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訊社會與社會學理論—
一個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傳統與批判
石 計 生∗
‘在二十世紀後四分之一期間，一場以資訊為中心的技術革命，改變了我們的思 考、生產、消費、貿易、管理、溝通、生活、死亡、戰爭，以及做愛的方式。…
空間與時間，作為人類經驗的物質基礎，已經被轉化了，流動空間支配了地方 空間，無時間的時間廢除了工業年代的時鐘時間。’
—Manuel Castells/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 Volume III, End of Millennium.
‘資訊越來越多，意義卻越來越匱乏。’
—Jean Baudrillard/ Simulations
資本主義的發展與資訊社會
自從十九世紀中葉以來，「朝向工業化轉變」(transition to industrialization)是古典社 會學理論家的共同問題意識，以回應當時共同的時代問題：「為什麼世界會變成這個樣 子呢？」(Abrams, 1982) 但是因為不同時代的科技發明與技術水準的差異，使得一百年 來理論家們的思維向度與理論內涵有很大的不同，如處於資本主義工業化發韌期的古典 三大家，各自提出對於時代變動的觀察：馬克思(Karl Marx)的強調社會結構(階級鬥爭的 結構)與社會行動(階級的形成)的關連、韋伯(Max Weber)的社會官僚化(bureaucratisation) 與理性化(rationalization)的思考、涂爾幹(Emile Durkheim)著墨於社會勞動分工與社會道 德價值淪喪的迷惘(anomie)的探索。雖然古典社會學理論家對於資本主義工業化有不同 的感受與詮釋，但是總的來說，從馬克思主義的強調「技術面」「經濟面」的「生產型
∗東吳大學社會系專任助理教授，元智大學資訊社會所兼任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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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的論述傳統來看，「工業化」是人類逐步脫離勞動價值與自然的過程，人類憑藉 科技，企圖掙脫生產力的束縛，宰制自然，創造理想世界。科技發明的演進與作用，沿 著「機械生產」Æ「自動化生產」Æ「資訊化生產」的軌跡前進，這個過程與十八、
十九世紀的兩次工業革命、和二十世紀的一次資訊技術革命相關。古典三大家所處的 時代，已經發生了十八世紀的工業革命，知識與資訊的創新造成了技術的進步，
機器如紡織機、蒸氣機之發明，導致圈地運動、長距離運輸的鐵路蒸汽火車出現，
人與自然分離，人們蜂擁而至城市工廠中工作，當時的「機械生產」成為社會變動 的最顯著特徵，並深深影響著西歐人民的生活方式；這種區域性的社經變化，很快地 隨著十九世紀的工業革命四處滲透，科學知識在 1850 年之後，對於維繫與引導 技術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Castells, 1996)，電力的發展、內燃機、電報、電 話的發明造成新的溝通技術而傳播到世界各地，「自動化生產」成為資本主義新的 動力標籤。馬克思在英國倫敦大英博物館閱覽室撰寫劃時代的巨著《資本論》
(Capital)之前，曾經在 1857 至 1858 年間，先寫了一本後來才被集結成冊的《經 濟學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這份厚重的手稿，記載了馬克思心路歷程—對於資本主義制度的異化
人性的憂心、與對於商品冷血邏輯理性決斷的剖析—它成為《資本論》的序曲與 青年馬克思的人道思想的最佳連結(Tucker, 1978)1。馬克思在該書的 G 部分，以
「資本主義、機器、和自動化」(Capitalism, Machinery, and Automation)為題，驚 人地預言機器取代人類進行生產的過程，在未來將進一步發展，直到生產本身根 本不需要勞工的參與也可以進行，這就是「自動化生產」的樣態：「勞動表現為 不再像以前一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機器的監督者和 調節者的身份，和生產本身發生關係。…於是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中的主要當事 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Marx, 1973: 705)
當人本身成為工作的監督者或旁觀者時，資本主義是以怎樣的新的型態繼續 存在？可以想像的是，馬克思的勞動(labor)是構成人的價值與商品的價格的唯一 來源的勞動價值學說(theory of labor value)馬上遭受到挑戰。「如果科學是生產
力，基礎與上層建築的區分是否還站得住腳？…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斷裂是資 本主義制度下勞動分工的一個主要成分，這一斷裂該如何論斷？」(Poster, 1990:
47) 馬克思的生產力(productivity)所指涉的是否包括創造力、與知識等「腦力勞 動」的部分，是一個有分歧觀點的問題。除了少數學者，如功能論派的馬克思主 義 者 科 罕 (G. A. Cohen, 1984) 外 ， 大 多 數 人 皆 認 為 馬 克 思 的 辯 證 唯 物 論 (Dialectical Materialism)將「腦力勞動」排除在生產力之外。如果我們把生產力指 涉為「人和物(技術方法、生產資料及勞動工具)的關係，而生產關係是人和人（勞 動的社會性質、生產過程的合作與分工的結果）的關係」(石計生，二０００，
頁 四 五 ) ， 生 產 力 和 生 產 關 係 兩 者 就 構 成 了 馬 克 思 的 下 層 建 築 / 經 濟 結 構 (infrastructure/economic structure)。理論上看來，《資本論》裡論斷的資本主義生 產方式，是以人的勞動時的必要勞動時間來衡量生產力，則應指涉的是「體力勞 動 」 的 時 間 ， 而 「 腦 力 勞 動 」 的 部 分 的 衡 量 有 其 現 實 計 算 上 的 困 難 ( 見 Bohn-Bawerk，1987)，但偏偏在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中，「腦力勞動」取代了
「體力勞動」逐漸成為主流。這樣說來，資本主義工業化的過程，機器取代人類 進行生產的過程的「自動化」階段，是造就了更多馬克思的理論所無法衡量的「腦 力勞動」，到了二十世紀中葉年間的資訊技術革命，資本主義「自動化生產」階 段又被更為徹底的「資訊化生產」所取代。
發韌於 1950 年代，進展於 1970 年至 1990 年間的「資訊技術革命」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 Revolution)，是一種過程取向(process-oriented)的資訊處 理與溝通的技術的創造，發明，與應用(Castells, 1996)，其對於人類的經濟、社 會、與文化的衝擊與影響是無遠弗屆的。這裡所謂的「技術」 (technology)是一 種物質文化(material culture)，它使用科學的知識，以一種可以複製的方式，來路 徑化做事情的方法，它不好也不壞，也不中立，它是一種力量；而「資訊」
(information) 則是充滿意義，有一個主題，資訊是關於某事或某人的情報或指令 (Webster, 1995)，進一步講，「資訊」在技術的支援與提升上，是數位化的符號 (digitalized sign) (Castells, 1996)；「資訊技術」 (informational technology)則包括
微體電子學，電腦，電子傳訊/廣播電視，電子視訊，遺傳工程等，整個技術的 聚合組成。即能將符號數位化的技術。表一整理了「資訊技術革命」的歷史與內 容(1950-1990)。
表一 資訊技術革命的歷史與內容(1950-1990)
微體電子學(micro-electrology) 1947 電晶體
1951 晶片(chips)，即半導體(semiconductor)/矽 1957 IC 板技術爆炸
1971 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附在晶片上的電腦
