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政府與殖民統治初期台灣的幣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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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的目的，是以殖民統治時代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為例，試圖釐清近代貨幣制度與國家權力的關係。文中的「近代貨幣制度」一詞，係指十九世紀以來，歐洲國家率先建立，由國家決定貨幣單位、貨幣發行形式與本位貨幣的「信用貨幣制度」。這種以國家為最終衡量標準的近代貨幣制度，其形成與發展自然地與國家權力息息相關。台灣的貨幣流通雖然可以上溯至 1500 年前，然而在日本殖民統治初期的幣制改革之前，市場上的貨幣流通是以秤量制為主，台灣人對於近代的信用貨幣制度是一無所知的。日本佔領台灣之後，經由幣制改革將近代貨幣制度整套地移植到台灣社會，這當然對當時的台灣人造成極大的衝擊。當時台灣人所受的衝擊主要來自兩個方面，一是對信用貨幣制度的不安，二是對國定貨幣的陌生。因此台灣人一開始對這項幣制改革是缺乏信任的。對日本而言，在佔領台灣的同時就已經理解到，幣制改革的成功與否將會影響未來對台灣的統治，在初期就積極著手進行這項改革工作。由於台灣幣制改革是移植近代貨幣制度，因此在本質上，這項改革原本就與國家權力有密切的互動。再加上日本意圖藉由幣制改革，來強化對台灣的支配與統治，使得國家權力的概念始終貫穿著整個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回顧台灣幣制改革的歷程，可以發現，日本以國家權力所進行的這項改革可以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以國家權力排除其他貨幣，獨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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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台灣的貨幣發行權；接著以國家權力保證貨幣的信用，促進貨幣的流通；最後則藉由幣制改革的完成來強化國家權力。而台灣人在面對國家權力介入痕跡明顯的幣制改革時，最初是採取抗拒的態度。但是，隨著國家權力的滲透，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也跟著變化；日本在日俄戰爭中的勝利，展現出國家的權力與威望，台灣人也在此時開始接受信用貨幣。從另一個角度來看，對原本抗拒新政權的台灣人來說，接受及使用有明顯權力痕跡的新貨幣，同時也意味著台灣人民認同了新的統治體制。 ᙯᔣෟĈఱ။טޘă઼छᝋ˧ăέ៉။טԼࢭăܫϡఱ။ט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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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國家建立的過程中，國家對於貨幣發行權與金融政策的掌控與否，乃是評價統治權力是否能有效行使的重要指標。特別是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思潮結合的十九世紀，統一幣制，壟斷貨幣發行權以及保證貨幣信用的「貨幣主權」，經常被視為衡量國家權力的函數之一。在這種思維下，甚至出現貨幣並非由商品交換所產生，而是「國家法制創造物」的學說。 1 _{此一「貨幣國定說」對於貨幣的起源與機能的分析，雖有與事實不符之} 處，卻點出「近代」信用貨幣制度與國家間的密切關係。2 對照資本主義民族國家的興起，可以發現，由國家統一發行貨幣並保證貨幣信用之近代貨幣制度的建立，與國家權力的形成經常是同時並行的。如一八○○年成立的法蘭西銀行、一八七○年的德意志銀行、一八八二年的日本銀行以及一八九三年的義大利銀行等各國中央銀行制度，在國家建立初期均發揮重要功能。我們把分析的焦點轉回台灣。自一六二四年荷蘭登陸安平港以來，台灣本島歷經數次政權更替。各政權對於台灣的統治方式或有不同，支配時期亦有長有短。然而，就統治權力有效行使與否的角度而言，日本殖民統治時期無疑是權力網最嚴密、統治最徹底的時期之一。3 日本在甲午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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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為了強化對新領土台灣的統治，除了以強勢軍力鎮壓抗日運動之外，也同時實施土地林野的調查改革，以及度量衡與貨幣制度的統一等基礎建設。其中的幣制改革，在日本統治權力進入台灣的過程中扮演著關鍵性的角色。一八九五年之前的台灣，海外貿易的發達造成各國貨幣的大量流入，加上清朝對台灣消極統治的結果，台灣島內並無統一的幣制，秤量是唯一的標準。幣制改革的實施，一方面使日本國內資本在排除外國勢力的同時，得以安全地、大量地進入台灣，具有殖民地經營上的重大意義。另一方面，移植到台灣的近代貨幣制度，使台灣人首度接觸「貨幣由國家發行，信用由國家保證」的信用貨幣制度。對日常生活依賴秤量制的台灣人來說，抵抗或者是接受信用貨幣，在某種程度上，反映了當時台灣人對日本國家權力的態度。然而，在日本殖民地研究領域中，關於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研究，不論數量與質量均與其在殖民地經營史上的重要性不相符。在數量有限的研究中，首先對台灣幣制改革作整體性論述的是矢內原忠雄的《帝國主義下の台灣》一書。矢內原將日本在台灣的幣制改革事業定位為日本資本主義征服台灣所必須的基礎工程，並強調此項改革拉近日本內地與台灣的貿易關係，加速日本國內資本在台灣島內的擴充與發展，是日本促進台灣資本主義化所實施的「基礎工事」（1929：23）。該書雖然點出了台灣幣制改革的重要性，但分析重點卻放在日資企業在台灣發展過程中，如何加速台灣社會經濟組織與結構的資本主義化這一問題上；對台灣幣制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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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過程，以及該項改革與國家權力的關係並未作深入的探討。若論對台灣幣制改革過程分析的詳盡，北山富久二郎的《台灣に於ける秤量貨幣制と我が幣制政策》則是當之無愧。該書共分前後兩篇，前篇是對改革前台灣貨幣的流通狀況作了詳盡的分類與整理，後篇則是針對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作了巨細靡遺的描述與分析。過於重視歷史資料描述的結果，使得該書對於台灣幣制改革的研究僅止於歷史事實的陳述，缺乏廣泛的視野與綜合性的分析。一九七○年代，日本國內興起一股殖民地研究的熱潮，關於台灣幣制改革的研究，也隨著金融、財政、經濟開發等領域的實證研究之增加，開始呈現多樣性的風貌。波形昭一（1974）的〈台灣銀行の設立と幣制改革〉一文，從當時日本國內立法與政策的角度切入，剖析台灣幣制改革與日本甲午戰後殖民地經營構想形成的關係。該文指出，在籌設台灣銀行的過程中，針對台灣銀行應該為一單純的商業金融機構，還是殖民地銀行的議題，日本國內的產業家與政治人物為此展開激烈爭論。而其結果使得日本「戰後經營」逐步走向帝國主義化。4 向壽一的〈台灣殖民地化と通貨金融制度改革〉，則是將焦點放在十九世紀末期至二十世紀初期台灣對外貿易結構的變遷過程上。該文指出，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對外貿易結構的最大特徵，是貿易夥伴由原本的歐美、中國轉為以日本為主。在貿易結構的轉換過程中，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與日系資本對台灣的滲透、支配程度相呼應。而小林英夫〈初期台灣佔領政策について犴〉一文的重點，則是以當時國際金本位下的銀價問題為背景，論述金本位制日本對銀本位制台灣所實施的幣制改革，因本位制不同而形成所謂的「金銀交換體制」；將日本對台灣金融支配的焦點放在日本以廢棄不用的圓銀來吸取台灣黃金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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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上。然而，戰後日本關於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研究，仍舊脫離不了矢內原忠雄的「台灣貨幣制度的整備是日本資本征服台灣所必須的基礎工程」這一分析架構，把台灣幣制改革的分析焦點，集中在促進日系資本的發展與驅逐外國資本上，而忽略了此項改革在日本支配台灣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而台灣內部關於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專門研究，戰前可說是一片空白。戰後重要的研究則有袁穎生的《台灣光復前貨幣史述》（2001）與葉榮鐘的《近代台灣金融經濟發展史》（2002）兩本著作。前者對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過程，乃是參照北山富久二郎的論述，以歷史敘述的方式探討台灣的貨幣制度史；而後者是以彰化銀行的成立與發展為主軸，回顧近代台灣的金融經濟發展史，對於殖民統治時代台灣幣制改革只作簡單的背景式描述。有鑑於此，本文希望透過對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的審視，釐清近代貨幣制度與國家權力的關係，彰顯殖民統治時期台灣幣制改革另一個層面的歷史意義。同時寄望經由多方面的討論，彌補這方面研究上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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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亞里斯多德發表《政治學》一書以來，權力始終是政治哲學與社會理論的核心概念。但是，大多數的社會科學學者談到權力概念時，往往將其視為不言自明的直覺式概念，對權力以及諸如支配、統治等權力相關概念，並未作深入探討與研究，結果使得權力的定義因學說的不同而定（李猛，1999：375）。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話說：經濟歷史和理論為研究生產關係提供了工具；語言學與符號學則為意指關係提供了手段；唯獨權力關係還沒有研究的方法，只能求助於法律模式或機構模式（1982： 208-209）。道爾（Robert A. Dahl）認為，真正從科學角度對權力現象進行分析肇始於韋伯（Max Weber）的研究（1968：405-417）。韋伯一方面將權力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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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為「在社會關係中，使他人的行動服從於自己意願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在分析社會構造時，將「特定命令被特定群體服從的機會」的支配概念，視為經濟與社會的前提（Weber, 1978: 53-54）。然而，從韋伯選擇使用「支配社會學」作為其社會學的研究綱領來看，他所關注的焦點很明顯地是支配而非權力。韋伯之後的政治學家及社會學家雖然受到韋伯理論的啟發，大多數的學者（包括韋伯本身）所描述的權力行使，並非權力現象的本身，而是由權力行使的結果來論斷權力現象的存在。針對這一理論上的缺失，帕森斯（Talcott Parsons）與盧曼（Niklas Luhmann）主張，權力是通過符號化實現的一般化媒介，並依此來說明權力現象的發生、經過與結果（Parsons, 1967: 314-415；Niklas Luhmann, 1979: 116）。在這種權力觀念中，權力的運作必須透過貨幣、語言以及記號體制等媒介，才能轉變為對集體的支配。由此，社會學家對權力關係的考察焦點，從原來的對權力行使結果的檢證，逐漸轉向對權力行使過程的分析。這種對切入權力問題角度上的分歧，否定了霍布斯（Thomas Hobbes）以來以國家為中心，由上至下滲透的單一權力型態論點；而是強調在現代社會中，權力正以各種不同的型態，使用靈活多樣的策略滲透到家庭、教育、生產關係等各種不同的領域。5 針對上述權力理論的發展，Nicos Poulantzas 則是提出不同意見，認為過於強調權力分散化的結果，將忽略下述事實：在現代國家型態下，絕大多數的權力是透過國家機器來行使。Poulantzas 在批判各家權力觀點的同時，也為自己的權力觀點作出以下的結論：「各種權力關係的根源均來自於國家」（田中正人、柳内隆譯，1984：32）。由此，權力的研究隨著國家型態與社會關係構造化的相關理論、研究內容的深化，逐漸被歸納成以下的兩個問題。第一，社會的各種權力關係如何具體表現在名為「國家」的總體組織機構上；第二，特定社會結構變遷之際，各種勢力如何動員，以及此種社會變遷又如何表現在國家組織的運作上。在這種思考邏輯下，作者以為，透過對國家權力與支配關係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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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對某個特定社會變遷的考察是可行的。以台灣為例，日本透過國家機器，以多樣的權力手段促成台灣社會的變遷，在台灣社會中獲得支配性的地位。換言之，台灣社會變遷的現象不但是日本行使權力的結果，而此結果亦同時強化了日本在台灣的支配性地位。然而，殖民統治時期台灣社會變遷的過程中，日本行使的權力又是如何被體現出來？社會變遷的理論，長期以來都處於下述兩種理論的支配下：即從生物學所衍生出來的「社會進化論」，以及社會變遷從屬於生產力變化的「歷史唯物論」。然而，隨著社會構成的複雜化，不論是以對應外在物質世界變化來闡明社會變遷現象的「社會進化論」，或是以經濟要素的變化來解釋社會變遷的「歷史唯物論」，已無法說明近代社會變遷的多樣性。但是，這並不意味我們不能對社會變遷提出一般化的概括，也不等於我們要放棄原本用來分析社會變遷的概念。紀登斯（Anthony Giddens）認為，透過對社會某些關鍵性制度變革的分析，我們將可以描述出特定社會變遷的軌跡與變遷方向（1984：244）。而以制度的變化來分析社會變遷的代表性著作，是諾斯（Douglass C. North）的 Institut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一書。 在諾斯的理論中，制度的存在原本是為了減少人與人之間因相互作用所產生的不確定性。制度會因制度的執行者對於制度的規則、規範的調整而產生變遷，進而對經濟行為產生影響，決定經濟的成就。他更進一步指出，制度變遷不僅會對經濟行為產生影響，也會對社會的構成帶來重大的變化；對制度變遷的分析，是理解歷史變遷的關鍵（1990：1）。6 _諾斯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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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指出制度變遷對社會變遷乃至歷史變遷的重要性，卻受限於自我的經驗，將研究的重心放在英美的漸進式制度變遷上。然而，除了漸進式的制度變遷之外，歷史上也存在著由戰爭、革命及征服所導致的突發式制度變遷。此種制度變遷大多是由某個政治團體或組織，透過新制度的導入以促成特定社會的變遷。值得注意的是，突發式制度變遷經常會強化特定組織或團體對社會全體的影響力，可說是權力關係的具體化。另一方面，新制度導入之際，會有一段新、舊制度共存的時期，推行新制度的團體組織與習慣舊制度的民眾之間，矛盾與緊張關係會持續存在。若以國家的層面來看，這種緊張關係總是以權力的形式表現出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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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諸多制度中，為何將分析焦點放在貨幣制度之上？近代的國家論與政治理論有關權力的論述，長期以來均圍繞著「政治合理性」這一核心問題。到了十八世紀，此類議論將權力與哲學上的「自由」概念相結合，發展出法定權力模式的論述。所謂法定權力模式是指，以法律、主權等法的概念為基本構成要素而形成的權力理論。這種權力概念與合理性概念結合的結果，使當時的社會科學中對權力現象的理解，始終圍繞著國家權力（關良德，2001：4）。馬克思（Karl Marx）繼承了法定權力模式論述的部分概念，一方面主張近代國家現實的權力行使，乃是透過法律的階級性支配；另一方面則結合生產關係與階級關係，開始提起經濟支配的問題。從馬克思開始，關於「國家權力的行使」這一問題爭論的焦點，逐漸由國家的政治權力轉為國家的經濟權力。馬克思雖然強調，資本家階級在資本制生產過程中，通過對勞動力的支配將權力擴大至國家機器，卻輕忽國家的經濟權力在社會支配上所扮演的角色。7 雖然馬克思並未對國家的經濟支配機制作進一步的闡述，但他指出了重點：資本主義國家是通過對貨幣的支配來進行對經濟的支配。關於貨幣

