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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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四期

朱鳳玉語文教育視角下的敦煌本《正名要錄》

林仁昱敦煌 P.3216、P.2483 等卷「阿彌陀讚文」樣貌與應用探究計曉雲《太子須大拏經講經文》考述

——以 ДX.285 等六殘片與 BD.8006 號為中心馬小鶴

汪娟吉田豐之摩尼教文獻漢字音寫研究許絹惠論張議潮功德窟的塔窟組合

梁麗玲 P.2666V「治小兒驚啼方」考

陳淑萍敦煌寫本《大乘義章》及其相關研究郭長城《兔園策府》作者杜嗣先墓誌略論黃青萍敦煌文獻中的北宗禪

蔡忠霖

張家豪 2006-2016 年臺灣地區敦煌學研究論著目錄附錄：《敦煌學》第一輯～第三十三輯中英文目錄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8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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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面題字臺靜農先生創刊人潘重規先生編輯委員

王三慶朱鳳玉汪娟柴劍虹高田時雄張廣達陳懷宇榮新江鄭炳林鄭阿財

主編鄭阿財汪娟

《敦煌學》稿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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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文教育視角下的敦煌本《正名要錄》

朱鳳玉

^

摘要

敦煌寫本 S.388《正名要錄》首題作「《正名要錄》霍王友兼徐州司馬郎知本

（年）撰」首尾完整，計 185 行，是唐代早期推行楷書字體標準化，大力倡導「正字」運動所編纂的「字樣書」。其內容除了針對音義相同而字形有別的異體字以成例來分辨「正、俗、通、訛」外，也收錄了大量「同音別義」字，用以教示正確辨別同音異義字的使用。本文特從語文教育的視角出發，針對《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所收錄唐代早期日常用字中「音同義異」且易致混淆錯用的 788 字，進行析論，以彰顯分辨「別字」在歷代用字教育的重要性。

關鍵詞：敦煌寫本、正名要錄、字樣書、別字、音同義異

 嘉義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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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Zhengming Yao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logical Education

Chu Fengyu

^

Abstract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S.388 has a title called the Zhengming Yaolu with complete opening and ending sections and it has 185 lines in total. This text is a sample reference for the standard-character movement that were promoted in the early Tang Dynasty. The content of this text focuses on the characters with same pronunciations and meanings but different structures and it categorizes these characters into four groups including standard, vernacular, interchangeable, and wrong characters. This text also collects a great number of characters with same pronunciations but different meanings in order to teach readers how to correctly use these characters. This study will base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logical education to discuss 788 characters that were commonly used in the daily life of the early Tang era, for highlighting the significance of wrongly-written characters in the script education in the past.

Keywords：Dunhuang manuscript, Zhengming Yaolu, the reference of character samples, wrongly-written characters, same pronunciations but different meaning

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at Chiayi Univers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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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說、讀、寫、作」是語文教育的基本內容，其中「寫」，主要是寫字，除了要求字體工整、美觀外，更要求點畫的正確無誤。唐代對於正確字體的要求有所謂「字樣」或「正字」的講究，旨在建立文字書寫正確的典範樣式，因此有所謂「字樣書」的出現；其編纂目的，主要在於辨別楷體文字書寫形體的異同，釐定正俗訛通，以為文字書寫的標準樣式。

敦煌寫本字書《正名要錄》是現存唐朝初期最完整的字樣書，比唐．顏元孫

《干祿字書》還要早一百二十多年。這本字書除收錄音義相同而字形有別的異體字，並歸納成例以條列標舉外；同時對「同音別義」的字也加以收集，並為之辨別，成為第六「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例中收錄同音別義字，分組釋義。在每一同音字下標注主要訓釋，藉以辨別與其他同音字之意義不同，用法有別，此種為區別「同音別義」而設，在字書中實屬罕見，極具特色。除了文獻的考術與校錄外，我特別關注其中國語文教育發展的研究意義。今從語文教育的視角出發，

針對敦煌寫本《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中所收錄唐代早期日常用字中「音同義異」且易致混淆錯用的字，進行析論，藉以闡明「字詞辨正」在歷代用字教育的重要性。

二、敦煌寫本《正名要錄》概說及研究述評

（一）敦煌寫本《正名要錄》

敦煌寫本《正名要錄》現庋藏英國倫敦大英圖書館，編號 S.388。茲將其寫卷情況、作者、成書年代及其內容體例，概述如下：

英國大英圖書館藏斯坦因收集品編號 S.388 號殘卷，係一卷子本，有軸，淺黃色紙，十七紙。高 28 公分，長 610 公分。首缺尾完。存 268 行。寫卷中避唐太宗諱，「愍」缺筆作「」；「氓」缺筆作「」。避唐高宗諱，「治」字作「理」，而不避中宗及玄宗之名諱，是此卷抄寫年代殆為高宗或武后之世。

全卷計抄字樣書二種，蓋出自同一人之手。第 1 行到 83 行為第一種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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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殘尾完。據考定為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殘卷¹；第 84 行到 268 行為第二字書，是完整的《正名要錄》。謹據原卷圖版描述《正名要錄》寫卷概況如下：

S.388《正名要錄》寫卷，首尾俱完，計 185 行。起：「《正名要錄》霍王友兼。」迄：「右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首題作：「《正名要錄》霍王友兼徐州司馬郎知本撰。」

《正名要錄》一書歷代史志目錄載籍未見載錄，日本平安時代前期藤原佐世

（847-898）奉敕撰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小學家」下著錄有：「《正名要錄》

一卷司馬知羊撰」當即是書。但中國史傳載籍，均未見有郎知本，或司馬知羊，

或郎知羊，只有郎知年²，《舊唐書．郎餘令傳》有載：「郎餘令，定州新樂人也。……

餘令少以博學知名，舉進士。初授霍王元軌府參軍，數上辭賦，元軌深禮之。先是，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亦見推仰。」³與霍王李元軌的史實符合，而其傳明確記載「餘令從父知年為霍王友」更可印證。是《正名要錄》作者姓名，當依正史作「郎知年」。至於《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作「司馬知羊」當是傳抄過程中輾轉致訛。又「年」古作「秊」，隋唐五代多通用。如：《正名要錄》「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中收有「年」，S.388《群書新定字樣》

