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隆中元祭與姓氏輪值主普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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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2009年5月，頁51-96. 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基隆中元祭與姓氏輪值主普制* 吳蕙芳**. 基隆中元祭的最大特色在姓氏輪值主普制，對於此制源起，一般認為是始於咸豐年間甚為嚴重的漳泉械鬥衝突，後經地方士紳協調，主張以「賽陣頭」(普度賽會)方式代替「打破頭」(械鬥血拼)場景，即經由血緣關係的宗親組織輪流負責中元普度活動，化解因地緣衝突形成的族群對立。惟此一說法的史料來源以往鮮為人關注，立論基礎亦乏人重視，至於輪值主普各姓在當時的實力狀況與能力表現更少有確切釐清者；同時，清治與日治時期的基隆中元祭非僅主普一柱，而另有主會、主醮、主壇之分布，究竟這四大柱是如何進行與運作的？隱身其後的人際網絡是如何關連糾葛的？這些問題昔日或有若干討論，然窺諸內容仍值得再深入探究。而研究結果顯示：咸豐5. *. 本文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案(編號NSC96-2411-H-019-001-MY3)補助下之部分研究成果，文章初稿曾宣讀於「2008海洋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基隆：國立臺灣海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主辦，2008年11月6-7日)，投稿後復蒙兩位匿名審查者提供寶貴意見；又撰稿期間曾獲國立故宮博物院莊吉發教授、助理陳凱雯同學之協助蒐集資料與整理資料；對於上述諸多幫助，筆者由衷感激，謹此致謝。. **.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文化研究所副教授。.

(2) ．5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年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確因漳泉械鬥事促成，然咸豐年間基隆的漳泉械鬥應不止一次，再加上福建小刀會動亂引發基隆戰事，使當地死傷者甚多，故透過輪值主普十一姓依序負責每年超度亡魂之事，令生者得安心度日。此制發展到日治時期已演變成逐年競賽局面，輪值主普十一姓在主普壇、遊行陣頭、祭祀牲豚等方面彼此互爭，而為集結同姓宗族力量，輪值主普各姓均大量動員鄰近地區族人，此實促成了新鄉(金雞貂石區)的在地認同，反淡化以往對原鄉(漳州、泉州)的地域觀念。同時，輪值主普十一姓外的其它姓氏亦逐漸興起，且不落人後地展現實力，與輪值主普十一姓互相競賽，至戰後終於爭取到輪值主普機會，發展成今日基隆共有十五姓輪值主普之局面。關鍵詞：基隆中元祭、姓氏輪值主普制、漳泉械鬥、主普、主會、主醮、主壇、宗親組織.

(3)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53．. 一、前言如眾所周知的，基隆中元祭的最大特色在姓氏輪值主普制，即每年固定由不同姓氏之宗親組織輪流負責主普工作，此固定姓氏最初為十一姓，包括張廖簡、吳、劉唐杜、陳胡姚、謝、林、江、鄭、何藍韓、賴、許姓，民間習稱為「張頭許尾」，1戰後陸續增至十五姓，即加入聯姓會、李、黃、郭四姓，後來民間改稱為「張頭郭尾」。2對於姓氏輪值主普制的源起，一般認為是始於咸豐元年 (1851) 甚為嚴重的漳泉械鬥衝突，死傷頗為慘重，高達 108 人，後經地方士紳協調，主張以「賽陣頭」(普度賽會)方式代替「打破頭」(械鬥血拼) 場景，亦即以血緣關係的宗親組織輪流負責中元祭活動裡的主普工. 作，化解由於地緣因素形成的族群對立，故自咸豐五年(1855)開啟了姓氏輪值主普制；3而此一制度因有固定單位負責歷年普度事，致基隆中元祭得持續一個半世紀以來不中止，並逐漸發展成今日眾所矚目之盛況。4惟姓氏輪值主普制普遍說法的史料來源以往鮮為人關注，立論基礎亦乏人重視，至於輪值主普各姓在當時的實力狀況與能力表現更少有確切釐清者；同時，清治與日治時期的基隆中元祭並非只有主普一柱，而是有主普、主會、主醮、主壇四大柱的分布，究竟這四大柱是如何進行與運作的？隱身其後的人際網絡是如何關連糾葛的？這些問題昔日或有若干討論，然窺諸內容仍有值得再補充之 1. 「張頭許尾」之稱，早於日治時期報紙即刊載，參見〈基隆短信——中元破例〉，《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9月8日，6版；〈基隆特訊——貽笑文明〉，《臺灣日日新報》，1921年8月26 日，6版。. 2. 有關基隆中元祭輪值主普姓氏由清治及日治時期十一姓發展至戰後十五姓之歷程，參見曾子良，〈雞籠中元祭之傳統及其當代轉化之探討〉，《海洋文化學刊》，創刊號(基隆，2005.11)，頁44-46；吳蕙芳，〈宗親組織與基隆中元祭——以黃姓宗親會為例〉，《兩岸發展史研究》，第4期(桃園，2007.12)，頁133-134。. 3. 此說甚為普遍，茲舉基隆官方出版品與民間出版品各一種以為參考。見陳青松，《基隆第一：藝文篇》(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4)，頁97；臺灣基隆市何藍韓姓宗親會編，《雞籠中元祭輪值主普姓氏源流》(基隆：臺灣基隆市何藍韓姓宗親會，2005)，頁183-184。. 4. 有關基隆中元祭之淵源與發展，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的淵源與發展〉，《白沙人文社會學報》，第5期(彰化，2006.10)。.

(4) ．5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處，故筆者不耑淺陋，利用蒐集來的一、二手史料對上述課題予以分析說明。. 二、姓氏輪值主普制的源起較早提及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實導因於咸豐年間死傷慘重的漳泉械鬥事，致人們主張以普度賽會代替地域衝突的官方記錄，是戰後首度修撰的《基隆市志》(後稱舊版《基隆市志》)，其曰：咸豐十年(公元一千八百五十一年)八月，漳、泉人在魴頂之械鬥最烈，因而死者一百零八人，自是漳泉相仇，糾紛常起，今安樂區之義民廟，乃安葬械鬥而死者一百零八人之骨骸，誠為雞籠開發史中之慘事。此風至清末，由於識者之士諄諄善誘，以普渡賽會以代血鬥，始戢，今則畛域盡泯，民情歡洽矣。5 此一內容明確指出漳泉械鬥與姓氏輪值主普制的因果關係，且漳泉械鬥事發生於咸豐十年(1860)。然此說未明史料來源，文中亦未告知姓氏輪值主普制的開始時間，僅概略提及是到清末才由識者善誘停止血拼；惟文中咸豐十年的時間刊載恐校勘忽略有誤，因公元 1851 年應為咸豐元年而非咸豐十年；又觀察當時參與修志的洪連成(1922-2004)曾另撰它文敘述基隆中元祭之由來，有如下說明：咸豐元年(西元一八五一年)八月，漳、泉人士在魴頂之械鬥最烈，因而死傷一百零八人，誠為基隆開發史中之慘事。漳、泉相仇，糾紛常起，識者之士相約出面呼籲收集遺骸，慰安亡靈，建老大公廟(即義民祠)於舊主普壇後面，……，並諄諄善誘，以普渡賽會以代血鬥，即賽陣頭之重大民俗改革。6 可見其應認為發生於咸豐元年的嚴重漳泉械鬥事件才造成後來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產生。 5.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編，《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79)，風俗篇，頁14。. 6. 洪連成，〈基隆中元祭的緣起〉，收入洪連成，《滄海桑田話基隆》(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1993)，頁109。.

(5)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55．. 然同在舊版《基隆市志》中之他處，洪氏又有言：咸豐初年，基隆街之漳人，與暖暖之泉民以魴頂 (今南榮公墓內)為界，因放牧互有走失牛羊，或爭耕地，或耕作物被踐踏，時因細小之事而起械鬥，咸豐三年，漳人糾同鄉欲襲擊暖暖泉人，泉人預知，設伏，盡殲漳人於魴頂，死者連為首之慶安宮和尚計一百零八人。……，前述咸豐三年之漳泉械鬥悲劇之後，漳人即有人提議糾集報復，若是，則循環報復，永無已時，漳泉雙方均受其害，識者更覺其非，乃由重望者呼籲，暫綏報復，先行收埋骸骨，超渡亡魂，以免冤鬼作祟，此議正合市民厭鬥心理，眾和之。於是合埋於蚵穀(殼)港河畔(今之成功二路)，後日人建築軍眷宿舍，迫遷於現址，安樂區嘉仁里石山，建義民. 公祠，俗稱老大公墓，自咸豐五年起，每七月中元由十一姓輪流主普，開關鬼門，即在此舉行，是本市主普由各姓輪值之緣起。7 可見其以為促成姓氏輪值主普制產生之漳泉械鬥應發生於咸豐三年(1853)，非咸豐元年，而姓氏輪值主普制的開始時間應為咸豐五年。對於上述說法，洪氏指出是根據以往基隆區長許梓桑(1874-1945)口述而來；且其以為，「許氏生於同治十二年(1873)，日人據臺時已出任公職，係前清童生，距該慘案不久父老相傳當耳熟能詳，況係民俗改革之同風會長，其說應屬可信」。8 舊版《基隆市志》修纂後數十年又有新版《基隆市志》的編印，在廿一世紀刊行的新志中，負責修纂宗教篇的洪連成再度提及漳泉械鬥與姓氏輪值主普制的因果關係，確認死亡慘重的漳泉械鬥事發生於咸豐三年，史料來源即為許梓桑口述。9 又舊版《基隆市志》修撰期間，基隆市政府亦出版了編年體的《基隆大事記》一書，內曾載：「咸豐三年八月，淡水漳、泉四縣籍民分類械鬥，禍. 7.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編，《基隆市志》，風俗篇，頁430-431。. 8. 基隆市政府民政局編，《基隆市志》，風俗篇，頁431。又洪連成文中言許梓桑生於同治十二. 9. 洪連成編纂，《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2003)，住民志，宗教篇，頁56。. 年，然一般認為許氏生於同治十三年。.

