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殖民批評:從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到巴芭(Homi Bhabha)

22  71  Download (0)

全文

(1)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後殖民批評:從史碧娃克(Gayatri Spivak)到巴芭(Homi

Bhabha)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4-H-004-005-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計畫主持人: 宋國誠 報告類型: 精簡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1 月 14 日

(2)

後殖民批評─從史碧娃克到巴芭 精簡報告 一,前言 史碧娃克 1942 年 2 月 24 日生於印度西孟加拉省的加爾各答(Calcutta),一個 穩固的都市中產階級的印度教家庭。在階級屬性上,史碧娃克屬於印度受教育的 上流社會,在世代上,屬於印度獨立後第一代知識份子。1959 年,史碧娃克以 名列該校第一名的成績畢業於加爾各答大學英語系。與薩依德不同的是,史碧娃 克的早期教育並不是在「親西方貴族學校」養成的,而是本土教育的,這意味在 留美之前的求學經驗對史碧娃克而言是多元而複雜的。史碧娃克的啟蒙業師多是 「本土異教徒」,也就是在階級地位上「低於」史碧娃克本文的「印度庶民階層」。 這些情境說明了史碧娃克的啟蒙階段,處於西方(英國)殖民文化、本土庶民、異 教徒、階級分層等等不同的文化衝撞與交溶之中。 1960 年代期間,史碧娃克借錢前往美國康乃爾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史碧娃 克回憶道,她之所以進入「比較文學」這一領域,乃是因為該系是唯一能夠提供 她獎學金資助的科系。1974 年,在著名的解構主義文論大師保羅.德曼(Paul deMan)的指導下,完成了題為《我自己必須由我重新塑造─葉慈的生平與詩》 (Myself must I Remake: The Life and Poetry of W. B. Yeats)的博士論文。史碧娃克 說到,在她作為保羅.德曼的學生時,德曼還沒有閱讀過德里達的著作,而她自 己在 1965 年前往愛荷華大學任教時,也還不知道 1966 年霍普金斯(Hopkins)關於 結構主義論戰的著名會議。1967 年,史碧娃克購得達里達的《論文字學》一書, 並開始著手翻譯。在此期間,她與一個美國人泰伯.史碧娃克(Talbot Spivak)結 婚,但這場婚姻最後宣告失敗。在翻譯過程中,史碧娃克為《論文字學》作了長 達 79 頁的「譯者序言」(translator’s preface)。這篇序言,不僅使史碧娃克開始受 到重視,她的寫作風格被譽為「為序言寫作建立了一種自省性(self-reflexivity)的 新典範」, 並且被視為「絕對的無法閱讀」(absolutely unreadable),但卻使德里 達的作品更為有趣1 當史碧娃克以一位後殖民理論家而聞名全球學界時,史碧娃克把自己形容為 一個「跨行的倫理哲學家」(para-disciplinary, ethical philosopher),儘管她的理論

招牌向來被稱為「應用解構主義」。史碧娃克以翻譯德里達的《論文字學》一書 並為該書作了長篇序言而被西方所稱譽。儘管史碧娃克的作品鬆散而不成體系, 但她主要的批評事業依然清晰可描:她運用了解構主義的策略,對各種文本進行 理論介入和文本分析,範圍則從女性主義、馬克思主義、文學批評,再到後殖民 主義。 就連史碧娃克的寫作風格本身也具有「解構式的片段性」。在她嚴謹而充滿 1 http://www.emory.edu/ENGLISH/Bahri/Spivak.html

(3)

辛辣口味的理論寫作和公開訪談之間,存在著某種明顯的裂縫,並且在這種縫隙 中面對相同的議題進行一種親身性、直率式的扭打。在批評風格上,通過一種真 實的解構風格,一種直率的文本分析,薩依德所說的「對位式」(contrapuntal)閱 讀策略,在她身上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和鞏固。 二,從達里達到史碧娃克 史碧娃克致力於一種「異質性的文化詮釋」,正如在柯林.麥克凱伯(Colin MacCabe)為史碧娃克的《在他者的世界:文化政治論文集》(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一書所寫的序言中所指出的,展開於史碧娃克面前的 第一個理論課題是:在制度化的矛盾網絡中進行一種文化理解,以便更好地理解 文化與文化詮釋的關聯性,以及那些如何塑造了我們生活的(文化)實踐2 然而,在史碧娃克看來,她深感當代建制化的學院體制已經無法回答當前最 緊迫的全球性問題,即使許多最激進的批判也還只是停留在一些建制化的「術語」 之上。因此,史碧娃克的主題是更為寬大的,她所關切的論題是:學術的微觀政 治以及帝國主義宏觀論述之間的關聯性。但是史碧娃克又強調,這種關聯性長期 以來一直是一個「沒有主題的論題」,一方面,它缺乏可供閱讀的讀本,缺乏導 讀式指引,一方面也沒有參與這種探討的機會。這種關聯性,一方面很難依據現 有的主題分類而加以定位。很難將這個論題掛在現有的主題論別上,(例如如何 在經濟理論中進行文學性的批評呢?)一方面也很難將它直接歸類於已經定型了 的馬克思主義、女性主義、解構批評等等理論之中3 作為德里達解構主義在北美地區主要的傳譯者,史碧娃克的「解構批評」是 相當誨澀而複雜的。基本上,史碧娃克並不喜歡一種閉鎖式的派系立場,也不喜 歡任何「放之四海皆準」的理論戒律,而毋寧喜歡一種遊擊式、移動化和隨機性 的動態立場,也就是一種不斷變換理論位置,在各種理論中進行「互為質疑」 (inter-interrogative)的態度。在談到對待女性主義的立場時,史碧娃克說道:「我 本人專注於從不同國家的女性主義文本解讀出背後的生產支配作用和剩餘價值 的實現」4,在此意義上,史碧娃克一方面比德里達更「德里達化」,或者稱之為 「左翼的德里達主義者」或「馬克思主義的解構主義者」。然而,一方面,她似 乎自我警惕地避免德里達那種對文字蹤跡遊戲無止境的偏好,一方面又擔心解構 主義陷於自我停滯以致形成另一種「建構性的結構」,因為真正成功的解構策略 應該具有「永遠延異」(forever deferred),而不只是作為一種另類的形上學而將 自身封閉在自己所質疑的形上學領域中。在史碧娃克看來,德里達的「延異 (difference)∕書寫(writing)∕蹤跡(trace)不過是對知識與遺忘之尼采式遊戲 2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ix.

3

Gayatri Spivak,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x.

4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3.

(4)

( Nietzschean play)的含蓄表達5。因此,解構應該作為一種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在 面對自我固化於真理之路之可能性的危險中,依然要保持自我戒慎的清醒意識。 在某種意義上,史碧娃克選擇解構主義作為她的學術底盤,不只是因為解構 主義是當代一股思想熱潮或理論銳器,更主要的是因為史碧娃克出身於第三世 界,以及她致力於將第三世界從西方「認識論囚牢」和「論述暴力」下解放出來 的決心與努力。因此,僅管在西方(特別是美國)享有盛名,但史碧娃克的寫作場 域始終以「遊離西方教學體制之外」姿態而立足於第三世界。對於史碧娃克來說, 從處在新殖民主義堡壘內部來「遠視」第三世界,第三世界既非一個地域之稱, 也不是個文化之名,而是一個「能指」(signifier),用來指稱一個在西方自認正確 的自我判斷下被「非理論化」(nontheoretical)的世界。從文學的世界發展來看, 第三世界是一個遙遠的、雖然受到剝削但仍然擁有豐富而有待重新發現、闡釋之 文學遺產的世界,但是,從史碧娃克作為一個文學教師的角度來看,儘管在當代 第三世界文學極大地豐富了當今西方的英語翻譯文學,但西方文學界不僅始終把 第三世界文學視為一個「他者」,一個外來的補充者,從認識論的高度來說(套用 海德格的專門術語),西方始終在固守「白人文學王國」前提下,刻意抹除或消 解「第三世界的世界性」,亦即無視於一種「不完整∕非白人」的第三世界存學 在「文學的世界化」過程中的地位。 三,史碧娃克與「後殖民女性主義」 史碧娃克致力於「後殖民界女性主義」的探討,她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有兩個 方面,一是透析西方女性主義作品對第三世界婦女的「再現」方式,一是通過對 第三世界女性文本的解構式閱讀,來發掘第三世界女性的「臣屬性」和「消音化」。 作為一種閱讀實踐,前者達到了對西方女性主義「帝國意識」的再顯化,也就是 揭露出西方女性主義在再現第三世界婦女時,對「西方婦女」這一優越主體的自 我建構歷程,後者則達到了對第三世界婦女歷史邊緣化和性別雙重壓迫的批判。 可以說,史碧娃克的女性主義具有「高度的超越性」,為當代「解構主義女性批 評」開出嶄新的批評場域。 四,對西方女性主義的批判 (一)解構形態學 史碧娃克的「後殖民女性主義」有她自己獨特的方法和立場。就方法上來說, 史碧娃克採取的是尋求第三世界婦女「自我再現」與「自體發音」的獨特路徑, 以及探索西方女性主義理論內部的帝國主義共謀成份和白人女性霸權的隱蔽元 素。就立場上而言,她採取的是一種她自稱為「策略性本質主義」(strategic 5

Gayatri Spivak, “Translator’s Preface” in Jacques Derrida, On Grammatology,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 xlv.

