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人間佛教、自主學統與危機時代的文化中國

威夷大學社會心理學博士。曾任 國家科學委員會特約研究員。榮 獲國家科學委員會優良研究獎、美國東 西文化中心校友駐訪研究獎金、國家科 學委員會傑出研究獎、美國東西文化中 心傑出校友獎、國家講座〈第一屆、第 四屆〉、行政院九十二年傑出科技榮譽 獎等。

　　出版《儒家思想與東亞現代化》、

《反求諸己：現代社會中的修養》、《社 會科學的理路》、《儒家關係主義：哲學 反思、理論建構與實徵研究》、《倫理療 癒與德性領導的後現代智慧》等二十餘

夏

黃光國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清華大學教授楊儒賓︵二○ 一五︶最近出版了一本︽一九四九禮讚︾。他認為，

一九四九年所帶來的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固然血跡斑斑，但從大歷史角度看，台灣因緣際

會，卻成為華族文化最近一次﹁南渡﹂的終點。永嘉、靖康、南明，無不是分崩離析的時

代，但北方氏族庶民大舉南遷，帶來族群交匯，文化重整，終使得南方文明精采紛呈，以

致凌駕北方。

形塑文化中國

對於台灣的歷史發展而言，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是個十分重要的一年。那一

年，跟隨國民政府撤守到台灣的兩百萬人中，不僅包括六十萬大軍，而且還有一群當時全

中國的文化菁英，這些人在各種因素的因緣際會之下，﹁十方風雨會瀛洲﹂，被歷史洪流

陸陸續續送到了台灣。台灣原本是以漢人為主組成的移民社會，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

大戰結束，在台灣各級學校任教的日籍教師都被遣返回國；一九四九年，追隨國民政府撤

守台灣的外省籍菁英，迅速填補了日籍教師所留下的真空。

台灣在非常時期，承擔了不可能的任務：不但接納了北方的軍民，也吸收了各種知

識、文化資源。自由主義的民主思考，儒家的禮樂憧憬，還有殖民地時期的摩登文化在此

相互激盪。即使在白色恐怖的年代裡，有識之士不分本土外來，持續他們的理念與堅持，

多少年後，才有了今天眾聲喧譁的局面。楊儒賓因此反問，如果沒有了一九四九，沒有了

台灣，今天以共產黨統領的﹁中國﹂文化，還剩下了什麼？

楊儒賓的一九四九論述提醒我們：當年跨海而來的不只有冷冰冰的政權，還有豐富

的文化資源。彼時大陸馬列主義當道，胡適、殷海光等自由派學者，徐復觀、唐君毅、牟

宗三等新儒家學者，如果沒有在台灣堅持他們的理想，不能發展出日後的民主花果。其他

文人學者從張大千、林語堂、溥心畬、臺靜農以降，莫不攜來中西資源，結合在地民情風

土，和當地民眾共同努力，才發展出兼容並蓄的台灣文化，把台灣社會逐步形塑成﹁文化

中國﹂。

﹁文化中國﹂︵cultural Chin

a ︶○ 是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在一九九年代提出的一個概 念，原本是指離散於大陸之外的華人文化區︵Tu, 1991 ︶。最近我有一位來自廣州中山大 學的研究生，寫了一篇碩士論文，討論海峽兩岸的﹁三國演義﹂︵胡俊鋒，二○ 一三︶。

他認為，現在海峽兩岸其實存有三個﹁中國﹂，﹁政治中國﹂的控制中心在北京；在東亞

四條小龍騰飛的時代，台灣商人發揮了堅毅不拔的﹁台灣精神﹂，將台灣打造成﹁東亞經

濟奇蹟﹂的模範地區，當時﹁經濟中國﹂的中心在台灣，現在已經轉到大陸沿海各地；但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文化中國﹂的中樞，仍然是在台灣。

