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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教人員對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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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83 教育科學研究期刊 第五十五卷第一期 2010 年,55(1),183-204

幼教人員對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之

調查研究

陳儒晰

*

邱方晞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育達商業科技大學幼兒保育系 副教授

摘要

本研究以臺北地區幼教人員為研究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探討其對於女性主管在幼教行政 領導實務中的思考及認知態度。研究者自編「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問卷,涵蓋 「社會結構」、「弱勢地位」、「個人特質」、「積極參與」與「表現優勢」等層面,運用結構方 程模式探討幼教人員對此議題之想法。統計結果顯示,問卷的假設因素構念之測量模式檢定 具有良好適配,且路徑關係的結構模式分析證明研究假設之成立。研究發現,幼教人員認為 社會結構因素影響女性主管的弱勢地位、積極參與和表現優勢等態度,且指出個人特質及積 極參與態度亦會影響女性主管之表現優勢,社會結構與個人特質構念則呈現負相關。最後, 研究者針對研究發現進行討論並提出未來研究之參考。 關鍵字:女性主管、幼教人員、行政領導 通訊作者:陳儒晰,E-mail: chenrs@webmail.ydu.edu.tw 收稿日期:2009/09/25;修正日期:2010/02/22、2010/03/10;接受日期:2010/0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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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陳儒晰、邱方晞

壹、前言

當教育主管單位將幼兒教育列為重要施政核心,並思考幼托整合、國民基本教育向下延 伸 1 年與重視幼教品質等政策內容時,幼兒教育的行政、課程、教學、評鑑與輔導等層面遂 成為眾人注目之焦點。幼兒教育不單是從階段或層級角度為之區分的學前時期,更具備協助 幼兒開啟個體認知、情意發展與技能學習之關鍵角色,也是啟蒙與發揚幼兒知識學習、建立 良好人際互動與發展肢體技能動作之參照基礎。為了確保幼兒教育能符應政府施政方針與滿 足家長需求,凝聚幼兒園組織文化氣氛,形塑優質的幼兒學習園地以吸引幼教人員更多的教 育奉獻和投入,引導幼兒教保機構能迎上當前幼教場域之多元發展趨勢,則不容忽視卓越的 幼教行政領導與管理之中介角色(Hard & O’Gorman, 2007)。園長、主任與教師等幼教人員在 行政業務、教學活動、課程安排及專業進修等層面所表現之行政領導實務,其外顯模式與品 質不只影響幼兒園本身的生存風格及理念展現,亦能藉由幼兒學前發展和學習指標及學習準 備度之自我定位,成為吸引家長與幼兒就讀的誘因及比較基準(Scott-Little, Kagan, & Frelow, 2006)。 就臺灣幼教場域的行政領導面向觀之,幼兒園規模大多屬於小型或微型機構,園所(意 指公私立幼稚園與托兒所)行政領導的權力核心多以園長為主。園長成為幼兒教育品質的把 關者,除了影響教師專業素養的發展,亦透過行政領導來形塑幼兒園整體團隊士氣與氣氛(許 玉齡,2001)。園長在行政與教學領導的角色定位,在於提升教學品質與實現教育理念(歐姿 秀,2002;簡楚瑛,2001);園長不只扮演教學和行政監督及示範的角色,更重要的是提供與 協助教師接受幼教專業發展之機會,藉以實踐優質教學來提升幼兒學習成效(簡楚瑛,2004; 蘇慧貞、簡楚瑛,2004)。事實上,幼兒園行政領導的上下階層關係並不只有園長與教師之區 分,亦涵蓋園所與主任、主任與教師或其他處於此行政權力層級體系中的多元角色定位。當 我們基於園所微型場域來探究行政領導職務的園長與教師之二分角色扮演時,也應從行政領 導層面的主管與部屬或主管與教師之職務區分予以留意,才能深入透析幼教場域中的行政領 導定位和連結脈絡。 此外,當前臺灣幼教環境呈現出女性幼教人員明顯多於男性之性別現實,園長與行政主 管亦多由女性擔任。此現象之實存當然與本地傳統文化及職場現況有關,但行政領導實務是 否因為性別因素而呈現出差異化的行政領導模式,則有待深思。隨著時代演變以及對於性別 平等議題之重視,女性主管的領導作為與模式不再如同過往用性別偏見或刻板印象等角度來 與男性主管領導風格進行優劣評比(Duehr & Bono, 2006),我們必須思考整體文化環境因素對 於園所主管角色扮演與領導風格之影響(李文正,2004;李淑惠,2005),並聚焦在不同性別 特質的行政領導風格於幼教場域中彰顯之意涵,以解析女性主管在園所行政領導實務與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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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85 性別偏見或歧視的差異化對待之現象。 以性別議題為主要關懷的行政領導研究,均受到國內外許多學者與實務工作者的重視, 但在幼教場域中的相關探究則較少。研究者運用性別論述對於幼教場域與行政作為的分析視 野來思考此議題,凸顯女性主管在幼教場域中的行政領導參與和實務扮演角色,重新思考在 以女性為主要組成的幼教人員世界中,女性主管在幼教行政領導論述內容和意涵之展現及建 構,進而在超越性別邊界、去性別化、凸顯女性經驗的重要性之外,融入性別平等思考以描 繪具體可行的幼教行政領導革新圖像。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來蒐集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行 政領導認知的想法,運用結構方程模式的統計分析技術來探討問卷因素結構之測量模式以及 研究假設的路徑關係,藉以發現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在幼教行政領導作為氛圍中的社會性 別結構因素與女性領導角色實踐之關係;並針對傳統社會結構因素影響女性主管作為及其在 幼教主管職務地位上的弱勢現象,以及女性主管具有的人格特質、領導作為上的積極程度與 領導作為等態度進行探討,這是國內目前較少研究的領域。研究者透過研究資料的彙整、分 析與探究之成果,可以充實幼教人員在性別行政領導實務的整體論述,提供相關單位規劃未 來幼教行政領導專業實踐或政策革新之參照。

