遷移中的台灣「都市」原住民
（
The Migration of Taiwan
’s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蘇 羿 如
（Su, Yih-Ju）
摘 要
本文主要探討的核心有下述三項：首先，台灣「都市」原住民一詞的 形成以及意義。其次是都市原住民其特殊遷移現象之所以出現的原因，最 後則是檢視文獻資料中對這樣特殊的都市移民其生活型態及族群意識的粗 略探討。「都市」原住民一詞的出現實非偶然，主要除了受到社會環境的 影響造成原住民移往都市之外，另外也是一種帶有區別身分的稱謂。早期 從 1960 年代初，因為部落經濟無法支應生活支出，使原住民藉由社會網 絡的連鎖機制，大量地移往都市謀生。近年來，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全球 性勞力市場流動的頻繁。在外籍勞工憑藉低廉薪資的優勢逐漸取代早期從 事危險性高的原住民職業時，被取代的原住民只能在返回家鄉與等待臨時 工作之間繼續徘徊。事實上，都市原住民移動呈現既流動又連繫的現象， 他們不僅游移在都市與都市，同時也來回於原鄉與都市之間。換言之，雖 然移往都市的原住民具有特殊的文化身份使他們容易形成聚集型態的居住 與職業關係，不過，這樣的關係並不會特別使他們固定在一處而不再漂 移，相反地，他們可以隨時和原鄉的生活圈保持聯繫，同時又隨著工作的 變遷或移動而搬移，而形成一股多重往返的遷移現象。可以說，「都市」 原住民的遷移經驗除了結構性經濟因素之外，其社會網絡在整個移動過程 亦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不僅如此，研究發現亦指出都市原住民的返鄉並 不表示他們不再移動而落地生根，相反地他們隨時伺機而動，等待有臨時 的工作可做，他們就再次踏上工作的旅程而離開。 關鍵字：「都市」原住民 遷移 生活型態 族群意識 社會網絡 * 國立空中大學花蓮學習指導中心兼任講師 *一、現身：「都市」原住民
1的出現
在任何社會裡，族群關係都是很敏感的課題。因為在族群接觸與互動的 過程中，經常會賦予我群與他群評價，當族群成員開始區分我群與他群時， 即有了族群差異的認知，這時族群成員就具有最基本的族群意識。王甫昌指 出： 「族群」並不是因為有一些本質性的性質，所以才「存在」。族群 團體其實是被人們的族群想像所界定出來的。有些人可以接受「族群想 像」的人群分類方式，有些人則無法接受。即使接受了「族群」的人群 分類方式，一般人對於社會中哪些族群類屬，也很難有共識。……而雙 方可能永遠都無法說服對方接受自己的觀點。（2003:51） 從王甫昌的定義中，清楚地點出二項特徵，首先：族群團體是被人們界 定出來的，其次，這個界定並非客觀指標的劃分，而是透過人們透過想像的 方式所進行的人群分類。換言之，標識我群 他群的分類方式，是藉由人們 的想像而予以歸類出來的。之所以為想像，乃在於分類的運作往往採取概括 式、泛稱式的界定方式，而這樣的方式並不考量內部的差異性，著重的是外 部的想像整體範疇。那麼，我們可以進一步再問：是誰在進行分類的法則， 以及為什麼要進行這樣的分類？以「原住民」為例，在清據時期，原住民被 劃分為生番 熟番；日據時期則為高砂（山）族 平埔族；國民政府時期為 山地山胞 平地山胞；1994 年代，才有原住民的稱謂出現。在「原住民」2這 個稱謂出現之前，生番 熟番；高砂（山）族 平埔族；山地山胞 平地山 胞；這些分類方式都是非原住民對原住民所進行的想像式的分類，一直要到 1980 年代之後，原住民發起正名運動，才由原住民自己來進行自我的界定與 分類。 我們可以說，族群團體的出現，就是從標識差異為起始，而標識差異也 就是我群 他群的分類方式，不僅如此，這樣的分類往往是由人們對他族的 想像所界定出來的，本文稱之為命名或被命名的邏輯。命名與被命名代表著主體性有無的差別，能夠行使命名的族群團體象徵其主體地位高於他群，而 被命名的族群團體則在被界定中喪失其主體性。台灣的原住民便是在一次又 一次地被想像的分類與界定中失去其主體性。唯一，原住民主動界定我群的 方式，即是上述所提及的正名運動，也是唯一原住民較具有主體性的選擇分 類方式。 以此觀之，本文所指的「都市」原住民，其實也是被界定出來的一種分 類，而與之相對應的即是居處原鄉的原住民。而這樣的分類，主要在於學者 們所觀察到的原住民的遷移行為，進而給出的名稱，而這個遷移又特指1960 年代之後，原本居住在原鄉的原住民，因為傳統的農作、狩獵、捕魚等生計 方式，已不足以供應其生活所需，因此出現大量移往都市謀生的移動現象。 對於這群從原鄉遷往或旅居在都市的原住民，便被稱之為都市原住民。而 「都市」原住民一詞，某種程度也代表了一種空間上區隔，都市是不同於原 鄉生活方式的所在，一群在都市生活的原住民自然也在都市特殊的生活環境 中，表現出不同的生存之道。