電腦(computer)
1946 ENIAC 第一台電腦
1975 利用 1971 年發明的微處理器(microprocessor)做出 Apple I 1976 微軟公司(Microsoft)成立
1981 個人電腦(personal computer)問世 1984 蘋果公司的 Macintosh 電腦
電子傳訊(telecommunication)
1956 傳輸電話線 1970 積體電路
1990 整體寬頻網路(Integrated Broadband Networks) 光纖 數位化低功率無線電化(digital cellar telephone) 來源： Castells(1996)。
關於「資訊化生產」，當代社會學理論家科司特(Castells, 1996)指出，二十世 紀的資訊技術革命使「資訊」成為一種原料(materials)，是由技術直接作用於資 訊之上；現在的問題不是以知識與資訊為中心，而是如何應用這些知識與資訊，
使得知識生產(創新)與資訊處理/溝通(創新使用)的機制間，產生一種累積性的反 饋(freeback)。這是歷史上第一次，「腦力勞動」非常清楚地成為一種馬克思料想 不到的東西—人類的心智直接成為一種生產力—電腦、溝通體系、基因解碼與程 式設計都是人類心智的延長，我們的思考，都能表現為商品、服務、物質與知識 產出。心智的活動可以像食物、運輸、教育等一樣被消費，心智與機器之間日益 整合。這個在 1970-1990 年間建立的新資訊體系，將宰制的機能，全球不同的社 會群體與領域連結起來。於是，「資訊社會」 (information society)成為一種科司 特所謂的「網絡社會」（network society）(Castells, 1996)，一種由電子交換的媒 介所構成的社會(Poster, 1990)，它不再只是馬克思主義的「生產型社會」的考量，
還應從「消費型社會」合併思考。在當代而言，「資訊社會」很難不是一個跨界 (cross-border)的概念，它直接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相關連。所謂「全球化」是 一種疆界擴張的過程(a boundary-broadening process)(Rosenau，1997)，至少有六 種元素可以跨越疆界而流動—即人員、貨物、資訊、資本、價值、行為模式等。
這些元素的流動的速度與強度，其實全都仰賴資訊技術革命的作用。而這裡所說 的疆界(boundary) 指的是兩種疆界：第一種是地理可以界域的疆界，我們稱之為
「地理疆界」，如國界、縣界、省界、鄉界等；第二種是地理所不能界域的疆界，
我們可以稱之為「超地理疆界」，如網際網路、心靈邊界等。並且，全球化的發 生可以透過四個途徑(1)雙向活動：如電話，傳真，e-mail 等；(2)單向電子傳播：
電視，收音機等；(3)模仿：經由主流世界的電影，奢侈品，電視等的模仿。如 麥當勞速食店的模仿。(4)趨同(isomorphism)：全球各式各樣的趨同過程，包括互 動方式，傳播，特別是面對全球化壓力時所產生的功能上需要的趨同調整。如自 由企業經濟在共產與自由國家中的趨同。這些「全球化」發生的元素與途徑，無 法脫離「資訊技術」進步的範疇，更是「資訊社會」的基本表現形式。所以，總
的來說，探討「資訊社會」有兩個特點：(1) 即使我們在分析單位(unit of analysis) 上，將當代「社會」視為是一個在「國民國家」(nation state)範疇之下的「資訊 社會」，也必須注意「資訊」的跨越疆界的特性，除了「社會內」 (intra-societal) 的部分議題，也需注意「社會間」 (inter-societal)的資訊社會問題，「社會內」與
「社會間」的界線，會隨著資訊全球化的蔓延過程而逐漸模糊；(2)因為資訊社 會既是「生產型社會」，也是「消費型社會」，必須超越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傳統，
以多元的理論基礎解析資訊社會。
資訊社會的問題與理論探究
歷史意義上的「工業化」，在我們生活中扮演的角色，隨著技術的進步與歷 史的演進而產生變化，它已被更精確的「資訊化」(informationalization)所取代，
如科司特所言，當代「資訊化生產」創造出一個無法與「資訊化消費」分離的新 世界樣態，傳統馬克思主義的的論述立刻陷入分析的困境，新一代的帶有馬克思 主義色彩的社會學家，如莎森(S. Sassen)、泰瑞麥吉(T.G. McGee)、紀登斯(Anthony Giddens)、羅斯瑙（James Rosenau）、波斯特（Mark Poster）、與科司特(M. Castells) 等，某種程度上，皆力圖延續且突破馬克思的思路，從技術面、經濟面的「生產 型社會」出發，探討資訊化對於社會的諸多形貌的衝擊與影響，如國民國家與監 視、國家力量的衰退、權威活動、全球化城市的興起、資訊方式、真實虛擬文化、
第 四 世 界 的 黑 洞 與 社 會 排 除 等 ； 另 一 方 面 ， 另 闢 蹊 徑 的 後 現 代 主 義 (Post-modernism) 、 後 結 構 主 義 (Post-Structuralism) 與 後 精 神 分 析 (Post-psychoanalysis)的社會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德勒茲(Deleuze)、
傅柯(M. Foucault)、與布希亞(Baudrillard)等人的理論，探討當代文化面的「消費 型社會」問題，諸如消費文化與神話、內在殖民、權力與性欲消費、與消費社會 等如何滲透到生活的其他面向。這兩條以當代社會學理論解釋資訊社會的徑路，
是在面對資本主義的「資訊化」進行中的發展的理論理解，而「生產型社會」與
「消費型社會」並非涇渭分明，事實上，就當代社會學理論家，當然沒有一個人 只承繼馬克思的思想路線，在當代，我們只能說具有「馬克思主義色彩」的馬克 思主義者。當代社會學理論家的特質在於，一種思想的開放性與綜合性。所謂的
「思想的開放性」是說當代社會學理論家可以同時承襲各式各樣的思想路線，如 馬克思、韋伯、涂爾幹等古典三大家，甚至後現代的思潮；「思想的綜合性」指 的是當代社會學理論家的揉合各家之長，獨創一格的能力。這樣的當代思想特質 的形成，無法避免地和「資訊」/「知識」經由電子傳播(特別是電腦的圖書資料 庫的交換)的快速移動相關，因為取得各式思想是那麼容易，所以，「思想的開放 性與綜合性」越來越變得輕而易舉。所以，理論家本身的派別標籤越來越模糊，
在理論層次，「生產型社會」與「消費型社會」兩者有著相互過渡的關係，重點 是思考的資訊社會議題本身是落於怎樣的範疇。當我們拿「生產型社會」與「消 費型社會」和「社會內」與「社會間」的聯繫一併探討時，就得出表二的資訊社 會的問題類型。因為理論家「起手解」的不同，可以看到其基本特色的差別，這 就構成理解資訊社會的重要絡索。
表二 資訊社會的問題類型
生產型社會（技術面、經濟面） 消費型社會（文化面）
社會內
（國內）
＊國民國家與監視（紀登斯）
＊國家力量的衰退（科司特）
＊權威活動（羅斯瑙）
＊消費符號與神話學（羅蘭巴特）
＊內在殖民（德勒茲）
＊權力與性欲消費（傅柯）
＊消費社會（布希亞）
社會間
（跨國）
＊全球化城市的興起（莎森）
＊第四世界的黑洞（科司特）
＊社會排除（科司特）
＊真實虛擬文化（科司特）
＊資訊方式(波斯特)
從表二的問題類型看來，由 1970 年間資訊技術革命所創造出來的當代資訊社 會，基本上有幾個重要的問題類型：
(1)對於國家(state)角色的探討，這涉及資訊社會中的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 興衰：如監視國民、管理市民社會、管制經濟活動、控制資訊流、面對跨界貿易 的調整能力。進而，國家角色的探討，在資訊社會中，無法和於全球化(globalization) 力量分離。兩者交織構成資訊社會中的地球的集體幸福或災難：全球化城市的興 起造成的資本聚集型態的變化、傳統「國家—市民社會」二分概念的褪色、地球 上大量人口因為無法取得資訊，而被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於正常職業之外，
成為失業者或無業遊民，這種因為「資訊取得與否」而造成的「資訊區隔」/「數 位區隔」(information-divided / digital-divided)的二元世界的現象，形成人類史上 一個可怕的黑洞—第四世界。
(2) 對於癱瘓任何革命潛能的消費文化的探討，這涉及資訊社會中的人類如 何在「網絡」「電子交換」「享受」與「休閒」之中集體智力下降：因為波斯特(M.
