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與文人的地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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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子計畫十一：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與文人的地方生活

計畫類別：□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97-0399-05-0301-11

執行期間：97 年 01 月 01 日至 97 年 12 月 31 日

計畫主持人：李弘祺

共同主持人：魏捷茲

計畫參與人員：

劉碧雲、孟智慧、曾雅蓮、吳映青、朱政綱、朱曉潔

成果報告類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完整報告

本成果報告包括以下應繳交之附件：

（請勾選）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赴大陸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一份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及發表之論文各一份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書一份

處理方式：除產學合作研究計畫、提升產業技術及人才培育研究計畫、

列管計畫及下列情形者外，得立即公開查詢

□涉及專利或其他智慧財產權，□一年□二年後可公開查詢

執行單位：國立交通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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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與文人的地方生活

The Local Lives of Mingzhi Academy Scholars in Hsinchu City and its Environs

中文摘要本計畫今年度成果有三方面：首先是清代竹塹地區文人名單的收集與文人關係網絡的初步建立，第二是推動清代竹塹地區文人戶籍資料庫的建置，第三是與研究群成員在工作坊的討論互動及研究論文的發表。文人名單和關係網絡的建立是以《淡水廳志》（1977[1871]）、《臺灣省新竹縣志》（1956）等志書中記載竹塹地區參與科舉並獲取功名的人士為主，輔以其他一手或二手資料交互比對補充而成。清代竹塹地區整體文人名單共計約有 250 名。從名單分布中可看見，竹塹城內與城外是一個有意義的比較指標，呈現文人在詩社集會、社會參與等面向上不同的表現情形。其次，本計畫同步收集日治時期竹塹地區文人家戶的戶籍資料，並和中研院歷史人口中心合作，推動竹塹地區文人家戶資料庫的建置，以供進一步針對文人社群進行歷史人口主題的分析，並與其他相關研究進行比較。第三，本計畫於研究群第四次工作坊報告「明志書院人際關係網絡之初步整理」一題，並於「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發表「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與文人的地方生活」一文。這些初步的研究發現，對於本計畫以「想像的社群」此一理論概念來研究竹塹地區明志書院與文人社會生活之間關係的嘗試，有著相當程度的肯定。關鍵詞：明志書院、竹塹地區、地方文人、想像社群、日治時期戶籍資料英文摘要

There are three concrete results of the first year project: (1) a collection of the name list and network for the Hsinchu region of its Qing dynasty era educated elites; (2) establishment of a database of the Japanese colonial era household registration for educated elites and their families; and, (3) a research group PowerPoint Lecture and a conference paper. I discuss each of these three concrete results in turn below:

First, the Subprefectural Local History for Danshui (Danshuiting zhi) (1977[1871), the Local History for Hsinchu Country, Taiwan Province (Taiwan sheng Xinzhu xian zhi) (1956), and other similar primary and secondary documents provide the names of Qing dynasty era educ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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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ites and their networks for the Hsinchu region in general and Hsinchu City in particular. The list currently includes about 250 names. The list documents that educated elites living inside versus outside of Hsinchu City different in their academic activities, including particularly their participation in the Poetry Society (shihui) and other similar social activities.

Second, Japanese colonial era household registration records have been collected and—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Center of Historical Population,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database established for future statistical comparison and analysis.

Third, I presented a PowerPoint lecture entitled “A preliminary Study on the Network of the Literati of Mingzhi Academy” at the research group workshop and a conference paper entitled “The Mingzhi Confucian School and the Local Life of the Literati” at the recent International Hakka Conference. The theoretical idea “imagined community” is critically considered as a foil for determining how local directed social change impacted and was impacted by an awareness—through learning and knowledge—of otherwise over-the-horizon distant forces.

Key words:

