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跨界研發與區域創新體系：資訊業台商在美國矽谷與中國上海、北京研發活動的比較(2/2)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跨界研發與區域創新體系：資訊業台商在美國矽谷與中國上

海、北京研發活動的比較(2/2)

計畫類別： 個別型計畫 計畫編號： NSC93-2415-H-002-001- 執行期間： 93 年 08 月 01 日至 94 年 07 月 31 日 執行單位： 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暨研究所 計畫主持人： 徐進鈺 報告類型： 完整報告 處理方式：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94 年 10 月 12 日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期末報告

跨界研發與區域創新體系：

資訊業台商在美國矽谷與中國上海

、北京研發活動的比較

Cross-border R&D and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aiwanese Informatics Firms'

R&D Activities in Silicon Valley and Shanghai, Beijing,

China

計畫編號：NSC 93-2415-H-002 -001 -

執行期限：92 年 8 月 1 日至 94 年 7 月 31 日

主持人：徐進鈺 國立台灣大學地理與環境資源學系

基本上，這次兩年的研究計畫將建立在之前執行的國科會專題計

畫「

矽谷─新竹─上海的連結：全球化高科技生產網絡中的介面區域

（NSC 91-2415-H-002-029-）」的基礎,以及過去 5 年來有關台灣資訊

高科技產業發展，特別是有關新竹與矽谷關連的影響的研究基礎上。

研究的目的在於審視台灣資訊產業廠商在面臨知識技術競爭過程

中，藉由對外投資過程中，如何進行研發創新的活動，以及在這過程

中不同區域的創新體系對於台商的技術學習的作用。

無疑的，從

1980 年代開始逐步發展的台灣資訊產業相當程度獲

益於與矽谷之間綿密的技術與人才接軌，這其中回流創業帶動竹科的

發展，超過

70％的竹科廠商多有矽谷回流人才的創業或是主要參與

經營管理者，這在本人的既有研究成果中已加以展現（見著作目錄）

。

然而在

1990 年代中期之後，兩個新現象出現：一方面，竹科以及相

關的資訊業的廠商，諸如聯電、宏碁、華邦、旺宏、廣達等企業開始

在矽谷設立分公司（或者是擴大已有的公司，或併購既有的公司），

分公司的目的主要著眼於建立前哨站(listening post)，一來方便與客戶

的互動，但更重要的，吸收核心區域的技術發展也成為主要的任務；

另一方面，也在接近

2000 年的同時，資訊業開始大舉投資於大陸（雖

然在

1990 年代初期已有投資，但中期之後，尤其中國 WTO 資格確

立後，出現更清楚的高科技台商跨界投資），從一開始利用當地便宜

勞力、土地開始，逐步轉移到開發市場，甚至開發新產品變成新的發

展，例如明碁、揚智、鴻海、威盛等企業，在包括深圳、上海與北京

等地設立研發部門，發展大陸本地市場，甚至回銷台灣。這兩個趨勢

的發展，意味著台灣的資訊廠商做為後進者，企圖藉由跨界接軌的形

式，進行技術與產品的升級，值得進行比較與深入分析。

這樣的分析另一個研究的背景要放在有關全球化的脈絡中加以

理解。晚近有關全球化的的研究，在不同的學域，包括社會學、政治

學、商業管理以及地理學，都有許多作品討論，頗有方興未艾之勢，

這包括探討國家的角色(Weiss 1998, Ohmae 1990)，城市的管理(Sassen

1991)，網路社會結構(Castells 1996)，現代性的反思(Giddens 1990)，

以及全球生產鍊(Dicken 1998)。「全球化」作為一個概念的出現，大

約是在

1960 年代，伴隨著由於運輸與通訊技術的改良帶來的「時空

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將原本完整的地理尺度組織（包括

國家、區域乃至地方）的社會與經濟發展過程進行轉變，而在一過程

中，外在的全球性社會經濟組織將成為支配性的力量，而壓縮了既存

的社會地理單元(Harvey 1989)。而在這一趨勢下，包括國家角色的空

洞化、城市經營的企業統理方式(entrepreneurial governance)，網路社

會的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以及全球商品鍊的時空競爭結構都指出

這一全球化的支配性角色，而將研究的議題與組織範疇擴大，社會經

濟的動力不再僅止於組織所在的社會空間中的互動，而是有一更強勢

的、非地方性的組織空間在影響著在地的社會過程。總的說來，全球

化經常被視為包括資金、貨物、資訊以及人們廣泛的進行跨越邊界的

活動。

事實上，除了在貿易、外資投資以及金融流動的廣化（涵蓋的地

理範圍的擴張）與深化（新的跨國活動現象）之外，更重要的，技術

的發展也越來越加以全球化的擴散與轉移。雖然已有許多研究指出了

隨著全球政治經濟的整合，而變得普遍被認知到的現象，經常被用來

指涉越來越多的技術跨國生產、傳遞與擴散的現象(Freeman &

Hagedoon 1992)。而事實上，技術全球化的現象包含了不同形式的全

球與在地技術能力與資源的接軌與整合方式，如果僅是含混的將不同

接軌方式放在一個過於一般性的「全球化」類型中（例如只是技術的

國際貿易量增加），將無法進一步探討這一技術全球化現象對於輸出