Poster, 1990)所說的當代資訊方式(mode of information)的形成，人的心智淹沒於 一 種 傅 柯 所 說 的 無 所 不 在 的 權 力 、 一 種 德 勒 茲 所 說 的 內 在 殖 民 (interior colonization)、一種羅蘭巴特所說的消費符號與神話學、一種布希亞所說的消費 社會(consumer society)、一種科司特所說的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文化中。這樣 的消費型社會，伴隨著商品化的全球侵略的過程，就徹底模糊了表二之中「社會 內」與「社會間」的界線，而且，他們或多或少都是以馬克思為其主要論敵、或 以馬克思為其原創後現代思想發展所必須跨越的稻草人。
資訊社會的國家角色與全球化
馬克思主義者普藍扎斯(N. Poulantzas, 1978)指出：「資本主義國家的特性，
在於它吸納掌控了社會的時間和空間，建立起時空軸線的矩陣，並且壟斷時空的 組織架構；在國家力量的介入下，時空組織成為一種控制的網絡和權力，而所謂 現代國家正是這樣國家權力的產物」。然而，隨著資訊社會的形成，全球資本、
貨物、服務、技術和資訊的流通，國家對時空的掌控卻越來越弱。因為國家的歷 史正當性受到多元認同的質疑；而國家只好通過跨國組織宣稱它的能力，並儘量 紓解中央的權力到區域和地方，以使人民更能親近政府。因此，全球資本主義競 爭下，強調民族國家的意識形態紛紛瓦解，而所謂“國民國家“—這個現代的歷 史產物，它的權力正在喪失當中。(Castells, 1997) 就資訊社會的國家角色的探討 而言，紀登斯在《國民國家與暴力》（The Nation-state and Violence）中定義：「國 民國家，存在於其他國民國家的複合體中，乃是一組治理的制度形式，保有具特 定邊界的領土的行政壟斷，並透過法律、以及對內與對外的暴力工具的直接控 制，以確保其規則。」（Gidden, 1985: 121）「國民國家」的信仰者相信，由國家 主導經濟發展，以貿易為刺激發展主軸，伴隨著現代化的直線進步路線，會帶領 經濟有同樣高度的發展軌跡，增進國家財富為目標並維持穩定的金融(McMichael, 1996)。這個發展論的神話，必須倚靠國家的暴力有以致之，正如紀登斯所言：「一 般而言，只有在現代國民國家中，國家機器方可成功地訴求對於暴力工具的壟 斷；也只有在這種國家中，國家機器的行政範圍直接與前述訴求所聲稱的領土界 線一致」（Gidden, 1985: 18）確實，正如其所論證的，「國民國家乃是一有疆界的 權力承載體，現代年代中的卓越的權力承載體」（Gidden, 1985: 120），此權力載 體有能力監視其社會的各個面向與子民。因之，當面對全球化力量衝擊而使界線 崩解，當載體本身成為被載時，國家究竟怎麼了？國家的力量怎樣衰退了呢？ 這 正是在現代資訊社會中，所謂的「國家」所碰到的活生生的問題。
就「社會內」的考量而言，國家能力有三個已經衰落的主要面向，其他衰落 的方面也幾乎全都附屬於這三個部分，這包括(1)社會的安全：保衛國家的安全，
使其免於暴力；(2) 金融金融機構的保護：被視為一種交換利益單位和價值貯存
（這個對於市場特別必要，與國家的計劃經濟是同樣的重要）的可靠方法；(3) 社
會福利：保證社會弱勢的絕大部分利益，這在資本主義市場是特別地需要，因為 資本主義體系傾向使富人更加富有，而這拉大了他們與弱勢者的鴻溝。(Strange, 1997) 「社會內」的國家能力的衰弱，直接衝擊著人們對主權(sovereignty)的看 法，傳統上主權被認為是經由類似韋伯(Max Weber, 1985)所說的歷史權威或神聖 性所建立的合法性，它在領土的統御上有著絕對的權力，這看法在二次世界大戰 後有所轉變，國民國家的主權是基於人民的意志以建立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對於 領土亦有至高無上的主張；再則，現代國家的主權概念，則在全球化的衝擊下有 著進一步的轉變，國家主權的建構，一方面，一種新的“權威的活動”(SOAs；
Spheres of Authority)將取代傳統的國家權威而成為主流(Rosenau, 1997)。傳統的 國家—市民社會的對立思維，被各式各樣想要合縱連橫的，躍躍欲試的活動者所 取代。這種新的 SOAs 包括許多群雄並起的活動者(actors)在其中，如傳統的國 家、與企業家、跨國公司、地方議員、媒體、環保人士、教師、宗教慈善團體、
學生領袖、社會運動者、勞工領袖、文化保育人士、運動家、流行音樂明星等；
另一方面，領土的完整並非一定要相關連的，如超國家組織的出現(Sassen, 1996) 。
於是，我們進一步看到了因為「資訊化生產」而造成的「社會間」的國家角 色的變化。莎森(1996)認為全球化的讓資訊、資本、人員、商品的跨越疆界的活 動，從空間經濟來看，它會造成一種“權力的新地理 (a new geography of power)”，它包括以下三個元素：(1)全球化會落實在真實的領土上，並會產生特 殊的機制和過程；(2)全球化的作用會產生新的法律系統，以管理日趨複雜的跨 國的經濟活動；(3)全球化的經濟活動是在高速(high speed)下進行的，因為它發 生在電子空間(electronic space)上，它會跨越現有的領土範圍。進一步說，現代經 濟活動空間的離散與全球的整合(spatial dispersal and global integration)，造就了今 日主要城市的新的策略角色—全球城市（global city）的角色。超越了長久以來 作為國際貿易與金融中心的侷限，全球城市有四個新的功能：(1)它在世界經濟 組織中，扮演高度集中的發號師令的指揮點；(2)它是金融與專業化服務公司(即
生產者服務業)的關鍵的位置(key locations)，並且生產者服務業已取代傳統製造 業成為主要的經濟部門；(3)它是這些領導產業的生產的場所，包括創新產品的 生產；(4)它是這些產品與創新生產的銷售市場(Sassen, 1991)。全球城市集中控制 大量的資源，然而金融與專業化服務產業已經重新建構了全球都市社會與經濟秩 序。全球化所造就的權力的新地理，是關於抽象的全球化落實在全球城市(the global city)的過程，與全球城市的新型作用機制與活動型態的理論。當這些集中 化的地理分佈，偏頗地集中在第一世界的大都會時，我們說它們是所謂的全球城 市(the global city)，如美國的紐約、日本的東京、英國的倫敦等。全球城市的集 中功能，不僅表現在它們是最核心、最頂端的公司組織總部所在，同時也是集金 融、法律、會計、管理、執行、與計畫的功能於一身的核心功能操作，以便使得 該公司組織能夠從事跨國的合作與競爭。是以，全球城市裏常見許多公司服務集 團(corporate services complex)—能夠在金融、法律、會計、廣告、和其他法人服 務公司之間，形成跨越國度的共同服務網絡，這些網絡隨時伴隨著全球化的快速 腳步而修正其策略、創新服務內容、與力求進步。和羅斯瑙的 SOAs 一樣，莎森 的全球城市事實上是以一個新變項(a new variable)的姿態挑戰著傳統的國家—全 球(state-global)的二分的概念，它展現一種地域集中性(placeboundedness)：全球 化的表徵之一，即是集中全球重要的資源(如固定資本等)於策略性的地點—全球 化城市；國家的規制能力展現在配合全球城市發展的基礎建設—如光纖、寬頻有 線的架設、雄偉設備完善的辦公大樓、到專業商業特區的規劃等等。