(6) ．5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燄逐 (遂)遠及雞籠、三貂」； 10此段文字應有明確史料來源才可能在時間記載上如此詳細，惜書中未明其依據史料，11且這時雖已有資料指出基隆漳泉械鬥的明確時間為咸豐三年八月，並導因於淡水漳泉械鬥的波及禍延；然舊版《基隆市志》修撰時似未能利用此一相關紀錄。值得注意的是，舊版《基隆市志》的文物篇中曾附錄暖暖地方掌故資料，曾任七堵區長的王初學(1885-？)口述漳泉之爭事，12有不同於以往之說法，其言：咸豐三年，有漳州婦人所畜母豬生子豬數隻，旋售與泉州人，因價款發生誤會，雙方遂起衝突，當時今之七堵一帶為泉州人之勢力範圍，而今之基隆市區內則為漳州人之勢力範圍，當漳州人進襲泉州人之際，因遙見山上芋草生花，誤為泉州人之紅旗，虞其有備，乃相率而返。同時泉州人方糾集鄉眾進攻漳州人，道經基隆山嶺時，適值傾盆大雨，雷電交加，遂為所阻而退兵。因此兩州移民得免于戰禍。緣民間向有戰爭時有神蒞場指揮之迷信，相傳泉州人有神名保儀大夫，漳州人有神名玉皇大帝，當時漳泉兩州移民均以此次戰禍得消彌於無形，實由上述兩神之庇佑。事後漳人派代表林本源，泉人派代表某(姓名不詳)雙方協議簽定和約，後此雙方不分畛域，共安生業云。. 13. 此口述內容雖肯定漳泉械鬥乃姓氏輪值主普制之因，亦認為漳泉械鬥時間為咸豐三年，然械鬥事件實際上並未真正發生，且其以為事後負責協調漳泉械鬥消弭爭端者，乃北臺灣著名望族林本源家。民國八十一年 (1992) 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曾邀請基隆六十歲以上耆老口述地方史事，當時洪連成亦口頭提及基隆漳泉械鬥後來是由漳人領袖的林本源. 10. 《基隆大事記》(基隆：基隆市政府，1981)，頁6。. 11. 同治年間淡水同知陳培桂提序修纂成的《淡水廳誌》曾載：「咸豐三年八月，漳、泉四縣分類械鬬」，然未言禍及基隆、三貂；見陳培桂，《淡水廳志》(臺北：大通書局，1984)，頁365。. 12. 有關王初學的身份背景可參見陳德潛，《基隆瑣憶—日治時代與光復初期的人事物—》(基隆：. 13. 基隆市政府編，《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政府，1986，增印)，文物篇，頁144。. 作者自印，2008)，頁9-10。.

(7)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57．. 家出面與泉州人講和，才有中元普度的開始；而林本源家早於咸豐四年(1854) 即購買許多基隆漳人的土地，14故其在基隆實有一定影響力，亦有足夠地位居間協調漳泉衝突事。洪連成此一說法為陳凱雯注意，其利用日治時期契約文書及寺廟調查資料指出：早於清道光二十二年(1842)開始，基隆即有漢人向林本源家的林平侯繳納地基稅銀，開設店舖，地點包括新興街、長潭堵、草店尾街等；而基隆的漳州人信仰中心奠濟宮(原稱開漳聖王廟)建於新興街，此廟土地亦由林本源家所捐。事實上，林本源家為北臺漳州人領袖，當時北臺漳泉嚴重械鬥事件中，其皆代表漳人居協調角色，因此基隆漳泉械鬥後由林本源家族居間協調的可能性是極高的。15 民國七十三年(1984)基隆市長張春熙為發展地方觀光事業，將官方力量伸入原純粹由民間宗親組織負責籌辦的基隆中元祭相關活動，除經由政府經費補助增加活動內容與擴大活動規模外，亦欲透過文字說明以溯本究源並記錄實況，使之成為饒富文化意義之重要地方民俗活動，並提供後人參考瞭解；16 故市府委託學術團體或學界人士負責調查研究，此共有兩次，分別為民國七十七年(1988)委由國立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對當年賴姓輪值主普的基隆中元祭作調查；其次是民國七十九年(1990)委由學者與民俗工作者共同對當年由聯姓會中邱丘姓負責輪值主普的基隆中元祭作觀察。兩次調查的文字記錄均曾載及基隆中元祭裡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由來與時間，而其結果均認為姓氏輪值主普制實因漳泉械鬥產生，且開始於咸豐五年，至於漳泉械鬥時間，則有咸豐年間、咸豐元年、咸豐三年等不同說法。17唯不論是漳泉械鬥或姓氏輪值主普制的時間均無明確的文字史料佐證。 1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2)，頁44-45。. 15. 陳凱雯，〈帝國玄關——日治時期基隆的都市化與地方社會〉(桃園：國立中央大學歷史研究. 16. 張春熙市長的想法可見其所題之序文，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鷄籠中元祭》(基. 17. 相關說明參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鷄籠中元祭》，頁23、43、46、105；李豐. 所碩士論文，2005)，頁39。隆：基隆市政府民政局，1989)，〈序〉。楙主編，《鷄籠中元祭祭典儀式專輯》(基隆：基隆市政府，1991)，頁18、23、28。.

(8) ．5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其實，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既被認為是出現於清代的咸豐年間，即應以清代文獻作為論證依據，然目前清代的直接資料未被發掘，僅有數則日治時期的相關史料可供參考，此又可分為地方志書與個人記載兩種。日治時期的地方志書有大正八年(1919)完成的《臺北廳誌》載曰：咸豐三年枋橋の漳人、泉人と激鬥を開き、其餘波臺北附近の各堡より、遠く基隆方面に及び、殺傷焚燎其極に達し、餘焰尚ほ收まらざるに、同九年復た兩族劇爭を起し、擺接堡各庄は悉く兵燹に罹り、大加蚋芝蘭の各堡亦甚だ混亂を極あにり。18 文中清楚指出咸豐三年板橋的漳泉械鬥影響到基隆地區，死傷慘重，而咸豐九年(1859)漳泉械鬥又起，亦造成極大混亂。此資料由於載及基隆漳泉械鬥實因板橋漳泉械鬥事件牽連產生，使得前述板橋林本源家族在基隆漳泉械鬥協調中的角色扮演似亦有相當的可能性。日治時期相關基隆中元祭的個人記載可分成漢人與日人兩種，漢人記載如基隆《臺灣新聞報》記者簡萬火在昭和六年(1931)出版的《基隆誌》一書裡有相關說明，其言：自咸豐三年八月起，漳泉雙方械鬥，初漳人方面，係慶安宮一和尚，首倡當先，率漳人至魴頂，與泉(安溪人)擊鬥，雙方死傷甚多，血流溪澗，如此慘事，至咸豐十年九月十五日，計有發生三次，誠民族未曾有之慘事也，如現在蚵殼港舊隧道口之義民廟，乃安葬是等犧牲者百零八名之骨骸也。19 此資料認為咸豐年間的漳泉械鬥不止一次，而是從咸豐三年八月到咸豐十年九月間共發生三次，且犧牲者多達 108 人；簡萬火的記載曾為戰後黃師樵引用以研究早期基隆的開發史，唯黃文中並未注明史料來源。 20又日治時期任基隆公學校訓導的蔡慶濤有私人手稿載及基隆大事記時，提及兩則漳泉械鬥. 18. 《臺北廳誌》(臺北：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報社，1919)，頁108-109。. 19. 簡萬火，《基隆誌》(基隆：基隆圖書出版協會，1931)，頁6-7。. 20. 黃師樵，〈光復以前基隆開發小史〉，《臺灣文獻》，第24卷第1期(臺中，1973.03)，頁91。.

