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 1995-96 年臺海危機論冷戰後
中共的安全政策
張廖年仲
（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碩士）摘
要
本文從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理論中推論出維持現 狀、嚇阻戰略與昂貴信號，以作為檢視冷戰後中共安全政策的指標。 本文從 1995-96 年臺海危機中論證：第一，中共的外交政策旨在維持 既有的國際秩序，其對外的行為以維持現狀為主；第二，中共的國防 政策屬於防禦性的，因此其戰略以嚇阻為主；第三，中共採取昂貴信 號的作法，以表示其防禦性、維持現狀，或者是合作的意圖。所以， 本文證明冷戰後的中國大陸追求自我防禦，其安全政策是屬於防禦性 的。 關鍵詞：1995-96 年臺海危機、中共、守勢現實主義、安全政策、冷戰 後壹、前言
中國大陸自鄧小平主政以來提倡「和平與發展」的國家綱領，以 「改革開放」的政策致力於國家建設；1991 年蘇聯解體後，中共更積 極強化軍備、鞏固區域強權地位，使中國大陸的經濟實力與國際地位 有顯著的提升。因此，評估冷戰後中共對國際安全的影響成為學界關 注的課題。1例如從 1992 年底開始，西方輿論與學界就掀起一場關於「中國威脅論」(the China Threat)的爭辯，中國大陸從「中國的崛 起」(the rise of China)變成「中國威脅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
Threat)。2究竟冷戰後的中國大陸是尋求向外擴張、還是自我防禦的國 家？也就是說，中共的安全政策是屬於攻擊性的亦或是防禦性的？為 了檢視此一命題，本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的理論， 以解釋冷戰後中國大陸國家安全政策的發展。 現實主義是國際關係理論的主流，對於國家安全的研究也是現實 主義主要所關切的課題。3然而，傳統的現實主義，尤其是結構現實主
義（structural realism，或稱為新現實主義 neorealism），對冷戰後 中國大陸對外行為的解釋卻有不足之處。結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後冷 戰時期中國大陸安全行為的轉變，因為中國大陸的威脅主要來自於內
部政權的合法性危機而非外部的挑戰；4此外，權力平衡的觀點認為國
Avery Goldstein,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Winter 1997/98, p. 1.
Samuel S. Kim,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8), p. 3.
本文所指涉的安全意涵屬於傳統現實主義對於安全研究的定義，著重於軍事 安全的面向，請見 Stephen M. Walt,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家會採取結盟的方式，以對抗較強的一方，但在中國大陸的外交政策 上卻無法得到證實。5因此，本文沿著現實主義的發展脈絡提出守勢現 實主義，並論證守勢現實主義能夠有效地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 策，希望能藉以彌補傳統現實主義理論的不足，以作為研究中共國際 關係理論的參考架構。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第一，國家確保安全的最佳方式是採取防禦 性或維持現狀的策略；第二，防禦性的現狀國會採取嚇阻的戰略；第 三，現狀國會採取「昂貴信號」(costly signal)的作法透露其安全與合 作的意圖。本文檢視 1995-96 年臺海危機的個案中，發現中共的政策 作為與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一致，證明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策是屬於 防禦性的，並不追求向外擴張，因為維持一個有利於國內經濟發展的 穩定國際環境與周邊安全，是中共最高的政策指導原則。本文的研究 步驟，首先將闡述現實主義的演變及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接著提出 本文的研究假設與方法；再從本文的個案中檢證假設是否成立，以進 行理論檢驗(theory testing)的工作；6最後則是本文的結論。
貳、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
一、現實主義理論的演變
現實主義不是只有單一的理論，而是在典範的架構下有多種的理 論，7只是這些理論學派在層次分析、權力運作、政策影響力和決策者 同註 2，頁 19。Alastair Iain Johnston,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eu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p. 56.
關於理論檢驗，請見 Arthur L. Stinchcombe,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pp. 17-20。
James E. Dougherty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Contending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 Comprehensive Survey, 5th edition (NY: Longman, 2001), p. 63.
角色等問題互有觀點上的差異。8雖然如此，現實主義對於國際政治的
本質都有以下共同的基本假定(assumption)：第一，國家中心論：國家
是國際政治最主要的行為者；9第二，國際政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
必須自力更生，以保障自我的安全與福祉，所謂「天助自助者也」
(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10第三，國家為了生存，
會尋求權力或安全的最大化：求生存是現實主義者都同意國家所追求 的最基本目標，11只是達到的手段有所不同；第四，國家會使用武力以 確保目標的達成：國家會以軍備的方式來保障安全，然而會導致軍備 競賽，形成安全的困境(security dilemma)；12第五，國家是理性的行 為者，會以理性的政策來達到權力或安全的目標；13第六，國際權力的 分布，影響國際政治的運作與國家的對外關係。14 鄭端耀，〈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析〉，《問題與研 究》，第 42 卷第 2 期，2003 年 3/4 月，頁 3。
Stephen Krasner,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p. 28.
Kenneth N.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1979), p. 111.
Robert Gilpin,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7-8.
安全困境是指一國為了安全會加強軍備，卻造成鄰國的不安也加強軍備以為 反制，結果國家反而更不安全，請見 John H. Herz,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2, January 1950, pp. 157-180。
Robert Gilpin,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9-11.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現實主義首先分為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與結構現實主
義兩派：15古典現實主義認為對權力的追求根植於人性之中，國家會不
斷地追求權力的最大化，並以單位層次分析(unit level of analysis)的 方式來解釋國際政治的結果；結構現實主義則認為，權力只是一種手 段而非目的，國家的目的在於安全，主張要從體系層次(system level o f a n a ly s i s )著手，分析無政府狀態與權力的分布對國家行為的影 響。16冷戰時期美蘇兩強對峙的兩極體系，使結構現實主義成為國際關 係理論的主流。然而冷戰的和平落幕，結構現實主義者未能有效地解 釋蘇聯解體與從東歐撤軍的原因，使其理論受到強烈地質疑，17於是形 成了守勢現實主義與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兩派的辯論。攻 勢現實主義與守勢現實主義最大的異同在於，兩者皆同意權力是確保 國家生存的方式，只是對於需要多少權力才足夠的看法不同；也就是 說，兩者都同意國家所追求的目標是安全，只是在作法上有所不同。18 攻勢現實主義著重於國家的攻擊性策略，而守勢現實主義則強調國家 的自我防禦。限於篇幅，本文只介紹守勢現實主義的主要論點。
古典現實主義的代表為 Hans J.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ition (NY: Knopf, 1978)，結構現 實主義的代表為 Waltz,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關於古典現實主義與結構現實主義的分別，請見 Robert Gilpin,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Spring 1984, pp. 287-304; Kenneth N. Waltz,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harles P. Kindleberger,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1991), pp. 21-38。 同註 7，頁 93。
Yuan-kang Wang,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March 2004, p. 177；攻勢現實主義的代表， 請見 John J. 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on, 2001)。
二、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
