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Orphan of Zhao in England

(1)

〈趙氏孤兒〉在英國

亞瑟墨菲的〈中國孤兒〉首演中的東方與女性

歐馨雲

國立高雄大學西洋語文學系

摘要

本文從女權主義和東方論述觀點，重新詮釋墨菲的〈中國孤兒〉首次演出時所呈現的社會文化與政治意涵，以說明性別和種族在十八世紀英國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建構過程中所具有之重要意義。藉由探索墨菲此劇中所展現之女性與國家的文化特質和轉變，本文試圖論證：墨菲該劇首演中對東方和女性主義原型的論述，不僅討論東西方或男女間的關係，或對英國本國的省思，同時也是為了宣傳英國在歐洲的文化優勢，以鞏固英國國家認同感。關鍵字：女權主義原型、東方論述、〈中國孤兒〉、殖民主義、國家認同、十八世紀、英國劇場《英美文學評論》11 (2007)：31-53│©中華民國英美文學學會收到稿件：Sep. 14, 2006│接受刊登：May 8, 2007

The Orphan of Zhao in England:

The Orient and Woman in the First Production

of Arthur Murphy’s The Orphan of China

Hsin-yun Ou

Department of Western Languages and Literatur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Kaohsiung

ABSTRACT

This essay seeks to offer new approaches to the first production of Murphy’s The Orphan of China via the revisionist perspectives of feminism and Orientalism, and to demonstrate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oles that gender and race play in structuring eighteenth-century English nationalism and imperialism. By exploring cultural conditions and transactions of femininity and nationality in the maki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suggest that, in the first production of The Orphan of China, Orientalism and protofeminism are intended not only to invo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West and the East or between man and woman, nor merely for the self-examination of the home nation, but also to champion English cultural supremacy in Europe and to reinforce notions of English national identity.

Keywords: Protofeminism, Orientalism, The Orphan of China, colonialism, national identity, the eighteenth century, British theatre

(2)

本文從東方論述和女性主義的觀點，探討亞瑟墨菲的〈中國孤兒〉一劇的劇場演出意涵，以進一步探究十八世紀英國戲台上的中國形象，希望能對跨越中英文化的劇場史提供些許創見。〈中國孤兒〉是由墨菲間接改編自十三世紀的中國元曲，即紀君祥的〈趙氏孤兒〉。後者是當時唯一一齣被翻譯和改編成歐洲語言的中國劇，由耶穌會在中國的傳教士馬若瑟神父 (Joseph Henri Marie Prémare, 1666-1736) 翻譯成法文，介紹至歐洲，首次出版於杜赫德 (Du Halde) 的〈中國通志〉(Description de la Chine)。義大利劇作家馬 達斯達西亞 (Pietro Metastasio)、英國作家威廉‧赫謙特 (William Hatchett)，與法國作家伏爾泰都曾改編此劇，這些作品也可能對墨菲的〈中國孤兒〉有所影響。近代戲劇學家爬梳 (Patrice Pavis) 認為，研究文化交流的表演，可獲知「劇場與觀眾分享多種文化時所產生的交互影響」(2)。近期許多研究跨文化劇場者，的確藉由檢視東西方密切的交流，探索被移至他鄉的戲劇所產生的變化。1 然而，這些研究極少涵蓋十八世紀英國描述中國的劇作。墨菲的改編版，顯現出對中國原劇的獨特觀點，值得注目，但少有學者詳加評論。墨菲此劇值得探索，首先是因為他是當時重要的劇評家。舒瓦茲 (R. B. Schwartz) 認為「墨菲在十八世紀後期英國劇場中舉足輕重」(xiii)。而馬列克 (J. S. Malek) 亦宣稱：「亞瑟墨菲身兼報刊作家、傳記作者、編輯、演員、古典作品的譯者、律師、政治作家，是個興趣廣泛的多產作家，也是十八世紀後葉最成功的劇作家之

1

例如 East of West: Cross-Cultural Performance and the Staging of Difference, ed. Claire Sponsler and Xiaomei Chen (New York;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0); Christopher Balme, Decolonizing the Stage (Oxford: Clarendon P, 1999)。

一。」墨菲出版了幾位文學與戲劇巨擘的傳記，包括亨利‧費爾丁 (Henry Fielding)、塞繆爾‧詹森 (Samuel Johnson) 和大衛‧蓋瑞克 (David Garrick)。他也是常被當代重要評論家 (如哥德史密斯 Oliver Goldsmith) 批評的對象。最重要的是，他的〈中國孤兒〉在十八世紀後期相當受歡迎，發行了好幾版，且時常在重要的劇場 (包括在美國) 上演，可惜在十九世紀名聲逐漸衰退 (Bruce 142–49)。 1759 年四月，〈中國孤兒〉在倫敦朱里連劇場 (Theatre Royal, Drury Lane) 成功開演，由身兼演員、劇場經理二職的蓋瑞克執導。他也扮演男主角，即愛國的孔門儒者臧惕。女主角嫚丹，即臧惕之妻，由瑪麗安葉慈太太 (Mary Ann Yates) 飾演。蓋瑞克所扮演的國家英雄，一如往常精采，而葉慈太太飾演一位英勇的母親，成為眾人注目的新焦點。此劇展示時髦的東方服裝，並反映當時普遍的想法。劇本很快就出版，1759 年六月一位劇評家宣稱：「現在所有 人都已看過或讀過此劇，且大多數人予以喝采。」(The Monthly Review 20: 575) 本文專注於 1759 年的首演，強調演員和觀眾之間的互動，而非只是劇本字面上的分析。2 在東方佈景與服裝陪襯下，墨菲的中國女主角在英國戲台上展現女性軀體，反映出英國女性在當代的社會處境。墨菲運用「他者」的主題，即東方異國風俗和女性，對照「自我」，即英國人對自己國家的認同感。後者深受英國人對性別、東方和殖民擴展的文化意識所影響。是以本文檢視〈中國孤兒〉劇中呈現的女性和國家之間、女性和社會消費之間、以及東方異國和英國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同時也參考歐洲與中國對跨文化表演的