其次，既然我們所談論的全球化，不是天馬行空的東西，它的策略性功能，
都必須落實在全球城市的範疇、國家的領土之上。在面對這樣的新形勢的變化 時，國家必須有創新的法律形式(legal innovation)以資應對。這個創新法律，即 是所謂的“去管制化(deregulation)”。國家到底是主動還是被動地面對這整個變 化其實不是重點，重點是國家在全球化的浪潮下沒有選擇地必須調整其法律系 統。「由於空間上的重組會造成國家主權的概念上的根本轉變，特別是在財產所 有權的系統，會有著嶄新的內容與地理位置的展現」 (Sassen, 1996:14)。有些學
者認為，這種國家的國際參與雖可以增進法律的全球適用性，但是，另一方面，
可能造成國家主權的部分喪失(如台灣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必須修改國內法而開 放台灣的菸酒與農產品市場) 。但是，莎森的觀點是，「去管制化」指的並非國 家力量的衰退，而是國家已成為一個關鍵的機制，以處理對於國際事務的國內共 識並追求全球化，國家的法律仍然是主要的，能夠保障人民私有財產和維持契約 有效的系統。即傳統上，一國的法律是用以保障投資廠商的私有財產權和契約的 有效性，這些，在全球化的經濟下都沒有消失；但是，對於私人公司的全球活動 而言，新增的保障，諸如私人的國際商務仲裁與機構、債信安全、債券匯率的代 理等，都是必須的。「去管制化」是國家想要進一步全球化和保障全球資本權力 的工具，「去管制化」及其相關政策建構了國家，以追求進一步全球化的共識為 基礎的新的法制。再則，傳統「國家—全球」的二分的概念，強調的是(1)國家 的工業產出而非其所牽涉的生產過程；(2)國家產品的立即傳播世界的能力，而 非這能力的基礎建築；(3)國家之日漸無能管制這些產出，以及超越國民國家的 侷限的可能。莎森強調，速度(speed)/經濟空間虛擬化(virtualization of economic space)是全球化時代另一個嶄新的變項，因為在網際網絡等新資訊技術革命下的 技術與產品的世界高速流轉，絕非個人或國家所能控制，它只能被專業化、分工 合作的在地公司或組織(例如，前面所說的公司服務集團)所捕捉與傳播，這些在 地組織所在的區域，即前面所說的在全球城市。
全球城市在全球經濟生產的複雜性，表現在“全球控制的實踐(the practice of global control)”：經濟趨於集中的條件下，以針對全球的生產體系和金融市場進 行生產和再生產的組織與管理(Sassen, 1996)。這種全球控制的實踐是表現在生產 的過程而非生產的產品上，即所謂的「生產者服務業」(producer services)上，它 們是為，不管是私人公司或政府機構的組織提供服務的產業，生產者服務業不是 為了經濟流通過程的最後的消費者服務，它是為組織服務，它是一種中間產出 (intermediate outputs)，它常常是以商業與消費市場的混合體出現，包括主要的資 訊產業和現代的合作型服務業，如國際金融服務、保險、銀行、房地產、法律諮
商、會計、專業協會等。生產者服務業生產過程和區域如何在經濟全球化中作用，
它是一種非常專業化服務，是一種生產過程中的服務訴訟、保險、廣告、房地產、
金融等出現和傳統不同的合作型的服務產業(corporate services)。以現代的合作型 服務業之一的保險業—保德信(Prudential)為例，它雖有遍及全球五大洲的營業與 銷售公司，但是其管控總部是座落在全球城市芝加哥(Chicago)，因為芝加哥是全 球金融期貨中心，亦有完善的捷運、現代化多功能的辦公大樓、與有效率的電子 空間等基礎設施，芝加哥的先進的電子和通訊把城市的地理距離，轉變為全球傳 播和長距離管理的節點(node)。生產者服務業這種集中化於全球城市的控制與管 理，卻是建立在地理上的分散的工廠、辦公室、和服務，這和華勒斯坦(Wallerstein, 1974)的世界體系的核心—邊陲的分析相當不同的地方。在經營上，普天壽保險 業的合作型的服務(corporate services)在於，它可以和如西北國際航空、Holiday 旅館、汽車旅館、連鎖飲食業、花店等全球服務結合，這都需要集中化的服務和 行政結構。全球城市的集中化控管生產者服務業的事實，使我們可以說它是聚集 經濟(agglomeration economies)的一種形態，這正是全球化的一種區域特性，它表 現在城市作為經濟聚集的中心。如紐約市在 1992 年聚集了全美國的 35%生產性 服務的盈餘。這種聚集在城市的特性因此建構了生產的複雜性，說明了全球化下 的經濟活動不但和區域、與國家市場有著經常性的關連；同時，這種活動也伴隨 著經濟體的全球城市的總部(headquarters)，利用經濟空間的虛擬性而成為指揮中 心，以因應日益複雜的世界市場的競爭，與日新月異的技術創新壓力；而「生產 者服務業」本身的高資訊能力要求，同時也是造成科司特所謂了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的根本原因。
所以，我們可以說，經濟全球化和資訊產業的影響是地理的新權力—全球城 市的興起。全球城市一方面挑戰著傳統國民國家的權威，又必須依賴國民國家的 新法律—去管制化的協助。傳統而言，一國的主要成長部門和國家整體的經濟成 長有著高度的相關；但是，今日看到的新情況是，全球城市的產業成長卻是伴隨 著國家內的其他區域的同樣產業的衰退，與政府外債的堆積。舉例子來說，英國
在 1984 年時從事商業服務業的勞工佔了整個英國的 5%，而在倫敦市卻高達 10.2% (Sassen, 1991)這說明全球城市不再是國家的一個函數，就莎森而言，全球 城市已把自己創造成一個在傳統的全球—國家二分概念之外的中間分析單位；進 而，全球城市也能轉換戰後的大規模、靜態的國際組織，至全球公司網絡、服務 操作、和市場，它是由跨國的合作和銀行主導。最後，我們可以說，莎森的全球 城市分析，是把焦點放在區域與生產過程上，這有利於解構全球化這樣一個抽象 的概念。抽象的全球化落實在在地的城市運作，城市提供全球化以地方的網絡與 服務。是以，全球化可以在一個跨國的地景上被重新建構，地方建構全球化金融 和其它專業化服務的基礎建築，所以，國家的管制才有其空間，國家的去管制化 才有空間。
莎森所論證的全球化城市的興起造成的資本聚集型態的變化，證明了「全球 化力量是選擇性地前進產生了資訊、財富、與權力的網絡，將不同的經濟與社會 區段接納於內或排除於外，造就了新的支配系統」(Castells, 1998: 164)，國家在 此，越來越處於配角的角色。在資訊時代裡，當資訊與資本的全球網絡迴避了國 家的制度的控制，國民國家以及在工業化時代建立的市民社會制度產生了危機，
