Chiang（2006）與 “Hornick, Cherianand, & Zakay（1994）” 之期刊論 文尚有鍾惠民、陳煒朋與邱敬貿（2011）。本文在圖 3A（但為縮減畫面，刪除原文之第 14 至 20 項目） 呈現原文之部分影像，圖3B 則呈現 TCI-HSS 資料 庫之論文參考文獻部分畫面。原文參考文獻之第13 筆與第21 筆紀錄（圖 3A）對應至 TCI-HSS 之第 18 筆與第4 筆紀錄（圖 3B）。

圖2A 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p. 377）原文部分影像 圖2B TCI-HSS 呈現之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參考文獻部分資訊 圖3A 與圖 3B 之比較，揭露二項重要資訊：第 一 、TCI-HSS 的論文 參考文 獻排序 與原文 不一 致，相同情況也呈現於圖2A 與 2B。第二、鍾惠 民、陳煒朋與邱敬貿（2011，p. 117）之參考文獻 頁碼呈現不一致的結束頁碼格式，即部分呈現完 整頁碼（佔大部分，但未呈現在圖 3A），部分僅 呈現尾數頁碼，而省略與開始頁碼相同之非個位 數頁碼。例如，第13 筆的 Chung 與 Chiang（2006） 頁碼是“269-96”，第 21 筆“Hornick, Cherianand, & Zakay（1994）”的頁碼是“145-7”（圖 3A）。縱然 TCI-HSS 採取與 Scopus 相同之參考文獻「原文照 錄」 政 策， 但 它登 錄 的“Hornick, Cherianand, & Zakay（1994）”頁碼卻是“145-147”，即更改原文 之格式（圖3B）。

圖3A 鍾惠民、陳煒朋與邱敬貿（2011，p. 117）原文部分影像 圖3B TCI-HSS 呈現之鍾惠民、陳煒朋與邱敬貿（2011）引文資料部分內容 無論TCI-HSS 系統是基於「政策性」或「偶發性」 的 將 收 錄 論 文 原 始 紀 錄 頁 碼“145-7” ， 更 改 為 “145-147”，卻引出二個議題：第一、引文索引資料 庫系統訂正或統一被引用文獻格式之政策，是否具 有合法性或正當性？第二、TCI-HSS 系統是否該採 取此項政策？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臺灣博碩士論 文知識加值系統）是否也該採取此項政策？本文將 在後文說明TCI-HSS 系統更正錯誤文獻紀錄之正當 性與必要性，至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之錯誤文獻 紀錄，本文則基於保全「學位論文考試結果」之論 點，提出不同之主張。 上述觀察證明：TCI-HSS 已經利用收錄論文之參考 書目，進行改作（adaption）之事實。基於 TCI-HSS 之上述措施並未產生爭議性或負面效應，再基於法學 之遵循先例（stare decisis）判例法（case law），本文 下一節對TCI-HSS 系統提出之建議，更具有正當性。