貳、文獻探討

國內目前對於幼兒園領導方面的相關研究,主要聚焦在教育行政領導理論的引進與探討 領導者之園所經營管理策略及實務,並針對園長領導行為如何提升幼教品質的實際作為進行 相關因素結構之觀察與調查分析(李新民、陳密桃,2007;張弘勳、蔡淑苓,2005;許玉齡, 2004a,2004b;蘇秀枝,2006)。此類研究提供幼教人員行政領導風格的事實性描述,但若連 結幼教場域的女性化事實之現況,可否不考慮性別因素或逕以性別中立的角度來建構幼教行 政領導論述,則有待商榷。 長久以來,教育專業並未公平也未合理地對待女性,主流教育政策問題定義與相關研究 的思考點定位大多以男性為主,忽略女性思考的價值或邊緣化女性獨有的關懷特質,失去多 元解決教育問題的策略設計和實施機會。傳統社會文化因素與性別權力運作影響教育工作者 的職位晉升過程(游美惠、柯伯昇,2008),以削弱女性聲音或未能重視女性特殊行政領導經 驗之性別建構來逕行處理(潘慧玲、梁文蓁、陳宜宣,2000);女性主管雖可以不同於男性權 威領導的柔性領導優勢來引領行政團隊,但其領導風格與實務則會受到家長式性別論述而被 低估其價值(林姿葶、鄭伯壎,2007;張德銳、賴佳敏,2003),影響其在家庭結構、工作職 場與社會環境中的主體意識、支持系統,以及凸顯女性特有的性別領導風格之實踐(呂晶晶,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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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社會性別結構對於行政領導認知態度的形塑

就現實層面觀之,本地幼兒園生態是一個充滿單向度性別群體的教育環境,以女性為主 要的人事組成,且男性參與並不受到主流社會意見的認同與支持;女性幼教人員主導幼教行 政與教學活動的發展,在女性化幼教場域中建構出單一性別的溝通與管理作為。我們必須思 考幼兒園的行政領導角色與實務作為,是否會因為性別化的社會結構與行動主體之差異而受 到影響?是否會受到傳統性別分工角色的形塑,順從或跨越自我性別邊界來建構符合幼教行 政領導的實質內涵?這不只針對女性幼教人員的生命經驗進行重塑和轉化工作,亦成為連結 性別平等議題與幼教行政領導論述之關鍵,並在性別多樣化的社會環境中辯證與建構出行政 領導圖像和具體可行之實踐策略。 性別是社會研究的重要思考規準,此價值不只在於分析不同性別之間呈現的量與質之差 異,而是探究此差異背後的文化、政治、生理或心理等社會形成原因。性別差異會影響以人 際任務為主的社會情境之內部群體作為,不同性別群體的工作地位與預期角色受到性別刻板 印象的影響而呈現出外顯或內隱之差異表徵。性別職位展現出高度的性別階層分化,並以男 性化權力與權威的領導特質為判斷標準。由於領導是一種合意的決策過程,行政領導過程中 經常存在著性別偏見之解讀(Hogue & Lord, 2007),女性在此過程中往往被視為是阻礙領導成 功與管理效率的客體因素(Grisoni & Beeby, 2007)。

