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ၡ! ! ࢋ 自從梁啟超倡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以來， 不僅引發小說界革命、激發以小說教育啟蒙大眾的思潮，時人大量引 介並取法外國翻譯小說的做法，也因此盛極一時。在品目繁多的各類 翻譯小說中，「教育小說」無疑極為特殊且值得關注。原因是，在政 治、偵探、科幻小說之外，它是另一不同於傳統說部之作的類型小說， 為當時中國讀者開啟了迥異的閱讀視界；另方面，它的敘事重在體現 青少年的奮鬥成長及學校教育生活，恰恰呼應了當時憧憬「少年精 神」、強調教育啟蒙的社會現實，並為青少年的學習成長，提供具體 的參考範式。然而，在引進西方「教育小說」的同時，晚清文人原也 不乏著眼於教育問題、投射種種「教育想像」的小說書寫。從晚清小 說家自撰的白話「教育」小說，到以文言引介翻譯的歐西「教育小說」， 所涉及的，不僅是中西新舊文白等問題的糾結互動，也是時空論述與 少年想像的翻新，是文學傳統與現代性的往來交鋒。其間，更因文化 生產工業介入，導致諸多複雜互動，因之而體現的各種問題，值得深 究。本文將以清末民初教育小說最重要譯述者包天笑（1878-1973）的 翻譯及創作文本為切入點，就當時「教育」與「小說」、「傳統」與 「現代」、「商業」與「啟蒙」等問題，進行多方面探討。 ᙯᔣෟĈ清末民初，教育，小說，教育小說，包天笑 ∗ 本文 95 年 1 月 5 日收件；95 年 5 月 8 日審查通過。 ♦ 本論文為國科會三年期整合型計畫「世變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9）」部分 研究成果。Bao Tianxiao and Late Qing-Early Republican
Educational Fiction
Chia-ling Mei
∗Abstract
Liang Qichao’s famous dictum “Whoever wants to reform the people of a nation must first reform that nation’s fiction” led not only to a revolution in fiction writing and provoked the idea of using fiction to educate and enlighten the masses; his contemporaries also took to translating and imitating a great amount of foreign fiction. On the long list of translated titles, “educational fiction” undoubtedly occupies a special position and deserves our attention. This is because educational fiction—besides political fiction, detective novels, and science fiction—constitutes one more new fictional genre (as opposed to the traditional shuobu fiction) that presented contemporary Chinese readers with a radically new reading experience. At the same time, their narratives emphasized the turbulences of growing up and life in the schools and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matching neatly a social reality characterized by the yearning for the “spirit of youthfulness” and a stress on education and enlightenment. Thus, they provided the young generation with a concrete model for studying and growing up. Yet while importing Western “educational fiction,” the late Qing literati were also committed to questions of education and began to write their own works on diverse forms of “educational imagination.” The vernacular “education” fiction produced by late Qing writers and the “educational fiction” imported from the West and translated into classical prose do equally deal not only with issues such as the foreign/Chinese, old/new, and classical/vernacular binaries; they are also new patterns for temporal and spatial narratives and the imagination of the youth, they are a site of contestation between literary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oreover, the advent of industrialized cultural production brought with it multiple complex interactions and led to the surfacing of numerous problems that await our attention. The present article starts from the translations and works of Bao Tianxiao (1878-1973), the foremost pioneer introducing educational fiction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era; it aims to investigate the various issues associated with “education” and “fictio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and “commercialism” and “enlightenment.”
Keywords: late Qing-early Republic, education, fiction, educational fiction,
Bao Tianxiao