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

我們可以從一個比較宏觀的角度，來說明﹁文化中國﹂的意義。德國哲學家雅斯培在

他所著的︽歷史的根源和目標︾一書中指出：在紀元前八百年至二百年之間的六百年，是

人類文明發展的﹁軸樞時期﹂︵Jaspers, 1949 ︶。在這段期間，世界上幾乎是彼此互相隔

絕的地區，分別出現了許多思想家，由四位偉大的聖哲分別將其整合成獨立而且完整的思

想體系，他們是：蘇格拉底、耶穌、孔子和佛陀。

佛教在漢明帝︵二八｜七五︶時代傳入中國之後，和中華文化傳統互相結合，塑造

出﹁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儒家文化最大的特點，便是擅長於吸納外來文

化。﹁遼以釋廢，金以儒亡﹂，許多外來文化進入中國之後，都因為接受業已融為一體的

﹁儒、釋、道﹂三家思想，而被儒家文化消化掉。

在公元一千年之前，信仰基督教的歐洲處於﹁黑暗時期﹂︵dark ag

e ︶

，和同一時期

的非洲並沒有太大差異。到了十一世紀，十字軍東征前後八次︵一○ 九六｜一二九一︶，

將希臘傳統帶回到基督教世界，兩者互相結合，導致後來十四世紀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

十七世紀啟蒙運動發生之後，歐洲科學快速發展，歐洲國家開始對外殖民；十八世紀發生

工業革命，到了十九世紀，資本主義興起，西方國家紛紛採取帝國主義的策略，往外擴

張，尋找市場，掠奪資源，並將許多非西方國家納為殖民地。

中國自中英鴉片戰爭︵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後，便陷入一連串的內憂外患之中，

開啟了長達百年的﹁羞辱的世紀﹂︵century of humiliation ︶。在一八九四年的中日甲午戰

爭，中國敗於明治維新後的日本，不得不割讓台灣，接著日本又在中國的領土上和俄國大

戰，並擊敗俄國，使得中國知識分子信心全失，認為自己一切不如人。此後動盪不安的社

會條件，使中國的知識社群根本無法定下心來，細心吸納西方文明。

「文化中國」的靈魂

在救亡圖存的時代要求下，﹁五四﹂之後的中國知識界普遍盛行著三種意識形態：社

會達爾文主義、科學主義和反傳統主義。在國共內戰時期，親國民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

英、美的議會政治；親共產黨的知識分子主張學習十月革命後的蘇聯。然而，他們對於這

三種意識型態的堅持，卻沒有兩樣。抗日戰爭勝利後不久，國共之間立即爆發了慘烈的內

戰，迫使國民政府不得不撤守台灣。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在國共隔海對峙的冷戰時期，國民黨在台灣﹁一黨獨大﹂的政治結構，成為支撐此種

意識型態的社會條件。當中共在中國大陸推行﹁三反﹂、﹁五反﹂及﹁文化大革命﹂等一

系列社會改造運動時，國民黨則在台灣推動﹁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當時所謂﹁自由主義