社會的重組將不只是造成一國之內的不平等與貧窮，「還包括因全球資訊化經濟 支配的利益觀點下，受到排擠的人們與地方，將移向結構上不相干的位置。這種 蔓延、繁雜的社會排除任意發展的過程，若以宇宙星球間關係來做隱喻，那就是 它將導致資本主義資訊化黑洞的形成」(Castells, 1998: 164 ) 地球上大量人口因 為無法取得資訊，而被社會排除(social exclusion)於正常職業之外，成為失業者或 無 業 遊 民 ， 這 種 因 為 資 訊 取 得 與 否 而 造 成 的 「 資 訊 區 隔 」 / 「 數 位 區 隔 」 (information-divided / digital-divided)的二元世界的現象，形成人類史上一個最可 怕的黑洞—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它包括遍及這個星球因社會排除而造成 的各式黑洞，存在於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國家、拉丁美洲、亞洲國家裡崩毀的鄉村；
也包括美國、英國、日本城市裏的貧民窟，地球上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倖免於難。
資訊社會的消費文化問題
面對科司特所謂的「人類史上一個最可怕的黑洞—第四世界」，非常弔詭的 是，當代資訊社會並沒有像馬克思那個時代，發生任何大規模社會革命。革命潛 能的被癱瘓，與「資訊社會」本身同時也是一個「消費社會」有關，這涉及資訊 社會中的人類如何在「享受」與「休閒」之中集體智力下降。現代人成為行動失 落的原因，和一種「現代的洞穴」(modern cave) 有關。柏拉圖(Plato, 1941)曾在
《理想國》中提及「洞穴說」，說明人若能離開那個腳鐐走出山洞，就能不再只 是看著燭火的幻影，而能看到洞外的真世界。「現代的洞穴」是由資訊的魔力所 構成的「螢幕」 (screen)，如電視、電影、電腦等，它發揮「偉大」的商品拜物 的功能，「甚至不需要那些外在的枷鎖，人們就會盯著螢幕看，沈溺感官享受，
而無法自拔。」(Haug, 1986: 46) 波斯特(M. Poster)的資訊方式(the mode of information)理論，即模仿馬克思的「生產方式」(the mode of production)思路，但 引進符號學(semiotics)的論述，提出作為一個歷史的範疇，資訊的表現方式，是 以符號交換的形式進行，它是從「面對面口頭媒介的交換」(符號的相互反應，
人處於交流的位置)、到「印刷的書寫媒介的交換」（符號的再現，人是一個行為 者）、再到「電子媒介的交換」（資訊的模擬，人處於去中心化、分散化與多元化 的狀態）。（Poster, 1990）當代資訊社會既處於資訊的模擬，處於人的去中心化、
分散化與多元化的「電子媒介的交換」的時代，「資訊」本身，就像科司特談過 的，就是一種數位化的符號，就有生產力，就是一種權力(power)。人之所以面 對「現代的洞穴」無法自拔，和「螢幕」千方百計喚醒人們「動物性慾望」--「性 慾」(sexual desire)、「窺淫癖」(voyeurism)、「使年輕化」(rejuvenation)的慾望有 關(Haug, 1996)。
這種由螢幕所創造的慾望深淵，傅柯認為是一種權力關係，正是因為人的心 智淹沒於一種傅柯(M. Foucault)所說的無所不在的權力、傅柯在《性史》(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一書中說權力「無所不在、又看不見的整體(omnipresent,
invisible unity)，它在每個時點、每個空間都作用著﹔權力為無所不在，不是因為 權力擁抱所有的東西，而是因為世上所有的東西都是從權力而來。」因為權力無 所不在，所以反抗也無所不在。傅柯直接挑戰馬克思，認為反抗無關乎大歷史的 解放，而是必須注意反抗的多元化與每個案例的特殊性。如十七世紀以降，權力 以兩種方式對於生活進行宰制：(1) 對於人體本身解剖學上的理解，此規訓為以 增進人體的效能﹔(2) 人口的生物政治，控制出生、死亡率與健康。生活本身已 成為政治控制的客體。性，成為親近身體的生活與人種的生活的工具。傅柯在《性 史》的〈歡愉的使用〉(
The Use of Pleasure
) 與〈關心自己〉(Care of the Self
)章節 中研究自我覺醒、自我控制、和自我實踐的“慾望人的系譜學(a genealogy of desiring man)”傅柯提出慾望主體(a subject of desire)取代古典的理性主體(a subject of reason)，研究(1)性科學的形成﹔(2) 權力系統對性的規制﹔(3) 個人自我認同為 慾望主體的過程。關鍵問題是「為何是性慾行為，為何是和性行為相關的活動與 歡愉，成為我們道德上掛慮的對象呢？」道德上掛慮是行為符碼也是自我的形 式，它表現在對於自己身體、婚姻、同性戀與真理的關心上。同性戀或異性戀是 性的風格的問題、無關道德。傅柯認為，關心自我是去追尋性慾(aphrodisia)，順 應自然本性的行為、極度歡愉的自然本性。關心自我必須展現自我行為的美學價 值與風格，而不只是服膺規則。傅柯從微觀權力(micro-power)中所發展出來的個人式反抗，性的解放與自我的 追求，德勒茲(Deleuze and Guattari, 1983)從精神分裂分析的角度達到類似的結 論。拉崗(J. Lacan)謂經由語言，人類進入象徵符號的世界，文化秩序於焉產生。
人類主體性在其中成形。兒童在遊戲階段(play stage)，自我 (moi)被拋擲在遊戲 中，經由遊戲，我(Je)也形成。但是此時亦發現 other/father 之間的親密關係，其 中陽具意指(the phallus signifier)是關鍵，此時察覺性別的分化，佛洛伊德(S. Freud) 所說的弒父據母的伊底帕思情結(Oedipus complex)逐漸形成，但是父親的強大力 量使兒童產生閹割焦慮(castration)，經由內化父親的形象即焦慮雖得紓解，卻也 會過早關閉(foreclosure)其慾望(B. Richard, 1991)。這個精神分析式的論點面臨德
勒茲與葛塔瑞(Deleuze and Guattari, 1983)的嚴厲挑戰。伊底帕思情結不但預設我 們情慾的來源，是來自對母親之愛的壓抑，還告訴我們解決之道，除了佛洛伊德 式的躺在精神分析師的床上接受催眠與治療外，就是拉崗式的慾望的缺口，永遠 在意指鍊(chain of signifiers)中流浪的真世界的喪失。這些，都不是在現代面對情 慾的好方法。德勒茲在反伊底帕思在《資本主義與精神分裂》(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一書中提出：伊底帕思情結就是沈默大眾(the silent majority)的情結，它是一種被壓抑的情結，知道何時閉嘴、何時不要忘記講話、
何時等待、何時保持幽默、何時自我欺騙，此即佛洛伊德式的閹割焦慮(castration) 情結，一個無法完成弒父據母的象徵情結。德勒茲稱這是一種人類獸性的本能—
想要由別人來引導自己的慾望、由別人來為其生命立法的慾望，這同時也是歐洲 法西斯主義(fascism)興起的根源。