2

有關此劇文本詳細的解說與探討，請見 Hsin-yun Ou, “Arthur Murphy’s Views of Confucianism and Gender,” NTU Studies i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17 (June 2007): 101-132.

(3)

觀點。如沙德 (Ziauddin Sardar) 所言，切合實際的東方研究不僅需要參考西方的看法，也需要接納東方的見解。只有掌握西方自我認知中的東方形象之潛在、基本與無遠弗屆的多樣性，才能彌補現階段研究的缺失。必須對東方民族，即在西方之東側的群眾，重新坦開心胸，思考、瞭解、體會其人民、文化和歷史。 (117-118) 近期研究十八世紀歐洲改編〈趙氏孤兒〉者，多數是中國學者。許多中國評論家認為，這些改編作品是中國文化影響西方的重要指標。例如，中國作家林岷便直言，伏爾泰是法國啟蒙思想家的代表之一，他所改編的〈中國孤兒〉說明了〈趙氏孤兒〉在十八世紀法國戲劇文學中的地位 (34)。〈趙氏孤兒〉在西方有超過十七種語言的譯本，由於許多歐洲作家借用其情節、主題、戲劇結構和人物描述，該劇被認為自啟蒙時期就對西方美學和哲學思想有重大的影響。然而，林岷誇大了該劇對歐洲戲劇的影響力。其他中國學者，如柳無忌和陳受頤，抱怨歐洲的改編版無法掌握〈趙氏孤兒〉劇中所傳達的中國社會與政治觀，及真正的中國藝術品味。柳無忌認為，該劇「在早期歐洲版本中被嚴重肢解」，且十八世紀歐洲改編者僅依賴這齣他們唯一能看到的中國劇本，便誤判中國文學和藝術 (212)。陳受頤表示，歐洲改編的版本，一個比一個更深植於歐洲文化，而遠離中國文化 (Hsia 359-82)。柳無忌和陳受頤斷言歐洲作家未能忠實詮釋中國文化，但他們似乎未考量十八世紀中國與歐洲文化之差異。十八世紀歐洲作家依照他們自己的歷史、社會與政治觀點改寫中國劇本，本是無可厚非。夏瑞春則指出，〈趙氏孤兒〉中所強調的忠義與報仇的主題，符合歐洲人解決其社會問題的理念需求 (383-400)。的確，採用多種不同觀點的跨文化詮釋，可以釐清東西交流時產生的誤會。舉例來說，Michel 孟傑羅 (D. E. Mungello) 的著作不僅討論中國接納和拒絕西方文化，也探討西方嘗試和中國和解的意願。普拉特 (Mary Louise Pratt) 的著作亦提及：許多遊記蘊釀「歐洲帝國主義」的過程，放棄殖民主義本體與他者對立的觀念，代之以「超文化作用」，使截然不同的文化相遇、發生衝突，進而產生互動。本文亦嘗試同時探究中西文化背景，以瞭解墨菲對中國的描述。有關歐洲對東方的詮釋，1978 年最受爭議的一本書是薩義德的〈東方主義〉。該書探究東方主義 (或傳統學術對東方的研究) 如何在十九世紀西方擴張時期風行，成為帝國主義的工具，以宣傳「西方優越和東方卑劣之間的區別」(42)。薩義德根據傅柯 (Michel Foucault)「知識便是力量」的理論，宣稱西方殖民者利用有關東方的資訊，將他們對東方殖民地的控管予以合理化。然而，薩義德只針對英國、法國和美國學者對阿拉伯世界的研究作分析，包括的範圍是十八世紀後期至今。薩義德的追隨者隆記諾 (Longino) 則研究表演、文化、歷史和法國國家認同感的形成，探討十七世紀法國戲劇所呈現的東方。雖然當時法國對土耳其帝國的印象，已從仇外心理轉為崇拜，但隆記諾認為法國的東方學者為自己國家建立優越的地位，以便將日後的殖民過程合理化。本文研究的主題是針對薩義德研討的時期之前、隆記諾探討的時期之後的時代背景，並專注於英國對中國的觀感，嘗試由不同角度提出與這二位學者不同之見解。薩義德與隆記諾對東方論述的看法未必完全正確。事實上，研

(4)