派﹂的知識分子，大多擁有﹁後五四時期﹂的意識形態，他們普遍相信：國家要進步，一

定要提倡科學，提倡現代化，反對古老傳統，走美國式民主的道路。他們的堅持，使台灣

成為﹁中華文化現代化﹂最好的實驗室。

到了一九八○ 年代，由於朝野雙方的共同努力，許多台商發揮了高昂的﹁台灣精

神﹂，使台灣蛻變成為﹁亞洲四條小龍﹂之一，而創造出世所矚目的﹁東亞經濟奇蹟﹂。

到了一九九○ 年代中期，擔任總統的李登輝掌握操控國民黨的實權之後，情況才開始發生

轉變。即使如此，時至今日，許多到台灣來訪問的陸客仍然很容易感受到：當前的台灣是

一個﹁比中國更中國﹂的﹁文化中國﹂。如果我們各界的領導人物不了解﹁精神﹂和﹁意

識﹂之間的不同，而耽迷於玩弄﹁台灣意識﹂，則台灣社會必將日趨於沉淪。相反的，如

果我們的社會菁英了解﹁台灣精神﹂的積極作用，而善於以之自我砥礪，則它將成為台灣

這個﹁文化中國﹂的靈魂，而可以引領﹁中國文化﹂的發展。

「意識」和「精神」

在西洋哲學史上，最先探討﹁意識﹂和﹁精神﹂之關係的哲學家，是十九世紀集德國

觀念論之大成的黑格爾︵一七七○ ｜一八三一︶。他在︽精神現象學︾一書中主張：主體

意識的﹁即自存在﹂︵正︶，能夠通過自我否定的﹁對自存在﹂︵反︶，然後揚棄二者，

形成更高層次的綜合型態︵合︶。通過﹁即自﹂與﹁對自﹂的內在辯證，﹁自我意識﹂

可以發展成為﹁理性﹂，再發展成為包含人倫、教養，和道德在內的﹁精神﹂︵Hegel, 1807 ︶。

從上述定義中，我們已經可以看出：﹁台灣意識﹂和﹁台灣精神﹂之間的差別。每

個人都可能根據自己所擁有某些特質，來形塑其﹁自我意識﹂，而形成所謂的﹁性別意

識﹂、﹁族群意識﹂、﹁階級意識﹂或﹁地位意識﹂。這些特質有些是與生俱來的，像

個人的性別、種族、膚色等等，反映出個人被﹁賦予的地位﹂︵ascribed statu

s ︶

；有些

是個人運用其理論理性或實踐理性，而努力爭取到的，稱為﹁獲致的地位﹂︵achieved status ︶。個人被﹁賦予的地位﹂，並不能反映出他的﹁精神﹂。

當我們自覺地說：﹁我是台灣人﹂時，這是﹁台灣意識﹂。﹁台灣意識﹂的作用，

在於區辨﹁我群他群﹂的不同。它源自於個人的﹁即自存在﹂，本質上是一種﹁賦予的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地位﹂，當它因為各種因素，而被﹁對自存在﹂喚醒之後，個人只能用辯證的思惟來超克

它，但卻很難改變他的本質。

台灣精神則不然。當一個人在台灣或其他社會脈絡裡，運用他得自台灣的文化資源，

精益求精，不斷地以其理論理性或實踐理性追求更高的成就時，他追求﹁獲致地位﹂的行

動，則會彰顯出他個人獨特的﹁台灣精神﹂。

納中華入台灣

了解﹁台灣意識﹂和﹁台灣精神﹂的關係之後，我們便可以進一步來討論為什麼今

天我們必須提倡﹁文化中國﹂。從本文的論述脈絡來看，任何一個人不論他的出身背景為

何，他們在台灣的任何學術或文化成就，都可以看作是某種﹁台灣精神﹂的發揮。舉例言

之，今天台灣人文及社會科學界在國際上擁有一席之地的，唯有新儒家而已。大陸學術界

要想研究儒家思想，也很難繞過﹁港台新儒家﹂。如果他們當年不來台灣，他們會有這樣

的成就嗎？他們在學術上的成就，難道不能說是﹁台灣精神﹂的發揮嗎？

也正是在這點上，楊儒賓突出了一九四九作為接軌永嘉、靖康﹁南渡﹂文化的意義。

楊儒賓所更關心的是台灣文化如何能夠﹁納中華入台灣﹂，獨樹一幟，在世變之後開出新

局。我們可以再從文化變遷的角度，來看台灣在這次﹁世變﹂之後所要開出的新局究竟是

什麼。

從﹁後實證主義﹂的科學哲學來看，有好的問題，才有可能找到好的答案。沒有問

題，必然不可能找到任何答案。在我看來，在一九四五｜一九四九年間，中國知識菁英南

渡，所謂﹁納中華入台灣﹂的最重要意義，便是把儒家學術史上未能解決的重大問題，以

及中華文化和西方交匯時所產生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帶到台灣來，讓下一代的台灣知

識菁英有機會運用他們從台灣獲得的文化資源，發揮﹁台灣精神﹂，解答這些問題，並把

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中心，所以說：﹁台灣精神﹂是﹁文化中國﹂的靈魂。

然則，中國知識菁英從大陸帶來的重大學術和文化問題是什麼？我們可以從﹁學術發

展﹂和﹁文化實踐﹂兩個層面來思考這個問題。

新儒家的意索

從二次大戰結束，國民政府撤守台灣以來，港台地區研究中華文化用心致力最深者，

莫過於牟宗三︵一九○ 九｜一九九五︶。如果說胡適是﹁五四時期﹂、﹁全盤西化論﹂的

代表，牟宗三可以說是國民政府撤退到台灣後，﹁後五四時期﹂中國知識分子的代表。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牟氏是山東棲霞人，天資聰穎，自青年時期，即潛心精研中、西哲學，二十七歲出