Mingzhi Academy, Hsinchu region, local educated elites, imaged community, Japanese era household rec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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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正統教育對地方生活究竟扮演什麼角色？自清初以來，竹塹地區的地方精英經由明志書院取得正統的文人身份，並推動儒學教育的發展，使其成為北臺灣地區社會重要的文教中心。因此，本研究視書院為一個「想像的社群」（imagined community）來思考臺灣社會運作的價值體系以及其實踐的理路。本研究進一步認為，以書院為核心所形成的文人與地方精英集團，可能形成影響地方社會變遷方向的主導力量。過去對於臺灣地方社會的研究多偏重以政治經濟的角度來理解個別社群或聚落的發展與變遷，例如生態、勞動力和生產組織、市場與市場經濟及國家賦役等面向，而對於社群成員自身所理解和追求的「社群」概念較少著墨。以社群作為彼此擁有相近或相似價值觀的人群而言，社群內部所流通的文化價值、跨區域間流動的觀念和思想，都可能影響甚至左右社群的發展和變遷。Benedict Anderson（1991[1983]）提出「想像的社群」概念，強調社群共享的文化價值，對社群整體性的發展甚至社會變遷具有主導性的力量。本研究奠基於此一基礎，來理解清代竹塹地區明志書院—作為儒家文化價值滲透的場域，如何在伴隨的國家地方官員介入、監督和支持之下，成為主導地方社會變遷的力量。因此，本研究計畫開展的是一個嶄新的嘗試：以明志書院作為一個內部流通和實踐儒家文化價值的地方文人社群之概念，取代傳統以地域或官方劃分的人群硬界線，以思考和探究文化與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本計畫預期，不同社群內部的文化價值展現將會是多元的，然而從一個地方書院的角度來看，這些文化價值同時也可能呈現某種清晰的歷史與內在連續性（coherence）。以當代社群理論為背景，本研究計畫通過分析明志書院的材料來探討社群「整體性」（holism）如何被創造出來的議題。事實上，「想像社群」的概念之所以成為當代最具影響力的社群理論，主要原因是 Benedict Anderson 動用了「想像」作為一種社會實踐所提供的可能性，建立了一個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重構「社群整體性」的理論典範。具體地說， Anderson 成功地描述了印刷品—尤其是報紙—的生產、流通與消費，如何創造出「國家」或者是「國族」這種特殊形式的社群。在這個過程中，印刷品—作為一種參與文化創造的西式資本主義商品—的重要性，在於其回應了資本主義的「異化」社會重塑社群「整體感」的需求。因此，對 Anderson 而言，重塑社群整體感，必須包含以下三個相扣的環節。首先，國家機構對社群內部組織的滲透，是國家與社群資本主義化的必然結果，因此，規模日益龐大的商品流動，會使得原本獨立運作的社群組織，反倒必須依附在國家的制度之下。換句話說，Anderson 認為在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家或國族取代了前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社群，然而，作為一種「想像的社群」，前者的社群整體性卻是建構在後者的「根基性」上。其二，透過「再現的創造」與「活動的進行」，社群成員可以克服他們對於社群整體性消失的感受。對社群成員而言，創造各種「再現」與組織進行各類「活動」是他們重新在當地宣稱社群自主性的方式，這種宣稱地方自主性的方式，與那些千方百計想要遙控地方社會的國家力量，巧妙地融合在一起。諷刺的是，「國族」這種從「根基」社群擴展而來的「想像」社群，儘管企圖顛覆王朝的合法性基礎—即君權神授與階序體系（1991[1983]: 7），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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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6 確立現代國家做為一種政治社群的合法性，這種看似新穎的現代社群的概念，卻是訴諸於傳統社群的「原始本質」（aboriginal essence）（同上引，頁195）。其三，朝聖以及白話文學之發展，特別是白話文報紙的普及，把原本完全扯不上關係人群和他們的生活，放置在一種新穎的社會關係之中。Anderson 動用朝聖、白話小說與報紙等經驗現象，來論證這種新穎社會關係的出現，目的是創造一個讓國族或國家的「古代」（antiquity）或者「自然狀態」（naturalness）等想像，可以具體存在的空間。有意思的是，由於這個空間本身的特殊性， Anderson才得以宣稱涂爾幹社會學典範下的「有機社會」的概念，可以用來精確類比「國家」的概念。用Anderson的話來說，「社會學的有機體（organism），其實是一個在看似同質的與空白的時間中移動的整體；一直以來，國家都被理解成是一個在歷史中平穩地移動的堅實社群，因此，有機體的概念可以精確地類比國家的概念。」（同上引，頁26）。如果我們還記得 William James 對「宗教的租客（tenants of religion）」的著名評論的話，那麼「想像的社群」這個概念看似新穎，卻是似曾相識，換句話說，想像也許不是真的，但它的後果卻是貨真價實。值得注意的是，Anderson 在談論「想像的社群」概念時，雖然明確地指出此概念僅適用於現代歐美社會及其殖民地區，但他也經常提及中國的例子並與之比較。雖然，臺灣的情形和 Anderson 所試圖界定的真實肯定有所不同，但這也開啟了我們一個疑問：在清領時期的臺灣，究竟是什麼樣的社群概念作為一種文化價值，透過社群形成過程的機制，對臺灣社會的變遷提供了一定的方向呢？此一將竹塹地區明志書院視為「想像社群」的研究框架，可以對Anderson的理論觀點提出實質而認同（substantive-yet-sympathetic）的對話與評論。在清領時期的臺灣，帝國的地方官、商賈及文人對於提升地方教育不遺餘力，透過書院和儒學的管道傳遞儒家思想，使這類教育體制成為承載和流通理想文化價值的場所，並透過學子們在其地方生活的參與和實踐而進入地方社會之中，達到教化社會的目的。這種「想像」的概念導源於地方學子、文人士紳與地方官之間關係的內在張力。這些地方精英在明志書院相互認識，形成文人集團，進而在不同的層面主導地方事務。然而，地方官的職責在於控制地方社會，另一方面，地方精英對於財富累積也有個別的關懷。以下先簡介既有研究或文獻中對於明志書院及其背景之理解，以說明對於清代臺灣竹塹地區明志書院的研究，如何可能提供一個與 Anderson 的研究不同的啟發性思考。清代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是一個民間與官方協力建置的書院。主要由民間出資，經由官府的認可與運籌帷幄，它經歷了在地理上從淡水興直堡（今臺北縣泰山鄉明志村）山腳下移建至竹塹城內核心地區，而在性質上由義塾轉變為詩賦經論、文風鼎盛的文匯場所之過程。239乾隆二十八年（1763），福建永定縣貢生胡焯猷獻充興直堡坪頂山腳自置水田，並捐其舊宅充作義學，名曰明志。同知胡邦翰詳建書院。乾隆二十九年（1764）總督楊廷璋勒石以記其事，撰有〈明志書院碑記〉一文。後淡水廳同知以原建書院距離廳治太遠，倡議於竹塹城內別建，乾隆四十六年（1781）竣工（陳培桂 1977[1871]: 137）。自乾隆至光緒 239_{相關記載或探討請見：陳培桂修《淡水廳志》}_{，1977[1871]: 137-139；鄭鵬雲、曾逢辰纂《新竹縣志初稿》，} 1984[1898]: 93-95；不著撰人《明志書院案底》，1959[1920]: 59-69；黃美娥 1999a；詹雅能 2002；許楓萱 200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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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7 朝的二百多年間，竹塹明志書院幾經修建，均由官方主導（見〈重修明志書院碑〉，陳朝龍 1984[1893]: 180）。在書院經費的來源、擴充及經營上，官方扮演直接監督和執行的角色。而在書院考課體制上，明志書院也設有官課、師課兩種及膏伙獎勵制度，歷任淡水廳同知或新竹知縣都透過書院內的考課制度，直接或間接參與在書院學子的教育養成之中（詹雅能 2002: 28-34）。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明志書院的山長也經由提督學政任命，而兼任竹塹義學督導之職（黃旺成編 1976: 2971）。清代臺灣書院在國家教育體制中扮演的角色，大抵是為了彌補官方儒學（學宮）在數量上的不足，滿足地方士子求學的需要（陳培桂 1977[1871]: 121；黃新憲 2000: 66）。其性質由於各地書院發展過程的不同而有所差異。在書院求學和在官方儒學求學的學子一樣，可以參加科舉考試，進而有機會擔任朝官，或在帝國行政體制下流轉於國內各地擔任地方官員。他們也可選擇留在地方書院、義學或各村庄書房等教育機構內教書，透過教育管道提攜地方學子們，甚至影響他們的社會流動。進一步而言，作為知識精英的地方文人士紳，一方面能夠以儒化語言和地方官員打交道。另一方面，這些知識精英經常來自於地方上具有經濟基礎的家族，參與一定的社會與政治網絡。奠基在這些基礎上，他們更能從地方社會的發展中獲取自身的利益。明志書院（廣義上包括臺北興直堡與竹塹地區）是北臺灣最早、也可說是最為重要的書院。240期間歷經淡水廳（雍正元年至光緒四年，1723-1878）和淡、新分治（光緒五年， 1879）後之新竹縣治下，至日治後終止。可以說，和明志書院有關的地方官、山長及其他執教者、學子等，在清廷於北臺灣殖民的動態歷史過程中扮演了核心的角色，特別是在構思、建置以及統治當地漢人包括閩、粵籍人群以及非漢社群等面向上。例如竹塹地區文人士紳參與的事件包括促成淡水廳儒學設置（嘉慶二十三年，1818），淡水廳治竹塹城垣建立（道光六年，1826），撰文勸諭社會停止分類械鬥（如鄭用錫之〈勸和論〉）及參與團練並協助官府平定亂事（如林占梅參與平定戴潮春之亂）等等。241北臺灣竹塹地區的地方官和地方知識精英共同努力，建立了以精英為主的社群發展動力。竹塹城內逐漸形成某種「想像社群」的情形及其重要性，也已或多或少被其他學者注意到（Lamley 1977；黃美娥 1999a, b；施添福 2001）。

