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華大學中國語文學系 華文文學系 2013 年 12 月
東漢時期之東觀及其相關問題研究
李德輝
＊【摘要】
東觀是東漢最著名的國家藏書機構，同時也是東漢史上出現的首座 綜合性、多功能的文館，創立於漢光武帝建武後期，坐落在洛陽南宮皇 城，建築風格為樓觀式樣，外形高大，儲藏豐富。由於章帝、和帝的大 力扶持，這裏遂逐漸發展為國家的藏書中心和著述基地。裏面設有校書 部及校書郎和著作兩種職位，任職者多以他官兼著作之名，領校書之 務，皆通儒達學，並以學術優長而而著作東觀，寫作文章。從職能性質、 學術活動來看，東觀已經具有初步的館閣形態，其存在整合了文壇力 量，促進了文史撰述，推動了東漢文學的發展。 關鍵詞：東漢、東觀、文館、修史、文學＊ 湖南科技大學「湖南省中國古代文學與社會文化研究基地」教授
一、前言
東觀是東漢最重要的文館，其藏書之多、著述之豐、影響之大，不 是其他文館可以相比的，典籍對它的記載之清晰，更是遠超西漢。關於 它的創置概況，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有人探討過，近年又有劉躍進及李營 的論文，對東觀著作的緣起、特徵、成就、創作傾向和文學風貌做了很 有深度的論述。二文著重從文學角度立論，於史學研究則還有所未備。1 為避重複，本文改從文館史角度考述其建置、職官、功能、影響、文史 撰述。二、東觀的創置
東觀創建於東漢光武帝建武後期。建武十四年（公元38年）正月， 始建洛陽南宮前殿，此後，光武帝命官大修宮室，起學宮，浚城隍，起 苑圃，備制度，東觀便當建成於這段時間。但這時候的它還衹是一個普 通宮觀，並不見有何特別之處。這時國家的主要館閣是蘭臺，作為館閣 的東觀，章帝以前無聞，和帝以後漸顯。《後漢書》卷四，〈和帝紀〉， 永元「十三年（101）春正月丁丑，帝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博選 術藝之士以充其官。」2這可以算是東觀成名的標誌。這時候的東觀，已 經有了可觀的藏書、成批的學士，引起了皇帝的重視，故有幸東觀，覽 書林之舉。而且據查，早在章和元年（87）正月，章帝就敕儒臣曹褒「於1 朱桂昌，〈後漢洛陽東觀考〉，《洛陽大學學報》第一期（1996.1），頁 50-52。劉躍進，〈東觀著作的學術活動及其文學影響研究〉，《文學遺產》 第一期（2004.1），頁 44-59。李營，〈東觀前期文人創作群體研究〉（瀋 陽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2），頁 10-27。 2 劉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卷四，頁 188。
南宮東觀盡心集作」禮書，3這時候的東觀就已經有初步的學術活動了， 可見在和帝幸東觀以前，東觀已經有過一段時間的無聲無息的初期發 展，只是聲績未著，史書亦未明言，詳情不為今人所知。此後至於三國， 關於東觀的史事大量湧現，其聲名、地位由此確立。 東觀的崛起，與章帝、和帝對儒學的重視有很大的關係，特別是和 帝，重視經史，好古樂道，早在為皇太子之時，就好覽書傳。即位之後， 「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遂「親幸東觀，覽書林，閱篇籍」，召 集學者校經書，撰史傳。很顯然，沒有他對經藝的勤研和對德教的提倡， 就不會有聚儒臣，辦文館的舉措。其去世，文士蘇順、崔瑗等都撰有〈和 帝誄〉，都提到和帝一朝的載籍之盛，這兩篇文章也為我們提供了側面 的證據，說明像他這樣的帝王的扶持，也是東觀崛起的關鍵因素之一。 東漢東觀在洛陽南宮。東漢初年營建都城，於洛陽修築南北兩宮， 中央作大屋複道相通。至建武末年，南宮初成，裏面即有東觀、蘭臺、 雲臺等書館。《後漢書》，〈安帝紀〉，永初四年條李賢注引《洛陽宮殿名》： 「南宮有東觀。」4《玉海》卷一六六，引陸機《洛陽記》：東觀「在南 宮，高闕十二間，介於承鳳觀。」5都載明東漢東觀在洛陽南宮，為其中 的宮觀之一，唯有《太平御覽》引《洛陽地記》曰：「雲臺，高閣十四 間。乘風觀，高閣十二間。」6將其記作乘風觀建築，觀名還由「承鳳」 變成「乘風」，與上引《玉海》之文矛盾，二者必有一誤。《玉海》所引， 為唐李賢《後漢書》舊注的原文，時代更早，文本更真，較為可據。查 《太平御覽》卷一七九引陸機《洛陽地記》，承鳳觀亦在洛陽南宮，與 東觀位置相鄰，或者《御覽》誤東觀為承鳳觀，亦未可知。二者的建築
3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五七四， 頁6893。 4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五，頁 215。 5 宋•王應麟，《玉海》（揚州：廣陵書社，2007），卷一六六，頁 3047。 據《玉海》，該條所引為唐李賢注之原文，今本卻無此句，《四庫全書》 文淵閣本同，知已失傳。 6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1960），卷一八四，頁 895。
風格、規模也相近，都是樓觀式樣，處在高臺之上，有屋舍十多間，數 量在洛陽宮殿中算是比較多的。7由於房舍較多，儲藏豐富，故和帝等「數 幸東觀，覽閱書林」8。
三、東觀的主要特色和館舍儲藏
細察史跡，發現東觀的主要特色在於： 其一，綜合性，多功能。東觀有藏書，有學者，有校勘，有著述， 還有其他種種為時政服務的研討之務，集合了古代館閣的主要職能，是 兩漢功能最齊備的大型綜合性文館。作為一個館閣，它總圖書刊校之 權，掌文史著述之重，為一代禮樂文章之淵藪。由於累代經營，至章、 和、安、順帝之時，它已經是一個「詩書禮義之府，禮樂典章之則」9， 對東漢的學術和文學的發展起到了較大的推動作用。一個館閣而能同時 在典藏、校讎、著述、教育等方面都起到樞紐作用，當然是綜合性、多 功能的。在兩漢，也衹有石渠和東觀達到了這一程度，因此後人言書館 故實，每以此二者並論。唐初，秘書監虞世南去世，太宗即歎曰：「石 渠東觀之中，無復人矣！」10痛惜之情，見於言表。五代宋初人言及唐 初館閣藏書之盛，亦曰：「盈溢於石渠東觀，充滿於秘閣蘭臺。」11凡此 都可見出它的綜合性。7 漢魏洛陽宮殿房舍，一般是七到十二間，建築規模並不是特別宏大。《文 選》卷一一何晏《魯靈光殿賦》李善注引《洛陽宮殿簿》載，「許昌宮承 光殿七間」，「許昌宮永寧殿七間，安昌殿十閑。」「許昌宮景福殿七間」。 8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七九上，〈儒林列傳序〉，頁 2546。 9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文淵閣四 庫全書本，卷二七，閻隨侯，〈西嶽望幸賦〉。「禮樂典章之則」，此句 《英華》中華書局1966 年影印本作「禮樂德之則」，中有脫誤，轉從庫本。 10 五代•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卷七二，頁 2570。 11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四七，頁 6570。
二，修史為主，兼及其他。東觀雖然是多功能的，但是各項館務還 是有所偏重。從史料來看，東觀並不是以刊校圖書知名，而是以修撰國 史見稱。它和蘭臺同掌皇家祕書，但是學術活動卻更為多樣，館中學者 經常奉詔校讎藝文，撰述國史，以此為職。特別是修史一事，對於東觀 的發展至關重要，可以說沒有這個，便沒有它在東漢中後期的長盛不 衰。同為館閣，蘭臺就比東觀要短命，關鍵原因正是東觀掌國史修撰， 而蘭臺卻無此職，衹集合文人彙校圖書，奉詔撰文。校書一事，偏重於 學術層面，雖然也有價值，但畢竟衹是一項館閣的常務，特色不顯，不 易引起上層的重視；修史則為國之大事，王政所在，比起校書來分量要 重得多。皇帝見東觀藏書豐富，學者齊集，條件優越，於是不斷將此類 任務交給東觀，而蘭臺卻不是這樣，因此不可避免地被邊緣化。崔瑗〈東 觀箴〉：「洋洋東觀，古之史官。三墳五典，靡義不貫。左書君行，右記 其言。辛尹顧訪，文武明宣。倚相見寶，荊國以安……史臣司藝，敢告 侍後。」12《三國志》卷六五，〈華敷傳〉：「東觀儒林之府，當講校文藝， 處定疑難，漢時皆名學碩儒，乃任其職。」13類似這樣的高度評價，蘭 臺就沒有。崔瑗的話還載明，漢之東觀即古之史官，掌記君王言語舉動， 二者同職異名。由崔瑗的話我們還得知，東觀是國家的「儒林之府」， 負有撰史管書、講校文藝、處定疑難等多重使命。由於修史關乎一國教 化，故要求尤高，用人尤慎。舊籍稱，衹有名儒碩學才能「著作東觀」14。 當其任者，莫不精熟經籍，長於辭藻，可以秉筆立言，是社會稱譽的全 才，比起普通的校書之士來地位當然要高得多。 東觀、石渠，古來一向並稱，不妨將其做一比較，這樣也許更能顯 示其特色所在。唐人論唐代史館職能，而謂其「掌東觀陽秋之重，總石 渠刊校之權」15，明言東觀主管修纂國史，石渠掌管刊校經籍，二者的