二、漂流：都市原住民的遷移經驗
然而，有趣的是，這群所謂的「都市」原住民，並非離散到固定的場域 就停留下來，他們的原鄉也非回不去的想望。1960 年代台灣的都市原住民從 原鄉遷移都市的原因與鄉村人口大量遷往都市者，差別無幾。1960 年代的原 住民族裔離散，是一種大環境經濟變遷下所促成的自我移動，相較於日據時 期有意識地將原住民進行大規模的集團移住3，呈現出兩種極為殊異的移動現 象。本文的遷移經驗主要著重在 1960 年代以來的都市原住民移動，游移在原 鄉與都市，都市與都市之間，他們可以隨時和原生的文化團體保持聯繫，又 隨著工作的變遷或移動而搬移，這群都市原住民的離散現象於是成了既流動 又連繫，既曖昧又顯著的奇異現象。 在族裔離散的研究中，離散（diaspora）此一字義，原本是指猶太人出 埃及之後的流亡（exile），而 Vertovec（2000: 142）以為離散的概念曾經一 度幾乎指涉猶太人被排除的經驗，這涉及到從他們家鄉的創傷性流亡，以及 被許多國家的驅逐。以這樣的經驗作為參考，離散處境的言外之意，經常是負面的，是被迫的位移，是犧牲，是異化，是失落。隨著這樣的原型而來的 則是對於回歸渴求的夢。何以離散經驗如此備受關注呢？一來，除了是造成 族裔離散的原因令人想一探究竟之外，其次，就屬離散族裔的身分認同備受 矚目。究竟是什麼因素促使原先居住在家鄉的族裔團體離鄉背景到異文化之 處？又這群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族裔往往得面對認同歸屬的兩難，亦即如何 在原生文化與異文化之間做出選擇，而他們又是如何做出選擇，以及其中可 能彰顯出什麼樣的差異型態？上述皆是離散經驗所欲探究的種種現象。就此 而言，原住民的遷移經驗，某種程度類似於族裔的離散經驗，但又不盡相 同，其相似之處在於從日據時期開始的集團移住，即是一種強迫式的遷移， 也多少是帶有創傷性的家園經驗。然而，隨著1960 年代社會經濟的影響，他 們又展開了另一次大規模離鄉的旅程，而這一次則是帶著不得不的自願選擇 而離開，這樣的處境明顯地又不同於族裔的離散經驗。 早期關於都市原住民的研究，主要立基在1960 年代因為經濟的不景氣， 而促使一批批居住在原鄉的原住民，遠離家鄉前往都市謀取生計。這樣一股 特殊的遷移現象，隨著時代變遷或是諸多因素的考量，並未因為他們遷移一 處而固定下來，相反地，遷移的現象不斷出現在這群具有特殊文化背景的人 群身上，他們的遷移有集體式的，也有個人式。不僅如此，他們的離散經驗 更與其職業樣態有著密切的關聯性。不過，即便他們獨特的離散經驗一直在 日常生活中出現，但這樣的現象至今仍未被充分的探討。就此而言，都市原 住民的離散經驗是值得深入瞭解與關懷的面向。 以都市原住民的遷移的歷程而言。一般皆指向在工業化及都市化之後， 大量人口從鄉村移往都市，都市遂成為一個具有高度異質性、充滿次文化的 集合體。在有關都市社會學的討論中，幾個最常被提及的幾個理論，例如： Wirth 的「都市性做為一種生活方式」（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Gans 及 O. Lewis 的「人口組合論」（compositional theory）；Fischer 的「次文化理論」 （subculture theory）他們主要探討的面向，著重在一種伴隨都市而來的特定 生活模式，即：大量人口、高度密度及異質性，對都市人的生活型態產生什 麼影響；表現在社會關係上又會呈現什麼樣的人際關係樣態？例如：Wirth （1938）以為都市特質導致了家庭的解組、種族及社會階層的隔離、以及各 種偏差行為的出現，而人際關係則傾向於淡薄和破碎；Gans（1962）則認
為人是生活在各種不同的小團體中，雖然大社會中存在著許多分歧的價值與 不平等的現象，但是小團體的存在對個人能夠有適度的隔離和保護作用，像 是，同類聚集地區或傳統舊社區仍維持原有的功能。因此，Gans 指出城鄉的 差異主要是人口組成的差異，而都市存在著多種生活型態，所以是多種型態 生活方式的呈現。Fischer（1982）則以次文化的多樣性來說明現代都市的社 會生活，他認為次文化已不單純建立於地方或血緣的基礎上，更多是建立在 興趣、利益或社會階級的結合基礎上。 在國內則有學者指出不同的次文化構成不同的社會世界，也造成了都市 內的結構分化，因此，研究都市人的社會關係必須從他的社會網絡去瞭解。 （黃清高，1985：36-38；章英華，1999：583-585）。而台灣社會從 50 年代後 期開始隨著經濟的發展與工業化，使得傳統經濟結構產生了巨大變化，因而 形成人口大量集中於都市或工業城的現象。隨著台灣社會經濟的發展，此一 市場經濟於1960 年代開始進入山地社會，山地社會也相當程度的納入整個經 濟體系中。