貳、研究目的

本計畫目的是以文人社群形成的角度來重新檢視社群理論以及臺灣的族群理論。在此目標下包含兩個明確的方向。首先，透過檢視體制化的學習與識文能力（literacy），及其伴 240_{北臺灣較早期的書院包括淡水廳內的明志書院、學海書院，噶瑪蘭廳（今宜蘭地區）的仰山書院。其中明} 志書院建於乾隆年間，仰山書院建於嘉慶十七年（1812），學海書院則於道光二十七年（1847）建成。學海書院最富盛名的一位院長陳維英（同治年間），即是曾任明志書院山長達三十餘年的竹塹士紳鄭用鑑之學生。前於咸豐年間，陳維英亦曾於仰山書院任教。此外，陳維英亦曾官任內閣中書，得四品銜。在師承關係及文人網絡的意義上，可見明志書院地位的特殊性與重要性。以上參考自陳培桂1977[1871]: 139, 246；芝亭 1984: 19；黃美娥 1999a: 25。 241_{參見〈捐造淡水廳城碑記〉}_{、〈捐造淡水學文廟碑記〉}_{、〈勸和論〉，收於陳培桂修《淡水廳志》}_{，1977[1871]:} 381-386, 417-418；郭伶芬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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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68 隨而來文化價值的實踐，我們可以對地方社會變遷—有時被稱為「本土化」—的過程，獲得一種不同的理解。其次是將臺灣特殊的歷史事實，與此「想像的社群」理論進行歷史和理論的對話，可以進一步擴展此一辯論的視野。本計畫主要的研究焦點在於：清代明志書院如何形成一個場域，成為帝國的的媒介、滲透到竹塹城內及其地方社會之中。地方學子們在明志書院內接受儒家教育，不僅習得識字能力，同時也接受儒家文化的薰陶，創造共享的價值觀—形成特定的社群感，他們以相似的動機和方式，將之帶回自身所處的村莊社會之中。因此，這類讀書習文的活動，不能簡單地將之視為附屬在印刷媒介的商品化發展過程的行為而已。另一方面，本研究也關心，在整個清帝國範圍內流動的知識精英（包含流官、文人士紳等），在面對所處地方社群的特殊性時，是否具有一定程度的自覺意識，在地方上推動因地制宜的儒化活動。以明志書院為主軸出發，本計畫目的可再分成以下三個主題。首先，本研究的一個核心主題是檔案（documentary），包含特殊意義上的律法文書。 Benedict Anderson 在討論「想像的社群」概念時，忽略了習文識字的工具性面向，而這正是本研究將予以強調的一點。亦即，明志書院如何成為一個文化上、甚至帝國行政上的核心聚點，用來協助國家對地方的控制。背負著這種關懷，可以從檔案中看到，除了對文人社群生活的描述，我們更能從文本本身的分析中，看見它們一方面被用作律法文書或者是道德勸諭，同時也背負了實踐社會控制的功能和意義。第二個主題，是從具體史料探索在帝國內流通的檔案文書，如何與地方社會所創作和使用的文本相結合。一個重點是，不論這些文書是由地方上的宗族、寺廟或其他類型的社會組織所生產，唯有當這些社會組織倚靠律法文書的效力時，它們才能成為有效力的核心，強制人們的配合。簡言之，地方社會組織是因律法文書而被創造，而律法文書也因為地方社會組織的關係而被生產出來；兩者之間有著相互依附的辨證關係。最後一個主題是要直接檢驗一個假設。此一假設認為，文本流動存在著一種匯集的工具性關係（convergent instrumentality）。亦即，原本只涉及在書院之內學生與畢業校友之間的文本流通，會因為他們回到家鄉之後，再捲入各種儀式性的社會組織和其他類似的社會單位，而最後併入在國家層次上的文本流通及其相伴的一些現象。因此本假設主張，透過明志書院和知識精英而流通的書寫媒介，雖然並非以像歐美國家及其殖民地區的那種資本主義化的商品形式而流動，但卻也已被整合在一個已經貨幣化和商業化的政治經濟體系之中，而此正是整個中國作為一個包羅萬象的國家所獨具的一些特徵。

參、文獻探討

本研究計畫有兩種不同層次的學術性對話。一是促使臺灣和中國大陸這兩個各有不同文獻背景的研究產生互動和連結；二則是在人文社會科學領域中，與有意規劃或引導的社會變遷的相關研究進行對話。以本計畫和中國大陸相關的研究來說，特別著重在以下三個不同的面向上。首先是對於書籍與手稿的重視。就本計畫而言，同時包含官方檔案和在地方上流通的手稿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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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nthia J. Brokaw 和 Kai-wing Chow 最近出版了一本書，名為《晚清中國的印刷與書刊文化》（Printing and Book Cultur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5）。這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研究著 作，因為它不僅對於中國大陸地區的印刷出版事業著墨甚多，還更進一步在書籍與手稿之間的關係上做了很有參考價值的報導和分析。此外， Limin Bai 的《捏出個好孩子：晚清 中國的兒童與他們的讀本》（Shaping the Ideal Child: Children and Their Primer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2005），用了與前書不同的方式來探討相關的問題。這類研究檢視現存的書籍與手稿，有助於我們重新衡量明志書院、竹塹城及其地方社會中所流通、使用文本的重要性。在審視與書院本身、衙門廳廨、社區儀式性組織、或宗教與商業活動相關的文件時，這類研究可協助我們重建不同文件之間的關係，尤其是了解明志書院內部文本作者與編篡者的養成方式。再者，本研究也將密切注意文本資料中所描述的關於社群內部體制的部份，包含宗族、廟會，及其他相關的重要社會機制。此外，檔案文件的語言和文本特徵，包括使文件成為文本的準備工作。透過這些文類的書寫，以及文本在社會所產生的功能或語言特徵，我們可以辨識出一個文件在語言與文脈建構的同時所反應出來的集體思惟與價值選擇的自動性。其次，既有研究已累積大量的社會史資料，指出地方知識精英參與在臺灣各地、特別是北臺灣區域發展，甚至主導地方社會變遷的情形。在這些文獻中，單是針對竹塹一帶的研究便已汗牛充棟。研究主題十分廣泛，包括宗教（Saso 1978）、貿易（林玉茹 2000）、法律（Allee 1994）、望族及其人際網絡（蔡淵洯 1978；林玉茹 2000；張德南 1997）、宗族與廟會（黃朝進 1995；羅烈師 2001, 2005a）、婚姻與收養（莊英章 1991；Arthur Wolf 1995）、族群衝突（許文雄 1980）及竹塹城的建置（Lamley 1977）等。在上述文獻中有一個不斷出現、但卻未被探究的重要議題，即地方知識精英所扮演的關鍵整合性角色；他們糾葛在宗教、宗族、地域性組織、官僚與次官僚體系及貿易等活動之中。而這些複雜關係和角色糾葛，正是本計畫所試圖探究與描述的議題。第三，眾所習知，無論在臺灣還是中國大陸，地方學校教育都展露出一種識文習字的特殊文化。即，相當重視培養學子的自覺意識，致力於創造、流通與傳遞儒士的價值體系和儀禮細節，希冀能夠「化」國之民、「化」國之境。242清代發生許多事件，讓世人對識文習字一事之看法產生影響深遠的後果，但人們對於這些變化的反應，特別是在反思知識精英在地方與國家層次上應該扮演何種角色上，卻與同時期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的反應大不相同（Rowe 2001）。就清代臺灣而言，上自朝廷命官、下至地方百姓，都不遺餘力地積極建設地方教育，擴張學術社群網絡，呈現一種由義學邁向官方認可書院的演變趨勢。雖然文獻中已談論很多關於地方學校與當地社會機制，特別是寺廟、宗族之間的關係，但除了筆者過去在澎湖的調查，目前在臺灣研究中還找不到類似的例子，專注於探討地方書院與當地社會變遷過程之間的具體關係。 242_{臺灣地區相關文獻包括：陳昭瑛 2000; 葉憲俊 2003; 余文儀 1984[1774]; 鄭用錫 1998[1834], 1992[1870];} 陳培桂 1977[1871]; 連橫 1984[1918]; 何培夫 1998; 丘秀堂 1986。清領時期臺灣相關者包括：丁榕萍 1983; 高明士 1997; 金鑠、吳振芝 1978; 林孟輝 1999a, 1999b; 林文龍 1999; 林耀潾 1997; 王啟宗 1987, 1988; 王德昭 1982; 王惠琛 1990; 許世穎 1996。清代大陸地區包括：陳谷嘉、鄧洪波 1997a, 1997b; 江堤 2003; 鄧洪波 2004; 樊克政 1995, 2004; 彭定國、楊布生 1997; 盛朗西 1977; 張世賢 1976, 1978; 張正藩 1973, 1981; 朱漢民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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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0 在有關中國地區的書院研究這方面，大致有兩點值得我們注意的地方。一方面，書院在某地出現是件極具選擇性的事，其發展經常隨著地方的變動和帝國的興衰而歷經起伏。另一方面，中國各地的書院通常只是一個複雜精細的知識體制裡的小環節，而此龐大知識體制正是晚清中國知識史的基石。這裡所謂的知識史，指的是由國家所認可的正統知識與學習方式之歷史；它們的價值與權威是由帝國所賦予的，它們在特定社群中所進行的有限流通也是透過帝國的力量來進行的。近來已有不少研究開始關心書院在地方社會中扮演的角色，這些針對晚清中國教育所做的研究使得一件事情逐漸地明朗化，其中由 Benjamin Elman 和 Alexander Woodside 所編的《清朝晚期的教育與社會：1600到1900》（Education