守勢現實主義接受現實主義的假定，但是認為結構現實主義與攻 勢現實主義主張在無政府狀態下，只會導致國家競爭的推論是不完全 的，無法解釋國際上曾出現過的合作現象，因為即使在冷戰期間，美 蘇也有合作裁減核武的例子出現；19此外，兩者只重視體系層次的分 析，忽略了單位層次的分析以及決策者的認知因素，使其解釋的能力 不夠完整。因此，守勢現實主義針對現實主義的缺點作修正，本文將 其理論更清楚地陳述如下： 第一，國際結構是良性的與國際安全是充足的：守勢現實主義認 為國際無政府狀態不像攻勢現實主義形容為霍布斯式的(Hobbesian)， 衝突與競爭並非常態。因為國際政治權力平衡法則的運作，20國家向外 侵略會導致其他國家的制衡；經過歷史經驗的教訓，國家會採取謹 慎、溫和與自制的政策，21所以確保安全的最佳方式是採取防禦性的策 略，或者說是旨在維持現狀的策略，因此有學者以為守勢現實主義帶 有一種「維持現狀的偏見」(status-quo bias)。22其實，守勢現實主義 假定國家為理性的行為者，在正常的情況下不會輕易挑起戰端，可說 是一守勢的行為者(defensive actor)。23自 1969 年起，美、蘇兩國開始限制戰略武器談判(The 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s Talks, SALT)，至 1972 年兩國第一次簽訂有關核武限制的條約，請 見 George H. Quester,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Y: John Wiley & Sons, 1977), pp. 202-204。
同註 10，頁 116-123。 同註 13，頁 51。
Randall L. Schweller,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90-121. 關於國家守勢的行為與策略，請見 Joseph M. Grieco,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第二，安全困境並非不可解的難題：雖然國際結構是良性的，但 在某些特定情況下，如攻擊較有利時，即便同樣以安全為目標的國 家，也會因安全的困境而發生衝突；但在多數情況下，國際體系是平 穩的，安全困境的問題並不嚴重，24國家的軍事動員主要是對付某些體 系產生的特定威脅。此外，由於在國際無政府狀態下，競爭的風險高 於合作，使得國家反而會選擇合作的方式來緩和安全困境；國家會在 軍備競賽與武器管制(arms control)的利害中作衡量，如果雙方意識到 軍備競賽是降低，而非增加國家安全的話，他們就會採取合作，達成 武器管制的協議。25因此，安全困境不必然總是會導致衝突。26但是守 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的合作，並不像新自由主義主張要透過國際制度 的建立才能夠達到，也不同於攻勢現實主義注重國家的相對利益(rela-tive gains)，而認為合作很難實現。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要達成合作 的可能，最主要還是取決於對彼此意圖的判斷。27 第三，國家可以藉由溝通來消弭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性(uncertain-ty)：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的意圖可以相互溝通，雖然意圖擴張的國
Colo.: Westview Press, 1997), pp. 166-168。
Barry R. Posen,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p. 68.
Charles L. Glas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Winter 1994/95, pp. 52-53.
Jeffrey W. Taliaferro還強調結構修正因素(structural modifiers)對安全困 境的緩和作用，如攻守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地理鄰近與原料取 得的管道等等，請見 Jeffery Taliaferro,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Winter 2000/01, pp. 136-141。
Robert Jervis,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家可能會採取欺騙(cheating)的策略，以鬆懈他國的防備而藉機牟取利 益，但有些行為是侵略國所不會採行的，因為要付出高昂的代價，只 有真正維護現狀和追求安全的國家才會付諸實行，例如武器管制(arms control)、單邊的防禦(unilateral defense)或自我抑制(unilateral restraint)
的軍事政策，即所謂的「昂貴信號」。28因此，國家真正的動機就可以 表現出來，而克服了對彼此意圖的不確定性。29 第四，強調認知與國內政治的重要性：既然國際結構是良性的、 國際安全是充足的、安全困境的問題可以減緩，那為什麼還會有戰爭 發生？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必須從領導者的認知與國內政治的因素來尋 找原因，因為兩者對於國家行為與外交政策的形塑和限制，皆有相當 大的影響力。30所以除了體系層次的分析外，守勢現實主義也重視對單 位層次與決策者認知的分析。31 第五，以威脅平衡(balance of threat)來修正結構現實主義的權力 平衡：守勢現實主義以為，國際權力分布的不均並非造成安全威脅的 最主要原因，威脅實際上來自具體的目標，包括威脅的對象、國家權 力、地理鄰近、攻擊能力，以及侵略意圖。所以，外來的威脅是導致
同註 25，頁 68；關於昂貴信號，請見 James D. Fearon, Threat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2), chap. 3。
Andrew Kydd,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Autumn 1997, pp. 116-119.
同註 26，頁 141-143。
關於國內政治的影響，請見 Jack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關於認知的影響，請見 Stephen Van Evera,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國家相互結盟以作為制衡的最重要原因，彼此的意識形態、經濟誘因 或政治因素，皆不是國家結盟的最重要考量。32 最後，攻守理論(offense-defense theory)的提出：守勢現實主義 認為攻擊與防禦之間的消長，對國際政治上衝突與戰爭的產生有深遠 的影響。33當攻擊占優勢時，容易導致戰爭與衝突的發生；當防守占優 勢時，則容易產生和平與合作。攻守理論有兩項基本的變數： 攻守 平衡(offense-defense balance)：決定是攻擊容易或防守容易； 攻守 區分(offense-defense distinguishability)：區別攻擊性的武器與政策， 以及防禦性的武器與政策。34雖然攻守理論是守勢現實主義用來解決安 全困境的重要理論，但在實踐上卻有許多問題，如何區分攻擊與防禦 性武器的標準也有爭議。35由於本文並沒有應用到攻守理論，因此只在 此略作介紹。
三、維持現狀、嚇阻與昂貴信號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安全是充足的，很少會導 致戰爭的發生，侵略國往往會受到其他國家的制衡。因此，本文從守Stephen M. Walt,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Spring 1985, pp. 208-248; Stephen
M. Walt,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Ted Hopf,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2, June 1991, pp. 475-493.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January 1978, pp. 167-214.
關於對攻守理論的批評，請見 Jack S. Levy,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June 1984, pp. 219-238;
Keir A. Lieb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1, Summer 2000, pp. 71-104。
勢現實主義中推論出以下的論點：第一，國家保障自身安全的最佳策 略是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第二，維持現狀的國家會採取防禦性的國 防政策，因而更注重嚇阻的戰略；第三，現狀國會採取「昂貴信號」 的作法透露其安全與合作的意圖，以避免不必要的衝突發生。本文將 針對上述論點的邏輯推論，做更進一步地解釋與說明： 維持現狀的政策 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會採取維持現狀的策略。所謂的維持現 狀，旨在「維持某一歷史特定時期的權力分配之狀況」，如果稍微調 整權力分配的政策，「能維持相關國家相對的權力位置於不墜，則可 以稱之為維持現狀的政策」。36國家為何要採取維持現狀的政策呢？最 主要的原因是為了安全，必須要維持在體系中的地位。37因為在自助的 國際無政府狀態下，國家會追求足以確保其安全與獨立的相對實力， 因此可稱之為「位置採取守勢者」(defensive positionalist)。38除了確 保安全外，另一方面也是因為國際上既有的權力關係對其有利，所以 國家才會成為現狀的維護者，進而鞏固、保障既有的國際秩序；39相對
Morgenthau, Politics among Nations, p. 46. 同註 10，頁 126。
同註 23，頁 166-168；Joseph M. Grieco,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303。
A. F. K. Organski & Jacek Kugler,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pp. 19-24; E. H. Carr, The Twenty Years Crisis (London: Macmillan, 1946), pp. 93-222, cited from Barry Buzan,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2nd editio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 p. 300.