(5)

essentialism)的態度,一方面她不承認存在著一種跨種族、跨國界之女性本質的 原生屬性,在這方面她對於西方女性主義理論意圖竊占第三世界婦女發言位置, 意圖以西方女權運動經驗來「同質化」第三世界女性之生活經驗的傾向,採取了 激烈的反對態度。另一方面,史碧娃克高度強調重新占有女性身體經驗和重新建 構女性論述的必要性,在這方面她非常重視對女性文本的閱讀,從中尋求一種適 應於第三世界婦女現實處境的闡釋模型和發音位置。綜合來說,史碧娃克以批判 「西方人文論述中女性地位的『缺場』」和「揭露女性歧視之意識形態的生產」 兩個路徑,來探討後殖民理論中的女性議題,並力圖重建第三世界婦女的「自述 權」。史碧娃克為後殖民女性批評提供了這樣的使命:女性主義要在歷史中提供 「證據」(evidence),以新的素材對「男性書寫」進行修訂與重估。除此以外, 還必須通過對歷史中的女性寫作和女性處境進行深入研究,以便在一般社會生產 和意識形態生產中把握文學生產中的特定因素6。換言之,史碧娃克不僅致力於 批判「父權中心論」的西方男性文本,也致力於批判批判西方女性主義對第三世 界女性的書寫。 在「女性主義與批評理論」一文中,史碧娃克首先指出,她無法一般性地討 論女性主義,而是只能探討一個女性文學批評家可能的作為或努力。史碧娃克旨 在強調,論述者應該警惕自身所處的「論述位置」,而如果要從史碧娃克所處的 論述位置並且從此一位置來對「女性」進行定義,那麼只能說「女性」的定義是 坐落在她所棲身的文學批評體制內各種文本對「男性」這一詞語的定義之中,換 言之,「女性」這一詞語是相應於「男性」這一詞語而被定義的。 如果不是庸俗地看待史碧娃克對「女性」定義問題的討論,史碧娃克的說法 絕不是指女性對男性的附傭性或從屬性,而是從解構主義立場對「定義」 (definition)提出如下的質疑: 第一,從解構主義的基本觀點來看,任何「定義」都是不可能的。這種不可 能一方面來自於「定義」這一行動,始終是建立在「對非定義的排除」,始終是 一種在二元對立結構下進行本質主義對抗的行動。對於一個信守解構主義的批評 家來說,對「女性∕男性」這一對立用語不斷進行解構下去的結果,最後將發現 這兩個「對立元」(binary opposition)不過是在位移自身(displace itself)。這種「位 移」(displacement)不過是一場不斷通過排除對方的本質以確立自身之本質的無止 境的運動。在史碧娃克看來,「男性」這一詞語就是一個「本質性定義」,它就是 依賴不斷地對「女性」的非本質性界定,取得了自身的定義。甚至說,在一般的 語意上,男性這一詞語從來就不只是「某個詞」(a word)而已,而是「這個詞」 (the word)。因此,就男性這一「定義他者的定義者本身」而言,定義女性從來 就沒有離開男性這一詞語的視野,也就必然走向「被男性這一詞語定義下的無本 質狀態」。 第二,人們對於詞語的運用,基本上就已經在這個詞語「所被」包覆的語言 6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1.

(6)

體制中運用這個詞語,對詞語的運用首先是通過語言系統對此一詞語的建制法則 和倫理規訓的脈絡下來運用詞語,因此,一旦進入一個「定義性」的語詞,就意 味著早已進入這一語詞的定義法則。除非我們能夠理解整個文化系統和與言規訓 自身的定義法則,否則根本無法真正理解詞語本身的定義。換言之,說女性這一 詞語是依賴於男性這一詞語而獲得定義,是指女性在當今的論述系統中「缺乏」 自身的定義,如果一定要定義女性,那只有不斷重覆和再製無數的對女性的「宰 制性定義」。 史碧娃克實際上指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題,在當前的「人文論述」(human discourse)下,文學作為人文論述領域的一部分,它恰恰不同於一般尋求「問題 之解決」的人文論述,它恰恰不是一種走向尋求某一情境之最終真理以尋求問題 之解決的方案。在文學論述中,存在著一種遊離問題之外的表演作為解決之方式 的特性(a playing out of the problem as the solution)7,這意味著,問題的解決存在

對問題的論述之中。因此,尋求一種適合於女性問題的解決,就意味著如何認識 當下人文論述是如何「論述著」(discoursing)著女人,以及如何重建「女性論述」。 對於人文論述之構成的進一步理解,以及如何提出對一個「建制化論述」 (established discourse)的有效質疑,史碧娃克進一步作了申論。人文論述通常是 由三個相互轉換的概念所構成:語言、世界、意識。我們所知道的世界無一不是 組成為語言的,這意味著不是用語言組成的就不是我們所能認識的世界,我們所 運用的意識也無一不是像語言一樣構成的,這又意味著不能結構化為語言的意識 是我們無法操作的意識。史碧娃克指出,「我們不能占有這些語言,因為我們同 樣被那些語言所操縱。因而,即便語言本身是由世界和意識所決定的,語言的範 疇卻也包含著世界和意識的範疇」8。這就是說,我們總是在一種已經被形構化 (configured)的語言世界中進行「控制性的言說」,因而論述者往往已經是個自己 未曾或未能時時查覺到的被操弄的論述者。 控制性言說是通過人類的「語言生產」(production of language)而形成的。史 碧娃克指出,要想對這種語言生產的控制力提出質疑,最好的手段就是「寫作」 (writing)。這裏所說的寫作,當然是指「解構主義式」的寫作,實際上更是指以 修正(revise)和重估(reassess)為目的的「重寫」(rewrite),它包括重新閱讀過去的 女性寫作,以及對婦女當前處境的深入研究。重寫,意味著將「已知」和「未知」 的界線加以模糊化,運用「在場」與「缺場」的交互對峙,使某種確定的人類文 本性(human textuality)重新被懸置在知與未知的擺盪之間。這種立場,就是前述 所說的遊擊式、移動化和隨機性的立場,它所生產出來的文本自然也是一種「解 構文本」,這種文本將產生與某種規訓意識不相容的、足以擺脫定義之任意性與 暴虐性的牽制力量,而這正是解構批評的力量所在。 根據這一立場,史碧娃克對任何單一性的宏大論述提出質疑,特別是「男性 7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77.

8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p. 77-78.

(7)

宏大論述」提出了挑戰,而遭受到史碧娃克以女性觀點挑戰的,就是馬克思主義 和佛洛依德的精神分析。在史碧娃克看來,馬克思主義和佛洛依德學說是至為重 要的,「它們的立足地和理論基礎左右了(operate)我們關於世界與自我的觀念」9 馬克思的著作是一系列以歷史與社會為對象進而被讀作關於「生產力與生產關 係」之動力與動態過程的文本,佛洛依德則是以自我為對象進而被讀作關於自我 與世界之關係的文本。兩人的全部作品構成了當代關於「總體歷史」和「個體生 命」最主要的人類論述。但是,女性─它作為一種被扭曲的性別議程─在這兩大 論述中從來沒有占據應有的地位。 在史碧娃克看來,無論是馬克思以「世界」為對象還是佛洛依德以「自我」 為出發點,但都是以一個統一化的「男性」為概念,並將「男性」視為一個具有 超性別、超種族、超階級之普遍性外觀的概念,視為已生產、生產中或接受中的 文本意識。然而,這種試圖將「女性∕性∕性別」的諸多差異簡化成某種超越性、 經驗性的「模型論述」,註定是要失敗的。史碧娃克說道:

他們的確是根據某種「論據型模式」(a mode of evidence and

demonstration)來提出論點的。但是他們的論據來自於「男人的世界」 (the world of man)或「男人的自我」(man’s self),並由此而證明有關 世界和自我的某些特定真理。恕我直言,他們賴以描述世界與自我的 論據並不充分10。 儘管史碧娃克高度肯定馬克思主義的人道主義關懷,但在對待女性議題上, 馬克思的理論是「不周延的」(inadequate),因而有必要對作為馬克思主義文本之 基礎的生產理論和異化理論進行修正。史碧娃克指出,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理論的 三個類型(使用價值、交換價值、剩餘價值),忽略了「婦女是源源不斷地為擁有 她的男人帶來剩餘價值的一大泉源」,或者說,「婦女成為擁有她的男人的資本家 從中榨取剩餘價值之主要來源」這一事實,並沒有得到馬克思應有的重視。換言 之,馬克思並沒有考慮到婦女「家務勞動」在價值生產上的意義和重要性。這樣 的忽略,不僅是因為馬克思始終把價值定義在「交換」的範疇上,一種為謀取工 資而出賣勞力而生產出能夠在市場上進行商品交換的那種勞動力價值,也就是 「工資勞動」的價值。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勞動概念始終是「資本主義勞動」, 傳統社會中那種「自己自足」式的、個體化的具體勞動,始終被馬克思認定為已 被歷史所淘汰的前資本主義勞動。在此意義下,婦女的「家務勞動」既非資本主 義勞動,亦非市場交換的勞動,婦女在家庭中一切的勞務支出僅僅作為一種「補 充性∕無償性」的勞動,被完全排除在現代社會勞動的視野之外,進而被界定為 一種「無價值的勞動」。 9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1.