傳統文化觀念視女性為無效率、負面效益、低價值,且成效不彰;女性不適合成為成功 的領導者,因為傳統的性別認同無益於其在以男性領導風格為主的組織中生存(Dennis & Kunkel, 2004),導致女性在升遷過程經常遇到領導職位與領導機會的不易取得,以及領導能力 不為他人所認同和工作壓力難以克服等問題(Haslam & Ryan, 2008),且在行政工作中時常遇 到來自異性或同性的抗拒手段。即使因為女性從業人員的比例增加,但重要領導職位仍由男 性主導(Shah, Braga, Braga-Baiak, Jacobs, & Pietrobon, 2007);再加上女性無法彰顯其工作價 值,且工作內容遭遇性別隔離,忽視不同性別角色的領導作為所隱含之性別歧視與刻板印象, 導致女性化、感性等特質與男性化、強壯及專制形象形成強烈對立(Johnson, Murphy, Zewdie, & Reichard, 2008)。

由於女性對於社群結構與領導類型的男性權力意識之認知較低,導致組織成員對於男性 領導者反映出較高期待的評價。此不同於性別卓越或成功的認知歧異,再現女性連結的規訓 本質是無效率且充斥負面管理的意識形態(Atwater, Carey, & Waldman, 2001)。女性在此性別 不利的行政體系中,只好以凸顯陰柔特質或模仿男性領導模式的社會化作為來予以因應(洪 瑞璇,2004;Skrla, 2000a);並運用性別歧視的社會建構來形塑男性化領導風格與工作表現, 以強調理性邏輯思考的強勢權力作為統御女性幼教人員(Fletcher, 2004),表現出假性別中立 或權力中立的權力與領導行為交會之社會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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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87

無法發揮所長(Kowalski & Stouder, 1999);且在性別階層化環境工作中,經常伴隨沉默、迷 思、疏離與寂寞等感受,亦未受到同為女性下屬的認同與重視(Skrla, 2000b)。受到主流男性 領導論述的影響,女性領導者被塑造為英雄或英雌形象,除了符應男性中心的權力體系,亦 強調學習男性化導向的成功角色與能力之重要性(梁文蓁,2000);但此男性化獨裁領導作為 並不為女性所認同,反而是將此角色扮演視為是差勁的領導者。基於前述,社會性別結構(社 會結構)對於幼教行政領導之形塑,具體展現在女性幼教人員符應男性化領導論述的行政領 導作為,再製領導權力結構上的性別不平等事實(弱勢地位),影響其在課程教學的領導參與 (積極參與)以及在領導自信才能上之表現能力(表現優勢);且認為社會性別結構因素會影 響女性主管的工作表現(社會結構),則不認同其在幼教工作上可以堅持幼教理念與展現愛心 及自信(個人特質)。因此,研究者提出下列研究假設: 假設 1:「社會結構」態度正向影響「弱勢地位」態度。 假設 2:「社會結構」態度正向影響「積極參與」態度。 假設 3:「社會結構」態度正向影響「表現優勢」態度。 假設 4:「社會結構」態度與「個人特質」態度呈現負相關。