12 唐•徐堅等，《初學記》（北京：中華書局，2004），卷一二，頁 296。 13 晉•陳壽，《三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82），卷六五，頁 1467。 14 唐•房玄齡等，《晉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二四，〈職官志〉， 頁735。 15 宋•宋敏求，《唐大詔令集》（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五一，〈蕭
分工和定位不同。再來比較一下唐人對石渠東觀的言論，這種分野會顯 得更清楚。《唐大詔令集》卷五一，〈蕭鄴監修國史等制〉：「子長、子駿 之職，石渠、天祿之書。稽合異同，成我褒貶。」16「子長之職」即司 馬遷所任的撰史之職，文中是指修史的史館，以與下文的「成我褒貶」 對應；「子駿之職」即劉向所任的校讎之職，在文中是指掌刊校圖書、 編撰目錄的部門，以與下文的「稽合異同」對應，二者並非一事。再看 看《文苑英華》中的用例可知，凡言圖書之盛、刊校之職、典校之事者， 則以「石渠」之典括之。如周朴〈喜賀拔先輩衡陽徐正字〉：「名自石渠 書典籍，香從芸閣著衣衫。」17李嶠〈讓鸞臺侍郎表〉：「石渠、麟閣， 司典籍之林；金門、鳳池，參廟堂之議。」18都是這個意思。凡言史臣 載筆，史館修書，才堪著述者，則以「東觀」括之。如蘇頲〈授吳競諫 議大夫制〉：「黃門：朝議大夫、前行尚書水部郎中、兼修國史，上柱國、 長垣縣開國男吳競，雅思周密，素風清曠。著書微婉，東觀是稱；起草 閑達，南宮所重。」19常袞〈授孔述睿起居舍人制〉：「今東觀諸儒，皆 約注記而修簡冊。事之當否，多取正焉。」20文中提到的文臣，都是些 有修纂之藝、當記言之重的人，當時都曾供職史館，預修國史，為國家 之喉舌。其所負責的史書編纂，直接針對本朝的人事，取捨褒貶都事關 社會輿論，這種工作特色和身份特徵，就不是石渠刊校者所能有的。可 見隋唐以來，國人對於東觀、石渠兩類館閣，就具有完全不同的集體印 象和文化記憶，其分別在於石渠主校讎，以圖書為本位；東觀主修纂， 以作史為本職。 東觀在章、和帝以後，逐漸發展為貯藏秘書之處，就其主藏秘書這 一點來講，它相當於後世的秘書監或秘書省。《唐六典》：漢「御史中丞
遘監修國史等制〉，頁268。 16 同前註，卷五一，〈蕭鄴監修國史等制〉，頁 266。 17 宋•李昉等，《文苑英華》，卷二六四，頁 1334。 18 同前註，卷五七二，頁 2943。 19 同前註，卷三八一，頁 1944。 20 同前註，卷三八三，頁 1953。
在殿中，掌蘭臺秘書圖籍……後漢則藏之東觀，亦禁中也。至桓帝延熹 二年，始置秘書監，屬太常，掌禁中圖書秘記，故曰秘書。」21《通典》： 「後漢圖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秘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 字，考合同異，屬太常……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典尚書奏事，而 秘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22《隋書》，〈經籍志序〉，漢室中興， 「又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新書，校書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23《太平 御覽》：「至成、哀世，使劉向父子以本官典其事。至於後（漢），則圖 籍在東觀。」24這些史料，無不反映出東觀所掌為皇家秘書的基本事實。 「至於後則圖籍在東觀」這句是說，以前國家圖書都是散在諸處，並未 統一儲藏，到了東漢纔集中到東觀當中。當時可能是由政府發佈詔令， 命皇宮祕籍、四方文書皆彙聚於此，社會上對於東觀，纔有老氏藏室、 道家蓬萊的比喻說法。《後漢書》卷二三，〈竇章傳〉載，竇章少好學， 有文章。永初中，太僕鄧康聞其名，薦入東觀，為校書郎。「是時，學 者稱東觀為老氏臧室，道家蓬萊山。」25提到當時學者將這裏比喻為道 家蓬萊仙府，可見其所儲藏的典冊秘文之多。26這樣的書，平時是不對 外開放的，但是對於主管圖書的文人學者來說，就該另當別論了。古代 鄉裡文籍寡少，見聞孤陋，不利成長。而來遊京師，進入館閣，則能讀 到許多未見之書，增長學識，除官顯達，類似事例漢代就有。漢章帝時， 江夏文人黃香「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27
21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一○，頁 296。 22 唐•杜佑，《通典》（北京：中華書局，1988），卷二六，〈秘書監〉， 頁732-733。 23 唐•魏徵等，《隋書》（北京：中華書局，1974），卷三二，〈經籍志序〉， 頁906。 24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二三三，引梁•沈約，〈宋書•百官志〉， 頁1106。 25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二三，〈竇章傳〉，頁 821-822。 26 關於古代藏書機構和道教、道書的相關性，可參臺灣學者趙飛鵬的論文〈仙 境與人境─中國古代的藏書空間〉，「天•自然與空間國際學術研討會」， 2008 年 9 月。 27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八○上，〈黃香傳〉，頁 2614。
後來果然學問大進，遷尚書令。在東漢中葉，唯有東觀纔具備這樣的優 越條件。《藝文類聚》引李尤〈東觀銘〉：「周氏舊區，皇漢寔循。房闥 內布，疏綺外陳。升降三除，貫啟七門。是謂東觀，書籍林泉。列侯弘 雅，治掌藝文。」28提到東觀正門有臺階三級，外開七門，裏面的館舍 根據需要，可能還被分為若干個功能單元。建築如此宏大，藏書必達到 一定規模。藏書房舍都是閣樓式樣，世稱藏書閣。時班固著《漢書》， 其八表及〈天文志〉未成而卒，和帝詔其妹班昭入宮，就東觀藏書續 成之，29可見東觀所藏祕籍當時就對修史發揮了促進作用。班昭之所以能 續完《漢書》，別撰〈女誡〉，著賦頌銘誄論疏十六篇，成為著名學者，除 了她的天才和家學以外，行走宮中，得見秘書也未嘗不是一個要素。 東觀圖書的儲藏方式跟蘭臺一樣，即依據漢代通行的經籍六分法， 以六藝、諸子、詩賦、兵書、術數、方技為類目名，把本館圖書分為六 類。當時有可能還根據這一類目名稱來分設書庫。每類經籍自為一個庫 房，六類圖書，即有六庫，每庫藏書若干卷，分遣一到二人主管。《冊 府元龜》：「後漢班固、傅毅，並為校書郎。自光武中興，明、章繼軌， 於東觀及仁壽閣集書，固、毅等典掌焉。並依《七略》而為書部。固又 編之，則以為《漢書•藝文志》。」30可見班固所編《漢志》也反映了東 觀圖書的分類儲藏特點。《通典》：「晉秘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 誤……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秘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秘書郎 中四人各掌其一。」31晉秘書監沿襲的正是漢東觀的做法，衹是將圖書 分類法略作改變，由從前的六略調整為現在的四部，區分為甲乙丙丁四 個等級，體現了新的圖書分類學思想和學術層級觀念，反映了目錄學和 學術史的進步。