10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78.

(8)

對馬克思主義文本的解構式閱讀,這種在敘事上對女性價值的抹除,應該使 我們對馬克思的歷史文本提出質疑。在史碧娃克指出:「即使不把婦女勞動看成 資本主義工資制度下的商品勞動,但至少人們可以質疑婦女為家庭和丈夫所付出 的無償勞動,到底應該具有什麼使用價值?婦女要求將自身的勞動屬性併入工資 勞動的範疇,對此究竟應該是給予譴責還是給予鼓勵?人們應該如何抵制被男人 普遍接受的觀念,即僅僅認為「工資」才是價值生產的唯一標誌?意圖阻止婦女 進入資本主義經濟體系意味著什麼?是否可以認定馬克思主義不過是一種男性 沙文主義的宏大敘事」11 史碧娃克指出,「馬克思通過『外化』(externalization)和『異化』(alienation) 概念,說明了在資本主義體系中,勞動過程將自身與工人外化為商品,這使得人 類和他自身以及作為商品的勞動成果之間形成了一種創傷關係。正是這一套論 述,構成了馬克思所有文本之倫理訴求(ethical charge)的基礎」12。然而,在史碧 娃克看來,作為人類「第一生產力」─人類生產自身的生育勞動,也就是始終應 當作為人類關係之基本動力的「婦女身體勞動」,卻遭到忽視和省略。換言之, 人與其勞動產品的關係首先應該是「母子關係」,也就是母親以子宮作為生產工 具的母親關係(婦女與親子的關係)。但僅僅因為婦女的生育勞動被歸類為「非社 會性」的家庭勞動─一種私領域中的個體勞動,卻使婦女的生產地位完全被抹 煞。史碧娃克說道: 從生理、感情、法律、習俗和性情來看待婦女的產品,也就是孩子, 馬克思關於人類生產、勞動和財產的之關係的圖象,是不完整的。婦 女的子宮,就其擁有生產過程的實體地位來說,就足以將婦女置於生 產理論的啟動者地位。馬克思關於外化─異化的辯證法,以及後來被 教條化的理論公式,並沒有將一個關於產品和勞動的基本人類關係考 慮進去,因而是不週延的13 史碧娃克旨在說明,在馬克思關於「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價值類型 中,偏偏就是沒有納入婦女「生育勞動」所生產的價值。婦女生育的產品─嬰兒, 既不是單純具有提供消費的使用價值,也不是進行市場交換的商品價值,那麼應 該怎樣界定婦女的生育價值呢?應該說,婦女的生育價值是一種更為根本的、作 為價值之價值的「人的價值」的再生產,這種價值是作為「生產了具有生產力價 值的生產者」的形態而獲得體現的。另一方面,馬克思的剩餘價值理論首先是建 立在工人基本生活費用與生產力潛在價值之間的「差額」來計算的,這種差額也 是作為一種「預算」(original calculation)在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後演化為「利潤」 11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79.

12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79.

13

(9)

的。然而在史碧娃克看來,當考慮到生育和養殖孩子這一價值時,乃至進一步估 算到生育價值是通過「生育生產者」這一固定資本逐漸轉化為商品生產價值時, 這就導致一種與馬克思所設想的不盡相同的「原始積累模式」。換言之,當人們 導入婦女的生產價值時,人們不僅發覺馬克思的剩餘價值剝削理論「遺漏」了對 婦女生育價值的「排除性剝削」,同時也會改寫馬克思關於「工資∕勞動」的價 值公式。 在對佛洛依德的批評中,史碧娃克同樣批評了佛洛依德和馬克思一樣,「避

談子宮作為生產場所(a place of production)的觀點」14。史碧娃克指出 :「佛洛依

德對女性本質的定義是「陰莖嫉妒」(penis-envy)。在《精神分析引論新編》中, 佛洛依德將性自覺以前的小女生定義為「小男孩」,然而正如依莉格瑞(Luce Irigaray)所指出的,女性之本質是在「缺乏陰莖」的範疇下被定義的,為何佛洛 依德不考慮到小女孩的陰門(vulvar)、陰道(vaginal)、子宮(uterine)等等階段?為 何佛洛依德忽視了孩子在子宮器之中的生產?史碧娃克斷言,女性的子宮向來被 定義為一種「缺」(lack),這是因為男性總是通過將女性定義為缺來彌補男性自 身的缺。為什麼人們總是說男人給了女人一個孩子,卻不說實際上是巨大的子宮 在千萬個微小的精子中進行篩選(selecting)呢,而且這種篩選還必須依賴於女性 生理週期的有效性」15。在此意義下,史碧娃克指出,「既然我們承載著子宮並 且被子宮所承載,我們不僅可以「重寫」(re-formulate)關於「男性給出一個孩子」 的陳述,也完全可以提出「子宮嫉妒」(womb-envy)作為補充,這意味著在佛洛 依德理論中「被閹割」的女性性徵,必須重新顯示出來,以作為女性論述建構的 必要前提」16。史碧娃克說道: 我們在重寫佛洛依德時所面臨的任務,並不僅僅是闡述我們對「陰莖 嫉妒」觀點的拒絕,而是要證明「子宮嫉妒」觀念的有效性,證明「 子宮嫉妒」與「陰莖嫉妒」是兩個互動概念,它們共同決定著人類的 性本質以及社會的生產17

陰蒂論述(the discourse of the clitoris)是史碧娃克試圖建立「女性論述」的重 要概念,但也遭來一系列的反駁。對於一向主張不需要男性陰莖也可以獲得女性 自體歡愉的女同性戀女性主義者(lesbian feminist)來說,陰蒂論述不過是一種把陰 蒂視為「小陰莖」(little penis),重覆了佛洛依德「陰莖∕授精(phallus∕semination)」 觀點下,把子宮視為陰莖延續再生產的工具而已。另一種觀點則批評陰蒂論述充 14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0.

15

Gayatri Spivak, “Unmaking and Making in To The Lighthouse”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45.

16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1.

17

(10)

滿了太多「生理幻想」(physiological fantasy)。史碧娃克宣稱,陰蒂論述正是為 了去除一種將女性視為「異性」─異於男性之他者性─的觀點。陰蒂論述作為一 種「互補論述」,除了旨在批判女性不應作為男性之生理從屬物之外,還在闡明 女性在生產和實踐領域中「超量勞動」的不利局面。換言之,陰蒂論述不僅要扭 轉生理意義上女性作為男性「延伸工具」的屈從性,更重要的是重建女性在社會 生產領域的主體性和優先性。 對史碧娃克而言,解構閱讀目的旨在建立一種「顛覆∕移置的解構形態學」 (reversal-displacement morphology of deconstruction),藉此辨視歷史運動中「利益」