二、行政領導實務中的個人特質、積極參與和表現優勢之關係

幼教人員在幼兒園行政領導脈絡中,不應以行政領導主管的工作表現與績效評比予以定 位,而要以行動主體自居來實踐不同性別的權力交會與行政領導作為,並在具體領導經驗中 建構自我賦權與彰顯行政領導的性別主體性。當行政主管的性別角色態度表現出傳統文化之 性別表徵,則會損害組織本身在性別平等與規訓程度之優質發展(Parboteeah, Hoegl, & Cullen, 2008);且領導者性別角色與領導行為的性別差異內在化或社會化,亦會影響組織階層職位和 領導模式發展。女性領導階層表現出正向性別領導的社會建構與自我認知意識,可以透過口 語溝通與互動來強化人際導向的領導模式,彰顯符合女性特質的關懷領導,轉化傳統男性化 行政作為的權力刻板印象(Anderson, Lievens, van Dam, & Born, 2006; Christman & McClellan, 2008)。 就組織的權力管理與應用而言,領導者若能理解權力主客體意圖並運用權力以形塑成員 關係和建構革新行動,將可產生正向行動能量來促進組織變革(黃乃熒,2001)。從不同性別 群體的權力分析觀之,女性比男性更容易理解社會生產脈絡中的權力關係,輕易地釐清社會 控制與宰制以及權力的社會生產與合作之差異。女性主管容易理解非口語的情緒表情,並善 用女性化情緒與感性印象來進行人際溝通;此作為有利於提升部屬的滿意度,且較男性外顯 的說服性作法表達出更有支持性與友善感受之作為(Byron, 2007)。此外,女性比男性更具有 才智且對創新持開放心態,採取討論參與方式來處理事情與達成目標,引導開放且參與式的 組織變革(Furst & Reeves, 2008; Weikart, Chen, Williams, & Hromic,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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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女性領導者較能關注歧視問題,此意識覺醒有助於其在領導作為中扮演公平角色, 並消除傳統行政領導實務的性別歧視現象(Frey, Lingo, & Nelson, 2008; Garcia-Retamero & Lopez-Zafra, 2006)。女性主管可建立動態的學習組織環境,引領組織變革的管理,激勵成員 參與有效領導工作並進行反思;此分享式的領導作為有助於支持與發展反思性實務工作,關 懷部屬的同事、家庭與社會生活,激勵成員的多元專業成長,建構高品質的統整性組織並提 升和革新組織之發展(Colmer, 2008; Wright, 2009)。 當然,性別行政領導作為的公平實踐,並非聚焦在不同性別之間的差異化領導程度,而 是試圖在性別結構社會化的形塑脈絡下,協助幼教人員思考出符合性別認同與公平正義的行 政領導之主體性意義和賦權作為。行政領導論述必須涵蓋傳統的正義模式與女性之關懷模 式,連結合作與人群取向的管理模式,將成就與尊嚴歸於所有人;透過個別諮商方式協助同 事生涯發展,建構尊重性別弱勢與多元文化價值觀的支持性成長團體,充實與挑戰女性自我 認同與關係取向的領導論述(洪久賢,2001;Nah, 2003; Simpson, 2004)。不論採取何種性別 認同,幼教場域中必須建立符合性別平等意識的領導情境;具體作為不只要求女性主管的數 量提升,而是試圖在超越性別對立與充滿性別權力意識的不平等角色扮演脈絡中,協助幼教 人員能跨越傳統性別邊界來思考行政領導作為的主體性意識建構與認知圖像,擺脫性別與權 力的傳統社會形塑框架,並勇於面對和挑戰自我行政領導生涯之賦權實踐。 領導者可從行政領導差異作為與回應中學習積極處事的能力,一方面鼓勵所屬成員重視 文化經驗的實際運作價值,另一方面則強調情感交流、道德價值、工作支持、公平對待、程 序正義與尊重關懷,以共同對抗組織內嵌的宰制與從屬的形式(鄭燿男,2004;Cambron- McCabe & McCarthy, 2005)。行政領導論述應重視場域脈絡中的外顯行為之理解,運用積極的 生存策略來改變歷史脈絡、性別歧視與刻板印象、階層組織、男性化脈絡、性別與地位之結 構變遷,以追求符合性別平等意涵的積極作為與社會公平(Madden, 2005)。當組織文化傾向 於重視性別平等意識時,則會表現出較高的共享價值、人文傾向與性別尊重文化,且對於不 同性別群體的管理成效持有正面作為(Bajdo & Dickson, 2001)。為了建構性別平等的行政領 導論述,我們必須思考不同性別群體的身分認同課題,思索不同性別群體在工作表現中的地 位定義;跳脫支配的傳統權力觀,強調多元性別的發聲與賦權,發展共享權力的互動網絡(陳 宜宣,2000;馮丰儀譯,2003, pp. 197-201)。 因此,女性主管在幼教場域中所呈現的愛心與關懷特質(個人特質),適足以補充傳統男 性主流的正義與權威領導特質,充分運用此特質優勢來積極參與課程和教學層面的行政領導 實務(積極參與),且在領導能力與領導自信上較男性主管有更佳的表現(表現優勢)。研究 者基於前述文獻探討而提出下列假設,並依據研究假設繪製理論模型,如圖 1 所示。此外, 就弱勢地位與積極參與的關係而言,由於文獻探討結果並未有合理證據支持此二構面之連 結,故未繪製彼此之間的影響路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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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89 圖1 研究假設之理論模型 假設 5:「個人特質」態度正向影響「積極參與」態度。 假設 6:「個人特質」態度正向影響「表現優勢」態度。 假設 7:「積極參與」態度正向影響「表現優勢」態度。