(9)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59．. 事各發生於咸豐三年與咸豐九年，其中咸豐九年的漳泉械鬥波及當時基隆堡內仙洞庄、八斗子庄、鼻頭庄、深澳庄、龍潭堵庄、柑仔瀨庄、石碇庄等地，爭鬥嚴重，死傷甚多；21此事八斗子地方人士迄今印象深刻，訪談時即提及此事，22日後亦有人以此印象為題材撰寫小說。23 日人資料則以大正六年(1917)石坂莊作(1870-1940)編的《基隆港》一書之記載最早，其言咸豐三年基隆地方有漳泉械鬥，泉州人為避難而逃至彭佳嶼。24此說亦見於昭和八年(1933)入江文太郎的《基隆風土記》，並補充說明避難至彭佳嶼的泉州人乃張、朱、鍾三姓二十餘戶。25又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中，基隆與暖暖兩地的記錄頗值得注意；首先是基隆公學校長對位於基隆街玉田、供奉開漳聖王的奠濟宮之調查報告言：嘉永六年(咸豐三年)有漳泉械鬥發生，26當時基隆街的漳州人與暖暖街的泉州人開戰，後因開漳聖王顯靈，使漳人免受敵人危害；其次是暖暖公學校長對位於石碇堡暖暖街、奉祀天上聖母的安德宮之調查報告則言：清咸豐三年、九年、十年有漳泉械鬥，泉州人迎出保儀大夫，並向保儀大夫報告作戰計畫等事，後來與漳州人的戰爭竟連戰連勝；咸豐十年三月二十七日，暖暖將汐止的保儀大夫迎至安德宮內共祀，以後即形成慣例，每年三月二十七日起至二十九日連續三天，汐止的保儀大夫均與暖暖的媽祖共同接受信徒祭祀。27上述兩地的調查報告雖然對戰爭結果有截然不同的記載，然此實因不同廟宇，不同信仰者為凸顯其神明靈驗而產生之 21. 蔡慶濤記，《基隆地方研究資料》(手稿本)。. 22. 陳世一、張雯玲訪談、記錄，《八斗子耆老訪談錄》(基隆：財團法人海洋臺灣文教基金會，. 23. 杜披雲，《風雨海上人》(基隆：基隆市立文化中心，2000)，頁57-66。. 24. 石坂莊作編，《基隆港》(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臺1版，據株式會社臺灣日日新. 25. 入江文太郎，《基隆風土記》(臺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臺1版，據1933排印版影印)，. 26. 原史料載「嘉永六年(咸豐九年)」似有誤，因嘉永六年為咸豐三年，咸豐九年應為安政六年，. 1998)，頁26。. 報社，1917，3版影印)，頁20。頁57。然此次漳泉械鬥發生時間也有可能是在咸豐九年。 27. 《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臺北廳》(手稿本)，〈基隆公學校長報告〉、〈暖暖公學校長報告〉；又暖暖的媽祖廟安德宮歷史近二百年，基隆耆老口述歷史時仍會提及此廟，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16。.

(10) ．6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不同說法，唯咸豐年間三次漳泉械鬥時間(即咸豐三、九、十年)卻因此得到證實。令人感到特別的是，日治時期的相關記載，不論是地方志書或日人、漢人的個別記載，均對咸豐三年及九年的漳泉械鬥記憶深刻，而對咸豐十年的械鬥事件較少著墨，原因之一可能是咸豐三年及九年的漳泉械鬥規模較大，印象易於留存，另外的原因，或在於其它戰亂事件引發重大傷亡的連帶記憶，因咸豐四年及八年(1858)基隆另有黃位(？-1877)的竄擾事件。黃位竄擾基隆一事在戰後的舊版《基隆市志》沿革篇中曾有記載，其言︰咸豐四年「會匪黃得美率黨黃位，陷同安、海澄、廈門，得美誅，位竄大雞籠口，逸竹塹港，同知丁曰健平之」、咸豐八年「海盜黃位犯雞籠」。28而《基隆大事記》亦有載曰：「咸豐四年四月，漳、泉一帶天地會首要黃位，俘(浮) 海襲踞大雞籠；五月，北路協副將曾玉明率勇攻黃位，位敗走竹塹沿海」、「咸豐八年，小刀會黨人黃位等再犯雞籠，旋平之」。29此外，前提之日治時期基隆公學校訓導蔡慶濤的手記亦載及此事，其言安政元年(咸豐四年)海賊黃九位從廈門來，自雞籠登陸，占領數月，後由淡水廳的丁曰健平定，此事使得艋舺士紳林國志、翁裕佳、王宗何、林嵐山與雞籠總理謝集成等人因功受賞；又安政五年(咸豐八年)有海寇黃位侵犯基隆(雞籠)。30事實上，黃位與黃九位(又名黃威)乃同一人，其侵犯基隆之事，亦可見於清政府檔案，如咸豐六年(1856). 的上諭檔載：是年 (即咸豐四年)閏七月間復有內地小刀會匪船竄入雞籠地方，勢頗猖獗，經官兵五路進攻，破賊所據石圍，殲擒二百三十餘名，截殺百餘名，其逃入船之賊，復被水師於臺、澎洋面節次追剿，先後牽獲、擊沉匪船多隻，生擒無算。31. 28. 《基隆市志》(基隆：基隆市文獻委員會，1956)，沿革篇，頁141-142。其中，咸豐四年的記載. 29. 《基隆大事記》，頁6。. 30. 蔡慶濤記，《基隆地方研究資料》(手稿本)。. 31. 〈咸豐六年六月十日(上諭)〉，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 應來自《淡水廳志》之記錄，見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66。. 編》(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4)冊7，頁357-358。.

(11)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61．. 咸豐八年的月摺檔則載：內來小刀會匪船，分股遊奕台衛洋面，牽佔商漁船隻，追脅入夥，到處窺伺，復竄至噶瑪蘭廳屬蘇澳，及淡水廳屬雞籠，勾結土匪，登岸滋擾。32 而後來在平亂中建立汗馬功勞的淡水同知丁曰健、北路協副將曾玉明、艋舺士紳翁裕佳及雞籠總理謝集成等人為朝廷賞賜之記錄，亦見於官方檔案。33 又此一竄擾事件中的黃得美(又名黃德美，？-1853)與黃位均福建同安人，兩人乃叔侄關係(一說是義父子關係)，亦均屬廈門小刀會成員。蓋道光三十年(1850) 大陸發生太平天國事件，洪秀全(1814-1864)領導群眾自廣西桂平縣金田村起事後，一路竄擾廣東、江西、湖南、福建、浙江等省，福建地區會黨即乘機起事，暗中勾結太平軍，其中便有黃得美、黃位。 34咸豐四年此股會匪在基隆被截殺百餘名，若連上前一年(咸豐三年)漳泉械鬥的激烈對立，死傷情形可想而知，此一場景導致日後基隆耆老印象深刻，實有相當的可能性，且極有可能因此將兩年之事合併成一個記憶，認為咸豐三年漳泉械鬥的死傷即達一百多人，故咸豐五年議決姓氏輪值主普制，由十一姓輪流負責普度工作以超度許多死於非命的亡魂。另外，日治時期有名為牽牛子者於昭和十七年(1942)觀察基隆重要廟宇慶安宮(史料中將慶安宮誤記為惠安宮)，35發現當時廟內除供奉神祇媽祖外，尚在廟 32. 〈奏為遵旨查明勦捕分類等五案首從匪徒在事出力文武員弁紳士義首人等擇尤獎敘繕具清單摺 (咸豐八年六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一)》(臺北：國立故宮博物院，1994)，頁312。. 33. 〈咸豐八年六月六日(上諭)〉，收入臺灣史料集成編輯委員會編，《清代臺灣關係諭旨檔案彙編》冊7，頁370-371；〈剿辦臺灣各屬沿海口岸內來小刀會匪出力文武官紳人等擇尤獎敘清單 (咸豐八年六月初六日)〉，見洪安全總編，《清宮月摺檔臺灣史料(一)》，頁315、318-319。. 34. 相關史實說明參見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4)，頁215-218；黃嘉謨，〈英人與廈門小刀會事件〉，《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期(臺北，1978.06)，頁329；又黃得美與黃位的背景資料可見於《(福建)同安縣志》(北京：中華書局，2000)，頁 1444-1445。. 35. 原史料載為惠安宮似有誤，因其言此廟廟址在高砂町一丁目八番地，而日治時期基隆位於此地址之廟宇應為慶安宮而非惠安宮；相關廟址資料見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編，《臺北州下に於ける社寺教會》(臺北：臺灣社寺宗教刊行會，1933)，頁32。.

(12) ．6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中一隅有十一姓神明的寄祀，即林姓天上聖母、江姓東峰公、鄭姓延平郡王、何姓昭德聖侯、賴姓保生大帝、許姓感天大帝、 36張姓梓潼帝君、吳姓保生大帝、劉姓漢高祖、陳姓開漳聖王、謝姓孝義侯；而神壇前有匾額說明十一姓神明與媽祖合祀之因：基隆地方には古く乾隆時代より移民が行はれた。咸豐年間に械闘があり、漳州人は瀧川山上と暖々方面(基隆郡七堵庄)の泉州安溪人と激闘し、基隆漳人の彈死者は百八人に及び惠安宮の一僧侶も戰死した。これらの諸靈を一時獅球嶺下の義民廟に祀つたが、後觀音町の半山に移し、更に現在の惠安宮に寄祀するやうになつた。これより先基隆在住の林、江、鄭、何、賴、許、張、吳、劉、陳、謝十一姓の者は、每年舊曆七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の三日間にわたり、普度を行つて義民の靈魂を慰あてるたが、更に十一姓の各先代帝王、あるひは公侯、將相その他有功者の神像をつくり、惠安宮に祀るやうになつたのである。每年十一姓の者が輪番で主普となり祭祀を行つてある。37 此乃目前所見日治時期首次明白指出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實因咸豐年間的漳泉械鬥事而產生之資料。值得注意的是，此廟供奉十一姓神明的安置順序與匾額中的十一姓排列順序並非今日基隆人習慣說的「張頭許尾」，即從張廖簡姓開始，經吳、劉唐杜、陳胡姚、謝、林、江、鄭、何藍韓、賴諸姓，最後由許姓結尾，而是從林姓開始，此實值得加以探究。蓋調查者觀察當年(昭和十七年)是許姓輪值主普，若要凸顯輪值主普姓氏的排序，則應將許姓置首而非林姓。廟中將林姓神明置十一姓神明之首，並由此依序排列的可能原因，或為慶安宮乃媽祖廟，而林姓供奉的神明亦為媽祖(因媽祖姓林)，故將林姓神明置首位。然匾額中將林姓排序置首位的原因，則可能是. 36. 原史料載許姓成天大帝似有誤，因許姓供奉的神明是感天大帝，即道教神明許真君(許遜、許. 37. 牽牛子，〈械闘その他〉，《民俗臺灣》，第4卷第6号(東京，1944.06)，頁46。. 旌陽)；見國立藝術學院傳統藝術研究中心，《鷄籠中元祭》，頁67。.

