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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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5.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Growth of the State Power of PostSocialist China: The Structure of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長庚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陳述之 Chen, Shu-Chih (Lecturer, 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2) 106. Growth of the State Power of PostSocialist China: The Structure of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Chen, Shu-chih Lecturer,Center for General Education, Chang Gu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bstract This research inquires the growth of state power of post-socialist China by the way of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is the pronoun of poor and fake dictionaries. It probes into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through cultural studies in order to see through multi-discourse of China's society how to discussing and structuring it. For deepening it, we still want to know how the complex of power and knowledge triggers multi-discourse of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It exposes that two sets of complex of power and knowledge, State Power and Knowledge Economy and Individual Power and Marketable Games, are the foundation of multi-discourse. The two sets of complex are a multi-interactive network. It is regarded as a kind of “de-centering” drive for speeding up developing China in post-socialist ages. Especially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times, knowledge power is often along with the feature of fast production and state power with authoritarianism. It leads to the state growth more competitive along with multi-interactive network.. Keywords: China, cultural studies, post-socialism, power, discourse, the Phenomena of Tong-yi Wang.

(3) 107.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陳述之長庚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摘要本文的目的在透過「王同億現象」，探討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消長。「王同億現象」是大陸辭書偽劣假冒的代名詞。本文採取文化研究途徑探討「王同億現象」，以見大陸社會的多元論述如何談論、建構「王同億現象」。並進一步研究策動多元論述進行結盟的「權力-知識」複合體，以見為何談論「王同億現象」。本文認為「國家權力-知識經濟」與「個人權力-市場博奕」是存在於多元論述背後的兩組「權力-知識」複合體，它們是一個「多元聯動網絡」。該網絡可視為後社會主義時期，促成大陸發展的一組去中心驅動力量。而在「國家權力」採取威權體制，與「知識經濟」易於快速生產的共同催化下，將使得此一網絡的內部競合更為激烈，大陸「國家權力」隨之同步增長。. 關鍵詞：中國、文化研究、王同億現象、後社會主義、論述、權力.

(4) 108.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壹、前言中共的改革開放，標示大陸進入後社會主義時期，不再視社會 1. 主義為預設的「宏大敘事」，而是採取實事求是的多元方法，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進行現代化建設。因此，後社會主義的意義並非 2. 定於一尊，而是與時俱進，在實踐中不斷重構。既然要實踐，就不能無視歷史遺產，所以堅持了以中共領導為核心的四項基本原 3. 則；既然要實踐，就不能不顧現實需要，所以要借重資本主義，採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是故，四個堅持是大陸的重要特徵，四個堅持體現在「國家權力」的消長之中，因此「國家權力」的演變，仍是觀察大陸走向的重點課題。而這個觀察不能夠脫離現實的氛圍，特別是改革開放後，經濟領域的新變。政、經兼顧，才能有效解讀大陸當前的種種實踐，觀察到後社會主義的意義重構進程。因此，本文的旨趣在於透過特定的、與經濟活 1.「宏大敘事」（grand narratives）指具有必然性、排他性、普遍性、整體性、律則性的敘事形式。請參考Marsh, David., and Stoker, Gerry.著，陳菁雯等譯，政治學方法論（台北：韋伯文化，1998），頁160~164。 2. 李英明，閱讀中國：政策、權力與意識形態的辯證（台北：生智，2003），頁 136~137、144。另外Dirlik, Arif., and Meisner, Maurice J. Marxism and the Chinese experience : issue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alism (Armonk, N.Y.: M.E. Sharpe, 1989), pp. 362~384.德里克（Arif Dirlik）以「後社會主義」（postsocialism）來闡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後社會主義指社會主義的實踐需與本土化、民族化結合，並因應現實不斷調整。後社會主義本為跨越資本主義弊端，因此後社會主義也會是後資本主義的。 3. 四項基本原則是鄧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中共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中提出，內容是：「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這四項是：第一，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第二，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第三，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第四，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請見：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編，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二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頁164~165。黃仁宇認為，在中國的長期革命過程中，國民黨為中國創造了高層結構，使中國在世界立足。中共改革了中國農村，創造出新的低層結構。凡此歷史遺產，都有它多種的意義，在實踐過程中，均無法割捨。請見黃仁宇，資本主義與二十一世紀（台北：聯經，1991），頁442~450。.

(5)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09. 動有關的社會事件，以見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消長情況如何？為何消長？亦即發掘後社會主義調節「國家權力」消長的意義重構機制。具體而言，本文試圖透過「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途徑探討「王同億現象」，以回應上述的問題。為何要選擇「王同億現象」作為回應問題的媒介，第一，因為它是大陸辭書偽劣的重要案例，與「知識經濟」的問題密切相關。整個事件大約於2002年告一段落，司法上、行政上均曾進行干預，較易顯見「國家權力」的運作。並且它在大陸引起廣泛的討論，資料較易取得，有研究的可行性。本文探討「王同億現象」的資料主要取自書籍與網路，網路資料多是轉載書報的文章，因此主要資料為平面媒體的報導。第二，既然說後社會主義是在實踐中不斷重構，而實踐指的是一種拉近「論述所解讀的實然」與「論述所期待的應然」間距的努力過程。在實踐的過程中，「論述」（discourse）可能因收編異己而擴大化，也可能因斥責異己而嚴格化，論述相應的調整了內容，也就是被重構了，使得該論述再次的暫時能夠解釋一切的現象，建構另一 4. 個實然。簡單的說，實踐就是縫補間隙，縫補結果，就是重構。 4. 論述是社會化、歷史化、制度化形構的產物，語言系統產生的直述義、引伸義均來自論述，論述是先於個人而存在，制約著人的文本讀寫與實踐活動，但論述也在人的文本讀寫與實踐活動中得到再造。在一個社會中，存在著「多元論述」（multi-discourse），作為不同的文本與實踐的基礎，與對同一文本與實踐進行不同解讀的前提。以上對論述、多元論述的釋義，請參考：Fiske, John.等著，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北京：新華出版社，2003），頁 84~86、174~175。另外，Tant, Tony., Gamble, Andrew., and Marsh, David. Marxism and social science (Basingstoke, Hampshire England: Macmillan, 1999), pp. 61~84.提到拉克勞和莫芙（Ernesto Laclau and Chantal Mouffe）的論述理論，強調人透過論述以掌握外在世界，而論述是隨著時空轉移、替換，因此任何的論述均有相對的侷限性，對於客觀事物永遠能基於不同論述作多元的解釋。此一觀點解消了對絕對真理的崇拜，鼓勵創意思考，開發事物的多種可能性。換言之，社會是多種論述交鋒、對話的場域與過程。.

(6) 11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王同億現象」就是一種被當成「異己」的現象，故此一符號的形塑，可以告訴我們，後社會主義的中國進行了什麼樣的實踐與重構，「國家權力」又展現了什麼功能。第三，本文的討論中，會提到許多的論述，基於「反本質主義」（anti-essentialism），論述具不固定性，而「王同億現象」可說是使論述暫時表態，以致意義暫時固定的「波節點」（nodal points），讓觀察得以進行。但由以下的討論，可以發現即使在「波節點」的階段，社會的面貌還是極其複 5. 雜。. 關於文化研究途徑，因其採取反學科的策略，故難以單一方法論呈現，但其問題意識可說是企圖理解「符號的生產與流通，及其中蘊含的權力生產與流通」，或者是由「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研究 6. 者，研究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文本與實踐」。以文化研究為切入點，有助於分析形塑「王同億現象」的各種主要論述，以見各種論述形成的張力與共謀關係，有利於豁顯文本的研究主題。換言之，本文的目的並非探討「王同億現象」的真相為何，而在探討它「如何」被談論？以及它「為何」被談論？亦可說是探討「王同億現象」 7. 此一符號的建構的條件、過程與效果問題。這將會告訴我們，大陸社會透過「王同億現象」希望進行什樣的實踐，縫補了什麼樣的間隙，完成了什麼樣的重構。更重要的是，縫補是指破裂的兩方，向對方接近的過程，剖析「王同億現象」也可以告訴我們，促使兩方向對方移動的驅力為何。而觀察這個大陸社會的實踐與重構過程，將有助我們解讀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消長。 5. 有關論述需借助媒介來解譯，與某些論述對斷層的填補，請參考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Hegemony and Socialist Strategy: Toward a Radical Democratic Politics second edition (London: Verso 2001), pp. 3~8.。「波節點」：在論述理論中，指某一論述透過宰制其他論述，使意義暫時固定的時刻。請參考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2001), pp. 112~113.有關論述理論的本體論與認識論問題，請參考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2001), pp. 105~114..