分配的不均衡性18。這種閱讀策略需要借助理論之間複雜的相互滲透,需要借助 對知識形構之生產過程的敏銳洞察。通過將歷史與政治導入精神分析的女性主 義,通過將經濟文本導入馬克思主義的女性主義,將使我們藉由重新掌握殖民主 義精神分析和凸現新帝國主義操作技巧,而得以建立一種含攝了種族、階級與性 別向度的後殖民女性主義。史碧娃克指出,婦女勞動始終是歷史各階段延續下來 的社會生產形式,但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使女性的勞動始終被視為無庸置疑之「無 償勞動的範例」(example of zero-work)?在此意義上,解構閱讀意味著堅決抵制 涉及種族、階級、性別等等議題上「本質先於存在」的決定論,以及深入解讀那 些充當「區分差異」的知識判斷和隱蔽性的倫理∕政治建構。 (二)重讀西方女性文本 重讀西方經典作品,是後殖民批評一個鮮明而重要的策略,對史碧娃克而 言,要想揭穿帝國主義體制背後的意識形態和權力機制,就必需首先呈現此一機 制的敘事形態和再現模式。因此,「重讀」(re-write)應該以另一個改編的字彙(大 寫的)“Re-write"來表達,它不只是「重新閱讀」而已,而是「重新顯示」(re-present) 文本背後的社會資本和歷史權力。 史碧娃克的「三個女性文本和帝國主義批判」一文,可以看作是對愛德華. 薩依德(Edward Said)《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回應式、 接續性的寫作。如果說薩依德是通過對 19 世紀西方「男性小說」的閱讀來批判 西方文學與帝國主義的共生關係,史碧娃克的這篇論文,則是通過對 19 世紀西 方「女性小說」的解構閱讀,揭露西方女性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共謀策略。 正如薩依德所言,沒有小說,就不會有歐洲帝國主義,沒有帝國,就沒有我 們所知道的歐洲小說,史碧娃克也指出,(西方)女性主義的批評傳統,從它興起 那一天起,就始終與西方文化再現的社會使命─帝國主義的宣揚和擴散─有著密 不可分的關係。換言之,如果不能理解到帝國主義在英國歷史上重大的社會和文 化作用,那麼試圖解讀英國19世紀文學是完全不可能的。在史碧娃克看來,如果 再把女性主義作品中關聯到對第三世界的敘事考慮進來,那麼諸如如何暗自通過 推崇女性主體、女性價值的偶象化,來偷運帝國主義文化意識的種種作為,就會 18

Gayatri Spivak, “Feminism and Critical Theory,” in In Other World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1988, p. 84.

(11)

昭然若揭,史碧娃客說道: 特別不幸的是,女性主義批評以其興起的觀點複製了帝國主義的原理 。對歐洲和英美女性主題文學孤芳自賞式的的崇拜,確立了一種高等 的女性規範。這種規範受到了一種對於第三世界文學所謂資訊獵取 (information-retrieval)的態度所支撐和操縱,而操弄這種態度的卻是一 種刻意裝扮成自覺性正確的「非理論化」的方法論19。 1,重讀《簡愛》

夏綠蒂.勃朗特(Charlotte Brontë)的著名小說《簡愛》(Jane Eyre)向來被視為 英國女性主義經典之作,但卻被史碧娃克讀作「帝國主義文本」(imperialist text)。 小說女主角簡(Jane)向來被視為突破階級藩籬、爭取女性自主、為愛情奮鬥不懈 的「才女」象徵,更是西方女性主義奉為彰顯女性價值,實現少女「麻雀變鳳凰」 的勵志文本。然而在史碧娃克看來,被稱頌的女性價值不是別的,正是歐洲白人 女性的「特權價值」,而整部作品全然是一部帝國主義意識的「論述工廠」,它 不僅在羞辱踐蹋「有色婦女∕他者女性」方面達到了小說藝術的最高境界,它所 塑造的帝國意識迷霧場,還迫使歷來的讀者成為「帝國閱讀者」,不自覺地扮演 著帝國心態的共謀者。 正如艾可.博埃默(Elleke Boehmer)所指出的,「那些描寫英國國內現實的 長篇小說,在支持帝國主義的觀點和看法上起了重要的作用。處於維多利亞時代 的作家,無論如何都已成為帝國社會的一部分,並與之聲息相通。類似像《簡愛》 這些作品,即使不是受到世上大片領土均為大英帝國所有這種想法的趨使,至少 也浸潤了這些想法」20 史碧娃克將夏綠蒂.勃朗特看成是「女性主義的個人主義者」(feminist individualist),把簡(Jane)看作是以個人奮鬥事蹟為標記的女性主義英雄,這意味 著史碧娃克無意給予以「主體建構」為目標的女性主義「典範化」(canonize)的 特徵,因為「如果僅僅在『都會脈絡』(“metropolitan” context)中,從一個孤立主 義者的觀點閱讀有關的敘事,那麼除了讀到一個好戰的女性主體的心理傳記 (psychobiography of the militant female subject)以外,什麼也沒有」21。但這一態 度也並不表示一個僅僅以「作者生活」為立場的作品,不能將它視為一開始就被 拋入印發過程從而被視為「真實社會」的產物。換言之,一個以個人名義、個人 生活為出發點的作品,完全有可能同時「在內部生產」和「從外部複製」帝國主 義的意識形態。帝國主義完全可能穿越在作品的敘事中取得合法性暴力的特權, 19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in Postcolonialism: Critical

Concepts (Vol. II,) edited by Diana Brydo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694. 這篇論文

最早發表於 Critical Inquiry 12 (Autumn 1985): 243-61.

20

Elleke Boehmer, Colonial and Postcolonial Litera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5, p. 24.

21

(12)

同樣的,作品的真實性(敘事的合理性和人物的風格化)完全有可能藉由擷取外部 意識形態的既有力量而取得作品的影響力。換言之,即使作者是個人化的,文本 是情節虛構的,作者和文本仍然事實上共同構成了一種「寫作場景」(scene of writing),並提供給帝國主義意識進行真實表演的舞台。 和一般女性主義批評家對《簡愛》女主角簡的觀點完全不同,史碧娃克將這 個向來被西方視為「女權主義英雄」的簡看成是「帝國意識的共犯」。史碧娃克 指出,勃朗特一開始就利用「空間位置」將簡描述為一個邊緣人─「她退入(溜 進了)緊臨著客廳旁邊的小小早餐室」─這種離開家庭權力空間(客廳)的場景設 計,一種被舅母和表兄妹排除在家庭親愛之外的,一種遠離家庭議事核心之外的 描述,正是勃朗特刻意將簡邊緣化、非法化的策略。然而,正是這種邊緣化場景, 作者不僅給予簡一個「他者身份」,為讀者塑造了一種封閉性、孤立主義的閱讀 視角,而且給予讀者安置了一個「共犯閱讀位置」。另一方面,勃朗特運用了一 段簡自己的獨白:「我爬上窗口,縮起腳,像土耳其人那樣盤腿坐著,把波紋紅 妮窗簾完全拉攏,我就更加隱蔽起來,好像坐在神盫裏似的」,來表明簡自覺的 「自我邊緣化」(self-marginalized)處境。然而,正是作者這種個人主義式的創造 性想像,「讀者成了她(作者)的同謀」22。實際上,簡的這種邊緣化性格和「他 者意識」隨著小說的進展而越來越強烈,於是其與「作者∕讀者」協同組成的「共 謀結構」也就更加緊密相扣。 史碧娃克指出,《簡愛》的整個劇情可以用一系列「家庭∕反家庭」(family ∕counter family)的二元對立圖式來解讀。其中,李德(Reeds)家族是一合法家庭, 而李德妹妹的女兒簡則是一個「準亂倫的」(near incestuous)的反家庭;簡就讀學 校的布洛克赫斯特(Brocklehursts)是合法家庭,而譚波小姐(Miss Temple)、海倫、 伯恩斯(Helen Burns)則是反家庭,其中更具關鍵的是,羅徹斯特先生(Mr. Rochester)和伯莎.梅森女士(Bertha Mason)組成的是合法家庭,而簡和羅徹斯特 後來組成的則是違法的反家庭。史碧娃克指出,使得簡能夠取代伯莎.梅森之合 法地位的,使簡和羅徹斯特這一組「反家庭」得以逆轉為合法家庭的,既不是基 於法律的規範也不是道德的約束力,而是「帝國主義意識形態提供了這一轉換的 論述場域(discursive field)」23 論述領域是指一種基於某些特定原則而建立起來的符號系統(systems of signs),這是論述者用來描述、圖繪、標定作為一個「客體」之限定性本質的一 整套詞彙和語意倉庫。史碧娃克指出,表現並佈滿在《簡愛》之中的,是依據帝 國主義原則所建立的論述場域。一般而言,作家必須具備某種「超歷史機智」 (transhistorical clairvoyance),才能巧妙運用論述場域中的符號威力。而勃朗特顯 然具備這種能力。在對伯莎.梅森這一人物的描寫中,清醒的讀者完全可以看出 勃朗特操弄「帝國主義論述場域」的美學造詣。 22

本段落之引言均引自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697.