由於山地部落無法孤立於大社會外，且傳統的農作、狩獵或捕魚 的生計方式，已不足以供給生活所需，所以許多山地原住民便陸陸續續從部 落移往都市謀生（張曉春，1974；黃美英，1985；傅仰止，1985a，1987）。 綜合各項資料推計，實際在都市謀生（包括海上）的原住民約八萬人。若以 此推算，則原住民人口中，每四個人便有一人移往城鎮，而其中居住在基隆 市、台北縣、桃園縣、高雄市佔絕大部分（吳堯峰，1989：56）。 綜觀，台灣原住民遷移的經驗，1960 年代的這一波遷移，可以看出兩 項主要特徵，首先是在這波的遷移活動主要是和台灣整經濟發展有著密切關 聯。當時台灣的經濟正從農業型態轉型成人力大量集中於工廠的工業型態， 因此許多原住民皆從原鄉前往工廠集中的都市謀生。另一項特徵，則是遷移 的地點，大多是以都市或工業區為主。大體而言，男性從事板模的體力工居 多，女性則以廠房工作為主，當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亦即從事板模的女性 （主要是小工）或待在廠房的男性。而從這些工作類型中，不難看出當時台 灣社會的經濟發展趨向，以及何以形成原住民展開遷移到都市的原因。
三、牽引：社會網絡的作用
仔細深究以往都市移民的研究，我們不難發現，這些看法主要將都市視 為重要的影響變項，同時認為都市代表以優勢族群為主的結構體，因此也就 形成了弱勢族群與優勢族群的對立。然而，這樣論點使得都市成為決定性的 因素，弱勢族群的次文化是相對於整個都市結構而言，在此都市結構意謂著 優勢族群、意謂著人際關係的疏離以及親密關係網絡的改變（以往立基於血 緣地緣關係，都市裡則呈現大量的非親戚人口）等等，在這樣特殊的結構之 下，弱勢族群可能逐漸同化，進而影響族群間及族群內的關係；但也有藉由 相當程度的社會距離以保有其族群文化及我群的凝聚力；或因為文化上的差 異，反而在接觸過程中形成自我強化的過程。這樣的預設，誠然已關注到都 市做為結構性因素的影響，不過實際經驗上，我們發現在都市中的原住民並 不是呈現固定不變的群體，相反地，即便是聚集型態的都市原住民，都可能 隨工作的流動而有所遷移，更不用說，孤離型的原住民更是經常性的流動。 誠如，都市做為一個充滿異質性團體的場域，族群的接觸應更為多元豐 富，在都市中的原住民，除了有大量的機會可以接觸到漢人外，也經常能與 非本族的原住民有所碰觸，在都市的場域裡使原住民各族成員彼此交流互動 增加，這對原住民族群意識應有相當程度的影響。但關於族群意識的形成機 制及其意涵為何，是需要更進一步深入瞭解的，也唯有如此才能賦予弱勢族 群其族群意識一個完整的樣態。然而，關於族群意識的形成機制及其意涵的 探問，基本上是超越空間的，都市只能算是做為一個重要的影響變項之一。 承上述，一個超越空間上的研究取徑可以讓我們擁有更為廣闊的視角來 理解族群意識。而社會網絡即提供這樣的研究方向，從社會網絡的角度切入 探討弱勢族群，除了可以做跨越空間上的比較分析（都市、鄉村的族群意 識），同時，也能對都市中人際關係結構的改變，進行獨立性的觀察。在既 有文獻的討論中，一般認為傳統上人類結合的主要基礎是血緣和地緣，但在 都市化的社會中則傾向以利益和興趣為結合的基礎，正因如此，鄰里的互動 降低了，朋友同事則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樣的論點主張，社會網絡型 態的改變是受到都市化的影響，但從另一面向觀之，雖然社會網絡的型態會受到外在環境影響而有所改變，但其本身所扮演的角色及所具有影響性，是 自成獨立的體系而非受都市結構所決定。因此，如果我們能直接以社會網絡 的觀點，切入觀測都市中弱勢族群，相信將會有一番新的理解。社會網絡的 重要性在於它是結構因素與行為結果的中介。尤其在社會網絡中透過互動所 產生的交互作用，往往能對個人的態度和行為有著某種程度的影響。早期既 有文獻開始分析關於個人所鑲嵌的社會網絡對於個人行為的影響，像是Bott （1957）所提出緊密結合的家庭網絡（close-knit） 鬆散結合的家庭網絡 （loose-knit）與夫妻角色區隔程度之間的關聯。Laumann（1973）討論連結 型（interlocking） 放射型（radial）網絡在族群認同、政治偏好或工作態度 上所產生的差異。這些論點主要是反映出網絡性質的不同會造成態度或行為 的兩極化。從社會網絡的類型可以探析出網絡結構的同 異質性，在屬於較 為封閉且彼此之間越交織的社會網絡會呈現出高度的同質性，而網絡的同質 性會強化不同特質團體之間在態度上的不同（Beinenstock et. al, 1990）。而從 社會網絡結構來觀看其對於個人在行為或態度上的影響，主要是立基在彼此 聯繫的型態上。由聯繫所構連出的樣態大致就如上述所言的兩大類型，緊密 的、連結的、封閉的與鬆散的、放射的、開放的。