and Socie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1600-1900, 1994）一書可說是功不可沒。也就是說，如果

我們沒有把現代性（modernity）狹隘地界定為一種是與外來殖民勢力互動之後才產生的後果，那麼中國與眾不同的現代性其實早就在其境內各處蔓延開來。這裡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這些歷程發生的比西方強權來到中國要略早些，也比槍炮硝煙四飛要早些，更是在西方資本主義的商品叩關前就已開始。從國際學術界對於「想像的社群」理論之相關探討來看，本計畫的核心精神便逐漸明朗。因為本計畫和其他文獻都將檔案文書視為一種文本，在文化建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角色，是形成「想像社群」的關鍵。「想像社群」的概念有其源自於涂爾幹以及法國社會學派的理論傳統，強調儀式—尤其是獻祭，是經常被用來處理可能威脅社會凝聚力的危機事件之一種社會行動。儘管 Benedict Anderson 並沒有直接引用涂爾幹的著作，但在《想像的共 同體》一書中（Imaged Communities 1991 [1983]: 53-54），Anderson 暗示 Victor 與 Edith Turner合著之《基督教文化中的想像與朝聖》（Image and Pilgrimage in Christian Culture, 1978）一書，對其所提出的「想像社群」概念有著深遠的影響，顯示此概念實際上是延續涂爾幹宗教社會學的典範，將宗教、道德與教育視為是社會再生產的重要管道（reviewed in Lukes 1972）。雖然在許多重要議題上，Victor Turner 的儀式研究嚴厲地批判涂爾幹的傳統，但在他對現代儀式中經驗與整體感（holism）的強調，其實已在涂爾幹和文化建構論及其相關社會過程的探討之間，搭起了一座橋樑（參見 Turner 1982, 1986）。這個研究取向雖未獲得應有的重視，但它在臺灣和中國研究中實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其中又以孔復禮（Philip Kuhn）的《叫魂》（Soul Stealers, 1992）一書最值得一提，因為它生動地描述了清帝國力量攀上巔 峰、社會內部張力逐漸累積之際，民間爆發了一場魔幻的想像，用一種像是妖術的魔力來抗拒帝王的統治，而乾隆皇帝居然也參與其中。其他類似的研究則從不同切入點來探討帝國後期的中國。其中較重要但也經常被忽略的早期作品，是許烺光所著的《宗教、科學與人類危機》（Religion, Science and Human Crises, 1952）一書。近年內較重要也獲得高度評價 的著作，包括 David E. Apter 和 Tony Saich 合著之《老毛的共和國以及其革命論述》 （Revolutionary Discourse in Mao’s Republic, 1994）。最後我們也不該遺忘 Erik Mueggler 所著的《野鬼的年代：西南中國的記憶、暴力和所在》（The Age of Wild Ghosts: Memory, Violence,

and Place in Southwest China, 2001）。雖然此研究談論的是非漢少數民族，但 Mueggler 也

主張中國這個國家對於住在雲南境內的倮倮人而言，其實像是一種魔幻或巫術性的存在（magical）。他「研究[人們]的具體行為和詩歌表現，視之如何被作為一種資源，讓人們涉入、轉移或取代國家這種複雜幻像的存在，以此屈從或從國家的掌握中逃離」（2001: 5，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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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 他探討少數民族的西南中國人類學研究，則與此書並列於一篇近期的回顧文章中，見 Wilkerson 2003）。循此研究取向，本研究著重於視書院與其學生在儀禮層次上形成的「想像社群」，是為了再現和克服那些未知及不可知的力量之後果。同時，此一社群的強調，可以進一步指出精英式的識文習字教育在國家之內、不同地域社群之間，有其特殊的重要性。正因為精英教育與地方上其他類似的文化展現機制一樣，其實是在一個更大的社會空間中流通，遠超過單一社群或單一書院的範圍。最後，受教育與文本，可說是社群用以對內、外揭示自身的一種文化手段（cultural means），其重要性足以引導社會變遷的方向。換句話說，在考量文人與書院參與建立地方社群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地方社會與國家統治的微妙關係之後，本計劃所要回答的問題是：明清以後，書院為何可以是地方社會建立地方社群的「合法」管道？本計劃的初步結論是：明志書院在動員地方社會與媒介國家統治之間扮演一個平衡的角色，既是參與建立地方社群，卻又限制地方社群的發展，可以避免因地方社群的高度發展而威脅到國家統治權力，因此，書院被國家認可為建立地方社群的合法管道。

肆、研究架構與方法

在臺灣，帝國力量透過地方書院而行使的文化手段之過程與後果，可以從以下幾種材料看見：方志、族譜、帳簿、石碑、宗教科儀本甚至是文人日記。243此外，官方檔案也還有待更進一步檢視（例如 Philip Kuhn 1992 的傑出運用）。最後，還有那些在書院裡使用的文本以及這些文本在知識史中的位置。本計畫的研究方法主要從計畫主持人過去的田野研究經驗而來，例如在澎湖和廣西地區研究中處理方志和地方手稿的經驗。主要強調地方文書的紀年面向，而這些則可從地方書院、地方政府和社會機制的記載中找到。本研究強調不同社會機制的個體之間的相互關連，通常包括某些特定人物如何出現在不同方志、廟碑或地方書院石碑、墓碑刻文、族譜、契約，及其他書籍或手抄本的情形等等。透過如此方式，可追溯跨越不同社會機制之間的個人生命史。然後，在每一個橫切面上，可以進一步了解不同機制作為一個整體時的運作方式，例如官僚體系、次官僚體系、宗族、廟會組織，及親屬和婚姻的理想與實踐等等。在明志書院的研究中，本計畫特別著重《淡新檔案》及各類地方志、文人著作的研究（戴炎輝 1984b, Allee 1994），並更重視關於個人傳記、宗族和廟會的細節，以及它們和地方書院、官府之間的關係，日治時期戶籍除戶資料的大量使用是一項重要的輔助工具，使上述的探討更為可行。此外亦對於竹塹地區研究的二手資料進行一個全面性的理解。關於竹塹地區的二手資料可謂汗牛充棟，但還沒有一個全面性的回顧與探討。而且這些文獻大多以中文書寫，非常值得發展一個以英語書寫的文獻回顧，讓國際學術社群能夠有機會進入竹塹研究的領域，並參與交流、討論。本計畫為三年型計畫，工作初始規劃以下三個研究階段，並因應實際進行情形而有所 243_{對於竹塹方志的描述或應用，見戴炎輝 1984a 和 Allee 1994。竹塹手抄本及其運用，見張炎憲編 1998; 鄭} 華生 2005; 莊英章 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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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2 調整或擴充。第一年主要目標是針對竹塹地區及明志書院的一手與二手文獻的了解和回顧，並廣泛開展視野，累積材料與更多的問題意識。第二年將針對明志書院的師生一些特殊的例子進行個人生命史的交互描述和比較，以逐漸將文人社會網絡的圖像具像化，並與竹塹地區或北臺灣的社會史過程緊密結合。第三年規劃書寫研究成果在區域和理論上的回顧與應用。初步研究成果將在國內與國際會議中發表，提供一個討論的平台，並對於後續研究提出具前瞻性的意見。

