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原則」還是「入境隨俗」:情境與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效果

國立臺灣問j 1趣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 教育心理學報， 2012 ， 44 卷， 2 期， 229-252 頁

「堅守原則」還是「入境隨俗」:情境與

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

互作用效果*

余-q島

國防大學 政治學研究所 本研究以兩個子研究探討影響道德疏離的情境及其背後機制。研究一 (N= 194) 以問卷操弄「情 境 J' 並測量受試者之「軍事社會化」及「道德疏離」的程度。結果發現在戰時情境下，軍事社 會化程度愈高，道德疏離愈高;但在平時|育境下，軍事社會化程度愈高，道德疏離程度愈低。 研究二 (N= 19 7) 進一步探討此一現象之內在機制，結果顯示在戰時情境個體傾向以結果論 做為道德、判斷的基礎，在平時情境則傾向以義務論做為道德判斷的基礎。整體而言，本研究顯 示-軍事社會化程度和情境對道德疏離有交互作用效果，且此種效果是由於道德判斷的差異所 引起，在戰時情境下軍校生以結果論做為道德判斷的基礎，因此有較強的道德疏離傾向.在平 時的情境下則回歸以義務論為原則的道德判斷，因此道德疏離傾向較弱。 關鏈詞:情境、道德判斷、道德疏離 子日: I 回也，其心三月不遠仁，其餘則日月至焉而已矣 J (雍也﹒第五)顏回是孔子三千弟 子當中少數被公開讚揚的門徒，堪稱孔門當中的模範生，然而這樣循規蹈矩的德行楷模，仍舊只 能做到三個月內不違背仁道，而其他人能做到十天半月不違犯道德就很不錯了。可見道德理論與 實踐之間存在著非常大的鴻溝，凸顯了不道德行為在道德研究中的重要性。儘管如此，不道德行 為在社會科學的研究上並不算是主流，也比較缺乏系統性的研究。其中 Bandura

(

1986) 所提出「道 德疏離 J

(moral

disengagement) 是近幾年少數探討不道德行為的重要理論之一。他認為當個人預 •1 感謝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提供專題研究(NSC100-2410-H-606-006-MY2)經費補助，並感謝三位匿名審查委員的 意見，以及顏志龍副教授在本文寫作與修改過程中的建議。初稿曾經發表於 r 99 年度國科會教育學門教育行政 與政策、師資培育領域專題計盟成果發表會」。本文若有任何疏漏之處，筒，自作者負責。 2 本文通訊方式

yuimingrw@gmai1.com

· 230 . 教育心理學報 期不道德的行為可以找到合理化藉口，個體就可能脫離良知的規範，做出不道德的行為。雖然個 體在良知的監控下會「自我調節 J (sel 仁regulation) 外在行為，使之舉止得宜。然而，一旦道德、疏 離被啟動就會阻礙良知的運作，出現不道德行為，即使是那些不同流俗、晴室不欺的有德之士， 也會在此心理因素作用下，做出有違良知的行為(

Coleman

,

2005

)。 過去關於道德疏離的研究，均將焦點投諸於道德疏離與不道德行為之間的關聯，忽略道德疏 離對遂行某些工作上的效用(Ba吋ura， 1999) 。毫無疑問，學校或職業道德教育對個體道德發展有 其正面的影響，但卻忽略這些社會化的道德內涵，在不同的情境下也可能產生負面的效應(0鯽，

2005

)。在以往的研究的確發現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尤其是在職業社會化的過程當中往往基 於職業或工作環境上的需要，灌輸特定的職業倫理，目的在藉由這些職業倫理抑止良知對於執業

過程中的干擾(

Cohrs

&

Moschner

,

2002

)。例如，刑場的創子手或戰場上的軍人。雖然他們擁有法

定的殺人權，但執行任務後仍難以逃脫良心的譴責。因此，必須藉由道德疏離等手段，前，緩遂行

任務後的道德、壓力(

Beu

& Buckley

,

2004; NHK

,

20 I0

)。而這些職業道德所引導的道德疏離，常常

伴隨著不同的情境出現，是研究道德疏離的重要線索。然而，以往的研究卻常常忽略情境及社會 化，在道德疏離研究中所扮演的角色。因此，研究一，即是探討情境及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 影響。 其次，如果惰，境及社會化是引發道德疏離的重要因素，那麼是什麼因素導致道德思考焦點的 轉移?會不會是在社會化過程中，傳遞了不同的道德價值，使得個體在不同的情境採取不同的道德、 價值，進而引發不同的道德判斷。以往的研究認為軍人戰場的暴力行為是由於道德、疏離所引發， 但這背後似乎隱含著結果論倫理，也就是說，結果論倫理才是引導戰場的暴力行為主要動力。有 很多研究顯示，軍事社會化有助於強化戰場上的結果論的偷理f償買值(付Fran一.ke 化的歷程，可能轉移 7 軍人在戰場上的道德價值，從一股性義務論的倫理思考模式，轉向結果論 思考模式;道德疏離的產生可能和不同情境下的道德判斷有關，在平時軍事成員傾向以義務論做 為道德判斷的基礎，在戰時則傾向以結果論做為道德判斷的基礎，去合理化戰時的殺戮行為。研 究二，即是探討情境所造成的道德疏離效果，是否是由於不同的道德判斷基礎(義務論、結果論) 所致。 傳統上道德研究存在著兩個互不相涉的研究社群。道德心理學著重於行為質然面的分析，道 德哲學則關注應然面上的哲學思辨。過去兩者互不相涉，並無交集。近來國外學者開始出現整合 應然的哲學思辦於質然的心理研究當中，企圓彌補以往研究上的缺口，探討應然的道德原則對個 體行為的影響 (Greene， Sommervil 峙，

N

ystro

ll1,

Darl 句，

& Cohen

,

200 I

)。本研究延緻這樣的研究旨 趣，探討情境與職業價值觀的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並進一步的深入探究道德疏離與自我調 節背後是否潛存著某種特定的道德判斷。準此，本文藉由道德疏離的研究典範，探討不同情境對 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並進一步探究情境背後潛在的道德價值，以下即對道德、疏離 的涵意及對影響道德疏離的原因進行討論，並提出研究假設俾以考驗之。 一、道德疏離之內涵

Bandura ( 1986

)從認知失調的角度提出道德疏離的概念，用以說明個體如何經由特定的認知 傾向，合理化自己的行為，使個體不會因為做了不道德行為而產生內疚與自責 (Bandura， 1998) 。 根據 Bandura 的理論觀點，大多數人受內、外環境影響，建構起個體的道德標準'個體會依據自 身所建立的道德價值進行自我調節，引導個體從事符合社會規範與內在良知的道德行為，抑制暴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 231 .