參、研究方法

一、測量工具

基於前述文獻探討所引導出的研究假設與理論架構,研究者據以為問卷編製基礎,並徵 詢 3 位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發展出 20 題的「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問卷工具, 建構出社會結構、弱勢地位、個人特質、積極參與及表現優勢等五個層面,藉以獲得幼教人 員對於女性主管(意指在園所專任或兼任行政工作之組長、主任或園長等職務工作者)在行 政業務上的領導作為之認知態度及其對此議題所連結的思考圖像。本量表包括五個層面,每 個層面有 4 題;採取李克特五點量表(five-point Likert scale),從「非常同意」到「非常不同 意」,分別計分為 5 分、4 分、3 分、2 分、1 分,讓受試幼教人員選擇並填寫符合自己對於題 項之同意程度。研究者自編「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的五個層面之敘述如下: 1.「社會結構」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於傳統社會結構因素影響女性主管作為之認知。 2.「弱勢地位」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在職務地位上之弱勢思考態度。 3.「個人特質」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所具有的人格特質之認知。 4.「積極參與」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在領導作為上的積極程度之看法。 5.「表現優勢」層面:測量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領導作為優於男性之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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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設計與樣本特徵

本研究運用問卷調查方式來探究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行政領導層面中的性別議題之思 考與想法,並連結女性化幼教場域和領導角色的研究論述及實務性作為。研究者以臺北地區 (臺北市與臺北縣)幼教人員為對象進行問卷調查,採取隨機抽樣園所方式,以郵寄或親自 發放問卷施測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在行政領導層面中所面對的領導偏見與刻板印象、關懷 領導及行政賦權的實踐行動等層面之態度。依據教育部統計處(2008)資料顯示,2008 年臺 北市公、私立幼稚園教師人數為 1,962 人,臺北縣為 1,806 人;由內政部統計處(2008)網站 資料顯示,2008 年臺北市公、私立托育機構專業人員為 2,608 人,臺北縣為 4,269 人;研究者 依據經驗法則與考量預算成本,並根據潛在構念與觀察變數等參數推測出合理樣本數,共發 出 600 份問卷;扣除未回收與未填答等無效問卷,有效問卷數為 459 份,占樣本數 76.50%。 問卷調查進行期間為 2008 年 11 月至 2008 年 12 月,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如表 1 所示, 此樣本結構適度符合幼教人員母體特性。 表 1 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 填答者特徵 百分比 人數 性別 男性 女性 19.6 80.4 90 369 年齡 30歲以下 31~40歲 41~50歲 51歲以上 36.2 33.8 22.7 7.4 166 155 104 34 學歷 研究所 大學 四技 專科 高中職及其他 6.5 29.8 12.2 22.4 29.0 30 137 56 103 133 婚姻 已 婚 未婚 其他 62.1 35.7 2.2 285 16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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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91 表 1 (續)研究樣本的人口特徵統計表 填答者特徵 百分比 人數 每月平均收入 10,000元以內 10,001~20,000元 20,001~30,000元 30,001~40,000元 40,001~50,000元 50,001元以上 2.4 10.2 61.0 17.2 6.3 2.8 11 47 280 79 29 13 服務園所 公立幼稚園 私立幼稚園 公立托兒所 私立托兒所 7.0 43.4 5.9 43.8 32 199 27 201 現職工作職稱 園長 主任 教師 7.4 7.0 85.6 34 32 393 園所服務年資 5年以內 6~10年 11~15年 16~20年 21年以上 43.1 25.5 19.4 5.4 6.5 198 117 89 25 30

三、資料分析

本研究運用測量模式與結構模式等兩階段取向來分析問卷原始資料,針對研究者建構的 理論假設模式進行資料適配與模式估計之統計分析。第一階段針對由潛在構念與觀察變項所 組成的測量模式,檢驗問卷資料是否適配於預設因素結構關係,運用 Amos 7.0 版軟體直接讀 取原始問卷資料來進行驗證性因素分析,並採取最大概似法進行測量模式的參數估計、適配 度考驗與模式檢驗。在此階段中,首先針對不同的潛在構念進行個別觀察變項之驗證性因素 分析,檢驗個別題項的因素負荷量及顯著性,刪除評估指標不佳的題目以提高測量模式品質; 再來運用 χ2、χ2/df、RMSEA、RMR、SRMR、CFI、NFI、GFI、TLI、IFI 等指標來考驗整體 測量模式的適配度,並針對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來判斷測量模式之內在品質(吳明隆, 2007;李茂能,2006;邱皓政、林碧芳,2009;黃芳銘,2007)。第二階段則針對結構模式的 潛在構念之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進行統計考驗,評估結構模式的適切性並驗證研究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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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研究結果