(7)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11. 針對研究主題，本文的分析方式，主要借鑑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一書中提到「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研究設定。物理學是探究物的性質、結構、運動之學，因此「權力的微觀物理學」旨在探尋權力的性質、結構與. 6. 文化研究是以反本質主義（注意社會結構與人的互動，與各自的不斷重構）、反還原主義（主張多元制約）立場，以遇合（適應研究者與研究對象當下需要的內在主義取向）的研究方法，探討在多元權力（認為權力不平等、認同、關係、與實踐力量的來源）場域中的大眾性（包括人民生活、大眾文化等）生活實踐問題，以求改善大眾的生活。具體的研究課題包括： (1)由大眾的文化實踐與文本以見大眾受權力限制與生產的情形。 (2)實踐即文化，文化即符號，符號（語言）即權力（實踐是人以符號活動去宰制、占有自然、社會、自己的過程，使自然、社會、自己都能人化，人亦成為自然人、社會人、建立自我認同，人亦從而得以生存），文化研究即權力研究。進一步言之，文化研究是研究符號的生產與流通，亦即權力的生產與流通。 (3)權力問題展現在施與受之間，故欲具體探討權力，必須探討作為權力施加對象的大眾，但基於反對二元對立，此一大眾非相對於精英的大眾，而是指所有人的文化實踐。以上所述可參考：羅鋼、劉象愚主編，文化研究讀本（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頁66~76。因此，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指出：文化研究的研究客體應是「協力關係網」而非單一文本，我們應把多種意識形態的各種影響和承諾所導致的張力，看成是截然不同的引力。構成某種思想內涵的是對這些張力作出反應的行為，而不是作出結論的分析，也不是要排除矛盾把多種意識形態壓制成一個統一的大方案。既然在文化場域有多種引力，因此文化是許多成份連接而成，連結可能是突發性的，各成份以交錯、彙合、相似性、相異性而連接為有機結構。換言之，文化研究是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研究者，研究處在協力關係網中的文化。可參考：王逢振，文化研究（台北：揚智，2000），頁17~23。而Barker, Chris. Cultural Studies Theory and Practice second edi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td, 2003), pp. 32~54. 亦陳述了文化研究關切的主要問題。 7. 後結構主義站在反本質主義立場，認為符號或文本的意義永遠在互文性中被不斷改寫、重構，詮釋的結果不過是意義暫時的停頓，因此問題意識不再是追問真相。另外，傅柯著重探討權力的運作及其效果問題。凡此，均啟發了本文問題意識的形成。請參考：Storey, John.著，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台北：巨流，2003），頁129~131、139~143。有關反本質主義請參考Bocock, Robert. 著、田心喻譯，文化霸權（台北：遠流出版社，1991），頁137~158。所謂「互文性」（intertextuality）在後結構主義中，指符號的意義非單一文本決定，而是在讀者閱讀多重文本交互作用後逐漸產生，因此意義永遠無法確定。可參見Barker, Chris.(2003), p. 95..

(8) 11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運動。其要旨是：權力是一種策略，這個策略背後有一個永遠處於緊張與活動之中的多元論述網絡。這個網絡是無定性的，內有無數的衝撞點，沒有一個永恒的中心。權力並非統治集團的財產，統治集團得以使用權力，是來自其在網絡中的戰略位置所產生的綜合效應，並利用「他者」（other）予以展示、擴大。權力活動所產出的意義則取決於它在此分工協作網絡中的相對定位。對權力的顛覆不是遵循「不是全部，就是全不」的一次革命模式，而是透過許多的邊緣的、零碎的插曲緩慢的風化而成。支撐這個多元論述網絡的是一套權力與知識相互指涉，相互建構、變動不居的「權力-知識」複合體，知識是對人的解讀方法，權力是對人的制約方法，兩者相 8. 輔相成，策動著各個論述進行競合。傅柯以此來探討多元論述網絡對於每個人的身、心、靈施加的各種規訓技術與效果，施力的單位小，施力的技巧細緻，故稱為「微觀權力」。. 9. 本文旨在研究多元論述施加在王同億個人的狀況，故「權力的微觀物理學」的研究設定，應是開啟問題的有力槓桿。據此而論，以下將分幾個部份進行探討：首先，概略介紹目前平面媒體建構的「王同億現象」。其次，本文將「王同億現象」置於多元論述網絡中，觀察參與協力的各種論述如何形塑它。各種論述因「王同億現象」而暫時「連結」（articulation）在一起，其結盟策略為何？本文希望由探討這些論述及其關係，以見各種論述的共謀與矛盾的複雜關係，以回應「王同億現象」如何被談論、建構的問題。最後，進一步探尋背後的「權力-知識」複合體，以回應「王同億現象」為何被談論的問題。對後一個問題的思考，則有助觀察在後社會主義. 8. 在本文中，所謂「競合」，係指兩造之間，在不同時序與狀況中，有時相反相成，有時相輔相成的既競爭又合作關係。 9. 有關「權力的微觀物理學」，請參考Foucault, Michel.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台北：桂冠圖書，1992），頁25~27。.

(9) 113.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時期，多元論述的互動如何促成大陸「國家權力」的消長。本文試圖呈現討論此一現象的幾種不同論述及其間關係，但文本與讀者間的關係是複雜多樣的，一方面「王同億現象」處於協力關係網中，不斷受到權力形構，故有無限的解讀方式，其意義永無完熟之日。二方面研究者亦處於另一協力關係網中，不斷受到權力的誘導與制約，協力關係網促使了本文的寫作，但也造成研究者永遠不可能窮盡所有的論述，也就不可能找到對研究對象恒定的解讀方式。是以，本文基於回應研究主題的需要、研究取徑的聚焦，選擇性的解讀幾種論述，並探討其關係，終究是一隅之見、一時之 10. 思，必然具備有限性與相對性，絕非建立一套「宏大敘事」。仍有待於對相關課題更多元的探討，更廣泛的對話，才更能發掘解讀「王同億現象」的更多可能性，展現其豐富的意義與啟發。在此，感謝諸位審稿人對本文的批評指教，使撰者獲得更多學習與思考的機會，並請各方先進，不吝指教。. 貳、王同億與「王同億現象」本文首先就當前大陸平面媒體所建構出的王同億事蹟與「王同億現象」作一簡要說明。一、詞典大王王同億王同億可說是大陸的「辭書編撰專業戶」，其出版量不僅是中 10. Foucault, Michel.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台北：麥田出版社，2001），頁 52。依據傅柯「考掘學」的觀點，研究幾種論述的交互作用，並非意味著綜論了整體的現象。一旦在研究中加入新的論述，則各論述的相對位置將隨之改寫。此外，「王同億現象」在大陸人士，特別是辭書界先進的觀點，其負面意義是必然的、絕對的。筆者也認同在當今學術工作的知識、道德規範立場上，對「王同億現象」進行負面解讀的必要性。但本文的撰寫，旨在進一步探討「王同億現象」此一符號的生成與變化，可說是以文化研究的立場進行了重構，目的是回應本文的研究主題。其間若因切入角度不同，涉及對「王同億現象」的不同評述，尚忻各方先進指正。.