伍、研究成果與發現

本計畫關注由文人高度集中的書院作為推動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的場域，如何影響文人的生活及其與地方社會的關係，甚而形成主導社會變遷的力量。本研究透過官方與地方文獻、文人著述、族譜及戶籍資料等材料的爬梳，已逐步釐清明志書院與地方文人社群的關係及其社會影響力。本計畫試圖從文人社群出發，探討帝國知識體系如何透過儒化教育的流通，進而在清代竹塹地區社會中形成跨越祖籍與地域的社群。第一年度成果首先包括文人名單資料的收集，包含科舉功名、籍貫分布、城內外分布、社群分布和文人家族等面向。這些名單提供我們第一階段研究切入的基礎，釐清竹塹城內與城外以書院為核心的人群關係網絡。基礎文人名單是以《淡水廳志》（1977[1871]）、《臺灣省新竹縣志》（1976）等志書〈選舉表〉中記載竹塹地區參與科舉並獲取生員、舉人、進士、貢生及捐例監生等資格的人士為主。 244 再以其交叉比對地方士紳事蹟記載、族譜、古文書、詩社成員名單等一手或二手材料，累積、擴充清代竹塹地區整體文人名單，共計約有 250 名文人左右（文人名單請見附表 1）。扣除鄉貫未標明或不明者，約有 100 名文人分布於竹塹城內或鄰近往來頻繁的村莊（如水田莊、樹林頭莊，本計畫視之為廣義的「竹塹城內」），有近 50 名分布在較遠的城外。以籍貫來說，城內大多為閩籍（包括福建泉州同安、晉江、安溪、南安、永春及福州侯官等地），城外則約三分之二為粵籍（包括廣東饒平、鎮平、潮州、陸豐，福建永定等地）。客觀而言，閩粵人群在人口數量及地理分布上本有差異，因此反映在文人人數上的比例，須對照當時竹塹地區人口總數始能呈現一有效對比。245儘管如此，廣義的竹塹城內與城外仍呈現一種人群構成的相對性。在清代竹塹城外、今日新竹縣地區，我們收集到的粵籍文人名單包括：六張犁庄（今竹北六家）林姓文人 5 名，九芎林庄（今芎林鄉）劉、林、彭、魏、李、鄧、楊、詹等姓 244 研擬文人名單，我們參考的資料包括：陳培桂編修《淡水廳志》，臺灣文獻委員會（1977[1871]）；黃旺成編《臺灣省新竹縣志》，新竹：新竹縣文獻委員會（1976）；陳運棟《內外公館史話》，臺北：華夏書坊（1994）；黃美娥《清代台灣竹塹地區傳統文學研究》，私立輔仁大學中文研究所博士論文（1999a)；及黃美娥〈清代臺灣竹塹地區文學的發展與特色〉，刊於「竹塹城學術研討會會議手冊」，頁85-118，新竹：新竹市政府（1999b）等。 245 以日治時期大正十年（1921）的資料來說，新竹市地區閩籍人口有 43,158 人，佔總人口數之 90.30% ，粵籍人口有 4,488 人，僅佔 9.40%（羅烈師 2005b: 21）。換句話說，就日治時期新竹市區的人口母數而言，粵籍人士所佔比例偏低，因此也影響城內可能產出的粵籍文人人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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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 文人約16 名，新埔地區藍、詹、彭、劉、張姓文人約 11 名，鹹菜甕地區（今關西鎮）約 5 名，北埔地區兩名，竹東、湖口、峨眉、寶山等地共約5 位左右。在中港、貓裡（今頭份、苗栗市）地區，則有黃、陳、劉、吳姓文人約11 位。246上述竹塹城外地區粵籍文人數約有 45 位，他們分別也在各自的鄉貫或跨區受聘於書房（亦稱民學或私塾）教育工作，從事地方啟蒙或基礎教育，是將儒家教育與價值往地方紮根的重要推手。清代竹塹地區有以城內鄭、林兩大家族為首的文人詩社集會，領導和開展了竹塹地區文人聚集、吟詩詠事的風氣（黃美娥 1999b: 88-90）。例如道光、咸豐年間，參與在鄭用錫家「竹城吟社」的文人包括：鄭士超、鄭用錫、鄭用鑑、鄭用銛、郭成金、劉星槎、鄭如松（以上七人又稱為「竹塹七子」）、許蔭庭、黃驤雲、曾驤及汪韻舟等人。同時期參與在林占梅家「潛園吟社」者包括：林占梅、林汝梅、林維丞、林豪、查元鼎、曾鑲、陸翰芬、葉松潭、鄭如松、黃偉山及黃翼南等人。從名單中可以看見，詩社並非是封閉性的團體，同時期也存在著跨詩社間的流動。光緒年間著名的「竹梅吟社」前後參與文人包括：林維丞、陳濬芝、鄭兆璜、劉廷璧、陳朝龍、鄭家珍、蔡啟運、鄭如蘭、黃如許、林鵬宵、李祖訓、吳逢清、曾逢時、張貞、鄭鵬雲、戴珠光、鄭以庠、鄭燦南、鄭神寶、鄭肇基、鄭登瀛、魏清德、王松、蔡汝修及林幼春等數十人（黃美娥 1999a: 293-299）。詩社名單提供我們重要的線索，可以一窺清中葉以後竹塹地區文人集會活動的內容和成員分布情形。值得注意的是，詩社活動（作為儒式文學場域）的發展是以竹塹城為核心，而圍繞著詩社的這群知識精英透過詩社活動和社交的場合，也逐漸形成一個來往密切的關係網路。而這些關係網路和官府、學校如明志書院和各地書房的相關人士及事務，都有著密切的關連。文人關係網絡也包括透過教育和家族兩個面向的來源。我們一方面收集上述文人從事地方書房、私塾教育的資料，另一方面探究文人與開設書房或私塾的地方家族之間的關係。例如北埔文人彭裕謙是金廣福隘墾大戶姜家西席，為姜紹祖啟蒙老師。文人鄭祥和曾任淡水廳學訓導，也是北郭園鄭家塾師。另外，考量文人對地方社會的影響時，無法忽視個人所置身的家庭或家族網絡，文人社群的概念不僅止於獲取功名的知識菁英本身。因此我們也廣泛收集文人族譜或相關資料，以擴大對於文人網絡之理解。目前已收集有：《錦江三槐堂王氏宗譜》（王松家族）、《李氏大祖譜》（李聯超、李祖訓、李祖澤、李希曾等人之家族）、《鄭氏族譜》（浯江派鄭氏—鄭用錫家族）、《鄭氏族譜》（南泉派鄭氏—鄭維藩、鄭旭東、鄭章玲、鄭章珘等人之家族）、《陳氏大族譜》（陳霞林、陳維英、陳緝熙之家族）、《魏氏大族譜》（魏紹吳、魏清德父子）、〈湖口傅姓族系探源〉（傅樹勳）、〈新竹文獻91 年 8 月〉（鄭步梯）、〈新竹文獻94 年 10 月〉（鄧兆熊）、〈新竹文獻第 24 期〉（吳尚恭、吳希敏）、〈苗栗文獻第13 期〉（黃驤雲）、〈新竹文獻第 15 期〉（張麟書、張式穀父子，張純甫，蔡啟運，葉際唐及鄭家珍等人資料）。我們已累積相當的文人族譜資料，未來還要繼續將250 位文人之間的家族或聯姻關係做進一步的釐清和分析，以了解竹塹地區文人社群網絡的家族特質和地域性特質。 246 資料來源同註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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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4 文人集結的社群之間產生某種關係網絡，這種關係網絡會影響甚至決定他們在該社群之外其他社會層面上的參與。我們初步發現，在竹塹城外（以鹹菜甕—今關西地區為例）的鄉約或訴訟事件中，經常看見非經由科舉管道而得到功名的地方人士之參與。他們和其所參與的事件可能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可能是事件當事人的鄰居或佃農，或和當事人的生活有相互依存的關係。相對地，在竹塹城內參與以文人社群為主—如詩社—的活動之文人，則似乎較傾向於依據傳統儒家價值而從事社會福利之事務，如造橋、鋪路、賑災救急，甚至撰文勸諭社會等等（如鄭用錫所撰之〈勸和論〉）。更重要的是，他們與官府的關係較為密切，因此相對也較常有透過官方管道而參與地方事務的情形。綜此，本研究的初步成果對於計畫初始以「想像的社群」此一理論概念來研究竹塹地區明志書院與文人地方生活關係之方向，有著相當程度的肯定。