在現代，伊底帕思情結更在人類社會環境中大肆開拓疆土，德勒茲稱為伊底帕 思的領土(The Oedipal and oedipalized territorialities)包括家庭、教堂(寺廟)、學校、
國家等。伊底帕思成為帝國主義的名義上的領袖(the figurehead of imperialism)，
它 的 殖 民 地 在 現 代 已 不 在 地 理 疆 界 的 開 闢 ， 而 是 在 於 內 在 殖 民 (interior colonization)：它就發生家庭之中，一個接一個、一代接一代地發生，它是我們 親 密 的 殖 民 教 育 ， 在 我 們 還 來 不 及 拒 絕 之 前 就 已 經 完 成 。 伊 底 帕 思 化 (oedipalization)創造了一個受苦的新意義—內在的受苦(internal suffering)，如幽 魂、如鬼魅、如影隨形的壓抑慾望的內在受苦，跟隨我們一輩子，不管你的表面 看來多麼幸福、富有、正常。伊底帕思無所不在，這壓抑的聲調，無時無刻地投 射入我們的潛意識，投射進入每一個人的家裡、學校、工作地點，我們時時刻刻 都在臣服，時時刻刻都被鎮壓，被法西斯化。所以，我們所需要的不是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而是精神分裂分析(pschizoanalysis)。我們表面看來正常、內在 瘋狂，此即精神分裂的症候。德勒茲認為，精神分裂分析，一方面結合革命的馬 克思與布爾喬亞的佛洛伊德，視政治經濟(political economy)與原欲經濟/慾望之 流(economy of libido/the flows of desire)是同一件事，它們都是社會生產的潛意識
表現：在每一次時間、利潤、和資本的投資的背後，都是一種慾望的投資。另一 方面，進一步，精神分裂分析結合革命家馬克思與狂人尼采(F. Nietzsche)，認為 精神分析之無用，在於當精神分析解析原欲經濟時，只會化約慾望為家庭情結(the familial complex)，這無濟於事。精神分析只會研究神經症與閹割，精神分裂分 析則企圖在精神崩潰與復原上找尋出路。德勒茲認為，慾望的精神分裂過程(the schizophrenic process of desire)是確實發生的，我們總是在極端的慾望中擺盪：從 妄想症到精神分裂、從法西斯到革命、從崩潰到復原、從 0 到
n
th 層權力(0Æ我 從來沒說過要出生，所以別管我/沒有器官的身體 the body without organs；n
Æ我 是所有的存在，我是歷史上的所有姓名)。精神分裂分析主張發展我們的反伊底 帕思情結，鼓勵我們去旅行、經由自我喪失的旅行(the journey through ego-loss)，逃離禮教、規範、爬藤糾葛，去做全方位的逃離：讓自己成為孤兒(沒有父-母- 子的關係)，成為無神論者(沒有信仰)、讓自己成為游民(沒有習慣，沒有領土)。
看起來我們因此而發展空無的意志，正朝向虛無主義(nihilism)。其實不然，反伊 底帕思讓我們發展一種即時在地的虛無(nihilism in here and now)。慾望的政治首 先看到了寂寞與沮喪，然後發覺慾望和父母無關，慾望就是來自莫可名狀的壓 抑，它是實質的、普遍的、並且是危險的，它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是一種被剝削 的存在。在現代，我們應該成為一個主體群體(a subject-group)，我們對於原始慾 望的投資是革命的，它能讓慾望穿透社會的領域，使慾望生產的政治權力臣服。
慾望以其有力的，生產性的擁抱把握生活。
資訊社會中的消費社會價值，人的「反抗」除了對於「身體」或「性」「即 時在地的虛無」的自覺之外，有沒有其他的較為「社會性」理論途徑或思維？羅 蘭巴特與布希亞是好例子。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認為，符號學是對於符號的結構主義式研究。語言 作為一種符號系統，已經無法完全承載當代社會的複雜符號現況；我們發現，在 人類的語言之外，存在著大量傳統語言理論無法界定的符號系統，所以，巴特主
張超越索緒爾的語言學範疇，將非語言學的對象—如社會學、人類學、文學批評 等—納入符號學的研究，因此，巴特建立了自己的結構主義符號學的系統。巴特 主張，文化是都是一種語言，它們都是由符號所構成，其結構和組織形式與語言 本身的結構和組織形式是一樣的，(以藝術符號為例，如詩是用聲音所造成的一 種暗示作用的符號，建築是用建築材料打造而成的一種象徵性的符號。)既然文 化是解釋人類經驗的特殊符號形式，所以結構主義符號學主張人是符號的動物 (symbolic animal)。
他在《神話學》(Mythologie, 1972)一書中指出，神話首先是一種說話的方式 (myth is a type of speech)，神話是一套溝通系統，是訊息，是符號化的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 )，它是由論述(discourse)來表達，所以，日常生活的每件事都是一 樁神話。我們常以語言來傳播神話，神話因而會隨著語言的的起伏而生死。但是 神話的內容是什麼呢？巴特認為，我們必須擴充語言的定義，所以，神話語言包 括口語、文字、攝影、電影、繪畫、海報、儀式、電視報導、廣告、運動、劇場、
物體等等均是。其次，神話是一種符號學系統(a semiological system)。神話有兩 個系統：(1) 語意系統(a linguistic system)，它是由語言—客體(language-object) 構成，因為語言能讓神話建構自己的系統。(2)超語言系統(metalanguage)，因為 它是能夠說明第一系統的的二度語言。所以，神話是特殊的系統，它是一種二度 建 構 (second-order) 的 符 號 學 系 統 ， 它 會 造 成 一 連 串 的 符 號 鏈 (a semiological chain)。第一系統裏的語言的符號(sign)，在第二系統的神話中只是意指(signifier) 而已；這是神話語言被神話捕捉後被化約的結果，我們只能看到諸多符號的總和 (a sum of signs)，一種全球通用的符號(a global sign)。
在這裡，巴特指出，這個處於神話的二度建構系統最前線的“意指”(形 式)，同時也是神話的一度建構最尾端的“符號”(意義)，事實上兩者之間是有歧 義性(ambiguous)，是會被扭曲的(distorted)，巴特稱之為符號化(siginification)。
今日神話(myth today)的產生是將神話學運用至實際社會中，即是符號學向意識 形態挺進的過程。但是，和馬克思主義者的揭露意指與符號間的歧義的批評家作