(13)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63．. 該匾額篆刻之時乃林姓輪值主普之年，為表示尊重，故由林姓開始排序。38若上述說法成立，再配合匾額中提及的相關史料，則此匾額最早可能的產生時間是昭和元年，39該年乃林姓輪值主普，而由此依十一姓排序往前推算，則基隆中元祭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確是始於咸豐五年。40 惟姓氏輪值主普制若確實始於咸豐五年，則顯然未達到今日基隆一般所強調的以「賽陣頭」方式代替「打破頭」場景的期望與目的，因咸豐九年及十年仍有漳泉械鬥，且咸豐九年的漳泉械鬥規模甚大，讓人印象深刻；而整個淡北漳泉械鬥要到咸豐十一年(1861)十一月才得調解言和，41基隆的漳泉械鬥更要到同治年間才因外患增加，乃使內鬥消弭。42因此對於上述疑問，可能的解釋是：當年姓氏輪值主普制的真正著眼點，應在確認固定負責者以輪流辦理每年超度亡魂之重要工作，使歷經動亂的生還者得安心度日，平順生活；而非特別強調每年透過水燈及陣頭遊行之活動以拼場較勁，展現輪值主普各姓在地方上的雄厚實力。故上述匾額中言十一姓每年農曆七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六日，三日間的重要工作是輪流施行普度以安慰義民，即漳泉械鬥死難者之靈魂，其並未涉及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之說法。又據此解釋來分析同治十年(1871)已纂修成的《淡水廳志》有關中元祭記載時，亦可得到若干證實，因當時基隆屬淡水廳管轄範疇，而《淡水廳志》言及七月中元節時曰： 38. 基隆傳統習慣，當年輪值主普姓氏往往在相關要事排序上居首位，以示尊重；如輪值主普姓氏在當年中元普度的水燈與花車遊行順序中排首位，即為一例；又如民國七十三年(1984)為經營及管理舊主普壇而成立的社團法人基隆市主普壇管理委員會，首任理事長為林姓代表，原因即在於當年輪值主普者為林姓，參見《社團法人基隆主普壇管理委員會第六屆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手冊》(1998)。. 39. 史料中言及「觀音町」，可知此匾額應在基隆改行町制後才出現，而基隆改行町制始於昭和年間，觀察者的觀察時間是昭和十七年，此段時間內林姓兩次輪值主普，分別為昭和元年與昭和十二年，故可知此匾額為昭和元年或昭和十二年刻成。. 40. 昭和元年為公元1926年，該年林姓輪值主普，但林姓在輪值主普十一姓中排序第六，故由此年往前推算，至為首的張廖簡姓輪值主普應是1921年，再從1921年往前推算，每十一姓循環一次，則張廖簡姓最早輪值主普為1855年，該年乃清咸豐五年，故姓氏輪值主普制始於此年。. 41. 《基隆大事記》，頁7。. 42. 《臺北廳誌》，頁109。.

(14) ．6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十五日城莊陳金鼓旗幟，迎神進香，或搬人物，男婦有祈禱者，著紙枷隨之。凡一月之間，家家普渡，即盂蘭會也。不獨中元一日耳。俗傳七月初一日為開地獄，三十日為閉地獄，延僧登壇施食，以祭無祀之鬼。寺廟亦各建醮兩三日不等。惟先一夜燃放水燈。各給小燈，編姓為隊，絃歌喧填，燭光如晝，陳設相耀，演劇殆無虛夕。43 上述內容裡提及之「編姓為隊」，即基隆中元祭裡因輪值主普十一姓而依序排列各姓水燈隊伍之情形，此乃目前所知清代資料中最早載及基隆中元祭情形者，然文中並無支字片語提及基隆中元祭裡輪值主普各姓間之比賽或競爭，顯示咸豐五年開始實施姓氏輪值主普制的十餘年後，方志記錄對今日基隆中元祭特別強調的以「賽陣頭」代替「打破頭」之特點仍未有任何著墨。. 三、姓氏輪值主普制的進行基隆的姓氏輪值主普制最初是由十一姓輪流負責每年中元祭活動裡的主普工作，戰後再逐漸增加到十五姓輪值此一工作。然何以最初是由此十一姓負責？何以當時其它姓氏未能加入輪值主普行列？又十一姓是如何負責主普工作的？這些問題均值得再深入了解探究。首先是十一姓的產生問題，據前述臺灣省文獻委員會所作的基隆耆老口述地方史資料，有口述時七十三歲的儲有科言：清咸豐四年，漳州、泉州的士紳，為了徹底革除械鬥的陋習，……，眾議定後，決沿襲中原本土的風俗，在七月舉行中元普渡之醮祭，並經抽籤結果，由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賴、許等十一姓首輪主辦，參加範圍包括金包里(萬里、金山一帶)、基隆、三貂嶺與石碇等地，迄至咸豐五年時，較具有中元普渡祭祀的規模。44 近年來輪值主普各姓在負責當年普度事務後所編印的紀念專輯裡，亦有 43. 陳培桂，《淡水廳志》，頁300-301。. 44.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157。.

(15)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65．. 提及最初討論姓氏輪值主普制時之情況，如民國九十四年(2005)輪值主普的柯蔡姓即在其紀念專輯云：翌年 (即咸豐四年)本港海防廳長王廳長及本市士紳，聚集慶安宮，為地方平安，互議創設慶讚中元普度祭典，藉以追祭義靈並撫慰人心，會議結束後，當場十一姓代表和海防廳王廳長抽籤，依次由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王(旋榮歸北京，不及組織)、賴、許各姓，由次年(咸豐五年，一八五五)起，開始輪流主持普度。45 戰後耆老口述與宗親會紀念專輯內容涉及之相關史事是否完全屬實，暫且不論，然窺其記載，僅涉及姓氏輪值主普制一開始的參與各姓，且指出其順序安排乃抽籤下的結果，並未說明何以是由此十一姓逐年負責主普工作事，而民國八十七年 (1998) 陳燕如的碩士論文中曾對此問題有相當篇幅的探討。陳燕如的研究中，首先分析戰後人口調查資料與日治時期相關資料的比對，說明十一姓輪值主普的形成因素與其在基隆當地人數多寡的關係不大；其次利用清代的《臺灣省通志稿》資料，指出最早入墾基隆者，如雍正、乾隆、嘉慶時的何、郭、羅、蕭、顏等姓氏，除何姓屬輪值主普姓氏外，餘均非十一姓成員，故入墾早晚「對該姓族人地方勢力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影響力，但卻絕非成為十一姓主普的決定因素」；最後陳燕如認為真正關鍵原因在於：十一姓的出現「與基隆開發早期在社會上居領導地位的紳商有密切關係」。其依據的資料有三：第一、清代《淡水廳志》上刊載著可能是基隆最早的地方紳商謝集成之相關說明，而謝姓屬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第二、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曾言基隆市街土地主要為何、賴、許三姓地主所有，而何、賴、許三姓均屬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第三、日治時期石坂莊作、鈴木清一郎、簡萬火等人的記錄，可知基隆重要廟宇如慶安宮、奠濟宮、城隍廟、慈雲寺、代明宮、天后宮、土地公廟(平安宮)之創興、修築、改建等事，其涉及者包括清朝以來的吳長岐、何聰、謝集成、謝呂紅、謝潭溫、謝士蛋、張 45. 《基隆市柯蔡姓宗親會輪值主普紀念專輯》(基隆：基隆市柯蔡姓宗親會，2006)，頁1-2。.

