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彰化縣儒學的生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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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研究集刊第五十一輯第三期 2005 年 9 月頁 53-82

清代彰化縣儒學的生員教育

彭煥勝、吳正龍

摘要

彰化自雍正初年設置儒學以來，即被賦予「建學立師，以彰王化」的使命。彰化士子亦不負眾望，於科舉考試屢獲佳績，在臺灣科舉史上具有重要成就。本研究以彰化縣儒學為中心，從官方的立場，就縣學選拔生員、培植生員、舉行學禮及生員出路等議題，探討其在教育體制上的運作方式。經研究發現清代彰化縣學，共約錄取1,378 名文生員和 488 名武生員。文、武生員進入儒學後，必須接受講習、考課，遵守學校規範，修養個人品性，參與學宮各項禮儀。經過儒學校的教育後，優秀生員可以出貢，參與鄉、會試，邁向另一仕途高峰。隨著彰化科舉士人的增加，彰化已由清初的「移墾社會」，逐漸地走向「儒學化」，並造就日後具有地方色彩的文化風貌。關鍵詞：清代、彰化縣儒學、生員、臺灣教育史、殿試彭煥勝，國立新竹教育大學初等教育學系副教授吳正龍，彰化縣員林國小教師電子郵件為：[email protected] 投稿日期：2005 年 3 月 31 日；修正日期：2005 年 7 月 21 日；採用日期：2005 年 9 月 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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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

Huan-Sheng Peng,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National Hsin-Chu University of Education

Chen-Lung Wu, Teacher, Yuanlin Elementary School, Changhua County E-mail: [email protected]

Manuscript received: Mar. 31, 2005; Modified: July 7, 2005; Accepted: Sep. 2, 2005

Bulletin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September, 2005, Vol. 51 No. 3 pp. 53-82

Education of the Sheng-yuan in Changhua County’s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Huan-Sheng Peng Chen-Lung Wu

Abstract

Ever since the government schools were established in Changhua County in the early years of Emperor Yung Cheng, Changhua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spread-ing Confucian principles of imperial grace and mercy and cultivatspread-ing the educated class. The people of Changhua always succeed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which was also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in the history of these examinations.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Changhua’s local government schools from an official perspective, investi-gating how these schools worked within the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the increasing numbers of people who succeeded in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one could see a local-ized Changhua cultural climate being created: for example, we see this in the emer-gence of the Sheng-yuan. In the article, such questions will be discussed as how the officials chose the Sheng-yuan, how those Sheng-yuan were cultivated, how the polite ceremonies were held, and the future of the Sheng-yuan.chool curricul

Keywords: Ching Dynasty, Changhua’s local government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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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彰化自雍正元年（1723）設縣以來，即設立儒學1以作為培養人材、推行教化和改善風俗的任務。清代地方儒學可分「廟」與「學」兩部分，「廟」指孔廟祭祀，「學」指學校教育，兩者合成的「廟學制」，自北齊隋唐以來即成為地方的教育中心（高明士，1999：46-54）。彰化地處臺灣中部，清初屬於一個草昧初闢之地（秦士望，1735：1），隨著官方儒學的設立，地方感染文教氣息，逐步走向文明開化地區。彰化縣儒學設立之初即被賦予「建學立師，以彰王化」的使命。彰化士子亦不負眾望，設學三十年後即取得乾隆二十四年（1759）、二十五年（1760）臺灣舉人名額（張世珍，1760：447-448）。其後隨著地方逐步開發，文教日漸昌盛，彰化士人在科舉考試上屢獲佳績，光緒五年（1879）全臺七名舉人中即占 3 名（傅端銓，1880：54）。光緒八年（1882）鹿港同知孫壽銘，指稱彰化文風鼎盛，不僅優其他縣邑，且為全臺灣府之冠（孫壽銘，1882：59）。由彰化士人在臺灣科舉史上的重要成就，足以說明執掌選拔和教育生員的彰化縣儒學，在推動教育上產生的重大作用，故值得對此機構進行深入的研究。過去有關地方儒學，在「廟學制」下推動教育的作品相當多，以下略作回顧。高明士（1984：184-245；1999：46-68，113-141）認為「廟學制」是北齊、隋唐以來，以孔廟祭祀為主軸而開展的儒教主義教育，經過「制度化」後被「普遍化」推行，成為東亞教育發展的典型，直到近代新式教育創設後才告崩解。高氏的研究引發臺灣學者的重視，而有黃進興（1994：1-82）、廖麗君（1998）、葉憲峻（1999： 189-201；2003）、林孟輝（1999）、陳昭瑛（2000）、胡文怡（2000），及彭煥勝和吳正龍（2003：113-141）等人對臺灣廟（儒）學的研究。養士以應科舉為地方儒 1 清朝沿襲明朝體制，於中央和地方設立學校。「京師曰國學，並設八旗、宗室等官學。直省曰府學、州學、縣學」，統稱「儒學」（趙爾巽等，1927：3099）。此處的「儒學」，即為「儒學校」，為一教育機構，與孔子學說之「儒學」不同。本文討論的「彰化縣儒學」，也稱「彰化縣學」，為清代地方官立的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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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學重要的任務，過去商衍鎏（2003）、黃光亮（1976）、金鑠和吳振之（1978：1-48）、劉兆璸（1979）、王德昭（1982）、李弘祺（1989：259-315）、王惠琛（1990）、李雄揮（1992：41-83）、莊吉發（2000：15-31）、伊原弘（2003）、劉海峰和李兵（2004）等人有做過專題探討。有關傳統儒學的學禮、學規，則有戴寶村（1985：303-324）、謝長法（1997：40-43），以及由臺灣大學東亞文明中心於 2004 年主辦之「情境與聖化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國際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對此議題做深入的探討2。不過上述作品大抵就某一斷代的儒學或科舉制度加以論述，少對某一地區的生員選拔、教育，生員日後的發展做專論。童生經過縣、府、州考選及格後取得生員資格，並進入儒學校接受教育。地方儒學也圍繞在生員的養成與考課，並鼓勵生員參與鄉、會試，進而帶動地方文教風氣。本研究為研究者繼〈清代彰化縣儒學的建置與組織〉之後，持續以地域史、基層史的角度，從官方的立場來探討彰化縣儒學在選拔生員、培植生員、祭祀禮儀、以及生員出路等議題，藉此瞭解清代彰化縣儒學的教育本職，及其在教育體制上的運作方式與實際功能。

貳、選拔生員

清代科舉取士，必由學校產生，也由於國家考試制度的產生，引發地方對此制度的關注進而掀起教育的熱潮（伊原弘，2003：4）。地方儒學設置目的，主要是為選拔人材，為國家取士，以為朝廷所用。在選拔人材的考試中，童試為進身的初級考試，依例設有儒學的州、縣或廳才能舉行考試。未設儒學的州、縣、廳，必須赴其他州、縣、廳學進行考試。雍正元年（1723）彰化設立儒學後，議准「歲試取進文、武童生各八名，科試取進文童八名」（周璽，1836：141）。另外，淡水廳初未設儒學，縣學小考附於彰化縣學開考3。清代彰化科舉考試，在時間、程序、考科內容上與臺灣各縣、 2 此次會議邀請日本、南韓、中國大陸及臺灣學者共發表 11 篇論文。 3 其間雖有乾隆三十五年（1770）至三十七年（1772），因路途遙遠，准就淡水廳署開考。但三十八年（1773）以無廩生具保，仍歸彰化縣辦理。直至嘉慶二十一年（1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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廳相同，但與內地稍異，即道考階段只赴府治舉行，不須遠赴福州應試。彰化童生經縣考、府考、院考及格後才成為生員，取得出身機會。