∗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Taiwan Literature and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自從梁啟超（1873-1929）倡言「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新一國之小說」以來， 不僅引發小說界革命、激發以小說教育啟蒙大眾的思潮，時人大量引介並取法外國 翻譯小說的做法，也因此盛極一時。在品目繁多的各類翻譯小說中，「教育小說」 無疑極為特殊且值得關注。原因是，它是在政治、偵探、科幻小說之外，另一不同 於傳統說部之作的類型小說，為當時中國讀者開啟了迥異的閱讀視界；1 另方面， 它的敘事重在體現青少年的奮鬥成長及學校教育生活，恰恰呼應了當時憧憬「少年 精神」、強調教育啟蒙的社會現實，並為青少年的學習成長，提供具體的參考範式。 然而，在引進西方「教育小說」的同時，晚清文人原也不乏著眼於教育問題、投射 種種「教育想像」的小說書寫。從晚清小說家自撰的白話「教育」小說，到以文言 引介翻譯的歐西「教育小說」，所涉及的，不僅是中西新舊文白等問題的糾結互動， 也是時空論述與少年想像的翻新，是文學傳統與現代性的往來交鋒。其間，更因文 化生產工業介入，導致諸多複雜互動，因之而體現的各種問題，值得深究。而包天 笑（1878-1973）的翻譯及創作文本，以及個人從事的文化活動，恰巧為清末民初 「教育」與「小說」之間的相關問題，提供了極佳的研究切入點。 包天笑是清末民初最重要的文化人之一。他不僅先後從事《小說林》、《小說 時報》、《小說大觀》、《小說畫報》等多種雜誌的編輯工作，親自翻譯並創作了 大量不同類型的小說，更受邀在《教育雜誌》、《中華教育界》、《教育研究》等 教育性雜誌上譯述各國的教育小說，影響當代青年學子甚鉅。其中最著名的「三 記」：《馨兒就學記》（1909，即後來由夏丏尊重譯的《愛的教育》）、2 《埋石 棄石記》（1911）、《苦兒流浪記》（1912），3 皆曾榮獲國民政府教育部頒發獎 狀表揚；據包天笑《釧影樓回憶錄》自述，《馨兒就學記》中的〈掃墓〉一節，更 被選入民初「商務版」高小國文課本，作為教材（385-93），堪稱真正落實了梁啟 超等人意欲以「小說」來啟蒙大眾，「教育」童蒙的理想。而在譯述外國教育小說 的同時，他同樣不忘以傳統白話章回形式，自撰了一部著眼於新舊教育問題的長篇 小說《青燈回味錄》（1914），在《教育雜誌》上分期連載。其於推展「教育小說」 之體類的貢獻，向來為各界公認。 也正是如此，包天笑的譯著活動，可說是以「集大成」的姿態，體現了清末民 1 晚清小說界不斷有人強調應重點輸入政治小說、偵探小說和科學小說，因為它們不單是由翻譯而 引進的三種新類型小說，而且是「小說全體之關鍵」（陳平原 1989: 56）。 2 《愛的教育》（Cuore），原作者為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Edmondo De Amicis, 1846-1908），1886 年出版。 3
《苦兒流浪記》（Sans Famile）原作者為法國作家馬洛（Hector Malot, 1830-1907），1878 年出 版。
初「教育」與「小說」、「傳統」與「現代」，以及因文化生產而引發的「商業」 與「啟蒙」等問題的多重對話。本文對它的探討，將循由以下四部分進行：一、「少 年／教育／小說」的糾葛；二、包天笑與「教育小說」的譯介；三、「教育小說」 中的「教育視界」；四、小說‧教育──文化生產工業中的商業與啟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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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的政治變局，促發時人種種救國新民之思。在各類革新之道中，「教育」 無疑是最受重視的一環。從十九世紀中葉的洋務教育開始，舉凡廢科舉、興學校、 提倡女子教育、派遣幼童赴美留學、發行報刊以傳播新知、普及演說以啟廸民智等 等，這些作為，或經由官方強制推動，或出自民間自發自為；或基於現實考量，以 求現學現用；或著眼於百年大計，意圖從根本上引進文明氣象，提升國民素質，無 一不引起重大震撼，影響並改變了千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的價值觀念和思維模式。 這些教育的革新實踐原本就經緯萬端，在梁啟超倡言「少年中國」之說，4 力 主以「少年中國」取代「老大帝國」，以及提倡「新小說」進行新民啟蒙之下，「教 育」、「少年」與「小說」三者之間，更因此產生了十分複雜的糾葛。基本上，「少 年中國」的想望，就是要落實於革新的少年教育，而此一少年教育，又得要憑藉小 說來完成。康有為（1858-1927）〈《日本書目志》識語〉中，便曾提到： 天下讀小說者最多也。啟童蒙之知識，引之以正道，俾其歡欣樂讀，莫 小說若也。……（陳平原、夏曉虹編 29） 梁啟超〈蒙學報演義報合敘〉更明確指出： 人莫不由少而壯，由愚而智。壯歲者，童孺之積進也，士夫者，愚民之 積進也。故遠古及泰西為善為教者，教小學急於教大學，教愚民急於教 士夫。…… 4 「少年中國」語出梁啟超〈少年中國〉（1900）一文，力言中國應以充滿朝氣活力的「少年中國」 取代過去的陳腐的「老大帝國」。有關梁啟超「少年中國說」的「少年論述」，及其所涉及的啟 蒙論述與現代性等問題，請參見梅家玲（6）。故吾恆言他日救天下者，其在今日十五歲之童子乎！西國教科之書最 盛，而出以遊戲小說者尤夥，故日本之變法，賴俚歌與小說之力；蓋以 悅童子，以導愚氓，未有善於是者也。他國且然，況我支那之民，不識 字者十人而六，其僅識字而未解文法者，又四人而三乎？故教小學教愚 民實為今日救中國第一義。（梁啟超 56） 此外，在倡言「政治小說」之重要性時，也不忘強調它與「少年教育」的關係： 「彼中綴之學子，黌塾之暇，手之口之，……而婦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 往每一書出，而全國之議論為之一變」（〈譯印政治小說序〉，陳平原、夏曉虹編 37）。在此，梁啟超強調了小說對於婦人孺子等智識程度不高者的教育功能，至於 什麼樣的小說才能發揮此一功能，「童孺」所閱讀的小說，是否必須與其它人區隔， 則並未詳述。其後，東海覺我（徐念慈，1874-1908）的〈余之小說觀〉則進一步 提出「宜專出一種小說，足備學生之觀摹」的說法： 今謂今後著譯家，所當留意，宜專出一種小說，足備學生之觀摹。…… 其旨趣，則取積極的，毋取消極的，以足鼓舞兒童之興趣，啟發兒童之 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為主。……如是則足輔教育之不及，而學校中購 之，平時可為講談用，大考可為獎賞用。（陳平原、夏曉虹編 337） 據此，則不但以小說教育少年童子，已成為當時有識之士的共識，而且，為教 育少年童子而作的小說，顯然還必須與一般的成人小說有所不同。然而，究竟什麼 樣的小說才真正適合學生閱讀？是否主角必得為少年學生？而又是怎樣的內容，才 堪稱具有教育性質？ 回顧傳統文學，原無專為少年學生而作的小說。晚清以來，即或是力倡以「少 年中國」取代「老大帝國」、強調小說之於少年教育的重要性的梁啟超，都不曾， 也不能，真正為少年們書寫少年教育或自我成長的小說。只有如《十五小豪傑》之 類的譯作，算是多少符應了「足備學生之觀摹」的要求。其原因，當係「新小說」 的理念，乃是希望普遍應用於「群治」；「少年／教育」小說，遂不會是唯一訴求 （故另有對「政治小說」的鼓吹）。然則，在以「少年中國說」凸顯「少年」之於 新國家建構的必要性之際，「少年」已成青春希望的修辭符號，如何經由小說中的 「少年成長」來憧憬新中國、為國家成長提供可資期待的新範式，是為眾所關注的 焦點。此時，徐念慈「宜專出一種小說」的理念，遂在強化「少年／教育」與「小
說」之關係的同時，已隱隱將此類小說的主人公身分及整體質性導向特定的規範─ ─既是「少年」人物，且具有「教育」性質。 但事實上，檢視當時各類譯作，卻會發現：嚴格說來，具有「少年教育」意義 的小說，與「以少年為主人公」的小說，實分屬兩個不同範疇：前者旨在提供少年 童子閱讀，發揮教育功能，但主角不必然是少年人物，內容也無需聚焦於學校／學 習生活，體類接近現今所謂的「兒童／少年文學」。胡從經《晚清兒童文學鉤沉》 一書，曾從「愛國主題的高揚」、「民主思潮的啟廸」、「科學小說的濫觴」、「冒 險小說的勃興」、「教育小說的萌發」幾方面，鉤沉晚清小說中的各類兒童文學， 所著眼者，正是少兒教育（77-166）。 至於後者，雖以少年學生為主人公，但旨在體現少年的成長學習經驗與各種青 春的騷動，具備一般觀念中的教育意義與否，並非唯一考慮重點。也因此，它更接 近於歐西的「成長／教育／啟蒙小說」（Bildungsroman）：主旨在於描繪書中主人 翁的人格與世界觀之成長與定形的過程。此類小說始於十八世紀中葉，以德國歌德 （Goethe）的《威廉‧麥斯特的學習年代》（Wilhelm Meisters Lehrjahre, 1796）以 及法國伏爾泰（Voltaire）的小說《憨第德》（Candide, 1758）等為代表性作品；此 後，以少年人物為主角，泛指「關於有『成長意義』的成長經驗之描述」的小說， 遂被名為「成長小說」或「教育小說」。而隨著地域、時期不同，少年成長經驗乃 互有參差，其中或著重少年生命中的自我啟蒙過程，或偏於學校生活中的師生互 動、教育學習，因此也常與 “educational novel”、“apprenticeship novel” 或 “initiation novel” 等名詞交互通用（Moretti 1987; Martini 1991; Sammons 1991）。