殘卷也有「秊年二同」，《干祿字書》平聲下有「年秊並，上通下正」。「秊」、「本」

形近，易致誤抄；「年」行書與「羊」形近，也易誤抄作「羊」。《日本國見在書目錄》作「司馬知羊」，蓋因「年」字行書與「羊」形近，而誤抄作「羊」，傳抄時又脫其姓「郎」字，而誤以其職稱「司馬」為複姓，遂致誤作「司馬知羊」。

《正名要錄》首題「霍王友兼徐州司馬郎知本（年）撰」，「霍王」乃唐高祖李淵第十四子李元軌，生於武德年間（618-626），卒於垂拱四年（668），《新唐書》、《舊唐書》皆立有傳⁴。據史傳所載郎餘令及從父郎知年乃「相次入府」，非

1 審其體制，蓋為辨別文字之正、俗及形近義異之字，糾正訛誤，以為書寫者遵循之法式而編之

「字樣書」。據第 75 行到 83 行有：「右依顏監字樣甄錄要用者，定考折衷……乃云相承共用。」

這段有關作書旨意及全書體例的說明，可以推知此書的作者，係根據顏監（師古）《字樣》作為基礎，加以增刪改定。我曾考定此卷抄寫年代殆為唐高宗、及武后之世，係依顏師古「字樣」甄錄要用而考定折衷者，當是《干祿字書》序文所提及的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

2 如：《隋書．郎茂傳》云：「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齊潁川太守……十年，追還京兆，歲餘 5 而卒，時年七十五。有子知年。」《隋書》卷六十六（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8 月），頁 1554-156。

3 《舊唐書》卷一八九下〈郎餘令傳〉（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頁 4961。

4 《舊唐書》卷六十四〈霍王元軌傳〉有云：「十年，改封霍王，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

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吏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與物無忤，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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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入霍王府任官。「霍王友兼徐州司馬」的「友」非指「朋友」，乃唐代親王府中之屬官，官階為從五品下⁵。《舊唐書．職官志》也記載親王府之屬官有「友一人，從五品下」，且明言其職責為「陪侍規諷」⁶。可見「友」大致上是一種文學侍從性質的屬官。

唐代「司馬」一職，是州刺史的佐官，與「友」皆屬文職。唐制各州刺史下設有佐官，上州、中州、設別駕、長史、司馬各一人；下州則但設別駕、司馬而已。據《舊唐書．霍王元軌傳》載：「元軌前後為刺史，至州，唯閉閤讀書，史事責成於長史、司馬，謹慎自守。」可知霍王李元軌為徐州刺史時確實有「長史」、

「司馬」的佐官，是時郎知年以「霍王友」兼「徐州司馬」乃一人兼兩職。

敦煌寫本《正名要錄》的成書年代，從全卷書寫文字均避唐太宗李世民名諱，

如：「諜」作「」、「牒」作「」、「蝶」作「」、「愍」缺筆作「」；「氓」

缺筆作「」。而同卷前的杜延業《群書新定字樣》殘卷中有「琱─理玉」，「理」

蓋避唐高宗李治諱改。然《正名要錄》「各依腳注」一類下有：「顯─從日」、

「隆─從生」是不避中宗（李顯）及玄宗（李隆基）的名諱。可以推知此寫卷抄寫年代大約在高宗後，中宗、玄宗前。

至於成書年代，據《舊唐書．霍王元軌傳》載：「（貞觀）十年，改封霍王，

授絳州刺史，尋轉徐州刺史。……二十三年，加實封滿于戶，為定州刺史。」可知，李元軌貞觀十年改封為霍王，十一年任絳州刺史。而〈徐王元禮傳〉有云：

「徐王元禮，高祖第十子也。……（貞觀）十七年轉絳州刺史。」據此可知貞觀十七年時徐王元禮轉任絳州刺史，而此時霍王元軌應轉任徐州刺史，直至貞觀二十三年始轉任定州刺史。是《正名要錄》當是霍王友兼徐州司馬郎知年作於貞觀十七年（643）至廿三年（649）之間，此書實遠較唐代宗大曆九年（774）由顏真卿（709-784）書寫刻石顏元孫（？-714）的《干祿字書》還要早一百二十多年，

當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字樣書。

《正名要錄》是刊定字體、辨別音義的字樣書。全書收字 1780 多字，以類統字，不以韻分，於每類之後標明歸屬的體例。依其內容，其體例有六：

不妄。」（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頁 2430。

5 《唐六典》卷二十九：「魏、晉諸王置友一人，宋、齊因之，品第六，……隋為從五品下，皇朝因之。」（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 月），頁 729。

6 《舊唐書》卷四十四〈職官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頁 1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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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行者雖是正體稍驚俗腳注隨時消息用。如：「丠^丘」、「凭^憑」、「 ^枯」……

等。

2．正行者正體腳注訛俗。如：「歸^皈」、「蘇^甦」、「罷^甭」、「學^斈」、「舉」……

等。

3．正行者楷注稍訛。如：「」、「瑣^璅」、「商」、「豎^竪」、「雙」……等。

4．各依腳注。如：「章^從音」、「兒^從臼」、「奮^從田」、「妬^從石」、「鼻^不從畀」、「拜呈^不須

畀」、「勢劣勁勝功^從力」……等。

5．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古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如：「崧嵩」、「坤」、「杯盃」、「胥」、「秊年」、「憐怜」、「棲栖」、「窺闚」、……等。

6．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如：「祥^福詳^審」、「增^益憎^惡」、「淒^寒悽^愴」、「憂^愁優^倡」、

「惟^思維^綱」……等。

六例中，大體以「同字異體」的俗訛別字為主。其中，一、二、三例乃為辨析字形而設的字例，其四則為諟正筆劃寫法的字例，其五為辨析古今字的字例，

其六則為辨析音同、音近混用的字例。六例中，標舉「正而體稍驚俗」、「隨時消息」、「正」、「訛俗」、「楷」、「稍訛」、「古典」、「今要」等八種類別，並明白辨別正、俗、通、訛，指示正確用法，其於漢字學研究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不過，詳究此書編纂的目的與功能，似與唐代一般字樣書大同小異。唯「六、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在唐代各字書中顯得較為突出，深具特色。此例蓋專為辨別「音同義異」字而設，以同音的二字、三字、四字、五字、六字或多至十字為一組，總計 329 組，收錄 788 字。各組字均係當時日常用字中「音同義異」且易致混淆錯用的字。各組字上下音同，然形、義皆異。