力或反社會行為的出現。尤其當個體預期行為結果，明顯違反社會規範或道德良知，行為就會被 內在良知嚴格的禁止或約束。但是，如果行為結果與行為之間的因果關係可以脫離，那麼自我調 節機制將暫時失去約制作用，從而導致道德疏離的出現。 Bandura 認為透過「道德疏離機制」

(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可以用改變認知的方式，來為不道德的行為或想法作辯

護，以避免自我譴責或外在的處分。也就是說，當個體預期運用道德疏離策略可以對不道德的行

為加以合理化，就可能出現暫時性的脫道德行為(Aquino

&

Reed

,

2007; McAlister

,

Bandura

, &

Ow凹，

2006) 。根據 Bandura 分析，道德疏離心理機制共有八種不同的形態。

(一)道德辯解(

Moral Justification)

Bandura (

1999) 表示如果該受譴責的行為經過重新解釋成為很榮耀的事情，應受譴責的行為

被描述成服務於道德目的，就能夠被個人和社會所接受。例如非法拷打犯人，目的是為了獲得足

以保護國民的情報( Barton巴，

2008)

，使他們對於暴力行為幾乎沒有什麼罪惡感，甚至有一種自豪

感 (Bandura， 1986) 。這種以脫罪的方式，將暴力賦予社會可以接受的道德目標(

Osofsky

,

Bandura

,

&

Zimbardo

,

2005)

，即為道德辯解。 (二)文過飾非(

Euphemistic Labeling)

Lutz (

1987) 研究發現，以委婉的言語掩飾應受譴責的暴行，借助冠冕堂皇的說詞，賦予行為 高尚的地位，有助於減輕個人的道德負擔。這種掩蓋質事的表述形式，把有害行為說成有利行為

(Gambino

,

1973) 。藉由改變令人厭惡活動的特殊隱喻，運用語言把這種推託的功能進一步發揮

( Bandura

,

2002

)。 (三)優勢比較(

Advantageous Comparison)

個體行為適切與否，有時候取決於比較對象(

Bandura

,

2002

)。如果我們的暴力行為與更凶殘 的行為比較，則顯得微不足道，甚至仁慈。例如越戰及美伊戰爭是為了解救及制止共產主義和海 珊的暴行( Brownl間， 2004;

Bush

,

2010) 。這種自我解脫的說法，不僅能消除個人內心的愧疚，而 且通過傷害行為獲得自我強化，曾經在道德上無法接受的行為，最後轉變成了個人自豪的泉源。 (四)責任推託 (Displacement

ofResponsibility)

「責任推託」使得道德良知無法對行為進行有效的約束。若某機構需要對決策負責時，該機 關或個人就會設法將責任模糊，使個人及機關盡量不要與其行為後果相闕，不然就是將責任推卸 為上級授意的結果。根據Milgram (2004) 研究，權威性愈高愈真有合法性，命令亦愈真強制性， 人們就越願蔥、服從他們的指令，讓服從不道德指令變得理所當然。 (五)責任分散

(Diffusing ofResponsibility)

工業社會專業分工的組織結構，使得很多工作需要多人合作共同完成。分工合作的結果，責 任通過勞務分擔而分散，也使得個別工作看似無害。Kelman (1973) 認為當分工愈精細，對於工 作結果的專注力將會轉移到局部的工作細節上，意味著責任分搶具合理性。換言之，當我們愈忽 視集體行為所造成的危害，就愈不在乎集體行為中的個人決策及影響，使得這些行為在集體行為 外衣的保護下，更真破壞性。

(六)忽視或扭曲後果(

Disregard or Distortion of Consequences)

扭曲個人的行動與其行動的後果之間的聯繫，把暴力行動和無辜百姓之死歸咎於受害者或宣 稱是環境造成 (Bandura， 1999) 。而當個人必須獨自面對行動後果，通常以淡化傷害行為或避免面

. 232 .

教育心理學報 對的方式對應。 Tilker

(

1970) 認為大量遠程發射的精確武器，使行為人遠離他們所造成的不幸， 感受不到行為後果，當加害者感受不到別人的痛苦或造成的危害，道德的約束力量也會變得薄弱。

(七)非人性化(

Dehumanization)

Levi

(1989) 在訪談納粹集中營時，指揮官以猶太人不是人是物品，不需要以人的方式對待為 由，為自己的暴行辯解，並認為將受害者送入毒氣室，則是為了減少掩埋的負擔。Milgram

(2004)

的實驗也證明.r 非人性化」會減低行為者的道德感，強化不道德行為的出現。所以，不把無辜者 視為像自己一樣是人，則對他們使用暴力便比較容易。當把受害者視為豬狗不如等等，那麼打擊 受害者的殘忍J性就可以被轉化(

Bandura

,

2002

)。 (八)譴責歸因(

Attribution of Blame)

「錯誤都是別人造成的，我只不過是盡我自己的本分J ， r 都是對方先... ，我才會」，「要不是 他... ，我也不會...J

(Corrinon

,

Long

,

&

Smith

,

2009)

，犯罪者通常會把錯誤的責任歸究於別人，所 以犯罪者所採取的行動，是基於自我防衛，受害者是咎由自取，因此犯罪行為情有可原。

根據 Ba吋ura

(

1986) 及後續學者的研究發現， r 道德疏離」與暴力等不道德行為有密切之關

聯，是預測不道德行為出現的重要指標，當個人受到外在環境或內心知覺的影響，便有可能產生

道德疏離的心理機制，使得個體擺脫內在良知譴責及外在的社會責任(如 Paciello， Fi血，

Tramontano

,

Lupinetti

,

&

Caprara

,

2008)' 從而誘發偷竊(

LaBeff

,

Clark

,

Haines

,

&

Die凶o仔， 1990) 、作弊(

McCabe

,

1992) 、反社會行為(如 Bandura，

Barbaranelli

,

Caprara

,

&

Pastorelli

,

1996) 、霸、凌(如 Almeida，

Correia

,

&

Marinho

,

2010) 、犯罪(

South

&

Wood

,

2006

)或戰爭(如 McAlister

et a\.

,

2006) 等不道德行為。

早期，道德疏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的驗證與建構上，近來才開始探討影響道德疏離的因 素。初期主要聚焦於性別、年齡及教育程度等個人背景變項 (McAlister

et

泣，

2006; Paciello et a

I.,

2008)

.後進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的深入探討外在環境對於道德疏離的影響。例如，Osofsky 等人

(2005

)針對獄吏的研究發現，隨著獄吏行刑的案件愈多，其道德疏離感就愈高，而且不管是從 事執行槍決的獄吏，還是從事受害者輔導的獄吏，其道德疏離的程度都會隨著職業生涯的增加而 提升。 Kiriakidis (2008) 研究發現受拘留處分後的少年犯，若無安定住所則會提升個體的道德疏 離感。綜合上述的討論，可以得到相當一致的結論，以往的研究著重於道德疏離對行為的負面影 學，然而它也可能成為個體執行必要之惡時，排除內在道德譴責的手段，這方面的研究仍缺乏相 關文獻的明確論述。 二、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

Bandura (

1986) 認為道德疏離最常出現在軍隊當中，因此不少的道德疏離研究多以軍事情境

為研究場域(如 Aquino

& Reed

,

2007; Bandura

,

2004)

，但他們多專注於研究道德、疏離與暴力等行 為之間的關係'較少探討軍事情境或軍事專業倫理形塑對於道德疏離的影響。軍隊通常藉由軍事 社會化形塑專業倫理，將軍事價值內化於組織成員的內心之中。 不同的職業需要不同的專業倫理，從而形塑不同的職業道德價值觀。然而，有些特殊的職業 道德，卻要求組織成員違背一般道德，去從事社會所賦予的暴力行為。例如，在軍隊的專業倫理 中，強調為求戰爭勝利要不計任何手段與代價，即使犧牲少數人的權益，甚至l生命在所不惜。為 了使這些違反一般道德的暴力行為，被順利的執行，且不受良知的譴責，就必須使用軍事社會化 等管道，灌輸特定的價值觀，強化道德疏離的作用，以排除執行暴力行為時的心理壓力(Taylor

&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 233 .

