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補助與學費制度的多樣性—評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The Politics of Tuition Fees and Subsides in OECD Countries, 1945-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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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補助與學費制度的多樣性—

評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The Politics of Tuition Fees and

Subsides in OECD Countries, 1945-2015

Book Review: Varieties of Tuition Fees and

Subsidies─Remark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林凱衡

先進國家的資本主義發展路徑，以及福利國家的類型比較，一直是近年來比較政治經濟學領域重要的辯論議題，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稅收、貿易和社會政策等主題，然而，教育做為另一個資本積累的環節，卻較少出現在比較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之中。所以，近年除了Busemeyer（2015）研究教育改革與不平等相關性的比較政治經濟學作品外，Garritzmann（2016）比較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OECD）各國高等教育學費與補助的政治經濟學研究作品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e: The Politics of Tuition Fees and Subsides in OECD Countries, 1945-2015，

林凱衡，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研究所博士生電子郵件：_{linkaihun@hotmail.com}

教育研究集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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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特別吸引人，尤其是本書結合了政黨理論和歷史制度論，來解釋各國的高等教育學費與學生資助制度。臺灣在討論大學學費問題時，對於國際數據的比較，只停留在各國高等教育學雜費占人均GDP的比重，卻少有解釋為何各國有不同的學費與對學生的資助。藉由本書的討論，除了可以理解這些國際數據背後的政治環境因素，同時透過國際學費和學生資助的制度比較，可以再更正確地定位臺灣的高等教育體制類型，進而思考到底該往何種方向發展。

一、本書論證

本書的分析對象是先進民主國家的學費—補助體制（_{tuition-subsidy）系統，} Garritzmann注意到二戰戰後，原本各國的高等教育都屬於低學費與低補助體制（low-tuition-low-subsidy regime），在這之後卻出現了不同的發展道路，形成四種高等教育體制，分別是低學費—低補助、低學費—高補助、高學費—高補助和高學費—低補助。Garritzmann的問題是，為何全世界各國的高等教育學費與學生資助系統會出現這樣的差異？ Garritzmann主要採取政黨理論（partisan theory）來解釋不同的學費—補助體制，比較政治經濟學使用的政黨理論，通常預設認為左派政黨傾向於福利擴張，而保守黨或是右派政黨則偏好福利撙節（Garrett, 1998; Huber & Stephens, 2001; Swank, 2002）。本書中預設保守政黨與其選民的政策偏好，由於來自高社經地位背景，認為高等教育屬於菁英教育、重視品質勝於教育機會均等，以及對社經地位流動的個人歸因，所以通常偏好高學費與低補助的體制。而左翼政黨與選民的政策偏好則相反，更強調社會流動與重分配的價值，所以支持低學費與高補助體制。然而，這還無法解釋低學費—低補助和高學費—高補助兩種中間類型， Garritzmann受到Pierson（2004）等歷史制度論者對時間因素的討論所啟發，將不同黨派執政的順序（sequence）與執政持續的（durable）時間長度納入分析。如果一個左派政黨執政的時間不夠長，則政黨輪替後可以預期原本從低學費—低補助轉向低學費—高補助的政策很快就會被收回，回到低學費—低補助的狀態。如果左派政黨長期執政，那麼長時間的補助就具有正回饋效果（_positive feedback-effects），也就是透過補助可創造出大量支持該政策的選民，這增加了之後上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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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右派政府改變補助政策的成本，畢竟撙節的改革並不受到歡迎，經常需要「避免責難」（blame avoidance）（Pierson, 1994）。也因此，右派政黨可能轉而訴諸高學費政策，強調增加的學費盈餘可以保證高品質的高等教育。於是，四種學費—補助體制的歷史解釋，就會變成長期左派政黨執政產生低學費—高補助體制、長期右派政黨執政產生高學費—低補助體制、左派政黨僅執政一小段時間就被右派取代，則回到最初的低學費—低補助體制，最後如果是長期左派政黨執政後才接著右派政黨執政，受到左派執政的正回饋效果影響，右派不易刪減補助，就會形成高學費—高補助體制。_{Garritzmann將政黨理論與時間的要素結合稱之為} 「時間因素的政黨理論」（_{time-sensitive partisan theory）。}