23

(13)

對於簡這一角色以及簡和柏莎.梅森的關係,批評家向來有不同的解讀。但 史碧娃克反對將伯莎.梅森視為簡的「黑色化身」的觀點,也就是一種「將伯莎. 梅森看成是簡的潛意識反抗精神之代言者的觀點」24。對史碧娃克而言,「焦點 不應放在向來被人們所激賞的簡身上,而是應該放在『被關在閣樓的瘋女』─柏 莎.梅森身上,特別是勃朗特如何通過簡的『無意間接觸』以及簡如何在外觀上、 時間上和意識上『再現』了柏莎.梅森這一『瘋女∕他者』的角色。這種在簡的 意識中反複再現的,正是帝國主義『觀視原則』和『意識形態詞彙』」25 在《簡愛》中,伯莎.梅森─一個白種的牙買加克里歐女子(white Jamaican Creole)─她根本沒有為自己說話和辯解的權力,她完全喪失自己的表達能力,她 被囚禁在一個黑暗的閣樓裏,不見天日。那個被封閉、被隔離的隔樓,不僅是一 個被詛咒的空間,更像是一個隨時試圖反叛但暫時已被懲戒和馴服的殖民地。勃 朗特從未說明伯莎的身世,也未說明她變瘋的原因,只因為伯莎是一個來自大英 帝國殖民地的女人。勃朗特甚至運用了一種「人獸難辨」(或亦人亦獸)的視覺意 象,將伯莎描寫成一個神秘又危險的怪物。在一個被史碧娃克引述的重要段落 中,伯莎被除去了名字,她被用「它」(it)來稱呼;她只有在「昏暗中」出現, 但只能是在「模糊的昏暗中」;她(它)被看成是「在地上爬行的四腳怪獸」,聲音 像動物的哀叫,而且即使看起來有「人」的髮形,但也蓬亂得像一堆馬鬃: 在屋子的那一頭,有一個身影在昏暗中來來回回,那是什麼?人們看 不……清楚;它似乎用四肢匍匐著,它像個什麼怪獸似的抓著、嚎叫 著,可是它又穿著衣服,密密層層的黑髮夾雜著白髮,蓬亂的像馬鬃 式地遮住了它的頭和臉26。 史碧娃克引述的這一段,實際上是伯莎.梅森最後一次在小說中出現。中國 學者谷紅麗在一篇論文中指出,伯莎.梅森作為一個正常人身份的喪失、魔鬼般 的動物屬性,是通過簡與梅森(直接和間接的)四次接觸和羅徹斯特的描述而顯現 出來的,而每次出現,都是在簡和羅徹斯特先生的感情發展到某一階段的時刻, 伯莎.梅森就會以一種顛覆兩人幸福婚姻的暴力形式出現。在小說中,伯莎第一 次出現就是以「暴力縱火∕陰謀殺夫」的恐佈者形象出現的。簡先是聽到「一陣 奇怪悲慘、模糊不清的喃喃聲」,然後是一陣「魔鬼的笑聲」。第二次出現時,梅 森以「咬人的動物」出現,簡先是聽到「嚎叫海抓扒的聲音,好像狗在打架」, 後來在另一房間裏聽到「洞穴裏一頭野獸或惡魔的動靜」;第三次出現是在簡與 羅徹斯特舉行婚禮的前夜,在簡的眼中,伯莎就像「丑惡的德國鬼─吸血鬼」, 伯莎「把簡的婚紗披在自己頭上」,然後「又把婚紗從她可怕的頭上扯下,撕成 24

例如Sandra M. Gibert和Susan Gubar就認為伯莎是簡的潛意識中拒絕被馴服的另一個自我,因 而是簡最真實但也是最黑暗的雙重化身。參見The Mad Woman in the Attic: The Woman Writer and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ry Imagination, New He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9, pp.360-362.

25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698.

26

(14)

兩半,仍在地上,用腳踐踏」。在最後一次出現的時刻,也就是史碧娃克引述的 那次最後的出場,伯莎則已經正式轉變為「人身獸形的怪物」,一隻四腳行走的 幽靈。對於勃朗特,這位大英帝國的白人女性,中國學者谷紅麗寫道: 她(勃朗特)在頌揚一個女性和詆毀另一個女性的同時,暴露了她帝國 主義原則派生出來的意識形態。從這個意義來說,《簡愛》是殖民者 的文本,它把伯莎.梅森當作殖民者的對立形象的他者進行了描述27。 至於羅徹斯特對伯莎─「一個骯髒的累贅;平庸、卑鄙、淫蕩、墮落」的描 述,對殖民地─「一個像火在燃燒的西印度群導之夜」─的描述,對殖民地生活 ─「真是個地獄!」─的描述,對歐洲─「海上正吹來一陣清新的風,此刻,真 正的智慧正在安慰我」─的描述,史碧娃克不僅將這些視為「帝國主義原則的意 識形態」,而且還是勃朗特意圖通過羅徹斯特這一「帝國沙文主義男性」之口, 傳達一種旨在超越「兩性繁殖∕家庭倫理」之外的「帝國教化∕靈魂塑造」的偉 大騙局。靈魂塑造(soul making)包含了兩種論述,一是通過將帝國征服的疆域─ 殖民地社會與人物─描寫為地獄一般的蠻荒與黑暗,通過將歐洲描寫為清新與自 由,通過「重返上帝之邦」和「棄絕魔鬼之域」的對立,達到了對帝國男子罪孽 的清洗,實現了對羅徹斯特「寡情放蕩」行為的合理化。史碧娃克說道:「勃朗 特通過羅徹斯特向簡敘述這一切的語氣,表明了是為了超越作為神聖律令的法則 (Law),而不只是為了超越人類性的動機。這種改變不是僅僅涉及單純婚姻和兩 性繁殖(sexual reproduction),而是涉及歐洲與它尚未進化為人類的他者,關於靈 魂的塑造」28。換言之,羅徹斯特的語言是一項關於「遠離地獄、返回文明」的 自我淨化的神化修辭。在這種論述場域中,羅徹斯特可以放心地宣稱「基於預防 和照顧的需要而將伯莎禁錮在閣樓中」,可以在免除道德非難的情境中,宣稱不 只是基於「人類優生學」而丟棄伯莎,而且還是基於靈魂淨化和種族進化的原因 提升到和簡完成「超人類動機」的完美結合。 對於史碧娃克對《簡愛》這部小說的解讀,人們可以看出史碧娃克對夏綠蒂. 勃朗特仍然存有某種含蓄的保留。實際上,勃朗特不僅把簡的磨難歸結為英國階 級制度的不公和資本主義制度,甚至錯誤地把簡的痛苦歸咎於一個下等的克里奧 女性,這說明了勃朗特完全逃避了對殖民主義的反省,完全縱情於小資產階級的 浪漫愛情之中。另一方面,在《簡愛》中,伯莎是勃朗特作為一種文學想像的人 物而出場的,伯莎沒有形體,沒有人身,只是一個虛構的幽靈,這種文學想像的 虛構說明了勃朗特對殖民主義一無知!在此意義下,把《簡愛》當作一部女性主 義經典是十分可疑的。如果《簡愛》是一部女性主義作品,那麼《簡愛》所要傳 達和宣揚的婦女解放,有沒有包括伯莎這個女人呢? 27 谷紅麗,「《簡愛》和《蒼海茫茫》中的殖民主義話語」,《解放軍外國語學院學報》,2003 年 第 1 期,頁 95. 28

(15)

2,重讀《藻海茫茫》

英國作家瓊.李絲(Jean Rhys, 1890-1979)著名小說《藻海茫茫》(Wide Sargasso

Sea)29是一部以「主體化的克里奧觀點」翻寫勃朗特《簡愛》的作品。李絲根據 《簡愛》劇情發展的線索,根據伯莎出生的社會環境,以自己的故鄉西印度群島 的多米尼克(Dominica)為背景,回溯並改編了《簡愛》中瘋女伯莎.梅森的早年 生平,將故事拉回到伯莎發瘋前的生活經驗,揭露了伯莎這一個克里奧姑娘不幸 命運的根源。最重要的是,李絲改寫(也改名)了「瘋妻」這一角色,她不僅使伯 莎(《藻海茫茫》中的安托萬內特.科斯威Antoinette Cosway)在小說中開口說話, 而且通過她的敘述,讓人們看到了英國在加勒比海殖民統治的殘暴與痛苦,特別 是通過安托萬內特不幸的「殖民∕買賣」婚姻,揭露了帝國父權體制和殖民主義 對一個克里奧女子的深沉迫害。 李絲被譽為繼吳爾芙(Virginia Woolf)以後現代主義顛峰時期最偉大的女作 家,被當代女性主義者擁為「代言英雄」。李絲 1894 年 8 月 24 日出生於西印度 群島的多米尼加(Dominica)首府羅素鎮,父親是來自英國威爾斯的一名醫生,母 親則是第三代多米尼加的白種克里奧人(Creole)。李絲雖然在英國式家庭長大, 但她卻以「克里奧混血」(Creole hybrid)─加勒比海地區歐洲人與當地土著的混 血或歐洲移民的後代─作為自己族群認同的依歸,她熱愛黑人音樂與文化,晚年 更關心克里奧婦女的命運和處境。在許多批評家眼中,《藻海茫茫》不僅顛覆了 勃朗特帝國主義的寫作立場,解構了歐洲男性主義的優越意識,晚近更被批評家 「重讀」為一部以第三世界女性觀點向帝國主義發出挑戰的「後殖民對抗論述」 (postcolonial counter-discourse)。李絲對英國父權體制親歷其境的埋怨控訴,對加 勒比海「後奴隸社會」人民如泣如歌的關懷,因而被推崇為大器晚成的後殖民文 學家,她的作品更被視為「克里奧靈魂」的深層吶喊。 《藻海茫茫》不僅僅是對一部百年前正統英國文本的顛覆,更不是對《簡愛》 的拙劣摹仿,而是既與《簡愛》有互文性,又具有獨創性的獨立文本30。因此, 但與其說這是一部依據劇情線索而作的「仿寫」,不如說是對《簡愛》進行一場 「解構的翻案」,因而是一部解構帝國經典之後再重建邊緣人物之生存論述的「反 殖文本」(counter-colonial text)。 《藻海茫茫》重新定義了「瘋」(madness)的定義,還給了「瘋女伯莎」一 生的清白。在李絲筆下,瘋女是帝國主義罪孽的產物,不是殖民地人民天賦惡質 29 李絲這部以「寬闊的藻海」為象徵的著作,取自英國與西印度群島之間的北大西洋一片長滿 馬尾藻的海域,這片海域在 1493 年被哥倫布發現,並以漂浮在海上的馬尾藻命名。中國學者孫 妮指出,這片藻海既分開又連接了兩個新大陸,在李絲的小說裏它象徵著白人與黑人之間、殖民 者與土著之間、占有者和被占有者之間、英國與克里奧之間、羅徹斯特所代表的英國和安拖萬內 特代表的島嶼之間那不可逾越的鴻溝。孫妮,「蒼海茫茫,人歸何處─試論瓊.里斯《茫茫藻海》 主題及藝術風格」,《外國文學》,2001 年第 6 期,頁 38. 30孫妮,「蒼海茫茫,人歸何處─試論瓊.里斯《茫茫藻海》主題及藝術風格」《外國文學》,2001 年第 6 期,頁 34