版︽從周易方面研究中國之玄學與道德哲學︾，此後即著述不斷，他先獨立將康德的三

大批判書譯成中文，又整理儒家思想的統緒，寫成三巨冊的︽心體與性體︾︵牟宗三，1968

a ，b1969 ，︶，累積下極為豐富的哲學寶藏。臨終時自謂：﹁一生著述，古今無

兩﹂，堪稱現代新儒家的靈魂人物。

在︿儒家學術之發展及其使命﹀中，牟宗三︵一九八二︶將儒學哲學的關係分為三個

大時代︵three epochs ︶：

⑴先秦儒學

：以孔、孟、荀為代表；

⑵宋明理學

：以周、張、程、朱、陸、王為代表；

⑶當

代新儒家：由熊十力先生開出，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為代

表。

普遍的精神實體

牟宗三︵一九八八︶在他所著的︽歷史哲學︾中指出：

就個人言，在實踐中，個人的生命就是一個精神的生命，精神的生命涵著一個「精神

的實體」。此實體就是個人生命的一個「本」。就民族言，在實踐中，一個民族的生命就

是一個普遍的精神生命，此中涵著一個普遍的精神實體。此普遍的精神實體，在民族生命

的集體實踐中，抒發出有觀念內容的理想，以指導它的實踐，引生它的實踐。觀念就是它

實踐的方向與態度。（頁

1｜

2）

牟宗三認為：﹁實踐﹂是精神生命表現其理想︵尤其是道德理想︶的活動，脫離了精

神生命及其理想，便無﹁歷史﹂可言。每一個民族都有其﹁普遍的精神實體﹂，歷史即是

﹁普遍的精神實體﹂在實踐中表現其觀念的過程。然而，因為人類有動物性，故精神實體

本身只能在動物性底限制下表現其觀念，在這兩種力量的拉扯之下，決定了各民族有不同

的文化系統與觀念型態。

牟宗三畢生研究中國文化，其目的在於重建中國文化，開出中國文化的新型態。他認

為：唯有道統、學統、政統三統並建，儒家式人文主義徹底透出，才能開出中國文化的新

型態。他說：

道統之肯定，此即肯定道德宗教之價值，護住孔子所開闢之人生宇宙之本源。學統之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開出，此即轉出「知性主體」以容納希臘傳統，開出學術之獨立性。政統之繼續，此即由

