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役男發生重度憂鬱症之相關因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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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ademic yea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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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台灣目前每年約有十三、四萬青年人, 從社會各階層至軍中服役。入伍後必須面臨 許多的挑戰,包括角色改變、生活安排不 易、與家人分離、和體能負荷等[1]。當嚴 格軍事生活與自我意識之間產生矛盾或拮抗 時,壓力負荷即容易產生[2,3]。近年來,由 於社會變遷及價值觀念的改變,役男較不如 過去般願意接受軍中文化與生活,以致服役 期間容易出現身心疾病[4,5]。Tekbas等[6]研 究發現29.9%土耳其新兵具有憂鬱症傾向, 較一般民眾嚴重。役男的生活情境易誘發憂 鬱症己逐漸為人所注意。 現存文獻己證明壓力源、因應方式及社 會支持為憂鬱症發生的重要相關因素[7,8]。 1 國軍北投醫院 2 國立台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醫療機構管理研究所 * 通訊作者:陳端容 聯絡地址:台北市徐州路17號 E-mail: duan@ntu.edu.tw 壓力源指的即是為當個人處在壓力狀態下, 會感覺受到挑戰、威脅或擔心受到傷害,其 內在的平衡會遭到破壞,造成如此狀態的刺 激,即是壓力源[9]。壓力源可分為慢性和 急性壓力源。長期存在的慢性壓力源,如不 良的家庭關係、經濟、及工作問題等,再加 上近期發生的急性壓力源時,較易引發身心 疾患[10,11]。許多研究顯示壓力是造成憂鬱 症的原因之一,當個人感受到壓力愈大時, 出現憂鬱症的機會將會愈高[12-14]。孫敏華 [15]將役男的壓力源分為軍中、家庭、及個 人壓力源等,結果發現上述壓力愈大時,適 應軍中生活的能力愈差。 然而,Lazarus等[16]指出壓力源並非造 成憂鬱症的唯一原因,他們強調每個人在相 同或不同的情境下,可能會採用不同的因 應方式,進而影響憂鬱症的發生與否[17]。 Moos等[18]將因應壓力的方式分為三種,即 主動認知因應、主動行為因應、及逃避因 應。主動認知因應是指思考和分析環境;主 動行為因應是指個人為促進自我利益而採取