訂正文獻錯誤紀錄之正當性

前文圖1A 與圖 1B 的對照說明：SSCI 對收錄之 論文參考文獻，採取訂正錯誤，且統一格式之方式 呈現。例如，Chung 與 Chiang（2006）參考文獻的 第 25 筆資料是“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 （1994）”，但 SSCI 系統卻呈現與原論文不一致的 “Hornik, Cherian, Zakay（1994）”。該作法似乎有對 原作者「揭瘡疤」，甚至可能涉及著作權法第17 條 之疑慮，即「著作人享有禁止他人以歪曲、割裂、 竄改或其他方法改變其著作之內容、形式或名目致 損害其名譽之權利。」 首先，著作權法第17 條之「著作人格權」中之「禁 止不當修改權」，是指著作人有權禁止他人「不當修 改」其著作，其目的一方面在保障著作人對其著作 內容完整性之控制，不因他人之任意更動，損害著 作人格權之完整性；另一方面也是保障公眾對該著 作內容完整性認知之公共利益。引文索引系統廠商 （Elesvier Scopus 或 Thomson Reuters 或國家圖書館 委託之廠商）就公開發表之著作，進行引用文獻之 分析、比對，甚至訂正錯誤，是出於維護內容正確 性之善意，縱然因為揭露登載錯誤內容之事實，導 致讀者留下「著作人治學不嚴謹」之印象，此一訂 正行為並非「不當修改」，亦非著作權法賦予著作人 「禁止不當修改權」之本意，不屬於侵害作者著作 權法第17 條之「禁止不當修改權」之行為[6]。 而且，針對特定作者與文獻，揭露其錯誤，是評 論性質之著作，更促成正確資訊之傳遞，達到著作 權法第1 條明言之立法宗旨：「為保障著作人著作權 益，調和社會公共利益，促進國家文化發展。」因 此，國圖具有充足的正當性與合法性，進行比照 SSCI 系統之政策，訂正 TCI-HSS 收錄論文參考文獻 之錯誤紀錄。而且，由於SSCI 訂正論文之錯誤引文 紀錄，將大幅降低後續研究者，因為二次引用錯誤 紀錄，而陷入所謂「空洞不實的引用文獻」（邱炯友、 張瑜倫，2005），甚至可能危及學位論文或升等論文 之正當性。在分析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是否也該訂 正論文參考文獻之錯誤紀錄之前，我們再觀察表 1 所列舉之存在引用錯誤之學位論文。 由於表 1 之大部分學位論文引用錯誤情形與前述 二篇論文（蕭朝興、王子湄，2008；鍾惠民、陳煒朋、 邱敬貿，2011）相當，我們僅觀察較為特殊之黃鈺皓 （2006）及劉又嘉（2013），他們的參考文獻部份畫 面分別呈現在圖4 與圖 5。本文在畫面上標記線條與 文字，以便於輔助說明。圖4 畫面的首列引用文獻是 Chung 與 Chiang（2006），底列是“Hornick, Cherian, and Zakay（1994）”；亦即避免了“Cherianand”之 錯誤，而正確使用“Cherian and”，但第一位作者 之姓氏仍然錯誤。若以此引用錯誤為基準，似乎 凸顯其他期刊論文、博士論文與碩士論文的相對 疏失。然而，在經過全面的檢查後，本文發現黃 鈺皓（2006）呈現之參考文獻格式與內容，比表 1 之期刊（圖2、圖 3A、圖 3B）、博士或碩士論文（未 在本文呈現，可查詢國圖網頁）更缺乏一致性，也 缺乏完整性。本文利用圖4 之前三筆參考文獻，以 及後三筆參考文獻為例，將其詳細內容條列在表 2 以說明之。 圖4 臺灣博碩士論文系統呈現之黃鈺皓（2006）碩士論文參考文獻部分內容

本研究呈現表2 之目的有二：第一、彰顯正確引 用與查核參考文獻之重要性；第二、就整體而言， 期刊論文與博士論文之品質仍然優於碩士論文。就 成功大學碩士論文黃鈺皓（2006）之參考文獻而 言，表2 之六筆參考文獻紀錄中，其中之二筆作者 名字之字母縮寫未有句點（第一筆與第三筆），而 且，第三筆之標題錯誤。第一筆（vol. 26, No. 3）與 第二筆（27（4））有期數，但其格式卻不一致，其 他四筆未呈現期數。再者，第四筆與第五筆期刊是 Journal of Finace 第 58 卷與第 56（LVI）卷，但後者 卻以羅馬數字“LVI”表示。 再就頁碼而言，第一、三、五筆未省略結束頁碼與 開始頁碼相同之百位或十位數，另一半則省略。以上 事實導致我們推論：該篇碩士論文之參考文獻紀錄可 能逐筆複製自其他作品，卻未進行仔細檢查，因此， 本文推論部分引用之文獻是基於二次引用，論文作者 未必確實參閱原文。亦即，若作者未仔細核對，且未 一致的陳列參考文獻，將導致研究品質招致懷疑。雖 然，以上觀察凸顯使用書目管理軟體之必要，以確保 參考文獻紀錄之正確性；但在另一方面，若學術論文 創作者在書目軟體掩護之下，進行二次引用行為，卻 可因此而確保不再出現引用錯誤紀錄之傳遞。 表2 圖 4 內容（黃鈺皓，2006）之前三筆與最後三筆紀錄之部分資訊 作者、年 標題 卷、期 頁數