（二）前賢研究述評

《正名要錄》秘藏敦煌石室，一旦重見天日，隨即在中國學術史上綻放光芒，

對中國字書及文字學史研究具有重要的價值與意義，提供字樣學發展的寶貴材料，

豐富了字體分類的理論依據，同時還表現在為字樣書首創「同音別義」的辨析體例上。

近年隨著敦煌寫本整理與研究的發展，此書更被視為是釋讀寫卷文字方便的鑰匙，深受重視，研究篇章不少。如：1984 年大友信一、西原一幸合著《唐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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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樣二種の研究と索引》⁷，首先對《正名要錄》年代、作者、內容、體例及其價值進行考論。1985 年劉燕文〈敦煌唐寫本字書《正名要錄》淺介〉⁸、1989 年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⁹ 、1991 年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書緒論〉¹⁰、 1994 年鄭阿財〈敦煌寫卷與中國中古文字學──《正名要錄》考探〉¹¹、蔡忠霖

《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¹²、2006 年張敏〈《正名要錄》研究〉¹³等，均有所論述，主要以漢字學及漢字構形學的理論觀點，對《正名要錄》的材料進行分析，重點集中在《正名要錄》所錄文字構形關係的探討。2008 年，蔡忠霖〈《正名要錄》之文字屬性歸類研究〉¹⁴則針對《正名要錄》文字屬性的歸類方式及意涵進行探索，試圖還原其編纂意旨。呂浩〈中古字書二種辨疑〉¹⁵針對近年出版

《英藏敦煌社會歷史文獻釋錄》有關《正名要錄》的整理選擇了若干條予以討論。

張涌泉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¹⁶全十一冊，其第八冊小學類字書之屬，收錄有許建平校錄的 S.388《正名要錄》全文。2015 年，西原一幸《字樣の研究—唐代楷書字體規範の成立と展開》¹⁷，此書為作者 1978 至 2014 年發表歷代字書中有關字樣的相關研究集結編排，全書二十二章，涉及《正名要錄》的有「第一章《新撰字鏡》所引の《正名要錄》」¹⁸、「第九章敦煌出土『正名要錄』記載の字體規範の體系」¹⁹、「第十三章『新撰字鏡』文本中における『正名要錄』の利用」²⁰、

「第二十章敦煌出土 S388 番寫本概要」、「第二十二章唐代楷書字體研究に果たした敦煌出土インスタ S388 番寫本の亦割──『正名要錄』と『群書新定字樣』」，

作者對於唐代楷書字體規範的研究用功既久且深，尤其旁及《新撰字鏡》、《篆隸

7 大友信一、西原一幸《唐代字樣二種の研究と索引》（櫻楓社，1984 年）。

8 劉燕文〈敦煌唐寫本字書《正名要錄》淺介〉，《文獻》1985：3，1985 年 10 月，頁 176-180。

9 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華岡文科學報》17，1989 年 12 月，頁 117-130。

10 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書緒論〉，《華岡文科學報》18，1991 年 11 月，頁 81-118。

11 鄭阿財〈敦煌寫卷與中國中古文字學—《正名要錄》考探〉，「中國學術研討會」，（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3 月），頁 139-158。

12 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 年。

13 張敏〈《正名要錄》研究〉，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06 年 5 月。

14 蔡忠霖〈《正名要錄》之文字屬性歸類研究〉，《敦煌學輯刊》2008：1，2008 年 3 月，頁 21-38。

15 吕浩〈中古字書二種辨疑〉，《敦煌研究》2008：04，2008 年 8 月，頁 94-97。

16 張涌泉編《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8 月）。

17 〔日〕西原一幸《字様の研究—唐代楷書字体規範の成立と展開》（東京：勉誠出版社，2015 年 3 月）。

18 原題〈《新撰字鏡》所引の《正名要錄》について〉，載《國語學》116 輯，1979 年 3 月。

19 原載《東方學》90 輯，1995 年 6 月。

20 原載《金城學院大學論集》國文學篇 28 號，1983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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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象名義集》等與同受唐代影響的日本字書。

回顧《正名要錄》的研究小史，大抵基於此書是現存最早且完整的唐代規範文字書寫及使用的「字樣書」，且僅見存於敦煌寫本之中。因此，文獻學的論述是學界最初且最基本的研究重心；所以諸家所論，也大抵以介紹寫本概況及針對此書的年代、作者、內容、體例及其價值的考論為多。其次則是寫卷文本的整理校錄。至於本書的學術議題，幾乎都是以字樣學的視角來審視；其視野也都聚焦於唐代楷書字體的規範化問題，也就是正字學、字樣學的範疇。即使投入近四十年研究的西原一幸，在他新近的《字様の研究》─唐代楷書字体規範の成立と展開》專書中，論及《正名要録》，仍然是以其記載字體規範體系為主要的研究主體。換句話說，所有研究大都側重在正字、俗字、訛字、通用字、規範字等字體研究面向上。

近年較關注《正名要録》首創「同音別義」的字例。2006 年曾發表〈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²¹一文，介紹了《正名要錄》中的「音同義別」字及「連文釋義」訓詁方式。又有見於《正名要錄》第六例為「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是為全書六例之一，然收錄文字 788 字，卻幾佔全書字的四成五，

如此比率之重，自然有其一定的意義。因此，嘗試從語文教育的視角來觀察，尤其過去以為辨別字體之書，始於南宋孫奕的〈字說〉²²，然《正名要錄》不但比孫奕〈字說〉早了 560 年左右，說解方式又較簡明易懂，今特闡述其在錯別字、

字詞辨正發展史上的意義，論述其在漢字語文教育上的實用價值。

三、語文教育視野下《正名要錄》體例的解析

漢字乃形、音、義三者組合而成，透過目治、耳治以便發揮心治的最佳溝通功能。然在字形上會因時地不同而出現一字多形的異體字；在字義上，也會出現一義多字的同義字；至於在字音上，也不例外，同音異形，同音異義的字更是為數可觀。

21 拙文〈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敦煌研究》2006 年 6 月，（蘭州：敦煌研究院，2006 年），頁 168-172。後收錄於《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頁 271-282。