28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卷六三，頁 1135。 29 宋•李昉等，《太平御覽》，卷一三七，頁 667。 30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六○八，頁 7296。 31 唐•杜佑，《通典》，卷二六，頁 734-735。
東觀橫跨東漢中後期，時間跨度頗長。與這一特點相應，其藏書的 文本形態也很不單一。大體上說，造紙術普及以前的東漢前期，是以簡 牘、縑帛為主。開始普及的東漢後期，則簡牘、縑帛、紙張兼用，館中 藏書，帶有紙簡交替時代的過渡性特徵。32《文選》張協〈雜詩十首〉 李善注：「‘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風俗通》曰：劉向為孝成皇帝 典校書籍，皆先書竹為易刊定、可繕寫者，以上素也。今東觀書，竹素 也。」33這是應劭著《風俗通義》時的漢末情況，那時的東觀藏書仍是 以竹素為主，鮮見紙書。章帝章和元年（公元87年），經師曹褒受敕修 訂叔孫通《漢儀》，帝命其「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以為百五十篇， 寫以二尺四寸簡。」34他編校禮書，還是遵行漢代的書冊制度之常法， 將「集作」的禮書寫在竹簡上，而不是紙上，可見當時造紙術還未普及。 可能因為禮文繁重，所以使用二尺四寸大簡，而不是尺幅短書。《後漢 書》，卷六四，〈延篤傳〉李賢注，引〈先賢行狀〉：「（延）篤欲寫《左 氏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箋記與之。篤以箋記紙不可寫《傳》，乃借本 諷之，糧盡辭歸。」《東觀漢記》卷六：和熹鄧皇后臨朝，「萬國貢獻悉 禁絕，歲時但貢紙墨而已。」35這些紙墨，都是用於宮中抄寫圖書，說 明自東漢中期起，人們就開始嘗試使用紙墨抄寫，但是技術還未成熟， 製作的工藝和使用的水平都還不高，不能成批量產，不能完全替代簡 牘，因此這時候的書籍形態仍是紙簡雜陳、簡牘為主的。
32 參清水茂，〈紙的發明與後漢的學風〉，清水茂著，蔡毅譯，《清水茂漢 學論集》（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 22-33。查屏球，〈紙簡替代與漢 魏晉初文風〉，《從遊士到儒士》，（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5〉， 頁118-130。 33 唐•李善注，《文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卷二九，頁 1383。 34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三五，頁 1203。 35 漢•劉珍等著，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8）， 卷六，頁204。
四、東觀的職官設置
東漢東觀的主要職官為校書郎和著作郎，36下面分別論述東觀的職 官設置、主要職掌和職位特點、性質。 東觀校書郎，掌校東觀圖籍，原名校書郎中。《唐六典》，卷一○： 校書郎，西漢有其任而未置其官，「至後漢，始於東觀置校書郎中…… 東觀有校書部，置校書郎中典其事。時通儒達學亦多以佗官領之。」37 東觀著作郎，掌修撰史籍，寫作文章，其詳情亦見《唐六典》，卷 一○：「《續漢書》稱，班固、傅毅以蘭臺令史，陳宗以洛陽令，尹敏以 長陵令，孟冀以司隸校尉，並著作東觀，然皆佗官兼著作之名，而未正 其官，至魏明帝太和中，置著作郎，隸中書省。」38 以上兩段引文中，「通儒達學亦多以佗官領之」和「佗官兼著作之 名，而未正其官」二句，概括的正是東觀職官設置的顯著特點。細繹文 意可知，所謂東觀校書郎和著作，都衹是一種職位名稱、一類工作安排， 非職事官之名，係朝廷在東觀中權置，以待調入館中的校書著述者。東 觀裏面並未設立職事官，衹有以他官兼任校書之事、兼領著作之職的情 況。因為本司未設官員，故館中學者的級別、俸祿也是不一樣的，其具 體情況得視其人本官之高下而定。不管來歷為何、級別怎樣，都安上校 書或著作之名，稱「校書東觀」「著作東觀」，人在新的單位供職，帶的 官卻是原單位的。這樣的人，職在校讎、著述，相當於魏晉間的校書郎 和著作郎，故人們以著作郎這個後起的官名來稱舉它，這，就是官制視 野中的漢代東觀著作的性質和特色所在。它設在皇宮建築─東觀之 中，不隸屬於任何官署，獨立於朝官系統，長期存在。直到曹魏太和中，36 參葛立斌，〈「蘭臺令史」與「東觀校書郎」〉，《廣東教育學院學報》 第六期（2007.6），頁 68-74。 37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一○，頁 298-301。 38 同前註。
纔設置著作郎這個官名，隸屬關係纔明確下來。但是經這麼一改，事情 的性質就變化了，不再是權置的府署，而是朝廷的官署了。 東觀的職官設置，帶有明顯的臨時性和事務性。關於這一點，《通 典》有著十分明確的表述，其文曰：「祕書校書郎：漢之蘭臺及後漢東 觀皆藏書之室，亦著述之所，多當時文學之士，使讎校於其中，故有校 書之職……又選他官入東觀，皆令典校秘書，或撰述傳記……蓋有校書 之任，而未為官也。故以郎居其任，則謂之校書郎。以郎中居其任，則 謂之校書郎中。」「著作郎，漢東京圖書悉在東觀，故使名儒碩學入直 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東觀，皆以他官領焉。蓋有著作之任，而未 為官員也。」39兩條材料，都說到東觀校書郎衹是校書之職，有校書之 任而未為官，這就和唐宋文館中的校書郎有了很大的區別。唐代的弘文 館、崇文館、史館、集賢院都是設有校書郎的，都是職事官，都有品階。 唐弘文館有校書郎二人，從九品上。集賢院有校書郎二人，從九品。崇 文館有校書二人，從九品下。倒是弘文館、集賢院、史館學士，無常員， 無品級，係徵集，情況和漢代的東觀一樣。如此看來，漢代的東觀著作 和校書郎充當的實際上是唐宋文館學士的職任，具有唐宋館閣學士的身 份和職務特徵，反而不是傳統視野中的館閣校書郎。其任官的特色，都 是以「他官假著作之名，而未立著作之官」，「都為著作，竟無他稱」， 有著作郎、校書郎之實，而無此二官之名。《初學記》：「初，東漢圖籍 在東觀，名儒碩學，多著作東觀，然皆他官假著作之名，而未立著作之 官。至魏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40《太平御覽》：「至於後（漢），則 圖籍在東觀，有校書郎，又有著作郎，傅毅、馬融之徒，多為校書郎。 又，蔡邕從尚書選入東觀著作。邕既已為尚書郎，而入東觀著作，復拜 議郎，知是著作郎也。又碩學達官，往往典校秘書，如向、歆故事。或 但校書東觀，或有兼撰《漢記》也。」41《史通》：「自章、和已後，圖
39 唐•杜佑，《通典》，卷二六，〈秘書監〉，頁 735-736。 40 唐•徐堅等，《初學記》，卷一二，引梁•沈約，〈宋書百官志〉，頁 298。 41 宋•李昉，《太平御覽》，卷二三三，引〈宋書百官志〉，頁 1106。
籍盛於東觀，凡撰《漢記》，相繼在乎其中，而都為著作，竟無它稱。」42 「熹平中，光祿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盧植著作東觀，接續紀傳 之可成者。」43這些話，都從不同側面揭示了東觀職官設置的特點，從中 可知，所謂「東觀著作」、「東觀校書郎」，都衹是一個權稱，名分未正。 東漢這麼做，好處是很多的，也是必須的。原因在於，東觀衹是一 個為藏書、修書而置的辦事機構，不是政府職能部門，並不一定要代代 都有，既可以因事而置，也可以事畢而廢。既然如此，那麼它裏面也就 不必設置正規的職官，衹要根據需要，從其他部門抽調相應人員入館， 給他以適當名分，就可以了。這個其他部門，正是「佗官」中的「佗」 的含義所在，前文提到過的班固、傅毅、陳宗、尹敏、孟冀所帶的令史、 縣令、校尉等官名，即佗官的具體所指，「佗」都是指的原任官部門。 各人雖然來歷、官資各別，但都被調入東觀，兼任著作，體制是相當靈 活和富包容性的。因為各人原來都有職位，現在為了校讎、修纂之事而 調來，事情的性質就是以原任職事官身份來領受這份新職務，故曰 「領」。舊籍中凡稱領，都含有兼任和充職的意思。在漢唐，凡以舊職 官而任新職事的，都叫「領」；凡因事而集、臨時抽調的，都叫「徵」。 如曹魏青龍四年（236）夏四月，初置崇文觀，徵善屬文者以充之。劉 宋泰始六年（470）九月，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都屬於這種情況。 類似這樣的工作，都帶有臨時性、事務性。 儘管如此，著作和校書入選的要求卻很高，沿用當時人士的話語來 說，最起碼必須是「術藝之士」，最好是「名儒」、「鴻碩」，要求被選者 不僅要有校書、著述的專業技能，而且必須有較高的社會知名度，這不 是一般的讀書人可以達到的。由於起點很高，故終東漢之世，入選東觀 的都不超過四十人，而唐太宗、玄宗朝一朝，一個館閣所聚的學士累加 起來，即有三四十人之多，比起唐宋來，漢代館閣校書著作的選任要精