一、縣考

縣考為童試初階考試，由彰化知縣主持，禮房主辦，每三年進行兩試，時間約在歲、科考當年的一、二月。童生應考無年歲差別，凡十五歲以上，至七、八十歲皆可應試。不過有其身分限制，奴僕、賤業、賤役、國子監監生，及拖欠糧租、承緝案件者不准應考（李雄揮，1992：41-83；黃光亮，1976：88）。應考童生必須親填本人姓名、籍貫、年齡、父母等資料。再者，考生必須取得5 人認保，另須有一名廩生認保出結，以防冒籍、捏造、頂替、匿喪等事發生（沈雲龍，1989： 274；劉海峰、李兵，2004：355）。清制科舉縣考，本試分五場，每天一場，限當日交卷。第一場正場，試四書文二篇，五言六韻試帖詩一首。前者由考生自行句讀、鈎股，字數不得超過七百字，違者以違試論。第二場「招覆」，又稱「初覆」，考四書文一篇，性理論或孝經論一篇，及默寫《聖諭廣訓》。此場淘汰文字粗劣者若干名。第三場「再覆」，考四書文或經文一篇，律賦一篇，五言八韻試帖詩一首，默寫《聖諭廣訓》首二句。其錄取標準同第二場。第四、五場「連覆」，考試科目有時文、詩賦、經論、駢文。其中時文作一、二起講，或作兩比，或作半篇。詩賦作若干韻，經論、駢文或作一、二段。清代臺灣縣考、府考，多為一考五覆，計六場。其在第二場加考「覆經」，考五經撮句文一題，經論性理論一題。即第一場正場，第二場覆經，第三場首覆，第四場次覆，第五場三覆，第六場圍覆（商衍鎏，2003：5-6）。學署教官不准批閱縣考試卷，以防作弊，縣考各場結束後即行放榜。其錄取標準，第一場為正場，只要文字粗通即錄取。其後每場考後即揭曉一次，文字較差者陸續淘汰，至末場錄取人數減少（商衍鎏，2003：5）。名額初為應取秀才名額兩倍，康熙三十九年（1700）後不限數額，只要文理優異者皆可錄取。彰化縣考結束後，由縣署具造名冊送往學署，再申送臺灣知府準備參加府考。以後，彰化縣學訓導移設淡廳，准就淡水廳應考（陳朝龍，1984：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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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府考

府考為童試第二階段，由臺灣各府知府主持，日期多在農曆二、三月舉行，省內各府必須在同一天舉行，以防重複和冒考。考生因病、遊學未參加縣考者，可先補考一場列冊，再參加府考。府考試題各縣不同，但難易相近，以免遭受批評。彰化縣原隸臺灣府屬縣，因而生童之府考，必須前往臺灣府治應試4。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後，彰化雖仍隸臺灣府屬縣，但隨府治移往橋孜圖（今臺中市），彰化縣生員也改往新的府治考棚應考5。府考四場或五場，由考官決定，其內容與縣考相同，採陸續淘汰方式進行。第一場為正場，錄取者即准予參加院考，至於第二場是否續考聽其自便。最初錄取名額為秀才名額之兩倍，乾隆八年（1743）起改為文童入額 1 名，府考取 50 名。府考第一名為「府案首」，前10 名者為「府前十」，府考結束後由府署具造名冊，送本府和學政準備參加院考（商衍鎏，2003：6；黃光亮，1976：89）。

三、院考

院考又稱道考，為童試第三階段考試，由學政主持，以府為單位分棚考試。學政一般皆駐省城，但因臺灣遠隔海洋，學政駐紮臺灣府城，並於該地舉行院考。院考日期通常在三、四月舉行，共試兩場，考試程序較縣、府考嚴謹。首場考一書、一經、一詩，錄取人數為應取秀才一倍。第二場覆試，只考兩百字短文，錄取者正式為秀才，或稱茂才、生員。列第一名者為「案首」，縣、府、院考均第一名者，謂之「小三元」（楊紹旦，1991：38-40）。彰化縣籍童生經過院考及格，特優者進入臺灣府學而為府生員，其餘分發至彰化縣儒學，成為縣學生員。彰化縣自設立儒學後，即議定錄取文、武生童名額。初歲試取進文、武童各 4_{府試原假海東書院舉行，乾隆四年（1739）移至府治中南校士棚，再移東安坊縣學} 官左側，十七年（1752）改在道署內北衛，道光十八年（1838）後改於府署鴻指園右側新考棚應試（張是初，1954：28）。 5 清代臺中考棚位置，在今臺中市民生路與市府路交接處，其建造年代在光緒十五年（1889），隔年完成，並舉行歲試（賴志彰，1993：70-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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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名，科試取進文童 8 名，因而每三年即產生 16 名文生員和八名武生員。其後名額增加，乾隆五十六年（1791）禮部以彰化文風漸盛，增加生員入學額 4 名，嘉慶十二年（1807）再增加 1 名，道光八年（1828）加額 2 名，總共為 15 名（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72：410；周璽，1836：141）。咸豐年間因捐餉，得增文、武「永廣學額」各3 名，致進取生員人數增為文童 18 名。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後因行政區域調整，彰化縣儒學抽撥學額、永廣學額、廩增生名額給外縣，日後改為取進文童11 名（洪安全，1994-1995：5713）。武科生員考試，其試期與文科歲考相同，但無科考。其科目為騎射、步射、技勇，及由四書、武經課出的策論（張是初，1954：28-29）。彰化縣學武生名額，初定8 名，咸豐年間因捐餉，得「永廣學額」3 名，共 11 名。其後撥永廣學額兩名給苗栗縣，留進額9 名（洪安全，1994-1995：5713）。武生錄取後，附入彰化縣學接受教育。以下依議定生員學額，約略估計清代彰化文、武生員人數。其估計方式，依當時議定的學額，直至下次改定學額的年數，採取三年兩試方式進行統計，計算至光緒二十年（1894）清廷將臺灣割讓日本為止。其結果如表 1。若依正式議定的學額數量進行估計，清代彰化縣錄取的文科生員定額約有 1,314 名，永廣學額 64 名，共約 1,378 名；武科生員定額有 456 名，永廣學額 32 名，共488 名。這些文、武生員入學後，必須在縣儒學接受教育、遵守學規，接受定期考課，參與學宮舉行的各種禮儀活動。

參、培植生員

童生經縣、府、院考試及格後，分發至府、縣學肆業修習。彰化縣儒學接到學政分發的名單後，即選訂日期召集新科生員舉行簪花典禮，並由知縣率領新科生員拜謁至聖先師，至明倫堂謁拜老師，在學宮接受講學，遊行泮池「入泮」而成為生員（黃光亮，1976：91）。生員進入學校後必須接受修業講習、定期考課、端養品性，學習各種禮儀，以養成一名具有才學與教養，並且忠於朝廷的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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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表1 清代彰化縣生員人數概估表時間雍正元年（1723）乾隆57 年（1792）嘉慶12 年（1807）道光8 年（1828）咸豐8 年（1858）光緒14 年（1888）合計學額 8 12 13 15 15 11 總額 368 120 182 300 300 44 1314 永廣生 3 1 總額 60 4 64 文科合計 368 120 182 300 360 48 1378 學額 8 8 8 8 8 8 總額 184 40 56 80 80 16 456 永廣生 3 1 總額 30 2 32 武科合計 184 40 56 80 140 20 488 註：本表格統計方式為（改定學額時間－原議定學額時間）÷ 3 × 2 = 該階段文科生員總數。（改定學額時間－原議定學額時間）÷ 3 = 該階段武科生員總數。資料來源：根據彭煥勝、吳正龍（2003：132）表 2，再予以統計製表。