而Fischer（1982）所指稱 的多縷（multi-stranded）或單縷（single-stranded）的關係，則是從聯繫的關 係密度4（relation density）來觀測人與人之間關係的親密或疏離。傳統上認 為有較多的多縷性關係者會有較高的親密感，不過在他的研究中卻發現人們 關係的多縷程度並沒有任何特別的意涵。不過，網絡密度越高對人們的心理 情緒會有正向的影響是獲得支持的。因此，網絡的密度越高、網絡成員間越 是呈現緊密的連結，對個人而言也就越容易得情感上的支持，同樣地，個人 也就越容易受網絡成員的影響。 此外，Granovetter（1973）所討論的聯繫強度，將研究重點從聯繫型態轉 向聯繫的強弱度。而這樣的轉變除了讓社會網絡的探討更為豐富外，同時也 彰顯了個人如何運用網絡而能在微觀及鉅觀的層面上發揮作用。屬於微觀的 個人方面像是找工作；鉅觀的層面則有對觀念的傳播、團體間的整合、以及 社區組織的動員等等。因此在Granovetter（1973: 1361-1366）一文中，首先 聚焦在人際間的聯繫強度5，並藉以探討聯繫的強弱在訊息的流動上所扮演的 角色及其影響（尤其是弱聯繫）。從連繫強弱的角度出發，尤其觀察作為橋樑
的弱聯繫，可以發現其重要性不僅在於它能夠成為被操控的網絡資源，同時 也是穿越社會距離的管道，因此，經由這些弱聯繫可以使某些理念、影響力 和資訊傳遞更遠的距離。而Burt（1992）提出了「結構洞」的概念，則進一 步論證了聯繫的因果關係。他以為重點並不是在於聯繫的強弱而應該是聯繫 的重複與否，且訊息利益隨著聯繫的重複性或不重複性而有不同，可以預期 的是，在一個高度凝聚的聚群中，其所知道的機會訊息都會是相同的（Burt, 1992: 28-29）。 換言之，結構洞（structural holes）的概念開闢出一個很重要的分析視 角，透過結構洞的觀點可以觀察出，不同網絡的聯繫樣態及其可能產生的結 果。例如，屬於緊密型或是聯結型的網絡，由於其聯繫的重複性高，彼此之 間的訊息往來也就容易趨向同質。反之，屬於鬆散型或放射型的網絡，其聯 繫的非重複性較高，因而在訊息的流通上也就較為多樣與異質，由此推之聯 繫的重複與否造成訊息上的差異進而會對個人在獲得資訊的性質上產生相當 程度的影響。 而在台灣都市民的實證研究中，蘇羿如（2001: 43）指出：當族群成員經 由連鎖遷移（chain migration）從原鄉進入都市之後，有了更多與他群接觸的 機會，而在族群接觸的過程中，即會產生族群差異的認知。其中，所形成的 聚集封閉型態雖然在空間上是區隔我群與他群的極致表現。然而，離散開放 型態的都市原住民，則不僅因為與他族接觸，而有族群差異的認知產生，更 因為接觸資訊的多元與異質，而能進一步建構出族群不平等與族群運動的認 知。這樣的研究發現與Burt 的結構洞概念可以互為印証。易言之，族群在接 觸的過程中就會產生族群意識，也就是族群接觸對族群意識生成有著必然影 響性。 台灣原住民進入都市的過程中，連鎖遷移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而連鎖 遷移事實上就是族群成員社會網絡的牽引，這樣的牽引使得都市成為不再遙 遠也不陌生的地方。進言之，族群成員的社會網絡不僅扮演進出都市的管 道角色，不同也是隨後在工作游移與轉換的重要牽引力量。誠如，Burt 所 言，當個人的聯繫的重複性很高的時候，可以預期的是，其所知道的機會訊 息就會趨向是一致。這樣的趨勢在都市原住民的職業身分與流動上更是清晰 可見。以工作聚集型的都市原住民而言，由於他們的社會網絡與聯繫重複性
很高，換言之，他們大多是熟識或親友關係，因此彼此介紹近似的工作機會 成為他們進入職場的主要方式，如此一來，不論在職業類別上，或是職業流 動，皆呈現相近的趨向，很大的因素就在於其機會訊息的重疊，即便工作的 場域會隨處流動或固定，但在職業類別或職業地位上很少會有大幅度變遷的 出現。
四、形貌：在都市的生活型態—聚集與孤離
就一般所指的都市中的移民群，他們可以是來自國外或是從鄉村移往都 市的移民者（尤其指離鄉背井的弱勢族群）。由於都市原住民兼具移民及少數 族群的特質，其特殊的文化背景在遷移過程中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又產生了 哪些作用呢？首先就原住民在都市就業、居住的情形在近三十年來愈來愈普 遍，因而所引發的議題相當廣泛。這些議題大致上可以歸結到其居住的型態 或就業情況上，因為原住民在都市的適應情形、社會地位、心理處境及族群 間的互動等，都與居住型態和就業息息相關。 如上所述，一般將原住民的居住型態分為聚居與散居兩大類型：聚居者 是那些住在原住民社區居民，散居者則是在社區外比較不容易引人注意的一 群。前者就像若干第三世界的城鄉移民一樣，原住民到都市地區後，形成 一 些 同 族 裔 聚 集 的 社 區（urban enclave）（Perlman, 1976， 傅 仰 止，1993： 165）。