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

科技部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期末報告

解析「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及其對兩岸關係的影響(第2年)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計畫 計 畫 編 號 ： MOST 102-2410-H-004-128-MY2 執 行 期 間 ： 103年08月01日至105年07月31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選舉研究中心 計 畫 主 持 人 ： 鄭夙芬 共 同 主 持 人 ： 游清鑫、俞振華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代華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陳冠霖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蔡昀霆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葉昕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余肇啠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沈庭如 報 告 附 件 ：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中　華　民　國　105　年　07　月　19　日

中 文 摘 要 ： 關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測量，1992-2012年的資料顯示：台 灣民眾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者，呈現逐年持續上升的趨勢，目前 已有一半以上的民眾持「台灣人」認同；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者 已下降至不到4%；「雙重（都是）認同」則維持在四成上下的穩定 趨勢。隨著近年來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意識的抬頭，此種變 遷並不令人意外。但因為台灣民眾的認同中，交織著原生性血緣文 化與建構性的政治因素，民眾可能是由不同角度來解讀此一問題 ，使得上述「中國人」、「台灣人」或「（二者）都是」的意涵 ，也變得相當複雜。再者，學界也發現此一「台灣人/中國人認同」 變數，在解釋民眾的政治態度及投票行為，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但學者們對於此一變數的測量概念，卻也有各種不同的認定。因 此，本研究將以2000-2012年之間的質性資料為研究素材，解析民眾 對「中國人」、「台灣人」及「（二者）都是」內容的定義、探討 整體認同的變遷過程及其可能原因，並釐清此一變數的測量意涵。 此外，隨著1990年代兩岸開放交流之後，台灣的經濟及政治都受到 兩岸關係的衝擊與牽引，然而台灣民眾的認同卻愈來愈傾向「台灣 人」，此種變遷對兩岸未來政治發展的影響，也將是本研究的重點 。 中 文 關 鍵 詞 ： 認同、台灣人、中國人、雙重認同、兩岸關係

英 文 摘 要 ： The identities of Taiwan’s inhabitants have undergone substantial changes during the past decade. Recently

collected survey data have shown that more than half of the island residents have now possessed a Taiwanese identity, whereas less than 4% of them claim a Chinese identity. A steady number of citizens continue to hold a Dual identity, i.e., seeing themselves as both Chinese and Taiwanese. Because Taiwan citizens’ identities have been shaped by both primordialist ties and constructionist efforts, the implication of changing identities on the island is a matter of academic debate. As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variable explaining the island citizens’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behaviors, its measurement also invites controversy. By employing qualitative data collected through focus group and in-depth interviews during the period of 2000-2012, the proposed research aims to explore the changing meanings of Taiwanese/Chinese/Dual identities. Empirical analysis has demonstrated that Taiwan citizens’ identity is an important determinant to their policy stands on the island’s future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proposed study will also examine the implications of Taiwan

residents’ identity change to future cross-Strait relations.

英 文 關 鍵 詞 ： identity, Taiwanese, Chinese, double identity, cross-strait relation

一、 前言

關於「台灣人」、「中國人」及二者「都是」的自我認同測量， 1992 年開始的電訪資 料，對於此一變數的長期調查結果（見圖 1），顯示其變遷模式，相當符合台灣過去廿年政 治發展的情況：隨著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意識的抬頭，「台灣人」認同持續升高、「中國 人」認同持續下降、以及「雙重認同」（都是）者則相對維持穩定的趨勢。台灣人認同與中 國人認同的消長，此種轉變並不令人意外。理論上「認同」可以被視為一種群體成員據以 和其他群體區分的「特徵」或「意識」，正如 Bourdieu 所指出之認同的關鍵在於「區別」 (distinction)，即意識到他人與自己之間的差異，而界定出「我群」（we group）與「他群」 （they group）的界限(boundary) (Bourdieu 1984) ，因此，認同也可以視為是一種「界限設 定」（boundary setting）區分依據。從此一觀來看台灣的認同問題，吳乃德（2002）認為台 灣的族群關係有二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威權時代的「佔人口少數的外省人對政治力的壟 斷、對本省人的政治宰制、對本土文化的壓制，以及因而引起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和 緊張」。第二階段是民主化後，「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已不再是權力的分配和使用上的 衝突，而是象徵層次『認同』的衝突」（吳乃徳 2002:76），因為在 1970 年代開始的本土性 民主化運動，主要是以本省人的弱勢族群意識，對抗外省人強調中國法統的威權統治。在 1987 年兩岸恢復交流之後，因為對中國大陸政而言，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份」， 只有統一是可以接受的結果，但是對於已經邁向民主化的台灣而言，在 1999 年李登輝提出 「特殊國與國的關係」以及 2002 年陳水扁總統宣稱的「一邊一國」（一般所謂的「兩國論」） 之時，認同的疆界就已經延伸至兩岸之間的以「台灣」做為一個我群，與「中國」此一他 群的對立，亦即因為中國大陸因素的介入，使得台灣的認同，由原本在台灣內部民眾之間 的意識差異，擴大為「台灣」（我群）與「中國」（他群）之間的「國家」認同問題。正因 為台灣的民主化與族群政治相結合的歷史，台灣民眾的認同，呈現偏向「台灣化」的趨勢 是可預料的發展，但也因為台灣民眾的認同中，交織著原生性血緣文化與建構性的政治因 素，使得民眾對於界定自己是「中國人」或是「台灣人」會有不同的認知，甚至有相當獨 特的「（二者）都是」此種雙重認同產生，亦即民眾可能是由不同角度來解讀此一問題，使 得所上述「中國人」、「台灣人」或「（二者）都是」的意涵，也變得相當複雜。

在此一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趨勢轉變中，還有一個比較值得注意的現象，是「台灣人」 認同的比例，在主張台灣意識的民進黨執政的八年期間，雖然有持續增加的趨勢，但大部 份時候都是低於雙重認同的「都是」者，反而是在被認為比較重視兩岸關係的馬英九總統 上任之後，「台灣人」認同者開始有較大幅度的增加，甚至從 2009 年開始，已經有超過百 分之五十的受訪者認為自己是「台灣人」，此一現象究竟是民眾認同意識發生了改變？或是 代表了世代交替的必然趨勢？還是有其他的原因？也是一個值得探究的問題。 再者，學界也發現此一「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變數，在許多研究的分析結果中，對於 解釋民眾的政治態度及投票行為時，佔有相當重要的地位，研究結果通常也都發現此一變 數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學者們對於「台灣人/中國人認同」此一測量的概念並不一致，可以 看到有下列幾種不同的認定： 1. 視為是「族群認同」（陳文俊 1995, 2003；沈筱綺 1995；吳乃德 1999、2005；徐火 炎 1995、 1998、2004；盛杏湲 2002；盛治仁 2004；吳重禮 2008；蕭怡靖、黃紀 2010；陳光輝、蔡奇霖 2010；楊婉瑩、李冠成 2011；張傳賢 2012；劉自平、吳重 禮、戴士展 2012；蕭怡靖、游清鑫 2012）； 2. 視為是「國家認同」（蔡佳泓、徐永明、黃琇庭 2007）； 3. 視為是「政治認同」（徐永明、范雲 2001）； 4. 視為是「身份認同」（耿曙、劉嘉薇、陳陸輝 2009；陳陸輝、耿曙、王德育 2009； 陳光輝 2011）； 5. 直接稱為「台灣人/中國人認同」（Liu and Ho 1999；陳陸輝和鄭夙芬 2003；許勝懋、 洪永泰 2003；鄭夙芬 2009；林瓊珠 2012）。

上述學者對於此一變數的應用，雖然反映其在政治行為與政治態度研究上的重要性， 但是此種對於同一變數有多種認定的情形，也凸顯此一變數在概念上的不確定性與模糊性， 我們認為此一變數的意涵究竟為何，實有必要深入探討，以釐清測量的概念。