陸、計畫成果與自評

本計畫一方面從相關文史資料著手質性研究，另一方面透過日治時期的戶籍資料進行量化統計和分析。本計畫第一年度已按累積之文人名單，由計畫助理逐一拜訪新竹市區三個戶政事務所，進行相關戶籍資料第一梯次的查詢與調閱工作。戶籍資料收集原則，首先是以文人為軸心，預期未來能逐步在歷時性縱軸上，掌握其上下世代至少二到三代（含以上）的家戶結構變化；247 而在同時限橫軸上，涵納其同胞及姻親的家戶。本計畫已於第一年度十月份與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歷史人口研究計畫辦公室（以下簡稱「歷史人口計畫辦公室」）合作，推動建置「竹塹地區文人家戶資料子庫」，是針對竹塹地區文人社群進行歷史人口地理的先導性研究之一。同時亦希望在此基礎上，未來逐步建立多地區的文人家戶資料庫。以日治時期戶籍資料為基礎而進行的歷史人口研究，是目前已逐漸推廣並具歷史指標性意義的研究取向。奠基於新竹崁頂和六家兩地的戶籍資料而進行的比較研究顯示，這兩個閩、客村落在婚姻方式與家庭生活上，並未因族群（語言）因素而有顯著的差異（莊英章、武雅士 1994）。本研究未來可進一步提供竹塹地區文人社群戶籍資料的分析結果，與上述研究成果進行文人社群與非文人聚落之間的比較研究。本計畫於第一年度執行期間，與研究群成員舉辦多次工作坊，針對研究群內各子計畫的研究成果與相關主題進行交流與討論。本計畫於十一月十四日的研究群工作坊，報告「清代明志書院人際網絡的整理與分析」一題，具體成果有三：一是統計並指出 1735 至 1895 年間竹塹地區書房、義塾與書院的地理分布情形，及其與文人家族分布之間的關係。二是就明代至清末，中國邊陲地域社會（包含雲南、貴州、廣西、湖南、澎湖與臺灣等地）儒化文明推行之歷史人類學研究，作一初步的文獻評析。三為深入評析竹塹地區重要文人鄭 247 文人家戶的歷時性掌握，往上世代，意指尚存於該文人家戶中的父輩或祖父輩之姓名或其他檢索線索；往下世代，意指文人的後代與該家戶延續者的相關檢索線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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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5 用鍚，為平息閩粵械鬥而於1853 年所著之「勸和論」一文。本計畫主持人魏捷茲亦於「第二屆台灣客家研究國際研討會」報告「竹塹地區的明志書院與文人的地方生活」一文，由本計畫另一位主持人李弘祺教授擔任討論人。在人才培育上，本計畫主持人魏捷茲教授在清華大學人類所研究所的博碩士生及人文社會學系指導學生共計六名，共同協助第一年計畫的執行。這批研究生力軍實已自發參與研究工作並從中發展出自身的研究方向與旨趣。另一位碩士生則由於本研究的啟發，而逐步發展出對於新竹馬武督一帶，昔日泰雅與客家人群互動頻繁地帶的土地變遷與土地觀，及地方宗教活動與宗教生活關係的研究興趣與方向。