22 王安石之作今不傳，孫奕《字說》見氏著《履齋示兒編》，卷十九「字異而義同」、「字異而義同一」，卷二十「字同而義異二」、「字異而音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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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一統天下，為求學術之統一，而大力倡導標準字體；貞觀七年（633）

頒佈顏師古之五經定本於天下，便是希望統一經籍異文，且收楷字標準化之功。

因標準楷字的推行，乃有「字樣學」的興起，顏師古（581-645）的《字樣》（此書今已亡佚），就是字樣書的先驅。其後風氣大開，字樣書的編撰一時蠭出，如：

郎知年的《正名要錄》、佚名的《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并行正俗釋》、杜延業的《群書新定字樣》、顏元孫的《干祿字書》、歐陽融的《分毫字樣》、張參的《五經文字》、唐玄度的《九經字樣》……等，種類不少，為漢字楷書字體的統一，

奠定穩固的基礎。直至雕板印刷普及，標準楷書始定型而有普遍宣示的作用，遂使千百年來漢字字體得以維持穩定與統一，推究其原，則唐代字樣書之功實不可沒。詳審唐代這些字書的編撰要旨，蓋為避免字形類似以致混淆而編。因此，各書的內容均以辨別字形的點畫異同，釐定正俗，指示訛謬為主。如：

《正名要錄》：「章^從音兒^從臼」（各依註腳）「崧嵩。坤。杯盃。」（字形雖別，音義是同，右而典者居上，今而要者居下。）

《群書新定字樣》：「妒^正妬^{說文妒從女戶}，^{後戶變作石}，^遂成下字，^{久已行用也}。」

《干祿字書》：「堤隄^上俗下正」、「猿猨蝯^上俗，^中通，^下正。」

《分毫字樣》：「遝還^上徒答反，^合也。^下胡關反，^返也。刀刁^上都勞反，^刀斧。^下的柳反，^人姓。」

《五經文字》：「搖 ^{上說文從肉從缶}，^{下經典相承}，^隸省。^凡瑤、^{遙之類皆從}。」「明朙明^上古反，^中

說文，^下石經，^{今並依上字}。」

《新加九經字樣》：「秊年^上說文，^{從禾從千聲}，^{下經典相承}，^隸變。」「歌謌^二同，^詠也。」

從語文教育的視野來看，漢字的使用，除釐清文字的正、俗、通、誤等形體、

點畫的異同，以確立標準字體外；對於同音異形異義而容易致混的字，實亦有加以辨正的必要，如此方能教示臨文時正確的使用文字，避免誤用而出現錯別字的情形。《正名要錄》對此問題早有關注，在第 88 行至 185 行，即第六例「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其內容列舉音同義異的字計 329 組，凡 788 字。其中僅列一字而單出，如「蒸^火」、「猗^辤」、「偕^俱」……等，計 15 組，一字而單出，當是傳抄有所脫漏；有二字一組，如「岐^山；歧^路」、「緗^綵；湘^水」、「畢^竟；必^定」……等 220 組；有三字一組，如「漂^水；飄^風；僄^輕」、「刑^罰；形^容；邢^姓」、「憶^思；臆^胷；億^數」……等，計 62 組；有四字一組，如「稠^穊；裯^單被；紬^綾；綢^繆」、「蘭^草；欄^櫪；讕^言；闌^酒」、「識^訓；式^法；拭^摩；飾^脩」……等，計 25 組；有五字一組，如「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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謀；膜拜；模□；摹取；嫫醜」、「由用；悠遠；猶尚；攸所；猷芳」、「寮官；僚^僕之_臣；遼遠；竂空；寥寂」……等，計 5 組；六字一組，有「悞慮；誤失；忤逆；悟感；晤朗；窹

寢」一組；十字一組，有「懌悅；繹陳；斁猷；掖^持_宮；液津；奕碁；驛傳；譯語；易改；亦復」一組。

其呈現方式，採標舉字以大字出之，訓釋字以小字出之。至於標舉字下則多採一字與被標舉字形成二字連文的訓釋，如「銷鑠；消滅」、「傜役；搖動」、「憂愁；優倡」……等。少數訓釋則採取二字、三字、四字雙行小字形式。如「簷^屋_前」、「塗

道亦

泥」、「聯^聯累_不絕」……等。以下根據原卷圖版行款將第六例「本音雖同字義別例」的前八行文字依序迻錄如下，以見其內容字例及說解之一斑。

1 連及聯

聯累不絕

塗

道亦泥

途銷鑠消滅

祥福詳審 2 增益

憎悪兹此滋

息益

恂和詢謀柴薪𤎅火宵夜 3 霄雲

岐山歧路淒寒悽愴

呈示程期周至賙贍 4 稠穊

裯

簞被

紬綾綢繆糇餱

襲

祇敬砥礪 5 揚稱

楊木憂愁優倡扃戶

垧野褠

單衣

韝

臂捍

6 閭里門

簷

屋前

憺惟䄡

褕蔽睞

簾簿蔍薑靈神零 7 落幾微機𨵿撝謙麾指簞笥殫盡貟位 8 圎團

啚心圖畫傜役搖動

髦

髦又俊

旄鉞亭池

(15)

四、《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成例的原因與價值

（一）「本音雖同字義各別」成例的原因探析

漢字最大的特色在於每個字均具備形、音、義三者。在字形上，由於文字非一時一地一人所造，時有古今，地有南北；乃有古今字、正俗字等異體字的產生。

在字義上，同一字義也出現了字形不同、字音有異的同義字。在字音上，同音異形、異義的字更是為數可觀。因此，在以聽覺為主的語言傳播中，由於漢語多同音，記錄漢語的漢字也就多同音字，導致同音異義字在實際文字運用書寫時，產生分辨上的困難。尤其是在寫本時期，抄者往往通過讀誦口耳相傳，加以轉錄、

傳抄，而成書面文字；因此，在抄寫時，每每因聽覺與主觀辨識而寫為另一同音或音近的字，這就是一般所謂的「別字」、「錯別字」的產生。有些錯別字由於習焉而不察，久而久之，也就積非成是，以致有訛字而冒稱「同音通假」的情形出現。這種情況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終成文字學者極力糾繆，嚴為辨別的焦點；