國與地主國的社會經濟將造成何種影響，以及無法精確評估技術全球

化中，跨國技術轉移的意義與可能型態。我們可以透過三種全球治理

型態──市場、階層與網絡，來區分不同的技術全球化類型，藉此釐

清對技術學習理論的影響，並允許深化跨國技術轉移的研究。

如果我們從技術發展與擴散的治理型態出發，那麼有關技術全球

化的部份，至少是指三種意義：第一，技術的全球性利用，廠商將其

研發的技術在全球的市場上販售利用，也就是出口技術，是日增的國

際貿易的結果。這並非是新的現象，只是有急速增加的趨勢。根據

Guerrieri & Milana (1991)的研究發現，高科技的產品佔製造業的出口

比值從

1970 年的 12.2%攀升到 1989 年的 20.5%。而他們的研究也發

現，一個國家出口的能力與其創新能力密切相關。要衡量廠商創新能

力在國際利用的程度，可以藉由檢視廠商如何在他國保護其專利的多

寡而得知，在

1990 年時，美國的專利申請中有 45%來自其它國家廠

商，至於像法國與德國這種技術活動規模相對較低的國家，非本國廠

商申請專利則分別佔有該國的

84%與 67%。在先進工業化國家中，

只有日本是例外，國內廠商佔專利申請的

88%。

技術全球化的第二種意義則是全球性技術合作，透過來自兩個以

上國家的伙伴進行對創新或是

know-how 的開發，包括了政府研究機

構與學術社群，以及在商業部門在技術上的合資。根據

Hagedoorn &

Schakenraad (1990)的研究指出，在生物科技、新材料科學與資訊技術

等新興科技產業，跨國廠商合作研發的合約在

1970 年代後增加迅

速，究其原因主要是兩個：首先，這些新的高科技部門經常是知識密

集，因此成功的創新有賴於能獲取有關當前該領域正在發展的知識，

而其次，在這些產業的開始階段，取得資訊並與他人分享特別需要，

因為經常個別廠商或機構並無法全面的接收所必備資訊與知識。主要

的合作對象多是美國廠商，有

63%的合約是包含至少一家的美國廠

商。這經常包含在廠商之間的「策略聯盟(strategic alliance)」，往往是

不同地區與國家的廠商，為了特定時機、市場、產品或製程，而進行

合作，並同時有彼此競爭的關係存在。有時透過不同地區廠商的互補

──市場可及性與技術能力的互補，進行結盟；有時則是在政府或制

度機構的主導下，廠商共同合作研發，例如在歐盟，廠商如果與多國

廠商進行合作，將得到特別的研發補貼。這間接促成了包括荷蘭

Philips，德國的 Siemens 以及 Thomson-SGS 公司共組 JESSI 微電子計

畫 (Castells 1996)。

技術全球化的第三個意義則是指一個國家的廠商到其它國家設

立研發技術的組織，並經常與地主國的廠商形成一個研發的網絡，換

言之，這種形式的技術全球化相當於技術上的外資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當前面兩種意義牽扯到廠商、企業與研究機

構或其它部門，在這裡，主角只有一個：跨國公司。政府與其它公部

門機構，包括大學，有可能參與國際性的研發計畫，但很難在全球的

尺度上設立分支從事研發創新。在這意義上，地主國(host country)對

跨國廠商研發的貢獻在於蒐集市場資訊與取得所需的技術人力，但主

要仍由廠商在母國總部控制研發方向，乃至節奏。當然，這個過程也

會因為地主國市場重要性而有所分散化，會進一步讓跨國公司的研發

部門在地化。

上述的三種統理型態只是為了討論上方便，而將以區分的概念，

在具體的發展中，經常是穿插而交錯，很難加以簡單的歸類。例如，

跨國公司一方面設立分廠以建立在地的研發機制，但也同時與不同地

區的當地廠商進行策略聯盟，藉以快速取得技術研發的成果。關鍵的

問題就在於廠商基於何種策略性因素，必須在不同的社會與歷史脈絡

的經濟空間中，採取特定的組織方式，以進行知識的擴散(diffusion)

與吸納(absorption)？在這個過程中，核心的議題是技術的學習，也就

是後進廠商如何與先進的廠商之間的跨界組織互動，如何影響作用於

其中的知識轉移？而其中，後進國家廠商如何藉由對外投資的方式，

連結(tap into)上核心國家（或區域）的技術，並加以傳遞轉化成為母

國的廠商的產品或製程的創新來源？再者，正快速崛起的中國大陸市

場對於諸如台灣這種新興工業化國家卻又缺乏市場開發能力的廠

商，如何有效吸納在地的創新能力，開發產品，也就越形重要。而針

對台商在核心國家區域（例如加州矽谷）以及新興市場（例如大陸的

核心技術區域）投資設廠，進行研發創新的過程，採取的策略、與母

廠之間的分工關係、研發的在地化程度以及面臨的挑戰等議題有何差

異加以比較，應該會對全球化的研發理論有所對話與發展。同時，在

經驗上，也會對於台灣高科技廠商在知識競爭中的研發策略提供參

考。

另一方面，這個研究還會回應有關地理組織和研發活動之間的互

動相關的理論。因為儘管知識的流動在全球化的體系中似乎快速的以

及多種型態的進行著，但事實上有效率的技術的轉移與學習並非容易

(Henry & Pinch 2000)。因為越來越多的研究（例如 Maskell &

Malmberg 1999）顯示關鍵技術與知識的移動與吸納經常鑲嵌在特定

的社會脈絡與制度建構中，而

Gertler (2001)的研究則更進一步指出即

使那些能將技術或是管理知識系統有效進行跨界移植的，往往是在知

識輸出空間與接受的空間之間存在著組織與制度系統性的鄰近性，而

要將知識在不同創新制度體系之間轉移，或是要學習移植不同企業經

營體系(business system)，經常並不是藉由體系之間競爭與學習就會產

生一種單一的、支配性的「最佳方案(best practice)」的跨界收斂

(convergence)的結果，而這過程空間的鄰近性(geographical proximity)