二、 研究目的

自 2000 年開始至今，學界對於台灣民眾的認同問題，持續相當關注， 2000 年劉義周 教 授 所 主 持 之 「 台 灣 民 眾 主 要 政 治 認 同 概 念 之 研 究 」（ 計 畫 編 號 ： NSC89-2414-H-004-022-SSS）計畫中，特別以深入訪談及焦點團體的方式，試圖理解台灣 民眾對於「國家」的概念與界限，以及「台灣人」、「中國人」及二者「都是」的自我認同 中，對「台灣人」、「中國人」及「都是」的定義究竟為何。另外在 2005 至 2007 年陳陸輝 研究員主持之「台灣認同的起源與政治效果的研究」計畫（計畫編號 94WFA0200241)，以 及在 2009 至 2011 年主持「台灣認同：形成、類型與其政治效果(I)、(II)」（計畫編號： NSC98-2414-H-004-082 與 NSC99-2414-H-004-133）的計畫中，以質化研究的焦點團體研究 法及深入訪談法，蒐集民眾對於上述關於國家與自我認同的概念與定義的資料。自 2000 年至 201１年，我們每年幾乎都曾進行與認同相關的研究，其中在 2000、2002、2006、2009、 2010、2011 年，質性的訪談中曾詢問受訪者，他們對於「台灣人」、「中國人」及「（二者） 都是」的定義、自我認同的選擇原因，以及他們如何界定與認知自身所屬之國家與國民範 圍。因為目前所蒐集的質性資料，在數量上相當可觀，本研究在第一年的工作，將集中於 整理上述各年度的資料，將有關認同的內容抽出並進行分析，以探討台灣民眾如何解讀「中 國人」、「台灣人」及「（二者）都是」此一問題？如何定義這三種認同？以及如何形成認同 標的選擇歷程。對於這些質性進行詳細的解讀與分析，除了可以讓研究者理解過去這十二 年來，台灣民眾對認同內容的定義、整體認同的變遷過程及其可能原因，同時也有助於釐 清「台灣人/中國人認同」變數的測量意涵，協助學界在此一變數的應用上，有更清楚的概 念界定。 除此之外，誠如前述，台灣民眾的認同，不論是原生性血緣文化關連，或是與建構性 的政治意涵，都無法脫離中國的因素，尤其自 1990 年代政府開放大陸交流以來，兩岸關係 的局面向來被形容為「政治疏離，經濟融合」（吳玉山，1997：159；陳陸輝，耿曙，王德 育，2009）。也就是兩岸的經貿關係不斷的增強，但是北京與台北的政治關係卻極為冷漠。 在陳水扁總統任內的八年中，兩岸的政治關係甚至數度緊張對立到需要美國的涉入。以致 前美國國務次卿 Richard L. Armitage 一度將台灣問題形容為美中關係間的「地雷 」 （landmine） (2004)。兩岸的政治關係在馬英九總統執政後，有很大的轉變。有別於陳水 扁政府偏獨的政策，馬總統的兩岸施政是「在中華民國憲法架構下，維持「不統、不獨、 不武」的臺海現狀」，並以「九二共識、一中各表」作為兩岸互動的基礎。由於這項宣示基 本上排除追求台獨的選項，馬政府的政策受到北京政府的歡迎，兩岸的政治互動自 2008 年馬總統執政以來，也明顯的增加。由於兩岸政治關係的改善，北京與台北陸續協商十數 項協議，並於 2010 年簽訂了「兩岸經濟合作架構協議 」(ECFA)。這些協議使得兩岸經貿 關係更為制度化，經濟交流也更為密切。因此，在馬總統執政的四年中，兩岸關係在經濟 與政治上都有很大的改變。 北京政府顯然並不以目前的兩岸政經發展為滿足，而希望能在政治關係上能有進一步 的突破。因此，中共總書記胡錦濤在中共十八大的政治報告中，倡議「 商談建立兩岸軍事

安全互信機制，穩定台海局勢；協商達成兩岸和平協議」（胡錦濤，2012）。雖然此一思維 在重申 2008 年的「胡六點」， 但卻是第一次列入北京官式文告，顯示北京政府在兩岸關係 上的急迫性。顯然，北京政府希望在經濟融合的基礎上，進一步地來推動政治上的統合。 事實上，馬總統在 2012 年競選連任期間，也提出與北京洽簽「兩岸和平協議 」的主張。 雖然北京與台北的領導人都表示出洽簽兩岸和平協議的想法，台灣民眾對這一議題的看法， 實扮演極為重要的地位。因為台灣為一民主國家，政治精英須透過選票以爭取執政的機會， 如兩岸和平協議等重要的主張都須獲得大多數，甚至絕大多數人的支持。然而，在已有超 過半數的台灣民眾持有「台灣人」認同，這種認同面的變遷對兩岸未來政治發展有何意義？ 台灣民眾是否會支持簽訂兩岸和平協議？如果支持這項政策主張，台灣民眾是否對協議的 內涵有特別的要求？這些問題將是本研究第二年的研究重心。 三、

文獻探討

在討論台灣認同之前，勢必須對於「認同」一詞先進行定義。「認同」根源於行為 主體，亦即自己對於「己身究何所屬」予以定位。若從同一角度出發來說明個人或是集 體的政治行為，則「國家認同問題的重要性，在於它牽涉到一個政治共同體成員自我命 名及自我瞭解的過程。由於自我如何界定，常常是主體產生行動的先決條件或預設條件， 因此許多人認為國家認同問題，是政治共同體最根本的問題」。（江宜樺 1998:3）吳乃德 （2005：6）認為「民族認同是當代台灣政治最重要，最顯著的議題。不論是現在或未 來，民眾的民族認同之態度和內涵都是兩岸關係中最重要的變數。」因此，對台灣民眾 而言，認同是一個政治行動的重要參考與詮釋基準。其內容、持續與變遷，更與台灣的 選舉政治與兩岸互動關係密切。本研究以「認同」為研究主題，當然必須從國家認同與 族群關係的相關文獻探討入手。以下，將先檢閱國內外相關文獻。 1.國外相關研究文獻 國外與認同相關的文獻頗多，談及認同研究，自當從自民族主義的研究傳統以及民族 主義起源的爭論兩個主題；而對於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聯的幾種解釋途徑、族群接 觸與族群競爭的討論，以及族群態度對於民眾政治態度與政治行為的影響，國外的文獻相 當豐富。另外，在台灣獨特的歷史系絡中，文化創傷理論提供了不同的詮釋基準；至於如 何從區分認同內容的類別，以建立一個可以比較及區分多種認同的分析架構，其方法也是 本研究可以借鏡之處。以下，就依序加以介紹。 (1)「民族認同」的爭論：「原生說」對「工具說」﹑「消亡觀」對「崛起觀」 關於族群與認同，Hutchinson 與 Smith 認為族群是：「一群具有特定名稱的人們，有著 共同的祖先傳說、共享的歷史記憶、一種或多種的共同文化、原鄉的連結、以及成員間彼 此的團結意識」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6-7)，在這個定義之中，族群成員對於族群的 歸屬，除了客觀的條件（如血緣或共同文化）之外，也可能還有主觀的情感因素（如對光 榮歷史的記憶或團結的意識），因此，族群是一種相對性的團體認同，除了確定了個人的歸 屬，也可以用以區分「我－他」(self-other)的差異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4)。Anderson 認為族群有相當程度是透過「想像」（imagination），而使得一些即使是素不相識的人，因 為具有相同族群意識的人而產生連結，而認為彼此屬於同一個群體(Anderson 1991)。Fearon 則認為對族群的認同有二種意義，第一種意義純粹是一種社會分類(social category)，即用