更是近代語文教育者所努力從事的教學課題。

《正名要錄》除針對音義相同而字形有別的異體字加以收錄，並歸納成例以條列標舉外，同時對「同音別義」的字也加以收集，並為之辨別。其第六例收錄的 788 個音同義異字中，每一同音字下均標注訓釋，借以辨別與其他同音字意義不同，用法有別，此種為區別「同音別義」而設的體例，就字書的發展歷史，似為早期首創的新例。

「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所收的字，以形聲字聲符相同的同音字為最多。如：

「銷、消」；「祥、詳」；「增、憎」；「兹、滋」；「恂、詢」；「漂、飄、僄」、「刑、

形、邢」；「憶、臆、億」；「蘭、欄、讕、闌」；「謨、膜、模、摹、嫫」……等。

蓋以聲義同源，漢字同音多同意，尤其形聲字聲符相同之字，意思多相同或相近，

以致用字時容易造成混淆或誤用。即使如「增^益；憎^悪」，「增」、「憎」《切韻》同為

「昨滕反」。「增益」的增與「憎惡」的憎，即使語意區別清楚，不易混用，然「增」、

「憎」聲符同為「曾」，形符一個為「土」旁、一個是豎「心」旁，形體相近，

也容易錯用。又如「稠^穊；裯^簞被」，「稠」、「裯」《切韻》同為「直由反」。「稠穊」

的「稠」與「簞被」的「裯」，語意區別清楚，不易混用，然符同為「周」，而形符一個為「禾」旁、一個是「衣」旁，形體相近，也很容易衍生混用情形。又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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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惟思；維綱」，「惟」、「維」《切韻》同為「以隹反」。「思惟」與「綱維」，語意區別清楚，不易混用，然聲符同為「隹」，形符一個豎「心」旁、一個「糸」旁，

雖然形體不易混淆，然自晉唐以來即多有將「思惟」作「思維」，如《三國志．

魏志．荀攸傳》：「我每有所行，反覆思維，自謂無以易」乃成通假字，甚至成為常用語詞，取代「思惟」成為辭典收錄的主要詞條。這也是《正名要錄》雖然以釐清文字之「正、俗、通、訛」等形體、點畫異同為主的字樣書，會兼收「同音別義」字的原因，當然收錄的同音字也以聲符相同的同音字為大宗。

此外，有聲符相同的同音字，形符明顯不同，但因意義相近似，而用字側重有別，一般不易分辨，此類也是《正名要錄》辨別的重心。如「銷」、「消」同音，《切韻》「相焦反」，同以「肖」為聲符。「銷」《說文》作：「鑠金也」；「消」

《說文》作「盡也。」按：銷、消同原，雖同音多同義，且同以肖為聲符，同有溶化的意義；然二字仍有分別，蓋「銷」特指鎔化金屬，「消」指冰凍的溶解。

正如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鏓」字注云：「囪者多孔，蔥者空中，聰者耳順，

義近相類。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者如此」。雖「囪」、「蔥」、「聰」等字，都有

「中通」的意義，然「囪」蓋指中通出氣者，「蔥」指菜蔬中具中通特質者，「聰」

指人耳中通無阻，能入乎耳著乎心者。

林尹師《訓詁學概要》一書在聲訓條例一節中，特別闡述「聲義同源」的基本理論說：「由於聲義同源，所以可證『凡同聲多同義』；由於同聲多同義，所以可證『凡字之義必得諸字之聲』；由於字義得之於字的聲音，所以『凡從某聲多有某意』。」²³並列舉諸多例子。尤其在「中國文字學綜合研究」課程中，常舉凡發ㄏㄨㄥˊ的音都有大的意思。如洪、鴻、宏、閎、弘、紘、紅……等。雖時隔四十年，印象深刻，依稀在耳。洪為大水，鴻為大鳥，宏為大宮，閎為大門，

弘為大弓，紘為大絲，紅為大色，「大」為其共通的字義概念，或可通假，然專博有別，為求用字準確用字當有所區隔。

《正名要錄》還將聲符相同的同音字，與聲符無涉、形體不同的同音字加以匯集，以為辨別。如「急」、「級」、「伋」、「給」四字一組，《切韻》同為「居力反」，「級」、「伋」二字聲符相同，其他則毫無關涉。又「懌」、「繹」、「斁」、「掖」、

23 林尹《訓詁學概要》（臺北：正中書局，1972 年），頁 122-165。

(17)

「液」、「奕」、「驛」、「譯」、「易」、「亦」十字一組，《切韻》同為「羊益反，「懌」、

「繹」「斁」、「驛」、「譯」五字同以「睪」為聲符；「掖」、「液」二字同以「夜」

為聲符，「奕」、「亦」二字聲符相同，而「易」字則但為同音。

除了聲符相同，形符相近外，「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還收錄有聲符毫不相關，字形亦不相涉的同音字。如「連」「聯」，《切韻》同為「力延反」。「連」：《說文》作「負車也」；「聯」《說文》作「連也」。是「連」、「聯」古代使用並無分別，

後代發展，逐漸加大二字的語意分工，「連」重在線性的相接續，如「連山」、「連環」、「接連」；「聯」重在兩兩聯合，或心性的聯合，如「連姻」、「聯盟」。

異義字因同音而錯用是歷來漢字極為普遍的語文現象，此種情形早在先秦典籍中即屢見不鮮。然由於先秦典籍多聖賢之言，長久承襲沿用，早已約定俗成，

以致有稱之為「同音通假」，給予合法用字地位的情況。如《大學》：「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后」為「後」

的同音通假。《孟子．齊人章》：「蚤起，施從良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

「蚤」為「早」的同音通假。《左傳．文公十七年》：「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音」為「陰」

同音通假。諸如此類，不勝枚舉，清．王念孫《經義述聞》序有云：「字之聲同聲近者，經傳往往假借」，為了閱讀古人經傳，近人有匯集先秦兩漢典籍之通假字而編為專書、字典者，動輒千頁，²⁴往者已矣，為免氾濫，須加明辨，這當是