往往有力於技術的學習，特別是「非明文化的(tacit)」知識的傳遞，

也因此，往往在核心國家高科技區域（例如加州矽谷）也就成為許多

企圖學習轉移技術的後進廠商企圖進駐接軌的領域。但這過程並非可

以自發性的發生，需要進一步加以考察。尤其有關全球化中，地理聚

集對創新的影響，以及對於內向投資(inward investment)在產品與製程

研發的影響，都將是當前與可見未來經濟地理學跨國投資的研究的核

心，本研究也將對此有所回應。

本研究因此將在理論發展上，可以一方面與有關跨國公司和全球

商品鍊的研究進行比較，另一方面則可以和經濟地理學有關地方創新

體系以及學習能力等文獻對話，並在最後回應有關研發的全球化研

究。經驗上，則是藉由討論比較資訊業台商在矽谷與大陸的研發活動

比較，可以進一步釐清有關台灣高科技發展的挑戰與機會，並且也可

以就台商西進（大陸）與北進（北美核心國家）接軌的相關爭議，有

所釐清。

相關研究與理論分析架構

有關後進廠商升級的研究，主要有全球商品鍊的報告，強調國際

買家(global buyer)對於接受委託代工者(OEM)在技術提昇上的貢獻

(Schmitz & Knorringa 2000)，研究的重點多在於產品鍊在國際尺度上

的延伸，而核心廠商在這個過程中扮演著調控的角色，因為委託製造

的需要，將進而轉移技術給製造者，使得製造者有機會從純粹的代工

者，提升到參與設計層次的代工者（ODM），這尤其是發生在電子業

與成衣業的研究（Hobday 2001 有關電子業，Gereffi 1999 有關成衣

業，鄭陸霖 2001 有關鞋業，以及 Humphrey & Schmitz 2003 有關於

一般性全球價值鍊中開發中國家的升級討論）

，儘管在這些研究中，

有部分仔細的對於在全球分工過程中，後進廠商面臨的技術學習機會

與限制多有著墨；但對於他們能在技術的攫取上扮演較積極角色的看

法，卻少有提及，特別是後進廠商透過跨界投資的形式，滲透到技術

密集的區域，藉以吸納新知（包括產品與製程），或者運用這些技術

區域的有技能勞動力與工程師，進而從事研發工作，並影響產品開發

或製程改良等面向的探討，尤其不足。而這種由後進廠商扮演積極主

動的藉由國際化活動進行技術吸收者的角色，無疑的，將是對於往後

後進者升級討論的重點。

另外，有關後進廠商的技術提昇的討論，是放在核心國家的跨國

公司到開發中國家設廠所形成的技術擴散的研究，尤其是透過發包體

系，形成在地的生產體系，衍生零組件廠，或者是員工累積經驗後自

行創業的形態，這在經濟地理學中討論有關外資與地方鑲嵌的研究

中，已有許多的文獻探討，例如

Dicken 1998, Dicken & Malmberg 2001,

另外在有關技術管理方面的研究，例如

Cantwell 1998， Amsden &

Hikino 1993, Chuang & Lin 1999 有關核心國家跨國公司的海外研發

活動對於母國或區域的影響,另外包括 Florida & Kenney 1993, Shan &

Song 1997 以及 Phelps 2000 也都針對核心國家之間（特別是美日之間）

進行投資設廠所帶來技術研發的機會進行研究；但這些文獻都少有處

理後進國家（尤其是

1980 年代之後）在開始對外投資的活動中，如

何選擇進入模式(entry mode)，策略的制訂、研發的定位，以及在地

理區位上的考量，以及對於這些後進國的技術提昇的作用。

其實，以目前既有的文獻可以發現，一些有名的高科技區域逐漸

成為不同國家覬覦進駐的重要前哨節點，例如

Teece 1992 與 Feldman

2000 的研究就發現，包括矽谷以及波士頓地區是外國高科技廠商在

美國設廠最為集中的地點。後進廠商在跨界投資的活動中，有關研發

活動的區位考量，值得進一步觀察。

對於後進廠商的研發活動，不僅要注意到在進駐前的策略性考

量，同時更重要的，在進駐到地主區域之後，到底這一投資行為對於

母廠以及母國的影響為何，也就是這些跨界投資的子公司所扮演的研

發績效與定位，也將因應著當地在地化的條件面臨調整或深化。

在這些考量下，本研究企圖建立一個分析的架構，藉以討論後進

廠商的跨國研發活動的動力、型態、策略、進入模式、區位選擇、角

色定位、與母廠的互動、全球化的策略以及區域的鑲嵌，乃至面臨的

問題與治理的形式等。這樣的架構，基本上需要兩個大方向的理論方

向，分別是廠商全球化與發展理論，以及有關技術學習與創新的地理

學。

（一）廠商的研發全球化發展：這部分的理論主要是討論有關海

外技術積累對於廠商所有權優勢(ownership advantage)與資源的影

響。傳統上，在後進國家中來自核心國家的外資投資對於這些地區的

影響，以及後進國廠商如何藉此汲取技術養分，Vernon 1966 的產品

週期理論處理這類的議題。隨著時間發展，這些外資會逐步的轉移技

術給他們在後進國的子公司，因此，形成了這些核心廠商的內部知識

轉移。而後進國的廠商則必須藉由和這些核心廠商的子公司進行交易

或共享勞動力市場，換言之技術外部性，得到新的技術知識(Van

Hoesel 1999)。但是這種型式的技術轉移也遭到批評，認為多只能轉

移一些成熟或標準化的技術（Lall 1980, Poon & Thompson 1998）.

