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澤隆朝台灣音樂調查之再研究

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黑澤隆朝台灣音樂調查之再研究

中 華 民 國 94 年 3 月 15 日

黑澤隆朝是目前為止對台灣音樂著述最豐的日本音樂學者。他在 1943 年隨 「台灣民族音樂調查團」來台調查台灣音樂，不但進行田野調查，並做了錄音和影 像記錄（包括照相和拍攝紀錄片）。1953 年黑澤將台灣原住民音樂介紹給國際音 樂學界。1973 年他將其 1943 年來台的調查成果寫成《台灣高砂族音樂》一書，成 為目前台灣原住民音樂研究的經典鉅著。1974 年他將其 1943 年來台的錄音，取出 其中原住民音樂的部份，出版為兩張唱片，名為《高砂族音樂》，是研究六十年前 台灣原住民音樂樣貌的珍貴錄音資料。1979 年黑澤應許常惠之邀，再度踏上暌違 將近半世紀的台灣土地，終得以完成其調查雅美族音樂的心願（1943 年時因戰爭 關係無法調查雅美族）。1980 年黑澤二度前往雅美族調查，以補充其音樂起源 說。1987 年黑澤因病過世，享年 92 歲。 黑澤過世後，他的家屬將他的音樂相關資料捐贈給日本國立大學圖書館，將 他的其他遺物捐給秋田縣縣立博物館。這些資料過去一直為日本學界所忽略，而台 灣學界對於黑澤的台灣音樂調查也缺乏了解。本人有幸於 2000 年得以接觸這批資 料，因而於 2001 年到 2002 年之間對黑澤的台灣音樂調查資料進行初步整理，試圖 了解黑澤和「台灣民族音樂調查團」來台調查的動機和始末，以及戰後黑澤對台灣 音樂調查的後續發展。 本計畫便是以上述研究為基礎，對於黑澤的台灣音樂調查進行再研究，希望 透過黑澤資料的研讀、戰時台灣音樂史料的收集、戰時日本音樂雜誌的檢索、以及 戰時戰後台灣音樂文獻的比較分析，能夠對「台灣民族音樂調查團」的組成背景、 來台調查的過程、以及黑澤之台灣音樂調查的學術意義等方面做進一步的探討。 以下將本計畫的主要發現，分為五點作簡要說明。 一、本計畫由 1942 年 12 月 2 日之《台灣日日新報》及 1943 年 1 月出刊之 《日本音樂文化新聞》的相關報導發現，「台灣民族音樂調查團」原本的調查對象 除了台灣之外其實還包括琉球，而且其調查目的是將台灣琉球看作是日本和南方的 接續點，希望透過對台灣琉球的音樂調查，以有助於日本當局建立大東亞共榮圈的 音樂文化政策，並有助於對東南亞華僑進行文化工作。又根據黑澤於 3 月發表於 《日本音樂文化新聞》的期中調查報告所述，該團原來擬定以一個月的時間進行漢 人音樂的調查，一個月的時間進行原住民音樂的調查，並且打算在台灣調查結束之 後取道琉球進行調查後才返回日本。不過，調查團到台灣之後，黑澤深深為台灣原 住民音樂的多樣性所震驚和吸引，覺得其中蘊藏許多極為珍貴的研究素材，因此便 將大部份的時間用在原住民音樂的調查和錄音，並且將調查團在台的時間延長至三 個月。到了調查團欲返日之際，戰局已經非常緊張，經常傳出日本船隻遭美軍擊沈 的消息，因此調查團一直無法返回日本，最後好不容易坐上船，冒著生命危險才安 抵日本，因此琉球的調查也只好作罷。 二、透過黑澤調查日記等資料的解讀和相關史料的收集，本研究發現 1943 年 1 月底到 5 月初調查團在臺期間，正好是日人之臺灣音樂政策的重要轉型期。首先， 雖然漢人傳統音樂仍然禁止公開演奏，孔廟也已改制，不過，宗教音樂已能自由進 行，孔廟也由於調查團之故而得以重現。其次，第二放送正好開播，而經過對娛樂 問題的檢討後，臺灣音樂節目也得以重新出現於廣播節目。再者，三宅正雄和清野 健所推動的「新臺灣音樂運動」原本以南部花柳界人士為改良對象，但在此時也已