風不同，巴特主張，我們該作神話的讀者(a reader of myths)—意指與符號間、形 式與意義間的解不開的整體，使得讀者以看故事的方法，了解神話的歧義性，其 中的虛幻與真實，以動態的方式消費神話。神話的消費者視符號為一套事實的系 統(a factual system)，一套符號學系統，而非馬克思主義式的視符號為一套價值的 系統(a system of values)。最後，神話是一種去政治化的言說(a depoliticized speech)。今日神話是把社會歷史作一朝向自然的調整(a natural justification)，使 得偶然看來是永恆，神話在人類溝通的層次中，扮演“虛擬物理”(pseudo-physis) 的角色，這正是資產階級意識形態(bourgeois ideology)的作用。這個作用，連資 產階級，在真實世界的自然意象產生後，自己也消失了原有的意義；同樣的，神 話的建構，來自於事物的歷史特質的失落，在神話中，事物喪失了他們曾有的記 憶。神話的功能在於掏空真實(to empty reality)，把真實徹底翻轉過來，把事物的 屬人的特質抹除，而用符號平面化人性，蒸發掉人類差異；是以，神話把世界打 造成一個處處可見欠缺(a perceptible absence)的樂園。神話並非否定事物，神話 不但談論事物，而且還要淨化它，使它看起來非常純真，神話給予事物自然而永 恆的調整，神話組織了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因為它沒有深度 (Barthes, 1972)。
巴特所謂的「一個沒有矛盾的世界」，就是布希亞(Baudrillard, 1998)的「消 費社會」(the consumer society)。早期布希亞深受馬克思與結構主義影響，他首先 從馬克思主義的生產面轉換至消費面，而關注文化理論﹔次而，他運用結構語意 學對消費社會進行分析。他認為 19 世紀是生產社會，而 20 世紀是消費社會，
特別美國是消費社會的總家鄉，他認為需要和消費是生產力的組織化的延伸，消 費並非只是資本周流的附屬，而是資本本身的關鍵生產力。他視資本主義的廣告 基 礎 是 消 費 客 體 與 溝 通 體 系 ， 它 們 構 成 一 系 列 象 徵 的 符 碼 (a code of signification) 。 消 費 客 體 被 形 塑 為 符 號 (signs) ， 其 價 值 是 被 懲 戒 性 的 符 碼 (a disciplinary code)決定。符碼(code)因此是布希亞此時的核心概念，它指的是能把 一系列穩定買賣關係的組合轉換為訊息的規則系統(The code in its most general sense is a system of rules for combinations of stables sets of terms into message.)。就
馬克思而言，人們在資本主義市場上是消費商品﹔但就布希亞而言，人們在資本 主義市場上是消費客體(objects)，即消費符號(signs)。消費，是一種系統性的宰 制符號的行為，為了成為消費的客體，客體本身必須先成為符號。布希亞想要解 構傳統的主體/客體區分(即我要去買衣服)，事實上，我們並不是去買什麼東西，
而是符碼控制我們的購買欲。我們只能在消費世界中做有限的選擇客體和符號，
而非自由自在。布希亞認為消費也和傳統所謂的真實(reality)無關，相反的，消 費是系統的、無限地對於客體—符號的消費，「客體—符號」以及其符碼均非真 實的存在：我們去麥當勞買豬汁堡並非去買食物，而是去採購麥當勞的豬汁堡對 於我們的意指(signifiers)。圖一顯示這個關係。
圖一
意指
關連 (採購麥當勞的豬汁堡) 麥當勞買豬汁堡廣告
想買麥當勞的豬汁堡 意符
是以，就當代資訊社會而言，我們都活在一個客體的紀元(a period of objects)。客 體(馬克思稱為商品)不再因為其有用性、其效用(i.e., 使用價值)而有意義，也不 再在人際的真實關係中扮演任何角色﹔反而，任何客體的意義是來自和其他客體 的「因果，關連，或區隔」( to, and/or) 的關係。消費時人們沒有對錯可言，只 是從事一種象徵式交換(symbolic exchange)。如同美國經濟學家韋伯倫（Thorstein Veblen）所說，現代社會已經成為一個消費與富裕所共謀的社會。布希亞在《生 產的鏡子》(The Mirror of Production, 1975)中認為，馬克思以深刻的政治經濟學 批判了資本主義社會，但是，他仍然以政治經濟學的形式進行批判；在《資本論》
中，他創造了照明資本主義社會的鏡像(a mirror image)，此鏡像也描繪了取代資 本主義社會的轉圜可能，但是，此鏡像本身卻被資本主義嚴重形構與扭曲。所以，
分析上布希亞和馬克思決裂，另闢蹊徑。布希亞的蹊徑是象徵交換(symbolic exchange)。他認為，馬克思聚焦在經濟交換(economic exchange)的思維，而區分
「抽象勞動」與「具體勞動」以分析資本主義經濟，使得他陷入困境；因此，布 希亞提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問題在於「象徵交換」與「工作」之間的斷裂。
布希亞認為，人類的歷史有三個階段：第一，無政府和封建社會時代，只有物質 性生產的剩餘價值拿來交換(CÆMÆC)；第二，資本主義時代，對整個工業產品 的價值進行交換(MÆCÆM’)；第三，當代是對原來以為不會異化的東西進行交 換(如美德、愛、知識、與意識等)。他認為當代是一個超政治時代( a trans-political era)，已經超越會造成顯著結果的異化論述，而是因異常(anomalies)而導向不知 後果為何的精神錯亂(aberrations)。以恐怖份子脅持人質為例，布希亞認為生活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資訊社會，我們既是恐怖份子，也是人質！隨機的、荒謬的、
無意義的關連取代了資本家/勞工﹔剝削者/被剝削者的異化關係﹔異化不再是主 題，恐怖(terror)才是主題，它比異化還糟，但至少它能帶領我們走出自由的鄉愁，
與所謂的歷史發展的規律，是以，一個超政治時代才開始。 象徵交換的定義：
指涉一個拿取/歸還、給予/接受的循環的、可以逆轉的過程 (the general and reversible processes of ‘taking and returning, giving and receiving)。 象徵交換 (如 以美德、愛、知識、與意識等進行交換)的特徵是 (1) 它是非生產性的(相對於資 本主義經濟的生產交換)﹔(2) 它是朝向自我毀滅的(相對於資本主義經濟的強調 商品交換的周轉流動)﹔(3) 它的互惠性是持續且無限制的(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商 品交換的選擇性)； (4) 它的商品交換是有嚴格限制的(相對於資本主義的商品無 限制的交換與生產)。 亦即「象徵交換」與「資本主義經濟交換」的差別在於，
象徵交換是在交換符號(signs)，它由符碼所控制，它可以存在語言之中，存於詩 中 ， 也 存 於 象 徵 污 染 (sign pollution) 中 ﹔ 資 本 主 義 經 濟 則 在 交 換 商 品 (commodities)，它存於物質性物體上。就「資本主義經濟交換」而言，控制生產 工具即控制了一切﹔但就「象徵交換」的「超政治時代」而言，控制創造符碼(codes) 的媒體才能控制這個世界。