《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成例的初衷。

事實上，同音通假字還是有一定的條件，並非所有同音字都可視為同音通假字。就字形而論，彼此在字形上並不一定要有所相似；在字義上，兩字的本義也無內在聯繫，原本只是在倉促之間使用時臨時「借用」而已。由於文人撰著遣詞用字每每具有個人主觀的隨意性，然隨著撰著的流傳，讀者又加以跟進仿效，逐漸形成約定俗成的用字習慣。又由於傳抄或出版刊印時的粗心大意，造成誤抄誤印的訛誤，卻因廣為流通而被承襲沿用。然「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

所以歷代帝王於政治統一之時，莫不希企統一學術；以求經學的統一、思想的統一，因此，對於經典的文字自然要求統一而有所規範。

24 如高亨纂著《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 年 7 月），928 頁；張桁主編《通假大字典》（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 年 4 月），1032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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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唐建國後，為求統一漢魏六朝以來混亂的經學，唐太宗下令國子祭酒孔穎達（574-648）率當時著名儒士共同撰修《五經正義》。經學家顏師古（581-645）

於「貞觀中，刊正經籍，因錄字體數紙，以示讎校楷書，當代共傳，號為《顏氏字樣》。」（顏元孫《干祿字書序》）可見字樣書編纂最初的目的蓋力求經典文字的統一；所以大曆十一年（776）張參撰《五經文字》在其《序例》中云：「自非經典文義之所在，雖切于時，略不集錄。以明為經，不為字也。」顏元孫《干祿字書》則進一步釐清字體俗通正的範圍，並論及使用寬嚴遵守的原則。其序文有云：「所謂俗者，例皆淺近，唯籍帳、文案、券契、藥方，非涉雅言，用亦無爽，

儻能改革，善不可加。所謂通者，相承久遠，可以施表奏、箋啟、尺牘、判狀，

固免詆訶。所謂正者，並有憑據，可以施著述、文章、對策、碑碣，將為允當（進士考試，理宜必遵正體，明經對策，貴合經注本文，碑書多作八分，任別詢舊則）。」

這已說明不僅僅侷限於「為經」而編，而是發展到「為字」而編。今存最早而完整的《正名要錄》已是為整理當時要用文字之正確使用而編纂，旨在釐定社會紛雜異體的文字定位及使用範圍，並關注教示臨文時正確的使用文字，其收錄範圍擴及「音同別義」的採集與成例。尤其，後世事務繁雜，文字孳乳浸多，音同之字日增，致使同音通假氾濫，許多聲符無關、形義無涉的同音字或音近字，誤用的錯別字，被習以為常而冒充為假借字，混淆訛誤滋生，實為關注語文教育者所不可不辨。

（二）《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成例的價值

初唐字樣書《正名要錄》正視音同義別之字混淆訛誤滋生的問題，首開「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之例。之後，中唐《時要字樣》，乃至宋．張有《復古編》、清．

畢沅《音同義異辨》、李調元《六書分毫》也多有類似的收錄與編排。如：

《正名要錄》喬 ----木。橋 ----梁。僑 ----寄。

《時要字樣》控 ----引。枯動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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倥 ----傯。鞚 ----韁。三。

《復古編》下卷．附錄之三「聲目類」：

環鍰 ----並五關切。環，辟也，從王瞏。鍰，鋝也，從金爰。

《音同義異辨》耽 ----耳垂。詩士之耽兮。

聃 ----耳曼。聸 ----南方聸耳之國，或用儋耳者非。

《六書分毫》卷中閑閒 ----上闌也、止也、防衛也。下暇也、安也、空隙也。

証證 ----上諫也。下驗。

這些不同時代的字書，均對「同音別義」字的分辨多所重視，分別採錄同音字例，以教示分辨各字的正確使用，然均不如《正名要錄》來得完備。其中《復古編》顯然受《說文》一類傳統字書的影響，在分辨同音別義字的同時仍重在字形的解析。《音同義異辨》與《六書分毫》二書，雖較重字義的分辨，然亦不出文士解字的習氣與傳統字書的繁瑣解說。敦煌寫本《時要字樣》依平、上、去、

入四聲分錄，且於同音字組下注同音字數，如：「控----引。枯動反。倥----傯。鞚 ----韁。三。」此顯然是承襲唐代韻書的體例。民國時期，將《字體明辨》列為國學入門必讀的譚正璧，他在自己所編的《字體明辨》書敘中說：

讀書必先識字，識字尤須辨字。說文、韻書、字典而外，辨別字體之書，

始於宋人王安石及孫奕之字說（王作今不見；孫作見《履齋示兒編》）迄於今世，作者愈多，如《字辨》、《字通》、《文字辨正》、《今字解剖》、《作文辨字典》、《字別辭典》等，坊間所備，無慮十餘種。

且將此類辨別字體之書，依其內容，分為：同字異音、同音異字、同字同音及異音異字等四類。明確指出四類之中，「第一類之字，字典中雖亦逐音分列，

但初學者往往輕易忽過」「第二類，其易誤與第一類等。」譚氏對識字、用字的明辨，至為重視，以為國學入門之基礎，尤其強調明辨「同音異字」的重要，如未能細加分辨，草率用字，一經誤用，易成笑談；初學者如能明辨而慎用，則識字之道，思過半矣。

譚氏對字體明辨的發展歷史亦有所論，更追溯到北宋王安石、南宋孫奕的《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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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²⁵。不過我們從英藏敦煌寫本 S.388 編成於唐朝初年郎知年的《正名要錄》

「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來看，字體明辨一類的著述，至少可提前五六百年。

不但時間大大提前，字例與解說也更明確而實用。

五、《正名要錄》「連文釋義」的特色與影響

「本音雖同字義各別」例是將同音字匯聚一起，依據同音分組，同組各字下訓詁方式則多採訓釋詞與被訓釋之字結合的同義或近義的複合詞。亦即所謂的

「連文釋義」訓詁方式，以期突顯各同音字的字義有別，更企圖透過各詞組的排比對照，明確的教示各同音字的正確使用情況。此種訓詁方式，雖早在東漢．許慎《說文解字》說解字義時已曾採用，如「芽，萌芽也。」然僅見此一例，《說文解字》一般較多採用單音同義詞互訓，如「更，改也」，「改，更也」；「警，戒也」，「戒，警也」；「慚，媿也」，「媿，慚也」；「逃，亡也」，「亡，逃也」；「歌，