由跨界的投資來修正此一缺陷（Dunning 1994），在這方面技術與知

識被看做是建構廠商生存策略的核心能力，這種將以擁有資源為分析

基礎的廠商理論認為由於技術可以增進廠商的效率與效能，因此一該

被視為策略性競爭的要素（Barney 1991），當這種創造廠商價值的競

爭策略不容易被其他廠商所模仿時，廠商的優勢就得以存在。這樣的

觀點也就把廠商的技術能力的議題由關注在母國的部分，轉移到關注

所在地主國（或區域）的條件，強調由後進國家到核心國家投資所增

加的技術優勢的重要性。

技術開發的國際化是一個複雜的多維過程，它包括：

（1）國外 R

＆Ｄ實驗室；

（2）國際技術夥伴；（3）與國外公司的合併；（4）向國

外公司的少量投資；

（5）參與大學與其他研究機構；（6）相關製造設

備的技術發展。同時還包括各種各樣的非正式資訊獲取等。這種與傳

統強調核心國廠商對外投資所帶來在後進地區的技術外溢的看法相

反，反而強調由後進廠商到核心地區「偷」或「學」技術的模式，也

應該被視為對於創新來源越來越重視外在的資源，而非僅是廠商本身

所具備的研發資源(Henderson 1999)。這樣的觀點也展示了存在於技

術能力發展的階段以及對外投資的性質與方向的緊密關係：在後進國

家的技術與經濟發展較低階的階段，對外投資匯集中於利用地主國的

廉價勞力與自然資源的區位優勢；而在比較高階的時候，就會轉向到

技術開發的國家或地區，例如美國矽谷，而關注到技術的學習與知識

的吸收。因此，廠商在較高階的經濟發展階段會更依賴在外取得的資

產(Dunning 1998)；我們可以說技術後進廠商會逐步從藉由「做中學」

以得到

know-how 的方式，轉移到藉由國際化的方式以學習 know-why

的階段。這至少對於包括台灣在內的後進國家廠商進駐矽谷設廠或併

購已有的廠商有所解釋。

這個初步結論也呼應了暨有關於跨國公司的子公司進行研發的

效益，經由研究顯示，外資的全球化於研發與科技應用上具有不同影

響，由

Vickery（1996）的經驗研究可歸納出 1.在許多國家，以外國

子公司實行分攤研發成本的情形是增加的。2.相較於全球性的生產與

就業的擴散，研發依然趨向集中於發源國家（母國）中

3.跨國公司的

子公司具有快速地應用與擴散新的技術的趨勢

4.擁有外國子公司的

集團或企業，通常具有較高的勞動生產力、高等技術、或較好的組織

協調性。

但是，另一個新的現象，或許也是獨特的現象，就是越來越多的

包括台商或韓商在內的後進廠商，甚至核心國家的廠商(Microsoft、

Intel 等)，進駐中國大陸的北京、上海乃至深圳設立包括研發活動在

內的子公司，這個現象如何能在理論上得到解釋，需要進一步對於研

發 活 動 的 全 球 化 發 展 以 及 特 定 地 域 的 制 度 鑲 嵌 與 技 術 體 制

(technology paradigm)有所瞭解，才能加以回應。

在這樣的觀察下，這個研究將會檢視台商在矽谷以及中國的高科

技地區的投資中，創新研發活動的角色與本質，並審視在不同投資階

段中的轉變形式，加以比較。

（二）學習與創新的地理學：這是本研究對話的另一大理論，我

們認為跨國資本的研發活動有其重要的地理面向，而非均質的發展。

在創新活動中，存在著區位的聚集與整合的經濟利益，如同

Gertler

(1995, 2001)所說的，在新產品或製程的開發過程中，生產者與使用

者的緊密互動是必須的。如果有許多的廠商參與到研發創新的活動，

那麼地理的鄰近性將有助於更大的技術外溢。

既有的經濟地理學文獻也強調在於未明文化(tacit)知識的轉移以

及地理鄰近性之間存在著緊密關係，這是因為不像一般技術轉移文獻

所討論的知識多半是已經符碼化(coded)，附著在材料、機械或手冊

中，因此容易跨越地理界線，未明文化的知識則是附身於人的認知和

技能之中，因此，需要藉由人的展現、互動與諮詢來取得，所以未明

文化知識是高度社會脈絡化，而技術越是複雜，未明文化的知識含量

與面向就越多。

由於未明文化的知識是很難藉由市場貿易方式轉移，而往往包含

在社會過程之中(Storper 1997, Lawson & Lorenz 1999)，因此對於後進

廠商對外投資中最具策略性的問題就在於如何掛勾(tap into)到這種

在核心地區具有區位特性以及附身的技術？既有相關文獻包括以網

絡為基礎的創新理論（Oinas & Malecki 1999）以及演化制度論者

(Kogut 1997)，都提出鑲嵌在社會組織是未明文化知識傳遞的重要管

道，而知識越是未明文化，因為知識的傳遞變得越是複雜與昂貴，需

要更多的溝通，創新就越需要廠商群集。另外，在知識管理學者也指

出，以科學知識為競爭基礎的技術月需要空間上聚集，這是因為在這

些領域中未明文化的知識向度越複雜(Cantwell 1999)。因此，後進廠

商如果要汲取到技術核心區域的知識外溢，就必須設法將在這些地區

的投資鑲嵌到在地的創新環境中，因為創新越來越是由廠商與外在行

動者之間累積而成的互動所決定。鑲嵌將鼓勵知識成長的過程，並允

許這些廠商的子公司可以在技術或組織的方法上累積經驗，這回過頭

來又可增進新的技術應用，或者發展或改良一些新的產品或製程。

無論是網絡論者或是制度演化學派也都對於傳統認為技術轉移

大多發生在由母廠轉移到子公司，或者由母國轉到在地國的看法提出

挑戰，由於產品週期的縮短（資訊產品尤其如此）

，需要由全球的尺

度搜尋新的技術的要求增加，因此，讓國外的子公司獲得更自主的角

色藉以取得新技術的技術轉移型態正逐漸在湧現。成功的新產品或製

程的開發不僅是要在技術上有優勢，同時更重要的，要能被市場接

受，由於在產品的品質、可靠性以及技術的特殊性上存在著高度不確

定性，這需要與顧客有緊密的互動。增進創新的活動因此包含著相當

大程度來自於和下游顧客與上游供應商之間的豐富資訊與知識交

流。另外，Porter 的「鑽石理論」分析地方生產結構的競爭性指出，

對區域而言，優勢是來自於相關技術、科技與基礎設施等的高度專業

化聚集，特別是當此很難加以複製的時候。產業群聚是被

Porter 定義

為相關產業的多樣連結，包含垂直與水平連結兩部份。OECD 則將群

聚定義為廠商間強烈互依的網絡、此網絡包含了知識生產的機構、橋

樑機構或組織、顧客、制度…等創造出附加價值的生產鏈之連結。因

此，如何以不同的進駐方式(entry mode)，包括新設廠或者併購既有