二、本書研究方法

本書的研究方法結合了數據的量化分析與歷史個案分析，企圖從兩種不同的方法檢證時間因素的政黨理論，解釋不同的高等教育學費與補助體制形構。本書的分析層次分成個體、中層與巨觀層次，個體層次指的是選民的意識形態以及對學費和補助政策的態度，中層則是不同政黨的政策偏好，最後在巨觀層次則是不同國家的政黨構成以及這些政黨的執政時間長短，對學費—補助體制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預設是，如果補助愈能成功地讓更多團體獲益，那麼右派政黨就比較不傾向反對補助擴張。如果學費愈來愈成為高等教育重要的收入來源，那麼左派政黨就比較不傾向反對學費調漲。在第二章，Garritzmann先對OECD可以取得的33個國家學費資料進行描述統計分析，從各國負擔學費的學生比例以及各國的公立學校向本地學生收取的平均學費資料，可以明顯地區分出高學費與低學費群體。而從補助資料來看，首先，依據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以及公共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 Garritzmann發現自由（liberal）與社會民主國家群體對高等教育的補助比保守主義國家還多。接著，由於_{OECD國家提供了獎助學金（grants）和學貸（loans）} 兩種學生補助的資料，可以計算出這類補助占公共補助的比例，從這些數字可以發現大部分的國家提供的補助是獎助學金大於學生貸款，甚至也有國家只有獎助學金而無學生貸款。如果檢視各國有多少學生獲得補助，則可以發現保守主義國家僅有_{10%∼35%的學生獲得補助，其次是北歐國家，約有50%∼70%的學生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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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補助，最後是盎格魯薩克遜國家與荷蘭，有75%∼100%的學生領取補助，範圍最大。從學生領取補助的形式來看，歐洲大陸國家和墨西哥只有少數學生領取獎助學金，日本也在這個群體，不過更主要的補助形式則是學生貸款。芬蘭、丹麥與荷蘭有超過一半的學生領取獎助學金，澳洲、紐西蘭和冰島則以學生貸款為主，幾乎沒有獎助學金補助。挪威、瑞典和英國大部分的學生都領有這兩種補助。美國的學生則有獲得學貸補助、獎助學金補助、兩種都獲得，或未獲得任何補助等形式，所以不符合上述類型。_{Garritzmann依據上述資料中，獲得補助的學} 生比例為_{X軸，平均公立大學學費額度為Y軸，劃分出四種不同類型的學費—補} 助體制。在本書第三章，作者花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討論芬蘭、日本、德國、美國等四個國家的政黨組成如何影響學費—補助體制。芬蘭屬於「低學費—高補助」的體制，早期受到德國模式所影響，屬於典型的菁英高等教育系統，然而在戰後1940 年代，由社會民主黨（SDP）執政時期，為了促進社會流動達成平等的目標，開始提供職業學校學生資助以及大學生學貸支持。到了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社民黨政府又發起了一波新的改革，目標是「要讓學生能夠獨立不需要父母支持」，即使當時有一段時間由右派執政，左派仍然主導了國會的主要席次，整體來說，家長對學生的教育支出負擔比重由40%降到低於10%。在1992年的改革，即使是右派政黨執政，仍然在擴張補助。從芬蘭的個案可以看到，一開始左派政府執政創造的大量高等教育補助，對往後的高等教育發展形成正向回饋，以至於連右派都選擇支持擴張補助的方案。日本高等教育成本有一大部分來自於私人家戶支出，屬於「高學費—低補助」的類型，這是因為屬於保守政黨的自由民主黨（LDP）長期執政所導致。戰前除了獲得政府補助的帝國大學收取低學費外，其他私立高等教育機構高度依賴學費收入，只有2%∼3%少數的人有能力接受高等教育，戰後美軍占領時期雖然略為擴張，資源仍然不公平地集中在公立高等教育機構。後來執政的保守政府，開始修正過去盟軍占領時期對教育機構的大眾化與平等化改革，試圖回到原本戰前的菁英教育。直到_{1960年代後面對產業和民間的教育需求，政府才開始重啟高} 等教育擴張，但是採取擴張教育的方式是增加私立高等教育的入學率。