42 唐•劉知幾，《史通》（上海：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8），卷一一，〈史 官建置第一〉，頁220。 43 同前註，卷一二，頁 244。
得多。《冊府元龜》就此總結說：「漢氏中興，圖籍多在東觀，故使名儒 著作其中，有其名而尚未有官。明帝時，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 皆他官兼著作之名。終漢之世，率以他官修史。」44引文所列，均東漢一 朝之人望，若將東觀校書著作者集合起來，得到的就將是東漢一朝經學、 史學研究的代表人物名單（參見下表），可見東觀「集賢」功能的強大。 東漢東觀校書著作一覽表 姓名 職務 入館年月 主要業績 材料出處 孔僖 校書郎中 章帝元和二年 校書東觀 後漢書卷七九上 馬融 校書郎中 安帝永初四年 典校祕書 後漢書卷六○上 劉千秋 東觀著作 安帝時 修撰國史 後漢書• 百官志一 竇章 校書郎中 安帝永初中 典校祕書 後漢書卷二三 王逸 校書郎 安帝元初中 著楚辭章句及雜文 後漢書卷八○上 劉珍 東觀著作 順帝永和中 校定經子，撰集漢 記 後漢書卷五九、 卷八○上 劉騊駼 東觀著作 順帝永和中 同上 後漢書卷五九、 卷八○上 張衡 侍中兼校書 順帝永和中 參議禮儀，作周官 解說 後漢書• 百官志一 崔寔 東觀著作 桓帝朝 著作東觀 後漢書卷五二 邉韶 東觀著作 桓帝朝 著作東觀 後漢書卷五二、 卷八○上 延篤 東觀著作 桓帝朝 著作東觀 後漢書卷五二、 卷六四 朱穆 東觀著作 桓帝朝 著作東觀 後漢書卷六四 劉毅等 九人※ 校書、著作 桓帝朝 著述東觀，編撰《漢 記》，成東觀漢記一 百四十三卷 隋書經籍志二 蔡邕 校書郎中 靈帝熹平中 校書東觀 後漢書卷六○下 馬日磾 著作東觀 靈帝朝 校中書《五經》記 傳，補續《漢紀》 史通卷一二、冊 府 元 龟 卷 四 五 七、卷六○八 楊彪 校書、著作 靈帝朝 同上 同上 盧植 校書、著作 靈帝朝 同上 同上
44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五四，頁 6643。
韓說 校書、著作 靈帝朝 同上 同上 高彪 校書郎中 靈帝朝 校書東觀，奏賦頌 奇文 後漢書卷八○下 ※ 此處另有劉毅、劉復、伏無忌、黃景、李尤、李勝、曹壽、劉洪、胡廣等九 人，在章帝至靈帝朝，領命校書，著作東觀。以諸人事蹟相同，加之時代未 明，因此不再一一單列入表，只在此統作說明。 校書、著作，名為二事，實可相兼，這是因為，在漢代，典籍都是 寫本形態，篇章散亂，文本並未固定，很多書籍都沒有定名、定本，而 且即使是同一種書，文字的多寡異同，篇卷的次第分合也不盡相同，甚 至連作者的歸屬也未確定。情形如此，學者要從事學術著述，勢必要以 校勘文字、確定底本為基礎。45《冊府元龜》：「盧植靈帝時為九江太守。 時始立太學石經，以正《五經》文字。植乃上書曰：‘臣少從通儒故南 郡太守馬融受古學，頗知今之《禮記》，特多回穴。回穴，猶紆曲。臣 前以《周禮》諸經，發起粃謬，敢率愚淺，為之解詁，而家乏，無力供 繕寫上，願得將能書生二人，共詣東觀，就官財糧，專心研精’……後 與諫議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 經》紀傳，補續《漢記》。」46《後漢書》，卷六○，〈馬融傳〉：永初「四 年，拜為校書郎中，謝承（書）及《續漢書》並云為校書郎，又拜郎中 也。詣東觀，典校秘書……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 忤鄧氏，滯於東觀，十年不得調……三遷，桓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 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旨，冀諷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髠徙朔方。自 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47一生的後 半期多半在東觀度過，經歷可謂坎坷。他和盧植師生二人的注經修史， 就都是以校勘為基礎的。 歸結上文，關於東觀校書和著作兩類職務的選任、在職和出路，有 如下特點：
45 參余嘉錫，《古書通例》（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 200-230。 46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六○八，頁 7299-7300。 47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六○上，頁 1954-1972。
一是以入仕官員為起點，強調從朝官和地方官中博選，未入仕者不 在備選之列，這就不同於蘭臺令史，多從學識較高的民間讀書人中選 拔，未入仕的也可被選。 二是對於調入者的原任官職並無明確的要求，不管來自哪個部門， 只要是具有校書、修書所需的才藝學識，都可委任，特別注重對這些方 面的能力的考察。對此，《冊府元龜》概括說：「逮於後漢，乃命鴻碩入 直東觀，撰述國史，謂之著作。歷代而下，其選彌重，或以文學為時主 之稱，或以才識因名臣之薦。至有成書於外郡，終老於冊府，其所寄任， 亦可知也。」48可見實際上衹有著名學者才能校書著述東觀。漢代東觀 設有著作一職，魏晉又沿此制，在中書省設著作局和著作郎，專門負責 修史，南北朝亦承用不廢。四百年來，出了大批的文史兼擅的人才，有 的人還能做到政事、文學兼美，著作郎遂為六朝士人羡慕的美官。 三是本館不設官位，所有人員都從他司調來，都以他官而兼校書、 著作之名，開展校書、修史等事務，事畢可以離任。這個「他」，既可 以是地方政府官員，也可以是朝官，來源多途。由於用人體制靈活，不 太長的時間內就可以有各路人才集合於此，形成一種優勢的學術團隊集 群組合，優化人才結構。館中校書著作都無常員，無定額，亦不常置， 具體的數額得視工作的需要而定。 四是校書、著作在館的期限，亦無具體的規定。長的時候，可以像 馬融那樣「十年不得調」，短的時候，則如張奐，詔書纔下便以疾去官， 可見關於任期，實在並無一定的規章。在館年代最久的，如劉洪，在東 觀考驗律曆天象之術，為時長達十餘年，官位一直都是郎中，並不見有 何遷改。至於班固，更是沉滯蘭臺東觀二十餘年，雖然篤志於學，著書 不朽，然終生位不過郎。49 五是去向問題，亦無具體的規律可尋。一般來說，是以在朝出任尚 書、郎官，然後外典州郡，以這種情形比較多見，出路較寬，前景較好。
48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五五四，頁 6645。 49 參同前註，卷九一五，頁 10828。