(16)

的表現。《簡愛》中,伯莎從未以「人的身份」說話,勃朗特也從未說明伯莎「致 瘋」的原因,但是到了《藻海茫茫》,李絲將沉默無語的伯莎.梅森從邊緣的地 位放到了文本的中心。 李絲對《簡愛》的顛覆主要表現在解構勃朗特的「英國視角」,為「經典文 本∕解構覆寫」建立了創作模範。於是,人們在讀完《藻海茫茫》之後可能再也 不會回頭去讀《簡愛》。在《簡愛》中,男主角羅徹斯特先生被描繪成 19 世紀英 國繼承法和婚姻法之下的受害者,永遠被一個可怕的瘋妻子折磨和束縛,但是在 李絲筆下,羅徹斯特變成了一個「人財兩貪的帝國餓狼」,集勢力、粗暴、淫蕩、 狡詐於一身;另外,在《簡愛》中那位善良獨立、勇敢執著的簡,已被李絲刻意 地抹除,她的一些優質品格被轉移到安托萬內特身上,簡甚至還被模糊地影射為 和羅徹斯特偷情茍合的混血女僕。 史碧娃克指出,《藻海茫茫》的最大意義在於李絲讓「瘋女伯莎」開口說話, 並為她重新塑造了人性。原先在《簡愛》中具有象徵意義的一段,也就是伯莎刺 傷理察.梅森(Richard Mason)的那一段,李絲將這一段改寫成伯莎是因為受到理 察那句「我不能干涉你們『合法的』婚姻」的刺激─不是基於「天生的獸性」─ 而對理察進行攻擊。正是在此處,李絲給予伯莎一種「人的憤怒」的特質而恢復 了伯莎的人性。「她(李絲)完整的保留了伯莎的人性,同時也保留了她作為一個 帝國主義批判者的明智態度(sanity)」31 所謂對帝國主義批判的明智態度,是指李絲清楚地展露了她對帝國主義,「細 膩而準確」的描述。在《藻海茫茫》中,羅徹斯特先後對安托萬內特進行了三次 剝奪,一是利用「婚姻法」將安托萬內特的財產據為己有,二是將安托萬內特的 原名改為帶有英國韻味的伯莎,三是剝奪安托萬內特賴以生存的家園。正是經歷 了從經濟、身份和土地的層層剝削,正是這個剝奪過程一步一步的深化和加劇, 造成了一個瘋女的產生。史碧娃克指出,李絲給了人們一個細微但具關鍵性的暗 示,那就是「即使如此個人化的私事和人的認同(human identity)這類的事,都會 受到帝國主義政治的控制」32。這個「改名」的事件,象徵著羅徹斯特對對安托 萬內特的自我、身份和自由的否定和剝奪,這與殖民者占有了土著的家園後進行 「重新命名」並沒有什麼兩樣。 史碧娃克特別解讀出《藻海茫茫》中「認同鏡像」的自戀式隱喻,來說明李 絲如何重塑了伯莎的破碎的人性。在《藻海茫茫》中,三次的鏡像分別代表了安 拖萬內特的自我醒覺。在憶及兒時玩伴蒂亞的那一幕,黑人小女生蒂亞是黑人暴 力反抗的代表。在那場火燒安托幼時家園的暴亂中,即使蒂亞手持石塊含淚報 復,但善良的安托依然想奔向她,和她永遠在一起。因為黑色的蒂亞正是混血安 托的自我,這種「黑色自戀」(Black narcissus),正是安托靈魂深處那種「以黑為 傲」的認同情感,反映著李絲對「加勒比族群整合」的殷切渴望。另一次鏡像是 在一處花園中,她讓安拖萬內特終於明白了自己擁有的不是一場浪漫的愛情,而 31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700.

32

(17)

是一場買辦婚姻的牢籠。最後一次,安托萬內特「從一個鑲金的相框裏看到了自 己」,然而這個自我認同的媒介不是「水塘的倒影」,而是「帝國主義的碎片」。 安拖萬內特終於知道為何被帶到這個閉鎖的隔樓,她終於知道她該怎麼作。史碧 娃克指出,李絲並沒有像勃朗特那樣讓安托萬內特像伯莎.梅森那樣「像野獸般 不明不白的犧牲掉」,而是讓安托萬內特實現的一場「認同的回歸」。李絲避免了 一場女性主義情感同一化的詭辯,她通過一場「自覺的火焚」讓安托萬內特以「人 的尊嚴」選擇「死亡的抗議」。 最後的一場火攻自焚,李絲用最後的廢墟回敬了帝國主義的貪婪。這場「火 祭」,意味著生命徹底絕望之後的認同回歸,更是一種奔向原鄉寂靜的終極超脫。 就像飛娥撲火一樣,認同之火終將把蛾身和雙翼燃燒得精瑩亮麗! 對於羅徹斯特這個人物,史碧娃克指出了李絲運用了「弒父主題」(thematic of Oedipus)「改寫」了《簡愛》中那段「海上正吹來一陣清新的風,此刻,真正 的智慧正在安慰我」。李絲一方面帶著同情的理解,一方面又帶著對歐洲父權體 制反諷的嘲弄。一方面,依據當時英國的「繼承法」,作為家庭中「非長子」沒 有法定的財產繼承權,但同時也規定女子財產嫁至夫家之後全部歸丈夫所有。儘 管羅徹斯特是繼承制度下的受害者,而不是一個「被慣壞的長子」,但另一方面, 李絲不像《簡愛》那樣把羅徹斯特描寫成一個權威的父性代表,相反的,「在《藻 海茫茫》中,羅徹斯特的地位是明確的,他是幼子,被遣送到殖民地去購買一個 女繼承人」33。然而李絲運用了「沒有寄出的信」「藏進了屜裏」等等「父名之 缺」(loss of patronymic)的象徵,表名了羅徹斯特「閹割的焦慮」。沒有寄出的信、 空白的大腦、無名的姓式,都是在諷刺歐洲父權體制的「陽痿症」,為帝國男權 的腐蝕剝落預作提示。 在《藻海茫茫》中,安托萬內特的黑人奶媽克里斯多芬(Christophine)這一角 色,具有重大的意義。這個來自馬提尼克的「上等黑人」,被塑造為帝國主義的 見證人和抗議者。她深刻洞悉了這場齷齪的買辦婚姻,她對安托萬內特的遭遇深 表不平,她試圖應允求助黑人巫術以挽回安托萬內特瀕臨破碎的婚姻,她在獲知 羅徹斯特與黑人小女僕隔房通姦時,徹底揭露了這那個在《簡愛》中裝腔作勢、 虛偽到家的羅徹斯特。史碧娃克引述了一段克里斯多芬對羅徹斯特的斥責: 她(安托萬內特)是一個克里奧少女,她有她自己的一片天,現在打開 天窗說亮話吧,她並沒有到那個叫英國的鬼地方,她沒有到你家去, 她沒有到你漂亮的豪宅裏向要求你和她結婚,沒有。是你千里迢迢地 到她家裏─是你請求她和嫁給你。她愛你,她把一切都給了你。現在 你卻說你不愛她了,你把她搞跨。你把她的錢弄到哪去了,呃?(那個 白種男人,只是在喃喃自語),她(克里斯多芬)語氣雖然平靜,但是當 她提到「錢」的時候,帶著嘶吼的聲音3433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702.