整體而言，自民黨對於教育擴張重視的是教育品質而非機會平等，採取自由市場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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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未擴張高等教育的公共支出。這一政策方向在1980年代至今，甚至轉而變成對公共高等教育機構的撙節，這些改革包括學費上漲、將獎助學金改成學貸利息補貼，或是法人化。在日本的案例中，由保守主義政黨執政以及缺乏左派政黨挑戰與執政的環境下，高等教育朝向菁英、市場化以及降低公共補助的形式發展，大眾就讀高等教育缺乏國家補助支持，因而也更難形成抗拒刪減補助的團體，整個高等教育體制更往高學費—低補助的方向發展。德國的高等教育屬於「低學費—低補助」體制，雖然學生幾乎不需負擔學費，但是其他就學開銷仍然多半是私人支出。戰前的高等教育同樣是低就學率的高等教育，戰後基督教民主派（_{CDU/CSU）的執政仍然延續戰前的低入學與低} 補助的菁英教育路線，直到_{1960年代社會對於高等教育的要求，以及社民黨提出} 降低學費和擴大補助方案的競爭，基督教民主派才同意擴張補助，然而，最後社民黨只爭取到職業教育訓練而非高等教育的獎助學金。 1969年由社民黨和自由民主黨（FDP）組成泛左的社會—自由聯合政府，取代了基督教民主派執政，開始啟動高等教育改革，強調「教育做為公民權」（bildung ist bürgerrecht）而嘗試廢除學費以及擴大高等教育補助，使得德國高等教育體制轉向無學費與高補助的體制。之後，左派政府受到石油危機以及補助成本比預期高帶來的財政壓力，還有基督教民主派在議會的優勢，開始抑制補助擴張，結果在1982年基督教民主派重新拿到政權後，補助就開始縮減或轉型成學生貸款，同時受益群體也從低收入群體轉向高收入群體。簡言之，泛左的聯合政府的高等教育改革，因為執政時間不夠長，並未產生足夠的選民和團體形成正向的回饋支持補助擴張。1998年社會民主黨與綠黨再次組成泛左聯合政府，同樣提出新的教育改革，試圖將補助形式從間接朝向更直接的補助，但是因為財政的考量而沒有實現。另外在學費的議題上，雖然2005年聯邦政府對學費的管制被判定違憲，但基督教民主派也仍然需要面對學生和公眾對低學費的要求壓力而維持低學費，也因此德國的高等教育體制目前仍然屬於低學費—低補助。最後在美國的案例中，早期的美國高等教育多屬於私立學校，十九世紀末只有_{22%的學生就讀公立高等教育機構。美國戰後的高等教育經歷了非常長一段時} 間的公共補助擴張，高等教育公共補助的擴張始於《戰後退伍軍人法案》（_G.I. Bill, 1944）、《韓戰退伍軍人法案》（Korea G.I. Bill, 1952）以及受到蘇聯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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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衛星刺激所啟動的《國防教育法案》（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 NDEA, 1958），光是二戰戰後的退伍軍人法案就有51%的退伍軍人使用補助，使得高等教育入學人數成長了一倍。1964年的《經濟機會法案》（Economic Opportunity Act）建立了工讀系統，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案》（Higher Education Act）則建立了學生低利貸款制度，由政府補貼利息。另外，還有_{1978年由民主黨訂定的} 《支持中等收入學生法案》（_{Middle Income Student Assistance Act），都屬於美} 國高等教育擴張公共補助的重要法案，幾乎都是在民主黨執政期間的擴張補助。直到_{1980年後由共和黨執政，共和黨人將高等教育視為是私有財而非公有} 財，但是面對過去補助產生大眾支持的正回饋效果，以及民主黨在眾議院的否決，所以採取比較間接的手段，例如：降低公共高教預算、停止擴張補助、增加申請學貸誘因等改革手段，這些改革使得補助形式從獎助學金轉向學貸，低社經地位背景的學生較難獲得資助，學費以及家庭私有教育支出也開始上升。共和黨執政通過的預算相關法案甚至限制了之後民主黨重啟財政擴張的可能。共和黨採取其他不明顯的形式縮減，而非直接刪減這些公共補助，這類似Pierson（1994）談的撙節政治因為不受歡迎而必須更間接隱微地執行，形成「高補助—高學費」的高等教育體制。