於國際政治中的修正者或挑戰者對自身在體系中的權力地位感到不
滿，因而會試圖改變現存的國際秩序以遂行所欲。40因此，國家要採取
維持現狀的政策，除了要確保體系中權力位置的平衡外，還要維護體 系內的秩序，即國際秩序的現狀。正如史威勒(Randall L. Schweller) 所言，自保及維護既有的價值利益(self-preservation and protection
of values)，是現狀國所追求的目標。41 此外，國際政治中權力平衡的特性，會使侵略國受到其他國家的 制衡，進而導致失敗的命運，所以國家從歷史經驗中學習到征服往往 會失敗，最佳的自保之道是採取防禦性的軍事政策。42是故，一個滿足 於既有的國際秩序、致力於維持現狀的國家，會實行最低風險與代價 的軍事準則，因而採取防禦性或嚇阻性的國防政策，而不是攻擊性的 軍事戰略，因為攻擊所要承受失敗的風險遠超過防禦，43所以可以用一 國採取攻擊性或防禦性的戰略來區分其為侵略國亦或是現狀國，44而嚇 阻是現狀國所會採取的防禦戰略。 Morgenthau稱修正者為帝國主義(imperialism)的政策，請見註 36，頁 74； 關於國際關係中現狀維持者與修正者的探討，請見註 22，頁 98-101；Alastair Iain Johnston,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Spring 2003, pp. 6-12；Johnston 指出 Morgenthau 及 Organski與 Kugler 對現狀定義的不同之處：前者僅就權力分配的變化而言， 後者則更重視秩序的層面，ibid., p. 9, note 14。
同註 2，頁 99。
Glaser 區分攻擊性與防禦性的軍事政策：前者為單邊取向較具競爭性；後
者強調雙邊取向，著重合作的面向，請見 Charles L. Glaser,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July 1992, pp. 498, 508。
同註 24，頁 19、69、74。 同註 34，頁 199-200。
嚇阻戰略 嚇阻，簡單來說，是指：「勸阻敵人，使其了解到其行為所帶的 代價與風險將超過獲益」。45史耐德(Glenn H. Snyder)將嚇阻區分為 阻絕(denial)與懲罰(punishment)兩種能力，前者重視傳統軍事的防衛 面向，要降低侵略者所獲得的戰果；後者則著重於大規模或有限度核 武的報復能力，以擴大侵略者入侵的代價。46一般而言，嚇阻被視為防 禦的一種形式，但是戰略核武的出現，使一般防禦無法有效地對付， 於是嚇阻理論開始強調事後報復的作用，逐漸以懲罰取代防衛作為主 要的嚇阻手段。47在理論上，嚇阻與防禦被區分為兩種不同的概念：嚇 阻主要用於承平時期，在作為上較積極主動；防禦則是用於戰時，衡 量嚇阻失敗後所要付出的代價，在作為上較消極被動。嚇阻著眼於降 低敵人可能的軍事行動意圖，或不得已時採取的報復手段；防禦則著 重於降低敵人的軍事行動所帶來的傷害，包括防止領土與戰爭的損 失。48 雖然嚇阻與防禦在概念上可以截然劃分，但是在實踐上兩者之間 存在著緊密的關聯：首先，充分的防衛能力足以影響敵人侵略的意 圖，提高敵人發動戰爭後失敗的顧慮，因此有效地防禦本身即具有嚇 阻的功效；其次，縱使防禦不完備，也能藉由報復來嚇阻敵人，然 而，脆弱的國防也易遭受到敵人的反報復；再者，加強國防可以降低 敵人攻擊的意圖，國家不需要強大的反擊能力也能存活；最後，如果
Alexander L. George & Richard Smoke,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3.
Glenn H. Snyder,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pp. 14-15.
Abram N. Shulsky, Deterrence Theory and Chinese Behavior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2000), p. 18.
嚇阻失效敵人入侵，依然可以運用防衛力量削弱或擊敗敵人，爭取戰 爭的最後勝利。49總之，嚇阻與防禦的目的都是希望能維護現狀、避免 敵人的攻擊；只是嚇阻在政治上的目的是防禦性的，但是在方法上卻 採取攻擊性的軍事手段。50而不論是嚇阻還是防禦，都是現狀國會採取 的軍事戰略。51 昂貴信號的作法 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無政府狀態造成國際政治的不確定性。52這種 不確定性主要是由於訊息的不對稱性(asymmetric information)－－不 同國家對於相同的事件會有不同的解讀與信念，形成訊息的不對稱或 不完全，使得一國永遠無法真正了解或全然相信其他國家的意圖與能 力；53此外侵略國也可能藉著欺騙來掩飾其真正的意圖。所以，國家為 了安全會競相強化自身的軍備，造成相互威脅的狀況而形成安全困 境，即使是追求安全的國家也會採取攻擊的行動，導致衝突與戰爭的 爆發。54因此華茲(Kenneth N. Waltz)指出：「不確定與誤判往往會導 致戰爭的發生」。55一個現狀國如果為了自我防禦而採取嚇阻的策略，
Patrick M. Morgan,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1977), p. 30；陳偉華，〈傳統嚇阻在理論上的 辯證〉，《戰略與國際研究》，第 3 卷第 2 期，2001 年 4 月，頁 164。
Avner Yaniv, Deterrence without the Bomb: The Politics of Israeli
Strategy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1987), pp. 9-10.
Robert Jervis 對這方面作了許多探討，請見註 34，頁 167-214；Robert Jervis,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uary 1979, pp. 289-324。
Michael Spirtas, “A House Divided: The Tragedy and Evil in Realist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Spring 1996, pp. 409-412.
Robert Powell,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9-12.
Robert Jervis,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6), pp. 62-67.
則有可能被其他國家誤認為是侵略國，而導致衝突的更進一步擴大。 然而，這樣的觀點卻忽略國家可以為了避免戰爭而和平地協商(bar-gains)之可能性與可行性。56如果所有國家皆滿足於現狀而不願使用武 力，則國際社會就會像盧梭(Jean Rousseau)所說的處於「獵鹿」(Stag Hunt)的狀態－－國家會共同合作來追求安全，57因此要解決的問題是彼 此要如何有效地溝通協調。所以守勢現實主義主張國家會採取武器管 制、單邊防禦或自我抑制等信心建立措施的政策，以作為「昂貴信 號」的表示。58所謂的「昂貴」(costly)在於一國所採取的行為會使其 打退堂鼓的代價提高，因而更不願意背信或恣意地訴諸武力的使用。 是故，現狀國可以「昂貴信號」的作法展現維護現狀和追求安全的決 同註 10，頁 168。
James D.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Summer 1995, p. 385.