隨著三宅的出任皇民奉公會要職而提升至中央層級，且正積極準備以「新臺灣音樂 研究會」的面貌重新出發，藉由臺北地區樂人的參與壯大聲勢和充實內容，使該運 動成為一個全島性的「真正的音樂運動」1 。 然而，在這些轉變之下，臺灣音樂一時之間雖似有復活之勢，但其實仍不脫所 謂「有條件的復活」。例如，孔廟釋奠禮雖然因調查團之故得以為重現，但是服裝 和祭祀用語都做了配合時局的改變，並被解釋為是「打破清國陋規」的「皇民鍊 成」表現和「大東亞文化的復活和再生」，而非臺灣音樂或臺灣文化的復活。此 外，由祭典後舉行之「聖樂錄音試聽會」的情形看來，官方並無意真正讓孔廟禮樂 文化真正復活。 其次，雖然第二放送的開播讓臺灣音樂得以重新出現於廣播節目，但是漢人傳 統音樂所佔比例偏低，且帶有唱詞的漢人音樂遭到壓抑，取而代之的是配合時局的 新式臺灣音樂，以以培養皇民精神、提振士氣。 同時，「新臺灣音樂研究會」雖然正蓄勢待發，將「新臺灣音樂運動」由南部 的運動擴展為全島性的運動，但是其目的並非試圖復振漢人傳統音樂文化，而是將 漢人傳統音樂進行漢洋、漢和融合，藉「健全娛樂」之名推行對本島人的皇民化運 動，並進一步為大東亞共榮圈的音樂文化建設效勞。 因此，不論是孔廟祭典的重現、第二放送的臺灣音樂節目、或是「新臺灣音樂 運動」，都可說是臺灣音樂表面上的「有條件復活」，實質上仍不脫以健全娛樂之 名，行皇民化之實，並藉大東亞共榮圈之口號將各種「復活」行動進一步正當化。 究竟調查團來臺前，日人對漢人音樂的控制和利用的情形如何？經過調查團來 臺的這段轉型期後，後續的發展又是如何？調查團對於其後續發展是否起了什麼作 用？這些都是有待繼續研究的重要問題。 三、本研究發現，黑澤調查日記和《台灣高砂族音樂》的敘述中，記錄了許 多原住民音樂的變遷情形。這是過去的研究者很少提及的。例如，調查團到排灣族 Kapiyan 社時，警官告訴他們，因為怕蕃人唱了蕃歌會想獵人頭，所以禁唱蕃歌。 再如他們到內文社時，警官告訴他們，大正三年（1914）時因為當地發生殺害日警 事件，因而自此之後便禁穿蕃服和禁唱蕃歌。這種禁唱蕃歌或禁止彈奏蕃人樂器的 情形也出現在布農族、泰雅族、賽德克族。不過，他們似乎在私底下仍會偷偷唱蕃 歌或彈奏蕃人樂器。 除了日人的禁止之外，青年團的訓練以及唱片收音機等大眾傳播媒體的影 響，也使得原住民的年輕男女喜歡唱日本流行歌和軍歌，也會跳日本舞踊，甚至駐 在蕃地的日本公醫也會教他們跳日本舞踴。例如調查團在花蓮參觀當地舉行的「第 13 屆國語演習會」中，便出現不少日本流行歌、舞踊、時局劇、歌謠曲等。此 外，蕃童教育所教導日文童謠，而警察駐在所中有時也有風琴，可見西樂已深入原 住民音樂生活，而原住民有時也會唱出帶有漢人音樂風格的歌曲。這種與平地文化 交流的情形，在阿美族和卑南族等居住於平地的族群表現得特別明顯。 以上日人的禁止、青年團的訓練、大眾傳媒的影響、以及與平地文化的交 流，使得許多原住民年輕人都已經對傳統歌舞感到陌生，也不知如何聽懂以口簧琴 彈奏出來的話語。 1 水野謹吾，〈新臺灣音樂運動前史（五）〉，《興南新聞》1943 年 6 月 21 日第三版。