讓個人特別引以為榮的一種特徵，因而對於某個特定團體產生的歸屬感 (Fearon 1999: 2)。 至於認同意識的來源，目前主要存在有「原生論」（primordialism 或稱「本質論」essentialism）， 與「工具論」（instrumentalism 或稱「建構論」constructivism） 之爭辯 (Smith 1995/2002: 33-58)。 「原生論」強調認同「與地域、血緣、種族、宗教、語言及風俗的原生連繫（primordial ties）」， 而「工具論」則將認同視為「不同利益與處境的團體之社會、政治及文化資源」，是菁英競 爭資源及爭取大眾支持時所建構的重要象徵，以及在特定情況下，菁英用以極大化個人理 性抉擇偏好的策略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8-9)。原生論強調的是我群與他群間原生特 徵與文化上的差異(cultural distinctiveness)，建構論則強調認同的社會建構--由傳統及文化 抽取元素，建構可以劃定族群疆界(ethnic boundary)的工具。然而不論認同是原生的或是建 構的，「認同」可以被視為一種群體成員據以和其他群體區分的「特徵」或「意識」。 另一方面，在「全球文化」強烈衝擊各個國家的當下，Zachary(1999/2001: 24-26)認為﹕ [處於全球時代中] ，國家和族群不再能給所有人共同的認同。…[全球時代的人們] 將由重 疊的忠誠和與眾不同的自我定義來界定」。Hobsbawm(1990/1996:252)亦認為：「未來的世界 歷史，絕不可能是『民族』和『民族國家』的歷史… [未來]我們將看到民族國家和族群語 言團體，如何在新興的超民族主義重建全球的過程中，被淘汰或整合到跨國的世界體系中」， 但 Smith 則強烈批評此一觀點，認為面對「全球/普遍文化」之襲捲，人們對自身「文化/ 民族認同」的依戀，必將更加熾烈，可以由「族群衝突」的強度與數量，仍係與日俱增， 甚至高度工業化國家亦然的現象為證，因此認為：「我們看不出有形成『全球認同』的趨勢， 也見不到有這樣的呼聲，更不確定有以世界主義『膚淺文化』，取代現存『深厚文化』之集 體健忘症發生的可能」（1995/2002:14，譯文經耿曙教授略為修正）。台灣民眾的認同，在 回顧過去台灣政治發展歷史與面對兩岸的經貿交流及文化互動頻仍之際，究竟會激盪出何 種結果，實值得觀察。 (2)「民族主義」領域的研究傳統：「集體連綴」與「文化慣性」 國外有關「國家/族群認同」(national/ethnic identity) 之討論，基本依循「民族/國族主 義」之研究傳統（Geoff and Suny 1996; Hutchinson and Smith 1994；Hutchinson and Smith 1996； 石之瑜 1999, 2001；江宜樺 1998；汪宏倫 2001），學者研究的整理（江宜樺 2000:36﹔汪 宏倫 2001；徐迅 1998），「國家/族群認同」的主要特徵有四：(1)聚焦於「民族主義/民族 國家的起源」問題；(2)「現代化」社會背景 （如工業主義，資本主義、社會動員、現代 戰爭、大眾傳播、現代官僚-國家機器等之興起），往往是「民族/國族主義」的起源(Smith 1995/2002:34) ；(3) 「民族/國族主義」式的集體認同，常被理解為「共享的文化」(shared culture) (Gellner 1997/2001: 4)，或如 Geertz(1973/1999:221-66)所言，「作為『文化體系』的 意識形態」；(4) 「民族/國族主義」之建構成份，如 Anderson 便將其定義為「文化的建構」 (cultural artifacts) (Anderson 1991/1999:9)，而以「主觀面」為其核心特質所在。因此，主觀 心理的認知，為「民族/國族主義」的重要成分。

不過，上述理論傳統存在兩項限制。其一為其「方法論上的集體主義」(methodological holism)，理論建構於「集體層次」，因而若論及理論之「微觀基礎」(micro-foundation)，則 完全須仰仗連結「個體」而形成的「集體」機制 (李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其次則為 其 過 於 強 調 「 結 構 的 型 塑 力 量 」 (structural force)，往往隱含「過 度社會化的個體」 (over-socialized concept of man) 預設，以致高度凸出此「共享文化」的「慣性」，無力解釋

較為劇烈的「認同變遷」（李廣均 1996；陳朝政 2002）。就前述圖一所見，台灣民主化的 過程當中，許多重要認同皆呈現重要的消長趨勢，因此，台灣民眾「認同形成」與「認同 變遷」應是可以觀察重點。除此之外，認同既有其主觀認知層面，從個體生命歷程出發， 結合個體不同的生活經驗，當可進一步區分台灣民眾認同的內容以及持續與變遷之因素。

(3) 國家認同與族群認同之間關聯的幾種解釋途徑

對國家的認同或是歸屬(national identity/national attachment)，以及對自己所屬族群的 認同或是歸屬(ethnic identity/ethnic attachment)之間，是一致的還是有衝突的？這個問題， 在任何多元族群的社會中，是特別重要的。Sidanius 等人(1993)整理學界對於此一問題所提 出的至少三種解釋。第一種為熔爐的觀點(melting pot perspective)，強調個人不重視自己原 屬的群群團體而融入自身目前所處的國家中。如果此一觀點成立，各族群團體在國家認同 上應無差異，且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間，應該不具關聯性。第二種觀點是族群的多元主義 (ethnic pluralism)，該論點認為，各族群團體仍然維持其區別性，不過，族群間認為彼此是 社會的平等伙伴，而個人可以同時對所屬族群團體以及國家抱持正面的認同。(de la Garza, Falcon, and Garcia 1996)至於第三種團體支配(group dominance)途徑(Sidanius 1993)則認為 在多元族群的社會經常是一個族群支配其他族群，支配的族群認為他對於國家的資源以及 符號具備有所有權。因此，該途徑隱含一個以團體為基礎而以階層式建構的社會。對於支 配團體來說，其國家認同遠高於被支配的團體。Sidanius 等人(1997)運用針對以色列境內的 猶太人與阿拉伯人以及美國境內針對白人(即歐洲裔)、非洲裔、拉丁裔以及亞洲裔民眾進 行跨國以及跨族群的比較研究，雖然結論對於上述三個解釋都可以找出部分的支持，不過， 團體支配的解釋似乎更勝一籌。 Sidanius 的團體支配理論是以團體為基礎，強調一個政治體系中階層高的團體對較低 團體的壓迫與支配。因此，從早期國民黨政府來台後，對於本省籍民眾所採取的壓迫與不 平對待，或是從少數外省人掌握絕大多數政治資源的角度切入，社會支配理論對於台灣戒 嚴時期的政治情況有其解釋性。本研究擬從團體支配的觀點，看民眾的認同如何從過去的 被壓抑、逐步開展、到首次政黨輪替後開花結果，我們相信民眾認同的轉變，與不同族群 在政治權力結構中是否居於支配位置，有重要關聯。 (4) 文化創傷理論

Alexander 在為「文化創傷與集體認同」(Cultural Trauma and Collective Identity)一書形 塑理論架構時指出：「文化創傷發生於當一個團體的成員因為一個可怕的事件，而在集體意 識上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永遠烙印在他們的記憶中，從根本且徹底地改變了他們未來的 認同。」(Alexander 2004:1)而且從他的觀點而言，文化的創傷不是因為事件本身，而是其 所帶來震驚及恐懼，成為社會的一種集體記憶，即使是沒有實際經歷此一可怕事件的社會 成員，也可能透過傳承或想像，而與身歷其境者產生同樣的創傷效應。

Alexander 也進一步指出，啟蒙性的(enlightenment and psychoanalytic)想法是將創傷視 為是一種個人或社會對劇變的理性反應，個人或社會明確認知引發創傷的主體或事件，對 創傷的反應是為了問題的解決與改進，即由對過去的記憶指引對未來的想法，所發展的行 動計畫是為了重新建構個人及集體的環境，以平息創傷的感覺。心理分析者認為造成創傷 的殘酷事件會因為恐懼的情緒，啟動心理保護的機制，而使記憶到扭曲，只有重現造成創