Baker

,

2007)

0 Aquino 與 Reed (2007) 研究就發現某些特定的職業，為了使工作順利的推行，組

織通常會藉由「重構 J ( restructure) 道德認知，或經由特殊的經驗使員工接受職業規範'從而引發 道德疏離排解內在的道德壓力，以利任務遂行。例如，律師會使用道德疏離機制，促使陪審團判

決嫌疑犯的罪刑 (Cummings，

20 10) ;

Leidner 、 Castano 、 Zaiser 與 Giner-Sorolla

(2

0

10) 研究青少

年暴力事件發現，將同儕的暴力行為視之為正義，是誘發校園霸凌事件不斷發生的主因。余一鳴 與顏志龍(2 011 )的研究則進一步的證明，軍隊為適應戰場上的特殊狀況，施與軍隊成員特殊的 專業倫理，形成異於一般(原生)社會的道德價值，是導致道德疏離的主因。

由於軍隊強調暴力的正當性，往往是導致暴力被合理化的重要因素。根據 Franke(

1997

,

2001)

及 Franke 與 Warnecke (2009)的長期觀察與研究，他們認為軍事教育有助於強化「武士精神」

(warriorism)

，甚至塑造成具「威權主義 J (authoritarianism)及「社會支配傾向 J (soc凶 dominance

orientation)的個體，使他們習慣於使用暴力。 Cohrs 與 Moschner(2002)在科索訣戰爭(Kosovo

War)

的研究中發現，軍事訓練的社會化效應，使得士兵習慣於以武力解決問題，同時在軍事教育的過 程中刻意強調英雄崇拜，讓官兵覺得戰場的暴力行為是英勇的表現。同時由於軍隊強調不計代價

達成任務的價值，很容易導致官兵產生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道德疏離，使戰場上的士兵忽視暴力 行為的負面效應。對於國家而言，軍隊是必要之惡，對於軍人而言，暴力行為的道德化，也就成 7 戰場生存的專業倫理。顯然，軍事觀點的道德內涵不同於一般社會，軍人於戰場上奮勇殺敵即 為道德 (Bar

&

Ben-Ari

,

2005) 。為因應這樣的職業需求，使得軍隊藉由軍事社會化，強化一些戰場

暴力的專業價值。而這些為了適應戰場生存與任務遂行，而形成的專業價值，間接的強化官兵的 道德疏離發生的可能(Bandura，

1986;

McAlis悶， 2006) 。也就是說，軍人在軍事社會化過的程中，漸 漸形成「誓死達成任務」的道德價值，認為保國衛民是軍人的天職，在戰場上衝鋒陷陣奮勇殺敵 才是真英雄，反之，則視為懦夫。總而言之，軍隊所塑造的特殊道德價值，可能直接強化了軍人 的道德疏離(余一鳴、顏志龍， 2011) 。 弔詭的是，軍人既是暴力的運用者又是管理者;由於軍人擁有管理與運用致命武器的權力， 因此被要求要真備更高尚的道德標準，以確保軍事武力被正當的使用( Koen嗨，

1997)

0

Olsthoorn

(2009

)及 Wolfendale (2009) 就認為軍人的專業訓練必須以道德為基礎，否則戰場上的勇氣可能 只是「匹夫之勇J' 或只是不受節制的暴力行為。另一方面，軍人是穿著制服的公民，社會組成的 一份子;因此，軍事專業倫理必須以原生道德為基礎，否則將淪為道德腐敗根源(Toner， 2000) 。 顯見，軍事社會化除了形塑因應軍事需求的戰場倫理之外，也更強調一般社會的道德價值，如， 正直、節制、慎思、勇氣與品德(Toner， 2000) 。因此，從過去的官證研究也發現，軍隊成員的原 生道德，不但沒有受軍事價值的建構而削弱，反而有隨軍事社會化的發展而向上提升，呈現軍事

倫理與基本美德雙軌發展的弔詭現象(

Priest & Beach

,

1998) 。

透過上述歸納，軍事社會化強化了兩套不同的道德價值，一套在於鞏固原生社會的道德價值， 抑制道德疏離，即強化個體的道德自律;另一套則是用於對抗原生社會的道德價值，強化個體的 道德疏離，以減低原生道德對於執行戰場暴力行為的約束。此外，我們還可以從其他職業的工作 內容發現，原生道德對於行為的束縛。例如，刑場上執法的創子手雖然擁有合法的權力，但諸多 的執行死刑的形式與儀式，無非是為了排|辦~\法者內在的道德壓力。叉如日本執行絞刑的規翻中， 創子手與死刑犯完全被隔離在不同空間，死刑犯被蒙上面具，同時由兩個以上執法者分別同時按 鈕啟動絞具，但其中只有一個開關是有效的，讓執法者分不清是誰啟動絞真，用意在於免除行刑 者內心的道德壓力 (NHK， 2010) 。 雖然，法律提供創子手殺人的合法依據，但仍無法免除其內在的道的壓力。為7 解除內心的 道德自責(

Damasio et a!.

,

200 I )

，透過各種程序、結構、儀式與手段，讓創子手弄不清楚誰才是執

· 234 . 教育心理學報 行者，以免除執行死刑時的道德壓力。由此可見，原生的道德對人們有很大的影響力。「殺人不對」 與「在某些，情況下殺人是對的 J '此二種道德標準難以並行不悸，否則創子手不會有罪惡感，也不 需要上述的制度、儀式來減緩其道德、壓力。同理可證，軍事社會化強化的戰場專業倫理，即在化 解士兵因執行殺戮任務時的心理壓力，例如，強調保國衛民是軍人的天職，殺敵是英勇的行為， 這種「以殺人來救國」的理撮，以減輕良知對戰場暴力行為的束縛，以減低戰場道德壓力，甚至 對個人心智的危害(

Taylor

& Baker

,

2007) 。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軍隊在形塑軍事專業的過程，進行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灌輸，一方面希 望藉由強化軍人的道德疏離，使之適應戰場暴力的工作環境，另一方面要求軍人展現高度的自制 力，以抵抗道德疏離的產生，將暴力運用於可控制的範圍之內。就 Bandura

(

1986) 的觀點而言， 前者在於強化道德疏離，後者在於對抗道德疏離的產生，那麼經由軍事社會化之後，到底會提升 個體內在的道德自我調節能力，還是產生全面的道德疏離?或者是兼而有之? 三、軍事社會化、情境與道德疏離

Ross (

1977) 認為，部份心理學的研究低估了情境對個體的影響，同時高估人格對行為的控

制。情境對於個體道德行為的影響，可能超過人們的預期 (Aquino，

Freeman

,

Reed Ii

,

Lim

,

&

Fel阱， 2009) 。例如，順服權威者(

Obedience to

authority) 的不道德命令，去傷害毫不相干的人 (Milgram ，

2004)

:別人有難時，袖手旁觀(

Darley

&

Latane

,

1968)