廠商，以吸納在地的技術知識，特別是未明文化的知識，越來越是新

的研發全球化活動的課題。

進駐到創新含量高的廠商聚集的區域，除了與顧客或上游供應商

的垂直關係帶來創新機會外，還會帶來另外水平關係的優勢，就是由

於這些地區吸引來自不同國家地區的廠商進駐，因此，技術外溢的機

會還會經由工程師或有技能勞動力的流動，擴散到其他廠商，進而使

得技術的來源多元化，避免封閉在特定的技術軌跡上。這些高科技區

域（例如矽谷）往往吸引了不同跨國公司的進駐，成為技術發展交流

的平台。

藉由創新地理學的回顧，本研究可以深入發問：什麼因素可以解

釋後進廠商（如台商）在決定設立尋求創新研發的子公司上的考量？

是否存在部門的專業性與活動區位之間的關連性？什麼是後進廠商

開發新產品或改良製程的主要來源？如何將各個區域高度脈絡化的

知識轉移到子公司，並傳遞到母廠，藉以提昇技術？同時也可以進一

步問，研發活動的全球化是否就無地理上的區別？如果有怎麼將這種

全球在地化

(glocalization)的研發活動以及型態的演化發展如何進

行？

關於研發活動的全球在地化的討論，Hotz-Hart （2001）有初步

的分析，他認為跨國企業應用多種策略去利用全球的技術優勢，企業

策略全球化的程度與本質是根據其規模大小、商業文化、技術領域而

有所差異，但可藉由部門、市場、企業結構、全球化優勢與在地化優

勢…被識別的。因此，企業選擇可分成四種主要策略，可以單一選擇

或多重應用：

1. 國際策略（個別國家或區域為中心結構）：企業是以國家認同、出

口是來自於發源基地國，沒有特定全球化或在地化的優勢。

2. 多地區策略（多中心結構）：具有適應特定地方特徵的壓力，少有

全球化的優勢，主要功能為輔助地方市場與改善其表現

3. 全球策略：產品具有性質相似的目標市場，可透過規模經濟，於

許多地區標準化的其生產設施（具有移植性者）。

4. 跨國策略：具有特定地方特徵，同時可實行規模經濟。

（如下圖所示）

跨國策略：結合全球性價值鏈 創新策略：全球對全球 C C C C 在地化優勢 全球化優勢 全球策略：具有移植性 創新策略：地方對全球 跨地化策略：為適應地方需求或 品味 創新策略：地方對地方 國際策略：不因地區差異改變創新 內容 創新策略：母國中心對全球 C 核心的R&D 邊陲的R&D

本研究最後要借用這一形態區分，來審視台商在矽谷與京滬地區

研發活動的性質、角色以及與當地區域創新體系的互動，更重要的，

這種型態的區分要放在動態的策略與時間面向來看，也就是說，這些

區域與台商的互動型態會改變，會因為競爭的結構、技術的發展、制

度的要求以及廠商發展的策略在不同歷史階段中演化。通過這樣的分

析，我們可以更清楚資訊業台商在不同區域的研發活動的機會與限

制。

結合前述的兩大理論的回顧，我們可以提出一個初步的分析架

構，這個架構一方面要處理全球化的研發活動，另一方面則是要關照

到區域的聚集與創新的體系。儘管有越來越多研發活動在不同區域進

行，也是在這意義上被認為研發的全球化趨勢，但不同地區的研發活

動經常反映了廠商的策略以及地區的創新環境的特色，也因此，所得

到的研發成果與角色，也會因攫取不同區域的資源而有不同的發展型

態，包括在創新的產品或製程的程度以及對應的市場，多有所不同。

然後，又疊加在區域的研發環境之上，又吸引新的一輪的外資。如下

圖所示：

區域吸引力 吸引更多特 定資源 區域不可移動 性要素產生暫 時性優勢 跨國企業使 固定性資源 協調與結合 擴散、模仿、 與調整使區 域間輻合

這樣的理解下，我們可以比較台灣的資訊電子業廠商到矽谷與大

陸的上海、北京地區進行研發活動時的目的、角色、策略、與進駐方

式、在地化接軌的型態（是否以當地市場為導向，或者回傳到母廠進

而以更廣大市場為導向）將有所不同，乃至於和母廠之間的關係，以

及研發活動與當地市場的關係，將有清楚的比較，尤其放在廠商的國

際化策略以及區域的研發創新環境的雙重角度切入，可以更具體看出

廠商與區域之間的互動的多重型態。在經驗上，也比較清楚西進與北

進不同策略下的廠商策略，彼此之間不盡然是競爭關係，也可能是互

補的形式。

在研究架構上，本研究將分成幾個部分來分析：

（A）資訊業台商台商在矽谷與北京、上海的子公司：這部分包

括在當地的顧客、使用者與供應商都將視為在產品與製程上創新的重

要來源，我們將考察這種互動學習的關係，包括（1）新產品/製程的

使用者與顧客，

（2）替代性技術解決方案的提供者，

（3）競爭者，

（4）

提供廠商有關技術解決方案的制度機構。這些外在的互動者有些是當

地的廠商或研發機構，有些則是可能來自其他國家或地區的投資者。

另外，區域勞動力市場的形態，包括知識人員的供需、訓練以及雇用，

轉換工作形式等都必須放進考量。

回饋

（B）在台灣的母廠：這部分的考量放在前述的子公司如何將他

們在地主區域所學到的技術，透過廠商的網絡，藉以轉移、分享並且

在母廠中運作起來，提身母廠的核心知識與技術，或者進而開拓母廠

在當地的市場。可以預期這些在其他地區進行研發活動的子公司提供

了一個增加母廠知識含量的含量，也擴大了知識的領域搞度，增加附

加價值的可能，但有一前提在於母廠本身具備吸收的能力，這往往有

賴於母廠本身在內部同時建立研發機制，或者藉由發包給專業的廠商

或研究機構來協助才能有效轉移，當然這種廠商內部的轉移要比不同

廠商外部的轉移來得容易一些。經常決定這種遊子公司轉移到母廠的

內部轉移的形態往往依廠商的組織與生產活動而定，也會因廠商的規

模以及所研發的產品/製程內容有所不同。在本計畫主持人的過去研

究中，也發現藉由技術社群的人員流動經常是技術有效轉移的重要條

件，不論是廠商之間，或者同依廠商的部門之間，或者同一廠商同部

門但不同地區的技術轉移都是如此。

研究架構可以約略以下圖表示：

台灣廠商的技術獲取概念圖

研究設計與方法

首先，如同前面提及，主持人已經先後在相關矽谷與新竹的高

科技區域研究中，建立了一些相關的研究成果，可以作為本研究的基

礎，這包括了：（一）已經建立了矽谷華人在不同產業（包括電腦、

半導體、光電與其他高科技微電子產業）的人數與創業、經營的統計

資料；（二）針對台灣的廠商與創投資本家、新竹與矽谷兩地的工程

台灣廠商 做中學 子公司/ 國外分支機構 廠內網絡： 人力資本/勞動 組織 生產 R&D 所有權/控管 台灣 國際化中學習 廠間連結： 顧客 跨國企業 其他 供應商 競爭者 本地廠商 跨國企業 其他