2004:3-5)。因此，應積極地將創傷視是一種社會治療的過程，因為唯有將創傷平復，才能 讓社會得到安寧。 Alexander 認為創傷所帶來震驚及恐懼，其平復需要依賴社會文化的重建，他認為創傷 的治療是一種受到權力結構及社會仲介之能力強烈影響的過程，其中集體行動以及居中調 解的文化與制度機制是 (Alexander 2004:10-24)： 1) 創傷聲明(Claims Making)：創傷的文化建構始於對社會事件真相的揭發及責任的歸 屬。 2) 運動團體(Carrier Groups)：開始有團體以發掘真相或為事件平反採取行動，是創傷 程序的集體代理人。

3) 尋求聽眾及營造環境(Audience and Situation)：運動團體利用特定的歷史情境，將聲 明廣泛宣傳給群眾，只有成功地將創傷明聲明擴及社會大眾，才能使人相信創傷的 存在。 4) 文化分類(Cultural Classification)：建構一個令人信服的新社會論述，讓社會知道發 生了什麼事，受害者的痛、誰受害或有多少受害者，並建立創傷與群眾間的關連、 以及指出誰應該負責(責任的歸屬)，如此才能擴大運動的影響力。 5) 制度化(Institutional Arenas)：語言層次的行動是不夠的，必須進入制度化 的領域及 形成社會體系。宗教、藝術、法律、科學、媒體等公共團體及官僚體系的投入，以 及不讓掌握媒體、秩序、教育體系、甚至掌控政府的機構或人，能夠進行操縱。 6) 認同的修正、記憶及例行化 (Identity Revision, Memory, and Routinization)：由於創傷

是經驗的想像或陳述，透過對痛苦經驗的理解、受害者的確認、責任的歸屬、以及 在精神及物質上的補償，才能修正集體的認同。認同的修改意味著對集體過往重新 記憶的尋求，而且因為認同是持續建構的，只有當創傷強烈的影響性消失後，讓創 傷的教訓具體化成為紀念碑、博物館及歷史藝術典藏時，新的集體認同才能根植並 且結構化為在儀式性的例行程序。 一個創傷的社會，必須透過一個治療的過程，將創傷的教訓制度化，才能使與創傷結 合的強烈情緒、被背叛感覺及恐懼不再被挑起，去除社會中根本的社會問題來源及紛亂的 集體意識，社會才能到真正的平靜。在本研究中，透過民眾對認同內容及自我認同形成過 程的解析，也可以探討經歷「二二八事件」及「白色恐怖」等創傷的台灣社會，是否已弭 平創傷並產生新的集體認同。 (5)認同的測量與分析架構

Rawi Abdelal 等人於 2009 年出版的「測量認同」(Measuring Identity)一書中指出，「學 界至今對認同的定義並未達到共識，主要的原因在於概念問題及歸類的分歧(coordinate gaps)。概念問題在於如何比較不同類型的認同，及如何在理論上達到將認同運作化為一個 變數。歸類的分歧包括界定及測量認同時所缺乏的一致性及清晰性，以及認同研究在跨學 科及跨領域層次上的缺乏協調性。因此必須發展一個可以比較及區分許多種認同之社會認 同分析架構(analytic framework)，而這種架構的關鍵就在於如何去區分內容的類別。」 (Abdelal et al. 2009:18)

他們認為認同的定義在於集體認同是一種社會類型，因內容（content）及爭論 （contestation）二個面向而有所不同，「內容」指的是集體認同的意義，包含四種不互斥 的類型：1.建構的標準(Constitutive Norms)：指的是正式或非正式界定群體內成員身份的 規則，這些標準藉由建立對團體的期待及個人的責任而界定其社會意義；2.社會目的(Social

Purpose)：指的是團體成員共同的目標，從界定團體的目的有助於定義團體的利益、目標

或偏好；3. 關係的比較(Relational Comparisons)：藉由「排除法」(what is not)來定義一個 認同團體，也就是如何看待其他認同團體的方式，即「從與他人的關係理解自己(the understanding of self in relationship to others)」；4.認知模型(Cognitive Models)：指的是人們 如何看世界的方式、解瞭及辨識自己的方式、對於自身問題及困境的理解、確認自己的利 益及定位自己的行為，亦即由對異同的認識，來辨識、認同及分類其他人的方式，以及理 解他們的行動的方式 (Abdelal et al. 2009, 19-27) 。這些認同的「內容」也是群體內一系列 爭論(contestation)的結果，亦即在一個群體中，對於建構認同內容過程中會產生共識或歧見， 而集體認同在「爭論」的概念中，不是固定不變的，會因為對認同意義的同意或不同意程 度而改變。許多認同的對話，透過團體成員內部的爭論，而達成某種集體認同的意義，因 此必須將「爭論」視為一種「團體內的過程」來研究。在 Abdelal 等人的分析架構中，內 容的四種類型，可以包含集體認同的多種意義，而對內容的爭論，則說明了認同的流動性 與取決於情境的本質，甚至每一種社會認同都包含了內容的所有類型，而在這些內容類型 之內，有大小不同程度的爭論，所以社會認同因對規範、界線、世界觀、分析論及意涵的 同意或不同意程度而有所不同。這樣的結構與概念化有助於說明學者們對社會認同之差異 的測量，同時也有於釐清不同認同類型之間的差異，以及認同的因果關係，也有助於理解 認同與行為之間的關係。(Abdelal et al. 2009, 27-32) 關於政治團體的社會認同之概念化與測量，本書的作者們認為必須用不同的方法去測 量及理解認同，如民族誌、調查、內容分析及言說分析等，也認為必須結合這些研究方法， 才能完全去理解族群意識在大眾或精英層次的政治角色，只單獨使用某一種方法，並不足 夠去理解一社會中族群認同的發展、演化及效應。本書從古典的族群與認同理論出發，提 供了一個綜合性且相當清晰的認同分析架構，同時也建議可以使用的各種研究方法，對於 在區分認同內容的概念運作化及研究的執行方法有相當大的啟發。 2. 國內相關研究 因族群問題而來的紛亂，不僅在世界各地不斷發生，也似乎是台灣當前問題的寫照， 因而族群及認同的相關問題，近年來也成為一個相當受到重視的研究主題。我們就近年來 國內學者們關注的認同相關主題，分述如下： (1) 台灣的族群分類 國內在認同方面的相關研究，學者們基本上也是依循上述西方之理論及研究，來討論 此一問題。最早深度研究此一問題者，首推張茂桂、吳乃德及王甫昌等人，在 1993 年出版 的「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一書中，張茂桂、吳乃德及王甫昌都分別談到了台灣族群認同 的起源（張茂桂等 1993），大致上都不脫離以「省籍」做為區分的本省族群與外省族群分 類，或是「原住民/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等四大族群的分類。（吳乃德 1993a；王甫昌 1993、 2003；施正鋒 2000；張茂桂 1993）王甫昌在 2003 年出版的「當代台灣社會的族群想像」