34

(18)

史碧娃克給予克里斯多芬這一角色很高的政治評價,因為這樣的指控至少在 還未向英國殖民體制低頭之前,具有「號召牙買加黑奴解放」的作用。然而,在 這場反抗論述中,也就是在小說中存在著一個「英國法律」(殖民體制下的一切 暴力與非暴力的權威體制)和「黑人文化」之間的鬥爭。當羅徹斯特「反控」克 里斯多芬傳播黑人巫術,並以「招搖行騙」的涵意來定義克里斯多芬的「違法」 行為時,克里斯多芬就在殖民體制前敗下陣來了,儘管殖民統治實際上已經結 束。史碧娃克指出,正如勃朗特以「離題敘事」的方式,將那個教士聖約翰.李 弗斯(St. John Rivers)安插進入《簡愛》作為收場一樣,李絲也以同樣的離題敘事 將克里斯多芬「移出」於小說之外:克里斯多芬在羅徹斯特的威脅下,頭也不回 的離開家門,同時也離開了小說的文本世界。 也許,在有意與無意之間,若對比李絲一開始以顯著筆墨處理島上黑奴和克 里奧奴隸主之間的鬥爭,但卻在放逐或淡化了克里斯多芬對英國殖民主的反抗, 那麼,在史碧娃克看來,《藻海茫茫》似乎並未脫離「歐洲小說傳統」(European novelistic tradition),她不解克里斯多芬為何就這樣被逐出了故事,因為克里斯多 芬的出局,既無法用敘事的需要來解釋,也不能用性格的邏輯發展的正當要求來 說明,那就是說,《藻海茫茫》存在著它自身作為一部反殖民文本的侷限性。 處於英國白人、克里奧人、黑種土著的文化夾層之間,李絲所代表的「克里 奧主體」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兩難性。因此,「她(克里斯多芬的反抗行為)無法被 一部在歐洲小說傳統中重寫經典英國文本的小說所容納,因為這個傳統關心克里 奧人的利益要更勝於關心土著黑人的利益」35。在遊離於英國經典傳統和黑人文 化的邊界上,特別是在對待克里斯多芬的「黑人巫術」上,李絲顯然認同於一種 進步主義的現代化思想,並且進一步以這些現代術語(idioms)取代了巫術的迷信 本質。 其次涉及的是「文學訓導」(literary pedagogy)這一嚴肅的問題。帝國主義是 一套嚴謹而事前規劃的意識形態教化體系,它完全有能力將一個「絕對的他者」 教育成一個「馴化的他者」(domesticated Other),並藉此鞏固帝國主義本身。因 此,「對帝國主義的批判並不能將他者轉變為自我」36。這不僅意味反殖民主義 的艱難性,也意味在帝國與土著之間,夾存著「建構的殖民主義」,它作為一種 文化上的夾層階級─受教育的土著知識份子─存在著認同的二元困境。 最後,克里斯多芬的失敗和李絲的侷限性,說明了一種「文學改寫」(literary reinscription)的侷限性。因為帝國主義整套人文科學會通過一系列豢養和教化的 措施─最具體的就是大學人文教育課程,將本地土著訓練成一種「西化的土著」。 這些土著不斷扮演帝國眼中被教導出來的文明人,並且不斷以成為帝國文明的繼 承者而獲的自我認同的成就感,史碧娃克說道: 35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704.

36

(19)

一個完美的文學改寫不可能輕易地在帝國主義的隙縫和斷裂中繁盛起 來,因為在這些隙縫和斷裂中佈滿著以法律為名的各種冠冕堂皇的、 異化的合法制度,還有被確定為唯一真理的異化的意識形態,以及致

力於將土著訓練成自我強化的他者(self-consolidating Other)37

4,重讀《弗蘭克斯坦》

瑪麗.雪萊(Mary Shelley, 1797-1851)的《弗蘭克斯坦》(Frankenstein)被視為 史上第一部科幻小說,英國哥特小說(Gothic novel)傳統的傑出代表,也因為作品 出自雪萊的第二任妻子瑪麗.雪萊之手而被視為一部女性主義文本。 在這部小說中,瑪麗通過科學家弗蘭克斯坦之手塑造了一個「怪人」 (monster),但是在怪人從實驗室被製造出來以後,就被它的主人所遺棄,怪人只 好逃離主人,浪跡森林荒野中。怪物原本「生性善良」,在流浪中不但協助人類 解決困難,在前往日內瓦路上還解救一位溺水女孩。但怪物的善舉沒有得到人類 的回報,反而遭到人類的鄙視、嘲諷、追打和遺棄。怪物轉而對創造它的主人進 行報復,多次以恐怖形象出現在弗蘭克斯坦的夢中,使主人處於幾近精神崩潰地 步。怪物要求主人為她製造一個「女人」─異性同類─為條件,好讓她有個終生 伴侶後隱沒人間。但這一要求被弗蘭克斯坦拒絕,因為他認為如果雌雄兩個怪人 繁衍出整個下一代,起而造反,那後果將不堪設想。怪物懷著滿腔怨氣,將主人 引誘到北極,導致主人在嚴寒疲憊中死去。怪人將整個故事原由告訴了一位北極 探險家沃爾頓(Robert Walton),隨後躍入海中,消失在茫茫無邊的黑海之中38 著名的女性主義評論家芭芭拉.瓊森(Barbara Johnson)將《弗蘭克斯坦》閱 讀成一部女性主義自傳體小說(雖然她也承認作品實際上是三個男人─北極探險 家沃爾頓、弗蘭克斯坦、怪物─三者之間互相傾訴的文本)。怪物,可以看作是 瑪麗.雪萊這個畸戀多產的女子「產後抑鬱」的表現,因而從瑪麗.雪萊與「因 她而難產致死」之母親的關係來看,作者藉由「棄兒」的恐怖來表達對「不可靠 之母愛」的複雜情感。另一方面,瓊森把這部作品看成「一個男人因生產一個生 命而對一個女人的侵越」的故事,在面對擁有「筆桿子權威」的雪萊之前,瑪麗. 雪萊便運用想像力和創造力,把一個受挫折女人對筆桿子的妒嫉轉而表現為一個 男人對孕育的災難性妒嫉。瓊森指出,作為瑪麗.雪萊自己之故事的《弗蘭克斯 坦》,暗示出無論是女人對寫作的渴望或男人對孕育的渴望,都可以依靠「生產 怪物」來滿足39 史碧娃克則從「子宮妒嫉」(womb envy)的角度,把《弗蘭克斯坦》看成一 個「女性物戀者」─弗肯斯坦─一場對作為孩子創造者之婦女的競爭。弗肯斯坦 的科學實驗室就是一個「子宮」的象徵,而子宮的生育場所就是他那具有科學創 37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705.

38

Mary Wollstonecraft Shelley, Maurice Hindle (ed.) Frankenstein: Or the Modern Prometheus, New York: Penguin, 2003. 中譯本見何毓文譯,《科學怪人》,台北:金楓,1995.

39

參見Barbara Johnson, “My Monster∕My Self,” in A World of Difference,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7.

(20)

造知識與能力的「頭顱」。這種性別與創造力的「想像性倒置」,這種將「對應自 然世界的科學知識」和「對應於人性倫理的繁殖生產」而進行「控制性互相僭越」 的過程,是這部作為「隱喻∕非邏輯」小說賴以成立的條件。 從弗肯斯坦拒絕為怪物生產一個「女人∕伴侶」─理由是對怪物報復行為的 誤解和基於全人類免於「邪惡物種」的侵害─來看,種族主義意識和語言被聯繫 到這個歇斯底里男子虛偽的「理性責任」的承諾之上。顯然,在弗蘭克斯坦的說 詞中,造物者的仁慈正是惡魔渴望的報復武器。弗蘭克斯坦說道:「她─怪物的 異性伴侶─可能比她的配偶─怪物─一萬倍的邪惡,(因為)同情心(這種同情心 正是惡魔所渴望的)的直接結果就是產生一大群孩子,一個邪惡的種族;他們將 在地球上繁殖,從而危及人類的生存,使人類的生存充滿恐佈」40。可以看出, 這個實際上被宣判了「胚胎死刑」的女人,並不是一個有形體的僵屍,反而是「無 形體的女兒」─她具有繁殖引起人類恐怖之邪惡種族的無限能力。但她只被賦予 「夭折前的存在」,這意味著瑪麗.雪萊對男性僭越子宮之後又把這一繁殖場域 視為「污濁一灘」般予以否定和棄離,提出的一種「種族主義∕女性主義」批判。 史碧娃克指出,儘管《弗蘭克斯坦》不像《簡愛》那樣,在帝國主義的論述 場域和小說的敘事結構之間形成一道明顯的意識形態聯結,但是許多「偶發性的 帝國主義情感」(incidental imperialist sentiment),還是以神秘而有力的方式存在 於小說之中。史碧娃克指出 : 「小說中的三個人物─弗蘭肯斯坦、亨利.克雷 瓦爾(Henry Clerval)、伊麗莎白(Elizabeth Lavenza),分別代表康德人類主體的三