然而，聚焦於少年成長經驗的「成長／教育」小說所以於歐西出現，實有其「現 代性」因素，少年人物的成長，每每伴隨著對既有體制的反叛。5 如此一來，此類 小說雖具有聚焦於少年人物成長經驗的書寫特色，兼及學校生活之呈現，但是否適 合晚清中國的需要？譯者將如何引進？譯介過程中，它如何與前述的「兒童／少年 文學」發生關聯？又將如何發揮它的「教育」功能？ 而包天笑對於「教育小說」的譯著工作，恰可為前述問題，提供不少值得探討 的面向。 5 見Franco Moretti。又，據廖咸浩之說，少年是因「現代性」的來臨而成為西方文化的中心象徵； 「成長小說」乃是對現代性的一種體現，都有成長與否的內在矛盾，都是對成人世界（「他們世 界」、「常識世界」等體制化、規格化思維）的反抗；都是對少數的肯定（7）。據此，則此類 小說實內蘊一與國族／社會／主流體制對抗的精神，與梁啟超等人意圖藉此新民救國的理念未盡 相符，是否能夠合乎新民救國的期待，恐怕還有待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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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小說品目繁多，隨著報刊雜誌業的蓬勃發展，舉凡言情、哀情、偵探、社 會、冒險、科學、愛國等名類紛紛出爐，並散見於各報刊之中，琳琅滿目，每每令 人眼花撩亂。相對於其它類型，「教育小說」的名目不但出現較晚，而且刊布發表， 也多集中於教育性的雜誌。它的正式引進與譯介，始於由羅振玉 1903 年所創辦的 《教育世界》，該刊以「教育小說」的名目，連續五期，譯載了小說《愛美耳鈔》 （即盧梭《愛彌兒》），6 是為西方教育小說的譯介之始。其後，又以同樣欄目， 陸續連載了英國哥德斯密的《姐妹花》、7 瑞士貝斯達祿奇的《醉人妻》（97-116）， 以及不著撰人的《迷津筏》（127-30）等。此後不久，上海文明書局也以單行本形 式，出版了《兒童修身之感情》、《兒童教育鑑》等小說。8 這一系列譯著的出現， 固然有一定意義，但真正能夠讓「教育小說」引起注意並產生影響，卻不得不歸功 於包天笑與《教育雜誌》。 包天笑，原名清柱，又名公毅，字朗孫，號包山。筆名有天笑、天笑生、微妙、 迦葉、秋星、釧影樓主等。他早年曾經過科舉洗禮，十四歲開始參加「小考」，十 九歲即進學，成為秀才。與此同時，也留心種種「新學」。1900 年，與友人同組「勵 學會」，辦東來書莊，出版《勵學譯編》，譯介新思想新文學；1901 年，與楊紫麟 合作翻譯《迦因小傳》，是為繼林紓譯《巴黎茶花女遺事》之後，最為風行的小說， 他個人的小說翻譯事業，遂從此發端。之後，包先後進入啟秀編譯局、廣智書局、 珠樹園譯書處從事譯書工作。1906 年赴上海《時報》館，任《時報》外埠編輯，並 兼任《小說林》編輯，同時在上海女子蠶業學校、城東女子學校、民立女中等處兼 課或任教。1912 年，應張元濟之邀，至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職，主編國文教材和課 外讀物《新社會》。1915 年，由他主編的《小說大觀》創刊，小說雜誌而有季刊， 此為首創。1917 年，又主編《小說畫報》，專發白話小說，圖文並行，風行一時。 除大量譯作外，自己還寫作了許多小說、雜文、電影劇本等，畢生著述不輟，發表 6即Emile Ou L’education，原作者為Jean-Jacques Rousseau，1762 年出版，連載於《教育世界》53-58 號，署法國約翰若克盧騷著，日本山口小太郎、島崎恆五郎譯，日本中島端重譯，篇首前有美國 維廉彼因撰〈《愛美耳鈔》序〉及盧騷〈自序〉，卻未標明中譯者。
7
即The Vicar of Wakefield，作者為Oldsmith，1766 年出版。連載時標示為「家庭教育小說」，《教 育世界》69-89（1904 年 2 月至同年 12 月）。
8
《兒童修身之感情》為包天笑所譯，初版刊行於 1905 年。按，該書其實是摘自亞米契斯所著《愛 的教育》中，校長每月講話的一部分（“Dagli Appennini Alle Ande/From the Appennines to the Andes”）。《兒童教育鑑》為柴爾紫芒著，徐博霖、陸基合譯，1906 年初版。這兩部書後來都曾 獲得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俗教育會」褒獎。
刊行的作品，不下百餘種之多，9 在清末民初的文化界，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然則，儘管包天笑各類著述甚豐，但其中最受矚目並最具特色的，無疑還是「教 育小說」。據《釧影樓回憶錄》所述，包對此類小說的譯介，始於 1905 年的《三 千里尋親記》（後易名為《兒童修身之感情》）。該書敘述一個孩子不畏艱危，往 三千里外尋找母親，「是教育兒童的倫理小說」，總共不過一萬字左右，原為意大 利文，原文並附插圖，以引動兒童興趣。後來譯為日文，包則根據日文本轉譯後， 售予上海文明書局出版（173）。 此書出版後，顯然甚受好評，兼以包天笑同時有新式學校的教學經驗，因此商 務印書館在籌辦出版《教育雜誌》之初，便與當時猶在青州任教的包天笑聯繫，希 望他能夠「寫一種教育小說，或是兒童小說，要長篇的，可以在《教育雜誌》上連 期登載」。而包的做法，便是經由日本既有的翻譯，「乞靈於西方文化界」。因此， 每到上海，「必到虹口的日本書店，搜尋可譯的日文書，往往擁取四、五冊以歸， 那都是日本的作家，翻譯歐西各國文字者。我便在此中選取資料」（385）。 1909 年 2 月，商務印書館《教育雜誌》出刊，從創刊號起，前後計刊載了包 天笑的《馨兒就學記》（1909）、《孤雛感遇記》（1910）、《埋石棄石記》(1911)、 《苦兒流浪記》（1912）、《二青年》（1915）、《童子偵探隊》（1917）、《雙 雛淚》（1918）等多部譯著，此外還有包天笑自著的《青燈回味錄》（1914），連 續十年，幾乎每期不斷。在這期間，商務印書館的競爭對手中華書局繼起，於 1912 年編輯刊行教育性雜誌《中華教育界》，包天笑同樣受邀撰稿。1913 年 1 至 12 月， 他配合十二月令，為該刊譯著長篇小說《兒童歷》；之後，又有與張毅漢合譯的〈薔 薇花〉、〈留聲機〉等短篇，無論質量方面，均極可觀；10 就當時教育小說的譯介 而言，堪稱無人能出其右。11 這些小說以「三記」最為知名，經雜誌首刊之後，很快就有單行本問世，而且 銷售極佳，其中尤以《馨兒就學記》為最。據包天笑回憶： 9 包天笑的譯著資料，詳見毛策（12）。其中除多種教育小說外，其譯作還包括與徐卓呆、張毅漢 等人分別合譯的迦爾威尼《無名之英雄》（1905），囂俄（雨果）的《俠奴血》（1905）、《鐡 窗紅淚記》（1906）及哈葛德的《大俠錦披客傳》（1909）、契霍夫《六號室》（1910）等。自 撰的小說包括以梅蘭芳故事為藍本的長篇章回小說《留芳記》（1922）、中短篇小說〈一縷麻〉、 〈倡門之笑〉等多種。此外，他還曾編寫過電影劇本《可憐的閨女》、《空谷蘭》。晚年出版《釧 影樓回憶錄》，多記清末民初之出版文化點滴，深具史料價值。 10 有關包天笑教育小說的譯著詳目，請參見〈附錄〉。 11 按，除包天笑外，清末民初教育小說的譯作者至少還有劉半儂（農）、畹滋、（徐）卓呆、（張） 毅漢、冷（陳景韓）、索驤等人，其刊行出版情形未可盡考，但就現今所見資料，皆不及包天笑 遠甚。