「獵鹿」的狀態建立在國家是理性行為者的前提下，關於其描述，請見 Ken-neth A. Waltz, 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pp. 167-171。
Glaser強調軍事政策方面的「昂貴信號」，請見註 25，頁 68-70；Kydd 則 認為民主政體的決策過程較具透明度，並且擴大了「昂貴信號」的範圍，除 了 Glaser 所提的國防政策與武器管制外，還將國家溫和的意識形態、對國 內少數民族的政策、對弱小鄰國的政策，作為衡量「昂貴信號」的指標，請 見註 29，頁 141-144；然而 Taliaferro 批評 Kydd 的標準，認為溫和的意識 形態可能純屬辭令(rhetoric)，以及民主政體反而釋放出紊亂的訊息，請見註 26，頁 145-152；本文主要採納 Glaser 對「昂貴信號」的定義，並認為符合 信心建立措施的作法，因為信心建立措施是要「以增加透明度與可預測性來 使軍事意圖更清楚，藉以降低因意外或誤判而爆發戰爭的危險」，請見 M. Susan Pederson & Stanley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in Ralph A. Cossa, ed., Asia Pacific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心，藉以和他國溝通合作的意圖；而這些政策是企圖侵略的國家所不 願採行的，因為會降低其攻擊的能力與先機，也提供了其他國家利於 自我防衛的情報。
參、研究方法
為了證明守勢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共安全政策的相關性，本文依 據上述維持現狀、嚇阻與昂貴信號的論點，推論出以下的解釋假設(ex-planatory hypotheses)來進行理論檢驗的工作： H1：中共的外交政策旨在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其對外的行為會以維 持現狀為主，避免改變現狀的情形發生。 H2：中共的國防政策屬於防禦性，其戰略會以嚇阻為主，避免使用武 力直接與敵人衝突。 H3：中共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來表示其防禦、維持現狀或是合作的 意圖，以免被其他國家所誤解。 上述假設可作為衡量中共防禦性安全政策的指標(indicators)，藉 以觀察中共的政策作為是否與守勢現實主義所預測的一致。本文將從 1995-96年的臺海危機檢視上述假設是否成立，因為臺灣海峽是冷戰後 中共最有可能發生衝突的地區，1995-96 年的臺海危機也是中共使用武 力的最顯著案例之一。59本文採取個案研究法(case-study analysis)， 除了能夠從事理論檢驗的工作外，也能在資訊並不全面、不完整的情 況下運用；60對於研究中共外交政策而言，最大的困難在於其決策過程 1995-96年的臺海危機即所謂的「第三次臺海危機」，第一、二次臺海危機 分別發生於 1954-55 年與 1958 年，關於前兩次危機的研究文獻，請見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19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Security, Vol. 26, No. 2, Fall 2001, pp. 108-111。
個案研究法是指研究者詳細地探討單一或數個個案，檢視其中事件的過程或 行為者的言行是否符合理論所推測，請見 Stephen Van Evera, Guide to
的資訊與透明化程度的不足，因此個案研究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研究途 徑。本文屬於「一致程序」(the congruence procedure)的個案研究
類型，61在單一個案內進行多重的比較(multiple within-case
com-parisons)，62以檢視中共在個案中的政策作為是否與假設一致；若一 致的話，則代表理論通過了檢驗。
肆、1995-96 年臺海危機
一、危機的由來與經過
1995年 5 月 22 日，美國國務院宣布允許中華民國總統李登輝先生 前往美國進行私人訪問；6 月 7 日，李登輝前往美國並在母校康乃爾大 學發表演說。中共對此反應激烈，認為美國此舉違反了中美三個聯合 公報以及「一個中國」(one China)的政策，於是展開了一連串的報復 措施。637月 18 日，《新華社》宣布共軍訂於 7 月 21-28 日舉行地對地 1997), pp. 29, 55。 「一致程序」的個案研究法可以在單一個案或數個個案之中作比較研究，需 要理論的特定條件基礎來預測結果的發生；研究者首先在個案中建立自變數 (independent variable)與依變數(dependent variable)的關係，接著觀察在 特定的自變數情況下，個案的依變數是否與理論所預測的依變數是否一致， 結果一致的話代表因果關係越強、理論也越成立，請見 Alexander L. George & Timothy J. McKeown,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Robert F. Coulam & Richard A. Smith, eds.,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Vol. 2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1985), p. 30。
「單一個案內的多重比較」指研究者在一個案中設定數個觀察自變數與依變 數的重點，檢視自變數與依變數的關係是否一起呈比例變化(covary)，如果 與假設一致的話，理論也就通過的測試，請見註 60，頁 61-63。
John W. Garver,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p. 67-68,
導彈(surface-to-surface guided missile)的發射演習，演習範圍距離臺 灣以北的彭佳嶼海域僅 90 哩，並建議相關國家的船隻與飛機避免在演 習期間進入該海空區域。這是中共第一次以飛彈演習來恫嚇臺灣，警 告意味相當明顯，誠如中共外交部發言人所說：「是要美國認知到中 美關係導向正途的重要性」，即不要支持臺灣獨立；另一方面，也是 要警告李登輝及支持臺獨人士不要走向臺灣獨立，否則將難免於戰。64 第一波演習結束之後半個月，中共又宣布將於 8 月 15-25 日在彭佳嶼北 方 100 哩的海域及空域，進行另一波的導彈發射與砲擊演習；也再次 警告外國船隻與飛機避免進入演習區域。65 起初美國對於中共的飛彈演習刻意採取低調的態度，以避免進一 步地刺激北京。1995 年 10 月 24 日，中美兩國領袖舉行非正式的高峰 會談；然而中共無法獲得美國更進一步承諾簽署中美第四份公報，以 禁止臺灣領導人訪美及反對臺灣獨立，於是決定升高另一波軍事演習 的規模。6611月 15-25 日，中共於東山島舉行海軍與兩棲登陸演習，結 果影響了臺灣 12 月 2 日的立法委員選舉，執政的國民黨席次大幅下滑 （96 席變成 85 席），僅維持 3 席的過半優勢。67中共官方證實直到來 年 3 月都有舉行大規模軍事演習的計畫，報導並將南京軍區(Nanjing
Military Region)改稱為「南京戰區」(Nanjing Theater)。68
Robert S.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Fall 2000, p. 95; Allen S.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p. 121. Richard D. Fisher, Jr., “China’s Missile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sessment,” in James R. Lilley &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71.
Robert S.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pp. 102-104. Zhao Quansheng,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1996年 3 月 8-15 日，共軍實施地對地飛彈演習，範圍距離基隆港 約 21 哩、距高雄港約 32 哩，範圍涵蓋半個臺灣，且與重要的飛機與 商船航線十分接近。此外，中共另外舉行了兩次大型的軍事演習：一 次是 3 月 12-20 日在東海與南海進行海空聯合實彈演習；另一次是 3 月 18-25日在臺灣海峽進行陸、海、空聯合演習，地點為福建省平潭島附 近區域。這是中共歷來最大規模的聯合軍種兩棲作戰演習，首次演練 了許多新型武器，但受到天候的影響而提前收兵。69 中共 3 月分的軍事演習，除了意圖影響臺灣的總統大選外，也是鑑 於美國對前幾次演習的漠視，希望藉此改變美國的對臺政策，使其反 對臺灣獨立。然而中共節節提升演習的層次與規模，促使美國於 3 月 8 日及 11 日分別派遣「獨立號」(USS Independence)與「尼米茲號」 (USS Nimitz)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通過臺灣海峽。這是美國自 1950 年 以來對中共最大規模的海軍軍力展示，表現出維護區域穩定與和平的 決心。701996年 3 月 23 日，李登輝當選第 9 屆中華民國總統，中共也 在同一天提前結束演習。從 1995 年 7 月中共試射飛彈以來所導致的第 三次臺海危機，乃至此告一段落。 本文將 1995-1996 年臺海危機的事件經過，以及中共軍事演習的 分布區域，分列於表 1 與圖 1 之中： 同註 65，頁 171-172。 同註 63，頁 100-101，106。
Fisher, “China’s Missile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p. 167;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pp. 110-112.