一、測量模式

研究者設計的量表題項符合相關文獻與理論架構,諮詢幼教領域的學者專家與幼教實務 工作者進行專家效度驗證,評估與修正問卷設計題目;並運用驗證性因素分析來評估測量模 式的理論結構之適配度,採取最大概似法進行測量模式的適配函數估計;依據統計結果刪除 與原先建構意涵無關且評估指標不佳的題目,原先 20 題的「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 刪改為 15 題(如表 2)。表 2 指出幼教人員在「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觀察變項的 平均數介於 2.37 至 3.98,標準差介於 .71 至 1.13,偏態係數介於-.76 至 .84,峰度係數介於-.94 至 .88,並未違反常態分配的假設,具有良好的基本描述統計特徵。觀察變項的因素負荷量介 於 .58 至 .93,所有係數均達統計顯著水準,表示觀察變項能有效反映研究假設的潛在構念, 潛在構念亦能有效解釋各觀察變項之變異程度。 表 2 各觀察變項的平均數、標準差、偏態、峰度與因素負荷量摘要表 潛在構念 題目 平均數 標準差 偏態 峰度 因素負 荷量 V1我認為女性主管會因孩子影響工作 2.77 1.13 -.33 -.90 .73*** V2我認為女性主管會受傳統文化影響工作 2.79 1.07 -.26 -.94 .90*** 社會結構 V3我認為女性主管會因性別因素影響工作 2.58 .98 -.72 -.27 .81*** V4我認為女性主管在行政升遷會受到打壓 3.34 1.03 -.41 -.74 .58*** V5我認為女性主管的社會地位較低 2.37 1.00 -.84 -.03 .86*** 弱勢地位 V6我認為女性主管的薪資較低 2.65 1.01 -.55 -.67 .72*** V7我認為女性主管會堅持幼教理念 3.87 .76 -.58 -.32 .71*** V8我認為女性主管具有愛心 3.87 .80 -.52 -.01 .82*** 個人特質 V9我認為女性主管具有自信 3.93 .71 -.60 -.70 .87*** V10我認為女性主管會積極投入教學活動 3.98 .76 -.76 -.88 .91*** V11我認為女性主管會積極參與活動設計 3.95 .78 -.64 -.48 .93*** 積極參與 V12我認為女性主管會積極投入同儕互動 3.95 .74 -.58 -.45 .86*** V13我認為女性主管的領導能力比男性好 3.65 .76 -.42 -.21 .85*** V14我認為女性主管的領導地位比男性高 3.10 .85 -.45 -.06 .78*** 表現優勢 V15我認為女性主管的領導自信比男性多 3.40 .73 -.13 -.52 .72*** *** p <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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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圖 2 可知「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的驗證性因素分析之標準化參數估計值 與因素結構,所有觀察變項的誤差變異量均為正數,因素負荷量介於 .58 至 .93,標準誤合乎 估計,所有參數都達到 α= .05 的顯著水準,顯示測量模式的基本適配度良好,沒有違反模式 辨認規則。就整體模式的適配度檢定而言,χ2=316.29(p < .001)、χ2/df=3.95、RMSEA = .08、RMR= .04、SRMR= .05、CFI= .94、NFI= .92、GFI= .92、TLI= .92、IFI= .94 等適配度指標指出此測量模式具有良好適配。研究者運用 RMSEA 計算測量模式的統計考驗 力為 1.00,高於 .80 的建議標準(邱皓政,2008),顯示測量模式具有合理的統計考驗力。 圖2 驗證性因素分析路徑圖 由表 3 可知,「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的五個潛在構面之組合信度介於 .77 至 .93,顯示潛在構念的內部一致性高;平均變異萃取量介於 .53 至 .81,表示潛在構念有較 高的信度與收斂能力;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介於-.15 至 .60,相關係數平方值均低於平均變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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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陳儒晰、邱方晞 表 3 潛在構念的相關係數、組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矩陣表 潛在構念 社會結構 弱勢地位 個人特質 積極參與 表現優勢 社會結構 -.86( .67) 弱勢地位 -.51( .26) .77( .53) 個人特質 -.15( .02) .09( .01) .84( .64) 積極參與 -.09( .01) .09( .01) .46( .21) .93( .81) 表現優勢 -.28( .08) .28( .08) .60( .36) .47( .22) .83( .62) 註: 對角線數值為潛在構念的組合信度,括弧內數值為平均變異萃取量;非對角線數值為相關係 數,括弧內數值為相關係數平方值 萃取量,顯示潛在構念具有區別效度,意指測量模式具有合理的內在品質。基於前述檢定結 果,「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的測量模式具有合理品質,可進行結構模式的研究假 設之效果檢定。