詠也」，「詠，歌也」……等，這些互訓的單音詞，後世也頗有結合發展為同義複合詞，而成「連文」的。²⁶

唐．郎知年《正名要錄》匯合類聚 788 個日常用字，依其同音分組排列，並於各字下合訓釋字與被訓釋字為簡短的二字「連文」，以呈現各組同音字間字義的不同與使用之區別。其規模誠屬空前，而編纂目的則至為明顯，當是唐代字書的另一特色。推究其原因，蓋以漢語詞彙之發展，由先秦多單音詞而漸次發展，

六朝隋唐胡漢雜處，文化交流頻仍，名物遽增，新興詞彙陡增，複音詞急速發展，

逐漸成為漢語詞彙之主流。

按：二字連文的複音詞相較於一字一音的單音詞，尤便於語意的傳達與分辨。

唐．張守節《史記正義》「音字例」有云：

文或相似，音或有異，一字單錄，乃恐致疑。兩字連文，檢尋稍易。²⁷ 張守節清楚的說明了同音字中，採兩字連文的形式來解說，其功能在便於檢

25《新刊履齋示兒編》23 卷，為宋代孫奕為子孫撰寫的一部書稿，書成于宋開禧元年（1205），〈字說〉收入卷 19、20。卷 19 載「字異而義同」、「字同而義異一」，卷 20 載「字同而義異同」二、

「字同而音異」。

26 張涌泉〈《說文》「連篆讀」發覆〉，引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卷四「說文連上篆字為句」條，

並據歷代字書及敦煌寫本《時要字樣》等，以解說，可參考。《文史》60，2002 年，頁 248-252。

27 新校本《史記三家注》〈三家注序〉引《史記正義》「音字例」（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頁 16。

(21)

尋，且避免致疑。唐代初期，字書的編纂正值字體隸變、楷變漸趨穩定之際，又值詞彙發展快速，因此這一時期字書的編纂，既以規範標準楷字為目標，且以辨別字形的「正、俗、通、訛」為手段；此外，兼舉同音異義字例，以期書寫者能正確遣詞用字，避免錯別字之失，足見唐代字書的時代特性，實屬實用文字學的範疇。從語文教育的視角論，漢字的正確使用，取決於字義，因此，在諸多同音字中，選擇使用何字時，需先把握各字的字義，方能準確的遣詞用字，明白了易混字的各自意義，自然也就能有效地避免錯別字。所以《正名要錄》這種「連文釋義」的辨別音同義別字的方法，對後代實用字書的編纂與語文教育均有一定的啟發與影響。繼《正名要錄》之後，也就出現有中唐時的《時要字樣》一類實用字書。

敦煌寫本 S.5731《時要字樣》殘卷，首尾俱缺，存 39 行。中題有：「《時要字樣》卷下第四」，卷背有：「乾符六年（879）己亥」殘文。二者字跡不同，非一人所抄。審其內容蓋為辨別同音異義的字書，中題前殘存 14 行，所收均屬去聲字；中題後存有屋、沃、燭、覺、至、屑等韻的字，知所收乃入聲字。

另 S.6208-2 性質與 S.5731 同，首完尾缺，存 8 行，另有三斷片。首題：「《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並行正俗釋》下卷第一」。此卷題名雖與 S.5731 不同，但性質完全相同。我曾比對這二件寫本的行款、紙幅及字體完全一致，是同一抄本的不同部分，而加以綴合。依此推之，此書當分上下二卷，上卷所收錄為平聲、

上聲之字；下卷所收錄的當是去聲、入聲之字²⁸。

《時要字樣》全稱《新商略古今字樣撮其時要並行正俗釋》，顧名思義，可知是一部針對時下日常實用要字而編的字樣書。篇幅不大，收字不多，與一般傳統韻書不同。內容極為單純，旨在辨別因音同而混用之字所編，收錄之字依平、

上、去、入四聲編排，且按韻為次。其韻目次第同於《切韻》，而異於《廣韻》；且所錄單字頗有不見於王仁煦《刊謬補缺切韻》，是成書年代當在中唐。全書收錄正俗字，逐字加注，以同音字組依四聲排列，同音字組首字下有切語，末字則標同音字數。字義訓釋簡略，採用注字與正文連讀成語詞的訓釋方法，與《正名要錄》相似，均為唐代字樣學發達下的產物。如：

控 ----引。枯動反。倥 ----傯鞚 ----韁。三。

28 見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華岡文科學報》17 期，1989 年 12 月，頁 123-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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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移洞 ----穴。二。

誦 ----讀頌 ----碑訟 ----言。三。睦 ----和苜 ----蓿牧 ----放。三。淡 ----鹹啖 ----食澹 ----水。三。

舊 ----新舅 ----姑臼 ----碓柩 ----尸。四陋 ----疏漏 ----洩鏤 ----刻瘻 ----瘡。四。逸 ----放佚 ----樂溢 ----滿。三。

「控引、「倥傯」、「鞚韁」、「移動」、「洞穴」、「誦讀」、「碑頌」、「言訟」、「和睦」、「苜蓿」、「放牧」、「鹹淡」、「啖食」、「澹水」、「新舊」、「舅姑」、「臼碓」、「柩尸」、「疏陋」、「洩漏」、「刻鏤」、「瘻瘡」、「放逸」、「佚樂」、「溢滿」……等，均是注字與正文連讀形成連文釋義的表現。大量連文釋義的使用，對於「同音別義」

的分辨而言，顯得簡單明瞭，在通俗字書中極具特色與效用，這些日常實用的複音詞彙極具時代性及實用性，更是唐代詞彙學研究的寶貴語料，值得進一步整理研究。

六、結論

敦煌寫本《正名要錄》是唐代早期推行楷書字體標準化所編纂的「字樣書」。其內容計分六例，其中，一、二、三例乃為辨析字形而設的字例，其四則為諟正筆劃寫法的字例，其五為辨析古今字的字例，標舉「正而體稍驚俗」、「隨時消息」、

「正」、「訛俗」、「楷」、「稍訛」、「古典」、「今要」等八種類別，並明白辨別正、

俗、通、訛，指示正確用法。換句話說，蓋著眼於漢字字形，以「同字異體」的分辨與規範為主體。此外，還留意漢字實際使用中因相同字音之字甚多，產生用字時導致「音同義異」字混淆錯用的情況，《正名要錄》第六例「本音雖同字義各別」就是專為辨析音同、音近混用而設。如此一來，日常實際用字字形、字音所導致混淆訛誤皆能獲得糾謬、諟正。以今日語文教育的視角觀之，《正名要錄》