一、修業講習

清朝在地方設立學校，最主要的目的是為實行教化、培植人材，以為國家所用。順治十年（1653）四月，諭禮部：「國家崇儒重道，各地方設立學宮，令士子讀書各治一經，選為生員，歲試、科試入學肄業。」（佚名，1985：585）。《大清會典》亦示「直省府縣衛，各於所治立學，皆祀先師以崇矩範，闢黌舍以聚生徒，時肄習以廣術業，勤訓迪以儲人材」（允陶等，1983：253）。此說明地方儒學校設立的宗旨與目的。明倫堂為士子聽誦講席主要的地方，士子在此接受縣學教官的教誨與定期考課。彰化縣學明倫堂建於雍正四年（1726），毀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與六十年（1795）兩次戰亂。嘉慶十六年（1811）知縣楊桂森重建學宮時，將明倫堂移建於聖廟左側，形成「右廟左學」體制（黃開基，1840：46-47）。除明倫堂之外，東、西廡之「六藝齋」，也常是生員修業場所（林孟輝，1998：82-83）。彰化士子主要來自福建、廣東兩省，雖然入學泮額屬於「閩籍」，但生員入學後仍分閩、粵兩籍，讀書各操土音、各有師承（周璽，1836：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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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儒學的設立，以修習課業為初衷，不過隨著科舉重視考課，除新進生員仍須在校修習外，其他生員僅是定期到儒學課考而已。對於生員在學校修業和講習內容，雍正元年（1723）規定新進生員按照國子監坐監例，令其在地方學校肄業，直至下次歲、科試取進新的生員為止。期間如有親老家貧不能在校肄業者，也必須每月分題考校，勿使其曠廢學業（乾隆帝，1747：274）。不過儒學校的講習活動，對其他生員並無強制性，他們僅需要定期到儒學校接受考課即可。然而於特定時日，縣儒學在形式上仍舉行一日的講習課程。這些特定的日子，包括學政按臨時，教官必須講讀《臥碑文》和《聖諭廣訓》，並由生員掣簽各講《大清律例》三條或四書一章（王德昭，1982：113）。又如月課、季考次日，學政按臨或地方官拜謁文廟時，才舉行講習活動（崑岡，1899b：10127-10128）。講習內容以律例之刑名、錢穀之緊要者為內容。當然也有以偏向考課為主的四書文，即時文或八股文為主要誦習內容。官學的講習活動，已背離原始設校立學初衷，彰化籍生員洪月樵6在《洪棄生先生遺書》中，指出學宮講學風氣，到晚清時期已成為餼羊，而無講學之實（洪繻，1970：2550）。清朝取士，承明制用八股文，生員在學期間必須自我修習，或選擇書院學習八股文寫作。八股文由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八個部分組成。「破題」，即用兩句說破題目之要義；「承題」，是承接破題的意義而闡明之；「起講」，也叫「原起」，是議論的開始；「入手」，也叫「提比」或「提股」，為起講後入手之處；「起股」，也叫「虛比」或「虛股」，承「起股」之後；「中股」，也叫「中比」，為全篇的重心；「後股」也叫「後比」，暢發「中股」未盡之義；「束股」也叫「大結」，為一篇之總結。自「起股」到「束股」的四段中，都有兩股排比對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稱「八股文」，也叫「八比」。全篇字數，順治時期規定為550 字，康熙時改為 650 字，乾隆時以 700 字為率，過多不及格（中國歷史大辭典編纂委員會編，1992：8-9）。茲舉彰化縣學生員施葆修（改名炳修），於同治癸酉年（1873）鄉試硃卷為例， 6 洪月樵，名一枝，又名攀桂，光緒十五年（1889）中秀才。日本統治臺灣以後，改名洪繻，字棄生，是彰化鹿港重要的文人（施懿琳、楊翠，1997：86-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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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說明彰化生員在學期間學習八股文寫作的情形。該年鄉試三篇題目為「樂節禮樂，樂道人之善，樂多賢友益矣」、「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和「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施葆修的鄉試硃卷論作，前篇被評為「局正詞醇思沈力厚，次風度端凝，三筆情酌暢詩工秀」，第二篇被評為「黃鍾大呂之音，縉笏垂紳之度，安歌緩節法密機圓，如此吉祥文字，洵堪雍容榆揚，潤色鴻業」，第三篇被評為「興高采烈，鋒發韻流，攄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孟藝得此想見，三條燭盡，有振筆直書之樂」（施葆修，1873）。施葆修屬於彰化縣增生，在修業期間勤練八股文，方能在同治十二年（1873）福建鄉試中舉，並於隔年取中進士（佚名，1969：2690）。

二、定期考課

生員進入彰化儒學後，須先接受一段時間的修業講習，並且接受儒學教官定期的考課。清廷非常重視在學生員考課成績，雍正元年（1723），通飭府州縣衛教授、學正、教諭、訓導，務必設定課程，親領生員至學宮面加考試（乾隆帝，1747： 273-274）。生員在學期間，月有月課，季有季考，再加歲科兩試，其目的在稽查人品學問，詳定優劣以示勸懲。考課內容以四書文、策論為主。清初對學校月課、季考規定甚嚴，生員除丁憂、患病、遊學、有事故外，不應月課加以戒飭，三次無故不到者即請黜革。月、季試卷，也必須送往學政加以覆查（趙爾巽等，1927： 3116）。生員除平時的月課、季考外，最重要的是參加學政主持的歲、科考試。歲考為學政到臨後，為觀察地方學風，考核生員學業，及取進新科文武生員所舉行的考試。在學生員無論廩、增、附生皆須應考，不能逃避，缺考者勒令補考。年屆古稀或患有殘疾者可免考，喪親、遠遊者可告假，但只能連續兩次，第三次即革去秀才功名（王德昭，1982：91；商衍鎏，2003：29）。歲考的內容，時有變動。清初試四書文二篇，五經文一篇，後因冬月日短，只出四書題二道。雍正六年（1728）以士子僅記誦時文，不究經史性理、禮樂農桑，遂改回舊制，但只作一書一經。乾隆二十三年（1758），改試四書文和經文各一篇，策一道、五言八韻詩帖一首，並加默寫《聖諭廣訓》一、二百字（商衍鎏，2003：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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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考成績也作為在學生員身分升、降的依據。縣學中設有「廩膳生」，或簡稱「廩生」，享有免役、免稅，領有俸米，及為童生具結作保之權利。地方縣學另有「增廣生」，簡稱「增生」，列為第二等。廩生和增生享有公費待遇，且有規定名額。至於生員及第，初入縣學者曰附生，其人數未定，也未享有公費。生員經歲科考試，成績列一、二等者，可補廩或列增廣生（趙爾巽等，1927：3117）。彰化設儒學之初未定廩、增生名額，雍正十三年（1735）才獲准設廩膳生、增廣生各 10 名。嘉慶十五年（1810）增加廩膳、增廣生各 15 名，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抽撥彰化縣學廩、增生名額五名給臺灣縣，彰化縣學額只存各10 名（彭煥勝、吳正龍，2003：132）。科考主要作為錄科進赴鄉試之依據。科考由學政主持，通常於歲考後的第二年舉行，但因學政派任時間難免歧異，故其時間尚有調整。康熙四十一年（1702）議准鄉試之年，如遇上新學政上任，准將歲考一、二等生員造冊，錄送本年鄉試。臺灣之科考由學政主持，多選擇在鄉試上半年舉行，考試分三等，唯有一、二等者可送鄉試。武生附學於縣儒學，其修業和考課方面，統由教官管理。武生平時除學習騎射外，尚須從教官學習《武經》七書、《百將傳》、《孝經》、《四書》。武生童之課考、錄取人數、歲考方式大抵同於文生，不過不應科考。歲考列一、二等者，可錄送鄉試（趙爾巽等，1927：3118-3119）。