(10) 114.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國第一，可能也是世界第一，他曾是海南出版社社長，全國政協委員。稱其為專業戶，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是產量又多又快，從 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在10年左右的時間內，他自編、主編、出版25部詞典。共約1.7億字，年產量1,700萬字，日產量49,315字。二是各大媒體對王同億讚譽有加，致揚名中外，「超人」、「奇人」、「辭書大王」都是常見的封號。但這些偉績都已被墮壞為歷 11. 史廢墟。. 1990年12月，王同億又一巨作誕生，它是由海南出版社出版的語言大典，號稱組織200多位專家，費時四年編成。該書收辭30萬條，達2,700萬字，重達7.5公斤。大陸有二十餘家報紙在頭版刊登此一「喜事」。語言大典在傳媒的大量報導下，引起了大陸辭書界的重視，專家學者看過此書後，揭發它的種種驚人的問題：一是抄襲，如抄襲上海辭書出版社的辭海20餘萬字、中國成語大詞典 3,700多條成語及解釋。二是胡編亂造，包括笑話式釋詞，如釋「知識份子」為：「致力於空洞的理論或思考，並經常不恰當的解決實際問題的自稱屬於知識精英或上層知識界的人。」釋「色狼」為：「有進取性格，直接而熱烈地追求女性的人。」又如收辭浮濫，如「十一」到「九十九」之間，收入25個數字作為詞目。「使」字頭的詞目有1,463個之多，但常用的「使用價值」、「使用面積」卻未收入。亦如檢索系統也有許多錯誤，致無法查閱，如亂標頁碼、缺漏文字等。這些評論受到媒體的關注，學者、作家連翻揭批，語言大典被譏為「謬誤大全」或「笑話大全」。特別是在1992 年大陸的中國辭書學會成立大會上更受到嚴厲批評。語言大典在粗製濫造方面無法可治，只能輿論批評。但其抄襲問題，卻可以追究。事實上，在1992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兩次致函語言大典出版地. 11. 楊守建，中國學術腐敗批判（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頁27~41。.

(11)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15. 12. 的海南省新聞出版局要求查處，但無下文。. 這些問題尚未解決之際，王同億在1993年於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記者會，推出三部新作現代漢語大詞典、新現代漢語詞典、新編新華字典，媒體又開始新一輪的吹捧，但專家查對結果發現這三部詞典也有語言大典相同問題，如新現代漢語詞典就有65%內容抄自現代漢語詞典及其補編古今漢語實用詞典。被侵權者除繼續口誅筆 13. 伐外，亦發起訟訴。由商務印書館、辭海編輯委員會等出版社及作者，在1993年分別狀告王同億和海南出版社侵權。經三年審理，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於1996年判決王同億侵權罪名成立，責令其立即停止侵權，並賠償原告經濟損失。法院在審判王同億侵權案時，採取由辭書專家參與鑑定的法律程序。被告雖提起上訴，卻遭 14. 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駁回，二審仍維持原判。. 王同億在法律上受制裁的同時，輿論界亦未鬆手，從1992年冬到1995年，批評「王同億現象」的文章，不斷見於解放日報、光明日報、文匯報、新民晚報、中華讀書報以及辭書研究、暸望、作品與爭鳴等報刊。1995年，上海辭書出版社彙集了65篇短文，以發人深思的笑話為名，出版了語言大典短評集；1999年，商務印書館又彙集了45篇論文，出版了我們丟失了什麼：「王同億現象」評論文 15. 集。這兩本書，從論戰方面為此事作了總結。. 12. 楊守建，中國學術腐敗批判，頁27~41。 13. 楊守建，中國學術腐敗批判，頁27~41。 14. 楊玉聖，「前車之鑑：晚近十大學案警示錄」，學術批評網。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830andtype=1003>該文發表於2004 年3月17日。以及王寧，「簡論辭書的創造性及其著作權：駁共識論與共同精神財富論」，于光遠、巢峰等編，我們丟失了什麼：「王同億現象」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24~28。 15. 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學術批評網。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4354andtype=1001>該文轉載中華讀書報2003年12月17日之報導。.

(12) 11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雖已總結，但事件尚未結束。王同億於蟄伏五年後，2001年1 月，帶著他主編的、京華出版社出版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以及從此書抽出來的字或條目組成的新世紀規範字典、新世紀字典，在北京西單圖書大廈召開新書發表會。不久，又用改頭換面的手法，在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了高級現代漢語大詞典。此書只在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的基礎上，增加不足1%的條目。隨著這些辭書問世，「王同億再現江湖，新詞典一鳴驚人」、「辭書大王屢罵屢戰」、「頻頻遭人罵，辭書遍天下」、「以命相搏，煉獄三年」、「臥薪嚐膽……閉門造車」等吹捧王同億的報導，屢見於某些報刊。但這些新作，除抄襲剽竊有所收斂外，粗製濫造依然如故。如「不破不立」釋為「現多指公安機關受理的刑事案件，能偵破的，就立案，不能偵破的，就不立案。」、「暴卒」釋為「兇暴的士兵」。把帶「狗」、「龜」、「王八」等國罵、京罵以及各種粗話收錄殆盡。至於條目中所收的例句，更加不堪入目。但該書尚自稱「代表先進文化的發展方向」。為此，中國辭書學會再度於2001年6 月發起批評。透過召集會議，鼓動媒體等，批評聲勢浩大。當時中共領導高層批示對此書「要嚴肅查處」。據此，大陸新聞出版總署責成北京市新聞出版局對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以及京華出版社予以處理，不久，此書停售。在此之前，內蒙古新聞出版局對高級現代漢語大詞典予以查封，並責成有關人員進行檢查。在各方撻伐下，以行政處分終結了王同億的復出。2003年9月，商務印書館出版彙集發人深思的笑話與我們丟失了什麼：「王同億現象」評論文集兩 16. 書主要文章出版需要批評，需要反思再次作了總結。. 16. 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以及北京晚報社，「污言穢語編詞典」，學術批評網。 <http://www.acriticism.com/article.asp?Newsid=170andtype=1007>後者係轉載2001 年11月18日北京晚報報導。.

(13)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17. 曾經偉大的辭書大王，遭到揭發，變成偽劣大王。理應莊嚴的辭書，填充著荒謬內容。許多不搭軋的錯接，更增加了傳講的豐富性、趣味性。曾經是王同億引以為傲的大部頭著作，反提供談笑者大部頭的談笑之資。王同億的事跡因此受到各方的關注。但以上由媒體剪輯而來的王同億相關資料，可知關注此事並佔據宣傳陣地的，主要是對王同億不滿與憤怒的力量。王同億在1990年代起的媒體形象是作為負面案例而存在著，就如他也曾以正面形象在媒體上存在過。二、「王同億現象」王同億的事蹟被認為是大陸辭書偽劣假貌的主要案例，因此進一步提升為「王同億現象」，以利宣講，警愓世人。所謂「王同億現象」，意指王同億及其同類人物炮製偽劣辭書的行為。據中國辭書學會的巢鋒指出有三個特點： 1. 抄襲剽竊：情況如前文所述。 2. 粗製濫造：王同億無語言專業，甚至連「詞」、「片語」和「句」的基本知識也不知道，對哲學、社會科學同樣外行。但此人「無知卻有膽」，竟敢編出幾部漢語語言詞典，並編出類似辭海性質的語言大典。語言大典幾乎每頁都有錯誤。 3. 弄虛作假。王同億編書的過程，充滿了虛偽和欺詐。抄襲剽 17. 竊、粗製濫造、胡亂宣傳都是弄虛作假的具體表現。. 大陸辭書界將王同億等人編造偽劣詞典概括為「王同億現象」，是因為這種情況是大陸辭書界的普遍現象，欲由標舉與批評 17. 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另外，轉載自生活時報的謝言俊，「『辭書抄襲大王』王同億詞典出籠真相」，東方新聞。 <http://life.eastday.com/epublish/big5/paper148/20011214/class014800009/hwz558857. htm>提到京華出版社2001年1月1日出版了王同億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該書宣稱有「湖南專家鑑定組」參與，後經相關人士披露，該組由八位中學教師組成，他們協助王同億編書，但王同億尚未支付稿費。.