究東方的學者常綜合許多對立的觀念，視東方或神祕怪異，或淳古理想化，或開化有品德，或落後低劣 (Todorov, 導論)。近期幾項東方研究認定，東方論述並非單向發展，而是極為多樣化。這些研究挑戰薩義德的理論與假設，否認東方論述單純以東方架構成西方的他國。馬肯記 (John MacKenzie) 詳細考察東方論述中的藝術、劇場、音樂設計和建築，以闡明東方論述的多樣性，且認為東方論述永遠千變萬化，因東方時或受到西方尊敬，時或遭到鄙視 (215)。沙德和馬肯記一樣，也反對薩義德視東方論述為單向男權論的偏見，並辯稱：東方論述本身傳達各種類型的聲音，或痛恨或喜愛伊斯蘭，或支持霸權或反霸權行動，依性別、觀念和性別傾向區分。不過，沙德不同意馬肯記的二元邏輯辯證，因東方論述也可能「在崇拜他國時，卻讓他國感到屈辱」(Sardar 70-71)。這些東方研究發現的許多面向，有助於探討十八世紀歐洲對中國的看法。可惜的是，這些評論家大多未將中國視為其東方論述中重要的東方國家。修德乎里 (Choudhury) 所著〈倫敦劇場的文化互動與抗拒〉一書，有一章節專論有關女性的東方論述，但卻未提及中國 (109 ff.)。就連韓特 (Tamara L. Hunt) 的〈女性和殖民觀點〉聲稱探討的範圍涵蓋歐洲、美國、亞洲和非洲，卻仍很少提到中國。夏瑞春的〈中國觀〉一書中收集的評論，的確探討了歐洲描述中國時所持有的態度，有的充滿愛慕之情，有的卻大相逕庭。塞繆爾‧詹森蔑視中國的「落後」，卻崇拜孔子 (Hsia 117-214; 263-82)。威廉天普讚美孔子和中國庭園設計 (Hsia 69-86)。丹尼爾笛福在〈魯賓遜漂流記〉中諷刺中國，為的是讚美英國新教徒和商人的價值觀，反對耶穌會信徒將中國文化理想化 (Hsia 215-48)。哥德史密斯對中國的推崇，並非要提升中國地位，而是為了諷刺英國，以推展他理想中的社會政治組織 (Hsia 283-300)。雖然夏瑞春收集的某些論文，討論了歐洲作品改編〈趙氏孤兒〉的主題和情節，卻忽視這些作品對中國女性角色的刻劃，因而忽略了性別觀念在東方論述中的重要性。薩義德認為性別在東方殖民論述中，僅是做為將東方女性化的隱喻，以與西方霸權區分 (207)，但近期的女性主義研究則反駁此一觀點。麗莎‧羅 (Lisa Lowe) 認為法國和英國對東方的描述，依特定時間之社會與文學環境而不同，而且十八世紀英國和法國遊記中對文化、階級和性傾同之差異的敘述，或相抵觸，或不謀而合，顯現法國和英國東方論述的多樣性 (見其第 2 章)。在〈東方論述之性別研究〉一書中，雷娜‧路意絲 (Reina Lewis) 揭露十九世紀後期女人在帝國制度下的地位，探究她們的身份如何因不同的帝國主義、性別和階級觀念而被定位，確認女性觀點的重要性，否絕薩義德認為東方主義是單向男性殖民主體的看法。米基里 (Clare Midgley) 的〈性別和帝國主義〉宣稱：性別是殖民地男女和帝國男女之間互動的重心。〈國家性別論〉一書收集的多篇論文，則指出性別關係是國家、國家建構和民族主義歷史發展過程的重心。杜思威特 (Julia Douthwaite) 的〈異國女性〉一書，調查法國劇場和文學企圖描寫東方與他者 (包括女性) 時所傳達的文化、娛樂、政治和社會含義。雖然這些評論很少論及中國或中國女性，其理論卻有助於探討墨菲〈中國孤兒〉劇中女主角的刻劃與性別、東方論述的關係。墨菲的〈中國孤兒〉一劇所呈現的中國形象，涉及不同的東方論述觀點。如透豆羅夫 (Tzvetan Todorov) 所言，人們對異國風俗會產生兩種迥異的態度：人們可能對遠方的事物加以理想化，或偏

(5)