種範型:理性的、實踐的、道德的」41。對於瑪麗.雪萊這部作品,史碧娃克提 示了一種「超然性閱讀」(“disinterested” reading)的方法,那就是「在帝國主義和 康德的倫理思想中進行一種政治性有效的閱讀,這種閱讀將使一種(共謀性)的同 質性閱讀(hegemonic readership)被徹底揭露出來」42。史碧娃克這段艱澀的表達, 意思是指小說中建立了一個「將自然哲學的認知置放在實踐理性的位置上」,也 就是從弗蘭克斯坦的「造人」知識行動轉向亨利.克雷瓦爾「將目光轉向東方」 的企業開發過程。換言之,通過將一場「造物」的科學知識轉移到東方世界的「化 人」,一如在《簡愛》中實現了一個由「非法家庭」到「合法家庭」的道德合法 化過程一樣,兩者都把康德的絕對戒律實現為一種帝國主義行動的合法性律令, 從而把康德作為只能以「道德意志」才能理解的範疇誤讀為以認知理性為基礎的 「假設性戒律」(hypothetical imperative)。如果認知理性的錯亂可以在實踐理性 中獲得「矯正」,東方世界,就成為一種改邪歸正、洗心革命的場所,一個保留 和彰顯積極進取精神的一塊領地。 40

Gayatri Spivak, “Three Women’s Texts and A Critique of Imperialism”, op cit; p. 708.

41 史碧娃克的意思是指一種先於文本或隱佈在文本情節中的意識形態論述場域(ideological discursive field),不僅是提供作家說服力的泉源,在這一場域中進行的「敘事∕閱讀」過程,實 際上也是一種作家與讀者「互相共謀化」的過程,這種共謀使敘事與聆聽之間達成了合議、共識 和認同的效果,從而使先在的意識形態論述更趨於深化和鞏固。通過對論述場域的解構式揭露和 閱讀之政治效果的警覺,就可以把這種隱蔽的閱讀共謀作用予以透明化。 42 Ibid;

(21)

五,巴芭與法農主義

1986 年,巴芭為法農的《黑皮膚.白面具》在英國再版的英語譯本作了序 言。這篇題為「回憶法農:自我、精神與殖民情境」(Remembering Fanon: Self, Psyche and the Colonial Condition)的文章,被視為至今為止對法農思想最具代表 性但也最具爭議性的批評文本—一種「拉康主義的閱讀」(Lacanian reading)。巴 芭的目的,除了在政治上藉著重讀法農而批評英國左派之外43,還有為法農進行 歷史塑像的意義。巴芭旨在提出「回歸法農」的呼籲,這本身就帶有某種諷刺意 味,那就是在法農逝世的 30 年後,我們依然面對法農在他那個時代所提問而至 今仍然需要重新提問的問題—為什麼人類世界要承受差異?人何以過著「他者— 異樣」(Other-wise)的生活?巴芭認為,在至今無止的殖民主義批判中,法農的地 位是關鍵的,他的努力也是偉大的。因為在看到黑人、土著人、被殖民者的恐怖 形象與西方的心理原型深深地交織在一起時,法農給了主人與奴隸提供了干涉性 的深切反思,以及對一種難以獲得的、甚至是危險之自由的希冀44。在該文的末 尾,巴芭指出了回歸法農的意義: 對寫出《黑皮膚.白面具》的法農來說,讓歐洲的存在主義和精神分 析傳統轉而面對他們未曾想過的黑人歷史,面對法農所面對的現實, 這帶有錯綜複雜的反諷性質(intricate irony)。它引導了對—心理的和 社會的—剝奪(dispossession)和錯位(dislocation)的沉思,這種經歷表明 了邊緣人物和異化之人的生存條件45。 巴芭說明了法農走向精神分析的必要性與迫切性。西方關於人和社會的神 話,在殖民地社會中變成了一種變態的再現形象,展示了反面性的後啟蒙時代人 的意象,於是,法農身陷於種族與愛欲之間的矛盾情感,文化與階級之間持續對 立的矛盾,心理再現和社會現實的深層鬥爭。法農至始即認定,殖民關係是一種 精神病關係,一種「妄澹情結」(constellation of delirium),一幅諷刺畫,一種以 病態情節為社會關係之中介的日常生活。法農把殖民關係描述為一種「木乃伊化」 (mummification)的關係,在西方,其精神性的基礎是政治與心理暴力的結合,是 其公民道德的異化,它外顯為殖民者強加於土著的所謂開化、文明、救贖等等一 些使命;在另一方,人們看到了被殖民者的影子,西方政治與心理暴力的產物: 他被分裂的此在、被扭曲的輪廓、被侵犯的疆界,他在遠處被戲謔,他存在的時 間被攪亂、被分化。「這些都迫使法農把殖民空間的意識與社會的分裂描寫成一 43

Anthony C. Alessandrini, Frantz Fanon: Critical Perspectives, p. 7.

44

Homi Bhabha, “Remembering Fanon: Self, Psyche and the Colonial Condition,” in Colonial

Discourse and Post-Colonial Theory: A Reader, pp. 121-122.

45

(22)

種『摩尼教的狂澹』(Manichean delirium)……而正是這一怪異的欲望意象(bizarre figure of desire),那個沿著它藉以旋轉的中軸分裂的意象,迫使法農將殖民地人 主體欲望的的精神分析問題轉向對歷史條件的分析」46 巴芭的「解構主義—拉康主義」的解讀,把法農對黑人意識的描寫推向了更 深層的「欲望的分析」。被白人的目光所粉碎的黑人身體,轉向了一個外部客體 化的位置,尋找一個分裂的、不可能的認同,這些都通過欲望的想象而獲得了表 達。巴芭指出:「黑人無法獲得自我認同,而白人也只有在黑人破碎化的自卑之 中得到自身殖民欲望的占有。對黑人而言,黑人幻想占據並成為他的主人的那個 位置,於是「生存就等於召喚至與他性(Otherness)—其外表或地點相關聯的存在 之中,這是從內部向某一外在客體發出的欲求」47。法農的視覺現象學分析說明 了殖民關係欲望的倒錯,一個不可能單獨實現的角色的幻想,這一過程可以在土 著人與殖民主的「目光交換」中(exchange of looks),並且在對無止境占有的偏執 幻想和熟悉語言的逆用中凝固了他們(土著人與殖民主)的精神關係。巴芭指出 : 「只有在與他者位置相關聯的地方殖民欲望才獲得了表達,這是任何一個主體都 不能單獨占據的那個幻想的『占有』空間,它使人們產生顛倒角色的夢想」48 因此,對殖民關係的顛覆策略不在於對他性的直接否定,也不是去揭示人的 存在的完整性,而是在於重新奪回那被殖民者占領的認同戲劇的舞台,在於操弄 一種旨在模糊殖民者與被殖民識別關係的能指系統,通過意像嘲諷策略腐蝕身體 與權威的疆界。正如去掉面紗的革命的阿爾及利亞婦女,脫去了標誌自身特性的 面紗反而使自身「隱沒在」殖民者的象徵封鎖和監視目光,把封閉自身防線的崩 潰轉化為革命鬥爭的工具。作為家園安全防線和文化認同標記的面紗雖然滑落 了,但卻重新戴起了殖民者「看到了一切又什麼都沒有看到」的革命面具。巴芭 說道: 它(面紗)把阿拉伯城市和法國人區域的界線打破,跨越了家庭與殖民 的界線。……一個阿爾及利亞婦女畢竟只是個婦女,但是(蛻去面紗) 的阿爾及利亞婦女卻是一座軍火庫,她的手提包裏帶著手榴彈49。 巴芭的「拉康主義的症狀性閱讀」,不僅賦予法農當代的意義與形象,而且 拓深了後殖民理論的內容,從一種帝國主義文本的外部批判,延伸到殖民關係深 層的精神分析。巴芭的貢獻在於,他從閱讀法農之中開掘了種族主體性與社會權 力之間的交接地帶,在後殖民理論中開闢了種族認同(racial identity)的理論場域。 46 Ibid; p.116 47 Ibid; p.117 48 Ibid, 49 Ibid; p.121

數據

Updating...

參考文獻

Updating...

相關主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