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與和平的矛盾－－探討後冷戰時期北京外交的困境與 因應策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發展與和平的矛盾－－探討後冷戰時期北京外交的困境與

因應策略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1 月 3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計畫類別：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2-2414-H-002-009

執行期間： 92 年 8 月 1 日至 93 年 10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高朗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處理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

計畫、列管計畫及下列情形者外，得立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利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年□二年後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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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行單位：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

中 華 民 國 93 年 10 月 31

日

計畫名稱：發展與和平的矛盾 ──探討後冷戰時期北京外交的困境與因應策略 計畫主持人：高朗 計畫編號：NSC 92-2414-H-002-009 執行期限：民國92 年 8 月 1 日至民國 93 年 10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台大政治學系 中文摘要 本研究擬探討九○年代國際政經情勢激劇變動，北京外交政策的核心理念， 並未改變，依舊堅持「和平與發展」。北京認為外交上要維繫和平與穩定的對外 關係，始有餘力從事現代化建設。冷戰結束前，中共與西方戰略一致，「和平」 與「發展」乃並行不悖的兩項政策，惟後冷戰時期，這兩項政策卻逐漸呈現矛盾。 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權力多極化的發展，中共國力快速竄升，此項成長過程對國際 現有政經秩序構成挑戰，連帶衝擊亞太現有的權力結構。換言之，與七○年代和 八○年代不同的是，九○年代北京的快速成長，並未得到西方和其周邊國家的祝 福，反而充滿了疑慮。「成長」固然代表著更多的機會，但也可能意味著對其他 國家潛在的威脅，進而引起更多摩擦與衝突，此種情勢如果不能扭轉，和平一旦 受到破壞，中共經濟發展亦連受影響。 本研究計畫之重點，在探討九○年代中共平衡對外關係與經濟發展的困難性，以 及中共如何處理兩者間的矛盾。 關鍵字：和平與發展，中共，台灣，現代化，後冷戰時期，美國 英文摘要

The study proposes to examine how Beijing deals with the emerging conflict between keep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maintaining a peaceful environment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Since 1978, Beijing has made a great effort to reforming its outdated economy. The main purpose of Chinese diplomacy was to serve national economic modernization. Maintaining a peaceful and stabl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became the main efforts of Beijing’s diplomacy.

With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bloc in the end of 1980s, China lost its strategic leverage over the West. Since then, the two sides had experienced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areas such as trade, arms transfer, and human rights, etc. Additionally, China’s economy has grown very fast in recent years. The rise of China seems not obtain blessing from the western countries because rising China becomes an uncertain factor which may either challenge the existing power structure in the region or threat to the security of other countries.

Thus the study plans to explore the following issues:

development and its relations with the western countries befor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2) To what degree did the dramatic cha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 environment produce an impact on China’s “peace and development” strategy in the late 1980s?

(3) How did Beijing deal with the likely contradiction between peace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4) Is Beijing’s “peace and development” policy sustainable? In what conditions is that policy more likely to succeed?

Keywords: peace and development, China, Taiwan, modernization, post-cold war, the United States

計畫緣由與目的 過去幾年，在國科會支持下，計畫執行人曾致力於探討與研究中華民國與中共的 外交。本研究計畫則探討中共對外關係中和平與發展之矛盾。 從中共建國以來，其對外關係大致分成三個階段：（１）社會主義陣營階段 (1950-60)；（２）第三世界階段(1960-78)；以及（３）現代化階段(1978-)。前 兩個階段，帶有濃厚意識形態色彩，以中蘇共分裂為分野。中蘇共分裂前，北京 對外政策站在社會主義陣營立場，處理對外政經關係。六○年代初與蘇聯決裂， 北京外交改採獨立自主道路，將世界一分為三，站在第三世界立場，反對蘇修、 反對美帝。可是，七○年代後期，鄧小平第三次上台，採取改革開放路線，對外 關係進入現代化階段，以經濟建設為核心，致力與世界接軌，外交乃為經濟建設 的大局服務。換言之，現代化階段，中共世界觀也做了改變，從世界秩序的挑戰 者，變成世界秩序的維護者。在現代化階段又分為兩個時期：冷戰結束前 (1978-1990)與冷戰結束後至今(1990-)。 本研究目的乃是闡述九○年代儘管國際政經情勢變動快速，北京外交政策的 核心觀念，並沒有改變，就是「和平發展」。外交上要能維繫和平與穩定的對外 關係，國內才有餘力發展經濟。冷戰結束前，「和平」與「發展」是並行不悖的 兩項政策，但這兩項政策在後冷戰時期，卻逐漸顯現矛盾。隨著經濟全球化與權 力多極化的趨勢，中國大陸綜合國力快速成長的事實，本身就是對國際政經秩序 的挑戰。換言之，與七○年代和八○年代不同的是，九○年代北京的快速成長， 並沒有得到西方和其周邊國家的祝福，反而充滿了疑慮。「成長」固然代表著機 會，更可能意味著威脅，帶來更多的衝突，一旦和平受到破壞，中共經濟發展亦 連帶受累。 是以，本研究重點，係探討九○年代中共如何維繫對外關係與經濟發展的平 衡，避免兩者間出現無法彌補的矛盾，計畫探討範圍包括： （１） 七○與八○年代北京和平與發展政策能夠執行的國際政經環境為 何？ （２） 八○年代後期，國際政經環境急劇變化對北京和平與發展政策造成