對字形、字音系統性完備的辨正體例，不但是唐代錯別字語文教育的最佳教材，

其觀念與方法即使在今天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

錯別字是錯字和別字的統稱。錯字是針對漢字形體書寫，在字的筆劃、筆形或結構上的錯誤，也就是筆畫的增減，或點橫的多寡，造成形體似字非字的情形，

(23)

稱之為「錯字」。而別字則是基於一音多字的漢字現象，造成用字時本該使用某字，一時之間卻使用了聲音相同或相近但意思不同的字，這種張冠李戴的情況，

稱之為「別字」。

錯別字的辨正可說是自古以來漢字語文教育的重心之一，錯字較容易辨識，

別字相對較難。蓋因別字不是寫錯了字，只是用了另一個字義不同的字，需經由字義的分辨，方可區分。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漢語的特色為單音節語，相較於其他語言，漢語相同語音的詞較多，因此漢字相同字音的字詞也較其他文字來的多。為了有利於語意的區別，特訴諸視覺而以字形來增加同音字的辨別度，形成形、音、義兼具的漢字特色。然不論語言或文字，均非一時一地一人所造，一字多體，一音多字自然充斥，這是漢語漢字的特色，但也造成漢字學習與使用上的困擾。

敦煌寫本《正名要錄》是唐貞觀十七年（643）至廿三年（649）霍王友兼徐州司馬郎知年所編纂，是現存最早最完整的字樣書。遠較唐代宗大曆九年（774）

由顏真卿（709-784）書寫刻石顏元孫（？-714）的《干祿字書》還要早一百二十多年，也因此書的重見天日，又將過去以為辨別字體之書始於南宋孫奕〈字說〉

的說法，提早了 560 年左右。

《正名要錄》體例完備，既發揮字樣書規範文字之功能，又於字形分辨之外，

對於同音異形異義而易混淆的字組，大量收錄，一一予以分辨，教示正確使用，

避免字音相同字義有別之字，因習焉不察，而致誤用，此種兼具字詞辨正的實用字樣書，蓋為唐代字樣書之別調。此類字樣書除採標字下釋義以區別音同義異之字外，更應用連文成詞以區別其所標舉同音各字之義別用殊。此種詮釋體例，實開後世「連文釋義」、「錯別字」專書之先河²⁹。

29 如清．王言編有《連文釋義》一卷。近人言語教育工作者，有關此類字辨之編纂尤多，如顧雄藻《字辨》（北平：生活書店，1933 年 12 月）；譚正璧《字體明辨》（上海：中華書局，1938 年 10 月）；方師鐸編《免錯手冊》（臺北：天一出版社，197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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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388《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圖版（一）

S.388《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圖版（二）

S.388《正名要錄》「本音雖同字義各別」圖版（三）

（本文圖版採自國際敦煌項目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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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參考文獻

一、傳統文獻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3 年 8 月。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1 月。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5 月。

二、近人論著

朱鳳玉〈敦煌寫本字樣書研究之一〉，《華岡文科學報》17，1989 年 12 月。

——— 〈敦煌寫本字書緒論〉，《華岡文科學報》18，1991 年 11 月。

——— 〈敦煌本《正名要錄》中「連文釋義」初探〉，《敦煌研究》2006：6（蘭州：敦煌研究院，2006 年）。後收錄於《敦煌俗文學與俗文化研究》，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 11 月。

林尹《訓詁學概要》，台北：正中書局，1972 年。

張涌泉〈《說文》「連篆讀」發覆〉，《文史》60，2002 年。

———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 年 8 月。

張敏〈《正名要錄》研究〉，河北大學文學碩士論文，2006 年 5 月。

劉燕文〈敦煌唐寫本字書《正名要錄》淺介〉，《文獻》1985：3，1985 年 10 月。

蔡忠霖《敦煌字樣書『正名要錄』研究》，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94 年。

——— 〈《正名要錄》之文字屬性歸類研究〉，《敦煌學輯刊》2008：1，2008 年 3 月。

鄭阿財〈敦煌寫卷與中國中古文字學──《正名要錄》考探〉，「中國學術研討會」，臺北：大安出版社，1994 年 3 月。

譚正璧《字體明辨》，上海：中華書局，1938 年 10 月。

顧雄藻《字辨》，北平：生活書店，1933 年 12 月。

﹝日﹞大友信一、西原一幸《唐代字樣二種の研究と索引》，櫻楓社，1984 年。

﹝日﹞西原一幸《字樣の研究—唐代楷書字體範の成立と展開》，東京：勉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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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2015 年 3 月。

三、電子資料

國際敦煌項目（I.D.P.）：http://idp.bl.uk；http://idp.nlc.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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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學第 34 期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梁麗玲、陸穗璉、黃惟亭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23219033 傳真：（02）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2018 年 8 月

ISSN 1015-9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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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34

2018.08

Chu Fengyu, A Study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Zhengming Yaolu”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hilological Education

Lin Jenyu, A Study on Miscellaneous Copies and Applications of “The Eulogy of Amitabha” in Dunhuang Manuscripts P.3216, P.2483 and others

Ji Xiaoyun, Research on the Literary Lecture on Taizi Xudana Jing: Centering on six pieces, such as ДX.285, and BD.8006

Ma Xiaohe and Wang Chuan, Yoshida Yutaka’s Research on Middle Iranian Transliterated into Chinese Characters in Manichaean Texts

Hsu Chuanhui, On the Combination of Pagoda and Grotto in the Cave Constructed in Honor of Zhang Yichao

Liang Liling, A Study on the Recipe for Healing Children’s Crying of Frightening o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P.2666V

Chen Shuping, Research of Dunhuang manuscripts “Dasheng Yizhang” and Related Issue

Kuo Changcheng, On the text of “Du Sixian's Epitaph”

Huang Chingping, The Northern School’s teaching of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Tsai Chunglin and Chang Chiahao, 2006-2016 Bibliography of Dunhuang Studies in Taiwan

Appendix: The General Catalogue of Studies On Dunhuang Vol.1-33

第三十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