;即使是道德情操高尚的修士，也可能因

為時間壓力，而對急難者視而不見(

Latane

&

Darley

,

1968) ;

r 監獄宜。驗 J

(Interpersonal dynamics in

a simulated

prison)更具體的陳述，情境對品格的影響，己改女變個人的道德行為(他Bam閻Zl山Z剖i

&

Mova油he吋di ，

i叩97乃5) 0。由此可見，情境會削弱道德規範對個體的影響力 (0加OrtS叫s丸， 2劫O∞02幻)0 S釗traw附son (ω20∞08的)與 D伽Ort川

s

及 Murphy (ω20∞07η) 認爵當個體深陷某種{情育境，↑情育境限制個體思考與理解外在情況的能力，阻礙礙，或

侷限道德推理能力，使得個體隨著情境進入特定道德、空間，形成情境主導道德行為的現象。然而， 在戰場上，惰，境對於個體道德判斷的影響更為嚴重，

Nelkin

(2005) 及 Doris 與 Murph (200 7)研究 戰場士兵發現，在戰場高度壓力的情境當中，侷限了個體認知、回應與道德思考能力(

Guy

,

Danny

,

& George

,

2006;

Tagu恤， 2004 )。這似乎說明軍事情境與道德疏離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

另一方面，戰場的道德價值，並不適用於一般社會情境。 Franke

(

1997) 研究後冷戰時期軍事 社會化對美國西點軍校生的影響發現，軍事社會化形塑英雄崇拜，目的在於強化士兵的戰場適應 適力。但這種專業價值卻讓他們無法適應承平時期的「非戰爭軍事行動 J

(Military Operations Other

Than War

,

MOOTW)

0

Franke (

1997) 認為由於任務性質的轉變，限制了戰士們的交戰規則，讓他

們感到有志難伸。顯見，軍事社會化所形塑的特殊道德價值，只會在特定的職業情境中呈現

(

McAlist缸，

2006 )

0

Baarda

(2007) 的研究也發現，戰爭前後官兵的道德疏離會出現截然不同的轉

變。戰前士兵受指揮官的鼓動及愛國意識影響，驅使他們脫離社會的道德束縛，合法化殺敵行為。

但當他們遠離戰場回歸社會，卻受不了良心的譴責，甚至出現社會適應問題(

Berg et a

I.,

2006; Taylor

& Baker

,

2007

)。由此可見，情境影響軍人的道德疏離，不同情境之下引發不同的道德價值，進而 導致不同程度的道德疏離。 那麼|育境是如何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 Rest

(

1986) 認為道德決策的歷程，首先 透過個體的情境知覺，決定那種行為具有道德的正確性，然後再進行道德選擇，質踐道德、行動。 可見道德行為的適切與否，取決於外在的情境。 Levy 與 Sasso叫evy (2008) 研究以色列士兵發現， 社會對軍人存在兩種不同的道德期待，戰時要求軍人能夠蹺勇善戰，平時則期望能夠安分守己，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 235 .

不同情境下有截然不同的道德期待。由此可見，軍事社會化形塑兩套的道德價值，分別扮演著戰 時或平時的社會期許。當個體知覺到戰時情境就會啟動戰場的道德價值加以應對，平時則以一般 的原生的道德價值。同時受軍事社會化愈深的官兵，價值間的轉換就愈順暢，愈能在不同情境下

扮演好社會期許的角色。換言之，情境就像道德疏離的切換器，當個體身處於戰場|育境道德疏離

就被開啟 (Aquino

& Reed

,

2007; Beu & Buckley

,

2004)

.平時'I育境則被關閉 (Franke， 1997) 。

綜上所述，在以往的研究雖已開始注意到外在環境(軍事社會化)對個體道德疏離的影響， 但卻忽略了情境的關鍵角色，同時根據以往的研究發現，軍隊似乎在不同情境有著截然不同的道 德期許，戰時扮演英勇殺敵的好戰士，而平時則希望是位安分守己的好公民。前曾述及，軍事社 會化強化了兩套不同類型的道德價值，其實是不同情境下的道德期許。那麼軍事社會化對於道德 疏離的影響，便不會是自我調節或全面的道德疏離，而是隨著情境調節出現不同的道德、行為。根 據上述之推導，在不同情境的道德需求下，個體應該會出現不同程度的道德疏離，在戰場情境中， 軍事社會化的程度愈高，道德疏離愈明顯;在一般情境下，則道德疏離的情況愈低。因此，本研 究第一個假設為:

HI:

'情境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戰時，情境中軍校生的道德疏離隨軍事社會化的 程度增加而增加，平時則相反。

研究一

一、受試者 本研究選取國防大學管理學院及空軍軍官學校學生為樣本，以班級為單位進行問卷施測。樣 本數以 G power 套裝軟體估算，效果量(

effect size

d) 設為 .2 .α 值厲的，檢定力 (power) 為 .95

•

所算出的樣本數為 176 .加上預估有效問卷率為 90% .預計樣本數為 l 肘。實際施測總計發出 200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 194 份。一年級生空軍官校 50 人，管理學院的人，四年級 生空軍官校 49 人，管理學院 50 人;男性 (88.7% )的比例高於女性(

1

1.3%)

;年齡介於 18 至 24 歲 (M=

20.9'

SD

= 1. 69); 軍費生( 92.6%) 比例高於自費生(7.4%) ;一般高中畢業者 (84%) 比例高於中正預校畢業者( 16%) 。

二、施測程序與統計分析

由研究者親自到各軍校進行施測，施測時間以學生自習課或輔導課結束前 20 分鐘實施。施測 前進行問卷填答說明，強調施測之目的純作學術研究之用，並保證匿名性，且由學生自由選擇是 否參加施測。此外，告知為了感謝受試者的參與，在問卷填完之後會發予小禮品作為答謝，以提 升作答動機，受試者依序填答軍事社會化量表;平、戰時道德疏離量表及人口變項。問卷施測執 行時間為 98 年上學期。 針對調節效果的驗證(H2) .研究者是依據 Baron

W

Kenny

(1986)的建議，透過階層迴歸分析， 逐次加入控制變項(性別、學校、年級等)、前置變項(軍事社會化)、調節變項(平戰時)及交 互作用項(前置變項與調節變項的相乘)。為避免多元共線性的問題，研究者分別將預測變項與調節 變項預以中心化(cer巾ring)後再相乘。若交互作用項對道德疏離真有顯著的預測效果，即表示調節

· 236 教育心理學報

效果存在。此外，為確定假設與研究結果的方向是否一致，再採 Aiken 、 West 與 Reno (\99\)所建

議之程序，繪製交互作用圖，以利於讀者檢視交互作用的型態。

三、研究工具

(一)軍事社會化

軍事社會化量表主要採用余一鳴(2009 )修編自 Chao 、 OLeary-Kelly 、 Wo1 、 Klein 和 Gamder

(

1994) 的「組織社會化量表 J

(Organization Socialization Scale; OSS)