這三部書的發行，銷數以《馨兒就學記》為第一，《苦兒流浪記》次之， 《棄石埋石記》又次之。《馨兒就學記》何以銷數獨多呢？有幾個原因： 一、那書的初版是在庚戌年，即辛亥革命的前一年，我全國的小學正大 為發展。二、那時的商務印書館，又正在那時候向各省、各大都市設立 分館，銷行他們出版的教課書，最注重的又是國文。三、此書情文並茂， 而又是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最合十一、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 口味。後來有好多高小學校，均以此書為學生畢業時獎品，那一送每次 就是成百本，那時定價每冊只售三角五分。所以此書到絕版為止，當可 有數十萬冊。《苦兒流浪記》雖然編劇演戲，也盛極一時，銷售不過萬 餘；至《棄石埋石記》，不知曾否再版（商務初版，例印三千部）。（387-88） 其實，不只《馨兒就學記》與《苦兒流浪記》，他的《兒童修身之感情》曾獲 國民政府「教育部通俗教育會」褒獎，至 1922 年，已印行三版；《孤雛感遇記》 與《兒童歷》，先後至少也都印行了二、三版。再加上「三記」獲得教育部獎狀， 《馨兒就學記》被節選入高小課本，可見這些譯著，不僅廣被接受，更在教育界受 到熱烈歡迎。 不過，耐人尋味的是，《馨兒就學記》明明譯自歐西小說，何以包天笑說它「講 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而若同樣談中國事，舊道德，那麼，晚清原也有不少同 樣觸及教育議題的小說，相較之下，這些譯述的小說又是基於什麼樣的原因，特別 受到少年學子及教育界人士喜愛？以下，將由「教育小說」中的「教育視界」角度 切入，先綜觀晚清小說家的教育視界，並以之對比於來自歐西的「少年／成長／教 育」小說，看它們是如何以嶄新的少年（成長）想像與苦兒論述，開啟了時人對於 學校教育及少兒成長過程的觀照視野；繼而檢視包天笑自撰的白話章回小說《青燈 回味錄》，論析其於晚清以降之傳統「教育小說」所做出的新變；最後，則據此就 清末民初「教育小說」之體類所涉及的「傳統／現代」、「商業／啟蒙」等問題， 予以進一步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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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晚清小說，不少小說家雖也因時變而意識到「教育」之於當時社會的重要性，並且給予相當關注；可是他們的意圖，並不在於「鼓舞兒童之興趣，啟發兒童 之智識，培養兒童之德性」，反而是以天馬行空的姿態，藉教育議題而投射各種狂 想，再不然，便是以嘲謔批判的筆觸，暴顯新舊教育變革過程中的諸般亂象。 前者，如某些具有烏托邦性質的小說，以及一些以「新」為名的續作或改作， 往往會藉由書中人物所經歷的各種教育事件，去多方開展文學想像的可能性；而「出 外遊學／留學」與「興辦學堂」，無疑是其中最為習見的情節。例如：《新封神傳》 中的豬八戒，與《新水滸》中的孫二娘、顧大嫂、扈三娘等人，或留學日本，或自 辦學堂。12 《新石頭記》中的林黛玉赴西洋留學，不僅成了哲學和英文教授，在東 京教書，還勸說賈寶玉留在日本讀書，以便「學得本事回去，多辦幾個學堂，多喚 醒些同胞」。13 《新三國志》敘述上天垂憐，延孔明一紀之壽，孔明病癒，欲圖自 強，力行變法維新，首要之務即為振興教育，責成各級州縣普設學堂，「設體操以 強國，研究科學為智學，講求道德為仁學，並舉不廢」。另如荒江釣叟的《月球殖 民地小說》，主人翁龍孟華突發狂病，延醫診治，外國醫師為之剖膛洗心，五分鐘 後，一若常人，「謂此病皆八股文所毒」；後來一家三口，同赴月球讀書（《晚清 小說大系》35）。旅生《癡人說夢記》裡有各類學堂，三位青年主角輾轉中外各地， 最後覓得仙人島，才建構出理想的學堂（《晚清小說全集》15）。吳趼人《新石頭 記》的賈寶玉在「中國老少年」導引下進入「文明境界」，見識多種文明新事物， 此境界中沒有教堂，沒有乞丐，連孤貧院都改作了學堂，男女同受教育。他乘飛車 至水師學堂參觀，上天下地，見識許多聲光化電的新奇事物（《吳趼人全集》第六 卷）。……凡此種種，不勝枚舉。 大體而言，這些小說都並非寫實之作，但現實中的教育問題，卻正是它們寄託 懷抱，投射想像的重要出發點。所以如此，自是因為欲藉教育改革以振興邦國、憧 憬未來的思潮，早已深入當時人心，成為大勢所趨。然而矛盾的是，廢八股科舉， 改新式學堂等具體措施，對於多年寒窗苦讀的傳統士子而言，反造成莫大的困惑與 打擊──科舉之途將斷，未來何去何從？長久研習的聖賢之說，制藝之道，如何讓 自己解決現實的衣食問題？新式教育該如何落實？學堂難道沒有弊端？出國留學 及接受新教育的學生，一定就更為長進嗎？ 12 《新封神傳》作者署名「大陸」，1906 載於《月月小說》，標示為「滑稽小說」；該書中的豬八 戒不但留學日本，還興辦學堂，甚至為姜子牙購買假文憑。《新水滸》題為「西冷冬青演義，謝 亭亭長平論」，1907 年新世界小說社發行；其中的孫二娘與顧大嫂接受吳用邀請，興辦女學；扈 三娘則赴日本學習師範教育。 13 此《新石頭記》與 1908 年上海改良小說社所刊行的吳趼人《新石頭記》名同而實異。原書未見， 此轉引自《中國通俗小說總目提要》1148。
這些徬徨、困惑，以及因之而生的社會亂象，自然也成為晚清小說家筆下的絕 好材料。因此，許多旨在以「冷眼觀」姿態，嘲謔社會怪現狀的小說，都不忘隨手 帶上一筆，聊以消遣諷刺。例如，《當頭棒》便是敘述學堂開辦後，來應徵的教師 在學問上一無所知，卻精於算卦占卜看風水，上起課來揚雄孫策姜子牙《封神榜》 胡說一通；後來，原擬改建學堂的寺廟，竟裝上電氣車與電燈，成了遊覽勝地。《新 孽鏡》敘述留學生沈某赴日留學，出盡洋相，譯書有錢，便想攜妓出游。《冷眼觀》 也藉由書中人物之口，談到學堂俗儒妄談經書，笑話百出，更有上海某學堂請外國 剃頭匠作洋文教司，南京南洋大臣請日本妓女作教育女顧問官等怪象。 除此之外，另有不少完全針對教育理想、學界現象而作的小說。諸如《未來教 育史》、《學界鏡》屢屢出現關乎教育理念的大篇幅論辯；《學堂笑話》挖苦高小 學堂請不到教師，竟找江湖痞子充任教習，胡搞瞎鬧；14 《苦學生》敘述中國學生 海外留學的艱辛歷程；《學究新談》則多方面地披露了當時新舊派學人在觀念、做 法上的諸般衝突，對於興辦學堂的理想與現實，尤有多方面描述。小說中提到不少 舊文人轉至新學堂任教，心態做法卻各不相同，有人心懷鬼胎，也有人堅持理想； 另有不同人物興辦各式不同的學堂：有教授電學、重學等新式教室的「強華學堂」， 有妓女們籌辦的音樂學校「移風學堂」，以及專教官話的「國語科專修學校」等等。 所呈現的，正是當時學界的浮世繪。 綜觀這些小說，雖然內容都環繞於教育問題，對學堂生活、師生互動多所著墨， 但絕大多數，卻是以負面的方式，凸顯出新與舊、理想與現實之間的衝突與矛盾。 掙扎徘徊其間，晚清小說家的寫作，與其說是為了開啟民智，教育童蒙，倒不如說 是藉此抒發憤懣，投射一己的焦慮與彷徨。如此產生的小說，不但不能達到藉小說 以進行教化的理想，恐怕還有反效果。也因此，自國外譯介而來的「教育小說」， 以及它為「少年」、「教育」及「小說」所開啟的各種想像方式與可能的實踐之道， 便特別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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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由包天笑所譯著的「教育小說」，其實可視為前述「兒童／少年文學」 與「成長／教育」小說的交集──兼具後者著重成長學習的少年經驗歷程，及前者 適合童孺閱讀、引發智能的教育意義，卻迴避了成長過程中，每每伴隨著的青春騷 動與叛逆。這一點，從當初《教育雜誌》的稿約即可見端倪：「寫一種教育小說， 或是兒童小說」。整體而言，它們可大別為兩系：一是以新式的學校空間作為主要 14 該書又名《學堂鏡》、《學堂現形記》。場景，藉以展演出某一特定時段（通常是學期或學年）的師生互動生活；如《馨兒 就學記》、《埋石棄石記》、《兒童歷》、〈薔薇花〉、〈留聲機〉等。另一系則 如《兒童修身之感情》、《苦兒流浪記》、《孤雛感遇記》、《雙雛淚》、《童子 偵探隊》等，主角人物活動不限於學校，或命途多舛，浪跡天涯；或智勇雙全，冒 險犯難，遭遇曲折多采。而無論如何，於某段特殊經歷之後，少年主人翁終能卓然 長成，則是其共同旨歸。 不過，儘管這兩系小說刊載之際，都冠以「教育小說」的名目，而且廣受歡迎， 但連包天笑自己也承認：嚴格說來，《苦兒流浪記》一系的小說，其實仍「是兒童 小說，不能算是教育小說」（1971: 387）。