Chung, H., S, Chiang. (2006). … futures. vol. 26, No. 3, 269-295. Cooney, J., Van Ness, B., Van Ness, R. (2003). … orders, 27(4), 719-48. Donaldson, RG, Kim HY (1993). … Industrial. Average. 28, 311-330. Hasbrouck, J. (2003). … markets. 58, 2375-99. Hirshleifer, D. (2001). … pricing. LVI 1533-1597 Hornick, J., Cherian, J., Zakay, D. (1994). … estimates. 36, 145-7.

表1 右欄的劉又嘉（2013）未引用 Chung 與 Chiang （2006），但卻引用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圖 5 擷取該碩士論文參考文獻後面部分之 11 筆紀錄畫 面（未呈現前半部的15 筆英文文獻），以說明圖 5 第一列之“Hornick, Cherianand, & Zakay（1994）”應 該是複製自蕭朝興與王子湄（2008）。亦即，本文認 為姜淑美（2004）博士論文之錯誤文獻紀錄，移植 至Chung 與 Chiang（2006），再傳遞至蕭朝興與王 子湄（2008），又傳遞至劉又嘉（2013）碩士論文後， 就無法直接追蹤至錯誤的源頭。可以預期的是，透 過TSSCI 期刊與國立大學之聲望，該錯誤文獻紀錄 極可能被持續傳遞與擴散。 最後，本文討論圖5 之參考文獻格式議題。在五 篇非單一作者的英文參考文獻中，一篇沒有連接 詞，一篇使用“&”符號連接（即圖 4 第一篇的“Hornick, Cherianand, & Zakay（1994）”），另三篇使用“and” 連接。就全文之17 篇非單一作者英文文獻而言，共 計四篇沒有連接詞，二篇使用“&”，其他之 11 篇使 用“and”。再就圖 5 底列之二篇中文文獻而言，第一 篇在作者與年度後有標點符號，第二篇則漏植符 號。就本研究揭露之案例，期刊論文（圖2 與圖 3A） 之參考文獻呈現內容比碩士論文嚴謹（圖 4 與圖 5）。在本文談及之博士論文姜淑美（2004）與徐淑 芳（2010），其通篇參考文獻格式皆一致且嚴謹，本 文唯一發現之瑕疵是錯誤紀錄“Hornick, Cherianand, and Zakay（1994）”。 邱炯友與張瑜倫（2005）主張：唯有詳細嚴謹的 學術引文規範，以及妥善運用的引文文獻分析技 術，方足以架構良性的學術傳播環境。尤其強調， 引文格式是學術傳播與出版之基石。雖然，學者主 張之學術規範「統一」在今日多元發展與多元呈現 之學術界難以達成，但在個別學術論文中貫徹「格 式統一」卻是學術活動之基本精神與素養，更可以 藉此外顯性之明確規範，促成隱性之確實與盡職精 神。以此觀點檢視本研究提出之案例，說明期刊論 文與博士論文之品質明顯優於碩士論文。 就表1 陳列之著作而言，期刊論文之品質不僅普 遍優於博碩士論文，而且扮演更重要的學術傳遞角 色，因此，本文主張TCI-HSS 系統應就明顯之文獻 紀錄錯誤更正之。相對的，本文主張國圖之臺灣博 碩士論文系統毋須更正學位論文之錯誤引用紀錄， 理由如下：第一、臺灣每年之碩士畢業人數超過五 萬人，加上碩士論文參考文獻格式錯誤情況非常普 遍（黃明居、粱詩婉，2012；或如圖 4 與圖 5），更 動成本相當可觀。第二、國圖之臺灣博碩士論文系 統呈現之參考文獻，是由著作人自行負責製作獨立 檔案，再上傳至國圖系統，具有獨立、完整創作之 意涵。相對的，引用索引系統是根據論文內容，再 衍生出表格、關聯與統計資料。第三、對被引用紀 錄之錯誤進行訂正，是對被引用之真實文獻的尊重 與保護，更是確保後續讀者知的權利。相對的，學 位論文是「學位考試」必要程序之一，學位論文內 容是「考試成績」之證明；因此，學位論文之引用 文獻紀錄錯誤，是考試結果紀錄。 至於學位論文之引用文獻紀錄錯誤，該如何補 救，以避免引用錯誤紀錄被傳遞與擴散？例如，表 1 之姜淑美（2004）的錯誤文獻紀錄，透過作者直 接傳遞至Chung 與 Chiang（2006）後，再傳遞至蕭 朝 興 與 王 子 湄 （2008 ）， 以 及 間 接 傳 染 劉 又 嘉 （2013）。本研究提出三個方案改善之：第一、臺灣 博碩士論文系統可增加一項備註欄位，作為錯誤資 料修正備註，或是提供修正說明的網頁連結。第二、 基於碩博士學位是教育部授予，被國家賦予學術頭 銜與文化傳承責任，作者、指導教授、畢業系所與 學校，應基於負責、誠實之精神，對讀者或研究者 提出之錯誤紀錄，甚至瑕疵內容，提供公開放置於 網頁之說明，作為前述第一點建議之連結。第三、 對於碩博士論文作者而言，學位論文是「學位考試」 之成果紀錄，等同於畢業成績單之分數或評語是永 久紀錄，可能在未來受到陟罰臧否。教育界與學術 界應鼓勵畢業生終生學習與自我實踐之精神，引導 學位論文存在小瑕疵之畢業生，再與指導教授合 作，或自行撰寫引用、訂正原來之學位論文，且進 行相當程度之改良，甚至延伸，再投稿至學術期刊。