表 1 1995-1996年臺海危機發展時間表 年 月 日 事 由 1995 5 22 美國國務院允許李登輝前往美國進行私人訪問。 6 7-12 李登輝赴美訪問康乃爾大學並發表演說。 7 21-28 共軍在東海進行地對地導彈試射演習，一共發射 6 枚飛彈。 8 15-25 共軍再度進行東海導彈演習，包括實彈射擊、地面部隊演 習；中共並在 18 日進行核試。 10 24 中美兩國領導人於紐約舉行非正式高峰會議；會後江澤民校 閱共軍的黃海演習。 11 15 中美恢復軍事高層交流，美國防部助理部長奈伊(Joseph Nye) 訪問北京。 15-25 共軍在東山島舉行海軍與兩棲登陸演習。 12 2 臺灣立法院選舉，國民黨僅獲得 3 席的優勢，新黨席次攀 升。 19 美國航空母艦尼米茲號因天候不佳而經過臺灣海峽。 1996 2 中旬 共軍將江西的飛彈部隊移至福建地區。 3 5 《新華社》宣布共軍將於 3 月 8-15 日實施地對地飛彈演習。 7 美國國防部長裴利(William J. Perry)、國務卿克里斯多福
(Warren Christopher)、國家安全顧問雷克(Anthony Lake)， 與中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華秋舉行會談。 8 美國航空母艦獨立號駛進臺灣海域。 8-15 共軍在基隆與高雄外海實行地對地飛彈演習，一共發射 4 枚 飛彈。 11 美國航空母艦尼米茲號自波斯灣趕來與獨立號會合。 12-20 共軍在東海與南海進行海空聯合實彈演習。 18-25 共軍在福建省平潭島附近進行陸、海、空聯合演習。 23 臺灣總統大選，李登輝獲得壓倒性勝利；中共提前結束演 習。 資料來源：整理自〈美將明確警告中共 勿升高臺海情勢〉，《中央日報》，1996 年 2 月 6 日，版 3；Fisher, “China’s Missile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pp. 168-174;
Garver, Face off, pp. 67-110;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pp. 87-123; Zhao Q.,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p. 206。
圖 1 1995-1996年臺海危機中共軍事演習區域圖
資料來源：Garver, Face off, p. 75; Fisher, “China’s Missiles over the Taiwan Strait,”
pp. 179-180。
二、維持現狀的政策
假設 1：中共的外交政策旨在維持既有的國際秩序，所以其對外的行為 會以維持現狀為主，避免改變現狀的情形發生。
守「一個中國」政策的承諾，以及確保與臺灣維持現狀的關係。71中共 所謂的現狀，是指自 1949 年中華民國撤退到臺灣以來，臺灣所享有的 事實上(de facto)之獨立；而這樣的現狀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原則 下－－即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皆同意臺灣屬於中國大陸的一部 分。所以，儘管中共希望能收復臺灣，但在美國的遏止下，北京的領 導人仍然能夠繼續容忍兩岸分離的現狀存在。72另一方面，維持現狀對 中共來說也比較有利，因為北京有信心憑藉著中國大陸廣大的市場與 經貿的力量，在不久的將來吸引臺灣回歸大陸。73 然而，1990 年代以來臺灣與美國國內政治的發展，使中共擔憂現 狀可能產生改變。首先，臺灣的政治民主化與本土化從 1986 年起快速 地發展，開始追求國際地位的提升；尤其自 1988 年 1 月李登輝接任總 統以來，致力於「務實外交」(pragmatic diplomacy)，不再挑戰中華 人民共和國在國際上的合法性，強調臺灣和中國大陸是兩個不同的政 治實體(two political entities)。中共憂慮臺灣在推動「一中一臺」(one
China, one Taiwan)或「兩個中國」的分離運動，違背其對所提出的
「一個中國」與「一國兩制」(one country, two systems)政策。74
其次，美國府、會之間的政治角力，往往導致其外交政策的搖擺
不定，75使得中共憂心美國會違背「一個中國」的政策。就李登輝訪美
同註 66，頁 94-95。
Robert S. Ross,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 Deterrence, Escalation Dominance,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Fall 2002, p. 54.
You Ji, “Making Sense of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No. 15, March 1997, p. 291.
同註 63，頁 32-34。
Robert G. Sutter,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U.S.-China-Taiwan Triangle: The 1995-1996 Taiwan Strait Conflict and Its Aftermath,” in Robert S. Ross,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s and U.S.-China Relations
事件而言，起初柯林頓政府一直堅拒讓李登輝訪美的提議，認為不符 合美國與臺灣非官方性質的關係。直到 1995 年 4 月，國務卿克里斯多 福還在聯合國的一項會議中，向中共保證美國不會發給李登輝簽證。 但是隨著國會與大眾媒體與日俱增的壓力，以及中美在人權、核武擴 散議題上的歧見加深，柯林頓政府有意藉著向北京說不來強化其政治 立場，最後終於同意讓李登輝赴美訪問。76 美國此舉卻惹惱了中共。北京對於美國府、會之間的互動和國內 輿論的壓力認識不深，因此當柯林頓政府更改決定允許李登輝訪美 時，中共領導人認為這是背信的舉動。77此外，在 1992 年美國總統 布希(George Bush)決定出售 150 架 F-16 戰機給臺灣，北京視之為違 反 1982 年的中美《八一七公報》中美國減少對臺軍售的協議；接著 1994年柯林頓政府對臺政策的檢討報告，又小幅度放寬美方官員在臺 灣洽公的規定；加以這次華盛頓改變心意讓李登輝訪美，使北京認知 到美國的對臺政策有可能演變為鼓勵臺灣追求獨立，於是必須有所回 應。78 中共致力於維持「一個中國」，強調國家主權的統一與重要性， 以維護其政權的合法性，79因此對臺灣與美國的政治發展做出強烈的回 應。雖然臺灣隨著民主化的發展，脫離中國獨立的意識逐漸抬頭；但 是相對地，中共在冷戰後馬列主義的意識形態消退，民族主義開始高
(Armonk, NY: M.E. Sharpe, 1998), pp. 72-73 同註 63，頁 67-68。
裘兆琳，〈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臺海危機：華府、北京與臺北之決策失誤 檢討〉，林正義編，《中美關係專題研究：1995-1997》（臺北：中研院歐 美所，1998 年），頁 120-121、133-134。
Garver, Face off, pp. 72-73; Ross,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p. 95.