柒、結論與建議

本計畫第一年研究重點在於閱讀和剖析清代明志書院與竹塹地區社會發展史相關的一手與二手文獻，收集質化與量化分析的基礎材料（族譜與戶籍資料）、積極建立研究團隊。計畫之初，「想像社群」（Benedict Anderson 1991[1983]）概念與假設的引入，係用以思考清代參與在竹塹地區明志書院的文人士紳，如何形成在書院內流通自帝國而來的儒家教育與文化價值之「社群」，並對於其所處的地方社會產生影響，甚而帶動社會變遷。既有研究書院及臺灣地區書院的文獻中，有較早期對於臺灣書院的概論性描述（王啟宗 1987; 林文龍 1999），有談論臺灣地區書院的知識史或文學史脈絡（黃美娥 1999a, 1999b; 黃新憲 2000），臺灣其他地區書院與地方社會文教、信仰形成的關係（陳紫屏 2003; 許楓萱 2003; 曾淑卿 2004），以及書院在國體變遷時，如何成為地方精英傳承、延續和轉化知識及其生存之道的場域等（陳瑞霞 2008）。另一方面，也有學者從家族史研究的角度切入，特別是著重在對地方社會影響至深的大家族之生命史或社會關係之研究，強調知識的學習與傳承和家族發展之間的緊密關連（蔡淵洯 1978; 黃朝進 1995; 莊英章、連瑞枝 1996, 1998; 簡美玲、劉塗中 [未出版]）。本計畫著重在一個官方色彩濃厚的書院，如何成為知識傳承及流通的場域，並經由置身其中的文人的家庭生活和社會參與作為儒化知識滲化地方的重要渠道，將代表國家的儒化思想及價值灌入地方社會生活的日常實踐之中。在建立儒教文明為核心價值的邊陲地方社會時，人群差異所造成的影響是本計劃關注的核心議題之一。竹塹地區係一多人群聚居與互動的區域，至少包括今稱閩南、客家、道卡斯、賽夏與泰雅等不同人群團體，其中在文人的部份又以閩、客為大宗；本研究重心在於探討閩、客文人在家庭與社會生活上是否有所區別，換言之，特定識文能力的高度掌握是否為影響人群差異的一個變項。上述竹北崁頂與六堆的研究顯示，閩、客在婚姻方式與家庭生活上並未有顯著的差異。然而另一針對中臺灣文人家戶的研究則顯示，文人家戶對於女性非婚生育的控制力遠大於非文人家戶，這可能反應著儒化思維的社會控制力（Yu 2001）。我們預期，隨著本研究繼續拓展，將可逐步釐清在國家力量透過儒化教育滲入地方生活時，人群或族群的差異是否導致其個別程度不同、甚至是各具特色的在地生活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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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6 本研究重視儒教文明在臺灣地域社群的推動及其效應，對於過去偏重以經濟觀點來理解地域社會發展的角度能有所修正。既有清代臺灣漢人的地域社群之研究，已逐步由強調漢文化是如何因自發性個人經濟移民大批湧入臺灣後產生漢文化移植的現象，而與臺灣在地的非漢文化（或稱土著文化）產生程度不一的合成關係（陳其南 1984; 陳孔立 1990, 2003; 潘英海 1994），轉而強調地域社群的建立本身是國家力量的積極施展與各地多元因應的結果（Shepherd 1993）。從國家經濟理性計算的角度來看地域社群的形成時，軍事征服、經濟殖民與儒化教育的推動力量，是如何交織在一起，逐步將國家勢力嵌入地域社會，成為新的研究課題，以及了解歷史發展的新視角（Harrell 1994; Herman 2007, Giersch 2006, 施添福 2001, 2007）。中華帝國對於西南中國的殖民事業推展不遺餘力，直至清代，儒教文明的推行與向化，更成為改土歸流政策的終極目標（Harrell 1994; Herman 1997, 2007）。我們認為此一邊疆政策亦在臺灣地域社會的形成中扮演要角，透過對明志書院與文人地方生活的研究，可望扭轉過度仰賴從經濟因素來詮釋臺灣歷史發展所造成片面的解釋，轉而從區域整體社會來看儒化文明是如何在殖民色彩的帝國統治下，成為一種理想生活的實踐。我們進一步認為，環繞著明志書院所建立的「想像社群」之概念，本身即對地方的堅實彊界提出挑戰。以文人家戶或家族為核心而建立的網絡，一方面從戶籍資料的角度來看，是貫徹、反映著帝國行政區域劃分的行政地理空間—硬界線；另一方面，貫穿文人網絡的核心特質—儒化文明，在扮演著介於地方和帝國之間溝通角色的文人社群之間，將可能形塑一個彈性、流動與特定風格的在地生活實踐。而這也是我們將在第二年計畫中致力進行的目標，即從文人的生命史或傳記體研究與不同文人之間的交互關連性中，以及反映在日治時期戶籍資料上的文人家戶生活統計資料，建構出清代竹塹地區文人社群跨族群、多方位參與的獨特文化性與社會性。