二、結構模式

圖 3 顯示幼教人員在「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的結構模式之路徑分析係數及 相關統計量,結構模式的適配度指標如 χ2=330.76(p < .001)、χ2/df=3.99、RMSEA= .08、 RMR= .05、SRMR= .06、CFI= .94、NFI= .92、GFI= .91、TLI= .92、IFI= .94 等指 出此模式具有良好適配,故可進行研究假設的模型檢定。從圖 3 的各潛在構念之間的標準化 迴歸係數值,可以得知直接效果值與可解釋變異量;「社會結構」對「弱勢地位」的標準化迴 歸係數值為 .51,可以解釋潛在構念 26%的變異量;「社會結構」、「個人特質」對「積極參與」 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為 .18、 .63,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 39%的變異量;「社會結構」與「個 人特質」對「表現優勢」的標準化迴歸係數值分別為 .32、 .38,可以聯合解釋潛在構念 37% 的變異量;結構模式的路徑係數之顯著性檢定,均達 p < .001 的顯著水準。「社會結構」與 「個人特質」呈現負相關,相關係數為 -.14,顯示幼教人員愈認同社會性別結構因素對於女 性主管行政工作的影響,則愈不認為女性主管個人特質在性別領導上的正向展現,支持假設 4 的成立。 假設 1 至假設 3 指出幼教人員愈關心傳統社會結構文化因素對於女性主管工作的影響程 度,則會左右其對於女性主管在行政升遷與社會地位的正向表現(「社會結構」對「弱勢地位」 的總效果值為 .52),且認為女性主管會積極地參與課程教學活動(「社會結構」對「積極參與」 的總效果值為 .16),並在領導能力與領導自信等績效上較男性主管為佳(「社會結構」對「表 現優勢」的總效果值為 .34);前述假設路徑具有正向影響關係,支持研究假設的成立。假設 5至假設 6 提出幼教人員愈認為女性主管在幼教理念、愛心與自信等特質表現愈佳,在教學活 動和同儕互動的參與度則愈積極(「個人特質」對「積極參與」的總效果值為 .62),且認同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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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95 圖3 結構模式的標準化係數路徑圖 性主管比男性擁有更好的領導地位與自信(「個人特質」對「表現優勢」的總效果值為 .50), 此研究假設受到路徑模式的正向影響關係所支持。此外,「積極參與」對「表現優勢」具有正 向影響關係,總效果值為 .21,亦支持假設 7 的成立;顯示幼教人員認為女性主管愈積極參與 活動設計,在同儕之間表現出良性互動,則愈認同其領導地位與自信的表現不會輸給男性主 管。結構模式的路徑分析之標準化效果值如表 4 所示,所有參數均達到 α= .05 的顯著水準。 表 4 結構模式的路徑分析標準化效果值摘要表 潛在構念關係 直接效果 間接效果 總效果 社會結構→弱勢地位 .51 .51 社會結構→積極參與 .18 .18 社會結構→表現優勢 .32 .04 .36 個人特質→積極參與 .63 .63 個人特質→表現優勢 .38 .13 .51 積極參與→表現優勢 .21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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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陳儒晰、邱方晞