何種衝擊？ （３） 後冷戰時期，北京如何處理和平與發展政策間的矛盾？其採取之外 交策略為何？ （４） 北京的和平與發展政策能否持續？須具備哪些國際條件？ 結果與討論 一、和平與發展理念 過去四分之一世紀，中國大陸經歷前所未有的經濟變革，每年平均以百分之 九的經濟成長率，快速變成經濟大國。雖然中國人多、貧窮，平均國民所得排名 在世界百名之後。惟中國政經發展的潛力與速度，使其成為新興強國。中國的變 化無疑受鄧小平改革觀念之影響。一九七八年鄧領導改革開放，逐漸形成和平與 發展策略。往後二十餘年，中共領導人在鄧思想引導下，不斷將改革開放觀念， 轉變為制度與政策，進而改變中共幹部與人民的思想與認識，終而構成新的利益 結構，不僅鞏固改革開放的政策，同時改變了中國發展方向。 就字面而言，和平與發展並無新奇之處，包括聯合國在內許多國家，都有和平與 發展的機構或基金會。唯從中國當時的社會情境，尤其文革背景之下，和平與發 展所代表的意義卻是革命性的。鄧小平推動之改革開放，是以發展生產力為重 心，將階級鬥爭擱置一旁，此等於明目張膽的走資，背離了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 線。所以，鄧的改革開放對長期沈浸於毛澤東思想的中國，乃是一項霹靂舉動。 如果沒有鄧小平，中國繼續在毛澤東思想指引下，絕不可能有今天昌盛的局面。 因此，從改革開放到和平發展觀念在中國崛起與普及過程，很像孔恩(Thomas Kuan)所言的典範轉變(paradigm shift)，大幅改變中國領導階層與人民的世界觀與 追求目標。 嚴格地說，鄧小平並沒有提出和平與發展的理論，甚至提及和平與發展的時 間點，已是改革開放後的第六年。從鄧思想演進來看，他不斷摸索改革之路，和 平與發展乃是他對世界局勢的綜合判斷，與其改革開放政策互為表裡。可是，九 ○年代卻逐漸成為中共對外政策的核心思想。 二、七○至八○年代中共面對之國際環境 自尼克森總統訪問大陸，中共與美國逐漸形成犄角，共同對抗蘇聯。一九七 六年毛周過世，尼克森隨因水門案下台，中共與西方的戰略關係並未改變。故當 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以美國為主之西方國家都積極支持。相對地，鄧判斷世界 大戰的可能性，短期不會發生，故主張全力發展經濟。因此，在七○至八○年代， 中共的經濟發展與和平環境，彼此相輔相成，並無矛盾。 三、九○年代初國際環境巨變之衝擊 一九八九年開始，東歐變天，蘇聯解體，改變了二次大戰以來國際權力結構， 亦改變了美國與中共的戰略關係。北京遂成為美國潛在的敵人，雙方從戰略合作 轉向戰略競爭。 九○年代初期，美國與中共關係轉趨緊張，北京受到六四事件影響，遭到西 方經濟制裁，儘管如此，鄧小平仍堅持改革開放，努力打破外交封鎖，重建與西 方關係，「韜光養晦」，不做頭，成為中共對外關係的哲學。