認識正體之發展而肯定民主政治為必然。

道統是道德宗教，學統核心是科學，政統就是民主政治。牟宗三認為：道統是一種比

科學知識更具綱維性的聖賢之學，是立國之本、是文化創造的源泉，是政統和學統的生命

和價值之源，政統和學統是道德的客觀實現，失去了道統，政統和學統就會步步下降，日

趨墮落；而失去政統與學統，道統也會日益枯萎和退縮。他以為，三統之建立，就是﹁儒

家式人文主義﹂的真正完成，也就是儒家真正轉進第三期之發展。

儒家第三期的發展

牟宗三認為：他在學術研究上畢生所作的努力，就是要梳理﹁儒家人文主義﹂的統

緒，肯定孔子所開創的儒家文化的﹁道統﹂。值得強調的是：以牟宗三為首的﹁港台新儒

家﹂，畢竟是學院派的人物，他們可以長篇累牘、著作等身以﹁肯定﹂儒家文化的道統，

但卻無法在華人社會中﹁弘揚﹂此一道統。至於﹁容納希臘傳統，轉出﹃知性主體﹄﹂，

以開出﹁自主的學術傳統﹂更是一事無成。為什麼呢？

在︽歷史哲學︾一書中，牟宗三認為：中國文化的特長在於﹁綜合的盡理精神﹂，

是一種﹁理性的運用表現﹂。相對地，西方文化則擅長﹁分解的盡理之精神﹂，以﹁理性

的架構表現﹂，通過一種﹁主、客對立﹂的﹁對待關係﹂，形成一種﹁對列之局﹂︵co-ordination ︶，從而撐出一個整體的架構。

以我在台灣推展本土社會科學三十幾年的經驗來看，華人學術社群要想發展社會科

學，還得定下心來，虛心學習西方的科學哲學，才有可能運用﹁分解的盡理精神﹂，建構

﹁含攝文化的理論﹂，以﹁對列之局﹂實質地分析：﹁人﹂如何在各種不同的生活場域

中，運用其﹁綜合的盡理精神﹂，來解決生活中所遭逢的各種問題。

「人間佛教」的實踐

我們要想在台灣發展本土社會科學，以建立華人自主社會科學的學術傳統，最值得

我們研究的對象之一，就是台灣的﹁人間佛教﹂。﹁人間佛教﹂原本叫做﹁人生佛教﹂。

其最早提倡者太虛大師︵一八九○ ｜一九四七︶，因為當時主張﹁全盤西化﹂的知識分

子對中國文化傳統展開無情的打擊，而型塑出他﹁人生佛教﹂的理想，並於一九一七到

一九三七的二十年之間，致力於推廣﹁人生佛教﹂。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太虛大師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在︽宇宙風︾上發表一篇文章題為︿我的佛教革命失敗史﹀︵引自太虛大師全書編纂委員

會，一九五○ ︶，承認他過去二十多年來在推廣﹁人生佛教﹂運動上的努力，因為自己

﹁理論有餘而實行不足﹂，又找不到﹁實行和統率力充足﹂的人，實踐他﹁人間佛教﹂的

理想，悲願完全落空，並在一九四七年過世。

太虛大師大概作夢都不會想到：﹁人間佛教﹂的理想竟然在他身後會在台灣大放異

彩。台灣佛教的主要宗派雖然都在提倡人間佛教，而且各擅勝場，其中最為傳奇的人物是

佛光山的星雲大師和慈濟功德會的證嚴法師。

慈濟功德會的創辦人證嚴法師是印順大師的弟子，她以﹁千手千眼觀音﹂作為意象

所組成的救援隊，遠赴全球各地﹁救苦救難﹂，不僅讓台灣能夠﹁走出去﹂，而且讓許許

多多的家庭主婦和中年婦女獲得生命的意義，為台灣社會民間的活力樹立了非常重要的典

範。

星雲大師與佛光山

星雲大師是揚州人，十歲時發生蘆溝橋事變，抗日戰爭開始。他與家人跟隨難民潮向

蘇北方向逃亡，在槍林彈雨之中穿梭求生，父親卻在日軍攻打南京的煙硝裡﹁人間蒸發﹂

了。父親失蹤後，到南京尋找父親，成就他十二歲在棲霞山寺出家的因緣。

﹁徐蚌會戰﹂發生時，二十二歲的星雲因為參加﹁僧侶救護隊﹂，想到台灣受訓，而

於一九四九年春天，來到了台灣。一甲子之後，他不僅在台灣南部開創了佛光山，他培養

出來的上千名弟子更組織戒律嚴謹的教團，在全球五大洲建立了近三百個道場，到世界各

地弘法，最近並在台灣成立﹁中華傳統宗教總會﹂，整合本土及外來宗教。在眾多因素因

緣際會之下，結合中國文化傳統的﹁人間佛教﹂其實已經塑造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宗

教和文化現象，將台灣打造成現代的﹁文化中國﹂。目前正在以台灣作為中心，向世界各

地輻射。

從人類文明發展的角度來看，今天的台灣社會是三大文化系統的交匯之處：教育系

統裡傳授的是以﹁個人主義﹂作為預設的西方社會科學理論。一九九四年教改啟動之後，

在政治勢力﹁去中國化﹂的刻意打壓之下，儒家文化傳統在台灣教育界中不僅是﹁花菓凋

零﹂，而且是氣若游絲。今天我們在充分吸納西方科學哲學之後，可以很清楚地辨認出之

支撐住華人生活世界的﹁先驗性形式結構﹂︵transcendental formal structur

e ︶。相信﹁緣

起性空﹂、﹁借假修真﹂的﹁人間佛教﹂團體，不僅已經把台灣打造成為﹁文化中國﹂的

中心，而且成為在民間社會支撐儒家倫理的最重要的力量。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理性化」與「世俗化」