7 _{ְ၁˯Ă̙ኢߏ็௚۞Ӗ͹૞ט઼छĂٕߏܕ΃۞ྤώ͹ཌྷϔ୉઼छĂдޙၹۤົវր} ̝ᅫĂ઼छٙેҖ۞८͕ЇચӈߏĶྤ໚۞̶੨ķĄ઼छያ඾၆ྤ໚̶੨۞ೠଠĂᒔ଀ Җֹ׎΁ᝋ˧߱͘۞ੑ໚Ăซ҃ᇆᜩᄃگ̈́זۤົ۞ᝋ˧ᙯܼĄ఺჌ྤ໚̶੨ன෪۞൴ ϠĂ̙ҭߏགྷᑻጯ۞੓ᕇĂϺߏ઼छᝋ˧۞໚ߵĄ

(10)

與支配的關係，Antonio Negri 引述馬克思的話作了以下的說明：「近代國家最初的完全型態是從對社會資本的支配，即對近代貨幣體系的最初完全型態、流動性的集權式支配所開始的」（清水和巳等譯，2003：71）。在馬克思眼中，貨幣關係乃是權力關係的一種表徵。但是，馬克思貨幣論的分析重點是在，支配階級如何透過貨幣將敵對的階級關係隱藏起來這一問題上。因此，以敵對關係為分析重點的馬克思貨幣論，自然而然地對貨幣展開批判。就馬克思而言，這種批判不僅是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同時也是對支配者的批判。Negri 在研究馬克思《經濟學批判要綱》中展開的貨幣批判論述時，下了這樣的結論：「《經濟學批判要綱》的貨幣批判，是馬克思從對貨幣批判走向對權力批判必經的理論之路」（2003：96）。馬克思貨幣論的重要性在於：在分析貨幣型態與機能的同時，指出貨幣與支配的關係；顛覆了傳統古典經濟學派的貨幣政治中立性論，啟發了日後國家權力與貨幣關係的關連研究。8 韋伯沿襲馬克思的貨幣思想，在論及國家權力支配最重要的模式－官僚制支配時，主張貨幣經濟的發展是官僚制度成立的前提。韋伯強調：「只要今天官僚的薪水仍是以貨幣形式支付，貨幣經濟的發展即為近代官僚制的前提」（康樂、簡惠美譯，1993：28）。但是，他是以與馬克思不同的角度來捕捉貨幣與國家權力的關係。韋伯主張，近代國家為了維持官僚制的持續運作，必須透過穩定的租稅制度來獲取經常性收入，以支付官僚的薪資。只有完全成熟的貨幣經濟，才能為此種租稅制度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康樂、簡惠美譯，1993：33-34）。從經濟發展史來看，國家的徵稅權原本是針對擁地自重的貴族，是削弱貴族特權與權力的一種手段。然而，隨著徵稅方式的發達，國家的徵稅權力對貨幣產生極大的影響。這是因為，當一個國家由以穀物納貢為主的實物徵稅，朝向以貨幣支付各種稅金的租稅制度發展時，國家對貨幣的管理能力自然而然地增強。此外，為確保稅收的經常性，必須要有一普遍且可信賴的機制以維持貨幣的價值，由此逐漸發展出以國家來保障貨幣信用的制度。換言之，國家透過以貨幣支

8 _{Ο׏གྷᑻጯࠁٙᏜ۞Ķఱ။߆ڼ̚ϲّķߏ޽Ĉఱ။ᔵΞͽϡͽܑனۤົ˯ళಱ̙Ӯ۞} ன෪Ăݒ̙ਕኢᕝ఺ֱ̙πඈன෪ߏϤఱ။ώ֗ٙயϠ۞Ąྎ௟۞̶ژኛણ໰˟ลૅ྿ ࢡᛌĞ1998：56-87ğĄ

(11)

付的租稅制度，在自國的領土內獲得管理的權力。近代，隨著絕大多數國家發展出以貨幣為基礎的租稅制度，促使貨幣經濟成為國家發展不可欠缺的歷史條件。經由近代租稅制度與貨幣的結合，國家不僅獲得了經濟管理的權力，同時也得到對其他領域支配的權力。韋伯的分析雖然開創了貨幣與國家關係研究的新局面，卻忽略了制度的重要性。9 由於欠缺對制度的相應論述，韋伯對國家權力與貨幣進行分析時，自然而然地會把焦點放在貨幣的抽象性質上，極力讚揚 Knapp 的「貨幣國定說」，強調貨幣的價值與安定必須依靠國家權力（二階堂達郎譯， 1998：98-99）。對韋伯而言，由於近代國家獨占貨幣的發行與管理的權利，人民對貨幣的信賴最終轉成對國家權力的信賴，是再自然也不過的事。可是，在近代國家的社會層面中，對貨幣的信賴又是如何移轉成對國家權力的信賴？韋伯的理論中並不能找到令人滿意的解釋。這是因為，只靠貨幣的抽象性質並不能使貨幣成為權力關係的表徵，必須經由規則的制定與制度的形成。而韋伯並未注意到這一點。眾所週知，近代經濟制度之中，貨幣制度是最重要的制度之一。近代貨幣制度原本是隨著貨幣經濟的發達，國家統制民間自發的銀行業務需求所形成的。在傳統貨幣制度之下，商人為避免金屬貨幣攜帶的不便，以及減少因自然耗損所產生的損失，逐漸發展出將金屬貨幣交給銀行、票號，換成銀行券、銀票或錢票等民間銀行業務。這些業務雖有其商業交易上的便利，卻也侵害了國家的「鑄幣稅」（seigniorage）收益，改變了國家與貨幣原本的權力關係。國家為使其貨幣發行權不受侵犯，一方面限制民間銀行的業務；另一方面則設立中央銀行統制民間銀行業務，嘗試補足貨幣制度的不足之處。近代國家得以獨占金融權力，實乃國家為完善貨幣制度而採取的措施政策所致。由此可以得知，近代國家與貨幣的權力關係，並非貨幣本質所由生，而是源自於國家對貨幣制度的支配。而這些權力關係，表現在國家的壟斷貨幣發行，掌控金融體制以及獨占金融權力等層面上。由於近代貨幣制度均由國家保證貨幣的信用，為維持金融體制穩定，