役男發生重度憂鬱症之相關因子探討

張國榮

1,2

 陳端容

2,*

 蔡孟岳

1

 馮煥光

1 目標:國內目前仍實施國民義務服役制度,役男進入軍隊後,生活情境發生明顯改變,當 個人心理調適機轉無法適應環境改變,易誘發重度憂鬱症的發生。本研究旨在瞭解役男重度憂 鬱症發病之危險因子。方法:以個案對照組方式進行結構式面對面問卷調查。先選取155位被 醫師診斷為「重度憂鬱症」之住院役男為個案組,再同時選取246位沒有「重度憂鬱症」之役 男為對照組,自變項為役男之社經背景、社會支持、主要壓力源及壓力因應方式等變項。結 果:誘發役男「重度憂鬱症」的顯著影響因子為入伍前工作狀況、父親管教方式、家人具憂鬱 症病史、下部隊時間、支持者、軍中壓力、家庭壓力、積極因應、及消極因應等。結論:役男容 易發生「重度憂鬱症」同時受到個人、家庭和軍隊的影響,本研究發現的各項因子值得進一步探 討,也可作為預防役男發生重度憂鬱症之介入計畫的參考。(台灣衛誌 2006;25(4):266-273) 關鍵詞: 役男、重度憂鬱症、支持度、壓力源、因應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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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來因應壓力與憂鬱症的發生有明顯關連。 憂鬱症除了與個人壓力源及因應方式有 關外、社會支持度亦扮演重要角色[7,8]。許 多研究指出,藉由週遭的支持力量可以緩衝 壓力,減少憂鬱症的發生機會[19-21]。某些 研究也指出,憂鬱症患者若能得到更多的社 會支持,將會增進個人的自信,有助於減少 憂鬱症狀[22,23]。 台灣雖然尚未有完整役男憂鬱症盛行率 調查報告,但從相關研究調查、社會現象, 及作者在臨床上的初步觀察,大致可以推測 役男生活情境的劇變可能會誘發重度憂鬱症 的發生,值得學者探討。然回顧國內有關憂 鬱症研究,對象多以民眾為主,尚未有以役 男為樣本之研究。鑑於軍中環境與軍人角色 的特殊性,究竟那些因素會影響重度憂鬱症 的發生有待釐清。本研究希望能透過瞭解役 男「重鬱症」發生之危險因子,而後提出有 效之預防措施。 材料與方法 研究對象 本研究調查時間自民國九十三年五月至 八月。根據現行服役規定,役男必須先在新 兵訓練中心接受基本軍事訓練,然後再下部 隊執行各種軍事任務;由於新兵訓練中心環 境與部隊生活有很大的差異性,為了減少該 項因素對結果造成影響,因此選取樣本排除 尚在新兵訓練中心接受訓練者。此外士兵與 軍官所面臨的壓力不同,因此為維持研究一 致性,即排除軍官,而僅選取士兵為研究對 象。最後,由於部隊屬性的不同會影響壓力 源大小及軍中適應能力[13],為了減少該項 因素對結果造成影響,因此將役男之戰鬥與 非戰鬥單位人數比例定為為1:2。個案組 「重鬱症」役男是以台北地區三家國軍醫院 之精神科住院患者為主,其疾病診斷符合美 國精神醫學會所頒定之DSM-IV準則[24], 共發出182份問卷,回收174份,回收率為 95.6%,扣除填答不全之問卷後,有效問卷 共155份。對照組「非重鬱症」役男則選自 台北三個營區。「非重鬱症」役男指的是未 曾被醫師診斷為「重鬱症」者,共發出265 份問卷,回收256份,回收率為96.6%,扣除 填答不全之問卷後,有效問卷共246份。 研究設計與工具 研究問卷設計乃參考各種研究問卷方式 與研究報告[15,25-28],這些研究大都將議 題集中在社會背景、支持度、壓力源、因應 方式、身心疾患或憂鬱症之間關係的探討。 因此本研究依據文獻,提出重度憂鬱症發 生的影響變項包括社會背景、支持度、壓力 源、及壓力因應方式,而依變項即為有無 「重鬱症」。 社會背景包括學歷、入伍前工作狀況、 父母感情、父母管教方式、家庭年收入、個 人精神病史、家人精神病史,及下部隊時間 等。社會支持度為單一題項,即詢問役男 在軍中是否有支持者。壓力源及壓力因應 方式的測量採用現有的Likert四點量表來評[15]。壓力源包括軍中、家庭、及個人壓 力源等量表,而壓力因應方式包括積極因 應及消極因應等量表。軍中壓力源測量共 十八題,Cronbach’s α係數值為0.92。家庭 壓力源項目共八題,Cronbach’s α係數值為 0.85。個人壓力源項目共九題,Cronbach’s α 係數值為0.71。壓力因應方式測量分為積極 因應量表共十四題,Cronbach’s α係數值為 0.87,以及消極因應量表測量項目共十題, Cronbach’s α係數值為0.87。 統計分析 使用統計工具為SPSS (10.0)版,統計 方法包括使用reliability analysis分析各量表 之信度,以及chi-square test及t-test對「重鬱 症」與「非重鬱症」役男之社會背景、支持 度、壓力源、因應方式等變項作差異性比 較。最後以logistic regression分析模式檢定 各解釋變項對發生「重鬱症」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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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  果 表一說明「重鬱症」與「非重鬱症」役 男在各變項上呈現明顯的差異。重鬱役男有 較高的比是例是入伍前無業、父母感情不 好、父母管教方式為必須服從、全家年收入 在三十萬以下、有個人及家人精神病史、下 部隊時間在三個月內,及無支持者等狀況。 其次,就壓力源而言,表二中呈現「重鬱 症」役男的各項壓力感皆較「非重鬱症」役 男明顯高出許多。而壓力因應方式亦呈現 「重鬱症」役男在積極因應得分上明顯低於 「非重鬱症」役男,而「重鬱症」役男在消 極因應得分上則明顯高於「非重鬱症」役 男。 研究進一步以「重鬱症」有無為依變 項,將相關變項置入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 進行分析。表三呈現logistic regression模式 分析的結果。以Hosmer and Lemeshow檢 定模式之配適度,顯示模式配適度理想(χ2 =6.44, p=0.598),而整體正確預測率為 87.9%。