我們可以從社會變遷的角度來釐清﹁三大文化系統﹂的概念。一九七○ 年代有許多

主張﹁現代化論﹂的學者認為：非西方國家的現代化可分為三個層次：

⑴器物層次的現代

化；

⑵制度層次的現代化；

⑶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其中以﹁器物層次﹂的現代化最容

易，﹁思想行為層次﹂的現代化最艱難，在許多情況下，它甚至會引發許多價值衝突︵金

耀基，一九九六︶。

然而，不論是從理論或是從實徵研究的發現來看，所謂的﹁現代化論﹂，其實是受

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以為非西方國家經過﹁現代化﹂之後，都會變得跟西方國家

十分類似。從雅斯培的觀點來看，世界上構成﹁四大文明﹂的完整文化體系，其實只有四

個。從文化實在論︵culture realism ︶的角度來看這種完整的文化體系各有其文化型態學

︵morphostasis ︶，它們在歷史上的變化，也有其文化衍生學︵morphogenesis ︶︵Archer, 1982 ︶，是耐久而不會消亡的︵黃光國，二○ 一五︶。

近代所謂﹁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 ︶的說法，以為來自某一國家或使用

某種語言的族群就代表了一種文化。事實上，許多相信﹁神靈﹂或﹁萬物有靈論﹂的巫

文化，在跟這四大文明接觸，經過理性化︵rationalization ︶或世俗化︵secularization ︶的

﹁除魅﹂︵disenchantmen

t ︶

歷程後，其核心價值觀便可能逐漸被同化，留下來的習俗也

僅只留下﹁文化認同﹂︵cultural identification ︶或﹁文化展演﹂︵cultural performance ︶

的功能。

三大文化區

再從實徵研究的發現來看，Ingleha

rt 和Baker2000 ︵︶曾經在六十五個國家作了三波 的﹁世界價值觀調查﹂︵World Values Survey, WVS ︶，結果顯示：在控制經濟發展的效

果之後，在歷史上屬於基督教、伊斯蘭教和儒教的三大文化區，顯現出截然不同的價值系

統。這些社會在﹁傳統世俗｜理性﹂︵traditional versus secular-rationa

l ︶和﹁生存自

我表現﹂︵survival versus self-expressio

n ︶的價值向度上有所不同。雖然大多數社會︵包

括西方︶都朝向﹁世俗｜理性﹂及﹁自我表現﹂︵即現代與後現代︶的方向變動，但其速

度並不相同，而且各文化區之間仍然保有其差異性。

他們的研究顯示：如果將經濟發展的因素加以控制，則世界各國可以區分成基督教

︵包括新教、天主教、東正教︶、儒教和伊斯蘭教三大文化區。因此他們懷疑：﹁在可

預見的未來，所謂現代化的力量是否會產生一種同質的世界文化︵homogenized world

一五．人間佛教高峰論壇

culture ︶﹂︵Inglehart & Baker, 2000:49 ︶。Li 和Bond ︵2010 ︶以一種更為嚴謹的方法測量﹁世俗性﹂︵secularism ︶，並且重新

分析許多波的﹁世界價值觀調查﹂，結果佐證了Ingleha

rt 和Baker○○○ ︵二︶的發現。

在過去二十年間，世界各地的﹁世俗性﹂雖然不斷增加，但其基本價值既未趨同，也未趨

異，而是一直保有各區域間的差異性︵Schwartz, 201

1 ︶。

中華文化的發展

﹁上下四方曰宇，往古今來曰宙﹂，在西方國家千方百計呼籲世界各國聯手反恐的今

日，我們可以冷靜思考在﹁三大文化區﹂的當今世界中，提倡﹁儒、釋、道﹂三教合一的

中華文化所具備的特殊涵義。從一個宏觀的歷史角度來看，第一、二次世界大戰的爆發，

都是西方文明高度發展所造成的結果。今天西方國家的反恐，可以說是當年﹁十字軍﹂宗

教戰爭的延續。

有人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其實已經爆發，可是，那是一場西方﹁實體國家﹂和恐怖

分子﹁虛擬國家﹂之間的戰爭。在這個危機四伏的時代，在這個世人通稱為﹁耶誕節﹂的

十二月廿五日，各種不同的宗教聚集在高雄佛光山本部，舉辦﹁世界神明朝山聯誼會﹂，

就顯得特別有意義。偉大的實踐必須要有﹁好的理論﹂來加以支撐，今天佛光山已經在台

灣塑造出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

在下一個世代，台灣的學術界必須以﹁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東亞文明作為基礎，

吸納西方文明的優長，﹁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建構出﹁含攝文化的理論﹂，來說明中華

文化的發展。唯有如此，在中、西文明交會的過程中，我們才有可能真正做到﹁取其菁

華，棄其糟粕﹂，建構出華人自主的學術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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