9 _{Richard Swedberg ᄮࠎĂᔵ൒ࢮұдĮགྷᑻᄃۤົį˘३̚кѨֹϡĶטޘķ̈́Ķགྷᑻ} טޘķඈϡᄬĂҭ΁֭Ϗԯ఺ֱϡᄬүࠎ׎ࡁտჩᅳ۞ϒёϡᄬĞ1998：39ğĄ

(12)

國家權力的介入逐漸被視為理所當然。國家的金融權力因此而得以強化，國家權力也藉此滲透到人民的一般經濟生活之中，甚至決定人民的社會關係。從另一個角度來看，貨幣制度與其他經濟制度或社會制度一樣，是以各種規定來約束人們的行動，這毫無疑問地是一種權力的展現。而對人們來說，遵從貨幣制度的規定（例如在市場買賣時使用既定的貨幣），自身行動的可能性已無形地被國家權力所掌控的貨幣制度所制約。因此，當我們論及國家的統治過程與經濟權力的相關性之際，若摒除貨幣制度，則將無法對該統治過程作出整體的描述與完整的分析。10 特別是在貨幣經濟發展到一定程度的近代國家，貨幣制度的重要性是無庸置疑的。一八九五年至一九○五年的十年間，台灣社會經歷了前所未有的重大變化。一方面是甲午戰爭戰敗後成為異民族日本統治下的殖民地，另一方面則是日本政府在台灣推行的幣制改革。前者是因民族、國家認識的轉換所產生的政治層面與文化層面的變動，後者是屬於近代「信用貨幣制」的導入而出現的經濟層面與心理層面的變化。當時的台灣因為國際貿易的發達以及清朝的散漫統治，島內並未有統一的貨幣制度。台灣人首次將貨幣與國家兩個概念直接連結起來，是日本在台灣所推行的貨幣制度改革過程。值得一提的是，幣制的統一並不必然等同人民對貨幣使用流通的信任。歷史經驗顯示，這項制度上的變革往往牽涉到政治、社會等其他經濟層面之外的問題，而統治者必須努力讓人民相信制度的合法性。11 因此，對當時的台灣人而言，殖民統治初期幣制改革的影響力不僅僅止於經濟活動的層面上，在心理層面上亦有重大影響。它改變了台灣人的貨幣概念，

10 дགྷᑻጯ۞͵ࠧ྆Ăఱ။གྷᑻߏఱ။хд۞઱˘ϫ۞ĂιߏϹٽ۞ಫ̬ăࢍᆊ۞ಏҜĂ Ξϡүᆊࣃ۞ᐼхᄃؼᏵ͚;۞ᇾ໤Ąఱ။۞΍னࢫҲ˞ϹٽјώĂѣӄ೩̿ፋវགྷᑻ ۞ड़தĄ൒҃ĂϤٺఱ။གྷᑻ۞൴྿Ăఱ။̏јࠎܕன΃ۤົـֽ̚˘ี೼࿆۞ă෪ᇈ ّ۞ಫ̬Ăᄃ߆ڼᝋ˧ăۤົᇆᜩăᆊࣃఢቑ֭ዼᆅᜭĄЯѩĂՙؠң჌Ķથݡķࠎఱ ။ăଳҖࣹ˘჌ώҜטޘăߏӎྍѣ௚˘ٕ઱˘۞ᇾ໤ඈఱ။טޘ࠹ᙯયᗟĂҋ19 ͵ ࡔ੓Ă˘ۡߏ߆ڼᄃۤົᛉᗟ۞൏ᕇĂ˵Яѩౄјဥវ၆ϲĂԛј߆ڼ࿅඀ĄЯѩĂఱ ။טޘ۞តࢭଂֽಶ̙ߏಏ৷۞གྷᑻયᗟĂ҃ߏЧ჌߆ڼ˧ณăۤົޥჯᄃགྷᑻӀৈϹ ᏾۞யۏĄᙯٺఱ။۞ۤົຍཌྷኢࢗΞણ໰Zelizer (1997) ۞࠹ᙯኢࢗĄ 11 ။ט۞௚˘གྷ૱ߏາ߆ᝋࠎቁϲ઼छᝋރ۞ࢦࢋନ߉ĄপҾߏдڌ઼͞छĂఱ။่่̙ ߏξಞགྷᑻ۞ማ໣጗Ă˵Тॡߏ෪ᇈ௚ڼᝋ˧۞௑ཱིĄ

(13)

例如貨幣從貴金屬變成印刷精美的紙張；也塑造了一種全新的「貨幣共識」，例如願意使用國家發行的貨幣交易；更重要的是，它涉及台灣人對於新政權權力的認知與信任問題。在這種情況下，台灣人對新貨幣的態度，在某種程度上亦可視為檢視當時台灣人對日本統治認同的指標之一。這也是為什麼本文要從近代信用貨幣的移植，來審視日本國家權力在台灣滲透過程的理由。

ણăέ៉ܕ΃ఱ။טޘ۞ொങ࿅඀

˘ă୻ഈϐѐ۞έ៉ఱ။

台灣貨幣的流通，可上溯至一五○○年以前。一九五九年，考古學家在台北縣八里鄉發現年代距今約一五○○年至二○○○年之前的「十三行遺址」。該遺址出現漢朝五銖錢與唐朝開元通寶的錢幣，推斷應為海上往來船隻與台灣原住民交換所留下的（袁穎生，2001：55）。十七世紀開始，荷蘭、西班牙與鄭氏政權先後取得台灣的統治權，各政權積極促進海外貿易的發展，導致大量的外國貨幣流入台灣。一六八四年，清朝擊敗鄭氏政權，將台灣收入版圖之內，台灣的統治權再度易手。清朝雖然擁有台灣的主權，其治理台灣的重心在於鎮壓反清復明運動，對台灣的經營始終採取消極的態度。不但未禁止外國貨幣的流通，甚至允許台灣人使用外國銀幣繳稅。清朝統治台灣初期，台灣民間的經濟活動是以十進位（元、角、點、文）的銀元制為主要的計算標準；清朝政府的稅收、官員俸給等收支計算則是施行銀兩制。台灣人在平時使用銀元交易，到了繳稅時期，則是將政府規定的稅收換算成銀元，以外國銀幣繳納。進入十九世紀以後，外國銀幣大量地流入台灣，清朝在台灣的收支也出現銀兩制與銀元制並用的情形。例如在收入方面，田賦採銀兩計算，契稅（土地買賣契約成立時所課的手續費）採銀元計算；在支出方面，高級官吏的俸給以銀兩，一般官吏的俸給以銀元發放（北山冨久二郎，1935：72）。12 由此可知，自一六八

12 _{୻ഈࠎ֨ͤ̂ณӣᅙณྵҲ۞ᅙ̮߹ˢ઼ऱĂдέ៉ᇈඁॡଳϡᅙ׌טĄҭᅙ׌۞৤ณ}

(14)

四年清朝領有台灣，到一八九五年割讓台灣為止的二百一十年間，台灣島內的貨幣流通，民間的銀元制逐漸取代清朝政府的銀兩制。到了後期，台灣民間的外國貨幣使用不僅為清朝所允許，清朝政府自身也頻繁地使用這些外國貨幣。台灣內部的諸多外國貨幣中，佔有支配地位的是墨西哥銀元。墨西哥銀元在十八世紀末期以後，大量流通於日本、上海及香港等地，也是當時台灣人在交易時主要使用的貨幣。13 由於該銀元幣面印有鷹鳥圖案，因此在台灣島內一般稱之為「鷹銀」、「鳥銀」或「白鳥」。特別是「白鳥」的暱稱顯示台灣人對墨西哥銀元的愛用及信任。這是因為，墨西哥銀元的含銀成分長期保持穩定，刻印精美而仿製困難，因此台灣人收到墨西哥銀元時，並不會像收到其他銀幣一樣在硬幣上鑿印檢查含銀成分。墨西哥銀元因此得以保持銀幣原有的光澤，這亦是它被稱之「白鳥」的由來。至於早期墨西哥銀元流入台灣的正確時間與數量，由於缺乏史料的關係，考證困難。但根據《台灣經濟事情視察復命書》對一八八八年到一八九四年的台灣墨西哥銀元貿易收支的調查，我們可以粗略勾勒出當時墨西哥銀元在台灣流通的具體情況。根據表 1 的資料，雖無法得知一八八七年之前在台灣流通的墨西哥銀元的數量，但是可以發現，自一八八八年之後（除去資料不明的一八九三

̍үਈॡਈ˧Ă̙ࠎέ៉ϔมٙಈĂЯѩ΍னᅙ̮טᄃᅙ׌ט۞मளĄז˞୻ഈޢഇĂ γ઼ᅙ̮̂ณ߹ˢ઼̚Δ͞Ăᅙ̮ăᅙ׌׌۵๕˧΍னঐܜĂ˵ా૲ᇆᜩέ៉۞ఱ။ξ ಞĄѩγĂᅙ׌۞јҒྵᅙֽ̮଀੼Ăдέ៉ξಞ˯Ăऱᅙ1 ׌ΞҸᅙ̮ 1.2～1.5 ̮（Я гડ̙Т҃ѣٙमள）Ă఺჌෭ͪ˯۞ӀৈΞෛࠎ੼৺ءС۞჊ӀĄᅙ̮ᄃᅙ׌Ҹೱத ۞̶ژĂΞણ໰ዑϖپĞ2001：227-261ğĄ 13 _{ܜഇͽֽజෛࠎ઼ᅫఱ။Ăдڌֲгડᇃھ߹఼۞ግҘ࣯ᅙ̮۞ᝤౄؕٺ}_{1535 ѐĄ༊} ॡĂҘ঱ͰдതϔгግҘ࣯൴னᖳಱ۞ᅙᚩĂҘ঱Ͱ࠱ޓߤந̣͵Ğࣘৠཐᘲ੺ޓ઼࠱ ޓğనϲౄ။ᇄĂฟؕᝤౄᅙ။Ą఺჌ᅙ။ϤහޠᄼĂОޘඈгᔒᖼ߹ˢέ៉̈́׎΁ڌ ֲгડĄϤٺҘ঱Ͱᅙ။۞။ࢬ܅৳ѣҘ঱ͰޓͳւညĂ˘ਠజჍ̝ࠎҢᐝᅙĄ1821 ѐግҘ࣯ކҶ፾ϲĂТॡઃͤᝤౄҘ঱Ͱᅙ။Ą1823 ѐĂግҘ࣯ฟؕᝤౄώ઼ᅙ။Ăҭ ੵ˞။ࢬ܅৳ϤҘ঱Ͱ࠱ޓւညតјྍ઼઼ᑔ۞ဦݭůៀ౧̝γĂݭёᄃࢦณӮᄃҘ঱ Ͱᅙ။࠹ТĄግҘ࣯ᅙ̮ĞΒ߁Ҙ঱Ͱᅙ။ğଂ16 ͵ࡔᝤౄฟؕז 20 ͵ࡔܐഇᝤౄઃ ͤࠎͤĂ׎ᝤౄᓁᗝ྿35 ᆆ 4800 ༱ښĂ׎߹ˢڌֲгડ̙˳̝ޢĂϲӈјࠎྍгડ౵ ࢦࢋ۞ఱ။Ğ̈౎˘˘ࢡĂ2000：2-3ğĄ