(16) ．6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鳴岐、張尚廉、張四番、張金發、陳秀條、陳六文、賴武、江忠良、江呈輝、許敬忠等人，而這些人均屬輪值主普的十一姓。 46亦即，當時所以排入輪值主普的姓氏實因其在基隆地方上頗具勢力，才有資格與能力擔負逐年輪值主普、超度亡魂的重要工作。唯清代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發展至日治時期的情形又各不相同，有姓氏持續興旺，然亦不乏家道中落者，且有其它姓氏日漸興盛，幾具超越或已經超過某些十一姓之勢；如昭和六年出版的《基隆誌》一書中，曾載及當時基隆的重要人物共 309 人，其中，屬原先即參與輪值主普的十一姓者有 146 人，占 47.25%，屬戰後才加入輪值主普的四姓者(即聯姓會、李、黃、郭姓)有 99 人，占 32.04%，其餘不屬任何輪值主普姓氏者有 64 人，占 20.71%。(參見下表)亦即姓氏輪值主普制剛出現時的清咸豐五年，被視為基隆地方實力家族的十一姓，在歷經近八十年的發展後，到日治時期的昭和年間已發生相當變化，十一姓實力合計不過一半，反倒是新興的姓氏，如戰後才得加入輪值主普行列的聯姓會(含王、楊、柯、蔡、高、葉、蘇、周、白等姓)、李、黃、郭四姓，在日治時期的實力合計已達三成。同時，數據亦顯示，即使是屬原來的十一姓，發展至日治時期亦有不同狀況，仍居大姓者僅陳、林、張、劉四姓，而謝、江、賴、許四姓勢力已沒落，比不上十一姓外的李、黃、郭三姓。. 原即參與. 張. 劉. 陳. 吳的十一姓. 廖簡. 人數. 22. 比例排序. 46. 何謝. 唐杜. 胡姚. 7. 19. 35. 7.12. 2.27. 6.15. 三. 七. 四. 江. 鄭. 賴. 許. 合計. 5. 4. 146. 藍韓 6. 11.33 1.94 一. 林. 八. 25. 5. 9. 9. 8.09. 1.62. 2.91. 2.91. 二. 九. 五. 五. 1.62 1.29 47.25 九十一. 陳燕如，〈中元普度與政商之間：日據時期基隆地方領袖的發展〉(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1998)，頁80-90。.

(17)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67．. 戰後加入聯姓會. 李. 黃. 郭. 人數. 66. 9. 14. 10. 99. 比例. 21.36. 2.91. 4.53. 3.24. 32.04. 排序. 一. 四. 二. 三. 的四姓. 其它姓人數. 64. 比例. 20.71. 說明：資料據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1-73，所載之基隆重要人物統計而來。. 除透過上述方式觀察出十一姓實力變化情形外，日治時期的《臺灣日日新報》每年報導輪值主普狀況時，對十一姓的描述往往不盡相同，如其曾言「陳乃十一姓中之惟一大姓」、47「陳姓為十一姓中之大宗」；48「林姓乃金雞貂石四堡中，人數最多最富者，例年輪值主普十一姓中，殆無其匹」、49「林姓為基隆十一姓中最大宗」、50「輪值林姓，該姓為基隆最大宗」，51「輪值張姓，當姓為主普擔當者，十一姓中之大宗」、52「主普十一姓中，張姓最為大宗」，53「基隆市郡，劉姓頗多」，54而「謝姓人族，在基甚少」，55「基隆方面，許姓人數無多，散處金包里、三貂、石碇及臺北附近，……基隆許姓，勿論人少，即殷實之家，亦僅有一二」、56「許姓，為主普十一姓中之最少人數者」；57 47. 〈準備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17日，6版。. 48. 〈基隆慶安宮主普壇開火豚最大八百斤〉，《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8月23日，8版。. 49. 〈準備盂蘭〉，《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5日，6版。. 50.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2日，夕刊4版。. 51. 〈基隆慶安宮中元主普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5日，夕刊4版。. 52. 〈慶安宮中元普施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鐵道部運轉臨時車〉，《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 22日，夕刊4版。. 53. 〈基隆——主普張姓〉，《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3月18日，4版。. 54. 〈基隆——主普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3日，6版。. 55. 〈基隆中元普施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9月18日，4版。. 56. 〈基隆特訊——中元輪值許姓〉，《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5月22日，6版。此外，明治三十一年(1898)報紙亦曾言及基隆輪值主普十一姓中的「林陳劉張」負責主普時祭品之豐盛，然許姓輪值主普時，則表現「稍遜」，可見許姓實力不若其它十姓早於明治年間已為報紙觀察出；.

(18) ．6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大致而言，報紙報導或有概言綜論或描述過於簡略之嫌，然確可由此側面觀察出當時十一姓在地方上的不同實力與能力，且與前述《基隆誌》所載日治時期基隆重要人物所屬姓氏的統計數據，即十一姓中陳、林、張、劉仍為大宗，許姓則已沒落的結果不謀而合。事實上，即是因為基隆許姓在日治時期的力量已不若往昔，故昭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因應當時十一姓外其它姓氏之勢力發展，許姓代表許梓桑曾召開會議討論其它姓氏加入輪值主普的可能性，當時報載：基隆慶安宮，盂蘭盆會，自昔以張吳劉陳謝林江鄭何賴許，計十一姓，輪流主普，視為一種權利，絕對不許他姓加入，每當主普之時，必踵事增華，互相競爭不已。然物損星移，昔推為大宗之許江賴等姓，今已不及十一姓外之顏李黃楊王蔡諸姓為大宗。識者有鑑及此，適本年輪值十一姓中最終之許姓，秉此機會，歡迎他姓加入。特於日前，慶安宮評議員會時，主普十一姓代表，齊集席上，由許梓桑氏提議，開放與他姓加入，一同贊成，遂決議許以他姓加入主普。凡有希望加入主普之姓，限至舊七八之間，正式向慶安宮報明〔名〕好，便準備參加云。58 此一報導更加印證日治時期十一姓中的許、江、賴等姓的沒落，而十一姓外的顏、李、黃、楊、王、蔡等姓之崛起，故十一姓一致贊同外姓加入輪值主普行列，一方面減輕沒落姓氏的負擔，一方面令具實力者承受重責大任，使傳統工作得以持續不斷。惟昭和六年的會議雖作出開放十一姓外它姓加入輪值主普行列的決定，然直到日治結束為止，並無十一姓外的它姓真正報名加入輪值主普行列，究其原因，或在於輪值主普責任實太過重大，令它姓望之卻步，不敢冒然加入擔負艱巨任務。其實，當時十一姓外之它姓若欲展現實力，並非一定要經由加入輪值主. 相關史料參見〈基隆盂蘭盛會記〉，《臺灣日日新報》，1898年9月16日，3版。 57. 〈基隆慶安宮普施先聲本年主普許姓〉，《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3日，4版。. 58. 〈慶安宮主普十一姓外參加八月報明(名)〉，《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7月14日，夕刊4版。.

(19)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69．. 普行列方式，其可在十一姓輪值主普時參與水燈及花車遊行活動，讓代表自己姓氏的花車獲致眾人目光，以展露頭角；而當時許多公司行號或工商團體亦是以此種表現機會，廣作宣傳提高知名度。如大正十一年(1922)吳姓輪值主普時，龍燈最長者乃「三陽公司海部一排，多至二十餘節，綿亘一街，二層燈數，計三百餘」，「打錫團所製之錫旗、錫轎、錫燈龍，燃瓦斯作廣告意，猶例年所無」，而蘇、周等姓之龍燈，「亦皆可觀」。59昭和元年(1926)林姓輪值主普時，除主普十一姓外，另有黃、郭、李、楊、王、葉等姓及其它團體的加入河燈遊行隊伍，互相競爭不已。60昭和二年(1927)江姓輪值主普時，河燈遊行中，「燈數最多者，則為輕鐵會社團之龍燈，他如二十八番李姓團，三十二番黃姓團，亦有多少改良，餘皆舊式龍燈，或燈排」。 61昭和三年 (1928) 鄭姓輪值主普時，放河燈參與者除主普十一姓外，「有新合順豚商、田寮港青年團、驛前艀船團、魚菜商團、新興安團、輕鐵會社團、芭蕉仲賣團、新店童子會團及黃、蔡、王、李、楊、葉各姓，各團多為龍燈，就中芭蕉仲賣團所裝藝閣，閣上滿飾花燈，燃以瓦斯火，燦爛奪目，比晝間所裝者，尤為雅觀，又李姓團，附以歌仔戲，乍行乍唱，最惹視聽」。62昭和五年(1930)賴姓輪值主普時，「王姓團龍燈，其舉龍頭之人，沿途跳弄」，頗引人注目。63昭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除十一姓外另有它姓團體的參與，且當年花車遊行活動中，最受矚目者乃由臺北東園町楊歪氏發起的特大水燈排，長 35 米突(即百十餘尺)，燈數七百多盞，雖數次在臺北用過，然為基隆前所未見的大燈排；. 其至基隆後由楊火輝、楊廣業二人照料，並贈送金牌與旌旗以為紀念。 64昭和十一年(1936)謝姓輪值主普時，當年「河燈之優良者，田寮港童子會，代表 59. 〈基隆特訊——河燈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22年9月19日，6版。. 60. 〈基隆河燈行列希望拈鬮〉，《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8日，4版；〈基隆慶安宮祭典〉，《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3日，夕刊2版。. 61. 〈基隆河燈盛況惜行列中電燈全滅〉，《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5日，夕刊4版。. 62. 〈基隆普施河燈行列竝有藝閣參加〉，《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0日，4版。. 63. 〈基隆中元普度續報〉，《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20日，4版。. 64. 〈基隆慶安宮普度預聞警官將出取締〉，《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8版；〈基隆慶安宮中元加蚋仔燈排好評〉，《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10日，8版。.