如馬融，「轉為中郎，校書東觀十餘年，窮覽典籍。稍遷尚書、南郡太 守。」50蔡邕，靈帝建寧三年「出補河平長。召拜郎中，校書東觀，遷 議郎。」51這是說，馬融、蔡邕調入東觀的職事官分別是中郎、河平縣 長；調出之時，分別遷任尚書、議郎。自任尚書、議郎起，他們就離開東 觀，不再是東觀著作，二人在館期間並未遷官，名義一直是校書、著作。 基於以上的論述，我們有充足的理由斷定，東觀是我國古史上首個 正規文館，因為它的整個職官體系、管理體制、運作機制都是館閣化的， 取以與唐代的弘文館、集賢院、宋代的崇文院相比，發現除了官制未完 以外，其他都是比較接近的，所以可作這種認定。 東觀不在職官體系之內，自無正規領導官員，衹有臨時委任的管事 者。現在衹查到一個叫典東觀事的職名。《後漢書》，志第十三，〈五行 志一〉，李賢注：「《孔叢》（子）曰：建初元年，大旱，天子憂之。侍御 史孔豐乃上疏……天子納其言而從之。三日，雨即降，轉拜黃門郎，典 東觀事。」52這裏記的是章帝朝的官制，事在章帝建初元年（76）以後 不久，距離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幸東觀，覽書林，選官員有二十多 年，時代甚早。據此推測，則從建初到永元，即章、和帝之間，是東觀 的孕育期。「典東觀事」衹是個臨時授予的職務名，在《後漢書百官志》 和其他官志中是沒有這個詞的，表明衹是一個差遣名，性質相當於唐宋 的使職名，非官名。徐陵〈謝敕賚燭監（盤）賞答齊國移文啟〉：「臣職 居南史，身典東觀。」53以「典東觀」的典實來指代他在陳代所領的大 著作之職，時陵以吏部尚書領此官。他用此典，既點明了自己的大著作 身份，也說明了此官和漢代典東觀事的淵源關係。據文意，所謂「典東 觀事」其實就是東觀事務的負責人。孔豐官拜黃門郎而職典東觀，屬於
50 漢•袁宏，《後漢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卷一九，〈孝 順皇帝紀〉，《四庫全書》文淵閣本。 51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六○下，〈蔡邕傳〉，頁 1990。 52 同前註，〈五行志一〉，3278 頁。 53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八○，頁 1372。
以他官權知東觀，臨時指定。然而此時的東觀尚在發展初期，名儒未集， 聲譽未起，故儘管孔豐是東觀負責人，卻遠不及後來的東觀著作知名。 漢末戰亂，東觀被毀，東觀官制隨之不存。三國時期，曹魏和西蜀 都未置東觀，唯有東吳置有東觀令。《三國志》卷四八，〈孫晧傳〉，建 衡「三年（271）春正月晦，晧舉大眾，出華里，晧母及妃妾皆行。東 觀令華覈等固爭，乃還。」54天紀三年（279）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 黃耇家，依緣棗樹，長丈餘，莖廣四寸，厚三分……東觀案圖，名鬼目 作芝草。」55〈周魴傳〉：「子處，亦有文武材幹。天紀中，為東觀令、 無難督。」56〈華覈傳〉：「後遷東觀令，領右國史。」57《資治通鑑》卷 七九泰始七年（471）胡三省注：「東觀令，典校圖書及記述。」58從這 些史料看，吳國的東觀主管圖書校勘、國史撰述等事，與東漢的東觀並 無大的不同，裏面藏書較多，還有圖讖等異書，遇有典故不曉，制度不 明，還可前去查閱。衹是既然稱令，則官名已正，表明吳之東觀不再是 個書館，而是正規官署，任命朝官主管。今天可以查考到的東觀令就不 止華覈一位，還有山陰人朱育，史載他在吳國孫休、孫晧時仕於朝，常 在臺閣為東觀令。遙拜清河太守，加位侍中。可見在東吳，東觀令的任 命已是常制，衹是進入兩晉南北朝此制就消失了。
五、東觀的文化業績及修史傳統
東觀本因聚書而起，自古以來有國有家必有藏書，有藏書必有校 勘，故刊校圖書是東觀的第一項職掌，也較能反映東觀諸儒的文化業 績。這裏的刊校一詞並不是筆者的發明，而是一個古老詞彙，北魏之時 即已出現，唐宋時期更加通行，宋初館閣文臣編《冊府元龜》，於該書54 魏•陳壽，《三國志》，卷四八，〈孫晧傳〉，頁 1168。 55 同前註，頁 1173。 56 同前註，卷六○，頁 1392。 57 同前註，卷六五，頁 1467。 58 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七九，頁 2514。
卷六○八〈學校部〉，特設「刊校」一門，網羅自漢魏至五代的數十個 事例，其中屬於東觀的就有十多個，範圍涉及校改訛謬、駁正舊說、整 舊為新等事項，甚至還包括疑難問題的考證、注釋、辨析，其含義和傳 統目錄學中的校讎比較接近，基礎則是文字的校理詳正。《唐六典》卷 八：「後漢有東觀……或典校理，或司撰著，或兼訓生徒，若今弘文館 之任也……所置學士並無員數，皆以他官兼之……館中多圖籍，置詳正 學士校理。」59卷一○：秘書圖籍「後漢則藏之東觀，亦禁中也……（魏） 秘書之職，即漢東觀之任。」60這裏說的雖然是曹魏和唐代官制，卻也 包含了漢代東觀，表明漢之東觀多藏圖籍，故置官校理。「詳」字強調 對字形、文義的審辨，疑難、錯誤的糾正。「詳正」即細緻審理，刊正 錯誤。在古代，凡遇文字有疑誤，制度有不明，皆置官詳正，其用意 正在於此，這從西漢劉向、劉歆以來就已形成傳統，作為慣例得到遵 循。東漢先置蘭臺，後置東觀，延請班固、陳宗、尹敏、孟冀、劉珍、劉 毅、劉陶、伏無忌、黃景、延篤等人相次入館，校勘著述，「皆佗官兼領 史職」，身為史官卻領校禁中圖籍，解決文字正誤，體現的也是這一精神。 東觀校書約始於章帝元和（84-86）中。最早的一例為孔僖，他於 章帝元和二年（84）拜為郎中，詔從駕還京師，「使校書東觀。冬，拜 臨晉令。」61從這條材料看，他一年之內兩次改官，在東觀只幹了幾個 月，即被調離，可見此時的人員調動、學士出入還是比較頻繁的，校書 之事已經常態化地開展起來。到了和帝、安帝朝，校書的規模更大，往 下持續。先是，和帝永元十三年（101），在東觀博選術藝之士充官校書。 接著，安帝永初四年（110）二月乙亥，「詔謁者劉珍及《五經》博士， 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整齊脫誤，是正文字。」李 賢注：「《前書》曰：‘凡諸子百八十九家。’言百家，舉全數也。」62〈和
59 唐•李林甫等，《唐六典》，卷八，頁 254。 60 同前註，卷一○，頁 296。 61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七九上，〈孔僖傳〉，頁 2562-2563。 62 同前註，卷五，頁 215。
熹鄧皇后紀〉，永初三年（109），「太后自入宮掖，從曹大家受經書，兼 天文、算數。晝省王政，夜則誦讀。而患其謬誤，懼乖典章，乃博選諸 儒劉珍等，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餘人，詣東觀，讎校傳記。事 畢奏御，賜葛布各有差。」63此後陸續有人被徵入校圖書，最晚一次到 了靈帝熹平中（172-177），主持者為著名學者蔡邕，此後逐漸沉寂。近 人總結，兩漢皇家校書共七次，其中四次在東漢，三次在東觀，都是以 名儒主事，64僅少數參與者為無名人士。《後漢書•百官志一》李賢注： 「前安帝時，越騎校尉劉千秋校書東觀。」65《冊府元龜》：後魏鄭道昭 上表孝文帝曰：「光武中興，於撥亂之際，乃使鄭眾、范昇校書東觀。」66 這劉千秋和范昇就是很普通的。 漢代之所以特別重視經籍校勘，是因為經籍乃是治國立政之本，在 漢代社會政治生活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但是文獻形態原始，載體多為簡 牘，中多古文奇字。改為隸書及楷體以後，人們識讀困難，加之年代久 遠，文字遺脫，後來建立學校，經史傳習彌廣，對於正確文本的需求愈 加強烈，故須集合博聞之士，潛心探求，正其闕誤，芟其繁亂。開始的 時候還是蒙被詔令，衹校經書，到後來，則「前世之載記，百家之述作， 亦或揚搉其繆戾，考正其異同。縫其漏而質其非，翦其蕪而撮其要，朱 紫之有別，淄澠之不混。六經之旨既明，四部之文維敘。」67將整理範 圍擴大到史籍、子書，學術意義更大，實際操作亦遠遠逸出今人理解的 校勘範疇。 東漢的經籍刊正，還含有很濃的定正文字，規範舊說的意味，用意 在於使經籍文本和注解通過官方裁定而定於一尊。《東觀漢記》卷二， 和帝永元「十三年春正月上日，上以《五經》義異，書傳意殊，親幸東
63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一○上，頁 424。 64 參姚名達，《中國目錄學史》（北京：商務印書館，1998），頁 178-179。 65 劉宋•范曄，《後漢書》，〈百官志一〉，頁 3555。 66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六○三，頁 7238。 67 同前註，卷六○八，頁 7298。