三、端正士習

除修業講習、按時接受考課外，清廷十分重視生員的品性、修養，及是否忠於朝廷。童生通過童試成為生員，可免除賦稅、差役，見官可不必下跪，非黜革不受刑責，廩生得以食廩，貧寒者給學租贍養等優沃待遇（趙爾巽等，1927： 3118）。但是清廷嚴格要求生員的行為規範，務必要效忠清朝，不許結社亂黨，同時也要求生員端正士習、為民表率，並賦予改善地方風俗之責任。順治九年（1652）題准，刻立於明倫堂左側的「臥碑」八條，曉示生員應當遵守的規則。彰化縣儒學臥碑立於文廟內東北側，高有76 公分，寬有 174 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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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碑由彰化縣學教諭蔡克全於道光五年（1825）所刻立7。臥碑教條指示生員應當接受父母教導、修身養性、尊敬師長，並誡止興訟及結交權勢以圖日後仕進。另外，臥碑中也指出生員應當立志學作清官、忠臣，「軍民一切利病，不許生員上書陳言。如有一言建白，以違制論，黜革治罪」、「生員不許糾黨多人，立盟結社，把持官府，武斷鄉曲。所作文字，不許妄行刊刻。違者聽提調官治罪。」這些條文有其柔性的倫理道德勸說，也有強制性的律文，欲用學規教條控制生員的思想與行為。康熙皇帝十分關切士人的修養、品性，屢頒士人規條。康熙九年（1670）頒佈〈聖諭十六條〉，涵蓋修身處事、宗族和睦、務本重農、完錢納糧、誡止仇恨等事務。十六年（1677），令直省、府、州、縣舉行鄉約，於每月朔、望日聚集公所宣讀。二十五年（1686），諭令各營伍將弁、兵丁並土司各官通行講讀。康熙四十一年（1702）更頒佈〈御製訓飭士子文〉，強調士人應先立品行，再論及文學，文章寫作要醇雅。生員要自我節制本身行為，不可以蜚語流言威脅官長，更不可隱糧包訟出入公門，挑撥姦猾欺凌孤弱，或者招朋呼類、結黨結社、網利營私。官員和士子務須遵守朝廷訓言，勿視為具文，否則觸犯規條將依法處置絕不寬貸（劉良璧，1741：8-9）。雍正三年（1725）頒定《聖諭廣訓》、〈御製朋黨論〉，乾隆五年（1740）頒奉的〈太學訓飭士子文〉，均被刊刷裝帙成冊，藏於尊經閣。每月朔望、督撫到任、學臣案臨，在拜謁先師之日，學校教官必須率同諸生詣明倫堂，望闕行三跪九叩禮。教官恭奉宣讀聖諭，諸生拱手垂聽，無故不到者按律加以飭戒。居住在遠地者，則須輪班入城恭聽聖諭。其間如有唆訟抗糧、惹事生非者，可令其跪聽以示懲戒（崑岡，1899：10228-10233）。熟背聖諭訓飭教條，也是縣學教育中一項重要活動。雍正年間學士張照，奏請儒童縣、府覆試必須背錄訓條，新進生員及在國子監坐監學生，亦須研加誦讀，直至修業完成為止（趙爾巽等，1927：3115）。彰化縣儒學內藏有一部《聖諭廣訓》（周璽，1836：142），以作為平時宣講、童生、生員考試之書籍。 7 周璽（1836：114）《彰化縣志》〈學宮〉條云：「道光四年，教諭蔡克全刻臥碑石，置明倫堂之左」，年代有誤。現該碑碑址在彰化縣彰化市孔廟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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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另有專文，強調端正士習和致力學習的重要性。雍正四年（1726）頒佈〈諭正士習〉一文，強調士人必須敦品勵學、謹言慎行，百姓才能聽其言，服習其教，風俗才能相率而歸於謹厚（劉良璧，1741：17-19）。此即所謂「士子者百姓之觀瞻，士習不端，民風何由得厚？考課士子為舉優黜劣之典，以為移風易俗之道」（乾隆帝，1747：330）。乾隆四十四年（1779）另頒示〈釐正文體上諭〉於貢院、各省學政，繙書房、理藩院，告誡中外士子應端正士風、致力於學，不可貪求速成功名（陳培桂，1977：120-121）。清朝中葉以後，朝廷仍然相當關切地方士習學風，不時發諭地方官注意士人的行為。如道光十五年（1835）鑑於教官懈於訓誨，士習日漸浮奢，發諭地方學校，以其為培養人材之地，士品必須「克端」，民風才會「日茂」。並著令直省各督撫，嚴飭地方官加強聖諭宣講，務便士習民風蒸蒸日上。咸豐元年（1851）因應兩江總督陸建瀛奏請崇正學、黜邪教，諭令各省地方課士授徒，以《御纂性理精義》、《聖諭廣訓》為講習之本。並強調「士為民倡」，「士習端則民風自歸淳正」。同治四年（1865）諭令地方教諭、訓導等官，在課士之外應當與諸生講論孔孟之道，以砥礪其身心，維護風化而提振愚蒙（崑岡，1899：10356-10358）。希望地方士子，「非孔孟之言不言，非堯舜之道不道，非程朱五子之旨不錄」（洪繻，1970： 2543）。雖然清廷一再宣示士習的重要性，不過遠在海外的彰化地區，不乏士人品性不佳者。彰化籍生員洪月樵在〈彰化興利除弊問對〉一文中，指出不少彰化縣城內的士人，有結交縣令威脅百姓，或包攬詞訟，或勒索鄉愚，嚴重墮落士風。因而建議朝廷明令不許生員結交官府，以削減其氣燄，按律定罪抑制其威勢，不許文吏為其舞文，不許役丁為其執役，如此才可去除積弊和重振彰化士風（洪棄生， 1962：5）。

肆、舉行學禮

彰化縣儒學在廟學制下，生員進入學校後，除進行修業講習、端正品性外，學習各種禮儀也是重要的教育活動。彰化縣儒學舉行的禮儀，主要包括釋奠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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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釋菜禮、慶賀禮和鄉飲酒禮。