結果指出,役男入伍前無業、父親 權威管教、家人精神病史、下部隊時間三個 月內相對於一年以上、在軍中沒有支持者、 感受軍中壓力、家庭壓力、採取消極因應方 式,以及不採行積極因應方式等皆會增加役 男發生重度憂鬱症的勝算比。進一步以ROC 曲線檢定該模式預測能力,結果顯示曲線下 面積為0.95,代表模式對發生重度憂鬱症具 有相當好的區辨能力。 討  論 本研究探討以個案對照組的研究方式, 探討役男發生「重鬱症」的主要原因。整體 而言,本研究結果指出役男的個人與家庭因 素如入伍前無業、家人精神病史,以及父親 的權威管教及家庭壓力大等仍是役男發生重 度憂鬱症的危險因子,顯示役男憂鬱症的發 生不完全是由於軍中生活情境所引起,役男 入伍前的工作及生活情境壓力也隨役男進入 男之生活狀況及家族精神病史必須要列入篩 選的考慮。其次,役男進入軍中生活的初期 較易感受軍中壓力,若缺乏適當的支持者, 可能即是在初期軍中生活時期誘發重度憂鬱 症的主要原因,再加以缺乏對壓力的積極因 應,或是常用消極因應方式等,可能強化憂 鬱症發生的危險因子。 本研究發現父親權威管教方式對「重鬱 症」的發生與否具有影響性。作者推測在強 調父親權威的家庭中,孩子缺乏溝通機會, 而影響各種成長特徵發展。由於軍中壓力往 往大於一般社會壓力,這些成長特徵發展不 完全者,相對適應能力較差,當情緒困擾未 獲得適當疏解時,可能會加劇「重鬱症」發 生的機會。此項結果與文獻相符,其指出父 母透過教育及訓練方式,指導子女如何進入 社會,因此管教方式不同,會影響其認知、 情緒、行為、及人格等各項特徵發展,而這 些特徵的變化及穩定與否,即影響未來的適 應能力[30,31]。 「重鬱症」役男入伍前有個人及家人 精神病史之比例偏高,此點與Williams等 [32]認為新兵為憂鬱症者,其入伍前常有個 人及家人精神病史,具有相同結果。此外 Sullivan等[33]亦指出憂鬱症患者的一等親屬 罹患憂鬱症機會較一般人高。在本研究中, 由於役男通常只知道家人是否曾看過精神 科,但不清楚疾病診斷為何,以致無法證實 「重鬱症」役男的家人,是否有較高的憂鬱 症罹病傾向,因此兩者關係有待進一步探 討。 本研究發現服役時間在三個月內的新兵 感受軍中生活壓力較為強烈,其身心症狀頻 率及嚴重度有明顯偏高[3,15]。其它研究也 指出新兵初期即退訓的主要原因和身心症狀 有關[27]。下部隊時間為三個月內為役男發 生「重鬱症」的危險期,顯見入伍初期對軍 中環境不熟悉,容易感受到更大的壓力,而 壓力可能引發身心症狀,若未適當處理,會 加劇「重鬱症」發生的機會。 最後,本研究亦發現缺乏軍中支持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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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役男「重鬱症」與「非重鬱症」之相關因素比較 重鬱症 非重鬱症 變項 n(%) n(%) χ2 P-value n=155 n=246 教育程度 3.61 0.307 國小 8 (5.2) 6 (2.4) 國中 36 (23.4) 52 (21.1) 高中職 59 (38.3) 88 (36.8) 大專及以上 52 (33.1) 100 (40.7) 入伍前工作 17.950.001*** 無業 24 (15.7) 9 (3.7) 學生 44 (28.8) 77 (31.4) 有工作 85 (55.5) 159 (64.9) 父母感情 23.510.001*** 好 80 (53.7) 177 (73.8) 普通 17 (11.4) 29 (12.1) 不好 52 (34.9) 34 (14.1) 父親管教方式 32.290.001*** 必須服從 52 (34.4) 29 (11.9) 像朋友般商量 37 (24.5) 105 (43.2) 由自己作主 62 (41.1) 109 (44.9) 母親管教方式 13.460.001*** 必須服從 30 (20.0) 21 (8.7) 像朋友般商量 51 (34.0) 116 (47.7) 由自己作主 69 (46.0) 106 (43.6) 全家年收入 10.920.004** 30萬以下 64 (44.1) 67 (27.8) 30-100萬 63 (43.5) 139 (57.7) 100萬以上 18 (12.4) 35 (14.5) 個人精神病史 37.570.001*** 有 31 (20.0) 5 (2.0) 124 (80.0) 241 (98.0) 家人精神病史 50.780.001*** 有 40 (25.8) 12 (4.9) 不清楚 23 (14.8) 15 (6.1) 92 (59.4) 219 (89.0) 下部隊時間 36.330.001*** 三個月內 79 (51.3) 73 (29.8) 三個月至一年 64 (41.6) 96 (39.2) 一年以上 11 (7.1) 76 (31.0) 支持者 67.900.001*** 有 26 (16.8) 144 (58.5) 129 (83.2) 102 (41.5) 註: 部分問卷資料回答不完全,因此單項人數合計與總人數會有少許差異 **p<0.01;***p<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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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 役男「重鬱症」與「非重鬱症」之壓力源與因應大小比較 變項 重鬱症 非重鬱症 t P-value n=155 n=246 軍中壓力 55.25±9.76 39.68± 12.33 14.020.001*** 家庭壓力 20.70±5.54 14.41± 5.60 11.000.001*** 個人壓力 24.35±6.49 18.09± 6.78 9.160.001*** 積極因應 28.39±7.29 34.01± 7.52 -7.380.001*** 消極因應 28.84±5.47 19.68± 5.38 16.500.001*** 註:***p<0.001 表三 