(15)

年），每年平均約有239 萬 6,000 元的墨西哥銀元流入台灣，是平均流出數量105 萬 4,000 元的 2 倍以上。年平均的淨流入額為 134 萬 2,000 元，六年間共有約805 萬 2,000 元的墨西哥銀元流入台灣，成為台灣人日常生活所使用的貨幣。這個數字對當時台灣島內約為1,000 萬元的貨幣流通規模而言，實為一龐大數額（北山冨久二郎，1935：208）。由上述的數據可以驗證，在十九世紀末期，墨西哥銀元在台灣的貨幣流通中實居支配地位。在當時，不僅是台灣，整個東亞地區的貨幣流通都處於墨西哥銀元的支配下。清朝領台後期，外國貨幣之所以快速流入台灣的主因，是一八六二年之後台灣的開港。當時台灣的樟腦為聞名世界的特產，外國洋行競相來台收購。而隨著港口的開放，歐美商社的洋行紛紛進入開港地進行貿易。台灣的北部以茶葉、樟腦的交易為大宗，南部則以砂糖的輸出為主幹；而輸入商品主要是鴉片與雜貨。洋行所使用的交易貨幣，不僅在開港地流通，也擴及到島內各樟腦、茶葉與砂糖的產地。因此，開港後的台灣，一方面因海外貿易的興盛成為世界經濟的一環，另一方面也出現島內外國貨幣流通種類增加、流通範圍迅速增大的情況。這也使得原本就呈現混亂的台灣貨幣流通更加的複雜化。 ܑ 1ā˘ˣˣˣҌ˘ˣ˝αѐέ៉ግҘ࣯ᅙ̮෶ٽќܑ͚ 單位：千圓 1888 年 1889 年 1890 年 1891 年 1892 年 1894 年墨西哥銀元輸出墨西哥銀元輸入墨西哥銀元貿易收支 943 2,154 −1,211 1,199 1,895 −696 1,414 2,741 −1,327 1,247 2,005 −758 806 2,642 −1,836 719 2,944 −2,225 註：本表的數字是根據當時淡水、基隆、安平（台南）及打狗（高雄）的海關資料所作成。但1893 年的資料因戰爭而佚失。資料來源：荒井賢太郎（1899：65-66）。

(16)

ܑ 2ā˘ˣ˝̣ѐ̝݈۞έ៉ఱ။߹఼ېڶ 分別主　　　　要　　　　種　　　　類官鑄銀兩馬蹄銀（50 兩）、中錠（10 兩）、小錠（5 兩以下）小額銀貨（鈸仔銀）香港、廣州及台灣所鑄造的輔助貨幣（額面有 2 角、1 角、5 點等三種類型）銀貨銀元台灣自鑄銀元（壽星銀、劍秤銀、如意銀）番銀（墨西哥銀、香港圓銀、西班牙銀、安南貿易銀、美國貿易銀、日本圓銀、日本貿易銀）樣錢由清朝戶部所鑄造的模範錢制錢清朝各地方政府模仿樣錢所鑄造發行的正規青銅錢（含銅成分較樣錢為低）銅錢私錢包括私鑄的青銅錢（因含銅成分過低，又被稱之為沙殼、風皮、魚眼、灰板）、紅錢（明朝錢幣、太平天國的太平天寶、日本的寬永通寶）等，共有上百種類註：鈸仔銀雖被視為輔助貨幣，但與銀元分屬不同的系統，2 角銀貨 5 枚並不等於 1 元銀貨1 枚。資料來源：台灣總督府（1901：1）。

˟ăܫϡఱ။טޘ۞ொങ࿅඀

從國家的發展歷史來看，國家與貨幣的權力關係，最初是以「國家獨占貨幣發行」的形式所呈現。近代以前，私鑄貨幣的氾濫，經常是當時各國貨幣流通的常態。藉由戰爭等緊急事態的發生，國家為求徵稅的方便，開始統制貨幣的發行。而統制貨幣發行的國家，透過「鑄幣稅」得以維持、強化統治權力。由此，貨幣發行權也隨之內化為國家權力的一部份，國家開始壟斷貨幣的發行。在這種情況下，貨幣的流通區域也自然地隨著國家權力涵蓋的範圍而變化。而上述各種貨幣之所以能肆無忌憚地在台灣流通，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清朝對台灣的散漫統治，使得國家權力對此混亂現象無能為力。14 因此，在國家無法統一貨幣或總理兌換業務的情況

14 ҋ႔΃۞̣ᅜ᏿Ă࣫΃۞ฟ఼̮ᚗ൴ҖͽֽĂᅚ᏿˘ۡߏ઼̚͹ࢋ۞߹఼ఱ။Ąז˞ځ ഈ̚ഇĂఱ။གྷᑻ͟ᔌ൴྿ĂෳܛᛳϨᅙฟؕјࠎ೼఼࿆ϡ۞ఱ။Ą1463 ѐĂځࡻ؟ྋ ੵϡᅙ۞༰΄ޢĂϨᅙјࠎЪڱఱ။Ă֭дఱ။߹఼̚ฟؕפ଀͚੨۞гҜĄҋѩĂ̚ ઼ఱ။טޘԛјᅚ᏿ăϨᅙ׀ϡ۞ĶᅚᅙኑώҜטķĄ൒҃Ăҋ19 ͵ࡔ̚ཧͽޢĂЧ ჌γ઼ᝤౄ۞Ă̚δᝤౄ۞ĂЧ࠷ᝤౄ۞ĂјҒࢦณ̢ள۞ᅙ̮ᄃᅚ᏿Ăฟؕ̂ณ߹఼

(17)

下，為使不同貨幣能夠相互流通，台灣民間開始自行成立貨幣兌換機構。其中，台灣的地主及資本家商人結合高利貸金融業務與匯兌館的貨幣兌換業務，在歐美資本主義入侵之時，趁機擴大了本地資本的勢力。到了一八九五年，本地商人已取代經營「媽振館」的中國商人，具備了自行經營茶行以及獨立對茶農融資的能力。一八九五年的台灣經濟社會，可說是完全處於外國資本與台灣本地資本的控制之下。對試圖完全控制台灣的日本而言，這兩股的勢力必須加以削弱與排除。日本所採取的對策是：改革台灣的幣制，將信用貨幣制度整套移植至台灣。因此，殖民統治初期由日本主導進行的幣制改革，不僅是促進台灣資本主義化的基礎工程，更是日本國家權力滲透到台灣經濟社會的手段與工具。一八九五年，日本依據馬關條約取得台灣的主權。為了快速及有效地掌握台灣的情勢，日本內閣於一八九六年公佈第六十三號法律－「有關在台灣施行法令的法案」（又稱之為「六三法」），賦予台灣總督委任立法權。除了立法權之外，武官出身的台灣總督還擁有軍政、民政和財政的權力，同時還可任免司法官。然而，台灣貨幣與金融制度的相關業務，則依據一八九七年二月的敕令第九號的規定，是屬於日本國內的大藏省所管轄。敕令第九號的內容如下：「台灣貨幣與銀行的相關業務屬大藏大臣所管，就該相關業務台灣總督必須接受大藏大臣的監督」（明治財政史編纂會，1927：966）。何以日本政府把大部分的統治權力交給台灣總督府的同時，卻獨占台灣貨幣與銀行的相關業務？這是因為，金本位制成立不久的日本認識到，台灣幣制改革的成敗將決定日本對台灣殖民統治的方向。但是，當時日本大藏省內部卻因忙於推動國內的金本位制，對台灣的幣制改革仍在構想階段，並未有任何具體的措施。相反的，從日本國內大量流

ٺ઼̚ЧгĂԛјĶк̮ώҜטķĈӈЧ჌Чᇹ۞ఱ။̝มĂ֭൑׽ؠ۞ᙯܼĂ׎Ϲೱ ᆊࣃߏᐌॡдតજ۞ېၗ̚ĄͳຽᔣĞ2003：203ğᄮࠎĂ఺჌৾ᓄ۞ఱ။ېڶĂ͹ࢋ ߏϤٺ઼઼̰̚߆ڼ৩Ԕ۞৔ᗼ（1850 ѐ΃۞͉π઼͇̝ใ）Ăͽ̈́д઼ᅫมಉε͹ᝋ （ᄃЕૻࢎؠ̙πඈ୧ࡗ）ٙౄј۞Ąೱ֏̝Ă઼छᝋ˧۞̙ၓĂ၁˜୻ഈޢഇఱ။ט ޘ৴ใ۞͹ЯĄ҃ܜഇࠎ୻ഈٙنෛ۞έ៉Ă׎ఱ။טޘ৴ใ۞඀ޘĂՀд઼̚ώ˿̝ ˯Ą

(18)

入台灣的日本貨幣，反而使原本的台灣貨幣體制更加混亂。一八九七年三月日本公佈「貨幣法」，藉甲午戰爭獲得的巨額賠償金之助，脫離銀本位制，宣告將於同年的十月實施金本位制，成為國際金本位制的成員國。日本在建立金本位制的過程中，受到了當時東亞地區一連串國際性貨幣變革的影響與牽制。英國早在一八七一年日本頒布「新貨條例」之際，就希望日本採用與墨西哥銀元同成色同重量的銀本位制，反對日本施行金本位制，即使是形式上的金本位制。這是因為，日本金本位制的實施，代表東亞銀貨圈範圍的縮小，亦即歐洲銀元勢力範圍的縮小。一直要到歐洲金本位國認知到，維持東亞銀貨圈的存續已不符其經濟利益之際，阻礙日本金本位制成立的國際因素乃大為減輕，日本才得以順利推動金本位制。15 而在日本國內，對金本位制的立即實施，也出現贊成派與反對派。反對派的園田孝吉（橫濱正金銀行總裁）、若宮正音（農商務省商工局長）等人認為，若要掌握中國與南洋地區的商權，必須採用與其相同的貨幣本位，即銀本位制。而贊成派的阪谷芳郎（大藏省主計官）、添田壽一（大藏省參事官）等人則主張，銀價的持續下跌將導致對金本位國軍需用品、生產工具等輸入成本的增加，實行金本位制可減輕財政上的壓力（小野一一郎，2000：193-194）。反覆爭論的結果，第二次松方正義內閣決定於一八九七年十月實施金本位制。由於缺乏與貨幣發行量相應的黃金準備，日本乃將甲午戰爭的賠償金3 億 5,000 萬日圓，置於倫敦金融市場充當英鎊準備。日本決意施行金本位制後，立即面臨一個難題，即在海外大量流通的