一、釋奠禮

「釋奠」，乃是設饌以祭祀孔子。起源於《禮記．文王世子篇》，言「凡學，春官釋奠于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必釋奠於先聖先師」（鄭玄，1206：卷 6 之 16）。自西漢立官廟祭祀孔子後，東漢明帝設立孔子及其弟子從祀制後，隋代規定州縣學於春秋二季行釋奠禮。唐代在太學與地方縣邑學設立孔廟、崇祀孔子，並為日後各朝承襲。祭祀孔子為國家重大典禮，必須由官方執行，百姓不能私自舉行（高明士，1984：190）。清代臺灣也只有府和縣學，才具有舉行這項大禮的資格。其祭典時間，於春、秋仲月上丁日舉行，即春季二月之首次丁日，及秋季八月之首次丁日（周鍾瑄，1717：55）。清代彰化縣學依規定每年春秋二季，舉行釋奠禮，其祭祀對象除孔子外，也包括孔子世家、先賢、先儒、名宦和地方的鄉賢。為求典禮莊重，祭典之前獻官、陪祭官、執事者皆需沐浴更衣，同宿齋所，只處理祭典事宜（周璽，1836：131）。釋奠禮當日，正獻官先往崇聖祠祭祀孔子五代祖先、先賢以及先儒，隨後至大成殿祭祀孔子。祭祀孔子為最重要的祭典，文武員具著朝服，歌生、樂舞生依序立丹墀兩側，擊鼓三聲後，各執事引導各獻官就位進行祭祀。正獻官依序先到至聖先師孔子神位前跪拜、進獻帛、爵、叩首、讀祝文、行三叩禮。之後再詣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祭文，禮儀如前。分獻官則行亞獻禮，祭祀十哲、兩廡。最後正獻官、分獻官、陪祭官俱行三跪九叩禮，讀祝者、司帛者，各詣瘞所焚燒祝帛完成行禮。祭祀先師禮畢後，前往名宦祠、鄉賢祠祭祀（周璽，1836： 134-140）。名宦祠在學宮大成門左側，祠內供奉有功於地方和施行惠政的官員；鄉賢祠在大成門右側，供奉地方賢能的鄉紳，及行誼卓絕人士。對名宦祠、鄉賢祠的致祭，以其「有功斯民，遺愛漢難泯者，薦紳處士積學力行」，足以垂範鄉里（允陶等，1983：259）。彰化學宮舉行的釋奠禮，因知縣楊桂森的建制，自嘉慶以後春秋二祭禮制更加完整與肅穆。彰化學宮創設於雍正四年（1726），歷經多次重修、擴建而具規模。嘉慶十六年（1811）楊桂森任知縣除修建學宮外，亦募捐設制禮樂器、招佾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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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之歌舞之節。於是往後春秋丁祭，禮樂蓋彬彬焉（周璽，1836：114）。道光十一年（1831）知縣託克通阿和李廷璧，對學宮進行大規模整修，在崇聖祠左、右兩側設禮器庫、樂器庫。自是彰化孔子廟除氣勢恢弘外，禮制更加完備8。原本彰化民風好武、易受挑釁而釀成分類械爭，相怨、相仇蔚為風俗。但自禮樂興設之後，十餘年無兵革之患，此即所謂的「禮至則不爭，樂至則無怨」（周璽，1836： 421）。釋奠禮是藉由一套特定的禮樂祭拜儀式，將崇儒重道的精神表現出來，此對生員和一般士子有潛移默化的教育功能。另外，對於孔子子弟，歷代先賢、先儒的祭祀，也具有教育上的意義。因為在孔廟祭祀與「入祀孔廟」的制度下，期盼成為聖賢的「成聖教育」，已默然深植士子和人民心中（黃進興，1994：1-81）。

二、釋菜禮

釋菜禮主要是士子入學、出學所行的儀式。《禮記》記載，「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為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師」（陳夢雷編撰，1706a：543）。「釋菜」，乃是以蘋蘩之屬禮先師。《禮記月令》：「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陳夢雷編撰， 1706b：921）。古代士人十五歲入大學，教以格物、窮理、修己和治人方法。兩漢時期儒士負笈從師、執經問難，大都以居守師說，各通一經遞相傳授。有經術湛深、推為治術者，可以綜覽古今事變，探究成敗得失，並知天下事以為日後經世之用。修業完成後，行釋菜之禮，告別其師而出世施行其所學（林豪，1963： 132-133）。清代對於釋菜禮的進行，不論在中央國子監或地方儒學，均有明確的規範。順治二年（1645）規定，每月初一日於聖廟舉行釋菜禮（崑岡，1899：10866）。乾隆十年議定，每月朔、望，直省文武大員與地方的正印官，黎明必須到文廟行香祭祀（王必昌，1752：231）。清代臺灣各地儒學，每年二月十八日先師忌辰，八月二十七日先師誕辰，固定實行釋菜禮（王必昌，1752：231）。釋奠、釋菜皆有尊師之作用，但兩者在舉行的時間和禮制典儀方面仍有差異。 8 楊桂森去職後，入祀彰化學宮名宦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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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釋奠禮在每年固定時間，釋菜禮則以入學之始的師生見面禮（謝金巒、鄭兼才， 1807：147）。此外，對老師的見面禮數，也行「釋菜禮」或「拜謁」。其他諸如督府到任，學臣按試拜謁文廟時，也稱「釋菜禮」（陳夢雷編撰，1706c：715-716）。逢釋菜禮時間，臺灣府屬縣官先到府學參加禮典，再回到本縣學宮舉行釋菜禮，其典儀、告文皆與府學相同（高拱乾，1696：186）。且在禮制方面，「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又其略也」（陳夢雷編撰，1706b：925）。釋菜禮是學宮舉行的重要祭典，但清代彰化縣對於典禮的實行過程、內容記載較少。《彰化縣志》僅記「八月二十七日聖誕，惟國學有釋菜之禮。彰邑自嘉慶十六年間，楊太令桂森會同儒學，率諸生入廟行禮」（周璽，1836：152）。不過彰化舉人陳肇興（1962：7），留有關於釋菜瞻先聖五言詩，言：「釋菜瞻先聖，衣冠一色新。拖青欣有伴，曳白詎無人。泮水芹初秀，官橋柳已勻。從茲舒驥足，萬里騁風塵。」說明其參與釋菜禮、瞻仰聖廟後，在為學與性格上所受的感召和轉變。設立學宮，實行釋奠、釋菜禮，不僅以明瞭祭祀之事為目的，且具垂範的作用。釋奠禮、釋菜禮是祭祀先聖、先師、先賢、先儒的活動，透過一定的儀式活動，將崇儒、尊師、重道的精神表現出來。祭神如神在，祭祀時孔子與歷代聖賢宛如在旁，士子在耳濡目染下，不僅具有鼓勵出仕之動力，並希望有朝一日能身列廟庭（高明士，1984：243）。同時也鼓舞士子從事哲理探索，傳襲儒學經典，揭示教育的傳統淵源和象徵「道統」的傳承意義。