在他看來，真正的「教育小說」，乃是 以《馨兒就學記》等圍繞於學校生活的篇什為主；也正是這些小說，以其嶄新的時 空論述與少年想像，為當時讀者，開啟了迥然不同的教育視界。其中，《埋石棄石 記》寫青年教師，《馨兒就學記》和《兒童歷》寫少年學生及學校生活，恰是其中 最具代表性的文本。 《埋石棄石記》譯自日文，作者不詳。全書敘述一位出身師範學校的青年，至 一貧困小村落的小學任教，數年之中，同學同事有的離職，有的轉業，唯獨他謹記 畢業時校長所訓勉的「棄石埋石」之語，春風化雨，感化頑劣子弟，並與村人共度 洪水之厄。最後，甚至婉謝母校教學首席之聘，寧願堅守崗位，與村民同在，因此 贏得全村人感佩。15 基本上，這是標準「優良教師」的故事，現今或許並不少見， 此前的傳統小說，卻不曾關注；著者所以如此凸顯此一教師形象，自有其用心，小 說卷末語道： 嗚呼！讀者諸君，我著是書，未敢以豪傑魁碩望我國民，特描摹此小學 教師之模範，以貢獻於青年，脫人人能以棄石埋石為心，則國家之基礎， 烏有不堅者乎！（《教育雜誌》3.12: 102） 可見正是有心之作。較之於晚清文人筆下瞎搞胡混的冬烘教師，它的正面性意 義，自然令人激賞。教師如此，學生形象及學校生活，更是氣象一新。《馨兒就學 15 包回憶此書時，說「這是日本人所寫的教育小說，作者何人，已不記得，總之是一位不甚著名的 文學家。其中理論很多，是日本人對於教育的看法。好像關於師生的聯繫，有所論列，那也對於 我們中國尊師重道的統緒，若合符節。那書倒是直譯的，譯筆有些格格不吐，我自己也覺得很不 愜意。所以究竟是怎麼一個故事，到現在連我自己也說不清楚了」（1971: 387）。按，包對此書 的記憶顯然有誤，此書實為一情節性頗強的小說，重點不在談尊師重道的理論，反是著墨於青年 教師春風化雨的事蹟。
記》即為意大利作家亞米契斯所撰寫的《愛的教育》，全書採日記體，經由身為學 生的主人公，披露在校一年的生活點滴，諸如：同學的惡作劇與老師的教化；校長 每月與學生行談話會，講述各類少年事蹟；學生摹擬「國會」議事，召開「雛國會」； 另有隨家人掃墓、參觀孤兒院、聾啞學校、上體能課、參加老師喪禮等活動；最後， 則以學生通過學年考試，為全書劃下句點。《兒童歷》原作者不詳，採全知觀點， 以五個學生家庭為中心，循時令而鋪展出「聖布衣」學校一年中的各項師生活動： 正月新年大會，二月成績展覽會，三月修褉會與學生進級禮儀式，四月雛國會之開 會及海濱賽船會，六月校慶紀念與話劇表演，七月開「新七夕會」，八月海水浴場 游泳，九月「笑會」，作種種滑稽可笑之表演，十二月放年假，「餅會」招待苦學 生……。 對照於晚清小說家書寫學界現象、教育問題時的狂想脫序，漫無邊際，此類小 說無疑令人眼界一新。它所召喚出的，正是源自於新式教育理念的時空構成與少年 想像，與過去迥異──在此，新式學校空間取代了傳統書齋；制度性的、配合課程 進度與時令節氣而安排的各色課內外活動，為少年學子循序銘記下學習的進程軌 跡。不同於過去傳統孺子的規行矩步，寒窗苦讀，這些小說特別突出了少年主人公 於知識德性之外的多樣性表現，舉凡體能、才藝、機變，乃至於諸般好行小慧的行 為，無不多所著墨。 這些嶄新的少年形象，一方面經由校長每月例行談話會的特意標舉，成為聽講 學子師法的楷模，另一方面，在學少年也以自己在校從事的各類活動，具體呈現自 我學習成長的不同面向。如《馨兒就學記》中，校長每月講授的故事，即包括了在 外國人面前勇於維護國家形象的愛國少年、入病院探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 愷悌少年、船難時自我犧牲，拯救同船女孩的義勇少年、意奧戰爭時期，冒死衝出 重圍，請求援兵的英勇少年等。至於學子們多面向的表現，則在《兒童歷》中有精 彩呈現。以二月份的「成績展覽會」為例，成果之一，即是由初等部男女學生全體 合製的「聖布衣學校模型」，木作、粘土，雕刻油漆，靡不畢具，所完成的模型維 妙維肖，會後尚且要「送往中華民國第二次萬國博覽會」。原因是聖布衣學校的手 工技藝為全國之模範，校長以為「物質文明之發達，咸於童蒙植之基，而後互濬其 心思，科學乃日益進步」（〈二月之卷〉37）。此外，「四月八日為我中華民國國 會成立之紀念日，例假一天，作種種遊戲」。中、初等學部於是發起召開「雛國會」， 「初等部為上議院，中等部為參議院，女學生、幼稚生列席旁聽」（〈四月之卷〉 59），會中提案設博物館，闢學校林，參政姿態儼然。六月合作演出話劇《空谷蘭》， 中規中矩；九月「笑會」，女學生模倣西洋人操中國語，只為博人一粲。至於各學
部在學校植物園中分區負責培育花木、出航海域進行划船比賽等體能勞動及戶外技 能活動，更所在多有。 正是如此，活躍其中的少年學子們，遂以蓬勃的朝氣、多樣化的創意展現，煥 發出迥異於傳統童孺的生命氣象。16 它們雖然譯自歐西，但一如其它晚清翻譯，這 些出之以淺近文言的教育小說，在包天笑的譯述過程中，其實已經過許多「本土化」 的處理，他或是將其中人物地名習俗與紀年方式都予以中國化，或是逕自添枝加 葉，杜撰了許多原書沒有的情節。即以被選為教材的〈掃墓〉為例，該節文字敘述 馨兒於清明時節隨家人掃墓，根本就是包天笑以自家情事為藍本的創作。17 另如《兒 童歷》，三月有「修褉會」，仿曲水流觴；七月有「七夕會」，少女挹露揮毫，書 寫「七夕銀河」，明顯也都是中國化的改寫。如此一來，整部小說的人物是中國的， 文化語境是傳統的，但所開展的教育視界，所見證的少年成長，卻是西方的、進步 的、現代的，洋溢著剛健活潑的氣息。而這一切，正所以為現實社會中的少年教育 立下範式，並投射出「少年中國」的光明願景。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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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從另一方面看，如果說，前述以學校師生互動生活為主軸的小說，是為「少 年中國」提供了可以企及的、正規的教育之道，那麼，另一系聚焦於「苦兒」之成 長奮鬥的小說，則以其別出於學校教育之外的生命遭逢，為少年成長形塑出迥然不 同的想像模式；因之所召喚出的激情感性，雖有別於前者的理性規範，但未嘗不是 16 傳統的私塾教育以識字讀經等知識的傳授為主，新式學堂則兼重體能術業，其教育理念及方式與 過去迥然不同。處於新舊交替之際，不少人仍對此類新式教育心存疑慮。對此，晚清小說曾有多 方反映。如吳蒙《學究新談》多記當時新舊學在觀念、做法上的歧異，以及學人間的諸般衝突怪 象，其中即曾由負面立場，批評新式學堂教育：「學堂裡的學生，成日價踢球，打秋千，還有跳 的跳到屋脊般高，不是些亡命之徒嗎？我家裡請了一位極高明的翰林先生，你來伴讀吧，只不要 誘壞了我家少爺」（《中國近代小說大系‧學究新談》267）。其新舊教育的衝突與歧異處，由 此可見。 17 《釧影樓回憶錄》386。按，其清明掃墓情事，實本於《釧影樓回憶錄》〈還鄉三事〉的「掃墓」 部分。 18 事實上，這一類新式的學校教育活動，在當時中國已並不罕見。證之以《教育雜誌》，其各期卷 首，常刊載當時各中小學的課內外活動，如，6 卷 3 期有「蘭谿小學教育成績品展覽會開幕攝影」； 7 卷 3 期「湖南私立周南女師範附屬小學校學校園收穫（採收蔬菜）攝影」；9 卷 9 期有「吳江同 里麗則女學校十二周年紀念運動攝影」等。此一現象，既見證了民初時期的教育轉型，也意味了 那些曾在歐西教育小說中出現的學校規制與少年學生形象，已逐漸成為「現代中國」的一部分， 「少年中國」的願景，因此隱然在望。另一形式的「教育」，因此同樣值得注意。19 包天笑譯介的「苦兒」系列小說，包括《兒童修身之感情》、《孤雛感遇記》、 《苦兒流浪記》、《雙雛淚》等多部。它的特色，在於作為主人翁的少年童子，多 數生來孤苦，命途多舛，但最後卻都能經由自己的一番努力奮鬥，苦盡甘回。很顯 然地，此一系列的小說在譯述之初，所被看重的，每每是其中關乎倫理、修身方面 的情節，以及其所蘊含的教育意義。原名《三千里尋親記》的意大利童子尋母故事 被更名為《兒童修身之感情》，並以此榮獲教育部褒揚，即可見一斑。此外，包天 笑曾受託編纂女子尺牘教本《女子書翰文》二冊，假「蕙」、「芬」兩女子間的書 信往還，示範演述女子與親交友朋間書翰往來的種種情狀；該教本輯錄各式書信凡 三十封，其中之一，即是「蕙」囑託「芬」代為「選教育小說以為課弟之需」，而 「芬」的回信便是這麼寫的： 竊念與兒童相密邇者莫如家庭。