如果對高等教育議題熟悉的人，可能立刻會想到一個反例—英國該如何解釋？畢竟英國是在屬於左派的工黨執政下，調高大學學費，同時也調高補助，整個體制從低學費—低補助轉向高學費—高補助的型態，不符合左派政黨反對調漲學費的預測。這種改革路徑是否挑戰了作者提出的「時間因素的政黨理論」解釋呢？Garritzmann的回應有兩個：第一，在工黨要調漲學費之前，保守黨已經在規劃調漲學費，調漲學費的方案實際上是受到前執政黨的保守黨所規劃，工黨執政期間調漲學費只是貫徹這一政策的執行，工黨也確實因為學費政策在選舉上受到懲罰。第二，「時間因素的政黨理論」也並未認為劇烈的政策變動不可能發生，重點在於行動者可能會因為成本考量而卻步。在本書的第四章與第五章，_{Garritzmann分別檢證「時間因素的政黨理論」} 背後的幾個預設，第四章檢證世界各國的左派與右派政黨，對學費與補助議題是否如前面的預期，也就是左派支持低學費、高補助，然後右派支持高學費、低補助？第五章則透過長時段的政黨資料，再次檢證各國左翼政黨執政對於高等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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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支出補助的影響。大家都知道，Esping-Andersen（1990）依據社會政策對勞動力市場去商品化的程度，區分成社會民主、保守主義和自由主義福利國家，其中前者的公共補助最高，後者則最低，保守主義國家的公共補助居中。_{Garritzmann強調政黨對於} 教育支出的立場，不完全能由_{Esping-Andersen所發展出的三種福利國家類型來解} 釋，在_{Garritzmann的資料中，社會福利國家如丹麥、瑞典等國家最傾向於高等教} 育公共化，但是德國的基督教民主體制，支持公共資助高等教育的立場反而比屬於自由主義福利國家的英國還弱，明顯不符合_{Esping-Andersen分類的預期。} 從各國黨派對高等教育資助的態度來看，左派支持公共化，右派支持私有化，自由黨（_{liberal parties）的立場並不絕對，而是各自散布在光譜兩邊。如果} 進一步檢證政黨立場與學費體制之間的關係，則可以看到在高學費體制的國家中，左派政黨較傾向增加私人支出。在高補助體制的國家中，右派政黨則更支持補助政策。另外，本研究雖然假設不同的政黨立場決定其支持何種高等教育政策，然而實際上政黨真的在意或重視高等教育議題嗎？跟其他政策議題相比，例如稅、不平等、移民、福利或環境等議題，政黨對高等教育政策的重視程度較低，相較於歐盟相關政策的重要性則偏高。前述的分析方法包括透過描述分析對四種學費—補助體制類型化，接著再以歷史個案比較分析，並且檢視體制、政黨的意識型態和其產生的正回饋效果對政策的影響。Garritzmann在本書第五章嘗試將各國的政黨分布及其補助和學費資料做相關迴歸分析。然而，受限於可取得資料，本研究有1945∼2005年各國內閣的政黨組成資料，補助與學費的資料跨度卻只有非常短的2005∼2010年，因此分析上只能將各國內閣中的左派政黨平均席次，對應平均補助占GDP的比例，以及各國內閣中的右派保守政黨平均席次，對應家戶平均的高等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將內閣的政黨組成時間跨度區分成三組進行迴歸檢證，發現右派政黨取代左派獲得政權後，確實會採取提高學費政策。而左派政府對補助的影響，主要集中在早期的左翼政府較具有預測力。長時間來看，政黨對高等教育補助的影響力也在下降。這現象也類似_{Huber與Stephens（2001）對福利國家的研究發現，因為} 制度路徑依賴的效果，政黨對社會支出的影響力隨著時間而逐漸下降。 Garritzmann在第六章則檢證歷史制度論習以為常提到的政策回饋效果是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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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在？這裡影響高等教育補助的因素可能有三個：個人自利因素、政治態度以及巨觀層次的制度效果。結果確實發現受益於補助的人會更支持補助（如學生、收入較低者或是有孩童的成年人），反之則反對補助。選民的政治意識型態也對左翼政黨的補助政策具有支持效果。最後，一旦政府對高等教育的個人補助提高，個人對補助的支持度也會提高。