三、慶賀禮

慶賀禮為清代臺灣府、縣廳學歲時重要慶典，學宮內明倫堂常是行禮的地方。慶賀禮舉行的時間分別為元旦、冬至及皇帝壽辰。選擇在元旦和冬至的用意，乃因元旦為一年之始，冬至則是陽氣始動，於此向皇帝祝賀具有與天同壽、邁向嶄新的意義。慶賀禮的對象是皇帝，行禮特別慎重。凡遇萬壽聖節、元旦、冬至，大臣必須兩個月前選擇吉日拜進賀禮。在學生員凡遇萬壽聖節，禮儀必須整齊嚴肅，如有「高臥不赴、舛錯驕蹇者，即行責治。市井之輩，如有浮靡輕佻、縱酒宿娼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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閑踰檢之事，必加黜不寬貸」（乾隆帝，1747：326）。臺灣府舉行慶賀禮的地點，初在明倫堂，後特建萬壽亭祭拜。由於府學明倫堂狹窄，不便張羅祭典，康熙五十年（1717）臺廈道陳璸在永康里建萬壽亭。該亭前立午門，旁列朝房，後為祝聖殿。雍正元年（1723）時，在臺官員除集資重建萬聖亭外，並於亭後設置僧舍、奉香燈和香燈田。諸羅縣令周鍾瑄也在彰化赤塗崎莊，巡道吳昌祚同總兵官林亮在諸羅縣的西港仔，設置田園26 甲，以作典禮儀式的經費開銷（劉良璧，1741：249）。凡遇萬壽聖節、元旦、冬至，臺灣各儒學舉行慶賀禮。節日前一天，文武官員必須進行齋沐，本官需結綵於門楹，並且率所屬官員先赴明倫堂修習禮儀（劉良璧，1741：247）。慶賀禮當日清晨，本官設龍亭於大堂正中，設儀仗於露臺東西側，縣儒學教官和生員為糾儀官，立於丹墀東北側。設鼓樂於露臺南東、西北向，設表案於龍亭前，設香案於表案前。經擊鼓後典禮正式展開，官員具著朝服，由禮生引班首詣香案前滌印。用印完畢，將賀表置於桌案上。司禮再引導行三跪九叩禮，眾官皆跪。執事者以表跪授班首，捧置綵亭中，於露臺下方跪送，由海船將賀表送至福建總督部院衙門，再附送進京呈獻給皇帝（劉良璧，1741： 247-248）。慶賀禮除在臺灣府治舉行外，臺灣各縣、廳亦有許多施行儀禮的記載。如《重修臺灣府志》（周元文，1712：245-246），《續修臺灣府志》（余文儀，1775： 311-312）；《重修鳳山縣志》（王瑛曾，1961：131），《苗栗縣志》（沈茂蔭，1962： 153）；《噶瑪蘭廳志》（陳淑均，1993：91），《淡水廳志》（陳培桂，1977：143），在「典禮」或「禮制」中，均有詳細記載。此皆顯示地方官員對慶賀禮的重視，但也可能在當時具有普遍性，因而《彰化縣志》少有記錄。

四、鄉飲酒禮

鄉飲酒禮原是古代鄉人聚會飲酒、敬老尊賢的禮儀。《禮記》：「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鄭玄，1206：卷 15 之 3）。順治初期沿用明朝舊制，令京府暨直省府、州、縣，每年孟春望日、孟冬朔日，於學宮舉行鄉飲酒禮。雍正時以鄉飲酒禮原是敬老尊賢禮儀，禮制甚古，諭令於順天府舉行，並交由禮部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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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平時的禮儀監督施行。乾隆八年（1743），因各省鄉飲禮制並不畫一，或因時常缺略而「不立僎名」。不過乾隆五十年（1785）時，仍下令每年鄉飲酒禮不得廢止。鄉飲酒禮的目的，旨在建立五倫觀念，即「為臣盡忠，為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及「內睦宗族」、「外和鄉黨」之人群關係（趙爾巽等，1927：2654-2655）。清朝政府希望藉由推行此種典儀規範，讓百姓互相尊重、禮讓、恭敬，避免爭執與爭鬥，有助於教化人心和改善風俗。臺灣儒學每年於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舉行鄉飲酒禮。康熙四十七年（1708），臺灣首次舉行鄉飲酒禮，地點在臺灣府學的明倫堂，旨在「申明朝廷之法，敦敘長幼之節」（劉良璧，1741：276）。地方縣學以知縣為鄉飲酒禮主席，儒學教官為司正主揚觴，生員兩人擔任贊引、讀律（允陶等，1983：261）。舉行當日，司正、僚屬和主席先詣明倫堂，並遣人迎請賓、僎來到會場。賓、僎到位後，主席率領僚屬出門外相迎，三揖三讓而後升堂。緊接著司正、贊禮唱行典禮。司正舉觶躬言朝廷設置禮儀的目的，言畢後贊禮唱引，司正飲酒、讀律令，並高唱「獻賓」、「賓酬酒」，賓、僎、主三拜就坐，依次斟酒於席間。典禮完畢，歡送賓客，分東西兩行出庠門而退席（王必昌，1752：209-210）。鄉飲酒禮的費用，初取之於公家，由「存留錢糧」支辦。道光末葉移充軍餉，改為地方支辦（趙爾巽等，1927：2655）。彰化縣每年由存留經費支解六兩，作為鄉飲酒禮費用的支出（周璽，1836：184）。臺灣各府縣大都有鄉飲酒禮的記載，惟隨著時間久遠，有廢而不行，但仍存其制度（連橫，1918：196）。廟學制的傳統儒學教育中，學宮舉行祭典，生員學習儀禮，為縣儒學重要的教育活動。透過釋奠、釋菜禮的舉行，可瞻仰聖賢，表現尊師、重道精神；透過慶賀禮，表達人臣對君主的忠貞；透過鄉飲酒禮，不僅成為地方文人的交流場所（伊原弘，2003：9-10），且將尊老敬賢、長幼有序觀念灌輸百姓，使其形成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是以縣儒學學宮的設置與禮儀的進行，有效地發揮潛移默化的功能，具有現代「潛在課程」的教育價值（周愚文，2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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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生員出路

在清廷的教育政策中，希望生員在地方教官的禮儀培化教育後，能夠「貢明經舉孝廉成進士。」（佚名，1985：585）。生員經過在學修業講習、各項考課，端正品性和學習各種禮儀後，成為一名有教養的士子。考課成績優異且通過科考者，可以成為貢生，或者參加鄉、會試，成就另一個仕途高峰。