，共計 34 題。原量表測量 一般組織社會化程度，研究者依軍隊特有的脈絡，將部份的措辭加以改編，而成為測量軍事社會 化的量表。例題如「軍隊的目標也是我個人的目標」、「我瞭解各種軍事符號的意義」。量表採Likert 六點暈尺測量，由「非常不同意」、「不同意」、「部份不同意」、「部份同意」、「同意」到「非常同 意 J '分別給予 l 至 6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軍事社會化之傾向越高。經由本研究內部一致性 分析的結果，量表Cronbach'sα值為 .94 。 (二)平、戰時疏離量表 -要採用|揀怡全 (2009 )編製的服從性主表中違反道德服從之分量表，該量表區分為戰時及 非戰時情境(平時)的測壘，以瞭解受試者在不同情境下，對不道德命令的服從性。本研究針對 分量表內容加以修改精簡，使其內容更符合本研究之需求。此量表包含二種不同情境的道德疏離一 戰時情境和平時情境。戰時.，育境例題如;r 作戰時，當我軍進入敵軍城鎮，為使部隊獲得安全，長 官要求我對敵人民進行攻擊，我會願意配合。」依捧國際戰爭法的規範，即使在戰時也不能對手 無寸鐵的平民發動攻擊，這時長官為了維護部隊的安全，下達攻擊平民。如果愈願意配合者，代 表受試者愈傾向「優勢比較」的疏離心態，維護多數人安全犧牲少數人性命，顯示道德疏離愈高; 之，愈低 (McAlister

et a

I.,

2006) 。平時，情境例題如﹒「當我擔任幕僚去同窗好友單位督導時，好 友要求給他單位高分時，我會願意配合。」由於公平與公正是基本的道德原則，如果因為同學要 求而放水，顯示受試者有「文過飾非」傾向，將放水用來維持同學，情誼，以掩飾自己錯誤的行為， 或「譴責歸因」於別人的要求等，雯，試者愈傾向以此合理化自己的行為，降低從事正當道德行為 的意願，代表其道德疏離愈高;反之，愈低。量表共計 6 題，戰時與平時各三題，同樣採用 Likert 六點量尺測量，由「非常不同意」、「部份不同意」、「部份同意」、「同意」到「非常同意 J' 分別給 予 l 至 6 分。分數越高，表示受試者行為愈真道德疏離傾向。 由於在本研究中，情境(戰時、平時)為受試者內設計，也就是受測者同時受測平時及戰時 量表，為平衡時序所造成的誤差，採受試者間平衡法，隨機選取一半受試者先做戰時、再作平時 分量表，另一半則先完成平時分量表，再完成戰時分量表。經由本研究內部一致性分析的結果， 平時量表 Cronbach'sα 值為 .82 '戰時量表為 .77 。 四、研究結果與討論 為瞭解調節效果的型態，確定 HI 是否得到支持，探討在不同情境下(戰時及平時)的軍校生， 其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之關係，將軍事社會化高於與低於平均數一個標準差的值代入迴歸]:' 中，將軍校生的軍事社會化區分成高低兩組:平均數以上一個標準差為「軍事社會化高分組」、平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 237 . 均數以下一個標準差為「軍事社會化低分組 J' 以預測道德疏離。並將「戰時高度軍事社化」、「戰 時低度軍事社會化」、「平時高度軍事社化」及「平時低度軍事社會化」下的道德疏離的數據繪製 成圖，如圓 1 所示。 以二因子變異數分析及圖 l 顯示: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並無主要效果 ，

F

(1'192) =.788'

p> 肘，情境對於道德疏離則有顯著效果'F

(1' 192)

= 42.78 '

P

<

.001

;戰時的道德疏離高於 平時。此外，軍事社會化及情境對道德疏離之交互作用，達顯著水準 'F

( I '

192)

=242.376'

p<

.001 。 AU

道德疏離

11

。.----....

戰時

﹒-~ 平時

9

•

、﹒

低軍事社會化 高軍事社會化

。

圖 l 平戰時情境對軍事社會化及道德疏離的調節妓果 從統計分析得知，軍事社會化程度對於道德疏離的影響，在不同情境下有所不同。對情境之

單純主要效果分析(simple

main

effect) 顯示，在軍校生雯，高軍事社會化的程度下，不同情境對於道

德疏離有顯著影響力 F

( I '

192)

=

56.0冊 'p

<

.001

'戰時狀況道德疏離的程度 (M=

10.64 '

SD

= 3.67)高於平時 (M=6.69' SD=2.78) 。但對低軍事社會化的軍校生而言，情境因子則無影 響力 F

(I' 192)

= 2.493 ' P

>

.05 。對軍事社會化之單純主要效果分析顯示，在平時情況下，軍 事社會化對於軍校生的道德疏離有顯著效 'F

(1' 192)

=17.444'p<.001' 軍事社會化程度愈 深道德疏離愈低 (

M

= 6.69 ' SD = 2.78)

;反之，則愈高 (M=8.48' SD=3.16)' 在戰時情況下， 軍事社會化對於軍校生的道德疏離有顯著效果F

(I' 192)

=9.678'p<.01' 但其平均值組型與 平時情境相反，軍事社會化程度愈深道德疏離的程度愈高(M=

10.64'

SD=3.06); 反之，則愈低

(M=

9.27 'SD =

3.09) 。表示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會因為情境是戰時或平時，而有所區

5J

U

。 從上述的分析顯示軍事社會化程度愈高的軍校生，在不同情境下道德疏離差異程度愈高，軍 事社會化程度低的學生則無這方面的差別。另一方面，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差異，在不同的 情境下有不同的影響方向;在戰時，軍事社會化程度愈高道德疏離愈高;在平時，軍事社會化程

· 238 . 教育心理學報 度愈高道德疏離愈低。顯示，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有情境上的區別，在戰時情境下軍 事社會化的確會強化軍校生的道德疏離，但在平時狀況下，軍事社會化反而會減緩道德疏離的產 生。此一結果支持了本研究的假設一。

研究二

研究一發現，在軍事社會化過程中，個體被要求要具有較高的道德標準，以確保武力被合法 的使用，卻也同時被訓練成必須具有道德疏離的能力，來確保軍事任務遂行;而情境則在化解此 二個看似衝突的社會化結果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情境(戰時、平時)調節了軍事社會化對道德 疏離的效果。然而是什麼因素使得|育境具有調節效果，存在它背後潛在的影響因素是什麼?研究 二的目的，即是要對此一議題作進一步探討一情境得以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效果的背後機 制為何?。 一、文獻探討 以往的研究認為情境決定道德行為，個體透過對外在情境的倫理察覺，來決定道德行為與內 涵(如 Rest，

1986)

0 Aquino 等人 (2009 )研究指出，情境之所以會影響道德行為，主要在於情壤 限定個體對外在環境的理解，從而侷限了個體的道德思考，當|育情境的轉變，個體的思考焦點也 會隨之改變，進而影響個體的道德選擇。 Ferrell 、 Freaderich 與 Gresham

( 1989

)從道德哲學的觀

點指出，當個深陷某種情境，限制個體從某種特定的道德價值進行思考(結果論與義務論)。因此，

Debasish 、 Timothy 與 Thomas

( 1998

)認為，當個體進入特定的情境當中，情境背後潛在的道德價 值就已經決定道德行為的標準'使得個體不自覺的被限制特定的道德價值下進行思考與判斷。也 就是說，在某些情境下會讓我們傾向認同義務論，而某些情境則傾向結果論。那麼研究一發現的 情境調節效果，會不會是受到結果論或是義務論等潛在價值轉變的影響? 價值是決定行為的是非對錯，道德判斷是道德價值的一種 (Nietzsche ， 2008) 。每個社會或組 織因地理文化與工作性質上的差異，會形成不同的道德價值系統，並透過有形無形的社會化管道， 灌輸這套道德判斷，以滿足職業需求與維持社會的穩定。因此，道德判斷決定什麼是對的行為， 何者為錯誤的行為，它是決定行為道德與否的依據。其中，結果論( teleology)與義務論(

deontology)