愛熟悉的事物 (384)。這兩種態度同時出現在墨菲劇中，其所呈現的東方形象，不同於伏爾泰的理想化中國，也異於薩義德的後殖民論述中的單向東方主義。墨菲同情中國愛國者，但也強調女主角的母愛表現及解放女性的重要性。墨菲此劇不僅讚揚中國人渴望國家自由、反抗殖民侵犯的精神，同時也批評中國的君主專制與父權主義，此理念與該劇開場白和收場白中對中國不合理的風俗的批評相呼應，且預示十九世紀歐洲帝國主義者對中國落後之鄙視。墨菲尊崇中國的道德感，但卻視中國某些傳統為異端，使該劇對中國喜惡感情並存，印證了馬肯記認為帝國文化藝術表現不斷變更、不穩定和多樣化的理論 (MacKenzie 209)。墨菲的矛盾態度，起因於他利用東方場景作為隱喻背景，以重新定義英國現狀。無論中國是否優於或劣於歐洲，墨菲將中國當作是對比的工具，以明示英國之優缺點。墨菲時而批評、時而讚賞中國文化，顯現十八世紀崇拜中國的觀點逐漸轉向十九世紀蔑視東方文明的殖民論述。墨菲劇中對異國矛盾的闡述，揭示當代英國文化、性別和國家議題，且呈現十八世紀東方論述的多樣性。本文審視墨菲此劇在劇場中的演出、在劇目中的相關性，進而探討英國劇場文化，以及表演者與觀眾的社會文化。所謂社會文化的討論範圍，包括流行和消費、國家危機和政治信念、性別含義、對異國風俗的傳統觀念，和歐洲對東方行使的文化霸權。本文採用女性主義觀點，棄絕男性至上的偏見，依循虎克思 (bell hooks) 對「女性主義」的定義：「結束男性至上主義剝削、壓迫的運動」(28 ff.)，以及奧斯汀 (Gayle Austin) 的女性主義方法學，認為關心女性即關心女性出場或缺席，對任何事都不視為理所當然，因為我們通常視為理所當然的事，都是由最強勢的文化觀點所虛構，而那些均非女性的觀點。 (1–2) 墨菲所創之東方女角的主要特徵，是展現女性的抗爭，並質疑英國社會對女性自主的態度。瑪麗 ‧ 吳爾史東克拉夫特 (Mary Wollstonecraft) 所著之〈女性權力的辯護〉(1792) 反抗男性霸權，質疑女性為何歷來被迫要馴服，主張保存家庭情感與解放女性在政治、社會、經濟方面的束縛，故她被尊奉為女性主義的先鋒，而墨菲傾向於以女性為中心的觀點，是在吳爾史東克拉夫特之前關懷女性的先例，可謂是女性主義原型的論述。墨菲賦予其東方女角的性別形象，與當代性別觀念和東方論述的議題息息相關，藉由描述東方女性遭到壓迫，墨菲反映出對英國女性的關心，也證明了玻爾思 (Elizabeth A. Bohls) 的後殖民觀，即「每個他者的具象也建構了自我的形象」(42)。就劇場文化而言，本文審視布列甜 (Jacky S. Bratton) 所謂的「劇場互動」(intertheatricality)，即單一的劇場傳統下所產生的戲劇，常會相互影響，因其劇作家、演員和觀眾共享特定的戲劇表現模式，包括語言、類型、成規和對先前戲劇表演的記憶、演員先前的角色，和他們廣為人知的私人或戲台上的個人特質 (14-15)。〈中國孤兒〉在蓋瑞克所經營的朱里連劇場上演之前，其觀眾在 1755 年十一月諾貝賀 (Noverre) 的〈中國節慶〉演出時所發起的暴動，顯示出英國人在七年戰爭時 (1756-1763) 對法國人的仇恨、對歐洲中國風的迷戀，這些觀眾的傾向都會影響後來劇作家和劇場經理的商業和政治考量。十八世紀倫敦劇院常希望戲劇演出能引發道德改

(6)

革、展現愛國心，例如，莎士比亞的〈亨利五世〉一演再演，廣告宣稱「英國人在艾津柯 (Agincourt) 之役大戰法國人，光榮獲勝」。蓋瑞克在〈中國孤兒〉中的創新製作，反映出倫敦劇院間的競爭，以及英法兩國間的敵對。當時英國開始流行區分不同時期和地點的戲服，蓋瑞克為墨菲此劇執導時，採用當時流行的歐洲中國風，但為了減少〈中國孤兒〉中的法國風味，蓋瑞克抗拒法國尊崇的新古典主義風格，為強調英國民族主義，採取英國建築師錢伯思 (William Chambers) 融合自然的中國庭園建築設計，以吸引愛國的英國觀眾。他不僅運用英國觀眾所能接受的劇場成規，引發共鳴，且以此排斥法國劇場所壟斷的中國形象演出方式 (詳見 Ou, “David Garrick”)。墨菲的〈中國孤兒〉一劇，描述十三世紀韃靼王鐵木真 (成吉思汗之原名) 率領蒙古軍入侵中國時，將中國皇室滿門抄斬，但中國朝臣臧惕與其妻嫚丹解救皇室遺孤。他們以親生嬰孩哈密替換遺孤，將哈密送往韓國。劇情始於二十年後，哈密率眾討伐鐵木真被捕，鐵木真誤以為他是皇室遺孤，將他判處死刑。臧惕怕危害皇孤，不肯救自己兒子。嫚丹不捨兒子為國捐軀，與臧惕發生爭執。她公開宣稱哈密為其親生子。鐵木真無法查證哈密的身份，遂將三人皆監禁。哈密正要受刑時，先前逃走的皇孤進來表明他的身分，並向鐵木真求情，但鐵木真將他一併囚禁。嫚丹要臧惕刺死她，臧惕不肯。兩人被刑求，但仍不肯供出皇孤下落。中國密謀者帶皇孤進宮殺死鐵木真。臧惕在刑架上時，嫚丹刺死自己。臧惕哀悼嫚丹之死，在皇孤登基前亦身亡。墨菲效法馬達斯達西亞與伏爾泰，將中國元曲中家族爭鬥的故事，改為兩國相鬥，焦點從個人忠誠移轉至愛國主義，但反而傳達了中國劇作家原本想要表達的政治寓意。不同的是，墨菲悲劇中的開場白與收場白，都批評中國 (也可能暗指法國) 的君主專制政體。開場白評論臧惕是個「可疑的角色」、「竟為君主效力的愛國志士！」(13-14)。收場白也以不屑的口吻提及其英雄主義的主題：「東方美德、愛國激情」。墨菲雖藉此影射英國在七年戰爭國難當頭時所表現之愛國情操，但更讚賞英國君主立憲政體優於中國或法國的君主專制政體。開場白中指責忠君愛國的中國教條使臧惕喪失對他自己兒子的人道情感，造成臧惕過度熱衷於毫無人性的愛國主義，並預料觀眾會對臧惕「六親不認」(22) 的忠誠度產生反感，故轉而讚許英國新的政治制度，強調將君主的權力局限在人民自由、公正與情理之下。我們的忠誠出自更高貴的動機，英國不接受君權神授；君權來自人民的自由選擇權，也藉自由選擇權延續不斷。公正與情理俱存，方能維繫王位；維繫人心，君主方能統治國家。 (開場白 25-31) 更有趣的是，在劇中墨菲是透過女性角色嫚丹宣告此信念。此劇第二幕，當臧惕提醒嫚丹應遵守誓言保護君主，她透露對君權神授的不信任：我們的君主！──我們的君主！世上持有權杖的統治者又如何？