台灣四大族群的分類中，還包括了「原漢（原住民/漢人）之分」、「省籍（本省人/外省人） 之分」、及「閩客（閩南人/客家人）之分」三等種族群相對性，個人在此一架構之中都具 有的「多重身分」，例如客家人（「閩南人/客家人」之分），也同時具有漢人（「原住民/漢 人」之分）及本省人（「本省人/外省人」之分）的身份。（王甫昌 2003:57） 不過如此的分類方式，從族群認同（甚至一切認同）的關鍵在於「區別」(distinction) (Bourdieu 1984)的角度來看，唯有界定「他者」，方能彰顯「自我」；唯有意識出「他群」(they group) ，方能建構出「我群」(we group) ，他我兩者間的「族群疆界」(ethnic boundary) ， 就此而言，族群理論中「原生觀」（客觀基礎） 與「建構論」（主觀建構）的辯論，其實並 非真正的焦點，因為「疆界」在某種程度上，既是「原生」的，又總不免是「建構」的， 雖然台灣這四大族群的分類之中，的確包含了「原漢」的不同來源差異，但原生論卻不足 以解釋除了原住民之外，其他三大族群的區別，因為無論閩南人、客家人或外省人，都來 自「共同來源」或共同祖先的「漢人」；而且原生論的觀點也無法解釋台灣四大族群或本省 人/外省人之間的「我群」與「他群」對立意識從何而來。因而對「族群意識」或「族群歸 屬」的釐清，其關鍵應該在於「區別」的手段。換言之，究竟根據何種「標準」方能引發 跨越歷史﹑超越個體「血緣聯繫」般的認同感，形成「想像的社群」？或是族群意識與族 群歸屬的建構，僅為政治操作之用，目的在選舉期間極大化選票？這是需要釐清與思考的。 (2) 族群意識的起源與建構 在族群與認同的研究中，另一個重要問題即是：據以區別（或認同）族群的族群意識 是如何產生的？不同族群的意識間的主要區別又是什麼？學者們大部份認為台灣的族群分 類（或分類想像）以及族群意識的產生，是在台灣近代特殊的歷史文化環境發展出來的， 尤其是在政治中具有顯著重要性的省籍（外省人/本省人）之分，更是因為族群運動及現代 國家與公民觀念啟發的結果。（吳乃德 1993a；王甫昌 1993、2003、2004、2008；張茂桂 1993） 回溯 1945 年以後台灣的歷史情境，則可以解釋「省籍」在台灣為何可以不但在文化 上甚至在政治上，成為一個關鍵的族群認同或族群意識的區分方式。 1945 年台灣回歸中 國統治之後，由於陳儀所領導的「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對台灣民眾在政治及文化上種種不 公平的待遇，在 1947 年爆發「二二八事件」，造成本省人與外省人的相對意識開始浮現； 而 1949 年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為了鞏固「中國」唯一合法政權的地位，在政治上制定 「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凍結中央民代機構的選舉，由大陸選出的代表繼續執行職權， 中央政府重要職位也幾乎完全由外省籍的官員擔任；在語言文化上，則獨尊中華文化及國 語，壓抑台灣本土的文化，方言使用也在公共領域受到幾乎全面性的排擠，這些政治及文 化上的不平等待遇，使得外省人及本省人之間產生清晰鮮明的區分。隨著 1970 年以後的民 主化及本土化運動，民眾開始要求打破外省人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壟斷局面，這些民主化及 族群運動的努力，使得外省人與本省人的族群地位產生對調的情況，外省人不僅在人口上 是少數，在政治及文化上也成為弱勢族群。因此，省籍之分可謂是台灣過去五十年來特殊 歷史情境下的產物，從 Sidanius 的團體支配理論的觀點來看，而此種因人為的政治宰制而 產生的族群相對性，也成為當前台灣許多政治問題的源頭，王甫昌(2008)更指出，「族群政 治意識」是台灣民主化得以轉型的社會條件。學者們因而也同意，以省籍區分台灣政治族 群，不僅是一種合宜的分類方式，也應是目前區分台灣內部各族群意識（或認同差異）的 重要標準。(王甫昌 1993、1997a、2003；吳乃德 2002、2005；施正鋒 2000；張茂桂 1993)

(3) 族群關係與族群認同 由於台灣的民主化運動與族群運動的結合，使得族群與政治發展產生密切的關係，同 時也隨著政治進入民主化的過程，台灣的族群關係也有不同的階段轉變。吳乃德認為台灣 的族群關係有二個階段，一個是威權時代的「佔人口少數的外省人對政治力的壟斷、對本 省人的政治宰制、對本土文化的壓制，以及因而引起兩個族群之間的社會敵意和緊張」；第 二階段是民主化後，「台灣族群關係的核心癥結已不再是權力的分配和使用上的衝突，而是 象徵層次『認同』的衝突」（吳乃德 2002:76）王甫昌也指出，在民主化後，台灣的族群政 治「主要表現在不同時間出現的民族主義運動所動員的『國家認同』之上。」（王甫昌 1998:224）換言之，在 1970 年代開始的本土性民主化運動，主要是以本省人的弱勢（悲情） 族群意識，對抗外省人強調中國法統的威權統治。但在 1980 年代後期，尤其是民進黨成立 之後，許多學者都認為，由於民進黨對於族群意識的論述，使得台灣的族群關係，開始轉 變成以認同層次上的「台灣民族主義」（台灣意識）與「中國民族主義」（中國意識）相對 立的階段。（王甫昌 2003；吳乃德 2002；徐火炎 1996；施政鋒 2000；張茂桂 1993；鄭 夙芬 2009）王甫昌（2005、2008）也指出，在 1992 年戶籍法修訂時，取消了本籍登記， 籍貫因此在戶口普查中消失，因為此一機緣，讓「以『中國』為範圍的『省籍』分類轉變 到以『台灣』為範圍的『族群』分類」，（王甫昌 2005:59）意外地促成了台灣族群多元主 義的理想形態（王甫昌 2005:111）。 上述台灣民眾認同產生的過程，以相對優劣勢的想像與悲情意識為主要觸媒，在 1980 年代以前應是台灣民眾重要的生活經驗。不過，隨著 1990 年代國會全面改選的民主化進程 及本土化運動，台灣族群多元主義的形成，以及近年來面對大陸的武力威脅以及經濟吸引， 台灣民眾的認同將會產生如何的變化，以及如何影響未來的兩岸關係發展，是一個重要的 研究主題。 (4) 族群認同與政黨支持 族群與政黨間的關係，也是研究台灣認同問題中，不可缺少的一環。由於台灣的族 群運動，在過去幾十年來，幾乎是與台灣的政治民主化同時發展的結果，連帶的也使得族 群的認同，也出現與政黨發展互相結合的情況。由 1970 年代代表本省政治弱勢族群的「黨 外」，與代表外省人政治優勢的國民黨的對抗過程中，黨外通常訴諸本省人弱勢族群的悲情， 以爭取民眾的支持；而在民進黨正式成立之後，民進黨代表本省人、國民黨代表外省人的 情況，已隱然成形；不過族群成為區分政黨的社會基礎，應是在 1993 年國民黨內的外省勢 力出走，成立「新黨」，以及 2000 年被視為國民黨內之外省勢力二度出走的親民黨成立後， 又更為清晰。許多研究都指出，族群與政黨支持有顯著的相關（王甫昌 1994, 1998；吳乃 德 1993a、1993b；沈筱綺 1995；耿曙、陳陸輝 2003a；陳陸輝 2000；陳義彥和盛杏湲 2003）。 (5) 國家認同及統獨立場 另外一個和族群問題相關的議題，是國家認同及統獨問題。由於翻譯錯誤及測量方式 的不同，使國家認同及統獨立場這兩個概念，經常被混為一談，但其實應該有所區別，吳 乃德認為「統獨立場可以說是『國家的選擇』，而國家認同則是感情的依附和歸屬。」（吳 乃德，1993b:40）就這個觀點而言，他認為「國家認同」不考慮物質條件，但卻受現實條