茲擇案頭所有者三、四種敬以奉上，如 《美洲童子萬里尋親記》、《孝女耐兒傳》、《兒童修身之感情》等，均 教孝之作，……讀此亦足以為少年之針砭。（第二冊第十二〈與友書〉） 不過，儘管包括包天笑在內的不少時人，咸以「教孝」作為譯述／閱讀「教育 小說」的重要標準，但繼《兒童修身之感情》之後的「苦兒」系列小說，其主要特 色，顯然並不在此。顧名思義，所謂「孤雛」、「苦兒」，原就是被棄絕於家庭學 校之外的孤苦少兒。這些少年主人翁，若非自幼父母雙亡，便是因故失卻家庭庇佑， 不得不隻身浪跡天涯。也正是此一生來「孤」、「苦」的本質，以及隨之而來的「流 浪」歷程，為「少年教育」開展出不同於傳統的另類視界。 在少年教育方面，本來，中國的人倫關係素來以「家庭」為中心，而「萬般皆 下品，唯有讀書高」、「學而優則仕」等觀念，又使得讀書仕進，成為父母教養子 女時的共同期待。「孤雛」、「苦兒」無父無母，原就游離於一般的家庭生活與倫 常關係之外；孤苦的生活，亦使其多數與讀書仕進無緣，只得以「少也賤，故多能 鄙事」的方式，自我奮鬥成長。此一生活型態，原應並不少見於傳統中國社會，但 素不為知識分子看重，文學書寫更從來不曾關注於此。「苦兒」小說以「異國情調」 19 雖然，在包天笑本人看來，「苦兒」系列的小說，「是兒童小說，不能算是教育小說」，但它們 在《教育雜誌》刊載時，仍冠以「教育小說」名目，可見當時對於「教育小說」的認定，實兼括 《馨兒就學記》等學校系列與《苦兒流浪記》等苦兒系列二者。二者比合而論，正所以見出時人 對「教育／小說」的期待。
之姿，進入中國讀者視野，20 除卻新人眼目之外，包天笑《苦兒流浪記》的譯序， 還又特別強調： 是書英德俄日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百萬部。蓋其為法蘭西男女學校 之賞品，而於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1） 是書「為法蘭西男女學校之賞品，而於少年諸子人格修養上，良多裨益」，肯 定了此類小說對於少年學子的「教育」意義；「英德俄日均有譯本，世界流行可達 百萬部」，則以其在國外備受重視的前例，使得它在中國的譯介，具有合理性與必 然性──但是，細讀《苦兒流浪記》，我們不禁要問：它的「教育」意義，當真只 在於「人格修養」嗎？ 事實上，經由「苦兒」可民所展現的，乃是一連串曲折離奇的流浪歷程。少年 主人翁坎坷顛沛，出生不久，便因奸人作梗，與親生父母離散；九歲起，被養父質 讓給賣藝老人美登里，從此輾轉天涯，歷經街頭賣藝、礦坑災變、誤入盜賊之家等 際遇。其間凸顯出的，不僅是流離生活中，苦難少年「多能鄙事」的種種技能，更 有其與親長友朋之間患難與共、相互扶持的真情厚誼。這些自然生發於少年稚子之 間的純摯情誼，未嘗沒有牴觸世俗禮法之處。因此，與其說該書助成了讀者的「人 格修養」，不如說，正是以少年世界中特有的善良清純之情，感盪讀者心靈，為之 召喚出潛藏於內心深處的各式情感。換言之，它的「教育」重點，其實並不在培養 道德、傳授知識，卻是開發「情感」──而這一「情感教育」（「愛」的教育）， 正是中國傳統文化向來忽略的部分。21 20 與前述著墨於學校教育的教育小說相較，此類小說在譯述時，無論是人物地名情節，都明顯保留 了較多原著的異國情調。除較早的《孤雛感遇記》仍將主角少年名為「孫國雄」，並偶有「此童 又以朱塗面，作三國時關羽狀貌」之類的中國化描述外，他如《苦兒流浪記》，開篇即表明主人 翁「可民」所居之地「村名青鳩，為法蘭西中央部一至貧寂之荒村」，其他人物如「司蒂姆」、 「達爾權」、「美登里老人」等，也都是直譯其名。 21 中國傳統文化素來強調「以禮約情」，凡事要「發乎情，止乎禮」，即使是親子之間，情感流露 表達，也必須受到倫理禮法的一定規範，對於如何開發自我內心的各種情感，如何自然地去「愛」， 素來不曾重視。即或是包天笑本人，對此也未能多予關注。以其據亞米契斯原著所改譯的《馨兒 就學記》為例，該小說原本所著重者，即為各種「愛（情感）」的教育。包的譯著以「就『學』 記」名之，實則將重點轉移至「學」，也就是正規的學校教育。倒是後來夏丏尊重譯該書時，將 書名改作《愛的教育》，才算是重現原貌。夏並在譯序中提到：「這書給我以盧梭《愛彌爾》， 裴斯泰洛齊《醉人之妻》以上的感動。我在四年以前始得此書的日譯本，記得曾流了淚三日夜讀 畢，就是後來在翻譯或隨便閱讀時，還深深地感到刺激，不覺眼睛濕潤。……書中敘述親子之愛， 師生之情，朋友之誼，鄉國之感，社會之同情，都已近於理想的世界，雖是幻想，使人讀了覺得
不止於此，「苦兒」兼具「苦」與「兒」的雙重質性，正所以同時激發讀者因 「苦難」而生的犧牲受苦之情，與緣「孩童」而發的、同時著眼於「原初」與「未 來」的激情與想望。二者交互為用，所催生出的，恰恰是連串認同轉換之後，對於 （個人與國家）光明未來的犧牲與奉獻，信念與願景。「苦」兒的苦難遭逢，邀請 （被感動的）讀者進入文本世界，既作為了解苦兒苦難的旁觀者，也成為苦兒的認 同者。由於認同，讀者據有苦兒的位置，並且「感同身受」，產生受苦犧牲之情； 由於旁觀，苦「兒」的孩童身分，同時也觸動讀者潛意識中的疼惜憐憫（或謂成為 「母親」的欲望）。22 另一方面，此一「孩童」身分，又因同時指向個體生命及國 家／文化發展的「原初」，具有更複雜的意涵──周蕾《原初的激情》指出：對於 原初的興趣往往出現在文化危機的一刻，中國現代文學正是通過對「原初」（苦難 的隸屬群體、女性及孩童）的攝取，轉向現代。原初是「文化」與「自然」的混合， 因此也是古老文化帝國與現時落後「第三世界」的雜融。此一視中國為受害者同時 又是帝國的原初主義悖論，正是促使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感時憂國」的內在驅力 （38-44）。 此一「原初性」，原是著眼於中國的孩童和婦女，「苦兒」來自異國，「非我 族類」，乍看之下，似不宜與前述的原初性混為一談。不過，仔細分梳，卻會發現： 由於孩童獨具不斷成長、不斷前進的生命特質，以及擁有可被寄以厚望的未來，因 此，中國的孩童不僅以此別出於婦女及其它隸屬群體，展現其獨具一格的原初性； 同時，更在這一層面上，超越國族區隔，與異國的孩童聲氣相通，並無二致。也因 此，「旁觀」這一原屬外來、異國、非我族類的孩童時，中國讀者的位置因此變得 多重、曖昧，而且游移──一方面，異國（而且還是中國所欲師法的歐西強國）孩 童的苦難遭逢，成為紙上「奇觀」，既可供清賞娛心，又惹人憐惜，明顯調轉了當 時中國人面對西方列強時，每每只能以弱事強、以「被看」面對「看」的僵固位置。 另一方面，苦兒輾轉天涯，終能苦盡甘回，母子團聚，此一結局，十足符應了中國 理想世界的情味，以為世間要如此才好。於是不覺就感激了流淚」（1）。因此，提倡情感教育 向來不遺餘力的夏丏尊，才「特別地敢介紹給與兒童有直接關係的父母教師們，目的是引起他們 在情育方面的注意」（1）。 22 此處的論述或可與周蕾論析林紓翻譯《茶花女》時感動落淚的案例互參：周以為，旁觀者產生痛 苦和快樂兩種心理互相作用的一剎那，亦即是「被感動」的一刻。「被感動」在很大程度上是一 種受苦的感覺。《茶花女》女主角因自我犧牲而受苦，吻合「母親」的形象，觀者在將這「母親」 內置化的一刻，正好帶著被虐的心理，完成與「他者」的認同。而此──讀者的認同，實兼攝了 「母親」與「嬰兒」兩重身分的轉換。見〈愛（人的）女人──被虐狂、狂想和母親的理想化〉 （周蕾 1995: 235-48）。按，苦「兒」的孩童身分，固不具有「母親」形象的特質，卻從母親的 對立面，召喚出讀者潛意識中另一重對「母親」的普遍性認同，以及想要「變成」母親的欲望。