還有一個特別值得注意的變遷例子，便是據賽夏族當時的警官趙旺華（賽夏 族知識份子）告訴調查團，賽夏族的矮靈祭歌舞當時已經成為竹東神社的奉納演 藝。這點與矮靈祭歌曲平時不能隨便演練的禁忌有很大的抵觸，因此如果此說法屬 實，可說是日本皇民化政策對原住民傳統文化相當嚴重的干預。不過我在竹東神社 1942 年設立時的報紙報導中，並沒有看到其中奉納演藝有原住民的歌舞演出，而 現在的賽夏族人也都從未聽過此事，因此真相究竟如何，仍有待查證。 除了上述變遷，黑澤也數度提到當時原住民知識份子已經開始對自己族人音 樂進行採譜記錄，例如卑南族的川村實（漢名陳實）和阿美族的阪田基明（漢名李 基明）。另外，當鄒族族人去台中放送局為調查團錄音時，帶他們去的矢多一生巡 查（漢名高一生）在錄音前還會用風琴帶領他們練唱。 由以上的敘述可知，原住民音樂在調查團來台時已經有了不少改變。由此衍 生兩個重要問題：一是日治時期日人的原住民音樂政策究是如何？一個是黑澤之錄 音的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又是如何？ 有關日人的原住民音樂政策，這是過去不論研究原住民文化或原住民音樂的 學者都一直未曾進行研究的問題。由於此問題龐大，已超出本計畫範圍，因此將留 待日後再行探討。但是起碼黑澤的記錄提醒我們去注意這個長久以來受到忽略的問 題。 至於黑澤錄音之歷史意義和學術價值的問題，其中牽涉許多問題，例如：當 時錄音的對象究竟是哪些人？他們的歌唱和樂器彈奏是否已相當程度受到外來文化 的影響？ 有關此問題，可以確定的是，黑澤錄音的對象中，雖然也有各族群中的代表 性人物（例如泰雅族竹頭角社演出者之一中島繁是該社頭目，卑南族演出者之一知 本夏子是該族著名女巫），但是其中青年團成員也佔相當比例。此外，由《理蕃之 友》雜誌可以看到，布農族地利社演出者間野利行為黑澤所錄的「正月之歌」及 「孤獨之歌」，也正是他在前一年（1942 年）5 月 3 日舉行之皇軍慰問學藝大會上 所表演的節目，而該學藝大會便是由原住民各族青年所演出，由此可推知，黑澤的 錄音中，應當也包含了當時在此種學藝大會會出現的一些青年代表及其演出。因 此，我們對待黑澤 1943 年的錄音時，應當將它視為六十年前原住民音樂在時局和 外來文化影響下所呈現之樣貌的記錄，也唯有當我們將這些錄音置於其歷史脈絡， 才能真正了解這些聲音所代表的意義。而這批錄音的學術價值，正是在於它為戰爭 時期的原住民音樂留下了聲音的記錄。由於日治時期原住民音樂留下來的聲音記錄 非常有限，因此黑澤的錄音便更形珍貴。至於黑澤的錄音跟戰後原住民音樂的種種 錄音比較起來有何異同，則是有待研究的另一課題。 四、黑澤的台灣音樂調查除了記錄了戰時原住民音樂的變遷情形，另外的一 大貢獻便是提出了台灣原住民歌唱風格的多樣性，指出各族群之歌唱風格的主要特 徵，並對這些風格加以分類。在黑澤之前，雖然也有不少有關台灣原住民音樂的研 究文獻，但是這些文獻對於原住民各族不同的歌唱風格並未進行清楚而具系統性的 分類和區隔，因此黑澤在這點上可說是做了重大的突破，而且為日後的台灣原住民 音樂之歌唱風格的研究建立了一個重要的典範。 五、黑澤的另一大貢獻，便是將台灣原住民音樂介紹到國際音樂學界，並讓 台灣原住民音樂在國際重要音樂學者的著作中得以被記上一筆。在這方面，本研究

較大的突破便是與 Alan Lomax 的檔案資料館取得聯繫，釐清了 Alan Lomax 當年由 黑澤處取得了哪些台灣原住民音樂的錄音，作為他著名之 Cantometrics（歌唱計量 法）研究計畫的採樣，也看到當時 Alan Lomax 根據 Cantometrics 之分析方法對於 台灣原住民音樂所作的分析。這個資料的取得，讓我們得以更進一步了解黑澤錄音 與 Alan Lomax 之 Cantometrics 研究之間的關係，並且也讓我們看到黑澤台灣音樂 調查與國際音樂學界接軌的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