海外

師與企業家進行深入的訪談。選擇的廠商將集中在半導體、電腦工業

與其他微電子產業的企業家與經理人。訪談的問題集中在資本、技

術、經營管理模式、技術與資訊的來源，以及在兩地經濟體系中的個

人與廠商之間的非正式與較正式的合作關係。訪談也擴及到一些相關

的機構與組織，例如矽谷地區的華人工程師協會（玉山科技協會，中

國工程師學會、華美半導體協會與其他）

，以及在新竹地區的工研院、

大學校友會與政府機構。（三）收集兩地的基本資料，藉以建立經濟

結構的檔案，並加以分析。這些資料將包括從

1970 年代以來廠商的

數目與規模的變遷、雇用人數的變化、部門的集中度變化、職業的細

分以及創投資金的來源與規模的發展。因此，對於資訊業台商在矽谷

的一般性投資活動有了一個概括性的掌握。

另外，包括正在進行的專題計畫在內的過去一年半時間，主持

人也訪談了主要集中在上海地區的高科技台商，也發現了投資活動的

內容逐漸轉向研發創新的行為在內，並逐步在擴充。在這研究中，也

建立了資訊業台商的網絡關係、區位分佈、組織型態以及生產鍊的發

展等面向資料，可以作為本研究計畫的基礎。也對於資訊業台商在大

陸投資，尤其是在大上海地區的佈局，有了基本性的掌握。

在這些條件下，以及考量分析架構下，本研究採取一般問卷

(survey)以及廠商訪談(corporate interview)作為主要研究策略。

在一般問卷的取樣上，首先將針對既有相關文獻與報導，包括

了學術研究報告、證券公司、財經智庫、投資理財分析報告以及主要

報章雜誌，所提出有關台商（特別是高科技資訊電子產業）到大陸投

資的初步報告，進行整理，並選擇高度集中於蘇滬地區進行投資的部

門，包括電腦零組件業、筆記型電腦以及半導體產業的廠商，作為本

研究的研究範圍。另外也將利用經濟部投審會、各地高科技台商組織

（包括矽谷地區與大陸）的會員名錄、以及這些上市公司的年報，甚

至需要上網再一次確認資料（因此，這將非常耗人力，需要助理以及

工讀生的投入），可以挑選不同特徵（包括規模、成立時間、專業的

產品等）的廠商，郵寄問卷。問卷的設計上將使用的代理變數(proxy)

以及涵蓋的衡量指標，如下表所示。蒐集到的資料將一方面使用描述

性的統計（包括初步結論、變數分析、以及 t-test 的檢定）。

問卷與訪談使用到的代理變數(proxy)與衡量指標

(1)廠商特徵 ●大小(營業額、資產、員工) ●年齡(設立時間) ●產品/部門 ●所有權型態（在台灣或美國、大陸上市與否） (2)績效面向 ●廠商成長率(營業額、稅前盈餘) ●出口值 ●出口強度 ●行銷支出 (3)創新活動(研發，或 R&D) ●研發支出 ●研發強度 *●設計策略 ●產品創新 ●過程創新 ●過程 創新的地理起源 *●研發時的問題 (4)人力資本 勞動力 ●雇員（工程師 技術人員數） ●技能勞工的教育描述(大學、教育程度、專業化) ●勞動力流動 *●訓練 ●品質控制 (5)組織 *●母-子公司關係(控制和資源層級) ●控制方式(如擁有直接投資,策略聯盟) *●功能互相依賴(部門和研發單位的接觸頻率) (6)生產 ●整合形式(內部或外部生產) *●內部產品 過程技術的機制 (7)地主國（美國矽谷或大陸北京、上海）的競爭狀況 ●產品 過程技術的資源(競爭者、供應商、貿易展覽會的區位/鄰近性) ●和機構的關係（如大學、專業協會、貿易展覽會） *●母公司創新能力的衝擊 (8)技術移轉 *●符碼化知識 *●市場領導 *●織織概念 * 這些變數將預期透過仔細地在地訪談和觀察才會產生。 ** 大部份的變數是有時間向度(包括過去、現在和未來的評估)

在下一個步驟中，應該就初步統計資料中得到非預期性的部

分，藉由電話訪談方式，嘗試找出解釋的可能。但這些作法經常僅能

找到統計相關，並不保證存在因果關係，因此，研究的下一階段則要

針對重要廠商，進行實地訪談。也就是廠商訪談的部分，藉此挖掘並

解釋在問卷中無法觸及的議題（例如對於地主國地區在不同階段的研

發環境評估、對創新的重要性的具體評估機會與障礙等等）。

這種研究方法通常有三種特點：一、有利於展示廠商作為一個行

動者，其所具有的複雜與不斷變化的策略，可以豐富問卷調查或一般

統計資料的內容。二、廠商訪談對於廠商如何回應外在環境變遷的能

力，尤其在面臨跨界組織變遷時的統理機制的改變，以及生產網絡體

系的調整，較問卷調查能掌握動態分析的面向。三、同時廠商訪談著

重歸納推論的分析方式，對於廠商行為組織的變遷理解，尤其是對快

速巨變的生產體系而言，具有比一般統計方法檢定假說的方式，提供

較全面性假設的基礎(Schoenberger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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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Asian latecomers

Jinn-yuh Hsu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wan,

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Asian latecomers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geography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Taiwanese and Korean firms. As industrial latecomers, these firms are predominantly oriented towards learning than innovating in the manufacturing sector. The Asian latecomer model of learning is characterized by a triangular spatial division of knowledge sourcing and technological produc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Korean and Taiwanese firms rely on local learning systems in the form of science parks to create favorable domestic agglomeration economies that are conducive for knowledge thickness and development. At the trans-regional level, non-core R&D and the manufacturing of technology-driven products are

geographically concentrated in China. Lastly, at the international scale, East Asian firms are directly locating and investing in R&D facil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to acquire and source for new knowledge forms and products that help move them from technology latecomer to technology newcomer status.