(14) 118.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王同億現象」，警惕各方、提醒大眾，以撥亂反正，提高圖書質 18. 量，淨化圖書市場。以下事例，可以說明大陸辭書的偽劣假冒問題，已需要提高到「現象」層次來探討。在2002年3月，大陸圖書司決定開展2003年辭書質量專項檢查，並委託中國辭書學會承辦。當月底，圖書司召開由學會推薦的 20位專家和圖書司推薦的9位校對參加檢查辭書的會議，佈置開展對21種辭書進行質量檢查。這次檢查有嚴格的程序，經反複審核才確定檢查結果。2003年10月17日新聞出版總署公佈不合格辭書名單及其差錯率和處理結果。這些辭書中的問題均不出「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的範疇。凡此均突顯「王同億現象」確實存在。. 19. 可見辭書領域假冒偽劣嚴重，而王同億受到媒體較大關注，也就被以中國辭書學會為代表的大陸辭書界列為打擊目標。但是王同億在法與理上的失敗，是否就註定其完全失敗，則又不盡然。在平面媒體中，仍有些非主流的雜音在傳送著。. 參、主流與非主流論述以上呈現多數媒體所報導的「王同億現象」。但在主流的聲音之下，時至今日（2004年）仍存在著極少數殘存的另類論述。這些雜音的存在，有些是作為反面教材或嘲諷王同億以證成主流聲音的正確性，有些則反映了消費者的能動性與大陸社會多元化的一面。總之這些非主流論述與主流論述存在著相反相成、彼此激盪的關係，雙方在辯論中互為依託，成就彼此。非主流論述作為主流論述 20. 的他者或反作用力，對於「王同億現象」也有生成之功。. 18. 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 19. 請參閱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

(15)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19. 非主流論述的存在雖呈現了語言有其自由建構的空間，但在平面媒體中，那些聲音是十分稀少的。佔據宣傳陣地，建構「王同億現象」的還是主流的聲音。其中主要是負責說理的辭書界與學術界，負責論法的司法界與政界，以及作為傳送平台且立場複雜的媒體。他們批判王同億的目標一致，但各有立場，彼此之間有著複雜的競合關係。如前所述，這些主流聲音並非自談自唱，在媒體的戰場上，它是與非主流雜音以不平衡的關係互相對話、互相依存。尚需說明的是，本文區分不同論述的標準為何？因為分類是由人為擬製，不同的分類標準將導致不同的結果。在本文中主要依據說話人的身份，以及對「王同億現象」是站在批判或其他的立場等兩個方面進行分類。因為批判的聲音較多，故本文稱之為「主流」、其他統稱為「非主流」。當然，在「主流」與「非主流」內部，依據本文區分論述的標準來看，也有許多差異，在以下的討論中將會呈現。在對論述立場分類後，論述尚有其多義性、不確定性，有無限的解讀結果。在以下的分析中，將依本研究的需要，突顯各論述的其中一些特定的面向，以利本文進行舖陳與討論。一、王同億的辯駁---能動性的顯現在當前大陸的平面媒體中，「王同億現象」完全是一個負面案例，因此王同億已沒有太多機會為自己發聲，目前殘存的王同億的聲音，主要是他的自辯之詞，但這些言談被報導，當然是供駁斥或嘲諷之用。傾聽王同億的聲音，並非為了進行對話，而是讓他進行 21. 自暴其短的獨白，以利主流立場去發現與證明其中的異常與錯誤。. 例如王同億被控抄襲，他提出所謂「抄襲有理說」即「『編』 20. Macdonell, Diane.著，陳墇津譯，言說的理論（台北：遠流，1990），頁37~59。阿圖塞（Louis Althusser, 1918~1990）指出：主導與對立的意識形態之間存在著相反相成關係。.

(16) 12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詞典都離不開抄襲手法。」這套說詞的理論基礎在於他所提出的「共識論」、「雷同論」或「共同精神財富論」，其大旨是：「詞典的注釋是『紀錄』、『編輯』來的，是社會上『約定俗成』，可以共享的詞語材料，不是創作，因此無著作權。故與其他辭書的注釋相 22. 同不是抄襲，是屬適當引用。」此外王同億也相當強調：「世界各國的法律都規定辭書是編輯作品，只對整體知識產權進行保護，而不保護具體內容。中國著作權法還沒有關於辭書的法律條款。因此法院判決是『本院認定』而沒有法律依據。」因此在辭書方面，整本盜印才算侵權。若只有部份內容在「紀錄與編輯」時「引用」了別人一些「約定俗成」的資料，並無侵犯著作權。大陸因為法律 23. 尚不周全，故作了錯誤審判。. 當然這些說詞在當前大陸的學術上與司法上，於理於法都不成立。專家與司法判決都認為：辭書的「繼承應是有鑑別、有增益、有改進、有發展的，並應尊重他人權利，這種繼承也是一種獨創性的勞動，繼承不是抄襲。釋義時可能與他人詞典有共識、趨同而有一致，但與因抄襲而字字相同是有區別的。」例如字詞的意義確實是約定俗成，而編撰辭書者如何將其用文字表述出來，則有獨創性。但法院亦承認「某些釋文與詞目因長期使用已成固定關係者，則不受著作權法保護」。所以若經較長時期的約定俗成，則就習以 24. 為常，成了「共同精神財富」。另外，王同億在借鑑他人著作時，未指出原作者姓名、作品名稱。面對敗訴的結果，王同億的看法 21. Foucault, Michel.著，劉北成、楊遠嬰譯，瘋顛與文明（台北：桂冠圖書， 1992），頁220。指出精神分析學透過語言，與精神病人進行非對稱的對話，誘導被觀察者進行獨白，以利觀察者進行單向觀察。此為理性世界用以對付異己的常用手法。 22. 徐慶凱，「詞典抄襲侵權的幾個問題」，于光遠、巢峰等編，我們丟失了什麼：「王同億現象」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29~45。 23. 天津日報社，「辭書大王王同億」，天津日報網。 <http://www.tjrb.com.cn/xwrw/24/11242421.htm>.

(17)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21. 是：「敗訴是暫時的。」完全是因為大陸法律不周的結果，他仍然 25. 堅持抄襲有理。. 在胡編亂造部份，王同億也有一番說詞，他認為語言大典被斥為「龐然廢物」完全是因為它不是詞典，而是著眼於實際語言的使用，因此所收詞目、例句與關注文字表達的一般詞典自然不同，他相信「使用者在『實踐』中會體會出它的實用性。」王同億也承認過去編的詞典有「釋義模糊、以偏蓋全、同語反復、近義釋同義、字詞互訓和其他方面的系統錯誤。」在糾正錯誤的摸索中，他在 2001年復出時提出一種「破壞式求真法」：「用設定不同語言環境和例句對釋義反覆驗證。」強調「我的新詞典同樣接受破壞求真的檢驗，所以我敢說這個方法是科學的。」但在其復出時推出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被專家提出隨意收詞、格調低下、污言穢語的評論後，出版社方面辯解如下：「語言是有生命力的，需要不斷豐富、不斷發展，需要不斷地從方言、古語、行業語、外來語中汲取精華」認為這種跟上時代的收詞標準是王同億的一大突破。對於詞典中的錯誤之處，出版社承認：「我社的編輯力量和水平也是有限的」 26. 不足之處，需要各界指正。仍然繼續強調收詞的創新標準，並承認錯誤難免。王同億欲經由鬆動與重劃一些語言的界線，以求自辯。一方面他認為辭書必然是透過「紀錄、編輯、引用」「約定俗成」的字詞與語義，因此並非「創作」，故無所謂著作權，對辭書而言是無抄不成書，抄襲就是引用，是故「抄襲」的指控就不應成立。欲透過 24. 徐慶凱，「詞典抄襲侵權的幾個問題」，頁29~45。所謂「某些釋文與詞目因長期使用已成固定關係者」徐慶凱舉例如下：如「整潔」釋為整齊清潔，「伯父」釋為父親的哥哥。但所謂長期使用究為多長，意義才能由原創人的專利轉為大眾共享？尚待釐清。 25. 天津日報社，「辭書大王王同億」。 26. 北京晚報社，「污言穢語編詞典」。.

(18) 12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模糊「抄襲」與「引用」的界線，使「辭書」與「無著作權」連結起來。另一方面關於胡編亂造的指控，王同億認為這完全出自那些批評者不清楚「語典」與「詞典」、「語言表達」與「文字表達」、「符合時代的收詞標準」與「脫離現實的收詞標準」、「辭書也難免有錯」與「辭書絕不容出錯」的區隔所致，意圖利用重定界線來為自己辯護。但這番說詞實有矛盾，既強調語言意義的共享性、固定性而欲為抄襲的指控開脫，但王同億自己又一再試圖透過顛覆約定俗成的語言界線，為自己另類的著書方式辯護，其實已證明了語言在約定俗成之下仍有能動的空間，而王同億自己亦極欲爭奪此一空間，以求免罪。但他的這一番作為及其下場也告訴了我們，所謂的「約定俗成」在法與理上是如何造成與鞏固。換言之，王同億力爭語言的詮釋權，希望利用文字的多義性、任意性，能指與所指間的灰色地帶為自己開脫，但這番努力的失敗，也讓我們認識到，多義性、任意性的灰色地帶顯然因學術與國家的權力介入，而變得不怎麼寬敞。那些一度淪陷於王同億的意義空白之處、無主之地，在學術與「國家權力」經由媒體、司法予以收復佔領之後，變得更具排他性與狹隘性。在意義的戰場上，不同論述幾番折衝後，主流論述為了消化、安置異端，發展得更為完備。由此可見，正反雙方在自己的論述支持下，各有其能動性，企圖掌握詮釋主導權。雖然在法、理層面由握有強制力的國家與辭書界獲勝，並佔領宣傳陣地，但王同億仍可口服心不服，在其他層面保持其能動性。二、消費者與另類的聲音---多元性的存在前文提到語言在約定俗成之下仍有能動的空間，主流的聲音在透過辭書界、司法界、媒體的宣傳定調下，只能制裁王同億。但是.