一、生員出貢

所謂出貢，即地方學校選拔優秀生員，貢獻給朝廷。清代國子監為中央級學校，其入學方式仿明制，一則由地方府、州、縣學選拔優秀生員入學；一則由捐輸而入學。生員在學表現，除作為廩膳、增廣資格外，也作為出貢依據。彰化縣儒學設置的目的，具有選拔地方優秀生員，進貢國子監就讀的任務。清朝貢生分正途和非正途兩類。正途貢生有五種：一、升諸成均曰歲貢。歲貢者，以學生食餼之先後為序。二、凡遇覃恩，則以本年正貢改為恩貢，次貢為歲貢。三、順治初年頒詔天下郡縣學生，拔其優者赴廷試，十二年一行，曰拔貢。四、順治初定例，鄉試卷有文優，而限於名額則取為副榜。康熙十一年（1672）定以正榜五人設副榜一人，臺灣定額皆正榜，雋者不備，則或以副榜足之，曰副貢。五、每科鄉試後，學政就通省所舉優行生，考取數名至禮部朝考，通過者曰優貢（周璽，1836：230；趙爾巽等，1927：3106-3107）。以上為正途出身，受到士子重視。其他又有准貢、廩貢、增貢、附貢、例貢，多因捐貲或任軍職而出貢者，屬非正途出身，較不受重視。彰化縣貢生名額，初為四年一貢，其後有所變動。乾隆五十三年（1887）間，紳士吳道東等請廣額，歲、科兩試，加進文童生四名，並請改為兩年一貢（周璽， 1836：230）。光緒十三年（1887），臺灣建省後，學額重新分配，彰化縣學改為三年一貢。計有清一代彰化縣學正途五貢數目，如表2。彰化縣學自乾隆時期開始出貢，終割臺之際，正途五貢出身者，計有107 人。人數以歲貢最多、恩貢其次，拔貢、副貢又次之，優貢最少。其原因是歲、恩貢時間較緊密易中選。拔貢為十二年一選，且非特優者不選，因而不易中選。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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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表2 彰化縣學歲恩拔優副貢人數統計表貢別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合計全臺歲貢 13 12 15 6 6 10 62 623 恩貢 6 5 2 5 3 5 26 182 拔貢 5 2 3 1 1 1 13 93 優貢 0 1 0 0 0 0 1 6 副貢 0 3 1 0 1 0 5 28 合計 24 23 21 12 11 16 107 932 資料來源：王惠琛（1990：66-71）；葉憲峻（2003：240-283）。縣學出身之副貢，計有5 名，全為欽賜老生副榜（毛一波，1958：218）。優貢須到禮部應試，考課嚴謹，通過者不多，清代臺灣僅有六人，彰化占有一名。彰化儒學生員取得貢生資格後，大都未進入國子監就讀，主要原因在於遠隔重洋，往返困難，出貢大抵以取得科名為主。彰化縣籍生員取得貢生後，官府為示獎勵，每年撥出存留經費一兩二錢五分，給予製作旗、匾之費用（周璽，1836： 184，239）。拔、優、副、歲貢因已出學，不須再參加縣學的歲、科考。至於在籍之監生、蔭生、官生、貢生名不列於學宮，未考科試者，必須於鄉試之年七月下，由學政考試錄科、錄遺後方能送考（商衍鎏，2003：30）。

二、參加鄉試

清代彰化縣學生員，在校修業期間，考課成績優異且通過科考者，可參加福建省會的鄉試。鄉試正科每三年舉行一次，逢子、卯、午、酉年開考，遇皇帝登基或慶典，另加恩科考試。彰化縣學錄送參加鄉試的生員，除本縣籍外尚有籍隸淡水廳之生員，及居住本縣之他縣學生員，也由本縣錄送應考（毛一波，1958： 1400）。清代臺灣地區因新入版圖，學風不盛，歷有舉人保障名額。康熙二十六年（1687）議准臺灣照甘肅、寧夏生員之例，另號額中舉人 1 名。但十年後撤去另號，回歸福建名額一體取中，至雍正七年（1729）才又覆准另編「臺」字號，於閩省中額內取中1 名。十三年（1735）議准增加為 2 名，嘉慶十二年（1807）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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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另編「至」字號，再加舉人1 名，定為 3 名。道光八年（1828）議准另編「田」字號，加設粵籍中額1 名。另外，因臺地捐輸得加廣定額，自咸豐五年（1855）議准加設「至」字號給予永遠中額1 名，八年（1858）再增加鄉試定額 2 名（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6：80-83）。因而自咸豐八年（1858）後，臺灣士子參加福建鄉試已獲有7 名舉人名額。對於臺灣士子錄送鄉試，嘉慶十二年以中額3 名，酌量錄送 300 名。其後臺灣科舉以此為定額，加上若有文理清通可以造就者，准於定額外量為寬送，惟仍不得濫收，以昭慎重。此外，生員逢父母丁憂，不能默寫《聖諭廣訓》，及考列五等者，不准錄送（沈雲龍，1989：244，262-263）。彰化縣學生員首次中舉，乃是縣學廩生黃師琬。黃師琬祖籍海陽，於乾隆九年（1744）中朱仕琇榜，開啟彰化縣中舉名額。以下統計彰化縣籍、他縣籍附彰化縣學錄送鄉試，中舉的時間和人數，如表3。表3 彰化縣學文科生員中舉名冊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合計本縣學生員 7 13 8 7 3 12 50 本縣籍府學生員 1 3 1 5 改歸淡水廳生員 2 1 1 4 他縣由本縣錄送 1 1 2 合計 8 19 10 7 4 13 61 資料來源：王惠琛（1990：103-132）；毛一波（1958：1395-1401）。由表3 可知，有清一代彰化縣籍文科生員，中舉人數有 55 人。其中由本縣儒學錄送者有50 名，縣籍生員由府學錄送中舉者有 5 人，改歸淡水廳而中舉者有 4 名。他縣寄籍而由彰化縣錄送者2 人。另有縣學附生吳廷璧，粵籍劉輝祖，分別於嘉慶九年（1804）、十五年（1810），受頒「欽賜老生舉人」（周璽，1836：235）。縣籍生員參加鄉試中舉者，並無廩、增、附生資格限制。雖然「附生」為初入縣學之生員，無公費待遇，但若成績優異且通過科考者仍准參加鄉試。由於有關彰化生員身分記載未完整，以下僅就王惠琛、周璽、葉憲峻的資料，就彰化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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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學生員的身分，分析統計如表4。表4 為彰化籍生員的身分統計表，其中已扣除縣籍府學生後所作的統計。在除去未知身分者外，以附生表現較優，占有34%；其次為廩生，中舉者占 28%；增生僅占2%。附生係未享公費，或資歷較淺，然人數最多，其積極向上自能取得較優成績。表4 彰化縣籍舉人身分統計表乾隆嘉慶道光咸豐同治光緒合計百分比廩生 3 4 3 2 1 1 14 28% 增生 1 1 2% 附生 4 6 3 1 3 17 34% 粵籍 1 1 2% 其他 1 2 4 2 8 17 34% 合計 7 13 8 7 3 12 50 100% 資料來源：王惠琛（1990：103-132）；周璽（1836：232-234）；葉憲峻（2003：220-229）。另外，由表5「清代臺灣文科舉人分布表」，更可知彰化生員在科舉上的重要成就。從表5 中可看出，彰化縣儒學生員考中舉人總數 50 名，僅少於臺灣府和淡水廳1 名，其總額遠超過其他縣。彰化舉人數自乾隆以後，生員中舉人數具有穩定的發展，各朝舉人總數分居全臺第一、二名，足以說明地方文教風氣昌盛。彰化設縣較臺灣縣、鳳山縣和諸羅縣晚，但舉人數已較此三縣優異。此外，淡水廳舉人數持續增加，也說明清代中、後期，臺灣文教重心已移轉到中部和北部。