文獻上強調這種移民聚居的社區有其特殊功能，其中最明顯的作用便 在於提供移民種種群體內的服務、社會支持、密切的人際聯繫等，這種少數 族群特有的居住型態也很容易導致與外界隔絕的孤立生活方式，使移民難以 打入移居地社會（Weisener, 1976; Siu, 1952, Nelson, 1979，傅仰止，1993： 165）。此種聚居型態在密集的互動和殊異的族裔活動中提供了移民者增加其 族群意識的媒介。不過屬於都市生活型態所特有的私屬性、隱名環境則不見 於此種聚居式的社區型態。（傅仰止，1993）。 由於聚居社區內的原住民通常都已經把戶籍從原居地遷到現居地，許多 居民在社區住久了，加上社區內的住民多半以原住民為主，因此族群內的互 動特別密集，且跟漢人鄰居的互動也和一般社會有所不同。相對地，散居型 態的原住民，雖然在都市置產、落籍的情況不如聚居者那麼普遍，但卻也有不少人同樣打算在都市地區久留。散居者由於在生活型態和族群互動的選擇 不同，而跟原住民社區型態成鮮明對比。其最大特點，在於居住環境中的 互動對象以優勢族群的漢人成員為主而與其他原住民較少互動（傅仰止， 1999：12-13）。 就職業類型而言，類似於上述的居住型態，都市原住民的職業類型也呈 現出聚合與孤離的現象。最近十多年來，各機關學者在中北部所做過的都市 原住民就業狀況調查，其中從事的行業以製造業（作業員等）和營造工人 （建築工人）為首，另外有明顯的比例當礦工、船員、木工、捆工、司機 等。若依職業（職位）分類，則「生產及有關工人、運輸設備操作工及體力 工」項就佔70.4％，其中又以捆工、電鍍、製鞋等工人為多，之所以如此是 與外在環境及整體社會結構、制度有關。由於山地經濟的依賴性再加上原住 民的弱勢族群地位，說明了原住民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被動處境。而原 住民在都市地區所能找到的也多半是低技術性的體力工作。此外，由於原住 民的平均教育程度遠不及大社會的一般水準，故在就業市場上缺乏競爭力， 使其職業亦不易流動。（廖文生，1984：140；傅仰止，1987：58；傅仰止， 1994：43）。而這些早期移民一旦開始集中在若干的職業行業，便逐漸地提供 角色模範，形成獨特的關係網絡，導引後起的連鎖遷移（chain migration）， 以致越來越多的原住民循此機會與便利，投入這些既定的職行業，這種遷移 過程是一種內衍的動力（Massey，1986；傅仰止，1987：72-73）。因此原住 民在遷移到都市之前，會透過族人親友打聽好就業的機會與歇腳之處，而利 用這樣便利的管道往往引導了原住民聚集同村族人往少數特定的行業集中， 而形成了職業上自行隔離的傾向（林金泡，1983：55-57；傅仰止，1985： 73）。 原住民所集中的幾個職行業裡，許多是屬於聚合型態，也就是工作場域 裡有較多的原住民同事，雖然工作中也有漢人同事，但相較下與原住民同事 有較多的互動，而形成一種隔離現象。相反地，孤離型態則指原住民同事數 目少，彼此也較少接觸，和漢人互動的機會則較多（隗振琪，1999）。 從上述的研究中，都市被視為是一個特殊的外在環境，而在都市中的族 群做為一種次文化有其特殊意涵。首先，都市被認為是由異質的人口所組 成，由於弱勢族群所處的社會位置再加上大環境的多變性與複雜性，使得都
市中的移民群在居住、職業上的型態或人口數量上的分布情形格外受到矚 目，因此，一般認為移民群在都市中所呈現的樣貌對其自身或對族群文化將 會產生作用。再者，都市一直被認是多元次文化的綜合體，都市中的弱勢族 群即代表一種次文化，而它與優勢族群的互動關係亦被視為是影響弱勢族群 各面向的重要因素。
五、喚起：生活型態與族群意識
族群的生活型態其所著重的探討面向大致在於其集居或孤離的現象、生 活適應、社區內的社會組織、社區參與及社會關係等等（傅仰止，1993；黃 美英，1996；張佩瑜，1997），對於族群意識此一面向著墨較少，不過其研究 多半仍傾向於主張在社區內族群成員密集的互動與族裔活動的參與對於族群 意識有正向的助益。 不僅聚散型態對原住民的族群意識有相當程度的影響，另一個面向則從 地域上人口分布的特徵切入，意即從族群人口的比例上，當弱勢族群在地理 分布上有相對集中的情形時，這對個人的族群意識與對其他族群的態度或族 群意象也會有著影響的作用（Fu, 2000；王甫昌，2001）。這方面的論述， 主要在於關照族群互動因人口比例的不同所產生的微妙變化。當弱勢族群在 某一地區擁有顯著的人口比例時，對於優勢族群而言，難免造成威脅壓迫之 感，而這樣的情形使得優勢族群對弱勢族群的族群意象與族群的態度容易傾 向負面的觀感；反之對於弱勢族群而言，身處在優勢族群人數較少的地區， 則族群意識較為顯著。 