(19)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23. 對其他人而言，如何評價王同億的作品，仍享有能動性。另類的立場，一是有關消費者的，面對這麼多批判王同億及其作品的報導，但是其著作仍然暢銷。如被辭書界評為：「粗製濫造、充滿污言穢語，極有可能給孩子們的健康成長帶來極大的負面影響」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雖然中國辭書學會自2001年6月起已發起批判，但該書從2001年1月發行至2001年年底共重印了5次，發行超過萬冊。書店服務員認為，這本詞典的媒體宣傳做得非常好，購買者主要是中學生，且「大厚詞典才賣60元錢，學生們當然 27. 動心啦。」可見消費者有其自主性，他們選擇收聽王同億的宣傳與行銷策略，而不收聽平面媒體的批判之聲。 28. 還有極少數的聲音，對王同億的辭書作了另類的解讀，如北京晚報在2001年1月19日由曉路、周明傑撰寫的「詞典是非」一文，一方面肯定王同億過去對辭書創新的貢獻。一方面採訪了一些人的看法。其中一位受訪的研究生肯定了列入新詞符合知識發展的 29. 」一文必要性。另外法制日報刊登焦國標的「王同億『不破不立』則指出：王同億在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將「不破不立」解釋為「能破的案子就立案，破不了的案子就不立案。」或者王同億在語言大典將「因病缺勤」釋為員工因對老闆不滿而採取的一種消極怠工的形式，這些釋義方式屬於「詞語的社會學釋義」。他認為傳統辭書界抱殘守缺，缺乏關注語言在社會具體使用的狀況。並指出「無論王同億先生有多少錯，而在『詞語的社會學釋義』方面卻有『開風 27. 可參考北京晚報社，「污言穢語編詞典」。以及中國青年報，「50頁書錯70多處宣揚鬼神這樣的辭書居然還暢銷」，北方網。 <http://culture.enorth.com.cn/system/2001/10/17/000168262.shtml>轉載自2001年10 月17日中國青年報。以上等文均有報導。 28. 本文直接引用的20篇報導，其中採取另類解讀的只有2篇。 29. 曉路、周明傑，「詞典是非」，人民書城。 <http://www.booker.com.cn/gb/paper16/10/class001600006/hwz77051.htm>該文轉載 2001年1月19日北京晚報之報導。.

(20) 124.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氣之先』的意義，在中國詞典編纂史上必將佔有一席之地。」焦國 30. 標也認為，媒體的選擇性報導使王同億沒有申辯機會。. 另類的聲音還表現在那些繼續出版偽劣辭書的作者、書商，他們是因為可作為「王同億現象」確實存在的佐證，而有被平面媒體 31. 報導的機會。. 文本的制約與消費者能動性的拉扯，一直是文化研究中爭訟的 32. 問題。由以上的說明可見消費者與部份評論者對「王同億現象」有能動的解讀空間。此一能動性的來源，若仍然依論述制約的角度進行思考，則應解釋為一種連結的作用，即人受到先在的論述制約，論述是在多元論述的張力形塑、歷史積累中形成，故人在面對符號時，在不同論述的策動下，有進行不同連結的可能。例如王同億的辭書可能與偽劣假冒連結，也可與「便宜」、「名氣大」、「詞 33. 語的社會學釋義」連結。. 多元論述，產生多元連結的可能性，故其他的聲音仍然存在，亦代表雖然辭書界、司法界、媒體界、學術界、政界一致批評，但並未壟斷、宰制社會。雖然類似報導並不常見，並且主要是以作為主流聲音的他者，予以選擇性的「再現」（representation），但已顯 34. 現大陸社會多元化的一面。. 三、學術界與辭書界的批評---借力使力的結盟策略以上這些被主流視為不明事理的評論者、貪圖小利的消費者、 30. 焦國標，「王同億『不破不立』」，法制日報。 <http://www.legaldaily.com.cn/gb/content/2001~09/10/content_23984.htm> 31. 請參閱，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 32. Storey, John.著，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P315~350。 33. 連結，指多種論述、社會力量的接合，可能代表了力量的合併，也可能代表了支配性關係的建構。請參考：Fiske, John.等著，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頁16。接合的動力，若依傅柯在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的看法，是由「權力-知識」複合體策動的。本文在以下的探討中，亦以傅柯的觀點進行思考。.

(21)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25. 違法亂紀的作者發出了雜音，促使主流的聲音必需更持續的、更大張旗鼓透過傳媒，組織一波波對王同億的揭發與攻勢，使「王同億現象」在深入人心的同時，達到根除「王同億現象」的目的，可見「有無相生」，主流與他者之間存在著互相證成的關係。而學術界與辭書界的批評，更是主流的主要論述。但亦如上所述，即使主流的聲音在學術上、司法上、媒體上都佔據主要陣地，得到勝利，也不必然代表學術界與辭書界在市場上會是名利雙收的一方。學術界積極方面是為了「樹立學術規範、重建學術秩序、加強學風建設、推進學術進步」。消極方面是為了防止「敗壞學風文風，導致學術道德淪喪，貽誤人才培養」以致於「嚴重損害中國整體的學術聲譽，特別是不利於樹立中國良好的國際學術形象」，而 35. 將「王同億現象」列入學術打假的懲治對象之一。如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玉聖，將「王同億現象」與其他學術論文抄襲案並列為十大學案，並認為此案「引發了中國辭書界最大的著作權訴訟和空前的集體批評，彰顯了辭書界的正氣。」而諸多事件亦引發政府有關 36. 單位與教育、學術機關製定學術規範。總之，學術界是站在較為宏觀的立場上，為求提高知識品質，希望由學術界或國家機器建立學術規範，至於具體規範為何，則應由各不同學術領域依其屬性再行確立。 34.「再現」指在特定論述指引下，製造符號，以代表事物之意義的過程與產物。換言之，某一事物，是否有機會「再現」，如何「再現」，取決於不同論述對其的定位，特別是在「二元對立」（binary opposition）結構中，作為相對於主流的他者。Fiske, John.等著，李彬譯注，關鍵概念：傳播與文化研究辭典第二版，頁 27、196、241~242。 35. 楊玉聖，「前車之鑑：晚近十大學案警示錄」。與楊玉聖，「學術腐敗現象與學術打假」，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 <http://www.edu.cn/20010827/209202.shtml>以及楊守建，中國學術腐敗批判，頁 27~46。均由一般性的學術規範角度，對「王同億現象」有所評述。 36. 請參見楊玉聖，「前車之鑑：晚近十大學案警示錄」，以及楊玉聖，「學術腐敗現象與學術打假」等報導。.