是後設倫理學兩個典型的道德判斷，常被運用在各類專業及行政責任的探討(如Weber，

2004

)。其 中結果論的理論焦點在於行為產生的結果來決定道德與否(Mill，

2006)

;而義務論論述的重心在於 強調行為本身就具有道德的內在價值，無須考慮行為的後果(Kant， 2006) 。結果論以行為產生的 效益大小來決定行為的對錯，相對而言，r 義務論者認為有些事情對於一個有道德的人來說，不管 在什麼情形下都不會做，例如殺人或說謊，即使行為可以為群體帶來好處J

(Fried,

1979,

p. 9)

，對 義務論者而言，它仍然是錯誤的行為。也就是說，結果論或義務論提供行為對錯判斷的基礎，是 道德與否的依據。 在以往戰爭與道德疏離的研究中認爵，道德疏離心理有助於引導戰爭行為，不管民泉或軍人

都普遍會產生一種，為了保護多數人可以對敵人甚至於敵方百姓發動攻擊(Aquino

& Reed,

2007;

K呵，

2000; McAlister,

Bandura,

&

Owen,

2000) 。也就是說，道德疏離對於戰爭行為的合理化作用，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239 這種以大多數人利益為考量的道德判斷，即為結果論倫理，有別於原社會的義務論倫理。相對於 義務論的道德判斷，結果論倫理賦予戰場殺戮行為正當性。因此，當軍人在戰場上執行殺戮任務 時，並不是道德疏離直接提供行為合理化的心理基礎，而是結果論倫理提供行為合理化的依據。 軍人在戰場上的合理化機制背後，其實是結果論倫理提供行為的的理據。更精確的說，軍隊的特 殊道德價值會透過社會化等管道，重構結果論倫理做為戰場殺戮的合理性，以克服原生社會所賦 予的義務論對於殺戮行為的道德東服 (Bandura， 1986) 。 職是之故，軍隊在戰時強調不擇手段達成任務與犧牲少數成全多少的價值理哲，實際上可能 是一種以結果論為基礎的倫理判斷 (Maloney，

1981)

，藉由維護多數人利益來掩飾暴力，以尋求行 為的合理化基礎。當個體受軍事社會化影響程度愈高，在戰場情境下愈容易採用結果論倫理的思 考模式，同時經由結果論倫理來舒緩戰場殺戮行為所形成的內心自責與壓力(Mumford， Gessr悶，

Connelly

,

O'Connor

,

&

Clifton

,

1993)

;反之，在一般的情境轉向義務倫論理思考。由上推可知，研

究一發現的情境因素(平、戰時)的調節效果背後潛在的影響因素，可能就是個體在面對不情境 時，採用了不同的道德判斷法則(結果論、義務論)所致。 從以上分析不難瞭解，情境可能會改變個體的道德認知，轉移其道德判斷的焦點，在於一般 狀況下軍校生會以義務論為著眼，但身處於戰場情境當中則將道德、焦點轉移至群體利益的維護， 因而以結果論倫理為著眼。隨著個體軍事社會化程度愈高，他愈、可能依不同情境採用義務論或結 果論的道德判斷原則;研究一發現情境與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很可能是由軍隊形 塑受試者認同戰場情境下的結果論倫理所致。總之，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礎上，更深入地探討情 境和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是否是由於情境造成了不同的道德判斷。 據此，本研究第二個假設為. H2: 情境調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判斷的影響，戰時，情境軍校生以結果論進行道德判斷，平時 則以義務論進行道德判斷。 二、研究設計與實施 (一)受試者 為避免樣本重覆使用，本實驗排除研究一使用過的樣本，從其他圍內剩餘的軍校中選取國防 大學政戰學院及海軍官校一、四年級學生，實施時間為98 年下學期。樣本預估值同前項研究，計 算出樣本大小，約需 176 員。實際施測總計發出200 份問卷，剔除無效問卷，有效問卷為197 。樣 本組成資料，在性別方面.女性10 人( 5%) 、男性 187 人 (95%) ，就讀軍校方面﹒海軍官校學生 94 人( 50.8%) 、國防大學政戰學院的人(49.2%) ，高中類型方面:一般高中畢業為134 人 (68%) 、 中正預校畢業的人(32%) ，軍自費生方面:軍費生188 人 (95 .4% )、自費生 9 人 (4.6%) ，有宗 教信仰 109 人 (55.3%) ，無宗教信仰 88 人 (44.7%) 年齡方面:年齡平均值M=

19.83'

SD

= 1. 66 。 (二)施測程序 主要程序同簣，驗一。雯，試者依序填答道德判斷量表、軍事社會化量表及人口變項。道德判斷 量表為受試者內設計，受試者必須同時完成戰時道德判斷及平時道德判斷，問卷採受試者間平衡， 問卷區分為 A 、 B 兩種問卷 'A 卷先進行戰時情境的道德判斷，再進行平時|育境的道德判斷 'B 卷 順序相反。每班施測 A 及 B 卷的人數各半，且用隨機分配的方式進行，以避免系統性偏誤。

240·

教育心理學報 (三)研究工具 I.軍事社會化﹒ 量表同研究一，

Cronbach'