捌、附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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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4 附錄 16、清代竹塹地區文人名單姓名親屬關係生卒年祖籍鄉貫日治區劃-新竹廳期間 (1901-1920) 生員舉人進士貢及其他鄭崇和用錫父乾隆21 年~ 道光7 年 (1756-1827) 福建同安竹塹北門外竹北一堡新竹街鄭用錫 (字在中號祉亭) 乾隆53 年~ 咸豐8 年 (1788-1858)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彰化縣學廩生 (嘉慶 14 年, 1809) 舉人 (嘉慶23 年, 1818) 進士 (道光3 年, 1823) 鄭用鑑 (字明卿號藻亭) 用錫堂弟乾隆54 年~ 同治6 年 (1789-1867)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彰化縣學 (嘉慶15 年,1810), 後撥歸淡水廳學廩生拔貢 (道光 5 年,1825) ,孝廉方正 (同治元年,1862) 鄭用錦用錫弟嘉慶4 年~ 道光24 年 (1799-1844)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道光年間) 鄭用銛 (字文靜號穎亭) 用錫弟嘉慶7 年~ 道光27 年 (1802-1847)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臺灣府學廩生恩貢 (道光 24 年,1844) 鄭如松用錫子嘉慶21 年~ 咸豐10 年 (1816-1860)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 (1) 府學. (2) 淡水廳學廩生 (道光年間) 舉人 (道光26 年, 1846) 優貢 (道光 17 年,1837) 鄭如蘭 (字香谷) 用錫弟用錦子道光15 年~ 明治44 年 (1835-1911)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 (1) 淡水廳學 (咸豐年間) . (2) 淡水廳增生 (同治 12 年, 1873) 增貢生,旌表孝友鄭如雲用錫弟用銛子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同治年間) 恩貢鄭如筠用錫兄用鍾子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 (道光年間) 鄭如金用錫兄用鍾子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臺灣府學 (咸豐年間) 鄭如恭用錫堂弟用鈺子道光2 年~ 道光26 年 (1822-1846)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旌表孝友 (光緒15 年,1889 鄭如升用錫堂弟用鈺子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道光年間) 鄭如璧用錫堂弟用鑲子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 (道光年間) 鄭如淇用錫堂姪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道光年間) 鄭德珪用錫堂姪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 (道光年間) 附貢生鄭景南如松子, 用錫孫道光22 年~ 同治元年 (1842-1862) 同安竹塹北門外新竹街入學 (咸豐 6 年,1856) ,咸豐7 年補廩生舉博士弟子員 (咸豐 6 年, 1856) 鄭比南如梁子, 用錫孫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新竹縣學附貢生 (光緒年間) (見生員) 鄭樹南 (又名拱辰) 如蘭長子用銛孫咸豐10 年~ 大正12 年 (1842-1862) 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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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5 鄭燦南用銛孫同治13 年~ 大正8 年 (1874-1919) 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鄭步梯如恭子同安竹塹城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同治年間) 鄭以雅如淇子同安竹塹城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同治年間) 鄭以典如淇姪咸豐5 年~ 明治29 年 (1855-1897) 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臺北府學 (光緒6 年,1880) 廩貢生 (見生員) 鄭以庠德珪子同治8 年~ 昭和12 年 (1869-1937) 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臺北府學增貢生 (光緒年間) (見生員) 鄭道南如馴子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淡水廳學 (光緒年間) 附貢生鄭如磻同安新竹城北門外新竹街新竹縣學廩生 (光緒年間) 歲貢鄭秉經道光元年~ 光緒12 年 (1821-1866) 同安北門外新竹街附貢生,旌表孝友李聯芬晉江竹塹城內新竹街 (道光年間) 舉人 (道光23 年, 1843) 李聯超晉江竹塹北門大街新竹街淡水廳學 (道光15 年,1835) 李聯芳晉江竹塹北門大街新竹街淡水廳學 (道光20 年,1840) 李聯萼晉江新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新竹縣學 (光緒5 年,1879) 補增生光緒12 年 (1886) 例捐增貢生李祖澤晉江竹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淡水廳學 (同治10 年, 1871) , 同治 11 年補廩生李祖訓晉江竹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臺灣府學 (同治11 年, 1872) , 光緒元年 (1875) 補廩生, 5 年 (1879) 改臺北府學廩生歲貢李祖述李希曾, 師曾叔伯晉江新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淡水廳學 (光緒3 年, 1877) , 5 年補廩生歲貢李希曾 (字釣磻) 李祖琛子李師曾兄李祖述姪咸豐10 年~ 大正3 年 (1860-1914) 晉江新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淡水廳學 (光緒3 年,1877) 歲貢 (光緒 17 年,1891) 李師曾李祖琛子李希曾弟李祖述姪晉江新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新竹縣學 (光緒14 年, 1888), 18 年 (1892) 補廩生舉人 (光緒19 年,1893) 李祖模晉江新竹城內北門街新竹街新竹縣學 (光緒19 年,1893) 張迪吉 (名錦城官章金聲) 張純甫父咸豐3 年~ 大正9 年 (1853-1920) 同安新竹城內北門街水田尾新竹街新竹縣學庠生 (光緒 11 年, 1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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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6 鄭兆璜陳濬芝妻舅咸豐5 年~ 大正10 年 (1855-1921) 同安新竹城北門街新竹街新竹縣學 (光緒年間) 恩貢 (光緒 17 年,1891) 陳信齋同治7 年~ 昭和10 年 (1868-1935) 同安新竹城北門街新竹街 (1) 淡水廳學 (光緒年間) . (2) 新竹縣儒學生員 (光緒 14 年,1888) 魏葆楨城內北門街新竹街 (光緒年間) 吳國英城內北門大街新竹街張貞 (字謙六) 張鵬兄江西城內北門新竹街生員 (光緒年間) 補博士弟子員張鵬 (字息六) 張貞弟同治4 年~ 昭和3 年 (1865-1928) 江西城內北門新竹街王松同治5 年~ 昭和4 年 (1866-1929) 竹塹北門人新竹街吳松城內北門新竹街 (光緒年間) 吳士敬道光6 年~ 光緒12 年 (1826-1886) 同安竹塹城外北門街新竹街增生 (同治年間) 舉人 (同治9 年, 1870) 葉際昌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補廩生葉際禧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增廣生葉際會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增貢生葉際珍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葉際堯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葉際羹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葉際唐同安城外北門街新竹街林超英同安 (1) 籍噶瑪蘭. (2) 竹塹城內南門新竹街彰化縣學廩生 (嘉慶年間) (無) 恩貢 (嘉慶 24 年,1819) 林祥麟 (同安) (竹塹西門) (新竹街) (道光年間) 林祥雲 (同安) (竹塹西門) (新竹街) (道光年間) 林占梅 (字雪村) 林汝梅兄道光元年~ 同治7 年 (1821-1868) 泉州同安竹塹西門人新竹街捐例貢生 (道光22 年,1842) 林汝梅林占梅弟道光13 年~ 光緒20 年 (1833-1894) 泉州同安竹塹西門人新竹街生員 (同治年間) 陳濬芝 (字瑞陔) 鄭兆璜妹婿咸豐5 年~ 光緒27 年 (1855-1901) 安溪新竹城內西門新竹街 (光緒初年) 舉人 (光緒8 年, 1882) 進士 (光緒20 年, 1894) 陳濬荃 (字梅陔) (卒年 76 歲) 安溪新竹城內西門新竹街 (光緒初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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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7 吳逢清 (字澂州) 晉江新竹城內東門新竹街新竹縣學 (光緒年間) 歲貢 (光緒 12 年,1886) 吳逢沅晉江新竹城內東門新竹街新竹縣學廩生 (光緒 17 年, 1891) 林長青漳浦竹塹南門口新竹街 (1) 府學廩生. (2) 新竹縣學廩生 (嘉慶年間), 改歸淡水廳學舉人 (道光元年, 1821) 黃如許惠安竹塹城內南門新竹街淡水廳學 (同治年間) 恩貢 (光緒 5 年,1879) 劉廷璧同治年間~？ (年僅 36 歲而卒) 竹塹城內南門新竹街 (同治 13 年, 1874) 光緒 5 年 (1879) 補廩生郭上蔡城內南門新竹街沈鵬雲城內南門街新竹街 (光緒年間) 張麟書咸豐6 年~ 昭和8 年 (1856-1933) 竹塹南門棘仔腳人 (新竹街) 郭菁英郭成金兄？-道光 14 年 (？-1834) 南安竹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彰化縣學生員 (嘉慶 15 年, 1810) 郭成金郭菁英弟乾隆45 年~ 道光16 年 (1780-1836) 南安竹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彰化縣學廩生 (嘉慶年間) 舉人 (嘉慶24 年, 1819) 郭廷理南安竹塹衙門口 (新竹街) (道光年間) 郭襄錦 (郭成金家族) 南安竹塹衙門口 (新竹街) (道光年間) 郭襄緯南安竹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淡水廳學 (咸豐年間) 郭襄繡南安竹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淡水廳學 (咸豐年間) 歲貢 (同治元年,1862) 郭鏡澄南安竹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淡水廳學 (同治8 年(1869) , 光緒元年 (1875) 補臺北府學廩生郭鏡瀛南安新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新竹縣學副貢生 (光緒 9 年,1883) (見生員) 郭鏡華南安新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新竹縣學 (光緒17 年, 1891), 21 年 (1895) 臺北府學附生陳邦達晉江新竹城內衙門口 (新竹街) 新竹縣學 (光緒8 年,1883) 翁林煌晉江新竹城內後車路 (新竹街) 新竹縣學 (光緒年間) 恩貢柳春魁城內後車路 (新竹街) 吳錫疇城內後車路 (新竹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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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8 陳春元城內菁仔巷 (新竹街) 林培松城內苧仔園 (新竹街) (光緒年間) 高漢淮竹塹城栗倉口 (新竹街) 林璽南安 (1) 籍彰化. (2) 竹塹城內 (新竹街) 彰化縣學 (乾隆年間) 恩貢 (乾隆 55 年,1790) 劉星槎 (號蔾光) 廩生 (道光年間) 陳朝龍咸豐9 年~ 光緒29 年 (1859-1903) 惠安城內 (新竹街) 新竹縣學廩生 (光緒 7 年) 陳錫茲城內 (新竹街) 庠生 (光緒年間) 傅子顯城內 (新竹街) (光緒年間) 劉梅溪城內 (新竹街) (光緒年間) 蔡啟運 (名見先,字啟運,振豐, 號應時) 咸豐5 年~ 明治44 年 (1855-1911) 城內 (竹塹客雅人) (新竹街) 新竹縣學附生 (光緒 17 年, 1891) 張鏡濤道光30 年~ 明治34 年 (1850-1901) 侯官新竹城內南門 (新竹街) 新竹縣學 (光緒17 年(1891), 19 年 (1893) 補廩生魏紹華安溪竹塹城內 (新竹街) 歲貢 (道光 18 年,1838) 葉呈芳同安竹塹城內 (新竹街) 淡水廳學 (道光年間) 歲貢 (道光 26 年,1846) 林元會竹塹 (新竹街) 彰化縣學 (嘉慶年間) 林維承 (亦圖) 竹塹城內 (新竹街) 淡水廳學孫陳疇竹塹 (新竹街) 張薰 (1) 籍彰化. (2) 竹塹 (新竹街) 彰化縣學 (嘉慶年間) 歲貢 (嘉慶 22 年,1817) 葉清華葉邵夫子生員許超英同安竹塹水田莊竹北一堡水田庄 (道光年間) 舉人 (道光26 年, 1846) 鄭程材同安竹塹水田莊水田庄淡水廳學 (同治年間) 恩貢 (咸豐 5 年,1855) 吳國棟竹塹水田莊水田庄淡水廳學 (道光年間) 吳尚恭安溪竹塹水田莊水田庄 (同治初年) 吳希敏安溪新竹水田莊水田庄新竹縣學 (光緒18 年,1892) 高世昌城外水田莊水田庄 (光緒年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