役男「重鬱症」發生之邏輯式多變項迴歸分析 變項 β OR 95%CI 學歷(大專†) 國小 0.39 1.47 (0.15, 14.21) 國中 -1.38 0.25 (0.06, 1.02) 高中 -0.15 0.86 (0.30, 2.48) 過去工作狀況(有工作) 無業 1.96** 7.13 (2.09, 24.32) 學生 0.29 1.34 (0.49, 3.70) 父母感情(好) 不好 0.52 1.68 (0.70, 4.01) 普通 -0.08 0.90 (0.29, 2.96) 父親管教方式(像朋友) 必須服從 1.53** 4.61 (1.46, 14.51) 自己作主 0.80 2.23 (0.77, 6.44) 母親管教方式(像朋友) 必須服從 0.70 2.02 (0.54, 7.61) 自己作主 -0.06 0.94 (0.34, 2.62) 家庭年收入(100萬以上) 30萬以下 -0.11 0.89 (0.24, 3.35) 30-100萬 0.14 1.15 (0.36, 3.72) 個人精神病史(無) 有 1.03 2.81 (0.69, 11.39) 家人精神病史(無) 有 1.37* 3.93 (1.27, 12.10) 不清楚 -0.63 0.53 (0.15, 1.90) 下部隊時間(一年以上) 三月內 1.25* 3.48 (1.11, 10.94) 三月至一年 0.63 1.87 (0.59, 5.94) 支持者(有) 沒有 1.43** 4.16 (1.51, 11.47) 軍中壓力 0.06* --- (1.01, 1.11) 家庭壓力 0.08* --- (1.01, 1.17) 個人壓力 -0.03 --- (0.91, 1.04) 積極因應 -0.07* --- (0.88, 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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疏離與憂鬱症有關,而Turner等[34]認為憂 鬱症役男常覺得孤獨並缺乏歸屬感。最後, 孫敏華[15]認為軍中適應能力好壞同時受到 壓力源及因應方式影響,其中因應方式所造 成的影響更大。其它相關研究亦認為因應 方式與憂鬱症有關[36-39]。本研究發現「重 鬱症」役男在面對壓力時,較常採用消極 因應,而少用積極因應,此點與Williams等 [32]認為憂鬱症役男較常採用情緒導向的因 應方式,而少用問題導向的因應方式相符。 為避免「重鬱症」對個人及部隊造成嚴 重的傷害,本研究建議必須對上述狀況提出 有效的防範與治療措施。如發掘新兵適應問 題,減少同袍間疏離與冷漠,注意軍中生活 訓練的合理性,關心役男家庭狀況,鼓勵以 正向思考取代負向思考。對有高危險罹病傾 向之役男,應先轉介至精神科,進一步診斷 與治療。 由於本研究為小型探索性研究,礙於時 間、人員、及財力的不足,加上軍中法令制 度限制與規範,樣本來源不易,以致無法對 不同軍種或服役地區進行調查分析,是故建 議未來研究可就上述事項再作進一步探討。 致  謝 感謝政治作戰學校孫敏華教授提供研究 量表工具。 參考文獻 1. Willians A, Hagerty BM, Yousha SM, Horrocks J, Hoyle KS, Liu D. Psychosocial effects of boot strap intervention in navy recruits. Mil Med 2004;169:814-20. 2. 孫敏華、許如亨:軍事心理學。台北:心理出版 社,2001。 3. 蔡文佩、李選、盧成皆:入伍新兵壓力感受與其身 心困擾之探討。長庚護理 1996;7:57-68。 4. 朱明譯:美國陸軍傳統價值觀的社會性鴻溝。國防 譯粹月刊 1993;20:73-83。 5. 黃俊傑:台北市青少年生活意識與價值觀變遷之 研究。輔仁學誌-法、管理學院之部 1991;23: 1-88。 6. Tekbas OF, Ceylan S, Hamzaoglu O, Hasde M.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prevalence of depressive symptoms in newly recruited young adult men in Turkey. Psychiatry Res 2003;119:155-62. 7. Barnett PA, Gotlib IH. Psychosocial functioning and depression: distinguishing among antecedents, concomitants, and consequences. Psychol Bull 1988;104:97-126. 8. Cronkite RC, Moos RH, Twohey J, Cohen C, Swindle R Jr. Life circumstances and personal resources as predictors of the ten-year course of depression. Am J Community Psychol 1998;26:255-80. 9. 秦淳、劉紹興:某醫學中心護理人員工作壓力與 生活壓力之關係。中華職業醫學雜誌 1995;2: 110-9。 10. Kessler RC, Kristin DM, David RW. The prevalence, distribution, and mental health correlates of perceived discrimin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J Health Soc Behav 1999;40:2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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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Armed Forces Beitou Hospital, Taipei, Taiwan, R.O.C.