sα 值為 .91 。 2 道德判斷: 根據 8andura

( 1986

)的觀點，道德、事件是引發道德判斷的重要關鍵。因此，測量主要採用「劇 情式 J (scenarios) 量表，故事的內容涉及道德性的兩難議題。測驗開始時先請安試者閱讀一段道 德困境的故事，然、後再請雯，試者針對問題的內容進行給分，非常符合的給 6 分，到非常不符合給 l 分，分數愈高表示愈同意問題的內容。每份問卷均有四個劇惰，劇情一是「身為艦長的你，面臨 是否要違反上級的命令，救握三名海上難民的兩難 J' 劇情二「身為潛艦艦長為了保護國家機密， 面臨是否犧牲全艦官兵的兩難 J' 劇情三「當執行特戰任務身份被識破，面臨是否殺害平民的兩 難 J' 劇情四「敵國民航機偏離航道刺探軍事機密，飛行員面臨受命擊落民航機的兩難。」讀完每 個劇情後，均要回答一組問題，每組問題當中結果論與義務論倫理的題目各 2 題。 前曾述及，結果論與義務論是兩相對立的道德思考方式，可視為同一道德判斷象限上的兩個 極端。據此原則做為個體道德價值的測量基礎。結果論倫理的題目，即以結果論哲理為編題的依 據，例如， r 上述狀況在戰時，我會為國家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愈同意者分數愈高，亦 表示愈認同犧牲少數利益成全多數的結果論倫理，而愈不認同犧牲少數成全多數者，代表認同少 數人的利益，不應該為了求取多數人利益而犧牲的義務論倫理。總之，分數愈高表示愈具有結果 論的倫理傾向，分數愈低則傾向義務論。若題目以義務論倫理編題題幹，例如「上述狀況在戰時， 我也不會傷及無辜。」分數愈高愈有義務論的傾向，反之，則傾向結果論。在閱讀完每一段劇情 後，都要重覆回答由這四個題目組成的相同問題(結果論及義務論各兩題) ，以此測量個體的倫理 傾向。 3. 不同情境: (戰時或平時) 在四個劇情式道德兩難故事中，每個故事叉區分為戰時情境及平時，例如，劇情一「在戰時 你身為潛艦艦長... J 及「在平時你身為潛艦艦長...J '這兩種狀況除了情境設定為戰時與平時的差 異外，其他的情境均控制在對等的狀態下(如:受試者的身份或情境的道德強度) ，使得兩者間僅 存平戰時(情境)的差異，其他狀況均對等，以確定受試者的差異來自於情境的影響。為平衡不 同情境刺激順序所造成的可能誤差，區分為 A8 兩種問卷 'A 卷戰時情境在前，平時，情境在後 ;8 卷平時，情境前，戰時情境在後，問卷施測時，隨機分發 A 、 B 兩種不同問卷。此外，由於問卷設 計採道德、兩難式的劇惰，將受試者限制在道德價值的兩個向度(結果與義務論)上作答，強迫填 答者在道德、兩難中進行道德價值的表態。因此，受試者並不會受社會期待等其他因素影響，而且 僅能依據道德事件作答。由於受試者僅能在這兩個向度上作答，排除其他價值或環境等因素的可 能平擾，經由這樣的實驗方式，研究者可以有效瞭解受試者在不同情境下所使用的道德價值。道 德判斷量表主要由四種劇惰，構成平戰時二個不同的分益表， Cronbach'sα 值為 87 0 4. 控制變項. 本研究選擇軍校生之性別、宗教信仰、軍自費生與高中類別(來自一般高中或中正預校)做 為控制變項，因為過去文獻指出這些人口變項對軍事社會化與軍校生的道德疏離反應似乎有一定 程度的關連性。由於男性與女性在道德思考層面上本有先天上的不同 (Gilligan，

1982)

，導致男女

在軍事社會化的適應方式與道德認同(如Howard

et aI.,

2007

)、疏離 (Fabrizi，

Petruccelli

,

Turella,

Di

Palma,

&

Simonelli,

2008) 及戰爭行為 (Rohall ，

Ender,

&

Matthews,

2006) 上有所差異， Hunt 與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241

無軍事經驗而言， r 中正預校 J

(Chung Cheng Armed Forces Preparatory

School)為半軍事化的管理，

招收園中畢業生，為培育軍官學校學生的預備學校，畢業後視成績及志願分發各軍官學校就讀， 在校期間採團體式的管理，由各軍種軍官擔任管理幹部，雖不似正規軍校管理嚴格，相較於一般 高中，仍有相當大的區別，這種半軍事化的管理，使得就讀該學校的學生有較豐富的團體生活及 軍事經驗，可能影響受試者的道德價值。因此在本研究中亦有必要加以控制。最後，就研究者觀 察，有無宗教信仰及軍費或自費生，在受軍事社會化的影響及道德價值的內涵上應該都有所不同。 由於控變項均為類別變項，因此，將性別、有無宗教信仰、軍自費生及高中類型等變項重新編碼 為虛擬變項(

dummy

variable) 再進入迴歸方程式中運算。 本研究在情境變項方面，屬受試者內設計，彼此間有其相關性，故採用「相依資料」之「廣

義線性模式 J

(generalized linear model,

GzLM) 的「廣義估計方程式 J

(Generalized Estimating

Equations,

GEE) 觀察不同情境對道德判斷的影響。

三、研究結果討論

以 GEE 控制戰時與平時情墳之間的關聯，性進行「邏輯迴歸 J(

Logistic

regression) 分析(表 1

)

,

在控制可能影響道德判斷因素的性別、畢業高中、軍費或自費生及有無宗教信仰。四種不同劇情

下，軍事社會化對於道德判斷均達顯著影響，但情境對於道德、判斷並沒有產生影響。然而，比較 情境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判斷的調節效果，發現四個情境除了劇'I有四未達顯著水準'其餘三組均

具調節效果。從表 2 進一步分析發現，四個劇情當中，戰時情境均較平時情境道德判斷分數高，

平時，情境的平均值都低於中位數 (Md = 14)' 而戰時，情境均高於中位數，戰時情境以結果論進行

道德判斷最少是平時情壞的(

odds ratio, OR)

27.28 倍，最高則達 125 倍，平均數差異 (T2-T1 )最 小 3.09 最大為 4.04 (如表 2) 。顯示軍校生在平時情壤傾向義務論，戰時則轉向以結果論進行道德

判斷。

表 l 不同劇情下的模式效果的槌定(GEE

model)

劇4情一 劇情二 劇，情三 劇情四

Wald X

2

df

Wald

t

df

Waldl

df

Waldl

dj

(截距)

10.260*

7.183*

44.015**

.913

性別

83.543**

110.359**

.708

3

1.

110**

畢業高中

3.693

6.749*

6.760*

6.647*

軍自費生

.024

.122

1.176

1.943

有無信仰

₆

.4

61 *

3.166

1.077

2.144

情境

_1.3

₃₃

₁

_.4

₇₀

₁

_.4

₆₈

₇₂₃

軍社

10.218*

10.019*

4.576*

23

.4

79**

情境×軍社

_3.879*

_4.957*

_5.153*

_2.899

*p<.05' **p<.OOI

· 242 .

教育心理學報 綜上所述，軍事社會化會強化個人的道德判斷，而且隨著情境的改變而有所不同，當軍事社 會化程度愈高，平時愈可能以義務論進行道德判斷，而戰時愈傾向以結果論進行道德判斷。研究 假設 2 成立。 表 2 不同劇情下戰時及平時道德判斷表現之差異 (GEE

model)

平時，情境(Tl) 戰時，情境 e T2)

p

T2-T1

M

OR

95%CI

M

劇情一

_13.33

_90.90

_{-12 日 -3.02}

₁₆

_.4

₂

_*

_3.09

劇情二

_13.14

_66.67

-1

1.