結論

國家圖書館與科技部建置完成TCI-HSS 資料庫系 統，以提供跨學門資料庫檢索平臺。該系統採取「原 文照錄」之政策，使得引用文獻之錯誤紀錄移植到 資料庫，而可能被研究者作為「二次引用」之紀錄

來源，導致引用錯誤擴散。相對的，Thomson Reuters WOS（SSCI）採取在資料庫系統中，更正引文錯誤 紀錄之政策，因而降低引文錯誤被傳遞之機率，也 藉此提醒作者進行二次引用之負面效應。本研究建 議國圖之TCI-HSS 應該採取與 SSCI 相同之政策， 為傳遞正確資與提升學術文化，扮演更積極之角色。 引文索引資料庫對錯誤紀錄的訂正，可降低錯誤 紀錄傳遞的機率。研究者藉由比對論文原著與索引 系統資訊，得以警惕二次引用之風險。論文作者二 次引用，意謂作者並未確實閱讀原始文獻，其引用 文獻資料乃取自於其他著作的參考書目。錯誤文獻 紀錄之傳遞，是二次引用之最顯著證據。 國內對於引文錯誤之研究幾乎全然侷限於以圖書 館學領域論著為樣本之研究，而且主要是採取橫斷 面之分析，包括錯誤率、錯誤類型等，尚未曾進行 時間序列面之動態追蹤分析。既有研究之建議是訓 練與提醒研究者注意引用文獻正確之重要，或建議 利用電腦軟體偵測引文正確性。相對的，本研究將 為上述研究現況，開創新方向與新貢獻，尤其是透 過 具 體 案 例 與 改 良 方 法 之 提 出 ， 讓 國 家 圖 書 館 TCI-HSS 得以立即採用，且提升至檢視其他之文獻 錯誤紀錄，以提升國內學術研究之品質。 本研究也為TCI-HSS 系統訂正引文之錯誤紀錄， 提供合法性與正當性論述。至於臺灣博碩士論文系 統之錯誤文獻紀錄，本研究則基於保全「學位論文 考試結果」之論點，主張學位論文是「學位考試」 之成果紀錄，等同於畢業成績單之分數或評語是永 久紀錄。若學位論文出現小瑕疵，而遭受陟罰臧否， 教育界應鼓勵畢業生終生學習與自我實踐之精神， 引導學位論文存在小瑕疵之畢業生，再撰寫引用、 訂正原來之學位論文，且提出相當之改良，再投稿 至學術期刊。 不同於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將分析之案例論 文獨立於「參考文獻」之外，且用編號取代作者姓 名，而列表於參考文獻之後。本文將所有涉及引用 錯誤與二次引用之著作，詳細條列於本研究之參考 文獻，其目的有二：第一、利於查詢與閱讀前述論 文之讀者，獲知其被本研究引用之訊息，得以減低 再度二次引用錯誤紀錄之機率。第二、利於提醒期 刊主編、作者與其他研究者注意引用錯誤與二次引 用之議題。尤甚者，本研究希冀掀起類似 Wetterer （2006）之案例，讓圖書資訊學方法為專業主題知 識之發展提供積極性之釐清，不再是被動性的統計 與描述。透過TCI-HSS 等引文資料庫的引用與被引 用資訊，財金與管理學研究者將因此而涉獵圖書資 訊學方法，圖書資訊學者也因此開啟財金與管理學 領域之研究素材，豐富圖書資訊學之發展。