觀，覽書林，閱篇籍」68，說的就是這個意思。兩漢四百餘年，《五經》 文字疊經傳授，多有訛謬，篇卷錯亂，主要經籍各有諸儒為之注解，或 立於國學，或傳於民間。所見不同，文本差互，家殊異說，儒學多門， 章句繁雜，故須集合諸儒加以統一，刪定舊說，撰成新解，編為簡本以 便通行。可見所謂「刊校」含義實在廣泛，刊字含有刊落錯誤、訂正舊 說、刪削繁冗的意味。東漢時期，頗有學者以這類名義徵入東觀。如章 帝時，學者曹褒精通禮學，章和元年（公元87年）正月，章帝「召褒詣 嘉德門，令小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褒曰：‘此制 散略，多不合經，今宜依禮條正，使可施行，於南宮東觀盡心集作。’ 褒既受命，乃次序禮事，依準舊典」69，成書百五十篇奏上。敦煌學者 張奐，桓帝時人，「少遊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初，牟 氏章句浮辭繁多，有四十五萬餘言，奐減為九萬言。後辟大將軍梁冀府， 乃上書桓帝，奏其章句，詔下東觀，以疾去官。」70雖然事情未果而終， 但是其性質如此。《後漢書》，〈蔡倫傳〉，元初「四年（117），帝以經傳 之文多不正定，乃選通儒謁者劉珍及博士良史詣東觀，各讎校漢家法。 令倫監典其事。」71這個所謂「漢家法」據宋人劉攽校勘記，就是東漢 流行的諸儒之說。那時，每部經書都分為古今學派，每經每派各有數家， 所治各經，正文、注解各自不同，統一起來困難重重。「各讎校漢家法」 就是每種經書、每一家法都要分派儒者加以校勘，確定傳注，工作量是 很大的，所以延續的時間也久，從和、安帝直到桓、靈帝，前後相續百 有餘年。《冊府元龜》：「盧植為廬江太守。歲餘，復徵拜議郎，與諫議 大夫馬日磾、議郎蔡邕、楊彪、韓說等並在東觀，校中書《五經》記傳，
68 漢•劉珍等著，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校注》，卷二，頁 88。 69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三五，〈曹褒傳〉，頁 1203。 70 劉宋•范曄著，王先謙補注，《後漢書》，卷六五，〈張奐傳〉，頁 324。 引文中的「朱寵」，中華書局點校本作「朱龍」。然而東漢並無太尉朱龍， 只有朱寵，《後漢書•順帝紀》載其永建元年自大鴻臚遷太尉，次年七月 被罷官，同書《鄧隲傳》載有其生平事蹟。知龍為寵之誤。 71 同前註，卷七八，頁 2513。
補續《漢紀》。靈帝以非急務，轉為侍中，遷尚書。」72這麼看來，直到 靈帝之時校經之事還未終止。 總結上文，東漢的圖書刊校，自章、和以來一直是以東觀為基地開 展的。其特點有三： 一是延續的時間長，有政府機構作支持，有東觀圖書為依託，學士 以皇帝下旨的名義召集，著述考訂之事才能辦成。故班昭欲續成兄固之 《漢書》，也衹能奉和帝之詔，就東觀藏書閣踵成之。盧植欲為《禮記》 解詁，也衹能請求皇帝批准，就東觀財糧，撰成章句。 二是彙集的學者多，很好地發揮了文館集賢、育才的功能。東漢經 學家，賈逵、馬融、鄭眾三人都出身東觀，一定程度上說，是東觀的校 書、著作把他們鍛煉成東漢經學的代表，東觀是造就東漢經學人才的重 要基地。 三是涉及的範圍廣，雖然強調以校經為主，但是並不忽視史書，對 於子書還給予了特別的重視，上文中數次出現的諸子傳記、前世載記、 百家藝術等詞彙，就是指的史籍、子書的校勘。 章帝、和帝以後，圖籍盛於東觀，修史者皆集於此，形成東漢的史 學中心，凡在此著書的都稱「著作東觀」，相關研究近年頗受關注，代 表性的文章有前述劉躍進、黃覺弘二文。劉文對東觀建置及其功能作了 考述，分析了東觀著作的特殊身世、修史傳統和奉詔創作對於東漢文學 發展的影響。黃文考定了東觀性質、緣起、主要職能，提出治古學、通 《春秋》是東觀文士羣的顯著特點，多以「實錄」心態創作辭賦，注重 褒貶，論政析理是其文學特色73。這些研究都為本文提供了借鑑。下面 綜述文獻對此一問題做一補述，補其未備。
72 宋•王欽若等，《冊府元龜》，卷四五七，頁 5424。 73 參黃覺弘，〈後漢東觀文士群與春秋學〉，《學術論壇》第四期（2006.4）， 頁171-175。
和圖書的校勘相比，東觀的史書修纂無疑更有特色，也更有代表 性。東漢修史的特點，一是由國家出面組織，召集儒臣撰述，屬於官方 行為，不同於西漢以前，正史皆文人私撰，名分不正，不能為時所容。 二是以東觀這個書館為基地修史，組織一套寫作班子修史，在館修書的 都可稱史臣，都是集體述作，共撰國史，即使品質不高，也是責任共擔； 即使風格不顯，對修史者本人也不會有大的影響。就這個意義上說，東 觀擔當了後世著作局和史館的角色，起到了後世著作局和史館的作用。 曹魏正是根據這一點，在中書省中設著作郎，北朝又仿此制設立史館， 這則是東觀著述在制度史上的獨特貢獻。 東觀史臣所修，均為東漢一朝之國史，前後相續百有餘年，疊經修 撰，史臣分為四批入館，與修人員及前後經過，備載於《四庫全書總目》 卷五○及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五。編成的書，就是凝聚了東漢史 臣集體智慧的《東觀漢記》。今本起自光武，止於獻帝，為東漢一朝之 全史，在漢唐間為著名史籍。晉代以此書與史、漢並稱，號「三史」， 人多傳習，唐代更是將「三史」列入科舉考試的範圍，明令學子讀之精 熟。所以這修史的一項儘管是後起的，聲名卻反而蓋過了經籍的校勘。 修纂的基本要求是記事以《春秋》為准，措辭貴簡約，褒貶要分明，專 記本朝史事，不涉前代史。74《晉書》：「丘明既沒，班馬迭興，奮鴻筆 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75強調東觀修史的直詞無隱，體現了晉唐古 人的史學觀念。修撰過程複雜，經過了初創、初續、再續、三續四個階 段，階段性成果分別為《世祖本紀》、班固所撰列傳載記、《建武以來名 臣傳》《漢記》、蔡邕補作《十志》。最後的成書見《隋書》卷三三，〈經 籍志二〉，「正史類」，作「《東觀漢記》一百四十三卷」，注：「起光武
74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八二，「史臣曰」：「丘明既沒，班馬迭興， 奮鴻筆於西京，騁直詞於東觀」，似乎東觀修史沒有曲筆，翻閱今傳《東 觀漢記》輯本佚文，卻見褒多貶少，帝王名臣傳記尤多美詞，不像是直詞 無隱。故只能說，這番話體現了晉唐史臣的史學觀念，卻不一定是東觀修 史的實況。 75 同前註，卷八二，「史臣曰」，頁 2159。
記注，至靈帝，長水校尉劉珍等撰。」76作者有陳宗、尹敏、孟冀、杜 撫、馬嚴、班固、賈逵、劉珍、劉毅、劉復、劉陶、延篤、伏無忌、黃 景、朱穆、邊韶、李尤、李勝、崔寔、曹壽、馬日磾、楊彪、高彪、蔡 邕、盧植、韓說、劉洪、胡廣等近三十人，「相次著述東觀，謂之《漢 記》。」77 具體的修撰情況因人而異。有的是史書載明以著撰史傳的名義徵 入。如北海靖王劉興，其子劉復，封臨邑侯，「好學，能文章。永平中， 每有講學事，輒令復典掌焉。與班固、賈逵共述漢史，傅毅等皆宗事之。 復子騊駼及從兄平望侯毅，並有才學。永寧中，鄧太后召毅及騊駼入東 觀，與謁者僕射劉珍著《中興以下名臣列士傳》，騊駼又自造賦、頌、 書、論凡四篇。」78有的則未寫明具體事務，衹統稱著作東觀，實則修 史為主。如河南尹鄧豹之子鄧某，養母「耿氏教之書學，遂以通博稱。 永壽中，與伏無忌、延篤著書東觀，官至屯騎校尉。」79南陽人延篤， 博通經傳百家之言，能著文章，有名京師，「桓帝以博士徵，拜議郎， 與朱穆、邊韶共著作東觀，稍遷侍中。」80通過比對其他文獻可知，這 些人平日在館，主要的事務都是修史，而不是別的。各人都是被詔入館， 或校書，或著述，名目不一。少數人在館期間還將校書、作傳、著文三 事並舉，如劉珍、蔡邕，公事之餘就曾自造賦頌書論，係在館私撰的副 產品，可見東觀修史對於作家自我造作文章，極有好處。 東觀作為國家的綜合性學術機構，還負有考定天文律曆、製作禮法 的任務。這些工作較為專門，需要「術藝之士」才能勝任。今天可以查 考到的，都是一些專業人士，做的雖是專業工作，但是部分內容亦被編 入《東觀漢記》，作為成果加以吸收。後人據此，亦將其視為當時修史 工作的一部分。《後漢書》，〈律曆志下〉引蔡邕〈戍邊上章〉：「臣邕被
76 唐•魏徵等，《隋書》，卷三三，〈經籍志二〉，頁 954。 77 同前註，頁 954。 78 劉宋•范曄，《後漢書》，卷一四，〈北海靖王興傳〉，頁 558。 79 同前註，卷一六，〈鄧騭傳〉，頁 618。 80 同前註，卷六四，〈延篤傳〉，頁 2103。