統獨立場應該同時包括了國家認同及國家選擇兩種不同的態度傾向。學者們的研究結果也 指出這關於國家認同及統獨立場兩個變項，與台灣民眾的族群意識有顯著的關聯。(Chu 2004；Hsieh 2005；Niou 2004；徐火炎 1996；陳義彥和陳陸輝 2003)。 (6)認同與兩岸關係 自從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成為世界重要的經濟市場，台灣雖然和中國大陸屬 於「政治疏離、經濟融合」的情況（吳玉山 1997），但近年來大陸政府藉由經濟開放，以 商圍政，不再用言語或是軍事行動恫嚇台灣社會，但實際上是改採軟硬兼施的「兩手策略」， 一方面強硬堅持「反國家分裂法」，在反對台灣獨立的立場上完全不予退讓，也在國際社會 上圍堵台灣的空間；但另一方面，則是有計畫的、大規模地直接施惠台灣民眾，試圖影響 台灣民意走向，並左右台灣的大陸政策，方式包括實施兩岸包機直航、水果免稅登陸、台 商專項融資、來台採購台灣產品、開放來台觀光、促成青年交流等優惠，試圖以「寄希望 於台灣人民」，塑造兩岸親善的民意潮流。此種策略也的確降低了台灣民眾所感受的大陸政 府的敵意，民眾認為大陸政府對我政府及人民不友善的程度，在 2008 年後，有大幅度的下 降。然而吳乃德（2005:5）曾指出「理性的『物質利益考慮』和『感情的歸屬』，是解釋認 同本質的兩個對立理論」，台灣民眾在面對中國政治威脅及經濟利誘的情況，他的研究結果 發現：「族群文化認同的鞏固力量，大於物質經濟利益考慮的轉變力量」（吳乃德 2005:30） 但他也認為台灣民眾的認同態度並不穩定（吳乃德，2005：33），雖然在他研究的時間點上， 「感情認同吸引力似乎大於物質利益的拉力」，（吳乃德，2005：5-6）未來仍有變化的可能。 根據後續的研究顯示，台灣民眾的感性認同堅持，仍然高於理性的利益考量（黃冠博 2007； 陳陸輝、耿曙、王德育 2009；耿曙、劉嘉薇、陳陸輝，2009），甚至發現「看似左右民眾 理性抉擇的『自評利益』，實際上卻為根深蒂固的政治認同所形塑」（陳陸輝、耿曙、涂萍 蘭、黃冠博 2009:88）。不過就 2008 及 20012 年的總統選舉結果來看，民進黨的選票結構 與基礎，仍然以堅持台灣認同意識的民眾為主，應該與民進黨在強調臺灣本土意識及認同 的同時，無法提出兼顧民眾希求安定的心理與促進臺灣經貿發展的政策與願景有關（鄭夙 芬 2009、2012），因此，理性的利益考量以及感性的認同二者之間的拉扯，對於兩岸關係 發展的影響，也是一個值得觀察的問題。

四、研究方法

本研究結合質性以及量化的研究，以混合性研究方法(mixed method)的研究設計，探討 台灣民眾眼中「台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具體意涵及其變遷與可能原因，並界定此一變數的 測量概念，以及進一步探討此一認同變數，對未來兩岸關係會造成何種影響，作系統性的 分析與觀察，因此，本研究兼顧理論意涵的探索，以及實際應用的可能性，未來也可將相 關的研究結果，分享供國內外學界使用。本研究預計以兩年的時間，處理及分析 2000-2011 年的相關質性資料，由於資料數量相當可觀，預估共有 28 個焦點團體及 73 份深入訪談總 共 103 份逐字稿，因此第一年預定將針對這些質性訪談資料中，解讀及分析受訪者如何「台 灣人」、「中國人」及「（二者）都是」、自我認同的選擇原因，以及他們如何界定與認知自 身所屬之國家與國民範圍。資料處理的方式，採用在質性研究中，經常被使用的「長表法」 （Long-Table approach），來進行資料處理的工作，然後再進行深入分析的工作，以確定台 灣人/中國人認同的定義，以及探討認同變遷的原因。第二年的工作，將以從質性資料所分 析出來的結果，做為探討認同對兩岸關係影響的依據，先進行一次焦點團體以蒐集研擬測

量工具的資訊，再進行全國電話訪問，調查民眾對兩岸關係中的一些重要議題的看法，例 如對和平協議的態度、經貿交流與政治統合關係的意見，來理解認同對於兩岸關係走向的 可能影響。

五、結果與討論

本計畫第一年的工作是處理及分析 2000-2011 年的 28 個焦點團體及 73 份深入訪談的 資料（詳見下表），解讀及分析受訪者如何「台灣人」、「中國人」及「（二者）都是」、自我 認同的選擇原因，以及他們如何界定與認知自身所屬之國家與國民範圍。計畫主持人於今 年度之中，召集所有參與計畫之研究人員及三位對認同主題有興趣的博士後研究員，每星 期固定召開一次會議，以長表法處理所有的逐字稿資料，第一階段工作是將所有資料全部 讀過一遍，標記及選取與研究主題相關的內容，包括一些重複出現的模式或主題，此一部 份工作份量相當繁重，資料總頁數將近 3000 頁，目前己經全數讀完，去蕪存菁後總共整理 出 286 頁有意義之訪談內容；第二階段是重讀第一階段所篩選出的內容，同時開始進行分 類及編碼的工作，預計於本學年結束前完成。 在研讀逐字稿的過程中，所有參與的研究人員，不僅透過逐字稿內容，理解民眾對於 認同概念的定義與自我身份的界定（認同界限的劃分），以及觀察這 12 年來民眾在認同上 的變化，並藉由彼此的討論，對於臺灣認同議題，得到更深入的理解；同時也藉由此一過 程，讓所有參與的研究人員，實際進行質性資料的處理與分析工作，得到如何將質性研究 方法的理論與實務結合的經驗，對於未來研究工作的進行，皆認為有相當的助益。

認同資料清單及代碼表 時間 訪談性質 分類方式 代 碼 人數 備 註 2000 焦點團體 1.北部偏統民眾(pretest) 2000PNU 5 N:北部, S:南部 E:東部 I:偏獨, U:偏統 B:本省閩南人 M:大陸各省市人 H:客家人, A:原住民 2.北部支持偏統民眾 2000NU 7 3.北部支持偏獨民眾 2000NI 8 4.南部本省人 2000SB 7 5.南部大陸各省市人 2000SM 8 6.北部客家人 2000NH 7 7.東部原住民 2000EA 8 2002 認知訪談 招募自願者 2002-# 50 #流水代碼 1-50 2006 焦點團體 1.北部 40 歲以上本省人 2006NTE 9 N:北部 S:南部 Y:40 歲以下 E:40 歲以上 B:本省閩南人+ 本省客家人 M:大陸各省市人 B:泛藍民眾 G:泛綠民眾 2.北部 40 歲以上大陸各省市人 2006NME 8 3.北部 40 歲以下本省人 2006NTY 8 4.北部 40 歲以下大陸各省市人 2006NMY 5 5.南部深綠選民 2006SDG 6 6.南部 40 歲以上泛藍民眾 2006SBE 4 7.南部 40 歲以下泛藍民眾 2006SBY 3 8.南部 40 歲以上泛綠民眾 2006SGE 4 9.南部 40 歲以下泛綠民眾 2006SGY 4 2009 焦點團體 1.北部泛藍民眾 2009NB 9 N:北部 S:南部 B:泛藍民眾 G:泛綠民眾 2.北部泛綠民眾 2009NG 7 3.南部泛藍民眾 2009SB 6 4.南部泛綠民眾 2009SG 7 2010 深入訪談 1.北部第 1 組: 文化認同中國,政治認同中國 2010N1 3 N:北部 S:南部 2.南部第 1 組: 文化認同中國,政治認同中國 2010S1 2 3.北部第 2 組: 文化認同中國,政治認同台灣 2010N2 5 4.南部第 2 組: 文化認同中國,政治認同台灣 2010S2 3 5.北部第 3 組: 文化認同台灣,政治認同中國 2010N3 2 6.南部第 3 組: 文化認同台灣,政治認同中國 2010S3 1 7.北部第 4 組: 文化認同台灣,政治認同台灣 2010N4 5 8.南部第 4 組: 文化認同台灣,政治認同台灣 2010S4 2 2011 焦點團體 1.身份認同「都是」,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以後 再看情形」 2011BSQD 9 B:身份認同「都是」 T:身份認同「台灣人」 C:身份認同「中國人」 SQD:統獨立場「維持現 狀以後再看情形」 SQF:統獨立場「永遠維 持現狀」 SQI:統獨立場「維持現 狀以後走向獨立」 SQU:統獨立場「維持現 狀以後走向統一」 USQD:「維持現狀以後 再看情形」及「偏向統 一」 2.身份認同「都是」, 統獨立場「永遠維持現狀」 2011BSQF 6 3.身份認同「都是」, 統獨立場「偏向獨立」 2011BSQI 7 4.身份認同「台灣人」, 統獨立場「永遠維持現狀」 2011TSQF 4 5.身份認同「台灣人」,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以後 走向獨立」 2011TSQI 7 6.身份認同「都是」,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以後 走向統一」 2011BSQU 8 7.身份認同「台灣人」,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以後 再看情形」 2011TSQD 6 8.身份認同「中國人」, 統獨立場「維持現狀以後 再看情形」及「偏向統一」 2011CUSQD 7