三、本書的不足之處

當政黨理論用來解釋福利國家擴張、資本主義或是新自由主義改革時，以政黨理論、左右派的執政時間與順序，同時考慮制度帶來的正回饋效果來解釋不同的高等教育學費—補助體制，確實是一個新的視野。_{Garritzmann提出的「時間因} 素的政黨理論」雖然透過多種不同研究方法交叉檢證，然而，筆者認為本書一個最基本的預設的問題是，Garritzmann沒有說明，相對於高補助，為何低學費政策不會創造正回饋效果？如果低學費同樣可以使得更多大眾獲得高等教育，為何低學費沒有類似高補助的正向回饋效果阻擋調高學費的改革？如果我們讀第一章本研究的假說，從假說2a：「當學費提高，長期來看個人層次學費更可能提高」（Garritzmann, 2016, p. 36）可以看到，假說2a並沒有解釋為何個人會更願意接受學費提高，我們有理由相信低學費政策同樣有可能與高補助政策一樣帶來正回饋效果，這直接反映在長年以來許多西方國家的反漲學費抗爭，包括本書的德國案例，或是現在的臺灣。調漲大學學費一直都是高度爭議的政策，這恰好說明了調漲學費與撙節補助，都是不受歡迎、改革成本甚高的政策。既然低學費與高補助政策都具有正回饋效果，作者至少要說明這兩者的正回饋效果是否有差異而影響到改革選擇？這也影響到對於高學費—高補助的美國或英國案例的解釋，為何最後右派政黨執政傾向選擇調漲學費而不是降低補助，而左派政黨為何相對願意支持？針對這一問題，筆者試著以自己所知的文獻試著進一步補充修正Garritzmann 的論點。筆者認為，低學費政策具有與高補助政策類似的正回饋效果，問題在於調高學費的政治手段，經常是間接而非直接影響到受益群體，至少在美國的案例中，_{Slaughter與Leslie（1997）就指出1980年代的美國對大學的補助正在降低，} 降低公立大學對國家資源的依賴，為了維持組織與競爭，大學就必須採取更多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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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場有關或具市場特質的行動來獲得資源，補償國家常態補助降低的損失，這被稱為學術資本主義（academic capitalism）。這些行動包括技術轉移、產學合作或提高學費，學校為了補償國家補助降低的損失而調漲學費。如此調漲學費就不是由政府直接調整學生的學費，而是由學校來執行。於是，我們看到政府透過降低對學校的常態補助，讓學校面臨提高學費的壓力，調漲學費面臨的政治壓力被部分被移轉至學校。這方法也符合_{Pierson（1994）談政府為了推動不受歡迎的撙節} 政治，所以採取模糊策略，以間接的方式縮減補助的效果，比直接刪減個人的補助，更難被察覺。所以，筆者認為透過降低對學校的補助促使學校調漲學費，相對於政府直接降低對學生的補助，面臨更少的政治壓力而容易執行。其次，本研究的學費與補助資料並不夠多，依據_{OECD的資料主要集中在} 2005∼2010年的時間範圍，這使得我們只能就既有的學費和補助資料與過去的政黨結構資料，回推過去可能的影響因果機制，無法更清楚地追溯高等教育學費與補助的長時間變化，最多只能採取歷史分析捕捉個案佐證時間因素的政黨理論解釋。同時，由於資料的殘缺，既有的量化資料只能表明政黨和高等教育學費—補助體制的不同類型有高度相關，量化迴歸分析無法建立兩者間明確的因果關係連結，確認政黨因素以及制度因素是造成不同學費—補助體制的原因。這也是為什麼作者必須在透過歷史個案研究與個人層次的政策偏好分析等其他方式來補足其所提出的解釋機制。第三，作者並未考慮不同國家就讀高等教育的學生規模，以及其中就讀公、私立學校的比例這兩個變數。我們可以想像高等教育規模較小的國家，可能比已經高等教育大眾化的國家，更具有財政能力創造出低學費與高補助的體制，而只考慮學費較低的公立學校，漏掉學生就讀私立學校的狀況，是否可以完全代表各個國家的高等教育體制，也是同樣有問題的。上述問題就涉及筆者對本文的最後一個質疑，作者對四種體制象限的劃分， Y軸是平均公立學校學費，X軸是獲得公共補助的學生比例。然而在臺灣，卻有大量就讀私立學校，但是獲得公共補助的學生的情形。這就使得_{Garritzmann的} X、Y軸劃分還有待評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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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書對臺灣高等教育現況有何意義？