(20) ．7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黃彩成氏，由主普謝姓當局，贈呈繡旗一對，金牌一面，竝感謝狀。聞其奉納河燈，先頭飛行機，滿飾電燈，乍行乍飛，電燈頻點頻滅，宛如真實飛機，夜間編隊飛行於空中，其後河燈亦皆以乾電池，點以電燈」。65上述資料中提及的蘇、周、李、黃、郭、蔡、王、楊、葉諸姓，均非當時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然已參與相關活動，且表現令人注目。至於輪值主普的十一姓發展至日治時期，無論實力變化如何，由於擔負傳統責任，即使負荷再重仍需將每年輪值主普事辦妥，且往往互相競爭奢華，展示實力，如大正四年(1915)林姓輪值主普時，因「人眾既多，殷富不少」，故辦理起來「必窮奢極侈，爭奇鬪勝，勢欲厭倒例年輪值之十姓，以誇耀於里閭」。66即使是人數頗少，力量甚為有限的許姓輪值主普時，亦「必藉各方面凡屬許姓者，念一本之親，互相臂助，或寄附緣款，或準備豬隻，屆時助祭，共襄盛舉」。67 而十一姓如何進行主普工作頗值得關注，大致而言，輪值主普各姓往往在普度前數月便舉行會議，組織工作團隊並討論相關事；首先訂出總負責人 (該姓代表)，此或由拈鬮或由主普姓氏中推選而來，如昭和元年林姓輪值主普. 時，以拈鬮方式決定林冠世任主事，林朝寶、林大化兩人任副主事，其它為會計，職募款及徵收事。68昭和四年(1929)何藍韓姓輪值主普時，於五月十二日 (農曆四月四日)下午，邀集市郡何藍韓姓諸人，在老建和木材行內開主普磋商會，出席者數十人，共推何萍為主普代表，何天靜、何能近二人副之，其它執事則另日由代表囑託，以行諸事。69昭和七年(1932)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推張阿呆為代表，張士文、張東隆為理事，另置會計及其它役員，人數多達六十餘名。70昭和九年(1934)劉唐杜姓輪值主普時，集會選出劉阿禎為主普代 65.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9月15日，夕刊4版。. 66. 〈基隆準備普度續聞〉，《臺灣日日新報》，1915年8月17日，6版。. 67. 〈基隆特訊——中元輪值許姓〉，6版。. 68.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 69. 〈慶安宮中元主普磋商本年輪值何姓〉，《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5月14日，4版。. 70. 〈慶安宮中元普施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鐵道部運轉臨時車〉，《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 22日，夕刊4版。.

(21)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71．. 表，劉猛為會計，劉火生、劉麒麟等人負責庶務，劉通、劉石乞、劉戇等人各掌不同事務。71 至於實際參與者除基隆(含今之基隆、瑞芳)地區外，尚涉及鄰近的金包里(含今之金山、萬里)、三貂角(含今之貢寮、雙溪)、石碇(含今之七堵、暖暖)等堡範圍內同. 姓之成員，如大正三年(1914)謝姓輪值主普時，即召集金基貂石區域內謝姓數百戶聚集討論相關事，72甚至農曆七月二十五日放河燈遊行時，「金基貂石四堡，梨園子弟盡出，旗鼓燈排，纏繞滿街，好事者更以詩意藝棚，爭炫奇觀，其燈排純用改良式，龍頭龍尾，中綴燈球，一排多至數百燈，屈曲蛇行，倍覺有趣」。73 當時輪值主普各姓開會討論中元祭相關事項主要有三，即主普壇興築、水燈及花車遊行、普度供品準備，此外配合前述活動的經費籌措、牲豚贊助及交通安排等事項亦須事先加以規劃。如大正十三年(1924)陳胡姚姓輪值主普時，曾於海陸物產會社樓上開會，協議各項事務，討論的重要主題為：一設計壇頭，及借用道路豫定地點事。一整理交通，宣傳左側通行事。一祭料品豫防腐敗，時間勵行事。一獎勵飼養大豚，金牌賞與。一獎勵龍燈牌音樂團，優勝者賞與優勝旗事。一邀請諸會社竝各團體之龍灯牌參加行列事，如是熱心設備，屆期諸龍燈牌音樂諸團體，想必爭奇鬪巧，比例年更加熱鬧。74 由會議內容可知，此時中元祭無論是供作祭品的大豚或河燈遊行活動，均已競爭激烈，較勁意味濃厚。事實上，不僅是大豚祭品或河燈遊行的競賽，主普壇的搭建亦顯示輪值主普姓氏的雄厚地方勢力，因此除了少數例外情形，各姓在主普壇上之挖空心思與花費耗財，實無庸置疑。75 71. 〈基隆主普先聲〉，《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7月13日，8版。. 72. 〈準備中元〉，《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8月9日，6版。. 73. 〈基隆盂蘭會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4年9月17日，6版。. 74. 〈基隆特訊——慶安宮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24年7月10日，夕刊4版。. 75. 有關基隆輪值主普各姓每年在主普壇興築上之競賽，無論是外觀上的爭奇鬥艷或經費上的支出耗費，可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東華人文學報》，第15期(花蓮，2009.07) 〔審查通過，排印中〕。.

(22) ．7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主普壇的興建是每年各不同輪值主普姓氏的競爭標的，而祭品大豚與河燈遊行則分別為同年同姓氏間，以及同年不同姓氏、團體間之競賽。如大正十四年(1925)謝姓輪值主普時，祭品大豚多達四百餘頭，同姓彼此競賽的結果是，「受賞者，一等甲，謝清耀氏；二等甲，謝裕記；三等甲，謝春喜氏；一等乙，謝建安氏；二等乙，謝裕記；三等乙，謝寅氏」。至於當年不同姓氏及團體之龍燈競賽，優秀者為「一等，福德童子會；二等，臺灣運送荷役社」，得勝者各獲金牌一面。76昭和十一年，謝姓再度輪值主普時，河燈之優良者首推田寮港童子會，獲主普當局致贈的黃繡旗一對、金牌一面及感謝狀，而謝阿發之河燈亦甚優美，然「因主普自姓，辭退獎賞」；至於同姓競爭之牲豚大賽，結果為：優等四百五十八斤謝裕記商行、特等四百四十五斤謝阿發、一等四百四十二斤謝阿嬰。又據報載：本年頂雙溪方面謝姓非常虔誠，犧牲豚搬入基隆者頗多，而主普代表謝裕記行，特向鐵道部申請臨時列車，當夜十二時，由基隆驛開發返回雙溪。77事實上，此種基隆以外鄰近地區同姓成員支援犧牲豚祭祀，事後再運回該地之情形早有先例；如昭和七年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雙溪張姓支援的犧牲豚亦於當夜即搬運回去。78 輪值主普各姓對於經費與牲豚籌措亦有不同方式，如大正四年林姓輪值主普時，早已「集公款數千圓，以為主普壇及滿漢席之用，其設備務勝前年，林姓各戶助普牲豚，申入者已六百餘頭」；79而其募款方式係於當年五月間即出為各堡勸捐，將所需花費分成兩千餘分，每分按一圓，再加上已集現金千餘圓，總計三千五、六百圓。80昭和元年林姓再度輪值主普時，又將所須花費分成六千餘分，每分按一圓十錢，散緣金約募得二千圓。 81昭和四年何藍韓姓輪值主普時，於當年五月邀集何藍韓姓諸人於老建和木材行內召開主普. 76. 〈基隆中元普施盛況〉，4版。. 77.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夜普施盛況〉，夕刊4版。. 78. 〈慶安宮中元普施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鐵道部運轉臨時車〉，夕刊4版。. 79. 〈準備盂蘭〉，6版。. 80. 〈基隆準備普度續聞〉，6版。. 81.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

(23)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73．. 磋商會時，議事畢即在席上自發性地捐金助普，如「何萍氏一千圓，何能近、何闊嘴二氏各六百五十圓，何枝、何微力二氏各四百五十圓，何貴芳、何福二氏各四百圓，其餘百圓內外者數人，計捐四千二百餘圓」；82當年何姓募款對象甚至遠及臺北士林的何姓。83昭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於七月六日午後三時，由許姓代表許梓桑邀集市內重要許姓諸人，於許氏慶餘堂磋商主普事宜，並於席上募款，以分為單位，每分出金一圓，當場出錢者有「許清英氏五百分，許梓桑氏三百分，其餘數十分甚多」，又「金包里、双溪、臺北各方面，及市內各處，另行派員捐募」。84 由於主普工作頗為繁瑣，勞師動眾甚多，故輪值主普各姓往往在普度事項結束後，設宴款待所有幫忙辦事者，如昭和元年林姓輪值主普時，事後於農曆七月二十七日夜七時，由林冠世代表款待官民百餘人在公會堂開慰勞宴答謝眾人協助；85昭和二年江姓輪值主普時，於農曆七月二十七日午後六時，在高砂樓旗亭招待官民一百二十餘名，由代表江瑞英發柬邀請。86昭和八年吳姓輪值主普時，代表吳永金於農曆七月二十九日午後六時，假公會堂招待官民約二百人。87昭和十年(1935)陳胡姚姓輪值主普時，代表陳阿佳於農曆八月五日，假高砂樓旗亭招待官民二百餘人。88可見輪值主普事涉範圍之廣，規模之大，以及參與人數之眾。另尚須對輪值主普各姓加以補充說明的是，前述民國九十四年柯蔡姓宗親會紀念專輯曾載姓氏輪值主普制本有王姓海防廳長的參與。其實，早於民國五十三年 (1964) 賴姓輪值主普時即已提及姓氏輪值主普制一開始應有十二姓而非十一姓，其言： 82. 〈慶安宮中元主普磋商會本年輪值何姓〉，4版。. 83. 〈基隆——寄附公益〉，《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8日，夕刊4版，載曰：「本年輪值何. 84. 〈基隆慶安宮普施先聲本年主普許姓〉，4版。. 85. 〈基隆舊盆祭慰勞宴〉，《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9月5日，5版。. 86. 〈主普江姓之招宴〉，《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4日，夕刊4版。. 87. 〈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18日，4版。. 88. 〈會事〉，《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9月5日，夕刊4版。. 藍韓姓，緣金募集六千三百餘圓，內士林何戊癸氏，亦寄附百五十圓」。.