馬克思強調象徵與真實的辯證，布希亞則認為象徵與真實的連繫已然斷裂，今 日我們所對抗的是形構世界的象徵而非其真實世界。譬如說，貨幣勞動力的流動 不再是物質客體，而是象徵。我們面臨的是生產與消費的界限消失與虛擬世界的 危機。所以布希亞說，這是個「象徵摧毀象徵」的世界，我們應該創造更多像“誘 惑”(seduction)之類的象徵行為以充實人類的日常生活。
終局是無力而快樂地活著？
1970 年代的資訊技術革命創造了新的資本主義型態，物質與心智同時成為生 產力的同時，超越了馬克思(Karl Marx)在 19 世紀末的想像，生產關係雖然仍然 是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的關係，但是由於網絡社會的新型生產力創造的彈性生產 (flexible production)— 不 需 固 定 的 生 產 時 間 與 地 點 的 「 生 產 個 人 化 」 (individualization of production)—直接衝擊傳統生產的固定機器廠房設備等固定 資本(constant capital)、與要求在一定勞動時間在指定工廠上班，然後支領工資的 可變資本(variable capital )的觀念，於是生產關係也開始不穩定化，傳統勞工運動 所追求的正義，在時空壓縮(time-space compression)的過程中，因為抗爭對象的 隱形化與流動化，遂喪失了著力點。於是網絡社會崛起的影響，是「全球城市」
(global city)的出現(Sassen, 1991)、「流動空間」(space of flows)取代了「地方空間」
(space of place)、與「第四世界」(the fourth world)的時代(Castells, 1998)。經由這 些理論的分析，無論是馬克思主義的論述傳統或批判的徑路上，我們所感受到的 這個資訊社會時代，已經是由「生產型社會」轉向「消費型社會」，是一個羅蘭 巴特的「神話學」時代、一個布希亞所說的「象徵交換」世界，是一個「現代的 洞穴」，外在的真實被「螢幕」內在的虛擬所「誘惑」「併購」與「翻轉」，一個 科司特(Castells, 1998)所說的「真實虛擬」(real virtuality)資訊社會消費文化狀態。
一方面，可怕的第四世界的黑洞真實存在我們的社會之中，我們或許會像布希亞 所說的以「在地即時的虛無」解放自己、或如傅柯所言對於所有這些無所不在的
「微觀權力」進行反抗，但是至於結構性的破壞或革命在現代似乎極為困難，網 絡社會的高資訊流動並沒有使全世界的受苦者更形團結，反而創造了全球化的浪 潮，從而，一向是炯炯有神的社會福利「救世主」形象的國家本身也是奄奄一息，
國家最後或將成為跨國資本主義的一個函數；另一面，「資訊化生產」所造成的
「社會排除」讓我們的世界的人被「資訊 數位區隔」(information/digital divided) 一分為二：「受過教育、且擁有金錢與時間能夠親近資訊的人」、與「沒有受過教 育、欠缺金錢與時間能夠親近資訊的人」；如果是前者，我們這些受過教育、且 擁有金錢與時間能夠親近資訊的人，就會很容易對於後者，沒有受過教育、欠缺 金錢與時間能夠親近資訊的人視而不見。世界的苦難還是在那裡，消失的卻是我 們入世的熱情的輪廓，我們慶幸自己已經從「被剝削者」成為「剝削者」 (即使 自己不承認)。我們在九二一大地震或桃芝颱風的劫難中看著電視，哀嘆幾聲，
然後繼續看麥當勞的廣告，或轉台看 HBO、日劇，最多良心發現捐幾個錢，就 希望自己和「那個世界」(被資訊 數位區隔拋棄的那方)無關，隔天繼續上班、
上學，一樣的星期一。這些現象顯示，絕大多數的處於「資訊區隔」勝利的一方 的人相信，世界並非是「黑洞」般萬劫不復，但我們可能只是日復一日「無力地 快樂著」，透過電視、電影、電腦等「螢幕」的由金錢堆砌起來的「太平盛世」，
無力而快樂地活著。「資訊越來越多，意義卻越來越匱乏。」（J. Baudrillard, 1983）
我們每日面對的可能是這樣的「像火一樣燃燒的河流」的終局：
你蹣跚步履地登上階梯，
胼手胝足堆砌的灰白 光影增添幾許拉長的 線條，門開著，
閉合著，鳥叫蟲鳴 這一事無成的清晨 手中書卷訴說，千禧年 就這樣地結束有生 之年，鮮明的、流動的 記憶，河畔青草依依
枯萎於每個人的孤燈 守候 e-mail，或者 成為失去靈魂的電腦 桌布，不必弄濕 青草也不會活過來
你手勢蹣跚地登上 網際網路，所謂的
自然，可以遠眺的軍艦岩 說是為了流動的
記憶，像火一樣 燃燒的河流 泅泳的 囚禁的 我們的愛
滾燙的冰冷 液晶螢幕裡 你，請問
芳名…2
參考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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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國馬克思主義者阿圖塞(Althusser, 1970)曾經在其名著《解讀資本論》(Reading Capital) 中，以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的觀點力陳馬克思思想的斷裂性。他主張馬克思在寫《資 本論》的時候，已經徹底和寫《1844 年經濟學哲學手稿》的「青年馬克思」的人道精神 決裂，異化(alienation)與階級鬥爭已經不是馬克思思維的重點，而合乎科學邏輯的結構 思考的《資本論》才是成熟馬克思的完美之作。傳統的上下層建築的相對自主(relatively autonomy)的概念，遭受阿圖塞嚴厲批判，他認為，馬克思的下層建築即是「結構」
(structure)，其指涉的內容是「經濟實踐」(economic practice)；上層建築是「上層結構」
(superstructure)，其 指涉 的內容 是「 政治與 意識 型態實 踐」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practice)。雖然各種實踐會出現相互矛盾，但它們共同形構社會，形成一個結構整體，
在一個歷史階段中，各種實踐的相互作用會定義出支配與從屬關係，但是，「經濟實踐」
是總是「政治與意識型態實踐」的最終決定因(overdetermination)。這種結構觀點為人詬 病之處在於，人在歷史當中降格為結構的傀儡，人的主體能動性何在？《經濟學手稿：
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Grundrisse: Introduc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中大 量關於異化與資本邏輯的分析，某種程度上說明了阿圖塞選擇性遺忘了馬克思的人道主 義。
2奎澤石頭詩集，《海底開滿了花》〈像火一樣燃燒的河流〉台北：唐山出版社，20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