受陛下尤異大恩，初由宰府備數典城，以叔父故衛尉質時為尚書，召拜 郎中，受詔詣東觀著作，遂與羣儒並拜議郎。沐浴恩澤，承答聖問，前後 六年……願下東觀，推求諸奏，參以璽書，以補綴遺闕，昭明國體。」81這 裏所謂「著作東觀」，其實就是利用館中圖籍編撰〈律曆志〉。當時東觀 多異書，遇有不懂，有書可查。史載靈帝「熹平六年（177），東觀召典 律者太子舍人張光等問準意。光等不知。歸閱舊藏，乃得其器，形制如 房書，猶不能定其弦緩急。」82張光查閱的就是東觀圖籍，他是因為工 作關係才看到這種珍秘文書。〈張衡傳〉：「永和中，謁者僕射劉珍、校 書郎劉騊駼等著作東觀，撰集《漢記》，因定漢家禮儀……及為侍中， 上疏請得專事東觀，收檢遺文，畢力補綴……書數上，竟不聽。及後之 著述，多不詳典，時人追恨之。」其表曰：「臣仰干史職，敢徼官守， 竊貪成訓，自忘頑愚，願得專於東觀，畢力於紀記。」又曰：「《易》稱 宓戲氏王天下。宓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 史遷獨載五帝，不記三皇，今宜並錄。’」83張衡請求進入東觀修撰「紀 記」，即擬定中的《東觀漢記•禮儀志》，他準備補續司馬遷《史記》， 想把其中不載的三皇禮制也考證明白，但是請求並未得到批準，衹是一 種想法。按照蔡邕等人的設想，《漢記》原來應有十志，衹因漢末戰亂 而未能續完，補綴〈禮儀志〉當屬當時東觀史臣的編纂計畫，其事確與 《漢記》有關。 關於天文方面的資料更多，主要集中在漢末蔡邕、劉洪等專門的名 家身上。如蔡邕，「博學有雋才，善屬文，解音聲伎藝，並術數之事， 無不精綜。初辟司徒府吏，遷郎中，著作東觀，以直言被刑。」84為議 郎時，嘗與郎中劉洪補續〈律曆志〉。劉洪精通數學，博通術數，靈帝 時遷郎中，二人都是東觀急需的「術藝之士」，故能著成此志，以備一
81 劉宋•范曄，《後漢書》，〈律曆志下〉，頁 3082-3084。 82 同前註，〈律曆志上〉，頁 3015。 83 同前註，卷五九，頁 1939-1940。 84 漢•袁宏，《後漢紀》，卷二七，〈孝獻皇帝紀〉，張烈點校，《兩漢紀》 （北京：中華書局，2002），下冊，頁 518。
家。蔡邕〈表志〉嘗自陳：「言天體者有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 三曰渾天……唯渾天者近得其情……官有其器而無本書，《前志》亦闕 而不論。臣求其舊文，連年不得。在東觀，以治律未竟，未及成書，案 略求索……冝博問羣臣，下及巖穴，知渾天之意者，使述其義，以禆〈天 文志〉。撰建武以來星變彗孛占驗著明者，續其後。」85想法很好，衹是 因故未果。《後漢書》，〈律曆志〉引《袁山松（後漢）書》：「劉洪字元 卓，泰山蒙陰人也，魯王之宗室也。延熹中，以校尉應太史徵，拜郎中， 遷常山長史。以父憂去官。後為上計掾，拜郎中，檢東觀，著作〈律曆 記〉，遷謁者、穀城門候、會稽東部都尉……在東觀，與蔡邕共述〈律 曆記〉，考驗天官，及造〈乾象術〉十餘年，考驗日月，與象相應，皆 傳於世。」86可見此人實在是個難得的人才。其他參與修撰史志的還有 涿郡人盧植，史載他漢末「徵拜議郎，與蔡邕、楊彪等並在東觀，補續 《漢紀》。」87具體補作了多少不得而知，大概是桓、靈二帝朝史事。 東觀作為一個國家修撰機構，其對後世的影響主要在修史上。漢唐 古人特別重視修史一事，認為「化成天下，莫尚乎文。文之大司，是為 國史」，國史之官，職在「褒貶懲勸，區別昏明」，史官被認為是「邦之 司直」，其述作乃「王者之元符、生人之極教」88，故東觀在東漢的社會 地位和受重視程度也要高過蘭臺。東漢統治者創立這一新的機構，意在 使之成為國家專職的修史部門，擔負起修撰國史的重任。由於明、章以 來，陸續有名儒在蘭臺、東觀奉詔著撰國史，西漢以前的古史官遂被其 代替。朝廷雖然有史官，但是令其改掌天文、律曆，性質迥異。這一改 革，徹底改變了周秦以來古老相傳的史官制度，從此以後，奉詔修史、 設局修史就成為新的制度和慣例，為東漢以下各代所遵循。順著這條路
85 劉宋•范曄，《後漢書》，〈天文志上〉，頁 3217。 86 同前註，〈律曆志中〉，頁 3043。 87 漢•袁宏，《後漢紀》，卷二五，〈孝靈皇帝紀〉，張烈點校，《兩漢紀》， 下冊，頁498。 88 清•董誥，《全唐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三一六，李 華，〈著作郎廳壁記〉，頁1416。
往下走，就是魏晉的著作局和唐宋的史館。所不同者，東觀文人修史的 同時還奉詔校書、撰文，體現了文館功能的綜合性、多樣性，著作局和 史館則專以修史為職，職掌更專一，特色更鮮明。 由於東漢王朝對傳統史官制度的變革，漢晉史籍中遂出現「史臣」 一詞，專門指稱修史文臣，歷代相沿不廢。班固撰《漢書》首次使用這 一詞語，其〈敘傳下〉稱：「漢紹堯運，以建帝業。至於六世，史臣乃 追述功德，私作本紀。」89以「史臣」指稱司馬遷。與此同時，在東觀 修史的文臣亦開始被稱為史臣，《後漢書》就說，章帝於白虎觀大會諸 儒，考詳《五經》同異，「顧命史臣，著為《通義》。」97○至於晉宋，「史 臣」更成為一個文人通用、世間習見的詞彙，單《藝文類聚》中就出現 了好幾次。如陸機〈吳大帝誄〉：「史臣獻貞，龍輴啟殯。」90顏延之〈元 皇后哀策文〉：「乃命史臣，累德述懷。」91東晉學者干寶，以尚書郎領 國史，所撰《晉紀》，一再自稱史臣，今傳《文選》所引即有兩處。如 《晉紀》，〈論晉武帝革命〉：「史臣曰：帝王之興，必俟天命。」李善《文 選》，引〈晉紀總論〉：「史臣曰：昔高祖宣皇帝以雄才碩量，應運而 仕。」92從史官到史臣，從泛稱到自稱，體現的是文人身份意識的潛在 變化。而史書從私撰到官修，也給古代史學帶來了很大的變化。造成這 一系列轉變的關鍵，正是東漢東觀。這，即是東觀的影響所在。
六、東觀與東漢文學
東觀本來不是因發展文學而起，也不是為此而備，但其創建和成立 以後的制度安排、人智活動，卻對東漢文學起到了實實在在的促進作89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卷一○○下，頁 4235。 90 唐•歐陽詢，《藝文類聚》，卷一三，頁 245。 91 同前註，卷一五，頁 285。 92 唐•李善注，《文選》，卷四九，頁 2174-2175。
用，由此之故，東觀的興廢和東漢文學之間有著密切的關係。這種關係， 主要體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培養了一批散文作家，這是在奉詔修史的體制下進行的。蓋 漢代史書的修纂，司馬遷以前一直是一種私家之業，非當官者（政府部 門）之職。繼司馬遷之後而記述史事者，則多是奉詔所為，人臣不敢私 撰，衹能奉詔修史，這，乃是一種國家體制。93東觀學者劉珍、劉毅、 李尤、盧植、馬日磾、蔡邕、楊彪，莫不如是。由此之故，自東漢以後， 凡言東觀，必與修史有關。吳之東觀令領右國史，魏晉齊梁，凡人臣而 領史職、修國史者，皆稱「職在東觀」，便是這一傳統的延續。而舉凡 修史，必負修纂之藝，只有這樣纔能勝任工作，所撰也纔能合於史體。 一個嫻於史筆的文人長期在館修史，經受過這種鍛煉，必然擅長敘事， 文筆過人。所以自漢至唐，凡史館文臣，必工於文章。凡在館修史，多 稱「司文東觀」94，修史即是司文，二者同質。陳壽曰：國不置史，則 「注記無官，是以行事多遺，災異靡書。」95可見國家不可無史官，置 史乃是國家的必需。而凡掌國史，必為注記，或者記言，或者記事，或 二者相兼，不管怎樣，衹要在史局掌注記，就得善於敘事，言簡意賅， 此乃工作要求。南北朝隋唐史館多出散文名家，散文名家多當史任，正 是由於這一點。劉勰說：「傅毅崔駰，光采比肩。瑗寔踵武，能世厥風 者矣。杜篤賈逵，亦有聲於文。跡其為才也，崔傅之末流也。李尤賦銘， 志慕鴻裁，而才力沈膇，垂翼不飛。馬融鴻儒，思洽識高。吐納經範， 華實相扶……張衡通贍，蔡邕精雅。文史彬彬，隔世相望。」96文中所 舉多為東觀著名史臣，同時又是東漢文壇名家，既有史才，又負文譽，
93 參呂思勉，《秦漢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694-695。 94 北魏學者李彪孝文帝時任著作郎，上書之時便對文帝自稱：「臣彪昔於凡 品，特以才拔，等望清華，司文東觀。」（《魏書》，卷六二，〈李彪傳〉） 他的這番話，頗能見出南北朝人對著作郎職位和性質的看法。 95 晉•陳壽，《三國志》，卷三三，〈後主傳〉，頁 902。 96 梁•劉勰，《文心雕龍》，〈才略〉，范文瀾，《文心雕龍註》（北京： 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卷一○，頁 699。