換言之，從都市移民的文獻中，可以發現不論從居住、職業型態的聚散 或是從地理分布上人口的集散情形切入探討族群意識，大致上皆能反應出都 市的特質，也就是說從上述的研究中，都市被視為是一個特殊的外在環境， 而在都市中的族群做為一種次文化有其特殊意涵。首先，都市被認為是由異 質的人口所組成，由於弱勢族群所處的社會位置再加上大環境的多變性與複 雜性，使得都市中的移民群在居住、職業上的型態或人口數量上的分布情形 格外受到矚目，因此，一般認為移民群在都市中所呈現的樣貌對其自身或對 族群文化將會產生作用。再者，都市一直被認是多元次文化的綜合體，都市中的弱勢族群即代表一種次文化，而它與優勢族群的互動關係亦被視為是影 響弱勢族群各面向的重要因素。 且讓我們將焦點重新放回原住民在都市的生活型態上，除了都市原住民 在居住與職業所呈現出聚集和孤離的形貌，究竟不同的形貌對他們族群意識 的有著什麼樣的影響呢？早期關於族群互動的論述指出，不同族群間的陌 生或敵意是否隨著接觸與溝通而逐漸淡化，應視其接觸的型態與性質而定 （Allport, 1979: 261-282）。古典同化論者認為，在經歷過一段長時間的互 動後，移民者會漸漸想要加入主流社會。這可能是因為移民和少數族群最 初在經濟上遭受困難和歧視，後來逐漸屈服於希望被主要團體接受及同化 （Wilson, 1980）。這一方面的議題主要是探討移民者在都市的適應情形，並 認為空間上的同化是邁向完全同化的中介變項（Lieberson, 1961; Marston and Valey, 1979; Massey and Denton, 1985; Massey and Mullan, 1984 ;Hwang and Murdock, 1991: 469）。此一論點將族群意識視為是移民者所具有的一種共同 的民族感，但在少數族群成員逐漸學會了大社會的語言，適應了這樣的文化 模式，同時提升了他們的社會經濟地位且與主流社會成員互動的頻率增加之 後，則容易產生同化作用。然而，近來許多觀點質疑同化論的預設，主要是 發現許事實上許多移民者與他們的後代一直無法融入主流社會，儘管主流社 會對於他們廣泛的歧視已經逐漸下降，他們仍然寧可留在有隔離的民族社區 裡（Glazer, 1954; Parenti, 1967; Greeley, 1971; Portes, 1984: 383）。許多實證 研究指出，在居住上呈現隔離傾向的移民群，其族群意識或族群認同較強且 不易同化於主流社會；反之，與主流社會有較多互動的移民者，則容易產生 認同上的同化傾向（Lieberson, 1961; Massey, 1984; Liang, 1994）。此外聚居者 會對都市有較高度的認同，而社區內的族裔活動又有助於增強其族群意識。 相對地，散居者則因為接觸與互動的人較為多樣性而使得其族群意識呈現出 較大的變異性。
這 種 反 對 同 化 論 的 觀 點， 被 稱 為 族 群 復 甦 論（ethnic resilience perspective）（Hannan, 1979; Nielsen, 1980; Portes and Cobas, 1980; Portes, 1984; Hwang and Murdock, 1991）。族群復甦即在於說明這種立基在種族和 文化差異上的知覺和其本身的社會連帶，是大部分移民團體的重要特徵。不 過，這樣的知覺有著兩種截然不同的取向，一是所謂的「族群封閉論」；另一
則是「族群競爭論」。族群封閉理論強調的是限制在一定的居住或職業類別 上的結構，當具有區別性及文化特徵的團體孤立於某一特定地區或經濟角色 時，其族群差異的知覺和立基於自身的連帶關係會增強（Portes, 1984: 385）。 也就是說，都市中的移民群會在都會的環境中形塑另一個我群的環境，這個 論點在於說明少數族群，並不會因為進入主流社會之後而趨向同化，相反地 他們可能藉由身體上的距離和社會性地的孤立於其他團體成員，而有助於族 群意識的凝聚。族群競爭論則是指當少數族群放棄其聚居地、其鄰居及其封 閉的形式而直接與其他團體競爭時，則族群與文化差異上的知覺才會提升， 同時形成流動的基礎（Olzak, 1983; Portes, 1984: 385）。亦即正因為少數族群 放棄了族群封閉而能在居住地區、職業場所與多數族群有所互動反使得族群 的意識和文化上的差異能明顯地展現出來。這種在居住及職業上呈現出的聚 / 散情形以及其特殊族裔身份對移民者或少數族群的影響歷來皆是討論的重 點。
代結語：旅程中的原住民