(7)

還不都是血肉之軀，與臣民同樣難逃一死，悲飲人生苦水？──同樣為苦難所挫敗？──神聖的君主！是人為的策略替他們設下虛假的稱號。 (II. 457-63) 嫚丹對君權神授的質疑，切合英國當代對君主的觀念，特別是輝格黨 (Whigs) 對君權神授理論的懷疑。透過嫚丹對臧惕的辯駁，及開場白、收場白對臧惕的尊君信念的駁斥，墨菲贊美英國君主立憲，間接批評中國與法國的君主專政。墨菲此劇顯現當代英國對東方的態度，以及女性和民族主義之間的關係。男主角臧惕是中國愛國主義的尊崇者，而女主角嫚丹則持反對態度，兩者為民喉舌，傳達英國社會贊成和反對中國的情緒。墨菲劇中人物時而稱讚、時而批評中國文化，因而此劇包含當代多數東方故事中所表現的兩種對立態度：或嫌惡遠方他國，或將之理想化。此劇透過女主角嫚丹反駁其愛國的丈夫臧惕和韃靼殖民者鐵木真的信念，藉以將中國和法國的專制君主政體，與英國的君主立憲政體加以比較。臧惕支持君權神授，鐵木真堅信殖民主義，二者皆是墨菲所欲批判的集權主義。而嫚丹對抗父權的掌控和集權政體，則傳達了作者的旨意。透過其母性的發揮，墨菲將嫚丹描述成一位值得尊敬的女性，藉由嫚丹對父權、君主專制和集權殖民暴政的抵抗，強調女性在發展國家認同感的過程中逐漸重要的地位。墨菲此劇不只是有關帝王和忠臣的英雄悲劇，更是描述家庭關係和母愛的家庭悲劇，其間婦女能活躍於公共政壇，顯現女性在民族主義論述的重要性。張東炘在其博士論文中提及，伏爾泰和墨菲「增加一母親形象……以承擔情緒重擔，」因為「法國和英國劇作家依其劇院傳統與運作方式，為增加戲劇效果，本能地將父母親悲痛之情轉移至母親身上」(Chang 146)。然而我認為，墨菲所描述之為人母的悲痛，與英國父權社會的性別觀念有關，而且進一步推翻了傳統將女性角色局限於家庭的性別文化觀念。墨菲描述女主角的母愛，強調女性應具有的民主自由。該女主角反對丈夫的君權神授論，主張洛克的「社會契約」政治思想體系，以抗拒君主專制，但其行為也挑戰洛克的「社會契約」中隱含的「性別契約」觀念，後者斷言女性懦弱而缺乏理智 (詳見 Pateman)。當時流行的英國戲劇，常視女性為遭壓迫而無助的受害者，或逾越規範者，但墨菲的悲劇則以同情心描述女性受害者的困厄，並表示其堅毅母愛能糾正過度偏激的父權主義。相較於中國原劇，墨菲劇中對女主角的刻劃，更加強對女性的關懷。〈趙氏孤兒〉裏救皇孤的義士，在他決定要犧牲親生兒子前，未曾想過需要告知妻子，劇中也從未提及其妻的反應。而墨菲的臧惕，猶豫再三之後告知其妻，遭到她強烈的抗議，兩人都痛苦萬分。墨菲此劇對愛國志士的妻子投入更多關注，同情她在同時身為母親與國民的角色之間左右為難，藉此暗諷中國原劇所呈現的無情滅親的愛國狂熱。該劇探討忠於家庭或國家之間的固有衝突，抨擊中國傳統倫理觀念，將劇情聚焦於一位顛覆傳統婦德的女主角，重新審視中國的忠誠道德與愛國主義，強調人民 (包括女性) 有權力與自由作抉擇，而未必要忠於君主或父權人物。雖然墨菲敬佩中國愛國志士為國家自由而戰，但他同時也質疑中國劇作家所頌揚的自我犧牲的觀念，其目的主要是肯定英國君主立憲政體的價值觀，並強調女權解放的觀念。

(8)