(24) ．7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嘗聞前輩述及基隆中元主普創始時為十二姓，逐年依姓值東舉辦，間有一姓未克輪值而間斷，事後擬重新擠入，礙於次第值年姓氏悉已籌備在先，因之未果，嗣後即以「張(廖簡)，吳，劉(唐杜)，陳(胡姚)，謝，林，江，鄭，何(藍韓)，賴，許」等十一姓，逐年依次輪值，我賴姓即其一也。89 而臺灣省文獻委員會對基隆耆老作的口述歷史中，亦有人說到最初輪值主普工作有王姓的參與，然後來「王姓因人少缺錢退出」。90 惟柯蔡姓宗親會紀念專輯中記載的王姓海防廳長究竟為何人？實難確認，因咸豐年間基隆並無海防廳長，當時基隆附屬於淡水廳下，而淡水廳並無王姓廳長；又距基隆最近的是噶瑪蘭廳，任職當地之官有名為王衢者，其在職時間確實很短，91然史料中指稱的王廳長是否真為此人，值得再研究。有趣的是，日治時期的寺廟調查資料中曾提及咸豐三年漳泉械鬥時，暖暖的泉州人是由王舉人率領作戰對抗基隆街的漳州人；92而基隆地區古人物確有一王姓舉人，名王廷理，暖暖東勢坑人，世以農起家，雖屬武舉，頗通文籍。93若此王舉人即為柯蔡姓宗親會紀念專輯中所說的王姓廳長，或賴姓宗親會、耆老口述中提及之姓氏輪值主普制一開始的十二姓之一，則可推知當年漳泉械鬥後的姓氏輪值主普制，確有泉人參與輪值主普之祭祀工作，但終因泉人勢力有限，無法擔負重責而退出，然真相是否確實如此，仍有待進一步地史料. 89. 《基隆賴姓宗親會甲辰年主普報告書》(基隆：基隆市賴姓宗親會，1964年12月)，頁1。. 90. 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13-14。. 91. 王衢號小泉，甘肅涇州人，原任頭圍縣丞，咸豐三年代理噶瑪蘭廳事，不久他調，咸豐十年又署噶瑪蘭廳事，其官銜為海防糧補通判；參見許雪姬等編，《臺灣歷史辭典(附錄)》(臺北：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5，3版1刷)，頁A114。. 92 93. 《社寺廟宇ニ關スル調查：臺北廳》(手稿本)，〈基隆公學校長報告〉。簡萬火，《基隆誌》，頁32。又同書「附錄」，頁58曾提及：暖暖東勢坑有武秀才王振東及其族人王金河，不知是否與王廷理相關，有待查證。此外，基隆耆老於口述歷史時亦不時提及暖暖地區的武舉王廷理，以其乃在大陸中舉再移至暖暖，居中心崙，世業農，頗通學問，好為文章，人多重之，後享高壽而終於家；又王舉人邸因當地社區改建拆除，今僅存匾額於王姓後人，而王舉人後代又遷至大寮四腳亭，四腳亭王文同乃其後人。相關內容參見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基隆市鄉土史料—基隆市耆老口述歷史座談會紀錄—》，頁9、16、50、124、130。.

(25)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75．. 發掘與分析探究。. 四、主普外三大柱的運作與戰後基隆中元祭僅有主普負責普度工作不同的是，清治及日治時期的基隆中元祭應有四大柱的分布，即由主普、主會、主醮、主壇四大柱的分區負責普度事。此四大柱各位於何地？又是如何運作的？清治狀況因年代久遠，相關資料無法掌握難以得知，然日治時期的情形透過報紙資料，確可有相當程度的了解與釐清。目前可知明確的四大柱區域分布應在日治時期，最早是大正十四年的情形，規劃為：主普區在高砂公園內，主會區含福德、玉田、嵌子頂、暗街子全部、新興一小部、石硬港、獅球嶺，主醮區含媽祖宮口新店、後井子、曾子寮、蚵殼港、牛稠港，主壇區含草店尾、石牌、新興、義重橋、哨船頭、鼻子頭、三沙灣、田寮港；94(參見附圖一)後基隆改町制，四大柱區域分別為：主普區仍在高砂公園內，主會區含福德町、瀧川町、堀川町，主醮區含旭町、高砂町、明治町、大正町、西町、觀音町、寶町，主壇區含元町、玉田町、雙葉町、天神町、田寮町、東町、幸町、壽町、綠町、義重町、日新町、入船町。95(參見附圖二) 此種分法是因普度法會進行時有內、外壇之分，外壇環繞於內壇四周，形成一完整祭祀區。96而基隆中元祭裡內壇設於當地歷史頗為悠久、供奉海神媽祖的慶安宮，97在慶安宮周圍則分別為外壇四大柱的分布；其中，位於高砂公園內的外壇之一主普區最受矚目，此實因其地理位置靠近咸豐三年漳. 94. 〈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15日，夕刊4版。. 95. 〈慶安宮中元祭典柱首及區域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8月24日，夕刊4版。. 96. 有關普度法會進行時內、外壇之說明，參見黃進仕，〈臺灣民間「普渡」儀式研究〉(大林：. 97. 慶安宮舊稱鷄籠媽祖宮，有關其歷史沿革及在基隆地方社會的重要性，參見陳凱雯，〈日治時. 南華大學哲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0)，頁72。期慶安宮的祭典活動——以《臺灣日日新報》為主〉，《民俗曲藝》，第147期(臺北，2005.03)。.

(26) ．7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泉械鬥的發生地點魴頂一帶，且收埋骸骨即就地成立義民墓，98而由於當時死傷甚為慘重，為有固定單位專門負責每年之祭祀活動，以撫慰亡靈，安慰生者，故協議由實力雄厚的十一姓輪流負責主普工作。至於其它三大柱乃是將整個基隆分成三區，於中元普度時各設祭壇進行法事；99三大柱中偶有不設壇者，此實屬例外非常態，如大正三年謝姓輪值主普時，主會、主醮均設壇祭祀，惟主壇省略即為特例。100而主普外三大柱的祭祀活動亦彼此較勁，展現實力，如大正二年(1913)陳胡姚姓輪值主普時，白、李、賴姓分掌主會、主醮、主壇事，報載：三姓「各在市內吊起壇頭，皆飾以電灯，壇口酒席各連亘百數十席，……，各壇裝飾」，競爭結果是「賴最佳，李、白次之」。101昭和七年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主會為林應時、謝知母、張井、陳玉振四人合辦，主醮劉清福，主壇謝裕記商行；三大柱互相比較，報載結果是：「就中主壇祭品最豐，係謝裕記行所辦理，緣金以外，不足數百圓，由柱首謝氏負擔支出」。102 又三大柱的實際支出雖不若主普支出動輒數千圓，然每年亦須花費數百圓，此一費用概由市民募捐而來，不足者當事人負擔。而為答謝協助辦理事務者，祭典後三大柱主事者對出資五圓以上者，例有張筵款待，俗稱「食散筵」，103一如輪值主普十一姓於事後之設宴答謝協助者，只是規模較主普一柱來得小。惟後因經費吃緊，故三大柱一致廢除此舉，以省支出。104. 98. 此義民墓因日治時期市區改正，遷至觀音町(今安樂區)，後發展成今日之老大公廟；又原埋骨之所，成為高砂公園部分用地。見洪連成，《基隆寺廟巡禮》(基隆：基隆市政府，2001)，頁 28。. 99. 〈基隆慶安宮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16日，8版；〈基隆慶安宮普度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6日，8版。. 100. 〈基隆盂蘭盆會盛況〉，6版。. 101. 〈基隆蘭盆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13年8月29日，6版。. 102. 〈慶安宮中元第二日牲豚一千開費約八萬圓鐵道部亦添煙火餘興〉，《臺灣日日新報》，1932 年8月30日，夕刊4版。. 103. 報載主普外三大柱花費或三、四百圓，或五、六百圓不等；見〈基隆——散筵廢止〉，《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2日，夕刊4版。. 104. 〈基隆慶安宮普度預聞警官將出取締〉，8版。.