伍、討論與結論

當前是個重視性別平等且強調性別多元的時代,雖然幼兒園大多以女性從業人員為主, 但所呈現的性別領導實務與傳統文化或教育行政領導之辯證激盪,則展現出相當有趣且重要 的研究價值。幼教行政領導領域的性別議題研究,不只凸顯兩性之間的領導權力特質對立, 亦應強調女性在性別階層體系中所實踐的性別平等領導態度與實務作為(Grisoni & Beeby, 2007; Hogue & Lord, 2007)。事實上,幼教行政領導在園所面對少子化與全球金融風暴等艱困 局面中,如何尋求自我的優勢定位與發展契機,符應當前以幼教專業發展為主流的前進主軸, 從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進行思考與研究,著實具備相當重要的分析價值。 臺灣幼教場域的性別化圖像,具體顯現在以女性幼教人員為主要成員組成之人事特徵, 女性化環境與領導角色的連結影響幼教人員在園所行政領導實務上的性別視野和實踐,乃是 當今重要的研究議題之一。幼教人員在幼兒園行政領導脈絡中所居的社會定位,不只是領導 工作者的工作表現或績效評比,同時也應呼應性別社會中的行動主體之實踐作為(Frey et al., 2008)。我們必須勇於挑戰女性在父權體制宰制下的性別與權力交會之社會結構,尋求自我賦 權的行政領導定位與實踐模式(Cambron-McCabe & McCarthy, 2005);同時也應連結多元的性 別領導經驗,據以建構出符合性別平等意涵的領導主體性實踐之選擇策略(Byron, 2007; Furst & Reeves, 2008)。 研究者基於當前臺灣幼兒園以女性為主要從業人員的事實與幼教行政領導之專業權力及 作為考量,編製一份「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問卷,測量臺北地區幼教人員對於 傳統文化或習俗影響女性主管作為、負面印象、人格特質、領導實務的積極參與,以及女性 主管與男性主管相比之領導優勢等認知態度及傾向。此問卷特色呈現出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 管行政領導相關思考層面的想法,經由問卷調查蒐集的原始資料,運用結構方程模式來針對 模型建構進行測量模式和結構模式之考驗。研究結果指出,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在行政領 導作為的態度,可以經由「社會結構」、「弱勢地位」、「個人特質」、「積極參與」和「表現優 勢」等潛在構念來測量,適配度指標的檢定結果指出測量模式具有良好適配;潛在構念的組 合信度與平均變異萃取量之估計亦佳,符合研究假設建立的理論模型,顯示此模式可以有效 測量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行政領導態度的認知價值。 就假設模型的結構模式考驗分析觀之,適配度指標亦指出研究假設的結構模式具有良好 適配,潛在構念的標準化迴歸係數與效果值可以證明研究假設 1 至假設 7 均獲得成立。就結 構模式呈現的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而言,幼教人員認同女性主管在園所業務與課程教學活動 實務之積極參與,贊賞其表現出來的堅持幼教理念、愛心與自信之態度,並認為女性主管在 領導能力與地位和自信上不輸給男性主管;但這些態度亦會受到社會文化結構因素的影響, 使其受限於家庭因素或傳統性別刻板印象而影響工作表現和能力,導致在行政升遷或社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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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儒晰、邱方晞 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 197 位的外界評價較低。 由研究結果可知,當幼教人員愈能藉由性別分析來覺察與省思園所行政領導實務時,則 愈能表現符應性別平等意涵的領導角色與行政賦權之作為;因此,如何提升幼教人員對於性 別平等意識之覺醒,或彰顯其主動將性別平等議題融入行政領導實務之意識作為,則有待相 關單位利用師資培育或研習進修活動予以落實。此外,隨著男性幼教人員逐漸進入幼教場域 中,我們也應關心未來幼兒園的性別多元化發展,是否有可能打破目前的性別一元化環境限 制,重新思考幼教行政領導的認知圖像與實務作為,並隨之因應與進行變革工作。當然,幼 教場域中的女性領導特質並不是用來固定或挑除傳統行政領導之貢獻,而是凸顯關懷特質在 以女性為主要人事組成的幼教行政領導實踐價值,提升行政領導認知和參與的積極作為,並 增進不同性別同事之間的情感交流與專業互動,以為豐富性別行政領導圖像的重要基石。 就現階段的幼教行政領導生態而言,性別分析與行政領導議題除了建立在性別平等的意 識覺醒與批判省思之基礎,我們更應關注在性別多元化趨勢下的幼教場域,如何發展與建構 出更為合宜的行政領導管理作為,以為優質幼兒園行政領導實務與組織革新之參照。研究者 冀望藉此研究來開啟相關議題的思考與探討,透過幼教人員對於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 與思考圖像,凸顯性別平等與行政領導的專業連結和轉化價值。未來可在此研究基礎上,深 入分析幼教人員對於性別行政領導態度的多元發展與認知繪圖,例如,針對不同職位、經歷 背景或性別的幼教人員對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進行差異性檢定或多樣本分析,或運用多層次分 析方法來探究不同群體在此態度構念或結構模型的資料結構型態,以提高統計分析價值與學 術研究貢獻;亦可應用與修改「女性主管行政領導認知態度量表」的不同層面、題目或變項, 參考不同學科論述分析與探究,連結幼教人員與相關單位的不同思辨圖像,據以充實與豐富 此議題的多元視野和建構依據,進而開啟幼教行政領導革新與轉型的選擇策略之參照。

誌謝

感謝 2 位匿名審查委員的修改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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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urvey Study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gnitive Attitudes Towards the

Administrational Leadership of Female

Managers

Ru-Si Chen

Fang-Hsi Chiu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Yu D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ld Care and Education, Yu Da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d the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ttitudes toward administrational leadership in Taipei area by questionnaire. An Attitude Scales toward Administrational Leadership of Female Managers Survey was developed. The questionnaire consisted of five factors, including social structure, minority status, personal traits, affirmative engagement, and superior performance, employ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to analyze the data. According to the results, this measurement model indicated the good quality of confirmatory factory analysis, and the path analysis confirmed the study hypothes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considered the social gender structural factors influence female managers’ minority status, affirmative engagement, and superior performance. Their attitudes toward personal traits and affirmative engagement could influence female managers’ performance, and there was the negative effect between the construct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personal traits. The follow-up discussions also conducted and the implications derived form this study was presented.

Keywords: female managers, early childhood educators, administrational leadershi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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