三、參加會試

鄉試中舉者，取得舉人資格，並可參加隔年於京師舉行的「會試」。會試於北京國都禮部舉行，也稱「禮闈」。會試三年一試，以丑、辰、未、戌年為正科，遇鄉試恩科翌年的會試，也稱會試恩科。其考試科目，同於鄉試，中試者為貢士，再經過殿試，取得進士資格。為鼓勵彰化生員前往北京應會試，彰化縣府每年撥出三十兩作為舉人會試盤纏（周璽，1836：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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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清代臺灣府縣廳儒學取中文科舉人分布統計表府縣朝代鳳山縣臺灣府（臺南）臺灣縣諸羅縣（嘉義縣）澎湖廳彰化縣臺灣府（今臺中）苗栗縣淡水廳（淡水縣）（新竹縣）臺北府噶瑪蘭廳（宜蘭縣）合計康熙 3 2 3 1 9 雍正 2 2 2 6 乾隆 8 22 11 9 5 2 57 嘉慶 2 4 5 7 1 14 3 36 道光 3 18 11 9 1 8 3 8 1 62 咸豐 1 1 2 6 11 3 24 同治 3 1 1 5 3 16 2 31 光緒 7 3 8 2 12 1 2 11 4 2 52 總計 29 51 41 29 5 50 1 8 51 4 8 277 資料來源：葉憲峻（2003：220-229）。臺灣由於地處偏遠，乾隆以後臺灣士子應會試，享有保障名額。先是諸羅知縣季麒光在於康熙二十三年（1684），即向清廷建議臺灣鄉試闈卷，援遼東宣府例另編字號，以為保障學額，但未獲清廷同意（季麒光，1684：230）。直到乾隆三年（1738），才議准臺灣士子來京會試超過 10 名以上，由禮部奏請欽定中額 1 名。然此項議令遲至道光三年（1823），臺灣士子應會試人數11 名，達到欽定中額 1 名。此次會試最後取中淡水廳籍鄭用錫，為臺灣進士（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編，1966： 83）。彰化自道光朝以後，陸續出現縣籍進士。由於以往臺灣有許多內陸士子冒籍應試（國學文獻館，1993：2803），或者短暫寄籍即返回內地，以致對臺灣進士籍貫、中舉時間、人數有不同的說法。以下僅就《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一書記載，列表6 說明。另從彰化縣籍進士，與臺灣其他縣、廳進士數量進行比較，也可看出彰化地區文風鼎盛。以下根據葉憲峻（2003）所整理的「清代臺灣文進士名錄」，如表 7 所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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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表6 彰化縣籍進士名冊編號姓名中式科別甲第榜別《明清歷科進士題名碑錄》頁碼備註 1 曾維楨道光六年丙戌二甲第六十八名王慶元榜頁2386 以翰林院庶吉士散館 2 蔡鴻章同治七年第四十五名頁2651 未經殿試，僅為貢士。 3 蔡德芳同治十三年甲戌三甲第七十九名梁燿樞榜頁2671 「福建省新化縣」，應為「福建省彰化縣」之誤。 4 施炳修同治十三年甲戌三甲第二○一名梁燿樞榜頁2690 原名施葆修 5 丁壽泉光緒六年庚辰三甲第四十八名黃思永榜頁2736 補殿試 6 蔡壽星光緒十二年丙戌三甲第六十四名趙以烱榜頁2771 7 邱逢甲光緒十五年已丑正科三甲第九十五名張建勳榜頁2790 8 施之東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二甲第八十三名劉福桂榜頁2835 9 李清琦光緒二十年甲午恩科二甲第一○ 五名張謇榜頁2836 入翰林院由庶常授編修資料來源：佚名（1969）；葉憲峻（2003：215-218）。表7 清代臺灣府縣廳儒學取中文科進士統計表鳳山縣臺灣縣（安平縣）諸羅縣（嘉義縣）澎湖廳彰化縣淡水廳（淡水縣）（新竹縣）噶瑪蘭廳（宜蘭縣）合計籍貫登記為臺灣者 2 10 6 1 10 3 1 33 籍貫登記為福建、廣東者 1 1 1 3 合計 _{2 11 6 1 11 4 1}₃₆ 資料來源：葉憲峻（2003：2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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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7 可看出，清代臺灣各縣、廳籍舉人，取中文科進士人數。其中有籍貫登記為臺灣者，也有籍貫登記為福建、廣東者。從籍貫登記為臺灣者來看，彰化縣和臺灣縣各有10 名，並列為全臺之冠。若加上籍貫登記為福建、廣東者，兩縣各為11 名，同為全臺之首。兩縣取中進數人數，遠遠超過鳳山、諸羅縣（嘉義縣）、澎湖、淡水廳（縣）和噶瑪蘭廳（宜蘭縣）。不過彰化設縣晚於臺灣縣，且出現曾維楨、李清琦兩名翰林，加上被視為開臺進士的鄭用錫，原是彰化縣學廩生，改撥歸淡水廳學後取中進士。此皆足以說明清代彰化縣在臺灣科舉史上的重大成就。清代彰化生員經過在學修業、考課，端養品性，學習各種禮儀以成為一具有學養的士人後，可以尋求仕進機會。其中成績優異者，在縣儒學可先成為貢生。貢生及成績優異且通過科考的生員，可參加福建鄉試，取中舉人者，可進京應會試。有清一代彰化籍士子，不論在舉人數和進士人數，均列臺灣各縣之一、二名，足以說明彰化地區文教的興盛與發達。

陸、結論

彰化縣儒學自雍正初年設置以來，即被賦予選拔人材、推展文教以及移風易俗的任務。在這些任務中尤以透過選拔生員、培植生員以及舉行學禮等教育過程，以造就生員成為貢生，參加鄉試取中舉人，應會試取中進士最為重要。在選拔生員的過程中，縣儒學掌管縣籍童生第一階段的考試，將優異者錄送府考、院考，經此三階段考試取進文、武生童。清代彰化學額，最初議定每三年取進16 名文生員和八名武生員，其後陸續增加與調整。經研究統計，有清一代彰化縣共約錄取1,378 名文生員，及 488 名武科生員。生員入學後，必須接受修業講習和定期考課，其中又以學習八股文最為重要。生員要遵守學校規範，端養品性，涵養成為一名具有才學和教養，並忠於朝廷的士人。生員也要參與學宮內舉行的禮儀活動，其中以釋奠禮、釋菜禮、慶賀禮和鄉飲酒禮最為重要。透過釋奠和釋菜禮的舉行，可瞻仰聖賢，表現尊師、重道精神；透過慶賀禮，表達人臣對清朝君主的忠貞；透過鄉飲酒禮，培養其尊老敬賢和長幼有序觀，以形成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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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教育研究集刊第 51 輯第 3 期出貢與應鄉、會試，關係日後生員的社會地位和仕途。彰化縣學自乾隆時期開始出貢，終割臺之際正途五貢出身者，計有107 人，其中以歲貢最多、恩貢其次，拔貢、副貢又次之，優貢最少。然而貢生大都未入國子監讀書，主要以取得科名為目的。清代彰化縣籍文科生員，中舉人數有50 人，其中以附生表現較優，占34%。附生未享公費、資歷較淺，然人數最多，其積極向上自能取得較優成績。另外，彰化縣府提供經費，鼓勵優秀生員參與鄉、會試，彰化士子亦不負期望，中試、中舉人數均名列全臺一、二名。由此可見作為地方教育中心的縣儒學，在推展教育上的實際作用。彰化縣儒學的設立，成為地方推展文教的前哨站，不僅帶動士子走向仕途，同時也向百姓傳達文教氣習。隨著彰化科舉士人增加，說明彰化已由清初的「移墾社會」，逐漸地走向「儒學化」，造就日後具有本土色彩的彰化文學（施懿琳、楊翠，1997：63）。可見彰化縣儒學在科舉士人教育，促進地區文教發展，改變地方文風上發揮其原始的任務。不過晚清時期縣儒學的教學功能已弱，縣學雖仍舉行學禮和考課生員，有助於實行教化，且科舉考試成績不差，但真正讀書地點轉移至書院。因而有關促進彰化教育之功勞，不宜完全歸諸於官方儒學，地方書院亦發揮實際的教育作用，此部分將另文撰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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