Keywords: Knowledge sourcing, learning, Taiwan, Korea

1. Introduction

The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diffusion and learning among firms has been a subject of interest among economic geographers recently. Literatures directly resulting from this interest have spawned a number of spatial concepts including notions of the learning region (Florida, 1995), innovation milieu (Camagni, 1995) and systems (Lundvall, 1992), technology district (Storper, 1997) and industrial cluster (Britton, 2002; Porter, 1998). Much of this literature has one common goal, that is, to unravel the spatiality of knowledge forms and processes within the context of its (r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While contributing much to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this literature overwhelmingly focuses on the regional competences of firms, particularly those of native firms in European and North American regions. Perhaps because of this spatial fixity, explanations of knowledge exchanges,

particularly those surrounding tacit knowledge, are biased towards the local context giving the impression that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is superior with local indigenous insiders.

The problem with such a spatial bias is that it neglects a parallel development in international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transmission, namely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among foreign firms in knowledge-rich environments, particularly foreign firms from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Unlike early technology comers from

North America and Europe, industrializing countries such as Taiwan and South Korea (henceforth Korea) are latecomers to the technological process. The phenomenon of innovation, in the sense of Schumpetarian invention, technical change and diffusion, is much more alien to firms from these countries (Viotti, 2002). The Asian story is one of learning, acquisition, re-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sourcing than strictly innovating. The question is raised as to what the nature of learning might be among foreign firms that are not as locally embedded as indigenous firms? This paper seek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We propose that the geography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among Asian firms requires a multiscalar perspective that intertwines local-domestic, trans-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spaces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echnology and knowledge flows. More specifically, we focus on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earning among these firms through their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US). In the next section, we detail the process and mechanisms of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knowledge sourcing among Asian

latecomers. 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is investigated next using survey data that was collected between 2003 to 2004. The paper caps with some implications of the findings.

2.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learning among Asian firms

A recurrent theme in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and knowledge is that “the enduring competitive advantages in a global economy lie increasingly in local things – knowledge, relationships and motivations – that distant rivals cannot replicate” (Porter, 1998: 78). The notion that a local scale of geography optimizes the creation and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and innovation and thereby the potential for technological learning, stems from the presumption that the viscosity of

knowledge exchanges, particularly tacit knowledge, is high, so that spatial proximity enhances knowledge production, recombination and utilization among firms and between knowledge agents. There is no shortage of literature in economic

geography on the nega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knowledge flows and distance, and recent excellent reviews include Malmberg and Maskell (2002), Gertler (2003) and Bathelt et al. (2004). One concomitant effect of this interest on the role of proximity in facilitating knowledge exchanges is that a rich literature has emerged on relatively self-contained and socially embedded relationships within a region that are thought to hasten and intensify innovations among native firm residents, and articulated through spatial regimes such as the innovation milieu, learning region or industrial cluster.

Three themes are particularly pertinent to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from this literature. First, information sharing increases when social bonds proliferate as this

encourages a firm to adopt more cooperative forms of behavior as the basis for exchange. This in turn contains firms’ inclination to act opportunistically through the reduction of uncertainties. Social bonds intensify trust-based, cooperative transactions and to the extent that knowledge in technology involves some form of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the willingness to communicate and relay some of this

information is increased between two cooperative than uncooperative parties. In this case,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 is greater when firms interact considerably with one another, and the latter is enhanced if firms are located close to one another. Relational and interaction-based learning, particularly between customers, suppliers and distributors, constitutes the major mode of learning here (Gertler, 1995; Dyer, 1996; MacPherson, 2002; Britton, 2002).

Second, firms do not interact and learn in a spatial vacuum. Hence local knowledge assemblers are necessarily institutionally and socially constitutive. Institutional knowledge assemblers include universities,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laboratories, financial institutions or venture capital (Keeble et al., 1997) and legal firms, agencies or organizations that help protect proprietary knowledge and that thicken skilled labor markets (Fields and Cohen, 1999). Areas or regions with a thicker institutional infrastructure are said to be better incubators for new knowledge formation (Cooke at al., 1997). More recently, Gertler (2003) has argued that

national institutions also matter in that they determine the market rules and framework within a country driving innovations and knowledge creation at the regional level. Gertler’s point that national than regional institutions matter more may be illustrated in national regulatory frameworks governing genetic manipulation or research using embryos which have strong implication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applied biotechnology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Europe.

Third, despite mounting criticisms of the tendency of the economic geography literature to assume that “tacit=local versus codified=global” (Bathelt et al., 2004: 32), for purposes of understanding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among Asian firms, it is

nonetheless useful to recognize that codified knowledge that is explicitly articulated in more objective forms such as publications, blueprints or manuals, enjoys a greater efficiency in spatial transmission because it is less idiosyncratic in terms of time and location. This is not to say that all codified knowledge is much more readily transmitted and learned as pointed out by Nonaka, Toyama and Nagata (2000). A highly customized machine for instance requires simultaneous conversions between explicit and tacit knowledge. Further, a recent study of Swedish transnational firms (TNCs) suggests that the less articulable the knowledge, the greater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among Swedish MNCs despite the higher level of complexity in more tacit forms of knowledge as compared to codified knowledge (Nobel, 1999). However,

consistent with the discussion earlier, this greater transfer of knowledge may be explained by firms’ fear of the appropriation of knowledge by their competitors through codified forms. By keeping the transfer of knowledge in more tacit forms, they seek to minimize knowledge leakage. What this implies is that while tacit knowledge can also be distanciated (between TNCs and foreign units), the preferred mode of transmission among TNCs may also be rel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roximity that resists or reduces the potential conversion of proprietary knowledge to a public good.