15 ༊ॡ۞ለ߷ܛώҜט઼छĂপҾߏࡻ઼Ăд߆ඉ˯͹៍гԓ୕ჯ޺ڌֲгડЧ઼۞ᅙώ ҜטĄ఺ߏЯࠎĂለ߷Ч઼࠹ᚶٸୢᅙώҜĂଳϡܛώҜॡĂ૟ົጱ࡭઼ᅫᅙᆊ۞˭฀Ă ᆧΐЧ઼߉ҖܛώҜט۞јώć҃ڌֲᅙఱ઻۞хдĂ૟ѣӄٺ઼ᅫܛᅙͧᆊ۞щؠĄ ҭߏĂᐌ඾ܛώҜט઼छ۞ᆧΐĂ઼ᅫᅙᆊѐѐ˭฀Ăז˞ 1880 ѐ̝ޢĂᅙᆊΞᄲߏ ˘ར˼ˮĄซˢ1890 ѐ΃ͽޢĂለ߷Ч઼дڌֲгડ۞തϔгĂ׎͹ࢋ۞෶ٽူҡĂ ు႙Ϥࣧώ۞ᅙώҜ઼ᖼࠎͽܛώҜ઼ࠎ͹Ą၆၁߉ᅙώҜ۞఺ֱгડֽᄲĂᅙᆊ۞ᇷ ฀ᔵѣӄٺ΍˾۞ᆧΐĂҭТॡᆧΐ˞๗Ҹ۞ࢲᐍĄ̙҃щؠ۞઼ᅫ๗ξ˵ᄵ൴ڌֲг ડ۞Ը፟ϹٽĂگ̈́זྍгડۏᆊ۞ᘦؠĄѣᝥٺѩĂለ߷ܛώҜ઼छ˜ՙᛉдҋ઼۞ ڌֲതϔг၁߉ܛώҜטĂ૟఺ֱгડৼˢ઼ᅫܛώҜវր۞͚੨˭Ą

(19)

日本圓銀回流到日本的問題。日本擔心，若回流數額過大，將增加國庫的支出，影響國內金本位制度的推行。幸運的是，日本擔心的事並未發生，從海外回流到日本兌換金圓的日本圓銀約為1,084 萬圓，只占海外流通總額的十分之一左右。16 剩下約1 億圓的海外日本圓銀，仍持續在台灣、香港、中國與南洋各地流通。如何維持這些日本圓銀順利地流通，在實行金本位制之後，成為日本最優先考慮的課題。而台灣的本位制問題也在此時成為各界注目的焦點。一八九七年七月，大藏省監督局整合各界關於台灣幣制的意見，以意見書的形式在大藏省的貨幣會議上提出，供各級官員討論。17 以添田壽一為主的大藏省官員認為，台灣屬於大日本帝國的一部份，應完全適用日本貨幣法，建議立即在台灣實施金本位制；而鑑於島內實際交易狀況，五十錢以下之輔助貨幣宜採銀本位制（以小額銀貨及將來發行的台灣銀行券交易）。討論的結果獲得以下四點決議（大藏省理財局，1958：266）： 1. 台灣實施金本位制。 2. 實際交易時儘量使用「可成銀」（白銀成分明確的銀元）。 3. 高額的交易（如十圓以上時），因為金銀之間價值會發生若干差異，使用何種貨幣可放任之。 4. 目前對政府繳納租稅等公課，可使用「銀地金」（即銀塊，但須以金價計算）。18

16 _{ঔγ͟ώ๪ᅙ̝ٙͽϏ̂ณа߹Ҍ͟ώĂ͹ࢋѣ˭Еೀ࣎۞நϤĄௐ˘Ă༊ॡ઼ᅫ۞ܛ} ᅙͧᆊ࠹၆ᘦؠćௐ˟Ăొ̶гડĂтາΐ؂Ă͟ώ๪ᅙ۞߹఼гҜ൑Ξפ΃ćௐˬĂ ొ̶๪ᅙజᗄྋăԼᝤј׎΁ᅙఱćௐαĂ͟ώ૟ҸೱഇมϤࣧώ۞5 ѐᒺൺז 10 ࣎ ͡Ğ̈౎˘˘ࢡĂ2000：136-139ğĄ 17 _{༊ॡ͟ώЧࠧᙯٺέ៉။טĂ̂វΞ̶ࠎ˭Е̣჌͹ૺĄௐ˘Ăдέ៉߉ҖᅙώҜטٕ} ܛᅙኑώҜטĂ͟ώ๪ᅙ۞ڱؠгҜ̙צᇆᜩĂᚶᜈдέ߹఼Ąௐ˟Ăдέ៉߉Җᅙώ ҜטٕܛᅙኑώҜטĂ઱ืᝤౄາᅙఱֽ΃ആֽࣧ۞͟ώ๪ᅙĄௐˬĂд͟ώ๪ᅙ˯ג ОĂͽᅙ๴Ğ҃ܧᅙ̮ğ۞ԛёĂΪࢨдέ߹఼ĄௐαĂ၁߉ܛώҜטĂҭ၁ᅫ߹఼ఱ ။ͽ50 ᏿ᅙఱͽ̈́૟ֽ۞έ៉ᅙҖד·̝Ąௐ̣Ăӈגдέ៉၁߉ܛώҜטĞΔ̋冨 ˳˟ࢡĂ1935：122ğĄ 18 _{͟ώ૟઼̈́̚έ៉гડֹٙϡ۞Ķܧᅙ̮ķ۞Ķ༤ᅙķ（chopped dollar）Ⴭ̝ࠎĶᅙг} ܛķĂᖙј͛̚ޢĂ˘ਠͽĶᅙ๴ķ˘ෟჍ̝Ą

(20)

針對此項決議，當時的台灣總督乃木希典向大藏大臣松方正義提出建議書，主張：「日台間貨幣制度的不同，必將因匯兌問題而阻害交易，妨礙日本商工業者對台灣的投資，並引起其他的種種障礙，故貨幣制度須與日本相同，實際流通的貨幣以銀幣即兌換券為宜」（北山冨久二郎，1935： 128-129）。以上述的決議書與意見書為基礎，大藏省於一八九七年九月在內閣會議提出「鑿印銀幣使用敕令案」，建議以回收的圓銀加以鑿印，並按金銀比價核算，使用於台灣島內一般公私交易上；原本允許使用於繳納租稅等公課之外國銀幣與粗銀，今後禁止使用，以促成台灣貨幣的統一。同年十月，日本內閣以敕令公佈「關於鑿印銀幣使用之件」，暫時確定台灣幣制改革的方針。根據此項敕令，在此過渡時期，台灣的貨幣制度既沒有本身的貨幣法可以依據，也不適用於日本的貨幣法，而是採用名義上的金本位制，以鑿印的日本銀幣為流通貨幣。換言之，台灣流通的銀幣並非以銀價計算流通，而是以金價計算流通，可說是日本試圖拓展圓銀勢力範圍的「圓銀通用政策」的起點。19 大藏省的「圓銀通用政策」一經公佈，立即在日本國內的輿論界掀起軒然大波。當時的主流輿論均將日本實施金本位制視為「日本擺脫半殖民地的風險，邁入歐美先進國家陣營的金融性指標」，認為在「新領土」台灣實施金本位制，乃是「先進國家」日本身為獨立資本主義國所應當立即實施的政策（寺島一夫，1937：65）。因此，以《東洋經濟新報》為首的媒體，對大藏省的圓銀通用政策展開嚴厲的批判。輿論反對圓銀通用政策的理由，可歸納成下列四點（波形昭一，1985：87）： 1. 匯率市場的劇烈變動造成日台貿易的風險； 2. 阻礙日系資本流入台灣，影響台灣經濟的發展；

19 _͟ώᔵ൒ٺ _{1871 ѐ၁Җఱ။ԼࢭĂᕚ௲˞ግҘ࣯ᅙ̮۞͚੨Ăҭ௣տ൑ڱنෛግҘ} ࣯ᅙ̮дڌֲгડ̂ณ߹఼۞ְ၁Ăࠎ˞дڌֲгડפ଀ᄃግҘ࣯࠹Т۞ᚮۋ˧Ă̙ ଀̙ͽྍᅙ̮ࠎቑώᝤౄ͟ώ๪ᅙĄ˵ಶߏᄲĂ͟ώᖣϤᝤౄᄃግҘ࣯ᅙ̮ТјҒă Тࢦณ۞͟ώ๪ᅙĂдڌֲᅙఱ઻̚ૻ̼˞͟ώ๪ᅙ۞ܫϡĂኬ̟˞͟ώఱ။ᝋ˧ซ ΍ڌֲгડ۞ૄᖂĄ͟ώ۞఺჌၆ԩግҘ࣯ᅙ̮۞ຍᙊĂஎஎгᇆᜩ˞͟ώܛώҜט ۞јϲᄃέ៉။טԼࢭ۞߉ҖĄࡶͽ˯ࢗĶ၆ԩግҘ࣯ᅙ̮ķ۞֎ޘֽ࠻Ăതϔ௚ڼ ܐഇέ៉။טԼࢭ̚۞Ķ๪ᅙ఼ϡ߆ඉķΞᄲߏ͟ώ။טԼࢭ۞ؼҩĞՂ͵ິ，2006： 66-67ğĄ

(21)