綜上所述，台灣都市原住民的離散經驗與國外族裔離散可以說呈現出既 相近又差異的殊異現象，其相似之處在於他們皆因其特有的文化特質，曾因 政治或經濟因素被迫離開自己的原鄉，並在其進入異文化之後往往產生適應 的問題。而其差異之處就在於台灣都市原住民能夠自在地往返於家園和工作 之處，不像移民的族群團體那樣的離家千里，在台灣原住民的原鄉是隨時可 以回歸的所在，再加上多數從事低下階層工作的都市原住民沒有固定的工作 地點，他們職業場所的流動性使得他們習慣性地隨著職業地點的變遷而流 動，而在他們面臨失業的處境時，回家成了最自然也是最直接的事。 事實上，低下階層原住民失業的情形在近年來越顯顯著，主要是因為受 到全球性經濟流動的影響，國內開始大量引進近較低廉薪資的外籍勞工以節 省生產成本，這些外籍勞工很快地取代了以往從事較危險且社會階級較低下 的勞工。這樣的勞力代換使得原先從事低下階層體力工的原住民逐漸地失去 工作機會。換言之，低廉的勞動薪資成為外籍勞工競爭優勢，反之不願屈就 的原住民就成了經濟結構全球化下的犧牲品。根據最近一期人口統計資料6顯示，2006 年 4 月在台灣工作的外籍勞工人數為 333,593 人，這與台灣原住民 總人數相差甚微。失去工作機會的原住民，選擇回家是他們能繼續下去的第 一步路。回家，然後等待下一份工作的到來，當下一份工作出現，他們就踏 上離鄉之路。由於，屬於這類低下階層臨時工的原住民，他們工作大多是靠 人家介紹的，也因此仍保有相當濃厚的社會網絡的聯繫特徵。 之所以選擇回家鄉等待的原因，主要是因為都市生活的消費極高，單就 負擔房租、伙食、日常生活等開銷，就讓沒有工作的都市原住民難以在都市 生活，也因此他們往往選擇回到家鄉，家鄉是可以提供基本需求滿足溫飽的 所在。事實上，這群不願從事過於低廉薪資的原住民有其難以自拔的困境與 苦處。所謂的困境與苦處在於，一是，原住民若屈就於過於低廉的薪資根本 無法支應其日常生活的開銷。雖說，外籍勞工領取的薪資遠較本國勞工為 低，但由於其母國的國民所得偏低，故其所賺取的薪資能為他們在母國的家 園累積資產，再加上出外謀生的外籍勞工大多心繫母國的家園，因此他們多 將其賺取的所得寄回母國。反觀，台灣都市原住民若屈就於和外籍勞工相同 的薪資將使他們難以適應台灣現今的經濟水準。二是，除了勞動價格的落差 之外，雇主對外籍勞工的偏愛，亦造成原住民在心裡上的不平衡，而寧可回 鄉等待更好的工作機會。然而，就是在這種經濟結構的變遷之下，使得返鄉 的原住民遽增。不過，有趣的事，被剝奪工作機會的原住民，並不表示他們 不再移動而落地生根，相反地他們隨時伺機而動，等待有臨時的工作可做， 他們就再次踏上工作的旅程而離開。
註釋
1 本文中的都市原住民概念主要是對應於居住於原鄉的原住民而論，主要是 突顯其空間上的位移。而這樣的概念並非刻意忽略不同原住民族的文化差 異向度。由於不同原住民民族的文化向度其面向既深且廣，再加上實非為 本文所要處理的核心議題，故仍以都市原住民一詞，為主要的敘述主體。 2 1980 年代初期，當時的原住民社運人士遂發起了一波波「台灣原住民正 名」 運動。最具有指標性的活動應屬 1984 年 12 月在台北成立了「台灣原 住民權利促進會」，隨即發起將「山胞、番人、山地人」正名為原住民的 「正名運動」。當時包括原住民大學生、社會人士結合動員系統較強的基督 長老教會發動多次的抗爭運動，歷經十年的抗爭與協商，當時以李登輝為 首的國民黨政府終於對此做出了讓步，在1994 年修改憲法將「山胞」正名 為「原住民」。( 資料來源：http://www.libertytimes.com.tw/2004/new/dec/12/ today-o4.htm) 3 在日據時期總督府來台之後，為清楚區分土地的官、民有，便陸續透過土 地調查、林野整理等事業，完成西部田園與林野的地籍整理，而位處山區 的蕃地，則至大正14 年的「森林計畫事業」才開始進行統籌規劃。在此 次的調查事業中，將國有林野區分為「要存置林野」、「準備存置林野」、 與「不要存置林野」，其中「準備要存置林野」的四項選定標準中，即以 「於蕃人之生活上有保留之必要者」與「理蕃上為獎勵蕃人移住特別須加 以保留者」為主要標準，意在決定蕃人生活用之保留地。保留地制度的設 立，乃因官方為除去原住民傳統生活方式對於殖民政府欲發展的現代化產 業、交通所造成的阻礙，並確立其生活基礎，使其文化向上，達到自立之 境，直到不需置於官憲之管理下為止。因此，森林計畫事業依照每社的戶 口數，以每人所要地面積3 公頃為上限（部分土地較肥沃地區，每人僅分 配1.5-2 公頃），再以現居地為中心劃定保留地的範圍，亦即限定原住民只 能在保留地內從事農業活動，不准侵墾其他「要存置林野」與「不要存置 林野」（李敏慧，1997：31-32）。在殖產局的森林計畫事業尚在進行，主 管理蕃事務的警務局也基於「為期蕃人生活之安定及樹立蕃人指導之新方 策，以期蕃地開拓」之目的，自昭和5 年起展開「蕃地開發調查」，內容分為「蕃人調查」與「蕃人所要地調查」，其中的「蕃人所要地調查」即以準 要存置林野為首要調查對象，「調查蕃人生活所必要之土地，決定其所要 地」，亦即在一定程度上重新規劃了森林計畫事業所要劃分的保留地，而且 對於改變原住民傳統的生活方式更加積極，企圖以水田耕作等較為集約且 定耕的土地利用型態，以縮減原住民的生活空間，因此皆以「水田適地中 心主義」為選定保留地的最高標準。