雖然臺灣的高等教育現況未必能以該圖表劃分，但是，相信許多讀者仍然會好奇，臺灣的高等教育屬於哪種高等教育學費一體制分類？筆者在這裡試著由教育部統計處的相關資料，以及從立法院預算書中對獎助學金和學貸利息補貼的額度換算，臺灣在_{2009年公立大學一年的學雜費平均約為50,280元，換算當年美元} 匯率後約為_{1,523美元，對照本書的圖2.1與表2.1，2009年最高的學費在美國，約} 為_{6,311.9美元。如按百分比排序將美國視為100，臺灣的落點約為24%的位置，} 雖屬於低學費組，卻也高於德國和北歐等國家，可以說屬於低學費國家裡的領先組。再從補助來看，從_{2009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總數為392,065百萬美元，以} 及該年公部門高等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毛額總數比率為0.91%，可以推出臺灣的公部門教育經費支出為3,568百萬美元，據2009年教育部預算書可以得知，臺灣對學生補助支出約為232.87百萬美元，1_{表示公部門教育經費對學生的補助比重} 約為6.5%，而占國內生產毛額僅只有0.059%。如果對照本書的圖2.4，2_則臺灣會落在比日本還左側的位置，顯示臺灣高等教育對學生的補助強度遠遠落後其他國家。然而，由於本書分類的X軸是學生收到公共補助的比例。2009年，臺灣獲得弱勢助學金、學雜費減免以及就學貸款的人數約為10萬人到40.8萬人不等，將獲得公共補助的學生人數以40.8萬人計，3_{占高等教育學生}_{122.8萬人比例為33.2%，} 1_{依據立法院98年度法定預算書，2009年預計支出的學生直接補助項目包括：（1）學生} 學雜費減免及工讀助學金補助4,530,800千元。（2）補助大專校院學生就學貸款利息 3,153,862千元。兩者加總換算大約為232.87百萬美元。 2_{經過筆者去信與作者討論詢問，確認書中圖2.4的Y軸缺少另一個向度，這部分可能會} 造成許多讀者誤會，特在此澄清，圖2.4應有兩個Y軸，其中一個Y軸表示補助占GDP比重，刻度距離為_{0%∼1%，而另一個Y軸表示補助占高等教育公共支出的比重，刻度距} 離為_{0%∼100%，筆者在此感謝Garritzmann不厭其煩地與筆者通信討論與解惑。} 3_{依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98學年度弱勢助學金受惠人數為103,938人，學雜費減免受惠} 人數為_{207,035人，高級中等學校以上就學貸款申請人數為408,703人。雖然申請弱勢助} 學金和學雜費減免兩者條件互斥，但都不和申請就學貸款者衝突，而且申請就學貸款的條件又最鬆，所以取就學貸款申請人數為接受政府補助的最大人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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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位置在圖2.8的左側，屬於低補助範圍。所以跟國際高等教育體制做比較，臺灣屬於低學費—低補助體制的類型。國內有不少論者認為由於臺灣的政府補助不足，高等教育擴充嚴重影響高等教育的品質，經常以美國、英國高等教育為例，主張調漲學費才能擴大高等教育資源，提高高等教育品質（周祝瑛、鄭慧娟，_{2010；戴曉霞，2008）。從本書來} 看，這些研究參考的「世界趨勢」也僅只是其中一種高等教育體制類型，也就是高學費—高補助的國家。然而，希望調漲學費的倡議經常都建立在「政府財政困難」的前提，如果我們要完全走向英國、澳洲或美國的道路，那我們不可能只談學費調漲，也必須談論如何提高補助，否則只有調漲學費反而會走向類似日本的高學費—低補助更惡劣的狀況，同時也忽略了走向低學費—高補助的北歐路線的可能性。筆者相信就本書的分類討論來看，已經對低學費—低補助的臺灣高等教育體制揭示出數條不同的高等教育發展可能，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與深思。同時筆者也要提醒，本書對於補助的討論僅止於對學生的補助，而沒有考慮國家對於學校的補助。以目前臺灣的高等教育快速擴張，但是師生比過高、教學人力良莠不均的狀況下，是否要優先編列更多對學生的補助本身也是個問題。對學生的補助與對學校的補助兩者的意義並不相同，前者屬於一次性補助，只有利於擴張入學機會，如果提高補助能更專注於目前師生比過高的問題，更有助於提升長期的高等教育教學與研究質量，也許這才是目前高等教育崩壞危機下更迫切的改革目標。 DOI: 10.3966/10288708201803640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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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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