(27)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77．. 大致而言，主普外三大柱的結壇地點主要設在靠近內壇慶安宮的福德(主會)、新店 (主醮)、草店尾 (主壇)三地；如昭和二年江姓輪值主普、昭和三年鄭. 姓輪值主普及昭和四年何姓輪值主普時，都在此三地結小壇進行祭祀，且各柱首均競爭美麗，祭品豐富。105惟相較於主普壇設置地點之固定於高砂公園內，106三柱在三區內之設壇地點似不固定，但仍以與輪值主普十一姓相關者為主要設壇地點，如昭和六年許姓輪值主普時，主會祭壇設於由林姓管理的聖王公廟前，107主醮祭壇設於媽祖宮口賴根負責的裕餘行前，108主壇祭壇設於草店尾吳永金店前。109昭和七年張廖簡姓輪值主普時，主會祭壇設於福德林振盛軒下，主醮祭壇設於新店劉清福負責的廣福醫院前，110主壇祭壇則設於草店尾謝裕記行前，111而該年的主醮、主壇柱首即分別為劉清福、謝裕記商行，將祭壇設於柱首店前亦頗為合理、甚為方便之事。後基隆改町制，福德、新店、草店尾三地分別改名福德町、旭町、元町，112仍為三柱之設壇地。又三柱亦如主普般每年均需有專門負責人進行普度工作，而其方式係逐年推選或一次推選數年的負責者，此事多由慶安宮管理人或理事召集會議協調人選，惟時間方面常有拖延，甚至每每發生臨陣換人之事；如大正十四年 105. 〈基隆水燈燈球萬點化成不夜〉，《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23日，4版；〈基隆慶安宮中元普施舊廿五六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4日，夕刊4版；〈基隆普施餘聞祭品一部中途被搶遲到者不及看〉，《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9日，夕刊4版；〈基隆慶安宮普施主普壇一萬五千圓新築立廿五放河燈廿六普施〉，《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8日，4 版。其中，昭和三年報載，主壇設於媽祖宮口，此地即屬新店。. 106. 主普祭壇設置地點初亦不固定，然後來於大正十三年開始固定設於高砂公園內，每年以木料臨時搭建，事後拆除，至昭和四年興建固定的鐵筋(鐵骨)主普壇於高砂公園內，免年年拆除耗費物力；相關說明參見吳蕙芳，〈基隆中元祭裡的主普壇〉一文。. 107. 聖王公廟係由林榮欽與其子林冠世、林德新兩代持續管理，見〈基隆兩未亡人捐款奠濟宮永為財源〉，《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10月23日，8版；另有關林姓與聖王公廟之關係，參見陳凱雯，〈基隆奠濟宮之研究(1875-1945)〉，收入顏尚文主編，《臺灣佛教與漢人傳統信仰之研究》(嘉義︰國立中正大學臺灣人文研究中心，2008)，頁161-162。. 108. 簡萬火，《基隆誌》，「附錄」，頁55。. 109. 〈基隆普度臨時列車主普壇開火〉，《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9月7日，8版。. 110. 〈基隆特訊——醫院續出〉，《臺灣日日新報》，1920年5月27日，6版。. 111. 〈慶安宮中元第二日牲豚一千開費約八萬圓鐵道部亦添煙火餘興〉，夕刊4版。. 112.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日普度盛況〉，《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8日，夕刊4版。.

(28) ．7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謝姓輪值主普時，至農曆六月底才在慶安宮集合協議，推出主會柱首林振盛商行，主醮柱首新吉發商行，主壇柱首三陽公司與基源商行。該會議上更決定推出來年度 (即大正十五年、昭和元年)三大柱負責人，分別為主會柱首楊南海與泉成行，主醮柱首陳振芳與鄭查某，主壇柱首張東隆商行。113然至次年將屆之期，主會柱首楊南海及泉成行，均請辭不肯承辦，主壇張東隆商行，亦因人及事業主要在臺北，114基隆地方人面較生疏，諸事不便，要求再添一名負責人以共同辦理祭祀事；故當年農曆七月六日午後四時，再邀集相關人士磋商，決定由利記公司為主壇柱首，與張東隆商行合辦，惟主會柱首無人承受，終由顏國年(1886-1937)大力主張，請主會區域內各保正輪流負責，因此決定本年先由第十二保保正林添旺承辦，明年以後分別為第十保、第九保、第八保、第七保、第六保、第廿四保、第卅九保、第廿五保、第十三保等保正輪流辦理，費用則由各保分擔。115又如昭和二年江姓輪值主普時，主會、主醮、主壇三柱始終無人負責，直至農曆七月五日午後二時，才由慶安宮管理人許梓桑邀請市內舖戶數十名，於廟內左室磋商，數十分鐘後決定主會由林秋波，主醮由劉通、劉猛，主壇由林大化、柯炳謙等人擔當；116但後來主壇負責人又有變更，改由順發商行與柯炳謙共同擔任。117此外，昭和八年吳姓輪值主普時，本決定主會柱首江瑞英，主醮柱首楊火輝，主壇柱首賴順發行，118 然不久楊火輝因母病歿退出，臨時改由區域內保正合辦，而以其中較年長的賴戇為代表，且主醮亦追加林開郡，與賴順發行共同辦理。119 除由慶安宮管理人或理事召集會議協調人選外，亦有由輪值主普姓氏出 113. 〈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 114. 張東隆商行以砂糖貿易起家，擴及石油、肥料、自動車等生意；初由張東紅、張東青、張東榮、張東華等兄弟開始經營，後沿續至第二代，發展成多達六十九人的大家族；其店面分布臺北永樂町、太平町及基隆旭町等地。相關說明參見〈張東隆〉，《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21 日，8版。. 115. 〈慶安宮中元柱首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6年8月16日，夕刊4版。. 116. 〈基隆慶安宮三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4日，4版。. 117. 〈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0日，夕刊4版。. 118. 〈慶安宮中元祭典柱首及區域決定〉，夕刊4版。. 119. 〈基隆——柱首異動〉，《臺灣日日新報》，1933年9月5日，8版。.

(29) 吳蕙芳．地緣衝突的血緣化解. ．79．. 面協調主普外三大柱人選事之特殊情形，如昭和三年慶安宮管理人許梓桑請辭，當年中元普度事仍未尋得負責人時，即由輪值主普的鄭姓代表鄭元出面協調，初次會議未有結果，120再次會議後，決定主會、主壇辦理人委由慶安宮理事潘榮春、張阿呆兩人負責交涉，主醮辦理人委由慶安宮另一理事張士文負責交涉；121最後遲至農曆七月十七日，即正式普度前一星期左右，才決定本年主會由林冠世，主壇由林大化、陳讚珍，主醮由陳錦堂、郭進昌、周百年等人負責。122此種時間緊迫下決定三柱首人選情形似非特例，因昭和四年的三大柱人選亦遲至中元普度前不到一星期才確定，當年主會由保正范昆輝負責，主壇由柯漢忠、日勝行共同辦理，主醮由郭太平、陳憨趖、董湖聯合負責，而這樣的人選確定，到農曆七月十七日才見諸報紙刊載。123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被推出或選出的三大柱負責人具備哪些條件？屬何種身份背景？其彼此間有無關連性？透過相關史料的分析探討，或可一窺究竟。而目前可掌握確切的三大柱負責人資料，僅日治時期的大正十四年至昭和十一年的十二年間(1925-1936)，茲將此時期基隆中元祭的四大柱負責人名單表列如下：. 年份/公元、日本、中國 1925、大正十四、民國十四. 主普. 主會. 謝清桐. 林振盛商店. 主醮. 新吉發商店. 主壇三陽公司［基源商行］124. 1926、昭和元、民國十五. 林冠世. 林添旺. 陳振芳. 張東隆商行. 鄭查某. 利記公司125. 120. 〈基隆慶安宮磋商柱首〉、〈中元爐主〉，《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6日，4版。. 121. 〈基隆慶安宮爐主解決〉，《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8月10日，4版。. 122. 〈慶安宮中元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8年9月1日，4版。. 123. 〈基隆特訊——柱首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29年8月22日，夕刊4版。. 124. 〈慶安宮中元豫聞〉，《臺灣日日新報》，1925年8月15日，夕刊4版。. 125. 〈基隆慶安宮中元豫聞〉，夕刊4版；〈慶安宮中元三柱首變更〉，《臺灣日日新報》，1926 年8月16日，夕刊4版。.

(30) ．80．. 1927、昭和二、民國十六. 1928、昭和三、民國十七.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1期. 江瑞英. 鄭元. 林秋波. 林冠世. 劉通. 順發商行. 劉猛. 柯炳謙126. 陳錦堂. 林大化. 郭進昌. 陳讚珍127. 周百年 1929、昭和四、民國十八. 何萍. 范昆輝. 郭太平. 柯漢忠. 陳戇趖. 日勝行128. 董湖 1930、昭和五、民國十九. 1931、昭和六、民國二十. 1932、昭和七、民國二十一. 賴南桂. 許梓桑. 張阿呆. 林希賢. 蔡慶雲. 林應時. 張保. 振發行. 劉阿禎. 大和行129. 顏赤九. 張阿呆. 楊火盛. 吳森求130. 劉清福. 謝裕記商行131. 謝知母張井陳玉振 1933、昭和八、民國二十二. 吳永金. 江瑞英. 區域內保正合賴順發商店辦(賴戇). 1934、昭和九、民國二十三. 劉阿禎. 東元藥行. 林開郡132. 長壽齒科醫院何微力133. 126. 〈基隆慶安宮三柱首決定〉，4版；〈人事欄〉，《臺灣日日新報》，1927年8月10日，夕刊4. 127. 〈慶安宮中元柱首決定〉，4版。. 128. 〈基隆特訊——柱首決定〉，夕刊4版。. 129. 〈基隆慶安宮中元普施舊廿五廿六日盛大舉行〉，《臺灣日日新報》，1930年9月16日， 8版。. 130. 〈基隆——中元柱首〉，《臺灣日日新報》，1931年8月29日，夕刊4版。. 131. 〈基隆慶安宮中元柱首三候補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2年8月8日，8版。. 132. 〈基隆慶安宮中元第二日普度盛況附牲豚一等入賞者〉，《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9月8日，. 133. 〈普度柱首〉，《臺灣日日新報》，1934年8月15日，夕刊4版。. 版。. 夕刊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