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唯一超級強國，北京與華盛頓間磨合，使中共和平與 發展的策略出現裂隙。中共快速經濟成長，自然帶動國力增長，對美、日而言， 中共漸成潛在威脅，故採各種手段予以抵制。換言之，後冷戰時期，北京努力維 繫和平的周邊環境，可是戰略失衡的結果，中共的快速發展被視為對既有秩序的 挑戰，這也是北京領導人亟需處理的矛盾。 四、中共如何處理發展與和平的矛盾 後冷戰時期西方出現「中國威脅論」，凸顯中共發展與和平之間出現了矛盾。 「威脅」概念不僅為實存現象，亦為主觀的認定。因此，中共為維繫以經濟建設 為中心的道路，不得不重視發展本身帶來的外界疑慮。 一九九八年亞洲金融風暴，中共人民幣不升值，一方面凸顯大陸經濟實力， 也彰顯中共是負責任的大國，對改善其形象大有幫助。與此同時，中共亦積極採 行睦鄰外交，緩和鄰國疑慮。北京對美國續於東亞駐軍，未表反對，等於間接承 認美國在東亞既得利益。最近幾年北京參與六方會談，顯示其逐漸調整角色，變 成區域和平的維護者與調和者。 中共原先對多邊外交存有疑慮，但自加入世貿後，中共對多邊外交的觀點也 出現變化，認為參與國際組織，對其自身有利，漸傾向於將國際衝突與合作，透 過多邊架構解決。由於中共國力日強，任何多邊架構，其往往成為不可或缺的角 色。此外，中共也正學習如何扮演多邊架構的發動者，例如上海合作組織以及博 熬論壇皆是明顯例子。 簡言之，伴隨國際戰略形勢的變化，加上中共經濟快速發展，北京面對各種 負面疑慮，經過其不斷努力，相當程度化解了潛在之衝突，穩住與周邊國家與大 國間的關係。 對中共而言，如今最不確定因素即台灣問題。台海若發生戰爭，勢必打亂中 共經濟發展進程。過去二十餘年，從葉九條、一國兩制到江八點，一再顯示北京 急於穩住台海形勢，以專心埋首建設。台灣民主化後，自主意識大幅增強，台獨 成為北京揮之不去的夢魘，同時美國在台灣問題的角色，使中共因應台灣問題 時，備感壓力。 從二千年到二千零四年台灣總統大選，中共對台灣走向獨立的焦慮感，日漸 增加，軍事準備更為積極，此與中共和平與發展的道路，背道而馳。北京領導人 深切領悟，台海之戰，可能使現代化進程為之受阻。一旦喪失和平環境，大陸經 濟發展將受嚴重打擊。故爭取最好結果，做出最壞打算，成為中共對台政策的核 心。 從鄧小平到江澤民的對外關係，兼顧和平與發展，儘管隨著時勢演變，兩者 出現矛盾，但中共卻以低姿態，逐步化解矛盾，融入國際社會。今年初，胡錦濤 等人曾提「和平崛起」說辭，隨即黨內引發爭議，認為違反「韜光養晦」策略， 即捨棄未再使用。由此顯示，中共對於任何引起外界疑慮的概念，非常敏感，深 恐遭致聯合圍堵。未來中共發展關鍵，除了台灣問題外，主要看大國，尤其是美 國，對中共快速興起的態度。如果台海穩定，大國無法聯手，中共依循和平與發 展的路線，將可維持平衡，繼續走下去。 計畫成果自評 本研究除文獻研析外，亦曾赴大陸訪問。訪問過程所獲最多，除印證以往從資料 所悉之中共和平與發展路線的概況，同時更深入理解中共和平與發展過程中的周

折與可能面對之問題與挑戰。 此項研究另一發現，就是大陸學界並不認為和平與發展的路線，乃是預先設計 的，而是一步一步摸索出來的。也就是說，從一九七八年以來的改革，乃是漸進 式改革，往往事後總結經驗，描繪成一幅藍圖。 儘管如此，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進而倡導和平發展，這些理念根本顛覆了毛澤 東思想，使得中國大陸徹底改變了歷史行進的路線。 本項研究正在撰寫論文，預計六個內完成，擬發表於國內學術期刊。 參考文獻 （１）中文書目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１９９８，《鄧小平思想年譜（一九七五－一九九七）》， 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著，１９９６，《三中全會以來的重大決策》，北京，中央 文獻出版社。 王裕宏，1994，《九０年代美「中」關係中的「中國威脅論」》，國立政治大 學外交系碩士論文，臺北市。 田曾佩編，1993，《改革開放以來的中國外交》，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平可夫，1998，《中國軍事實力與中國威脅論》，台北市：周知文化。 吳建德，1996，《中國威脅論：後冷戰時期中共軍備之擴張》，二十一世紀大中華 叢書，台北：五南。 胡鞍鋼，1999，《中國發展前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威廉．歐佛（William H. Overholt），1996，《中國威脅：中國一旦覺醒天下震動》 （The Rise of China How Economic Reform Is Creating a New Superpower），湯麗 明、鄭正鈐譯，台北：智庫。 鄭宇碩編，1997，《後冷戰時期的中國外交》，香港：天地圖書公司。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閻學通等，1998，《中國崛起──國際環境評估》，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蘇格，1999，《美國對華政策與台灣問題》，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２） 中文期刊 丁永康，2001，「中共推動國際新秩序制約因素分析」，《中國大陸研究》，44（7）： 31-52。 于有慧，1999，「中國的大國外交」，《中國大陸研究》，42（3）：45-63。 石之瑜，2000，「解讀『大國外交』：論兩岸的差異」，《政治科學論叢》，13：147-16。 向駿，1996，「『中國威脅論』及『新圍堵』」，《美歐月刊》，11（5）：25-38。 李登科，2000，「冷戰後中共大國外交策略之研究」，《國際關係學報》，15：33-68。 高朗，1998，「評析近十年來兩岸外交競賽」，《理論與政策》，12（3）：23-47。 殷天爵，1999，「透視中共的『大國外交』與『夥伴關係』」，《國防雜誌》，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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