嫚丹反對臧惕支持君權神授，使其英雄主義大為失色，然而嫚丹提出的政治信念，也可能因她同時具有東方人和女性的邊緣身份，卻又顛覆社會固有的階層權限，致使傳統的觀眾無法接受劇作家欲藉她傳達之意念。再加上飾演她的女演員在當時社會中的不良形象，更可能導致其說服力大減。本文探討的重心，因此從劇本情節轉移至戲台演出，從女主角轉移到主演的女演員身上。墨菲此劇首演時，飾演女主角的英國女演員葉慈太太，當時既是剛進朱里連劇場的新演員，又是愛穿異國服裝的英國消費者，也是中國女性角色，更是英國父權社會中的女性，兼具消費社會中主體和客體的身份，具有弱勢女性的多重矛盾身分。第一種矛盾來自當代女演員介於妓女 (被視為消費的商品) 和貴族夫人之間複雜的社會角色。許多學者已論證，女演員在戲台下的生活，尤其是傷風敗俗的醜聞，被公開後，常會影響她在戲台上的角色，使她飾演的角色與內在的自我混淆不清 (詳見 Pullen, 導論)。自復辟時期劇場重新開張後，女演員便和妓女畫上等號，直至十八世紀此觀念猶存。復辟時期女演員開始加入演出，主要是為了以女性特色吸引觀眾 (Howe 91 ff.)。女演員在公開場合展現肢體，將女性身體變成待售商品，因而十八世紀的衛道之士批評女演員為妓女。3 不過，女演員經常藉由出版個人傳記，或與上流社會建立關係，設法提高個人聲望，也使其所扮演的賢德女主角更有說服力。在〈中國孤兒〉劇中，葉慈太太即運用三種劇場技巧澄清身份：

3

例如：James Wright’s Historia Histronica: An Historical Account of the English Stage (1699), 6; William Law’s The Absolute Unlawfulness of the Stage Entertainment Fully Demonstrated (1726), 29。

在收場白拉近女演員和觀眾中貴族夫人們的關係、強調她身為劇院新人的身份，以及她演戲時端莊的言談和姿態。當葉慈太太扮演賢德婦女嫚丹時，她跟觀眾席上的貴夫人一樣，戴著最近從國外進口的飾品，且在收場白中不斷將她自己的華麗穿戴與夫人觀眾做類比。收場白中，她與貴夫人直接對話：「夫人們，……／讓我們再次享受我們的閒聊歡敘」(5-7)。她重複使用「我們」的字眼，把她自己列為貴夫人團中的一員。收場白最後再次提醒觀眾：葉慈太太與貴夫人們具有相同的文化特色，截然不同於中國婦女。您們知道她們怎麼寫字嗎？您們永遠都猜不到。從上到下寫成一直行。 (模仿其動作) 我們這些夫人，當我們無法平息我們胸中的熱火時，我們就寫信──從左到右寫。 (模仿其動作) (28-31) 的確，當代許多貴族女性常到劇場捧場，公開支持演員，而此一期間的劇本開場白與收場白也經常向「貴夫人 (Ladies)」請求贊助 (Danchin I: xxxi)。女演員致力於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不但直接在劇場尋求貴族的支持，而且平日也穿著同樣高雅時髦的衣飾。十八世紀末時，女演員的戲台服裝甚至創立風潮，成為貴族女性爭相模仿的對象 (Price 44-47)。葉慈太太首次演出〈中國孤兒〉之前，尚未演過其他新劇本中的新角色，因此她比較沒有固定的角色形象，較能發揮劇中角色的特性。她也不像許多有名的女演員有很多醜聞。當時的領銜女演員

(9)

席伯太太 (Susannah Maria Cibber)，墨菲原想請她扮演女主角嫚丹，但是她因病無法演出，這位女演員就曾在 1738 年被告與人通姦。4 當代戲劇評論家認為葉慈太太雖是新人，在墨菲此劇中的演 出「成功地扮演勇敢愛家國的賢德女性」(〈羅依德晚報〉Lloyd’s Evening Post 4: 25)。 戴維斯 (Thomas Davies) 曾讚揚葉慈太太「端莊的言談、高貴的姿態、熱烈激情，與雍容的氣質」(3: 251)。葉慈太太演出〈中國孤兒〉前，為此劇第二次試鏡後，蓋瑞克告訴墨菲：「席伯太太 的演技並不新奇，但葉慈太太會讓大眾肅然起敬」(Murphy, The Life

of David Garrick 1: 339)。蓋瑞克可能是指葉慈太太擅長飾演高傲性 格的角色，正好與席伯太太擅長的柔弱女主角成對比。的確，葉慈太太飾演嫚丹時所表現的莊嚴風格，正如凱投 (Tilly Kettle) 畫她的劇照肖像所顯示，能以莊重姿態表達深情 (此畫作收藏於倫敦 Tate 畫廊)。故她在表達嫚丹的哀傷與母愛時，能使女主角不致顯得狂亂而似喪失理性，也使她自己身為女演員的身分更有尊嚴。女性角色在此劇中的第二種矛盾，起因於女演員身上的東方服裝飾物。婦女常為男性情慾的對象，甚至是交易的商品，有時卻變成情慾的主體，是進口奢侈品的消費者。她們一方面是東方高等文化和繁榮的殖民事業的表徵，另一方面卻象徵墮落的商業拜金崇外主義，有違英國父權體制和民族主義。雖然女演員矛盾的身分涵義，可能致使墨菲劇中的政治主張無法彰顯，但墨菲此劇卻未模糊焦點，因女主角對中國君主專制的批評，與開場白對中國君主專制的愛國主義之責難，還有收場白對中國未善待女性的風俗的駁斥是