依據上述的分析結果，本計畫第二年進行了一次電話訪問及焦點團體訪談，並以研究 結果撰寫文章，為充實研究內容，在論文寫作時，也再加入其他相關研究計畫所蒐集的資 料進行分析，除了發表二篇研討會之外，其中與王德育教授共同撰寫的 Taiwan Citizens’ Views of China: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一文，投稿至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SSCI)，已於 2016 年 5 月被接受 。文章全文如下：

Taiwan Citizens’ Views of China: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Abstract

Segregation has long been recognized as a source of ignorance which breeds negative feelings and hostility. This view maintains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groups can foster social bonds and promote positive group relationship. Employing recently collected survey data,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on Taiwan citizens’ negative views toward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casual encounters have no effect on the island residents’ general perception of China. Serious interactions in the form of friendship moderate their unfavorable feelings of Chinese citizens but have no effects on the perception of a hostile Beijing. Unless contacts can invoke true social bonds, frequent interactions do not hav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s’ political view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tacts at the personal level is not transferable to a political entity when the latter is perceived as a suppressing agent.

Taiwan Citizens’ Views of China:

What Are the Effects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Scholars of social psychology have long recognized that segregation is a source of ignorance and that ignorance breeds negative feelings and hostility. Generally characterized as contact theory, this view maintains that interactions between members of different groups can foster social bonds and reduce negative feelings (Allport 1954). The theory was initially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interraci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later extended to the analysis of prejudice against other groups. A vast literature generally supports the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that contact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moderate animosity and promote positive intergroup relations (Pettigrew and Tropp 2006).

Although contact theory has been traditionally used to analyze mutual group perception within a country, it can be equally applied to studying the effects of expanding cross-Strait exchanges. Employing data of two surveys recently conducted in Taiwan, this research explores a changing, though limited, pattern of the island residents’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he analysis shows that “causal contact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hile close and intense in recent years, have not changed the Taiwan public’s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its citizens. Only “serious contacts” like friendship can moderate the island residents’ unfavorable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but have no effects on their perception of a hostile Beijing government. These findings must trouble Chinese leaders who have heavily promoted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hoping frequent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may foster a shared vision of a unified Chinese nation. Unless the Beijing government makes substantive changes to its policies toward Taiwan, the island citizens’ negative perceptions of China and its citizens are not likely to improve.

Contact and Prejudice

Scholars of race relations have long speculated about the potential effects of intergroup contact on the reduction of prejudice. Some of the early studies on interracial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examined the effects of black-white contact on racial attitudes of persons in the military (Brophy 1946), in police forces (Kephart 1957), in universities, and in public housing (Deutsch and Collins 1951; Wilner, Walkley and Cook 1955; Works 1961). The researchers found that as intergroup contacts expanded, black and white seamen, police officers, students, and housewives developed a sense of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a less hostile racial attitude.

For the next half-century, these early studies inspired extensive research on the effects of contact on intergroup relations (e.g., Amir 1969, 1976; Dixon 2006; Forbes 1997; Pettigrew 1971; Sigelman and Welch 1993; Sigelman, Bledsoe, Welch and Combs 1996). The analysis was extended with participants of physically disabled and mentally ill groups and homeless people (Harper and Wacker 1985; Lee, Farrell and Link 2004; Naor and Milgram 1980). Another study was conducted on the effects of interracial group contact in post-apartheid South Africa (Durrheim and Dixon 2010). A meta-analysis of all of these studies by Pettigrew and Tropp (2006) shows that the effects of contact on the reduction of prejudice are generally robust and occur in the absence of the optimal conditions discussed by Allport (1954).

Why can contacts promote positive group relationships? Two separate but related answers are exposure and the availability of information. Acquaintance raises the awareness of the target group and its members’ perspectives as well as issues concerning them. As greater exposure increases awareness, familiarity with the target groups further enhances positive regard of those groups (Pettigrew and Tropp 2006). In addition, regular contact with target groups is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s Sigelman and Welch (1993) illustrate, whites may use their

own black friends, neighbors, and/or coworkers as points of reference when they encounter blacks. The very fact of their friendship should positively influence how they perceive and interact with blacks. Without such firsthand information, whites will rely on whatever information they may have, which is frequently very negative about blacks.

That being said, not all encounters between different groups have equal effects. Casual contacts, such as random encounters on streets or at restaurants, usually leave no prints on individuals’ cognitive experiences. Such occasional encounters present little or no transformative effects. Alternatively, causal contacts sometimes may exacerbate negative feelings because close proximity without familiarity could bring stereotypes to mind. Serious contacts, like those based on friendship or interactions in work places, are nonrandom and generate true acquaintance. Such contacts occur at a personal level, invoke genuine feeling, and bring about true knowledge of the target group (Allport 1954).

Although contact theory has traditionally been used to study group interactions within a country, it can also be employed to analyze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Indeed, animosity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s lasted for more than half a century due to Beijing’s forceful assertion of sovereignty over Taiwan. Treating the island as a renegade province and vowing to unify Taiwan “with the motherland”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2004), Chinese leaders have vigorously isolated the Taipei govern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and backed their claim with military force. Despite this animus,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relate to the same cultural heritage and speak a common language. Many island citizens can trace their ancestral roots and enjoy family connections on the Chinese Mainland. While the political border is clearly defined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he cultural boundary is fluid (Copper 2003).

Meanwhile, Beijing leaders have also purposely implemented a policy of expanding cross-Strait exchanges in order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Taiwan citizens. They hope that people-to-people contact may reduce decade-old animosity and help form a shared vision of a unified Chinese nation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1979). Contacts in economic and social forms have been employed by Beijing as a policy tool for its cause of unification. As a result,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have flourished after Taipei lifted the ban on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n 1987 for humanitarian reasons.

Contact theory thus provides a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 for analyzing the Taiwan public’s perception of China. As noted, the theory is intended to assess group interactions within a country. By extending contact theory to cross-Strait exchanges, this study aims to examine whether such interactions also have any effects on the perception of a government for which contacts are made. It is hypothesized that casual contacts generally present little transformative or even negative effects, whereas serious contacts in the form of friendship and working partnerships tend to positively shape Taiwan citizens’ opinions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Cross-Strait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ractions

Cross-Strait exchanges have expanded further after Ma Ying-jeou was elected president of Taiwan in 2008. The Ma administration has adopted an engagement strategy by advancing its relations with Beijing on the basis of “one China with different interpretations” (Ma 2008), an approach dubbed the 1992 Consensus (Su and Cheng 2002). Ma’s position sharply contrasts with that of his pro-independence predecessor. Chinese leaders thus welcomed Ma’s policy of rapprochement. For its part,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as come to the realization that its

coercive tactics during Taiwan’s 1996 and 2000 presidential elections only invited resentment and alienated the island citizens (see Garver 1997; Wang 2001). Chinese leaders have since placed substantial emphasis on the tactic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Tung 2005; Wang, Lee and Yu 2011). A series of agreements was signed between the two governments, including a landmark trade deal that granted generous economic concessions to Taiwan. As a result, China is now Taiwan’s largest trading partner and the top destination of Taiwanese investment. Along with these economic activities, business people shuttle routinely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while many of them have now relocated to the Mainland. Meanwhile, the Ma administration has also significantly relaxed restrictions on cross-Strait tourism since taking office. The number of Chinese tourists to Taiwan has increased exponentially, from less than 100,000 in 2008 to 3.3 million in 2014 (Mainland Affairs Council 2015). Within this context, citizens of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are expected to have ampl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action.