平生主要的文學業績，就是工作期間編撰的史書和散文。這一特色的形 成，就與東觀有直接的關係。東觀以修史為首要，徵集的人員必須以長 於史筆為前提，此外還得善於剪裁，具有史識，只有這樣，才能擔當起 修國史的重任，這些都是業務上的基本要求。平時在館，也是按照這一 原則來培養的。史才、史學、史識三者，分別關係到撰書作文的語言表 達、材料組織、思維能力，關係到作者寫作水準、認識能力的高下，全 都有關於散文，東觀多出散文名家，就是因為這個道理。 第二，增強了漢代文人的文體辨析意識，促進了東漢的散文創作。 東漢文人多數擅長多種文體，既愛好辭賦，長於銘誄，又能為碑記章奏。 學者據《後漢書》統計的結果，發現東漢文人常用的文體竟然多達三十 餘種，可以說是文體大備了。97這「文體大備」之功，主要就應當歸功 於當時主流作家的創作嘗試。而所謂東漢主流作家，結合歷史實際來 看，就是蘭臺東觀文人，兩處合計，多達近百位。作為一個以修史撰文 為職司的官署，東觀比其他單位有著更加強烈的文章寫作需要，這就要 求東觀作家熟悉古典，詳究今情，在已有文體的基礎上做出多種寫作嘗 試。《後漢書》《三國志》人臣列傳中經常出現的銘誄、書論、箴策、讚 頌、奏議、章表、碑記、七九、嘲說、檄難、哀辭，主要就出自蘭臺東 觀文人之手。這批文人出於工作需要，常常要花費很多功夫去精研文 體，因此較之其他類型的文人更加清楚諸種文體的體式特點和寫作要 求，也有著更為強烈的文體辨析意識。不應忘記，漢晉周隋，歷代的文 章大家和文體研究專家，多數人恰恰是東觀蘭臺、秘書監著作局中文 人，他們成天與圖書典籍打交道，比其他人更精熟古典目錄學，更清楚 著述之要義、寫作之軌範。前人所謂「文章軌範」，多因文學目錄學的 興盛而起。而這種學問的興起，最早的源頭就在兩漢。西漢劉向、劉歆、 揚雄，東漢班固、馬融、賈逵，西晉摯虞，東晉李充，劉宋謝靈運，都 是歷代文館的重要人物，又是當時文壇的得力幹將，文體製作繁富，圖
97 參傅剛，《〈昭明文選〉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 頁55。
書典籍和目錄之學對其文章寫作的指導作用非常明顯。目錄學與學術 史、文學史、文章學的內在聯繫在這一環節昭然可見。劉向、劉歆父子 相繼為光祿大夫，領校五經，集六藝群書，區分種類，辨析流別，著為 《別錄》《七略》，因此二人所作的文章也特別「詳洽」。西晉學者摯虞， 在朝為秘書監多年，「撰《文章志》四卷，注解《三輔決錄》，又撰古文 章，類聚區分為三十卷，名曰《流別集》，各為之論，辭理愜當，為世所 重。」98南齊王儉遷官秘書丞，上表請求校勘墳籍，依《七略》，撰《七 志》四十卷上之，表辭甚典。其孫王規，在梁朝歷任太子洗馬、中舍人、 秘書丞、簡文帝庶子，「名理超於荀、王，博洽侔於終、賈……佩玉璽 於文昌，珥金貂於武帳。文雅與綺縠相宣，逸氣並雲霞俱遠……《七略》 百家，三藏九部。成誦其心，談天其口。勝氣無儔，高塵誰偶」99。梁 代文士張率，才氣過人，頗受梁武帝信重，命直文德待詔省，敕使抄乙 部書，經常侍宴賦詩。後來又因表現出色，授秘書丞。由於職業的關係， 他屬文的能力也比較強，《七略》及《漢書藝文志》所載的詩賦亡其文 者，他竟然可以「並為補作」。所著《文衡》十五卷、文集三十卷，並 行於世。以上事例無不表明，像《七略》和《漢書藝文志》這樣的目錄 學著作，對於漢魏六朝文學人才的成長和創作成就的取得，具有十分重 要的促進作用。衹是離開了東觀蘭臺這個國家藏書之地和文士著述之 所，也不能奏其功，東觀對於文學創作的促進作用，也在於此。100《晉 書》說：「摯虞、束晳等，並詳覽載籍，多識舊章，奏議可觀，文詞雅 贍，可謂博聞之士也。或攝官延閣，裁成言事之書；或莅政秩宗，參定 禋郊之禮。」又云：「摯虞博聞，廣微絕羣。財成禮度，刊緝遺文。魏 篇式序，漢冊斯分。」101這兩段話，實際上已經把為官秘監、編撰圖書 與撰作文章、區分流別的內在聯繫給交代清楚了，可以說正是因為摯
98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五一，〈摯虞傳〉，頁 1427。 99 唐•歐陽詢等，《藝文類聚》，卷四九，引〈梁簡文帝庶子王規墓誌銘〉， 頁891。 100 參傅剛，《〈昭明文選〉研究》，頁 55-58。 101 唐•房玄齡等，《晉書》，卷五一，「史臣曰」，頁1436。
虞、束晳等「詳覽載籍，多識舊章」，才能「奏議可觀，文詞雅贍」，號 為博聞之士。 東漢文人在文學創作上既然是從實際出發，諸體並舉，自然要影響 到詩賦的中心地位。細察文學史可知，從西漢末的揚雄到東漢末的蔡 邕，都是喜好辭賦，所著繁多，觸類而作，唯獨不是單重詩歌。東漢二 百年，單獨以詩名世的沒有幾個。詩歌雖富文學性，當時卻被包裹在眾 多的文體之中，被當成一種用來發展創作技能的文體對待，用意在於觀 其體裁，察其文勢，習其法度，故眾體並舉。這樣做，其結果就衹能是 詩歌被混同在其他文體之中，數量少，品質低，無法彰顯其獨特性，長 於銘、誄、碑、頌的作者卻極多。這表明，詩歌在東漢還未到文學中心 的位置，還不全是文學的主流，銘誄、詩賦齊頭並進卻是東漢的文學潮 流、文體趨向。舉例來說，誄字在《史記》中僅僅出現過一次（卷四七 〈孔子世家〉「哀公誄之……死而誄之」），在《漢書》中僅過出現六次 （卷五、卷二七、卷八六、卷九八），到《後漢書》中，卻多達二十九 次。東漢最早的作家桓譚，就著有賦誄書奏四體文章二十六篇，光武帝 時的另一位名家馮衍，所著亦為賦誄銘說，兩位建武作家，首開此風。 以後作者相繼，例如賈逵，作有詩頌誄書連珠酒令。桓彬，作有碑誄贊 書說。班固，著有詩賦銘誄頌書文記論議六言。馬融，著有賦頌碑誄書 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蔡邕，著有詩賦碑誄銘贊連珠。盧植，著有 碑誄表記。衛宏，著有賦頌誄。服虔，著有賦碑誄書記連珠九憤。查《後 漢書》之〈文苑傳〉，發現自杜篤以下，長於碑誄者多達十四人。可見 後漢之世，凡大臣去世，必積其德行，邀請名家，撰為誄文，這，乃是 一種時代風尚。誄文的寫作，主要又不是出於作者的主觀愛好，而是來 自政治社會生活的客觀需要，係因某人某事而作。不僅誄文，凡東漢魏 晉間流行的頌贊箴銘哀弔論議連珠章奏書記諸多文體，都應作如是觀， 都不是純粹的抒情文體。所以曹丕作〈典論論文〉，論及漢魏作家的常 用文體，獨舉奏議、書論、銘誄、詩賦八體，而不及其他。他的這種選 擇，反映的正是東漢曹魏間文體流行的實況，體現的正是此間古人的文
學觀念。曹丕所謂「四科八體」，若是與時俱進，稍加調整，就是當今 的政府公文、學術論文、實用書劄、文學作品。四者之中，奏議備陳政 事，渙號明堂，義無虛發，可稽治亂得失，見政事樞機，體性尊貴，屬 於論事之文，非僅文章之能，依理當歸史部。《文獻通考》始以奏議自 為一門，抑居卷二四七集部之末。102書論以記事言理為主，重在記述事 件，發揮見解，具有學術理性。銘誄述人德行，不可虛言，唯有詩賦為 文人性情所寄，體性較虛，真正屬於文學，帶有自律的審美觀念，其餘 三類，內容都較為實在，指向性強，然而在曹丕的文論體系中只占四分 之一，而且是居於末位的那個四分之一，詩賦作為純文學體裁，其在當 時的社會地位，亦由此可見。《古詩十九首》、漢樂府，今人特別看重， 被當作東漢文學的主流樣式和代表性成果而加以對待，這麼做雖然也有 道理，並且很有意義，但卻不太符合當時文學的實際。我們今天是根據 西方文學的標準來看待東漢文學的，是以文學性的有無和高低來衡量古 人作品的，這樣以今律古，勢必造成種種事實上的不合。如果要對東漢 文學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價，恐怕還是得回歸傳統，根據實際立論，這樣 纔不至於誣古人，惑來者。 不僅東漢一代，整個魏晉南北朝的典制公文，都是文學化、帶文性 的。很多民國學者都持有這種觀點。傅斯年先生即指出，東漢一代的文 學，主要代表就是官氣十足的頌贊箴銘，以及樂府詩和史書。103樂府詩 來自民間，自具文性，不代表官方立場。箴誄賦頌銘贊等則出自殿閣文 臣之手，雖然也帶文采，但至少奉詔所作的那一部分，作者是以官身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