Allen S. Whiting,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漲，成為政權繼續維持統治的支柱，因而也無法容忍「一個中國」的 現狀被挑戰。80只要臺灣不宣布獨立，北京就可以維持「一個中國」的 心理認知，因此以武力來嚇阻臺灣獨立，並且防止美國支持臺獨。81因 為中共認為必須訴諸強硬的手段來釋放出明確訊息，讓美國與臺灣雙 方面都明白改變現狀必須要付出高昂的代價，所以 1995-1996 年的飛 彈與軍事演習，即是中共為了要維持現狀所採取的作為。
三、嚇阻戰略
假設 2：中共的國防政策屬於防禦性的，因此其戰略會以嚇阻為主，避 免使用武力直接與敵人衝突。 為了維持國際上「一個中國」的現狀，中共採取以飛彈與軍事演 習的方式對臺灣進行嚇阻。82正如懷丁(Allen S. Whiting)所言，中共 在這次危機中的行為與過去使用武力的模式相一致，皆帶有預先警告 (early warning for deterrence)、尋求主動(seizure of initiative)、風 險承擔(risk acceptance)與風險控管(risk management)的特色。中共 並沒有採取出其不意的攻擊策略，因為其目的在於不用真正開戰就能同註 72，頁 68；關於臺灣民主化產生的民族主義與中共的軍事威脅，請見 Yuan-kang Wa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Security,”
Orbis, Vol. 48, No. 2, Spring 2004, pp. 293-304。 同註 73，頁 290。
Robert S. Ross以「強制外交」一詞取代「威迫」，來解釋中共的軍事行
為，但是他也承認「強制外交」與「嚇阻」兩者之間的分別並不是那麼清 楚，請見註 66，頁 88，特別是原文中註 2；強制外交旨在勸阻對手停止或 改變其行為，但是較不具侵略性，請見 Alexander L. George, “Coercive Diplomacy: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lexander L. George &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1994), p. 7；本文則認為中共的行為屬於嚇阻的 性質，因為除了使用武力外，也強調中共是被動地希望能維持「一個中國」 的現狀。
夠影響敵人的行為。83 中共的嚇阻思維是：藉由使用武力來懲罰敵人，使敵人在將來要 做出違反中共自身利益的行為之前，比較能夠三思而行；84就此次臺海 危機而言，中共認為武力的使用才是避免戰爭發生的方式。85因為北京 領導人的邏輯是：第一，如果臺灣宣布獨立，則將不得不向臺灣開 戰；第二，軍事威脅會減少臺灣宣布獨立的可能性；第三，所以採取 軍事威脅就降低了戰爭的可能性。因而在演習期間，共軍曾命令軍機 越過海峽中線，破壞了兩岸行之多年的默契，給臺灣帶來戰爭的壓 力。這種戰爭邊緣(brinkmanship)的策略，一來是要向臺灣證明戰爭的 真實迫切性，二來又是為了要避免戰爭的真正發生。其實北京所要傳 遞的嚇阻訊息是－－不要逼我們動武；86一旦臺灣宣布獨立，就要遭受 到軍事攻擊的報復。 從另一方面來說，也是為了要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所以中共才 採取嚇阻的方式遏止臺灣宣布獨立。北京相信若是兩岸發生衝突，美 國最終還是會介入，而中共目前最需要的是穩定的國際環境，以發展 自身的經濟建設與國防現代化，因而無法承受與美國開戰所必須付出 的高昂代價。是故，中共不會以武力統一臺灣，但可以藉由嚇阻的方 式防止其獨立；在現狀對其有利的情形下，中共認為只要對臺灣的嚇 阻沒有失效，就可以避免與美國開戰而達到統一的目的。87 然而，有沒有可能中共軍事演習的目的並非是嚇阻，而是為了要
Whiting, “China’s Use of Force,” p. 124; Garver, Face off, pp. 105-106. 同註 47，頁 56。
同註 63，頁 63；Qimao Chen,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Cause, Scenarios, and Solutions,” in Suisheng Zhao, 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NY: Routledge, 1999), p. 135。 同註 73，頁 300-301。
攻打臺灣呢？首先，在整個危機過程中，中共從未動員過攻臺所需要 的足夠兵力，由此可知北京只是希望能以強硬的軍事手段表達對李登 輝的不滿、遏阻臺灣走向獨立，並非有意要發動戰爭。88其次，事後證 明解放軍並沒有攻打臺灣，這並非由於美國派遣了兩艘航空母艦而使 中共打退堂鼓，因為當美國宣布派遣航空母艦前往臺灣附近的海域 後，中共反而不甘示弱地進行了另外兩次軍事演習；89美國早就根據情 報研判共軍不會進犯臺灣，但是為了要確保對區域盟友安全承諾的可 信度(credibility)，以及展現臺灣問題必須和平解決的決心，還是做出 了派遣航空母艦的決定。90最後，中共除了軍事方面的自我抑制外，也 透過外交途徑向美國透露不會犯臺的意圖，也就是採取了昂貴信號的 作法。
四、昂貴信號的作法
假設 3：為了表示其防禦性、維持現狀或者是合作的意圖，中共會採取 昂貴信號的作法，以避免被其他國家所誤解。 中共為了維持臺海兩岸的現狀，採取嚇阻的策略，以防止臺灣宣 布獨立及美國支持臺獨，其實中共並不希望真正的開戰。然而，中共 要如何避免萬一情勢失控、擦槍走火，使兩岸，甚至美國都捲入戰爭 中呢？是以中共採取了昂貴信號的作法，展現旨在嚇阻而非攻打臺灣 的意圖；因為一旦違反這些作法的話，中共將會付出高昂的代價。在 危機期間中共採取的昂貴信號有：第一，北京在每次進行飛彈與軍事 演習前，都會事先公布演習的時間與地點，尤其警告相關國家的飛機 及船隻避免進入飛彈試射的區域，這樣的舉動即是信心建立措施中的同註 63，頁 104；Denny Roy,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Survival, Vol. 42, No. 1, Spring 2000, p. 80。
同註 63，頁 106-107。 同註 66，頁 108-109。
「透明化措施」(transparency measures)，91以降低國際上的緊張與猜 忌。 第二，共軍採取一連串自我抑制的行為。例如根據情報單位及報 導的消息，共軍於 1996 年 3 月試射在臺灣附近的飛彈並沒有裝填彈 藥；此外，雖然共軍的軍機曾挑釁性地越過臺灣海峽中線，但卻沒有 接近臺灣；92再者，中共並沒有動員攻臺所需的大規模兵力、啟動空中 優勢的戰機、派出船艦封鎖臺灣海峽，甚至共軍也沒有用雷達鎖定美 國的戰艦。93中共這種風險控管的自制行為，目的即在預防臺海之間的 擦槍走火，同時也要防止與美國發生衝突。94然而，共軍事先告知軍事 活動和自我抑制的行為，已使其喪失先發制人、攻擊臺灣的優勢。若 中共真的決定攻打臺灣或一旦情勢失控導致臺海戰爭，則解放軍將會 由於未動員足夠的兵力及臺灣已有所防備，而喪失先機，提高戰敗的 風險。 第三，中共透過許多不同的外交管道，對美國保證不會攻擊臺 灣。1996 年 2 月，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得知中共並沒有進攻臺灣的準備； 中共的外交官員也與美國的官員舉行一系列密集的會議，向華盛頓說 明軍事演習在時間、規模與地點的有限性，保證共軍不會進攻臺灣， 同時敦促美國不要插手兩岸爭端。95最明顯的例子是在 3 月 7 日，共軍 透明化措施是鼓勵潛在的敵對國家更大幅度地公開他們的軍事能力與活動， 以建立彼此的信任，其方式包括軍事演習或活動的情報交換、溝通、事先告 知與邀請觀察，請見 Pederson & Weeks,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pp. 84-85, 90-93。
同註 59，頁 123。 同註 63，頁 109。
中共在第一次臺海危機時也避免與美國發生衝突，其目的是在探究美國對臺 灣防衛的承諾，請見註 59，頁 109-110。
Suisheng Zhao, “Military Coercion and Peaceful Offence: Beijing’s Strategy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Pacific Affairs, Vol.