3. 貨幣換算增加政府及人民的不便； 4. 以台灣幣制改革為名，處分日本國內廢棄的圓銀，有損國家政府聲譽。除了輿論之外，日本國內的銀行界亦不滿圓銀通用政策。例如，當時日本橫濱正金銀行總裁高橋是清即認為：「若台灣施行特別的貨幣制度（即圓銀通用政策），會使台灣在經濟上日益與日本隔離，日益與中國密接。台灣的利權將會歸中國人所有，不容日本人置喙」（小野一一郎，2000： 231）。而這些關於台灣貨幣政策的論爭，為尋求理論的支持，結合當時日本國內方興正艾的內地延長主義與殖民主義的思潮，最終形成了貨幣制度的同化主義與分離主義的論戰，可說是「六三問題」的幣制版。20 從上述的分析與說明可以了解，日本在著手進行台灣幣制改革之際，遭遇到「貨幣統一」與「本位制度」這兩個重要的問題。第一個問題與台灣傳統交易習慣、外國勢力的滲透以及本地資本的控制息息相關；簡單的說，就是日本如何整理紊亂的台灣幣制，讓台灣人民信任其在島內所推行幣制改革。第二個問題與當時東亞地區的貨幣流通的實際情形，以及日本金本位制的成立有密切關係；也就是日本如何透過對台灣的幣制改革，即使本身已非銀本位國家，仍可保有對東亞銀貨圈的貨幣影響力。日本為了同時解決這兩項問題，於一八九九年成立台灣銀行（簡稱台銀），並宣告該銀行的創立宗旨如下（台灣銀行，1919：14-15）：「台灣銀行作為台灣的金融機構，旨在為工商業及公共事業通融資金，開發台灣的富源，謀求經濟的發展，進而將營業範圍擴大到華南地區及南洋諸島，成為這些國家的商業貿易機關，發揮協調金融的作用。目前台灣島內無類似金融機構，人民無金融疏通之路，飽受高利貸之苦，且各種事業少有本地人經營，多為外國人壟斷。因此為使新領土的人民理解金融機關的可信性，同時為國人在台辦理事業給予方便，必須為其開拓一條

20 _{ٙᏜĶ̱ˬયᗟķߏ޽Ă੫၆͟ώ߆عд} _{1896 ѐ̳Ҷ߉Җ۞Ķڱޠௐ̱Ȉˬཱིķ（ᖎ} ჍĶ̱ˬڱķ）Ăଳ؎ЇϲڱטޘĂϤέ៉ᓁ༛ᓁឦҖ߆ăϲڱᄃΦڱᝋٙࢉϠ۞યᗟĄ ׎ۋኢ۞൏ᕇдٺĈέ៉гડߏӎዋϡ͟ώޓ઼ጳڱĂ˵ಶߏᄲĂտౣᑕྍ૟έ៉ෛࠎ ဩγ۞തϔгĂᔘߏ͟ώ۞˘ొЊĄ

(22)

誘導之途。由於台灣遠離本土，為維持該島經濟上的獨立性，最重要的是能在一朝有事時提出萬全的方策以確保其經濟獨立。此外，台灣貨幣制度極其紊亂，島內流通各種雜亂的內外貨幣，須使台灣銀行充當整頓幣制之任。此乃需迅速成立台灣銀行的原因」。由上述的設立宗旨可知，台銀成立的最主要的目的在於：透過對台灣貨幣制度的整理，改變本地人貨幣交易的舊習，使台灣人使用日本政府所規定使用的貨幣，並信賴日本政府成立的金融機構；同時驅逐外國資本，替日系資本進入台灣鋪路；然後以台灣經營為基礎，將日本的勢力範圍擴展至華南及南洋地區。換言之，日本政府是希望透過在台灣推動的幣制改革，達成其政治目的──彰顯及強化統治權力，以及經濟目的──協助日系資本在台灣、華南以及南洋的發展。隨著台銀的成立，台灣的幣制改革也進入了關鍵時期。台銀於一八九九年九月二十六日開始營業，並於 3 天後發行台灣第一張銀行券（銀券）。日本原本的構想是希望透過台灣銀行券與鑿印銀幣的發行與流通，一方面回收台灣島內雜亂的各種貨幣，統一貨幣制度；另一方面則是將台灣留在東亞銀貨圈內，賦予台灣維持日本圓銀勢力的任務。兩者皆為試圖透過貨幣制度來行使及彰顯國家權力的策略。但是，這項「圓銀通用政策」最後是以失敗告終。由於台灣人已習慣「秤量制的銀元制度」，要其在短期內接受名義上金圓制的信用貨幣制度（紙鈔）是有困難的。21 台灣銀行券的流通額度，雖在發行的隔年開始超過 200 萬圓，到一九○六年三月發行停止為止，卻從未超過 500 萬圓。若以當時銀圓在島內流通總額至少超過1,000 萬圓以上來估算，台銀券的流通量只佔全體流通量的五分之一至三分之一之間（北山冨久二郎，1935：208-209）。不僅如此，日本試圖將台灣留在銀貨圈以擴大圓銀勢力的企圖，也因為下列的原因宣告失敗。第一是國際的原因。如表3 所示，十九世紀後期

21 _{ٙᏜĶ৤ณט۞ᅙ̮טķĂ˜ߏ༊ॡέ៉পѣ۞ఱ။Ϲٽன෪Ąт݈ٙࢗĂ19 ͵ࡔ̚ཧ} ̝ޢĂЧ઼ᅙ̮࠹ᚶ߹ˢέ៉Ă֭Тॡдफ̰߹఼Ą൒҃ĂЧ͹ࢋᅙ̮۞јҒࢦณӮ̙ ࠹ТĂдϹٽॡĂЧ჌ᅙ။۞ᆊࣃ֭ܧפՙٺࢬᗝĂ҃ߏפՙٺӣᅙณĄЯѩĂ༊ॡέ ៉ϔมٙჍ۞Ķ˘̮ķ޽۞ߏĂఱ။ᇴณಏҜ۞ᅙ။˘ښĂ҃ܧᆊࣃಏҜ۞ᅙ။˘̮ĞΔ ̋冨˳˟ࢡĂ1935：86ğĄ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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Ҍ˘˝˘ˬğ 年次倫敦銀價金銀比價年次倫敦銀價金銀比價年次倫敦銀價金銀比價 1870 1871 1872 1873 1874 1875 1876 1877 1878 1879 1880 1881 1882 1883 1884 60 9/16 60 1/2 60 5/16 59 1/4 58 5/16 56 7/8 54 3/4 54 13/16 52 9/16 51 1/4 52 1/4 51 11/16 51 5/8 50 9/16 50 5/8 15.57 15.57 15.65 15.92 16.17 16.62 17.77 17.22 17.92 18.39 18.06 18.24 18.27 18.64 18.58 1885 1886 1887 1888 1889 1890 1891 1892 1893 1894 1895 1896 1897 1898 1899 48 5/8 45 3/8 44 5/8 42 7/8 42 11/16 47 11/16 45 1/16 39 13/16 35 5/8 28 15/16 29 7/8 30 3/4 27 9/16 26 15/16 27 7/16 19.39 20.78 21.11 21.99 22.10 19.77 20.92 23.68 26,70 32.57 31.57 30.59 34.20 35.36 34.36 1900 1901 1902 1903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10 1911 1912 1913 28 1/4 27 3/16 24 1/16 24 3/4 26 3/8 27 13/16 30 7/8 30 3/16 24 3/8 23 11/16 24 5/8 24 9/16 28 1/32 27 9/16 33.33 34.68 39.15 38.10 35.70 33.87 34.68 39.15 38.64 39.74 38.22 38.33 33.62 34.19 註：倫敦銀價是指純度925 的標準銀 1 盎司的價格，單位是便士（pence）。資料來源：Laughlin (1968: Appendix II).

之後，國際銀價持續不斷且大幅度地下跌，採用金本位的歐美國家為了減少匯兌損失，積極地將金本位導入自國在東亞的殖民地，如菲律賓、新加坡等地。這連帶使得台灣原本以銀本位地區為主的貿易交易，轉為以對金本位國為主。22 這種轉變讓台灣繼續保持銀本位的理由不復存在。第二是日本國內的原因。由於當時日俄關係日漸緊迫，戰爭一觸即發。日本為作戰爭準備，大量囤積白銀。因此面對因銀價高漲，不斷被迫釋出庫存白銀而導致白銀準備不足的台銀，無法伸出援手。台銀因而陷入信用危機。23 第

22 ᓝּֽᄲĂ1898 ѐέ៉၆ܛώҜ઼۞෶ٽณΪҫБវ۞ 39%Ăז˞ 1902 ѐݒ˯̿ז 62% Ğৡ֚̐Ă1905：45ğĄ 23 _{༊ॡ͵ࠧᅙᆊצזහޠᄼઃͤᝤౄᅙ̮Ăͽ઼࡚̈́߆عઃͤ෴ˢϨᅙ۞ᇆᜩĂᅙᆊ͟႙} ֕ҲĄҭߏĂϤٺܻ͟ᙯܼೋ̼Ăధкέ៉ˠ࿰ഇ׌઼̝มӈ૟൴ϠጼۋĂฟؕӨ᎕Ϩ ᅙͽᑕ͵Ԋត̼Ăౄјέ៉फ̰ᅙᆊ༼༼˯̿Ąᅙ̮ᄃܛ̮۞̳ؠ๗தĂଂ1902 ѐ 11

(24)

三是台灣島內的原因。當時台灣總督府原則上是半個月公佈一次島內金銀比價，但由於國際金銀比價的劇烈變動，台灣總督府未能適時因應，導致島內投機交易盛行。當島內銀價（銀對金的價格）低於國際銀價時，投機者低價從台灣購入白銀，轉至香港、上海的銀市場拋售，此時台銀被迫釋出大量的白銀；相反的，當島內銀價高於國際銀價時，大量的白銀湧進台灣兌換銀券，再以銀券等價兌換日本的金券，賺取金銀價差的利益。由於必須自行吸收因銀價變動及匯兌投機而產生的損失，到了一九○三年後期，台銀已陷入非常危急的狀態。自一九○三年九月開始，台銀即不斷透過台灣總督府向日本大藏省建議，希望早日廢除銀本位制，改行金本位制。但當時的日本內閣忙於日俄戰事，擱置了台灣總督府所提的建議。一九○四年六月十四日，台灣總督府未待日本帝國會議審議，逕行公佈律令第八號，決定於同年七月一日發行金券。24 隨著新發行制度的實施，以律令第九號規定，除繳納公費外，禁止使用銀圓。台灣總督府關於台灣幣制改革的緊急命令，在一九○六年第22 次日本帝國會議獲得追認。此後，台灣便逐步地向金本位制邁進。一九○八年以後，日本政府公佈一連串台灣幣制改革的法令，禁止以銀圓繳納公費，並規定一圓銀貨與台灣銀行券之銀券的兌換請求分別至一九○九年四月，以及同年年底為止。上述法令的公佈，也代表日本正式宣告，正常而完全的金本位制將於台灣展開。一九一一年四月，台灣施行了貨幣法，近代的金本位信用貨幣制正式取代傳統的銀本位秤量制。