(22) 12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辭書界是批判王同億的主力，王同億聲名暴起之時，如上所述，正值中國辭書學會成立之際。該學會是以在馬列毛鄧思想指導下，遵守國家法令、接受國家領導，團結與繁榮辭書界為宗旨。. 37. 因有感於辭書偽劣假冒之風日盛，故王同億成為錯誤的典型，設定為首要打擊目標，必須讓王同億在法律上、輿論上失敗，以儆效尤。認為這對「提高圖書質量，淨化圖書市場，具有普遍意義。」 38. 並由此吸取經驗，以利與類似案件鬥爭。「王同億現象」一詞基 39. 本上也是因中國辭書學會的大聲疾呼而被廣泛使用。. 辭書界不能忍受王同億粗製濫造的作品，他們認為辭書的撰著有重大意義，需遵守嚴格規範。綜合他們的看法，主要有： 1. 著書的莊嚴性，古人著書一如司馬遷是為：「正周易，繼春秋，本詩、書、禮、樂之際」以發揚文化遺產為職志。二為「藏之名山，傳之後世。」是為子孫後代著想。不是如王同億等，作為追 40. 名逐利的搖錢樹。. 2. 辭書的典範性，辭書是「不說話的老師」，因此質量要求極嚴、編纂難度極高、謬誤影響長遠。豈容王同億之輩以抄襲剽竊、 41. 胡編亂造和依傍名牌來玷污信譽、貽害子孫。. 3. 辭書的創造性，作者有其獨創的「編則」，以作為字詞類聚 37.「中國辭書學會章程」，廣東外語外貿大學詞典學研究中心。 <http://bilex.gdufs.edu.cn/doc~jigou/chinacishu~zhangcheng.htm> 38. 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 39. 巢峰，「王同億現象剖析：在中國辭書學會專科詞典專業委員會首屆年會上的講話」，于光遠、巢峰等編，我們丟失了什麼：「王同億現象」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11~18。徐慶凱，「詞典抄襲侵權的幾個問題」，頁 29~45。 40. 巢峰，「剎一剎著書出書的粗製濫造風：兼評王同億主編的『語言大典』」，于光遠、巢峰等編，我們丟失了什麼：「王同億現象」評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1999），頁19~23。 41. 周明鑒，「慎選辭書！」，新華網。<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3~08/07/content_1013063.htm>該文轉載自中華讀書報。.

(23)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27. 的理論基礎。接下來要建立「纂例」作為體現「編則」的格式。最後才是列舉字詞、設定義項與釋義。凡此都是創造性的精神勞動， 42. 王同億所謂「共同精神財富論」實屬無稽。. 4. 辭書的優良傳統，特別是文革後，中國大百科全書、現代漢語詞典、漢語大字典、漢語大詞典以及辭海、辭源修訂版相繼問世。自1993年到2001年，獲大陸國家圖書獎和國家辭書獎的優秀辭 43. 書就有155種，滿足了社會的需要，當然不容王同億毀了招牌。. 中國辭書學會認為，所以會有「王同億現象」，是因為下列五項原因：一、作者隊伍價值觀由重義輕利、為民服務，變成唯利是圖；二、出版社唯利是圖，無內部規範；三、新聞媒體不負責任的報導；四、政府對於出版品管不足，出版法制不夠完善；五、辭書 44. 理論認識的混淆。換言之，各種內外規範不足，導致王同億此等脫軌行為。他們的期待是：第一，建立健全以社會效益為主的考核制。第二，在評優的同時，定期進行辭書質量檢查。第三，建立辭書出版准入制。第四，加強法制建設。總之，希望由政府與中國辭書學會合作，建立法制，進行考核，需符合資格的作者或出版社才能編著辭書。並期待傳媒報導正確資訊。以因應改革開放後，辭書 45. 產量激增但水準參差的問題，並使消費者知所選擇。. 辭書界為因應「辭書」的意義被王同億置換為「玩笑、謬誤、抄襲、商品」的危機，辭書界必須將辭書置回「莊嚴、權威、獨. 42. 王寧，「簡論辭書的創造性及其著作權：駁共識論與共同精神財富論」，頁 24~28。 43. 周明鑒，「慎選辭書！」。 44. 巢峰，「王同億現象剖析：在中國辭書學會專科詞典專業委員會首屆年會上的講話」，頁11~18。 45. 巢峰，「中國辭書界的『三大戰役』：打假批劣紀事及啟示」。以及轉載中華讀書報自2003年11月26日，餘傳詩，「辭書出版准入制勢在必行」，新華網。 <http://news.xinhuanet.com/book/2003~11/26/content_1199376.htm>.

(24) 128.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創、學術」的範疇之中。不容辭書的意義出現「延異」（differance），而要透過法、理將辭書「下錨」（anchorage）於意義的港 46. 灣，使辭書界對辭書的定義「自然化」（naturalizing）。具體方法則與學術界立場一致，除了辭書界的自我管理外，需由專家學者與國家機器製定規範，並透過傳媒廣為宣導。在前文中提到，王同億案件的審理，是由辭書專家參與司法鑑定，另外大陸的政府機構亦與辭書界合作進行辭書評審。並且由平面媒體大量刊載批判王同億的文章，亦可見辭書界重建規範的作為都已啟動。由以上所論可知，雖然辭書界有感於改革開放帶來多元化，致正、反事例紛呈，但他們並不因此鬆動辭書的標準，他們的改變是調整鞏固標準的技巧，亦即與國家機器合作，標舉辭書的固有標準，各種創新必須在規範下進行。對於不合標準，如王同億之類，則要在法律與輿論上打擊，法律的打擊必需與國家機器合謀，輿論的打擊必需與媒體合謀。由此可見，辭書界與學術界有其自己的利益，他們與國家和傳媒雖有交集，亦有差異。在輿論方面，辭書界與學術界也可自己努力，如針對「王同億現象」，共有三本專門文集，陳列了各種批評，強調了標準。所以其鞏固標準的技巧就是借力使力的結盟策略，主要由辭書界與學術界提供論述的內容，政法界與媒體界則提供傳送論述的力道與管道，雙方互相支持，打擊異己。. 46. Barker, Chris. (2003), pp.95~101.介紹了德希達（Jacques Derrida, 1930~2004）運用延異來說明意義在時間上的延宕，在語言結構空間中的差異，目的在強調符號不能完整的表示意義，總是有所彰顯有所偏蔽。另外，在Storey, John.著，李根芳、周素鳳譯，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頁119~129。以及Barthes, Roland. 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現代神話」，李福海、姜孝慈編，神話學（台北：桂冠，1997），頁187~191。提到：「下錨」與「自然化」，是巴爾特（Roland Barthes, 1915~1980）用以強調對延伸義的限制，並使人為建構的符號意義變成約定俗成、不證自明、自然而然。若以傅柯的角度來看，符號的意義本為「延異」，但特定的「權力-知識」策動後，產生「下錨」與「自然化」的效果。.

(25)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29. 四、政界與司法界定罪---強制力的施展政界的立場，基本上是在「科教興國」的邏輯上進行思考。科教與興國是一體兩面。在「知識經濟」時代，若高新科技能夠商品化，並利用知識易於傳播的特性，在發展中求均衡，達到共同富 47. 裕，則中共領導的正當性自然產生。如在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九屆全國委員會五次會議中，提出了「關於整治學術腐敗的幾點建議案」，希望由國務院交教育部研究辦理，建議案認為：二十一世紀是「知識經濟」時代，是科技與人才激烈競爭的時代，而學術腐敗，腐蝕了學術隊伍，阻礙了學術發展和人才成長，將遲滯民族復興與四化建設，強調不容再有「王同億現象」。因此「要把整治學術腐敗作為剷除整個社會腐敗的重要戰場，作為公民道德建設的先 48. 導，狠抓不放。」. 司法界也是本著「科教興國」的邏輯。王同億在司法上主要涉及了著作權的問題，大陸著作權法的宗旨是：「保護文學、藝術和科學作品作者的著作權，以及與著作權有關的權益，鼓勵有益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物質文明建設的作品的創作和傳播，促進社會主 49. 義文化和科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相關的訴訟與爭辯已如上述。不同的見解還有如大陸光明日報在2000年11月刊載了「創造的尊嚴：著作權法頒佈十年間有關案件當事人近訪」，該文訪問了王同億抄襲詞典侵權案的二審審判員陳錦川，他表示：「詞典編纂的. 47.「正當性」（legiyimacy）指統治者得到道德的認可，使被治者有服從的意願。或統治者可依此要求被治者有服從的義務。請參見Heywood, Andrew.著，楊日青、李培元、林文斌、劉兆隆譯，政治學新論（台北：韋伯文化，1999），頁 331。 48.「政協關於整治學術腐敗的幾點建議案」，人民網。<http://www1.people.com.cn/GB/ shizheng/7501/7505/20020310/683775.html> 49.「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中國知識產權網。<http://www.cnipr.com/zsyd/flfg/fl /t20020720_7069.htm>.