2 Graduate Institute of Health Care Organization Administration, College of Public Health,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o. 17, Xu-Zhou Road, Taipei, Taiwan, R.O.C.

* Correspondence author. E-mail: duan@ntu.edu.tw Received: Mar 16, 2005 Accepted: June 6, 2006

Factors associated with the occurrence of major depression among

men serving military obligations

Kuo-Jung Chang1,2, Duan-Rung Chen2,*, Meng-yueh Tsai1, huan-Kwang FeRng1

Objective: Major depression, the most serious form of depression, has recently become

a widely discussed issue with respect to soldiers in national service. The current study was undertaken to determine the risk factors for major depression among enlisted men. Methods: One hundred fifty-five soldiers treated in psychiatric inpatient settings for major depression and 246 soldiers without a diagnosis of major depression were each administered a questionnaire in which the presence of major depression was the 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ed, and social background, social support, stressors, and coping skills served as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We thus analyzed the influence of all independent variables on the incidence of major depression to ascertain the associated risk factors. Results: Using various regression models, the variables shown to significantly affect the incidence of major depression were job status before recruitment, father’ s style of discipline, personal psychiatric history, family psychiatric history, the time elapsed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new recruit basic training,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military stress, family stress, positive coping skills, and negative coping skills. Conclusion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oldiers at increased risk for major depression included: unemployment before recruitment, a father with a dominant style of discipline, the presence of psychiatric illness before recruitment, the presence of psychiatric illnesses in family members, completion of new recruit basic training within three months, lack of support from family and friends, increased perception of military stress, heightened family stress, lack of positive coping skills, and increased negative coping skills. (Taiwan J Public Health. 2006;25(4):266-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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