附註

[1] 根據本研究考證，「二次引用」一詞之源頭是 Hoerman 與 Nowicke (1995)，目的是取代其他學者 使用之「隱瞞」、「虛假」或「抄襲他人參考書目」 等負面詞彙；然而，國內文獻未呈現此資訊。本研 究 提 供 之 佐 證 與 論 述 ， 可 為 被 邱 炯 友 與 郭 貞 吟 （2010）影射「引文不規範」或「學術不規範」之 眾 多 學 者 與 論 文 ， 提 出 不 同 於 邱 炯 友 與 郭 貞 吟 （2010）之觀點。 [2] 若是根據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之論點，此 處 引 註 方 式 須 為 「 蔡 明 月 （2005 ） 引 Broadus (1983)」，以及「邱炯友與張瑜倫（2005）引 Gavras (2002)」，亦即落實邱炯友與郭貞吟（2010）所謂之 「二次引用規範」。但本研究主張，邱炯友與郭貞吟 （2010）討論之議題是「二次來源引用規範」（間接 引用規範），但該規範是在研究者無法查閱原始文獻 情況下，才須使用的規範（張保隆、謝寶煖，2006； APA, 2010）。參閱後文註腳[3]與後文之說明。 [3] 本研究主張：「二次引用」是作者未確實查閱 被 引 用 文 獻 ， 而 是 透 過 二 手 來 源 （secondhand sources，即其他著作之參考文獻或透過資料庫之論 文摘要），登錄該書目資料（蔡明月，2005；Gavras, 2002）。「二次來源引用」（secondary source citation） 或「間接引用」（indirect citation）是因研究者無法 取得原始文獻，而必須透過其他著作之書目資料， 以及對原始文獻之陳述，而轉錄該原始文獻資訊（張 保隆、謝寶煖，2006；APA, 2010）。當論文作者不 是因「不能」，而是因「不為」（缺乏意願）查閱原 始文獻，卻又隱匿「轉引」之事實，即是「二次引 用」行為。亦即Onwuegbuzie、Frels 與 Slate (2010)

是指研究者“citing secondary sources”，卻未去查證 被引用文獻，而構成圖書資訊學慣稱的“secondary citation”。 [4] 在 1907 年，Gosset（1876-1937）任職的愛爾 蘭啤酒廠不准員工出版著作，他便以筆名“Student” 發表他的發現，世人便以“Student’s t distribution”稱呼 此機率分配的名稱（林惠玲、陳正倉，2011，p. 368）。 [5] 附錄內容是在第三審後才撰寫，是根據第三位 著作權專長評審意見撰寫，主要意見是：「學術倫理 首重透明性，若論文於『間接引用』之後，以『轉引 自○○○』表示作者未曾親自閱覽過原文，其誠實 之引述交代，其餘留由讀者自行判斷，應可被接受。」 [6] 以上說明是根據第三位著作權專長之匿名評 審（第一位與第二位評審屬圖書資訊學專長）之匡 正，再參酌改寫。然後，再根據匡正，刪除「引文 索引資料庫是衍生性著作」之錯誤論點。本文作者 特別感激編輯委員會之慎重，以及三位匿名評審之 斧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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