過去企盼「大團圓」的傳統文化心理，引以為同道，自是順理成章；再者，在個體 生命及國家／文化都一逕憧憬「少年氣象」的時代氛圍中，苦兒歷盡艱辛，終能獲 致圓滿幸福生活的結局，實為苦難的中國／孩童帶來莫大鼓舞，因為它預示了光明 的未來必將指日可待。以是，儘管被閱讀的是異國苦兒，儘管他與身俱隨的苦難並 不夾帶所屬國族的光榮或憂患，但身為孩童所具備的、著重於生命歷程的「原初 性」，以及所負載的諸般苦難，仍使他得以被自然嫁接、挪移到中國當時的特殊文 化語境中，成為可以被高度認同的對象。 據此，游走在犧牲與憐憫、看與被看、中國與異國、苦難的現在與光明的未來 之間，「苦兒論述」的「教育」意義，自當不止於一般的修身倫理勵志而已。無論 是個人情感的開發，抑或是對國族未來的激情與憧憬，它都與前述《馨兒就學記》 系列的小說一般，為清末民初的「教育小說」，開展出迥異於過去的嶄新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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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儘管現今看來，由包天笑所譯著的兒童／教育小說，實為晚清以來的教 育小說別開生面，令人耳目一新。但在當時，恐怕連包本人，都未曾意識到這些小 說所可能蘊含的時代新義──無論是「少年想像」，抑是「苦兒論述」。誠如包天 笑所言，他的譯作是「講的中國事，提倡舊道德」。在現代先進的少年身姿背後， 不少傳統道德觀念，依然揮之不去。以《馨兒就學記》為例，校長每月談話會曾講 了一個「破難船」的故事（即後來《愛的教育》「船難」一節）。敘述一位孤兒少 年與少女翠峰相遇於海船之上，後來發生船難，救生艇僅能容納一人，少年犧牲自 己，讓少女登船，「以其有父母倚門望也」。之後，竟還自己加上一段： 厥後，翠峰達父母許，父母欲為之聯姻，翠峰矢志不嫁，曰：「以我餘 生，奉父母以終，外此光陰，則長齋繡佛而已」。（《教育雜誌》1.8: 76） 放在現代語境中，讓獲救的少女為少年終身守節，誠然令人啼笑皆非。然而， 依違於新舊時代之間，新少年，新氣象，固然是有識者心之所嚮，「中國事」、「舊 道德」，卻可讓多數的讀者熟悉並且安心。現代少年所以能順利走入傳統社會，完 成「老大帝國」的艱難轉型，何嘗不是因為它的新舊交融？包天笑說《馨兒就學記》 「最合十一、二歲知識初開一般學生的口味。後來有好多高小學校，均以此書為學 生畢業時獎品，那一送每次就是成百本」，原非偶然；而著眼於「慎終追遠」的〈掃 墓〉一節，能夠入選高小國文讀本，亦是良有以也。就此看來，由包天笑所譯述的「教育小說」，不但是「小說」，也是「教育」； 不但是「傳統」的，也是「現代」的──它以小說形式，為現代少年教育構設藍圖， 既在文本中操演少年教育的實況歷程，也以此一「實況」，教育小說讀者。它的「傳 統」性保障了「中國」的文化身分，但具有此一文化身分的「少年」，卻又以其充 滿希望朝氣的「現代」身姿，理直氣壯地揮別「老大」，迎向未來。 不過，除了譯述之作外，包天笑還另有自撰的白話章回小說《青燈回味錄》。 以之與晚清其它關乎「教育」的白話小說，以及他自己所譯述的教育小說對讀，則 會發現：無論是在敘事姿態，抑或是教育觀念方面，都還有不少耐人尋味之處，值 得一併討論。 《青燈回味錄》於 1914 年至 1918 年間，在《教育雜誌》上分期連載，全書未 完，也並無單行本。有別於譯述之作的滿懷憧憬，迎向未來，也不同於晚清小說的 嘻笑怒罵，狂想連翩，這部小說乃是深情眷戀，以「回頭看」的敘事姿態，頻頻回 顧於那個已然逝去的舊式教育時代。全書場景從蘇州城外的桃花塢展開，一開篇， 上場的便是一位年高德劭的村耆，「姓經名歷，表號曾滄」；這位經老先生的孫兒 已是新式學校高小學生，具博物知識，擅工藝技能，形象作為，正與《兒童歷》中 的眾小學生並無二致。但作者著書，旨不在體現這些現代少年的新興氣象，反而是 記述舊式學堂生活、科考過程的點滴。它以老先生召集兒孫輩們開講談會的形式， 將現代少兒們帶入過往時空： 今天是個禮拜日，你們諸位是放假的日子…不如到這裡聽老人說一回 書。……如今且說這部書出在那一朝代，不講秦漢三國，不論唐宋元明， 就在前清光緒年間。做書的如今還在，不過是個鬚髮蒼蒼的老頭兒了。 這書名便喚做《青燈回味錄》，是記述他年幼上學讀書的事情。他說現 在吾國的教育一天發達一天，舉全國學齡兒童都進了學校，這五十餘年 前中國舊法的教育只怕要無人知道了。這位老先生做這部書的宗旨雖沒 有什麼大意思，也不過留一個鴻爪印，在吾國教育進化史上存一個紀念 罷了。（《教育雜誌》6.7: 20） 於是，從童子入學塾拜師，到鄉試科考諸般情事，無不巨細靡遺，娓娓道來。 好比講到入學，學童「從來上學的時候，本來要送糕粽的。糕粽二字就取高中之意。」 要喝蓮子桂圓湯，「取連貴之意」。另外，還有「一個老媽子卻提著一把錫茶壺， 裡面泡著白糖湯，又有幾粒梧桐子青豆。這白糖湯就喚做『和氣湯』，吃了同學中
和氣之意」（《教育雜誌》7.2: 21）。23 此一作法，其實正是典型傳統說部之作的延續。而包天笑不僅頻頻露出「說書 人」慣用的敘事腔調，也非常自覺於此一身分及使命。24 在「放足樂舊情懷癡叔， 解頤談平話娛嘉賓」一回中，包恰恰藉著為老祖母祝壽的場合，讓「眾人湊公份， 招了兩班遊戲的東西，一是說書，一是變戲法」，並讓說書人道出： 諸位到了今天，都知道這兩種（按，即說書與變戲法）是在社會教育範 圍以內，現在對於通俗教育有極大的功效。可知我們中國在當初卻早已 發明，不過一時代有一時代的思想，思想也隨著時代變化，如說書的一 件事，屢次改良，到如今也各處通行，說書的人也都是個通品了。無論 那一種科學，都可以宣講。現在諸位聽的《青燈回味錄》，可不就是我 所說的書嗎？在當初說書的人原不知道什麼喚做社會教育，可是於道德 上卻也十分注意，無非教忠教孝勸善懲惡罷了。那戲法雖然沒甚深意， 不過賞心悅目，教人覺得奇幻，卻和科學上也有關係。不過沒有如今的 全借重於科學，靠著聲光化電種種學問呢。（《教育雜誌》8.6: 45） 在傳統說部漸成明日黃花，舊時教育已然走入歷史的民國初年，曾經譯介多部 歐西教育小說的包天笑，卻要逆勢操作，自撰白話章回小說，此一作為，本身便極 為耐人尋味──出入於新舊之間，在對過往種種進行鄉愁式巡禮的同時，他是否有 話要說？特別是，此處將「說書」與「變戲法」同視為「遊戲的東西」，並認為它 們擔負了「社會／通俗教育」的使命，是否正代表了當時所謂「通俗作家」（或謂 「新型文化人」）25 的小說教育觀？而它又將如何與菁英型知識分子的啟蒙論述及 一般社會大眾對話？ 23 按，這些關於舊式入學種種細節的敘述，又見於多年之後包所自撰的《釧影樓回憶錄》。事實上， 《青燈回味錄》原不啻為中年包天笑以自己童年就學經歷為藍本而撰寫的「回憶錄」，書中所記 之童子「佳曾」（亦即日後《青燈回味錄》的撰寫者），其實就是包天笑的化身，所述諸事，多 可於《釧影樓回憶錄》追憶童年的片斷中得到印證。 24 如「求學業早婚生障礙，迷科名吉語話聯翩」一回中，即出現如此腔調：「諸位啊，要知道我們 中國古時，學生對先生非常尊敬，這是一個最好的風俗。古人云：尊師重道。尊重師長和孝敬父 母是一個意思……」（《教育雜誌》7.2: 24-25）。此外，9 卷 10 期說到蘇城某先生擅制藝時，突 然插入：「諸位別笑，我從前也是做過八股文的，所以知道其中甘苦」（117）。 25 「通俗作家」之說，參見范伯群。「新型文化人」之說，則見熊月之 257-72。所指的，乃是科舉 廢除後，匯聚到大都市（主要是上海）裡來找尋自己新的社會位置的一群讀書人。他們來自各地 鄉鎮，都具有一定的文化底蘊，得以藉此謀生。
再者，視說書（教育）為遊戲，意味的乃是一種「寓教於樂」的小說教育觀： 讓教育以趣味性的形式呈現，在趣味性活動中發揮教育功能。然則，此一教育的重 點顯然落在「教忠教孝勸善懲惡」等傳統道德教育之上，並不及於現代的國民意識， 遑論情感教育──而這是否與梁啟超等人力倡「新小說」的理念相齟齬呢？再說， 「寓教於樂」原是為了引起受眾的興趣，以期推廣普及；但若一味迎合大眾興趣， 是否反而模糊了原先的教育目的？而這些通俗作家們，又是基於何種因素，投身於 小說教育的事業？在此，不妨讓我們進一步以包天笑譯述教育小說一事為例，據以 釐析「清末民初」此一新舊過渡時代中，「教育啟蒙」與「商業出版」間的種種曖 昧關係，並循此觀照通俗作家在近現代文學／文化史上的另一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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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釧影樓回憶錄》，包天笑的文化事業始於晚清，從早年在蘇州與友人共組 「勵學會」、成立「東來書莊」，到出版《勵學譯編》、創辦《蘇州白話報》；從 任教於新式女學堂，到譯介教育小說、編輯多種刊物、從事各類寫作，終其一生， 都不脫「文化人」的身分。儘管他也曾大力從事「新學」的引介與傳播，但論者對 他的定位，仍不免是「鴛蝴派」作家，「通俗」文人。26 所以如此，自是與他從事文化工作時，往往流露出強烈的商業取向有關。檢視 他的寫作文類，舉凡雜文、小說、電影劇本等，所在多有；內容方面，則言情、偵 探、科幻、教育，無所不包。所參與編輯的報刊，更是品類不一，流目繁多。