[Table 1 about here]

Indeed, the survey data in Table 1 show that 65% of the 2013 respondents had casual contacts with Chinese visitors at such places as malls, parks, and restaurants. By the end of 2014, the proportion of respondents experiencing such casual contacts increased to 83%. These random encounters provide Taiwan citizens with occasional opportunities to interact with tourists from China. In addition, the Taiwan public has more serious interactions with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because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respondents in both surveys claimed that they have Chinese friends, and about 16–22% of them have working relationships with citizens on the Mainland. This evidence is indicative of the expanded cross-Strait contacts associated with the close economic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aiwan.

from surveys on Taiwan citizens’ perceptions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Figures 1 and 2 show that a large proportion of the islanders have consistently sensed a “hostile Beijing” since 1995. The perceived antagonism of Beijing toward the Taipei government reached one of its highest points during the period 2000–2008, when the pro-independence President Chen Shui-bian was in office, and 60–70% of the island citizens sensed hostility from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Although their perceptions of Beijing’s unfriendliness toward the Taiwan public was lower, 40–50% of the islanders constantly felt Beijing’s enmity throughout this period. Both types of perceived animosity witnessed some reduction after Ma took office in 2008, but about half of the island citizens continue to perceive a hostile Beijing.

[Figure 1 & 2 about Here]

Taiwan residents also possess a negativ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Survey results (not displayed here) show that only about one-quarter to one-third of respondents have a favorable view of their counterparts from the Mainland as Chinese citizens are generally considered “rowdy” and have a “lack of respect of public space and order.”1 Nevertheless, the negativ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has improved from 2013 to 2014. While the plurality of respondents continues to hold a negativ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the favorable impression has increased by 7 percentage points.

Are these positive developments in Taiwan citizens’ views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Chinese citizens indicative of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bivariate relations between contacts and the island residents’ perceptions (not displayed here) shows mixed results. Specifically, casual interactions with Chinese tourists at restaurants, department stores, or parks have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ssociation only with the public’s view about Beijing’s treatment of the island residents. Such incidental interactions do

not have any association with the islanders’ unfavorabl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or Beijing’s ill-treatment of the Taipei government. Respondents who have serious contacts with Chinese citizens, that is, friendships and working partnerships, tend to have a more favorable perception of China. That being said, the majority of Taiwan residents consistently hold the image of a Beijing that is hostile to the Taipei government despite serious contacts with their Mainland counterparts.

In summary, the Taiwan public in general possesses a negativ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The preliminary analysis shows that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f cross-Strait contacts seem to come mainly from serious relationships, such as friendships or partnerships at workplaces.

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the Contact Hypothesis

To further discer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ontact and individuals’ perceptions of China, multivariate analyses are in order. Three dependent variables are created: Good Impression of

Chinese Citizens, Friendly Beijing towards Taiwan People, and Friendly Beijing towards the

Taipei Government. All three variables are coded dichotomously, with 1 indicating a favorabl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a Beijing that is friendly toward the Taiwan people, or a Beijing that is friendly toward the Taipei government, and 0 otherwise. To assess th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f casual contacts and serious contacts, the data presented in Table 1 are used to generate three dummy variables: casual contacts with Chinese tourists, having Chinese friends, and having

Chinese working partners.

A series of control variables are also included in the analysis. To assess the effects of island citizens’ identity, respondents with a Taiwanese identity or a Chinese identity are coded 1

in the relevant categories and 0 otherwise, while respondents with a dual identity,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as both Chinese and Taiwanese, serve as the baseline group. Individuals holding Chinese identity are expected to have a more favorable view of their Mainland counterpart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hile respondents with a Taiwanese identity are hypothesized to hold a negative view. Two partisan dummies, Pan-Blue affiliation and

Pan-Green affiliation, are created with 1 for respondents in the relevant categories and 0

otherwise, with nonpartisan voters as the baseline group. Citizens who identify with the pro-independence Pan-Green camp are expected to hold a negative view of China, whereas those associated with the Pan-Blue camp are hypothesized to hold a more moderate view. Respondents’ education level and gender are coded as two dummy variables, college (and above) and female, with 1 for those who are in the relevant categories and 0 otherwise. Logit models with binary outcomes are employed to analyze data of both surveys. Because the results are broadly similar, only the analysis of the 2014 survey are presented in Table 2 and there are several major findings.

[Table 2 about here]

First, none of the regression coefficients associated with casual contacts i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Random encounters with Mainland tourists do not have any effect on the Taiwan public’s views of China and its citizens. This finding is consistent with the hypothesis that incidental interactions have little, if any, transformative effect on individuals’ cognitive experiences and political views.

Second, for forms of serious contact, only having Chinese friends has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island residents’ negative view of Mainland citizens. Respondents who have Chinese friends are about two to three times higher in odds to develop a more positiv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But such contacts do not temper the island residents’ perception of a hostile Beijing. Respondents who have Chinese friends continue to regar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s unfriendly to Taiwan people and to the Taipei government. Meanwhile, having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Chinese citizens, has no effects on the Taiwan public’s views about China. Unlike friendship that generates true social bonds and thus presents transformative effects, Taiwan citizens appear to treat working relationships merely as part of the job.

Finally, compared with respondents who have a dual identity or no partisan affiliation, those with a Taiwanese identity or an affiliation with the Pan-Green camp are more likely to have negative views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whereas those affiliated with the Pan-Blue camp tend to possess a more positive view. These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oretical expectations. Older islanders tend to hold an unfavorabl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female respondents are more likely to perceive a hostile Beijing.

Conclusions

As a result of cross-Strait confrontations over Taiwan’s sovereignty, the island citizens generally hold negative feelings toward China. Despite this animosity, economic interact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have flourished substantially during the past two decades. Contacts between citizens of China and Taiwan have increased as a result. Taipei’s engagement policy during the Ma administration has further expanded the opportunities for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in recent years. Have expanded cross-Strait contacts influenced the Taiwan public’s negative view of Chinese citizens and the Beijing government?

Making a distinction between casual and serious contacts,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incidental interactions have no effect on Taiwan citizens’ general perception of China. The

public continues to hold negative views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its citizens despite increased encounters with Chinese tourists at malls, parks, and restaurants. While serious contacts in the form of friendship moderate the island residents’ unfavorable percep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with Mainland citizens do not have any effect. Neither do friendships or professional relationships alter the Taiwan public’s perception of a hostile Beijing. These empi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xpectation that incidental contacts leave no imprints on individuals’ cognitive experiences; only serious interactions that generate real acquaintance and understanding can moderate negative feelings.

The import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 is that contacts cannot be considered a general panacea for improving intergroup relationships.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contacts at the personal level is not transferable to a political entity when the latter is perceived as a suppressing agent. At the personal level, unless contacts can invoke genuine feeling and social bonds, frequent interactions do not have transformative effects on individuals’ political views.

Such findings must bother, even alarm,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s indicated, Chinese leaders have learned that their coercive tactics can only backfire and yield undesirable outcomes that are contrary to their cause of unification. While continuing to pose a military threat to Taiwan, Beijing has adopted a softer approach in recent years by appealing, through generous economic concessions in cross-Strait trade and investments, to the island citizens. Beijing has also responded positively, albeit in a very limited form, to Taipei’s request for participating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ng, Lee and Yu 2011). The empirical evidence presented above seems to indicate that Beijing’s “goodwill” actions are of little avail. Cross-Strait contacts, while close and intense, do not change the islanders’ negative perception of Chinese government.

the island citizens’ perception of a hostile Beijing government (Lee and Wang 2003; Wang forthcoming). As a result, any goodwill from Chinese leaders’ conscious efforts has been countered by their tactics of diplomatic isolation and military threats. Economic concessions are viewed as ill-intended means to annex Taiwan. The prospect of economic integration actually raises concerns among Taiwan citizens, fearing that this integration may increase the island country’s vulnerability. These findings thus call into question Beijing’s strategy of promoting cross-Strait interactions without making substantive changes to its rigid policies towards Taiwan. Unles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mindful of Taiwan citizens’ aspiration for dignity, respect and equal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e island residents’ negative views of China are not likely to be changed, regardless how frequent or intense cross-Strait contacts may be.

Notes

1. The comments are summaries of focus group interviews conducted in Tai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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