透過所要地調查，官方已充分掌握原 住民部落的土地利用情形（李敏慧，1997：33-34）。 4 網 絡 密 度（network density）： 指 網 絡 成 員 相 互 連 結 的 程 度； 關 係 密 度 （relation density）：指網絡中成員是以多少不同的方式涉入其他成員。 5 聯繫強度的定義：認識時間的長短、情感的緊密程度、親密性（相互傾訴 的內容）、互惠性服務的內容（Granovetter, 1973: 1361）。 6 資料來源：行政院勞委會 http://www.evta.gov.tw/stat/9505/7210.cs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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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gration of Taiwan’s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Su, Yih-Ju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plores several aspects as to the migration of Taiwan’s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Firstly, the meaning of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Secondly, when and how their migration appeared, and thirdly, their lifestyles and ethnic consciousness.
During the early 1960s when the tribe economy was not able to support indigenous people’s living, the indigenous went to cities in large numbers, making living through network traction force. A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grows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labors move more frequently. Under this globe trend, Taiwan also imports a lot of foreign non-skilled low salary workers to reduce the production cost. Since foreign workers presumably substitute their working opportunities, the indigenous are forced to move around home villages and part-time-job workplaces again and again. This frequent migration, however, does not come to an end as they revisit their home villages. Conversely, they may go about their journey as soon as any work comes to them. Their common cultural identity, nonetheless, does not go away with their migration. The dimension of social networks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aspects of the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Keywords: urban indigenous people, migration, lifestyle, ethnic consciousness, social networ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