(26) 130.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規範化與抄襲問題的界定，是本案的核心問題」對於此一問題的司法見解已如上述。此外，陳錦川認為「原、被告的作品都是詞典，書名也相似---現代漢語詞典與新現代漢語詞典，被告通過非常小的勞動獲得利益，明顯採取既利用了別人的努力和成果，又通過新舊比較方式抬高自己，違反商業道德行為屬不正當競爭。」但原告沒有堅持提起這項權利的請求，基於法院不告不理的原則，未作深究，但他認為「原告如堅持請求，被告行為可以判定為不正當競爭 50. 行為。」此外，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在審判王同億侵權案時，採取由辭書界專家參與鑑定的法律程序，使法律判決與學術認 51. 定取得一致，辭書界與學術界肯定這是科學的辦案方法。因此，王同億的抄襲、搭便車的行為，侵犯知識產權，造成不公平競爭，對知識創新有消極影響，不利於「科教興國」。政法界在堅持規範的需要上，與辭書界有共同目的。政法界也是在劃定標準，且有強制的打擊效果，目的是在界定知識產權的歸屬，確定誰對於某些知識商品可以排他的行使權力。更深一層是展示了知識產權的劃界權、認可權是由國家機器排他的 52. 行使。這也是為何學術界與辭書界欲建立規範，均需爭取國家支持，由此亦可見大陸黨國權威的主導性。其他的社會團體，若想建立規範，就要依附於國家機器。因為知識產權的界定目前屬於國家職能，故知識產權的伸張首先是服務於經濟發展，而最終仍服務於國家利益，在此過程中辭書 50. 計亞男，「創造的尊嚴：『著作權法』頒佈十年間有關案件當事人近訪」，人民網。<http://www1.people.com.cn/GB/channel7/498/20001102/297120.html>該文轉載光明日報2000年11月2日報導。 51. 王寧，「簡論辭書的創造性及其著作權：駁共識論與共同精神財富論」，頁 24~28。 52. Foucault, Michel. 著，王德威譯，知識的考掘，頁48。論述中的「聲明」（statement）應有無限的可能性，但實際上「聲明」的數目有限，具稀有性，是因權力的意欲限制了「聲明」。.

(27)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31. 53. 界可以藉機爭取自己的利益。在此同時，國家機器欲打擊「王同億現象」，需要辭書界給予一套說詞，以便師出有名。雙方各有需索，所以國家與辭書界的合謀不必然會永遠維持，端賴國家在伸張其目標時，辭書界能否連帶得利。但是在「威權」（authoritarianism）政治條件下，傾向於鼓勵社會各團體想方設法，爭取與國家有一致的利益交集，國家借由施展強制力，產生了一種羅致諸力量的效果。五、媒體的傳播---複雜訊息的讀寫傳播媒體的角色最為複雜，傳播媒體作為一種具選擇性的傳送平台，在「王同億現象」中曾經傳播了下列的聲音：一、讚揚王同億，不論是在王同億於1990年代初次涉案前，還是王同億於2001年的復出，都有眾多媒體吹捧王同億，乃至於現在，還可見到殘存的正面報導。二、參與學術打假，有些記者在報導過程中，也參與了打擊「王同億現象」的行動，且卓有貢獻。三、批判「王同億現象」，有些是記者自己撰文批判，有些是報導辭書界、學術界、司法界的意見。以下舉例說明，其中最值得深究是第三種立場。至今殘存對王同億的正面報導，一種是宣揚王同億的奮鬥歷程，提到了王同億出身貧寒，憑著毅力考入了北京大學，努力自學，通曉13種語言，是中國的語言奇才，辭書專家，被載入世界名 54. 人錄。另外，王同億也曾是媒體吹捧的文化明星。如王同億曾請人在某報為他拍了一張他與他主編的書的合影照片，書累積起來也 53. 馬豔、楊小勇、龔曉鶯，知識經濟（台北：揚智，2003），頁187~196。知識產權是指人們利用自己的知識用腦力勞動所創造的智力成果依法享有的一種權利，它本質上是一種特定主體依法專有的財產權，而且因其權利客體為人類在科學技術、文化等知識形態領域所創造的精神產品這一特性，而成為一種無形產權。若能注重知識產權有助加速知識的創新、應用、人才養成、科技進步。 54. 請參見，李樹信，「當今世界四大語言奇才」， Line to Read Education。 <http://www.wodunet.net/article/show.php?id=422andtype=%CE%DE%C6%E6%B2 %BB%D3%D0>以及天津日報社，「辭書大王王同億」等報導。.

(28) 132.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55. 確實比他矮不了多少，號稱「著作等身」。王同億在2001年復出時，天津日報網有一篇名為「辭書大王王同億」的文章，強調了王同億總是受到保守辭書界反對，但仍不斷創新，該報導認為「作為一個知識份子，一個學者不斷進取的精神在他身上尤其突顯。」也指出學界在1990年代欲全面封殺王同億，種種批評已遠遠超出訴訟 56. 範圍，是「辭書編纂界裡很不正常的現象。」因此媒體一度與王同億過從甚密，這些報導產生不少宣傳效果，一時之間王同億名利雙收。有些時候，媒體主動加入打擊王同億的正義行動，參與了標準的製定與實踐。如前所述王同億在2001年復出時，出版了京華出版社的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且這本詞典稍後又由內蒙古新聞出版局以高級現代漢語大詞典之名出版，兩本詞典內容差異極小。此一重複出版案，就是由光明日報與中國新聞出版報記者親赴呼和浩特內 57. 蒙古大學出版社予以揭露，促成此書停售。又如新華網刊登，「購買辭書的十大方略」一文，提出1990年代起大陸出版界有所謂辭書熱，辭書眾多，優劣難辨，因此提出十大標準，包括：看是否為權威版本、從出版社鑑別、從作者鑑別、從編纂時間鑑別、時效性、性價比、釋義的正確性、檢索功能、權威機構評介、外觀。並 58. 推薦辭海、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中國大百科全書等著作。凡此均與辭書界立場一致，宣傳了主流論述。其中值得探討的是媒體最常扮演的轉述批判意見的立場。較有意思的例子是在2001年上海文匯報用半個版的篇幅，刊登了記者陳. 55. 楊玉聖，「學術腐敗現象與學術打假」。 56. 天津日報社，「辭書大王王同億」。 57. 莊建、郭曉虹，「出版者擔起社會責任：劣質詞典頻頻出籠引發思考」，光明網。 <http://www.gmw.cn/01gmrb/2001~11/30/05~AA8E53533CE11FD648256B14000197 B9.htm>該文轉載自光明日報。.

(29)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33. 熙涵的四篇評論文章，標題分別為「錯誤百出的『魔鬼詞典』」、「專家評點劣質辭書」、「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真面目」、「王同億其人」等一組文章。記者宣稱這些評論是依據中國辭書學會的國家級學術會議中的權威性意見而來。王同億認為，文匯報記者在沒有查證情況下，就刊出了這些文章，侵犯了他的名譽權、隱私權，遂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文匯報停止對他的名譽侵害，並要求賠款、道歉。最後法院認為該組文章是反映部分學者對新世紀現代漢語詞典一書質量的評價，並未對原告本人的人格進行攻擊、侮辱、誹謗，故不構成對王同億名譽權的侵犯，因此王同億各項要求被法庭 59. 予以駁回。. 此一案例包含了幾個層面，首先是辭書界的意見成為文匯報對王同億進行批判的依據，此一意見與批判又被司法單位肯定，而此辭書界的意見、文匯報的批判、司法的肯定，又被其他媒體播送出來。其間對王同億的負面報導被反覆重播、不斷加強。這又涉及許多共謀關係，首先是辭書界與媒體的共謀，接來是媒體與司法的共謀，最後才是由另一些媒體將辭書界、媒體、司法界的一致立場傳達出去。批判的聲音，可零售，可批發，產生各種有助主流的宣傳效果。由此例可見，經由媒體對王同億進行批判的方式是複雜的，可由媒體直接進行批判，可由媒體轉述辭書界、司法界意見進行批. 58. 新華讀書周刊社，「購買辭書的十大方略」，新華網。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book/2003~10/31/content_1152538.htm>所謂「性價比」據該文指出，是評價收字詞的質與量與其價格的比例，而好的辭書，不會提高定價謀取暴利，不會販賣錯別字。公式為：「字詞量×（1~差錯率）/定價=性價比」。該文並舉例：辭海為1,983萬字，定價 490元，差錯率為0，則1,983/490=4.04萬字/元。 59. 請參考北京娛樂信報社，「詞典出版被評水平太低作者為名譽打上法庭」，北京新聞網。<http://www.beijing.org.cn/3925/2002~5~26/60@259568.htm>以及王薔、立夏、劉燕晨，「魔鬼詞典主編訴名譽侵權被當庭駁回」，北京新聞網。 <http://www.beijing.org.cn/3925/2002~6~21/178@297484.htm>.