進行飛彈演習之前，美國國防部長裴利、國務卿克里斯多福及國家安 全顧問雷克，與中共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劉華秋在國務院舉行會 談，彼此坦率地交換了意見。96中美雙方的高層在此次危機中仍保持溝 通管道的暢通，把彼此產生誤會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中共的用意是向美國保證不會犯臺，以換取美國對其威嚇臺灣的 坐視不管。然而，中共對美的承諾本身即承擔了一定的風險，因為若 不遵守諾言而攻打臺灣，除了危害自身的信譽外，也將違背了美國 「一個中國」政策中和平解決臺灣問題的主張，97損及了美國的國家利 益與對區域盟友安全承諾的可信度，引爆中美衝突的危險。是故，美 國最終派遣兩艘航空母艦的決定，即是維持區域穩定與國家利益的展 現。
伍、結論
隨著冷戰後中國大陸國力的崛起，評估中國大陸對國際安全的影 響成為國際政治學界關注的課題。然而，傳統現實主義的解釋能力有 所不足，因此本文提出守勢現實主義的理論，並論證守勢現實主義能 夠有效地解釋冷戰後中共的國家安全政策，以作為研究冷戰後中共國 際關係理論的參考架構。 守勢現實主義不認為國際政治是霍布斯式的，競爭與衝突並非常 態；由於權力平衡法則的運作，侵略國往往會受到其他國家制衡，因 此守勢現實主義認為國際結構是良性的、安全是充足的，以及合作是 72, No. 4, Winter 1999/2000, p. 511.關於此次會談的經過，請見 Ashton B. Carter & William J. Perry,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1999), pp. 92-97。
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於危機期間再度重申這樣的主張，請見註 63，頁 103-104。
可能的。所以，守勢現實主義主張：第一，國家確保安全的最佳方式 是採取防禦性或維持現狀的策略；第二，防禦性的現狀國會採取嚇阻 的戰略；第三，現狀國會採取「昂貴信號」的作法透露其安全與合作 的意圖。本文檢視 1995-1996 年臺海危機的個案，可知此次危機發生 的原因，主要是中共為了要維持「一個中國」的現狀，採取軍事嚇阻 的策略，以遏止臺灣宣布獨立，並試圖改變美國的對臺政策；於是從 1995年 7 月到 1996 年 3 月，中共進行了一系列的飛彈試射與軍事演習 的活動，對臺灣施以「戰爭邊緣」的威脅。然而，中共並不想真正地 發動戰爭攻打臺灣，以避免直接與美國開戰；為了展現旨在嚇阻而非 真要攻臺的意圖，中共對美國採取了昂貴信號的作法，除了軍事活動 的事先告知、自我抑制外，還不斷地透過外交部跟美國保證不會進攻 臺灣，保持彼此溝通管道的暢通。是故，本文的研究假設，從中共在 此次臺海危機的政策作為中得到了驗證，證明了冷戰後中共的安全政 策符合守勢現實主義的論點，也說明了守勢現實主義在理論解釋上的 優越性。 中共是目前臺灣國家安全最大的威脅來源，因此了解其國家認知 與安全政策的關係，有助於決策者思考未來的因應之道。本文以守勢 現實主義論證出中共是一個追求自我防禦的國家，其安全政策是屬於 防禦性的。因為對中共而言，維持一個有利於國內經濟發展的穩定國 際環境與周邊安全，是最高的政策指導原則；因此，軍事武力是其訴 諸於防止主權與領土受到外來威脅的最後手段，而非增進影響力的工 具。98所以，臺灣在面對對岸的武力威脅時，可以有更深一層的認知， 而有助於因應政策的制訂。然而，本文並非認為採取防禦性安全政策 的中共，在未來並不會攻打臺灣；主要還是從認知與國內因素來考 量，如果中共領導人認為臺灣問題會影響其政權合法性，或是認知的
Bonnie S. Glaser, “China’s Security Perception: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攻守平衡向攻擊的一方傾斜，則中共就有可能攻打臺灣。
（收件：2005 年 3 月 2 日，修正：2005 年 4 月 1 日，採用：2005 年 4 月 10 日）
參考文獻
中文部分
專書論文 裘兆琳，1998。〈一九九五～一九九六年臺海危機：華府、北京與臺 北 之 決 策 失 誤 檢 討 〉， 林 正 義 編 ，《 中 美 關 係 專 題 研 究 ： 1995-1997》。臺北：中研院歐美所。頁 99-144。 期刊論文 陳偉華，2001/4。〈傳統嚇阻在理論上的辯證〉，《戰略與國際研 究》，第 3 卷第 2 期，頁 153-175。 鄭端耀，2003/3-4。〈國際關係攻勢與守勢現實主義理論爭辯之評 析〉，《問題與研究》，第 42 卷第 2 期，頁 1-21。 報紙 〈美將明確警告中共 勿升高臺海情勢〉，《中央日報》，1996 年 2 月 6日，版 3。英文部分
專書Buzan, Barry, 1991. People, State, and Fear: An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1, 2nd edition.
Carter, Ashton B. & William J. Perry, 1999. Preventive Defense: A
New Security Strategy for America,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Dougherty, James E. & Robert L. Pfaltzgraff, Jr., 2001. Contending
5th edition, NY: Longman.
Garver, John W., 1997. Face off: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George, Alexander L. & Richard Smoke, 1974, Deterrence i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eory and Practic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Jervis, Robert, 1976. Perception and Misperception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rasner, Stephen, 1985. Structural Conflict, Berkel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Mearsheimer, John J., 2001.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Y: W. W. Norton.
Morgan, Patrick M., 1977. Deterrence: A Conceptual Analysis, Beverly Hills, Calif.: Sage Publications.
Morgenthau, Hans J., 1978.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5th edition, NY: Knopf.
Organski, A. F. K. & Jacek Kugler, 1980. The War Ledger,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Posen, Barry R., 1984. The Sources of Military Doctrine: France,
Britain, and Germany between the World Wa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Powell, Robert, 1999. In the Shadow of Power: States and Strategie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Quester, George H., 1977. Offense and Defense i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NY: John Wiley & Sons.
Santa Monica, Calif.: Rand.
Snyder, Glenn H., 1961. Deterrence and Defense: Toward a Theory
of National Secu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Jack, 1991.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Stinchcombe, Arthur L., 1987. Constructing Social Theori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an Evera, Stephen, 1997. Guide to Methods for Students of Political
Sc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Van Evera, Stephen, 1999. Cause of War: Power and the Roots of
Confli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 Stephen M., 1987. The Origins of Alliances,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the War: A Theoretical
Analysis,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ss.: Addison-Wesley.
Yaniv, Avner, 1987. Deterrence without the Bomb: The Politics of
Israeli Strategy, Lexington, Mass.: Lexington Books.