4

詳見 Francis Truelove, pseud. The Comforts of Matrimony (London, 1739)。

一致的。故此劇收場白和開場白有助於避開含糊隱喻，肯定該女演員具有表達劇作家信念的權威。墨菲劇中的東方女性直闖男性掌權的政治領域，且擔任她自身行為的陳述主體，挑戰父權社會對女性不該出風頭的成見。其所呈現之女性地位，符合當時英國社會逐漸改變性別觀念的新趨勢。當時英國興起的知識風潮，相信對女性的尊重與關懷是社會進步的表徵。十八世紀時女性日漸受到重視，女性讀寫能力明顯增強 (1660 年以前僅限於上流階層)，關懷女性的著作發行量逐漸增加，例如艾迪森 (Joseph Addison) 與史迪爾 (Richard Steele) 的〈觀眾〉期 刊 (The Spectator, 1711-12)，海伍德 (Eliza Haywood) 的〈女性觀 眾〉期刊 (The Female Spectator, 1744-46)，與最熱門的〈紳士雜誌〉

(Gentleman’s Magazine, 1731-1914)。〈觀眾〉討論許多女性關注的議題，呼籲她們要保持理智。〈女性觀眾〉傳達女性的心聲，提供專門給女性的勸告。〈紳士雜誌〉中，有些文章企圖解釋女性在社會上的次等地位，有些則對女性深表同情，討論女性缺乏教育或工作機會，以及婚姻狀況的不平等 (如 viii. 85-87; v. 588-89)。當時有大批著作規勸女性留守家中，顯示當時很多女性並未侷限於她們的家庭領域。的確，有些女性選擇傳統上屬於男性的工作領域，例如寫作。5 杜維爾 (Paula McDowell) 調查 1678 年至 1730 年間倫敦寫作市場上的性別差異，發現許多女性積極從事各種出版活動，打破以往認為女性極少參與公共事務的觀念。因此，墨菲此劇刻劃的不僅是中國女主角嫚丹，還包括像葉慈

5

如 George Ballard’s Memoirs of Several Ladies (1752); Bonnell Thornton and George Colman’s Poems by Eminent Ladies (1755) 都贊賞英國女性作家的貢 獻。

(10)

太太之類的英國女性，兩者在公共與家庭領域皆具有影響力。葉慈太太身為女演員，在公眾前表演，使她能有獨立的經濟來源，打破女性只能屈居家中的固有觀念。況且，在 1773 年葉慈太太更與布魯克女士 (Frances Brooke) 一起經營國王劇院 (King’s Theatre)，而布魯克身兼小說作家、劇作家與劇場經理，也積極參與政治。葉慈太太與布魯克的友誼，顯示這位女演員「不僅透過演出暗示支持， 也公開擁護女權」(Oxford DNB, “Yates, Mary Ann”)。換言之，墨菲 描述的中國女性嫚丹與女演員葉慈太太彼此相互影射對方。墨菲此劇反映出觀眾的社會環境，而英國社會普遍的想法也勢必影響英國觀眾對戲劇表演的詮釋。墨菲的悲劇所表達之東方論述，介於純粹的異國情調和後來全盛時期的東方論述運動之間。墨菲此劇不同於伏爾泰的改編版，因它採用但不贊揚當代歐洲中國風的熱潮。該劇亦不同於薩義德討論的東方論述，因它試圖喚起英國人的民族優越感，但不鼓勵殖民主義。故此劇有助於瞭解多樣化的東方論述。薩義德的〈東方主義〉指出，殖民者常將殖民地人民女性化，認為後者需要男性化的殖民者教導，基於男性優於女性的道理，統治國的「男性」特徵使其殖民統治合法化。然而，薩義德對東方論述的分析僅從十八世紀末期開始，當時殖民理論已相當完備。而墨菲對帝國主義抱持悲觀的態度，如他的報刊文章所示，他反對殖民同化。在七年戰爭期間 (1756-1763)，墨菲為兩份期刊寫稿，在〈考驗〉期刊 (The Test, 1756-57) 中支持亨利‧福斯 (Henry Fox) 反抗當時首相威廉‧批 特 (William Pitt the Elder) 的殖民擴展運動，在〈稽查員〉期刊 (The

Auditor, 1762-63) 中則擁護新首相畢特 (Earl Bute) 的反殖民擴展

運動。所以，對伏爾泰〈中國孤兒〉中所描述之開明的殖民者成吉思汗，墨菲不願苟同。墨菲劇中的韃靼國王相較之下德性惡劣，且相信他的野蠻男性力量能證實他理當征服較懦弱、女性化的中國，正如臧惕身為一家之主相信他有權統治他的妻子，但墨菲劇中殘暴的韃靼侵略者最終與中國愛國者及其妻同歸於盡，此迥異的結局顯然質疑伏爾泰劇中殖民同化的可行性。本文達成幾項結論，修正東方研究中的議題。首先論證的是，墨菲根據女主角身為母親的主觀意識，描述其性別經驗，以抗辯父權社會對女性特質和國家認同的觀念，並藉由英國女演員女性身體所造成既微妙又有戲劇性的矛盾形象，強調有關女性的主題，同時也修正薩義德與其追隨者對東方論述中有關女性的看法。其次，墨菲創造嶄新的東方形象，傳達其政治觀念。雖然有些學者認為墨菲模仿伏爾泰而將中國理想化 (例如 Chang 146 ff.)，本文則指出墨菲反對中國和法國的君主專制政體和殖民主義，因此本文也同時修正了薩義德認為東方論述提倡殖民觀的概論。第三點是，墨菲在呈現嫚丹／葉慈太太的跨文化角色時，不時回顧英國自身的社會文化性別特色，印證了東方論述未必一定視東方為異國，亦可能視之為反映本國的借鏡。最重要的是本研究提出的新觀點：〈中國孤兒〉劇中展現的東方論述和女權主義原型，將英法兩國在軍事和商業上的競爭，擴展到戲台上的藝術和文化競賽。芭拉斯特 (Ros Ballaster) 聲稱：十八世紀英國對中國之印象是「西方想像虛構的產品」，「不是為了帝國統治的目的，而是為了讚揚或批評英國本國」(253)，本文則進一步辯證：墨菲的〈中國孤兒〉重點雖非強調英國在東方的帝國統治權，但主要目的在鞏固英國抵禦法國帝國主義者侵佔的自信心。墨菲此劇不僅探勘東西方或男女間的關係，亦不僅是對英國社會的省思，同時也可作為是英國民族主義辯證和宣傳的策略，頌揚英國的民族意識，昭顯英國政治、文化、藝術在歐洲的優勢。