(30) 134.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判，也可由媒體經由選擇性報導擴大批判的效果。媒體角色多樣，是因為它是一個有選擇性的傳聲筒，而選擇的標準是基於媒體對市場需要的解讀。因此，在「王同億現象」中可見，媒體傳送的正面、負面等等的多元意見，陳列出各界多頻道的聲音，繪製出消費者可以各取所需的「王同億現象」，以滿足社會的不同口味。特別在前文已指出，消費者、讀者有其能動性，可能會挪用、選擇、反抗、接受媒體的訊息，最終總是不可能統一的再現「王同億現象」。媒體在與讀者的互動中，建構也解構了「王同億現象」。因此雖然大部份情況下，媒體是與辭書界、政法界共謀，以較大篇幅傳播了他們的聲音，但傳媒終究是傳媒自己的傳聲筒，為求最大幅度滿足消費者的多元口味，進行多元報導，產生既建構又解構的效果。辭書界與政法界合作所雕塑的「王同億現象」，經過媒體書寫的複雜訊息，與讀者的能動閱讀，可能產生難以預期的效果。六、多元論述的集體創作（一）、王同億的景觀化與「王同億現象」的建構以上的探討呈現了幾種主要論述如何談論與建構「王同億現象」。單就平面媒體上表現而言，辭書界、學術界、司法界、政界、媒體在「王同億現象」中合謀，王同億自己與另類聲音則各自扮演了小小的反襯角色，多元論述完成了符合主流立場的集體創作。合謀者彼此借力使力，進行結盟，包括由辭書界提供批判內容，法政界提供制裁的武力，媒體界提供傳播的平台，王同億等不合主流規範的混亂躁動則扮演施力的對象。但合謀者的立場未必完全一致，其中也有矛盾、差異，較顯著的是辭書界與司法界、媒體存在著差異，而媒體什麼都報的立場，則與辭書界有著較大的矛盾。如前文所述，辭書界會發出正義之聲，起因也是王同億由媒體 60. 暴得大名，辭書界也曾指責媒體作了不適當的報導。而王同億等.

(31)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35. 亦不必然如主流陣營所設定的束手就擒、俯首認罪，他們仍負隅頑抗。分析主流立場打造的「王同億現象」之詞與義，辭書界將之界定為「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指的是王同億著作中涉及不符學術規範、違反法律的手法與技巧。王同億著作中的部份技巧，並非著作中的全部技巧，而技巧只是完成著作的環節之一，況且辭書常為多人合作，亦不一定能等同於王同億個人之作，是故「王同億現象」指涉的僅是王同億生命中的一部份。同時，「王同億現象」又指涉了遠大於王同億個人，發生在辭書界形形色色、千差萬別的「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因此，王同億部份的行為被局部放大後，再進一步與社會上類似的行為關聯起來，並統一由王同億來代表。「王同億現象」與「王同億」之間，有著既「大於」又「小於」的「不等於」關係。主流立場為何以偏蓋全的解讀「王同億」，同時又以偏代全的建構成「王同億現象」，關於「王同億」被用於「王同億現象」中 61. 的手法，可借用巴爾特的神話學構思，分析如表1，王同億成為直述義與延伸義的交集與媒介。在語言層面，「王同億」是有具體意義的。在神話層面，「王同億」只是無意義的形式。在意義與形式、實與虛之間，主流立場向存在於語言層面的「王同億」借力， 60. 巢峰，「王同億現象剖析：在中國辭書學會專科詞典專業委員會首屆年會上的講話」，頁11~18。 61. 有關「神話學」（mythologies）與本文之表1，請參見Barthes, Roland著，許薔薔、許綺玲譯，「現代神話」，頁169~222。巴爾特稱語言層面的符號為「意義」，當它提升為神話層面的能指時稱為「形式」。表1中所謂「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是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分析語言的兩個概念。他認為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其構造是由能指和所指兩部分組成。所指就是概念，能指是聲音的心理印跡，或音響形象。而能指與所指的對應關係具有任意性。請參考，Saussure, Ferdinand de. 著，高名凱譯，「普通語言學教程」，江怡主編，理性與啟蒙：後現代經典文選（北京：東方出版社，2004），頁87~101。.

(32) 136. 東亞研究 EAST ASIA STUDIES. 2005年1月第三十六卷第一期. 將王同億的原初意義掏空後，轉為辭書偽劣假冒的代名詞，以建構神話層面的「王同億現象」。一方面將王同億擬物化、現象化；一方面將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擬人化、具體化，兩方面互相註解、引證。透過主流聲音的全力放送、一再重播，達到神話層面置換語言層面的效果。「王同億」也就被主流立場選擇性的閱讀，並被歸類於負面案例，再進一步作為同屬此類事例的代言人，成為供人流覽的景觀，在「王同億」參與下，打造了「王同億現象」。. 確實在眾多對王同億的批判中，批判者都針對著他那些有問題的著作進行抨擊，而不會去挖掘王同億的人格特質、出身背景、過去著作等，不管是基於道德操守或怕被控告，總之都謹守著所謂「對事不對人」的份際。但在媒體一面倒的播報，並出版三本文集加以總結，一再重播「王同億現象」就是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 62. 虛作假之時，王同億這個人的完整的歷史也就難被重視。據傳他過去也曾受鄧小平鼓勵，據傳他過去曾對中國辭書界有改革之功， 63. 恐怕也就只好被主流的批判之聲淹沒。是故，王同億個人作品的. 其中一部份問題，被選定為攻堅目標後，被抽象化、符號化、標本 62. 筆者為撰寫此文，利用google網站搜尋、閱讀大量關於王同億事件的報導，具有讚揚性質的不出五篇，即使以本文直接引用的二十篇報導，其中具讚揚性質的只有3篇。 63. 李樹信，「當今世界四大語言奇才」；以及天津日報社，「辭書大王王同億」。.

(33) 後社會主義時期大陸國家權力的增長：「王同億現象」的建構歷程. 137. 化、景觀化、非人化為「王同億現象」，成為一個傳達負面與禁制意義的社會奇觀，供人觀覽。（二）、「王同億現象」的傳播與自然化打造了「王同億現象」一詞後，它之所以能夠迅速傳播，並吸引各方人士談論，有幾個原因：第一，他的作品特別不合乎辭書界規範，這個層面有利喚起辭書界集體批判。第二，王同億在一向莊嚴的辭書中放入笑話式的內容，由反差製造的笑果，較易為群眾談話之資，在這個層面上，有利向群眾宣傳王同億的劣蹟。第三，王同億早已是媒體寵兒，樹大招風，易為媒體追蹤報導，這個層面有利吸引媒體報導。第四，辭書假冒偽劣者眾，王同億是已受到辭書界、司法與行政制裁的案例，表徵了邪不勝正，這個層面是警告多數漏網的偽劣辭書。第五，「王同億現象」列舉了「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三項內容，「列舉」（enumerate）有分類與排除的效果。故一方面「王同億現象」表現了分類的效果，對各種不規範行為有較強的概括力，易於指稱各別的不規範，方便使用。二 64. 方面在排除的意義上，有縮小打擊面，擴大朋友面的效果。第六，更重的是因為以「守法的正常人」為主體現代社會，為求在權力與知識上完全宰制「不正常的犯罪分子」，除了「就事論事」的懲罰犯罪行為外，又因為「事都是人作的」，要求深入瞭解犯罪者，因此媒體詳細報導了王同億的違規行為、懲罰過程，滿足大家 65. 一窺究竟的欲望。因此，「王同億現象」在公之於眾後，受到廣泛的關注、各方的品評。從此，「王同億現象」就與「抄襲剽竊、粗製濫造、弄虛作假」. 64. Laclau, Ernesto., and Mouffe, Chantal. (2001), pp.62~64.指出了列舉的政治行動效果。列如共產黨基於不同的政治需要列舉人民的階級組成。 65. Foucault, Michel.著，劉北成、楊遠嬰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頁 250~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