Zhao, Quansheng, 1996. Interpreting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Micro-Macro Linkage Approac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專書論文
Chen, Qimao, 1999.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Cause, Scenarios, and Solutions,” in Suisheng Zhao, ed., Across the Taiwan Strait:
Mainland China, Taiwan, and the 1995-1996 Crisis. NY: Routledge.
pp. 127-159.
Strait: A Political and Military Assessment,” in James R. Lilley & Chuck Downs, eds., Crisis in the Taiwan Strai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pp. 167-216.
George, Alexander L. & Timothy J. McKeown, 1985. “Case Studies and Theories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 Making,” in Robert F. Coulam & Richard A. Smith, eds., Advances i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in Organizations Vol. 2. Greenwich, Connecticut:
JAI Press. pp. 21-58.
George, Alexander L., 1994. “Coercive Diplomacy: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in Alexander L. George & William E. Simons, ed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 7-12.
Grieco, Joseph M., 1993.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Limits of Neoliberal Institutionalism and the Future of Realist Theory,” in David A. Baldwin, ed.,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 The Contemporary Debate.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p. 301-338.
Grieco, Joseph M., 1997. “Realist International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Michael W. Doyle & G. John Ikenberry, eds., New Thinking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 163-201.
Johnston, Alastair Iain, 1998. “International Structures an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Faces the New Millennium. 4th edition.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 pp. 55-90.
Kim, Samuel S., 1998. “Chinese Foreign Polic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in Samuel S. Kim, ed., China and the World: Chinese
Colo.: Westview Press. pp. 3-33.
Lynn-Jones, Sean M. & Steven E. Miller, 1995. “Preface,” in Michael E. Brown, Sean M. Lynn-Jones, & Steven E. Miller, eds., The
Perils of Anarchy: Contempora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pp. ix-xxi.
Pederson, M. Susan & Stanley Weeks, 1995. “A Survey of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Building Measures,” in Ralph A. Cossa, ed., Asia
Pacific Confidence and Security Measures. Washington, DC: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pp. 83-105. Sutter, Robert G., 1998. “Domestic Politics and the
U.S.-China-Taiwan Triangle: The 1995-1996 U.S.-China-Taiwan Strait Conflict and Its Aftermath,” in Robert S. Ross, ed., After the Cold War: Domestic
Factors and U.S.-China Relations. Armonk, NY: M.E. Sharpe.
pp. 70-106.
Waltz, Kenneth N., 1991. “Realist Thought and Neorealist Theory,” in C. P. Kindleberger, ed., The Evolution of Theor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 pp. 21-38.
期刊論文
Fearon, James D., 1995/Summer.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3, pp. 379-414.
Gilpin, Robert, 1984/Spring. “The Richness of the Tradition of Political Realis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38, No. 2, pp. 287-304.
Gilpin, Robert, 1996/Spring. “No One Loves a Political Realism,”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pp. 3-26.
Glaser, Bonnie S., 1993/3. “China’s Security Perception: Interests and Ambitions,” Asian Survey, Vol. 33, No. 3, pp. 252-271.
Glaser, Charles L., 1992/7. “Political Consequences of Military Strategy: Expanding and Refining the Spiral and Deterrence Models,” World Politics, Vol. 44, No. 4, pp. 497-538.
Glaser, Charles L., 1994/Winter. “Realists as Optimists: Cooperation as Self-Help,”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9, No. 3, pp. 50-90. Goldstein, Avery, 1997/Winter. “Great Expectations: Interpreting China’s Arrival,”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3, pp. 36-73. Herz, John H., 1950/1. “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5, No. 2, pp. 157-180.
Hopf, Ted, 1991/6. “Polarity,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War,”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5, No. 2, pp. 475-493.
Jervis, Robert, 1978/1.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30, No. 2, pp. 167-214.
Jervis, Robert, 1979/1. “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 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pp. 289-324.
Jervis, Robert, 1999/Summer. “Realism, Neoliberalism, and Cooperati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4, No. 1, pp. 42-63.
Johnston, Alastair Iain, 2003/Spring. “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4, pp. 5-56.
Kydd, Andrew, 1997/Autumn. “Sheep in Sheep’s Clothing: Why Security Seekers Do not Fight Each Other,” Security Studies, Vol. 7, No. 1, pp. 114-154.
Levy, Jack S., 1984/6. “The Offensive/Defensive Balance of Military Technology: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Analy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28, No. 2, pp. 219-238.
Lieber, Keir A., 2000/Summer. “Grasping the Technological Peace: The Offense-Defense Balance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oss, Robert S., 2000/Fall. “The 1995-96 Taiwan Strait Confrontation: Coercion, Credibility, and the Use of For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pp. 87-123.
Ross, Robert S., 2002/Fall. “Navigating the Taiwan Strait: Deterrence, Escalation Dominance, and the US-China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7, No. 2, pp. 48-58.
Roy, Denny, 2000/Spring. “Tensions in the Taiwan Strait,” Survival, Vol. 42, No. 1, pp. 76-96.
Schweller, Randall L., 1996/Spring. “Neorealism’s Status-Quo Bias: What Security Dilemma?”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pp. 90-121. Spirtas, Michael, 1996/Spring. “A House Divided: The Tragedy and Evil in Realist Theory,” Security Studies, Vol. 5, No. 3, pp. 385-423. Taliaferro, Jeffery W., 2000/Winter. “Security Seeking under Anarchy: Defensive Realism Revisit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3, pp. 128-161.
Walt, Stephen M., 1985/Spring. “Alliance Formation and the Balance of World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9, No. 4, pp. 208-248. Walt, Stephen M., 1991/6. “The Renaissance of Security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35, No. 2, pp. 211-239.
Wang, Yuan-kang, 2004/3.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Rise of China,”
Issues & Studies, Vol. 40, No. 1, pp. 173-201.
Wang, Yuan-kang, 2004/Spring. “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Cross-strait Security,” Orbis, Vol. 48, No. 2, pp. 293-304.
Whiting, Allen S., 1995/6. “Chinese Nation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after Deng,” China Quarterly, No. 142, pp. 297-316.
Whiting, Allen S., 2001/Fall. “China’s Use of Force, 1950-1996, and Taiwa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6, No. 2, pp. 103-131. You, Ji, 1997/3. “Making Sense of War Games in the Taiwan Strait,”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6, No. 15, pp. 287-305.
Zhao, Suisheng, 1999/Winter. “Military Coercion and Peaceful Offence: Beijing’s Strategy of National Reunification with Taiwan,” Pacific
Affairs, Vol. 72, No. 4, pp. 495-512.
學位論文
Fearon, James D., 1992, “Threat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rises,” Di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PRC
Post-Cold War Security Policy
Nien-chung Chang Liao
(Master, Graduate Institute of East Asia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Abstract
From defensive realism theory, this article infers status-quo policy, deterrence strategy, and costly signals to estimate PRC Post-Cold War security policy. Empirically,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ase of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and concludes that: first, China engages status-quo foreign policy to maintain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second, China’s defense policy emphasizes on deterrence strategy; third, China adopts costly signals to unfold its defensive, status-quo, or cooperative intention.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therefore, Post-Cold War China is a self-preserving state with defensive security policy.
Keywords: 1995-96 Taiwan Strait Crisis, PRC, Defensive Realism, Security Policy, Post-Cold Wa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