In addition to growing criticisms on the overly local focus of the geography of innovation, two points are also noteworthy here. Schumpetarian innovation is “the privilege of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Viotti, 200: 657) whereas that of industrializing Asian countries is more accurately described by a process of learning including the absorption and improvement of innovation from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For this reason, a model of reverse product cycle has been suggested to theorize the

experience of Asian learners (Abernathy and Utterback, 1977; Hobday et al., 2004). In this model, Asian firms first acquire knowledge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mature technologies, that is process-based technologies. Over time, they progress to product innovations as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strengthen. This contrasts with the

innovations and then to process-based technologies that focus on product improvements.

Next, the literature has also been much less informative about how foreign firms might fit into regional innovation systems in North America or Europe. As noted by Phelps and Ozawa (2003),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 has become more

important in contemporary regional economies than in the past. This is particularly true for Korean and Taiwanese firms whose recent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in the US is primarily driven by FDI than other modes of entry. Little is known, however, of the nature of this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 learning. This question appears to be important as Gertler (2003) has noted that firms need to bridge major institutional- contextual boundaries, and this is more so for Asian firms whose language, institutions and culture back home are quite divergent from the US

compared to their European counterparts.

We propose that 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among industrializing Asian countries reflects a pattern of sourcing and practice of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at three spatial levels. First, within the national and domestic context, there is emulation of regional systems of knowledge formation from North America as outlined in the literature on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innovation milieux. In both Taiwan and Korea’s case, industrial policies aimed at promoting R&D activities among domestic firms are

articulated 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regional institutional systems that potentially enhance inter-firm and organizational cooperation. This may be illustr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Daedeok Science Park (DSP) in Korea, and the 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 (HSIP) in Taiwan. HSIP for example is modeled after California’s Stanford Industrial Park, and both science parks are thought to be two of the more successful technology-learning regions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stells and Hall, 1994; Mathews, 1997).

Second, 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low-cost country for trans-regional R&D production and operations constitutes the next spatial level of explanation in Asian firms’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nd acquisition experience. The China factor is more than just an abundance of cheap labor: Chinese labor is also becoming highly skilled and top Chinese universities graduate a number of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every year whose wages are about one-third that of Korean and Taiwanese engineers.1

Geographical proximity to China has encouraged a trans-regional division of labor where more mature technologies or less proprietary operations of R&D are relocated to nearby regions like Guangdong, Fujian, Zhejiang and Shandong. The Beijing area also attracts considerable Asian R&D plants because of its thick skilled labor market as a result of the presence of the elite Beijing and Tsinghua universities. With a

1 _{This information was consistently relayed to us in on-site qualitative interviews with twenty}

trans-regional division of technological labor however, key R&D knowledge are produced and retained in parent firm operations back in Taiwan and South Korea.

Third, the most important spatial level of analysis, and one that constitutes the main focus of this paper, is at the international level where Asian firms directly invest in facilities or operations in the US that help them source new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both of which are done so with the objective of upgrading and

augmenting their home-base knowledge. As will be described in a later section, much of these investments are concentrated around regions of active innovations and knowledge buzz (Storper and Venables, 2002) like the Silicon Valley or Boston-New York City area.

One final point is worth pointing out. Technological learning among Asian firms operates through three mechanisms; namely institutional learning (e.g articulated through Hsinchu Technology and Daedeok Science Parks), interactive learning that is largely relational between and within firms and organizations, and embodied technology learning that is associated with more accessible public or objective forms of knowledge. In embodied technology learning, major mediums of communication involve higher aggregation levels such as manuals, publications, industry certification, trade shows and reverse engineering. But it could also contain significant tacit knowledge involving that of US consultants as well as

Taiwanese/Koreans engineers and scientists trained in US universities or who have worked for US companies.

3. The geography of learning and knowledge acquisition

3.1. Regional and transregional learning and practice

Among the three modes of learning identified in the previous section, institutional learning is most evident at the local regional level within the domestic context of Korea and Taiwan. In Korea, 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ies promote government research institutes (GRIs) over university R&D because Korean

universities are traditionally oriented towards undergraduate teaching (Kim, 1997). The more successful Daedeok Science Park (DSP) in Korea was created in 1978. Coordination between the country’s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OST), Ministry of Education and Ministry of Construction ensured that DSP, built some 120 miles south of Seoul, became relatively well-endowed with research institutes; indeed the number of research institutes in Korea is nearly three times that of Taiwan.2 As of 2002, there were nearly 30 publicly funded and 29 private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130 venture businesses in the science park. Despite criticisms that DSP was forced

2 _{Korea has a total of 50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some 10,427 private research institutes (Korea}

Industrial Technology Association or KOITA) in the country. Taiwan has fewer than 20 publ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 number of private research institutes in not known.

upon private industries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re is little local knowledge spillovers (Castells and Hall, 1994), some evidence is emerging that the park has become relatively successful in forging institutional learning over time: more than 1000 applic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atents were filed in 2002 among the park’s public and private research institutes (Park, 2004), and over 100 local firm spin-offs have

occurred (Shin, 2001). Institutional learning may also be illustrated with one of DSP’s research institutes (Korean Electronic and Telecommunication Research Institute or ETRI) mastering the CDMA (code division multiple access) knowledge and

technology in 1995 which was subsequently transferred to the telecommunication industry.3 Acquiring the CDMA knowledge is important because despite the industry’s relatively stronghold in telecommunication products such as Samsung and LG Electronic’s cellular phone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s, this key technology was then largely imported and licensed from the US company Qualcomm until the mid-1990s.

In Taiwan’s case, the state also established theHsinchu Science-based Industrial Parkand the park is supported by the Electronic Research Service Organization (ERSO), a public lab, that is also the research arm of the government. Most of the key high-technology firms today are spinoffs from ERSO. The HSIP and its neighboring corridor to Taipei is home to Taiwan’s most rapidly growing microelectronics

3 _{CDMA is part of an ultra high frequency wireless telephone system that allows many signals to b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