05-2.61

16.35

*

3.21

劇情三

_13.88

_125.00

_-12.79-3.02

_17.92

_*

_4.04

劇情凹

_13.30

_27.78

_-10.97-4.33

_16.55

_3.25

註: Cl= 信賴區間

*

p

<

.05

綜合討論 綜合而言，本研究發現: (一)軍事社會化對道德疏離的影響，受到所處的情境所調節;在戰 時情境，軍事社會化和道德疏離有正向關係，在平時，情境，軍事社會化和道德疏離有負向關係。(二) 軍事社會化會強化個人的道德判斷，受軍事社會化的程度愈高在戰場上愈傾向以結果論做為道德 判斷的依據，在平時愈傾向義務論做為依據。根據上述結果，研究者討論如下: 一、情境對軍事社會化與道德疏離的調節效果 從過去大量的文獻發現，道德疏離對於不道德行為有促動作用，尤其身處於軍事情境當中(

Kay

,

2000; McAlister

,

2006; McAlister et a

I.,

2006) 。本研究亦發現軍事社會化的確會強化個人的道德疏 離，但卻有情境上的差異，軍隊透過軍事社會化形塑軍隊特殊的職業價值，使軍人適應戰場上的 需求，然而當軍隊透過軍事社會化形塑職業價值觀的同時，也逐漸形成面對戰爭的特殊倫理觀。 根據余一鳴與顏志龍(2 011 )的研究，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會影響軍隊道德價值的形塑，當道 德認同愈高，軍事價值形塑的困難度就愈高。但是，本研究卻發現隨著軍隊道德價值建立之後， 原生社會的道德認同並沒有被完全取代。這可能是由於'軍隊在強化軍事價值的同時，並沒有放 棄一般的道德價值，它仍然強調軍事道德必須以基本美德為基礎，而過去的研究也支持這樣的觀 點 (Franke ，

200

I;

Priest

&

Beach

,

1998) 。

其次，根據 Aquino 等人 (2007 )的研究顯示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呈反比，當道德認同愈高， 道德疏離出現的機率就愈低。也就是說，原生的道德認同與道德疏離，會出現很消我長的情形。 當個體的道德疏離愈強，道德認同就愈低;反之亦然。本研究卻發現，道德認同與疏離隨著軍事 社會化的程度增加，並沒有出現負相關，是否意昧著兩個研究結果並不一致。事實上， Aquino 等

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的交互作用 ·243· 人及余一鳴與顏志龍 (2011 )發現道德認同與疏離的負相關，是存在於相同情境下的相互關係， 而本研究認為這個相互對立的價值，可以同時並存於個體的道德判斷之中，並且不會造成道德認 知上的混淆。而是隨著情境的改變，控制著兩套價值系統出現的時機，當軍校生身處於平時情境， 就會將道德價值調整到一般的道德價值，在戰場情境則轉換為軍事專業的價值。因此，當本研究 固定在戰時或平時的情境後，道德認同與疏離仍存在的負相關。本研究在上述的研究基礎，進一 步的將情境變項納入研究當中，發現當個體面對不同情境時，本來就會出現不同的道德反應，只 不過情境的調節效果，藉由軍事社會化更加深了其間的差異。當軍事社會化的程度愈高，這種差 異愈明顯，戰時愈傾向道德疏離，平時則愈堅守社會的道德原則(原生道德認同)，道德疏離愈低。 二、不同情境轉換的潛在道德判斷:義務論與結果論 繼研究一的發現後，本研究持續探討不同情境下價值轉換的背後動因。研究二發現戰、平時 的確存在兩套不同的價值系統，在不同的情境誘發不同的道德價值。兩個研究都同時指出，不管 個體是否受軍事社會化的影響，平時與戰時均存在不同的道德反應。在研究一當中，戰時'I育境的 道德疏離高於平時，而研究二當中，戰時，情境判斷傾向於使用結果論進行判斷，而平時傾向於以 義務論進行道德判斷。根據研究二的結果顯示，情境有具有調節個體道德思維的作用，當個體身 處於戰時情境，思考焦點會傾向於結果論倫理，能夠維護多數人利益的行為，即為正確的道德行 為，反之為錯誤的行為。在平時的情境當中，個人道德判斷的思考焦點則集中於行為本身的內在 價值，強調行為不應該考慮後果，人之所以為人即在於「為所應為J '即使後果不利大多數人，也 不應該為了多數人的利益而犧牲少數人。顯示，道德行為會隨著情境產生入境隨俗的效應，而這 個效應叉使個人在道德思考上出現焦點調整，戰時以行為結果決定道德與否，平時則堅守的道德 原則。 其次，雖然四個劇情中有三個劇情達顯著水準'但劇情四在平戰時的差異上並未達顯著的調 節效果，這可能由於劇情四所設定不道德行為後果的嚴重程度高於其他三組。在劇情四當中敵國 民航偏離航道，正朝向我國新造的祕密軍事基地前進，身為飛行員的你多次向民航機發出警告下， 仍不見民航機改道，有危機國家安全之處。劇情四設計的目的是期望藉由擊不擊落的兩難困境， 瞭解受試者戰時的情境下，會傾向義務論還是結果論的倫理，考量。當受試者選擇擊落是基於維護 國家安全的結果論倫理考量.反之，選擇不擊落是基保障民航機乘客生命的義務論考量。然而本 研究事後檢討發現，擊落民航機可能面臨上百條人命不保，不擊落叉會危及國家安全。因此不管 受試者選擇擊落民航機與否，都會導致嚴重的後果，都可能基於結果論的倫理考量，使得該劇惰 的戰時情境無法有效區別受試者的倫理考量，這可能是影響研究未出現差異的主因。男外，雖然 劇情四的 OR 值與T2-TJ 值也都是四組中差異最低的一組，同時劇情四戰時平時的差異對於道德 判斷的調節效果亦較低，但就統計結果而言，劇情四的OR 值與T2-TJ 值也都高達到 27.78 倍及

3.25

'況且劇情凹的顯著水準為.058 '相當趨近統計上的臨界值。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只單純討探情境的調節效果，事實上，過去研究亦發現道德認同對於道德疏離的調節 效果 (Aquino

et

泣， 2007) ，因此，未來研究可以將這兩個調節效果共同投入研究變項當中，比較

·244·

教育心理學報 情境因素與個體的道德認同對於社會化與道德、疏離的影響效果，瞭解外在情境與內在道德、認同對 於疏離行為的交互影響力。尤其當道德疏離與道德認同均隨社會化的過程不斷強化，其間的差異 不斷提升，個體是否還能夠順利在不同情境中交互轉換，還是會造成認知上的混淆，將特殊情境 下的道德疏離運用於平時的情境之中，形成為求目的不擇手段的不道德行為。另外，本研究採用 劇情式刺激，蒐集受試者在平戰時不同情境下的道德反應，雖然使用道德兩難的問卷，可有效排 除社會期許對於研究上的威脅，但這種劇情式的激刺仍無法等同於戰場真實的效果，形成研究過 程中的一大限制，建議後續研究者可採更真實的情境(如軍事演習、真正的決策行為情境).進行 場地質驗，以強化外在效度之問題。其次，目前道德疏離研究多採行為測量的方式進行，缺少心 理層次的驗證。例如本研究的戰時疏離量表，受試者在量表上的反應，可能只是單純配合長官的 要求，並不必然產生認知或情緒上的變化，後緻研究者可以從這方面持續深入探討。最後，本研 究受試者均為軍校生，未來可針對非軍事組織成員進行研究，甚至研究時加入原生道德及教養方 式等控制變項，以瞭解上述背景變項在道德疏離與道德判斷中的作用。如此不但有助於瞭解個體 是否在不同的情境下採取不同的道德、判斷基礎，更有助於整合道德心理學與道德哲學研究上的鴻 溝，使道德、研究有更進一步的推展。最後，第二個研究中的劇情四未達顯著水準，是否意昧著影 響個體的道德判斷，除了受環境與社會化的影響外，仍有其他重要影響因素未被考量。例如.r 道 德強度 J (

moral

intensity) 對道德決策的影響，或道德客體(如:平民或戰鬥人員)差異影響道德 判斷，或者道德哲學中道德相對與絕對論的問題。這些問題則有待後續研究肋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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