དྷăາ။טᄃ઼छᝋ˧

以上就殖民統治初期日本在台灣施行幣制改革的過程，沿著歷史的脈絡作出分析與探討。回顧近代以前台灣，各政權統治的基盤，在於租稅與

͡29 ͟۞ 0.750Ăާ̿ז 1903 ѐ 9 ͡ 2 ͟۞ 0.950ĞΔ̋冨˳˟ࢡĂ1935：210ğĄ 24 _{ᙯٺέ៉ᅙҖד۞൴ҖĂޠ΄ௐˣཱིఢؠĈௐ˘Ăέ៉ᅙҖ଀൴ҖͽܛఱҸೱדĂࢬᗝ} ˘๪ͽ˯̝ᅙҖדćௐ˟Ăॲፂέ៉ᅙҖڱٙ൴Җ̝ᖞᅙҖדĂ଀ٺέ៉ᅙҖᓁҖٕέ ៉ᓁ༛عᔑડ̰̝ྍҖ̶Җ̰Ă޷໰ᓁ༛ع̳Ә̝˘๪ᅙఱॡᆊĂᄃܛఱٕ޷ώ΄ٙ൴ Җ̝າᅙҖדϹೱĞΔ̋ಱ˳˟ࢡĂ1935：247-248ğĄ

(25)

土地結合的傳統支配構造。對這個時期的台灣人而言，這種統治權力並不完全等同於國家權力。我們在論及國家權力之際，首先在腦海中形成的定義，是國家這個巨大的組織所行使的統治權力。但是這種想法暗示著下列概念：即國家權力的行使是以國家的存在為前提。但是，若從歷史的形成與發展來看，「國家的存在先於國家權力的行使」這個論點是否正確無誤？事實上，在國家以及國家權力的形成過程中，關於何者先形成的問題，由於缺乏歷史資料，以致判定困難。25 不可諱言地，不論是氏族共同體的國家起源論，還是軍事組織的國家起源論，自有歷史以來，國家的發展均以統治權力為中心；而統治權力也被認為是國家權力的源始。換言之，就國家起源論而言，當特定的共同體或是社會群體組成國家之際，會有組織地將公共權力移轉為統治權力，這才是吾人探討國家權力的重要切入點。因為這種統治權力，對外是以抵抗外敵侵略的軍事力量為軸心，而對內則是維持社會秩序的內政權力。只有當公共權力轉變成統治權力之際，才可說國家權力正式確立（滝村隆一， 2003：548）。從國家發展的過程來看，統治權力可視為國家權力的原型，在國家形成的過程中扮演了重要的角色。而統治權力隨著國家的成立轉化為國家權力的一環，與國家的存續與發展息息相關。因此，國家權力也可說是由國家機器所行使的統治權力。但是，國家權力與統治權力最大的區別在於：在統治權力的支配下，當人民自發地或是被強迫地服從「國家意志」時，該統治權力可稱之為國家權力。26 由此，吾人可明確把握國家權力與國家在概念上的區別。若從台灣的歷史來看，由於近代台灣統治權更替頻繁，部分統治政權在島內所行使的是外來的，而非台灣社會自主形成的國家權力。從這個角

25 _{Hermann Heller ಶᄮࠎĈĶಶன΃઼छ۞ࡁտຍဦ҃֏Ă઼छ۞੓໚඗ܧ̙ࢦࢋ۞યᗟĄ} ҭߏĂಛᖒ඾઼छ੓໚ኢٙԛј۞ኜкۋኢĂ̙ߏໄه̙ૉځቁĂಶߏ৿ͻѣӀ۞ᙋፂĄ ఺ֱኢۋдன΃઼छኢ۞ࡁտ˯Ă୮൑ᆊࣃΞ֏ķĞщ͵ҐᛌĂ1971：58ğĄ 26 _{Ķ઼छຍԠķ۞ࣧݭֽҋٺᎊୣ۞ĶБຍԠķĞgeneral willğ۞ໄهĄБຍԠߏԓ୕၁} னВТ჊ࡅ۞ຍԠĂߊߏ࣎Ҿ̳ϔ۞ҋԧຍԠĂТॡ˵ߏٙѣ̳ϔ۞БវຍԠĄ੺ҹޥă Еှ͹ཌྷ۰݋ߏ૟БຍԠඈТٺ઼छຍԠĂᄮࠎ͚੨ล৺౅࿅઼छ፟ጡĂ૟͚੨ล৺۞ ຍԠμӻгᖼ̼ј઼छຍԠĄ఺྆ٙᄲ۞઼छຍԠĂߏ઼ϔ៍ه۞ፋЪᄃะࡗٙԛј۞ ઼ϔВ఼ຍԠĂ҃ͽڱޠă߆ڼఢቑݭၗणன΍ֽĄ

(26)

度來看，國家權力除了擁有對國家內部支配的力量，亦可超越國家的範圍支配外部。這種將國家權力向外擴張的國家，一般稱之為「帝國」。27 值得注意的是，自荷據至清末的 300 年間，各政權對台灣的統治，只限於對島內個人、組織強加法律規範，並未完全貫徹國家意志。在此期間，各政權所戮力的統治政策，不是國家的構成與組織化的促進，而是強調土地佔領、租稅制度等增收財政的政策。嚴密地來說，這段期間的統治權力，對台灣人而言不能算是國家權力。因此，這種統治權力為台灣社會帶來的影響，可說是遠小於日本帝國的那種包山包海的、完全貫徹國家意志的國家權力。以殖民統治時代為分水嶺，國家權力正式開始形塑台灣社會的組織化與國家構成。日本在台灣首度嘗試貫徹日本帝國國家意志的措施，就是殖民統治初期的幣制改革。眾所周知，日軍自一八九五年五月二十九日登台之後，即遭受台灣人民頑強的抵抗。為對抗日本軍勢，台灣人於同年五月二十五日成立台灣民主國。台灣民主國的壽命雖然只有短短的 5 個月，但在民主國瓦解後，台灣人民仍持續武裝抵抗。台灣人民如此頑強的抵抗出乎日本的意料之外，使得前幾任台灣總督不得不把全副精力放在軍事壓制與治安維持上。28 此一時期的抗日運動，絕大部分是因為痛恨被「異族」日本所統治，起而對抗日本官憲的反抗運動。然而，在日本官方宣佈「全島平定」之後，台灣島內的大型武裝抗日運動仍持續不斷。這種頑強的反日勢力，若是沒有本地經濟勢力的支持，是不可能存在的。換言之，因為依靠本地資本的支持，反日勢力才得以擁有強固的基礎。學者在分析這些抗日運動時，大多把焦點放在民族意識的原因上，往往忽略其中的經濟要素。長久以來，台灣的本地勢力是以土地生產為經濟基礎，一方面組成莊堡共同生活，一方面組織郊商（商人公會）以獨占貿易利益。特別是清朝時代，台灣各地土地、

27 _{ޓ઼Ğempireğ˘ෟ۞ᄬ໚ࠎ imperiumĂࣧώߏ޽ࠎ߆۰۞Ķ޽΄ᝋķĄд࢕ְ͚੨ࠎ} ͹۞ᘲ੺ॡ΃Ăᘲ੺ޓ઼ĞImperium Romanumğјϲ۞ݵ፟Ă˜ߏଂૻ๕۞࢕ְ޽΄ ᝋШγొ൴΄ࠎฟბĞՅ̡ځޜĂ2005：188-189ğĄ 28 _{͟ώΚᅳέ៉ܐഇĂࠎᑅטέ៉۞ڠ྅ԩ͟ྻજĂԸˢ̂ณһ˧Ą׎̚ঽѪăጼѪ۰ࡗ} ࠎ4,500 ˠĂ఺๋࣎˸ᇴфߏϥ̾ጼۋ̚Ă͟ώౙ࢕Ѫ˸ˠᇴ۞ˬ̶̝˘Ğ̈Ⴉࡻ˟Ă 1998：71ğĄ

(27)

水權及貿易權的衝突糾紛不斷；為了防止外來勢力的入侵，保衛自身親族的安全，各莊堡均帶有防衛組織的色彩。這些本地資本與抗日勢力的結合，形成日本統治台灣的一大困難。如前所述，日本佔領台灣之前，台灣內部的貨幣流通情形是極其複雜的。而此複雜之極的貨幣體系，正是台灣反日勢力最主要的經濟依據。一八九五年之前，由於台灣海外貿易的發達，以及清朝未曾有效統治台灣，導致各種外國貨幣與私鑄貨幣在台灣盛行。除此之外，台灣各地也因貿易對象的不同而使用不同的貨幣，如北部茶葉貿易多使用粗銀，南部糖業貿易則是用墨西哥銀；再加上度量衡的不一致，使得台灣的貨幣體制更加混亂。在這種情形下，決定台灣島內交易貨幣的不是國家，而是有實力的商人。29 另一方面，隨著海外貿易的發達與市場的擴大，缺乏資本的茶農與蔗農為因應製茶與製糖所需資金，只能向地主或商人借貸。而地主與商人靠著高利貸，自行訂定農產品的買賣價格，強迫農民簽訂農產品買賣契約。造成地主與商人得以壟斷原料市場並決定市場價格，一手包辦台灣島內商品的生產與販賣。這讓台灣本地的資本商人（多為大地主）靠著茶葉、蔗糖的生產與交易為經濟基礎，獨占交易貨幣，以地主、商人、高利貸三位一體並存的型態，支配台灣島內的農村經濟（凃照彥，1975：25）。為求有效統治台灣，日本政府領悟到，必須在台灣成立特殊銀行，發行紙幣以徹底改編台灣本地的金融與經濟基礎。30

29 тέݑˬࢠ௡Ъ۞ఢࡗĂᙯٺϹٽॡֹٙϡ۞ఱ။Ăഅѣͽ˭۞ఢؠĈĶϹٽֹϡᐷᅙă ౧ᅙ̈́πࢬᅙĂ֭ͽ˛ˬࠎ໤ķĞᓜॡέ៉ᖞၚአߤົĂ1909：39-40ğĄ 30 _{͟ώᅳѣέ៉̝ޢĂ༊ॡ۞̂ᖟ̂Ҋڗ͞ϒཌྷϲӈ൴ܑຍ֍Ă͹ૺĶฟ٤έ៉ื௑Ӏϡ} ݓϠ͹ཌྷĂࢵᑕనཉܛᏉ፟ᙯĂ҃ѩܛᏉ፟ᙯืࠎጾѣ৽။൴Җᝋ۞পঅᅙҖĂͽܮ΁ ͟ܧ૱ॡഇ̝ᅫĂѣӄٺາ଀ᅳ˿̝ੑ߆ķĞέ៉ᅙҖĂ1919：14ğĄέ៉ᅙҖд౹ຽ ॡ̝ྤώܛࠎ500 ༱๪Ğ̶ܼ 5 ༱۵ĂՏ۵ 100 ๪ğĂ͟ώ߆ع۞޺ѣ۵Њࠎ 1 ༱۵Ă ׎ዶ4 ༱۵݋ٺ 1899 ѐ 5 ̳͡Ә๒۵Ą̳Әᑕ๒ഇมࠎ 14 ͇Ă่ѣ͌ᇴέ៉ˠᑕ๒Ą Ϥٺ༊ॡέᅙ۞۵ڌЩΊĂ໑ٺ࡚࢕᜛ࠓ̝ጼͫĂΪ঻˭۵Њ޺ѣ̶੨۞௚ࢍᇴፂĄ׎ ̚Ăέ៉ˠдᖞ۵ּ่ͧ̚ҫ1.6%ĂдᇴѨᆧྤ۞າ۵̚Ă޺۵ּͧ˵Ϊҫ 2.6%ĂЪ ࢍ۞ᓁ޺۵ּͧ݋ࠎ2.1%Ğέ៉࠷͛ᚥ؎ࣶົበĂ1993：547-548ğĄГΐ˯έᅙనϲ ݈۞ᚯ౯؎ࣶăనϲޢ۞ࢦࢋგநᖚҜĂӮజ͟ώ߆عءࣶĞͽ̂ᖟ࠷ࠎ͹ğٙᗽᕝĂ έ៉ώгྤώ۞ᇆᜩ˧຋ͼ׎຋ĄЯѩĂέᅙ۞ຽચఢሀдफ̰۞ԣిјܜĂТॡ˵ຍ ק඾͟ώ઼छᝋ˧۞᎕ໂႣ౅Ą