其間， 無論是協助狄楚青辦《小說時報》，抑是自己編輯《小說大觀》，都還挖空心思， 多方設法蒐羅時裝女子照片作為插圖，以吸引讀者。他書寫時頻頻流露傳統道德思 想，又始終無法忘情於舊社會中的生活點滴，在在說明了當時一個出身舊社會的「通 俗作家／新型文化人」，是如何在新興的文化生產工業中依違游移，尋找出路：新 式出版業的興起，使得過去僅能用之於科考的文才與學養（「舊學」？），可以轉 化為在出版市場中進行「文化操作」的技能，並藉以改善生活，保障社會地位。27 而 看重經濟商業因素，對新時代出版風向反應敏銳，也使他的寫作與出版，皆能與時 俱進，與潮流同步。例如他接觸新學，引介新知，不能說沒有理想性，然而看他堅 26 不少論者視包天笑為「鴛鴦蝶蝴派作家」，但包自己堅不承認。范伯群因此名之為「通俗作家」。 參見范伯群編《通俗文學盟主包天笑代表作》。 27 關於晚清文人／知識分子與傳播媒體的關係，及其如何在新舊交替的時代中自我定位及轉型，參 見李仁淵。持重印譚嗣同《仁學》，宣稱「並無權利思想，只有推廣主義」的同時，仍不忘向 同行友人聲明：「我們是做蝕本生意，半送半賣，定價甚低，你不要和我們來搶生 意」（232-37）。印行嚴復的譯著，著眼的是「鑒於嚴又陵的《天演論》足以鬨動 中國的文學界，以後關於嚴譯的書，一定可以風行海內，不脛而走」（238）。早 年開始翻譯教育小說《兒童修身之感情》，最感欣喜的，仍然是它豐厚的稿費收入 （173）。凡此，俱可見現實經濟因素的考量，實不可忽略。 而如此心態與作為，又會與當時各項「啟蒙」事業發生怎樣的關係呢？落實到 「小說教育」的議題，繼康、梁等人倡言以小說教育童蒙之後，不僅小說易於感動 個人情性的效益，已為眾所公認，以之與教育，特別是童蒙／少年教育相結合，也 成為不少有心之士的共識。如《新世界小說社報》、《中外小說林》等刊物，便曾 先後出現〈論小說之教育〉、〈學校教育當以小說為鑰智之利導〉、〈學堂宜推廣 以小說為教科書〉等篇什，28 鼓吹讓小說進入學堂，以利教學。其所著眼者，無非 就是小說易讀易懂，具有寓教於樂的功能。而關乎少年成長的「教育小說」，無疑 正是最宜施之於教學的體類。乍看之下，包天笑所以譯述教育小說，未嘗不是有心 於當時的少年教育。如最早譯述的《兒童修身之感情》，一開篇就揭示主旨： 距今數年前，意大利之瑞那地方，有一工人子，以年僅十三之少年，而 有單身隻影，尋其母於北亞美利加洲之事。鳴呼，美哉少年，勇哉少年， 我迻譯之，我欲介紹之於我國之少年。（1） 譯述《馨兒就學記》，則逕自添枝加葉，化身敘事者，在篇首以憶往追昔的口 吻期勉少年童子： 嗟夫，余今者兩鬢霜矣，迴憶兒時，負革囊，挾石版，隨隣兒入學時， 光景宛然在目。自惋百事無成，馬齒駸駸加長，雖欲求如髫齡挾書就學 之一日，甯可得耶！……我甚望世之少年，勿輕擲此好光陰也。（《教 育雜誌》1.1: 1） 28 分見《新世界小說社報》第 4 期（1906）；《中外小說林》第 1 年第 8 期（1907）、第 18 期（1908）。 俱輯入陳平原、夏曉虹編，《二十世紀中國小說理論資料》第一卷。
至於翻譯英國小說《二青年》，也是因為「余譯《苦兒流浪記》竟，思 更譯一名著以貢獻於吾國之青年界。……惟此為英國人理想之青年模 範。」（《教育雜誌》7.1: 1） 然而，就有如引介新學的同時，猶不忘經濟考量一般，包天笑藉《教育雜誌》 開展並延續長達十年的教育小說譯述事業，同樣不盡然出於個人對於少年教育的理 想。關乎「小說／教育」的課題，也未必是他翻譯出版事業的關懷重點。29 他曾坦 承，其實，當初商務印書館要他「寫一種教育小說，或是兒童小說，要長篇的，可 以在《教育雜誌》上連期登載」時，他「當時意識中實在空無所有」，因此才「不 能不乞靈於西方文化界」。而該雜誌的長期稿約和優渥稿酬，正所以為他提供了穩 定的經濟來源。30 再者，細究他教育思想的底蘊，不僅不脫「教忠教孝勸善懲惡」的傳統思維， 其於「老／少」、「新／舊」的觀念，也與梁啟超等人意圖以「少年中國」取代「老 大帝國」的期待，頗相扞格。如《馨兒就學記》之「破難船」故事，安排少女為捨 身之少年守節，即為傳統思維之一例；另如《兒童歷》的〈七月之卷〉，眾人於七 夕之會欣賞影戲〈新血與老血〉，戲中演述商場投資中的「新血」與「老血」之爭， 少年新血看空，年長老血博進，幾番拚搏，結局竟是新血終究不敵老血，鎩羽而歸。 其抑少揚老，趨舊避新的意味，實不言可喻。 這些現象的出現，絕非偶然，它所體現出的，乃是從「清末」到「民初」時期， 通俗文人從事小說教育時的普遍心態與實踐成果。基本上，「清末民初」原是一個 深具「過渡」與「轉型」性質的時期，無論是文人定位文學表現，抑是知識生產文 學傳播，無不歷經前所未有的變化。其中，「清末」與「民初」，又因時代關懷重 點不同，未可一概而論。大體而言，清末重視啟蒙救亡，文學被高度政治化，小說 尤其被用為新民之具；辛亥革命後，群眾政治激情消退，文學向傳統復歸，小說消 閑娛樂的特質再次凸顯，因而有「由俗入雅」與「回雅向俗」的差異（陳平原 95-122）。 29 包天笑在自述受邀編纂高小教科書及課外讀物《新社會》的經過時，曾略述編寫考量，算是多少 表示了自己的「小說／教育」觀。例如，他抱怨《新社會》的題目太廣泛，反致無從著手，「寫 了幾章看看，自己不覺搖頭。我想倘出之以小說體材，把所有應當改造的新社會包孕其中，或者 稍有一點趣味，而當初約定的並非小說。現在我所寫的什麼《新社會》，只是老生言談而已」， 「果然出書以後，銷數並不多，遠不及我的三部教育小說」（392）──有趣的是，此一結語似 乎正顯示出：他主張以小說方式表述如何建立新社會，看重的並不是教育本身，而是「銷數」， 也就是閱讀市場的接受度問題。 30 據包自述，當時每譯一千字，稿費三元，「千字三元，在當時也很算優待了，平常不過是千字兩 元」（388）。
此外，革命造成舊時代許多理念規範的崩解，但新的道德倫理又未及樹立，徘徊於 新舊之間，民初文壇遂普遍瀰漫著遊戲心態與懷舊風氣。31 包天笑在大量譯介歐西 教育小說之餘，所以要另以《青燈回味錄》眷戀過往，所以要強調「寓教於樂」的 小說觀，未嘗不是民初時代風氣使然。因此，雖然同樣著眼於舊時教育，「辭氣浮 露，筆無藏鋒」式的嘲謔譏諷不再，取而代之的，反而是從容閑雅的深情懷想。 循此以觀，從清末到民初，「小說教育」的走向，遂亦多有曲折。本來，著眼 於小說「寓教於樂」的功能，意欲以小說新一國之民、以小說教小學、以小說為教 科書，原都是早年康、梁等有心之士所力倡疾呼、念茲在茲的理念，讓「少年中國」 取代「老大帝國」，更是有識之士的共同想望。但這源自於思想層面的改造轉化， 若要真正實踐普及，官方主導的教育建制，與民間社會自發的流行接受，皆為不可 或缺。其中，有賴官方的「學校教育」，需要政治社會體制多方配合，在新舊過渡 的時代中，每每力有未逮；康梁的理想因此只能被一再憧憬，而未竟全功。倒是出 自民間的「社會／通俗教育」，卻可配合大眾趣味變化，因時因事制宜，其所發揮 的效應，往往遠甚於前者。 或是有鑒於此，晚清梁啟超倡議「小說新民」，原就不排斥與通俗作家們共同 合作。吳趼人（1866-1910）《二十目睹之怪現狀》等膾炙人口的通俗作品皆刊登 於《新小說》，即為顯例。不過，既謂之「通俗」，自不宜脫離社會大眾的情感趣 味與生活領域，無論內容還是形式，原著還是譯本，出於通俗文人之手的小說必然 相對保守。包天笑的《青燈回味錄》強調「教忠教孝勸善懲惡」，《馨兒就學記》 加入「掃墓」、「守節」情節，《兒童歷》之新血不敵老血，皆可作如是解。而他 在引介新興「少年氣象」的同時，猶不忘宣導傳統道德，自然也就順理成章。 就此看來，通俗作家未必沒有藉小說啟蒙大眾的理想，只是他們所看重的，不 是激進的政治意識，而是在社會日常生活的領域發揮風俗教化的職能，是善良文化 的傳承，以及如何讓傳統「鄉民」轉化為現代「市民」（李今 2000、范伯群 2005）。 這一點，在民初時期尤其顯著，其貢獻固不宜抹煞。只是，通俗文人多重視市場反 應，一旦文化生產、市場消費等因素介入，遂不免要為原先的理想憑添諸多變數─ ─出版傳播有利於思想流布，風行草偃，大量通俗文人共襄盛舉，固可事半功倍； 但小說作者為迎合消費市場所需，競逐於眼前近利的做法，卻又造成作品浮濫成 災，負面效應不免。不過數年之後，梁啟超沈痛地寫下〈告小說家〉，痛斥小說界 風氣敗壞，正是職此之故。民初時期，通俗文人視文藝為遊戲的心態及做法蔚為文 壇主流，因此被後來五四「菁英」型知識分子深惡痛絕。如鄭振鐸即曾公開表示： 31 這由早期《婦女雜誌》、《小說月報》等刊物的內容取向即可見出。參見胡曉真、柳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