(11)

引用書目

Austin, Gayle. Feminist Theories for Dramatic Criticism.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90.

Ballaster, Ros. Fabulous Orients: Fictions of the East in England, 1662-1785. Oxford: Oxford UP, 2005.

Bevis, Richard W. English Drama: Restoration and the Eighteenth Century, 1660-1789. London: Longman, 1988.

Bohls, Elizabeth A. Women Travel Writers and the Language of Landscape Aesthetics, 1716-1818.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5.

Bratton, Jacky S. “Reading the Intertheatrical, or, the Mysterious Disappearance of Susanna Centlivre.” Women,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New Histories, New Historiographies. Eds. Maggie B. Gale and Viv Gardner.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0. 7-24.

Bruce, H. L. "Voltaire on the English stag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ublications in Modern Philology 8.1 (June 1918): 69-149.

Chang, Dong Hsin. “Dramatizing China on the London Stage, 1675-1914.” Diss. New York U, 2005.

Choudhury, Mita. Interculturalism and Resistance in the London Theater, 1660-1800: Identity, Performance, Empire. London: Associated UP, 2000.

Danchin, Pierre. The Prologues and Epilogues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Pt 2. 1721-1737. Nancy: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Nancy, 1990.

Davies, Thomas. Dramatic Miscellanies. 3 vols. London: Printed for the author, 1783-1784.

Douthwaite, Julia V. Exotic Women: Literary Heroines and Cultural Strategies in Ancien Regime France. Philadelphia: U of Pennsylvania P, 1992. Flynn, Carol Houlihan. The Body in Swift and Defo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0.

Gendered Nations. Eds. Ida Blom, Karen Hagemann, and Catherine Hall. Oxford: Berg, 2000.

Honour, Hugh. Chinoiserie: The Vision of Cathay. London: John Murray, 1961. hooks, bell. Feminist Theory from Margin to Center. Boston, MA: South End P,

2000.

Howe, Elizabeth. The First English Actresses: Women and Drama, 1660-170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Hsia, Adrian, ed. The Vision of China in the English Literature of the Seventeenth and Eighteenth Centuries. Hong Kong: The Chinese UP, 1998.

Lewis, Reina. Gendering Orientalism: Race, Femininity and Representation.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6.

Lin, Min. “The Orphan of Zhao and European Drama.” History Monthly (Li shih) 89 (1995): 30-35.

Liu, Wu-chi. “The Original Orphan of China.” Comparative Literature 5.3 (1953): 193-212.

Longino, Michèle. Orientalism in French Classical Drama.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1.

Lowe, Lisa. Critical Terrains: French and British Orientalisms. Ithaca, NY: Cornell UP, 1991.

MacKenzie, John M. Orientalism: History, Theory, and the Arts.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5.

McDowell, Paula. The Women of Grub Street. Oxford: Clarendon P, 1997. Malek, J. S. “Arthur Murphy: Overview.” Reference Guide to English Literature,

1991 ed.

Midgley, Clare, ed. Gender and Imperialism.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1998. Mungello, D. E. The Great Encounter of China and the West, 1500-1800. New

(12)

Murphy, Arthur. The Life of David Garrick. London: Wright, 1801.

---. The Orphan of China, a tragedy, as it is performed at the Theatre-Royal in Drury-Lane. London: P. Vaillant, 1759 [to which is appended Murphy’s 1759 letter to Voltaire].

Ou, Hsin-yun. “David Garrick’s Reaction against French Chinoiserie in The Orphan of China.” Studies in Theatre and Performance 27.1 (2007): 25-42.

Pateman, Carole. The Sexual Contract. Oxford: Polity, 1988.

Pavis, Patrice, ed. The Intercultural Performance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1996.

Pratt, Mary Louise. Imperial Eyes: Studies in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2.

Prémare, Joseph Henri Marie. “l’Orphelin de la maison Tchao.”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 Enrichies des cartes generales et particulières de ces pays, etc. Ed. Jean Baptiste du Halde. Paris, 1735. 3: 339-78.

Price, Cecil. Theatre in the Age of Garrick. Oxford: Blackwell, 1973.

Pullen, Kirsten. Actresses and Whores: On Stage and in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05.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New York: Vintage, 1978.

Sardar, Ziauddin. Orientalism. Buckingham, UK & Philadelphia: Open UP, 1999.

Schwartz, R. B., ed. The Plays of Arthur Murphy. 4 vols. New York: Garland, 1979.

Todorov, Tzvetan. On Human Diversity: Nationalism, Racism, and Exoticism in French Thought.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93. [Translation of Nous et les autres: La réflexion française sur la diversité humaine. Paris: Seuil, 1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