(28)

對日本而言，除了本地資本家商人對農村的支配問題之外，歐美資本主義勢力的排除，也是必須即刻解決的問題。當時不僅只有台灣，整個東亞地區都是處於「番銀」的勢力範圍之下，即歐美資本主義的支配之下。日本在台灣推行的幣制改革，就是為了解決上述問題而提出的方策。在幣制改革實施之前，台灣社會中，貨幣的主要提供者是本地商人與外國企業。隨著幣制改革的進行，日本逐漸成為貨幣的主要提供者；而在幣制改革完成後，日本成為唯一的貨幣提供者。日本獨占貨幣的結果，使得在台灣的市場交易中，本地資本商人與外國勢力的影響力逐漸下降。再加上自一九 ○五年台灣銀行發行金券之後，開始提供長期低利貸款與匯兌業務，除了可贏得台灣人的信賴之外，亦可打破洋行、媽振館及匯兌館對貸款與匯兌的長期壟斷。31 很明顯地，日本希望經由幣制改革，一方面取代本地資本商人與外國勢力在台灣社會經濟上的優勢地位，在台灣島內樹立國家權力；在另一方面，藉由「圓銀通用政策」的施行，將國家權力向東亞地區擴展。然而，日本的目的是否達成？前面提到，由於清朝未能有效行使統治權力，使得台灣人在使用貨幣時採用秤量制，重視的是貨幣的實質價值。相反的，日本認知到貨幣制度與統治權力的關聯性，以國家權力在台灣推行幣制改革，統一貨幣制度。而此一幣制改革最大的特徵是，信用貨幣紙鈔的發行與流通。因此，若對台灣的紙鈔流通情形加以分析，應可對上述問題提供一定程度的解答。台灣人原本就沒有使用紙鈔的習慣，對紙鈔的理解只停留在由票號、錢莊發行的「銀票」、「錢票」，或是由台灣民主國所發行的「軍票」的概念上，對信用貨幣的意義可說是一無所知。日本佔領台灣之後，大量的日本紙鈔隨之進入台灣，台灣人首次接觸到「以國家權力為後盾」的信用

31 _ҋ_{1860 ѐ̝ޢĂέ៉Я͇ߺ୧ࡗᄃΔִ୧ࡗ۞ᘪࢎĂΔొ۞୶ͪ̈́ݑొ۞щπ׌࣎෶} ٽപ˾ԆБ၆ለ࡚ฟٸĂ˵Тॡ૲જ˞έ៉Δొ۞ਮཧăݑొ۞ࡀᎤඈயຽ۞൴྿Ąᐌ ඾ྺயݡξಞᕖ̂Ăਮྺᄃቴྺ۞ྤܛᅮՐ͟஽Ăγ઼થۤᄃώгથˠВᏖĂᗽᕝफ̰ ܛᏉຽચĄͽਮཧயຽࠎּĂγ઼ᅙҖ（͹ࢋߏࢶപ˯ঔᅙҖ）ͽ6 Ე۞Ӏि၆߶ҖᏉ ྤĂ߶ҖГͽ1 ̶ 2 Ე۞Ӏि၆Ķ๽ॎᐡķᏉྤĂĶ๽ॎᐡķ၆ਮҖᏉྤ۞Ӏि݋̿ז 1 ̶ 5 ᲔĂਮҖ၆ਮྺ෷ഠॡГќפՀ੼۞ӀिĂጱ࡭ਮྺд෷ഠॡυื;΍ 1 ̶ 8 Ე ז3 ̶ 6 Ე۞੼ӀĞڌလϠĂ1944：328-331ğĄ

(29)

貨幣。但是，在台灣人之間，日本銀行券並不能以面額流通，日銀券對銀元的交易有貼水的現象。每圓日銀券對銀元的貼水，一度曾高達 2 角，即日銀券必須多加 2 成（20%）方能兌換銀元。而在兌換不便的地方，貼水更多至3 成（北山冨久二郎，1935：118）。台灣人之所以拒絕使用日銀券，固然是不習慣使用紙鈔所致，但也是因為對新政權缺乏信任。32 由表 4 可以得知，到一八九九年為止，日本銀行券的輸出入總額雖為各種貨幣之冠，但仍不及各種銀幣與銀塊輸出入金額的總額。但是，若考慮到當時台灣人的貨幣使用習慣，可以發現，兩者實有重大的不同之處。銀幣與銀塊可自由銷毀，或窖藏儲存，或用以改鑄器皿及首飾，其金屬的本質具有實質價值，台灣民眾樂於接受。而紙幣則不然，在當時猶未為台灣民眾所接受，其流通速度遠快於其他貨幣（袁穎生，2001：268-269）。這表示，台灣人不習慣使用這種「外國紙鈔」，則使收到之後也隨即將其兌換成銀元。一八九九年，台銀首度發行自己的銀券，然而其流通情形如前所述，在巔峰時期也不過只達到流通總額的三分之一而已。一九○四年六月，台銀開始發行金券。到了一九○九年，金券的流通額首度突破1,000 萬圓，一九一一年更逼近至2,000 萬圓，到此台灣人民可說是完全接受信用貨幣了。何以習慣於銀本位制的台灣人拒絕銀券卻接受金券？以貨幣制度發展經驗來看，銀行券的價值原本是由其對金銀價值的信用度而來的。換言之，銀行券最初是以黃金或白銀代替財的形式，用以充當支付手段。因此，當銀行的信用發生危機時，銀行券的持有者往往湧向銀行，要求兌換回黃金或白銀。台灣的情況也很類似。由於對銀券的不信任，台灣人在收受銀券時，也立即向台銀或其他的兌換機構要求兌換回銀元。不過，原本預料流通的困難度高於銀券的金券，卻出乎意料地順利在台灣流通。33 台灣銀

32 _ॲፂ_{1896 ѐј३۞Įέ៉ੑચෛ၅ᖬ׻३įĂ৽။дέ៉̙צᝌܓ۞ࣧЯѣαĄௐ˘Ă} έ៉ᄃγ઼෶ٽॡӮͽனᅙϹٽĂᄮࠎጾѣனᅙѣ׎υࢋّćௐ˟Ă͟ώ߆عֽέ͟ൺĂ έ៉फ̰ˠ͕೙೙̙щĂ၆৽။̙׍ܫ͕ćௐˬĂέ៉ˠ۞͟૱Ϡ߿௫ၚͽனᅙϹٽć ௐαĂᔉ෴έ៉ϔ͹઼൴Җᅙை۞ຫεགྷរĂឰέ៉ˠ၆৽။̙׍ܫ͕ĞР̡̓ΈĂ 1896：344-345ğĄ 33 ܜഇͽֽĂέ៉ˠϔઐຑͽϨᅙϹٽĂफ̰֭൑ͽเܛ༊ఱ။۞௫ၚĄέ៉ˠϔ఺჌Ķຑ ᅙķ۞͕நॲஎའ׽Ă࡭ֹέᅙдफ̰ଯજܛώҜטॡĂ࿰ഇΞਕዎצࢦࢦܡᘣĞέ៉

(30)

行對此也頗感意外，對金券剛開始的流通狀況作了以下的描述：「其流通於山間僻地亦頗圓滑，發行當初之一切憂慮均未發生，不但流通上沒有任何障礙，就連金貨兌換之請求亦頗稀少」（台灣銀行，1919：67）。 ܑ 4āέ៉ఱ။Ꮾ΍ˢܑĞ˘ˣ˝̱Ҍ˘ˣ˝˝ѐğ 單位：千圓日本貨幣外國貨幣日本銀行券日本圓銀鑿印圓銀墨西哥銀幣銀　　塊年次輸入輸出輸入輸出輸入輸出輸入輸出輸入輸出 1896 1897 1898 1899 }9,325 4,660 1,490 }3,863 2,125 1,127 4,040 4,662 348 749 35 345 321 486 − − 3,650 2,141 − − 1,185 1,431 1,353 1,245 877 105 170 208 101 − − 17 856 514 − 77 503 569 累計 15,475 7,115 9,799 1,187 5,791 2,616 3,580 479 1,387 1,149 註：一八九七年之前，日本銀行券的輸出入額並未作年次的統計，表示的數字是到一八九七年的總額。資料來源：台灣銀行（1921）。根據向壽一的研究，金券之所以能順利地在台灣流通，有以下幾點理由：第一，二十世紀初期，國際銀價持續上揚，台灣銀元不斷地向海外流出。加上日俄戰爭之後，台灣對日本貿易量的激增，造成島內有貨幣不足的現象。而金券的發行與流通適時地彌補了這個缺口。第二，隨著日台間貿易比重的增大，與日本貿易往來的台灣商人也隨之增多。商人們發現，使用金券與金本位國日本交易可避免匯兌風險，這亦促進了金券在台灣的流通。第三，一九○八年之後，台灣總督府嚴格限制外國銀元與粗銀的輸入，迫使台灣人不得不使用金券（向壽一，1978：90-91）。然而，當我們考察日本推行台灣幣制改革的目的與過程時，可以發現，這項改革的成功與國家權力有著密切的關係。在台灣幣制改革的初期，國內施行金本位制的日本，選擇了與其貨幣制度分離的「圓銀通用政策」。針對這項「圓銀通用政策」，當時日本國

ᅙҖĂ1939：67ğ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