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以鎮守內官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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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2009年11月，頁1-40. 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以鎮守內官為中心胡丹∗. 明開國後，對「省(行省)」級地方管理體制進行了徹底改造，形成了一套以「邊(都司、行都司)省(布政司、直隸)並立」、「軍民分治」為特徵的複雜體系。這套人為創置的制度，並不能很好地因應時勢的變化，但太祖確立的「家法」，又不容許進行任何改易。於是，祖制之不可變與舊制之不可不變，這一對矛盾體在洪武以後持續地發展；其特徵是：朝廷在不違戾舊制的前提下，大量差遣官員到地方管事，以補弊竇。最先是武臣與內官，然後是文臣，這些「欽差」官職後來都固著在地方，逐漸構築起新的統治架構，其中以鎮守內官、鎮守總兵和巡撫都御史為核心的「三堂體制」最為典型。然而在它內部，文臣與內官始終在角力，這顯示，「三堂體制」不過是「洪武體制」在向新體制轉化過程中的一種過渡形態。到嘉靖中葉，裁撤鎮守內官，這一體制便崩潰了，同時也宣告以文臣為中心的「督撫體制」正式誕生。無疑，在這個延續時間長達百年的地方管理體制的演變過程中，向來為人忽視的內官鎮守制度扮演了重要角色，是研究這一轉變的關鍵。關鍵詞：明代、三堂體制、鎮守內官 ∗. 北京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生。.

(2) ．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什麼是「三堂」？陳全之《蓬窗日錄》卷四〈世務二．鎮守〉云：「本朝自己巳(正統十四年[1449])之變，各邊防守之寄益周於前，如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總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下人名為『三堂』」。1那麼，什麼是「三堂體制」？「三堂體制」是明代邊、省一級的地方管理體制，是介於國初「洪武體制」與嘉靖以後「督撫司道體制」之間的一種過渡形態。在明王朝統治約一半的時間裡，各邊、省均差內官鎮守或守備。內官鎮守制度，不僅是明代地方管理以及軍政體制中的獨特現象，也是其宦官制度的一大特色。但一直以來，學界在研究明代地方管理體制時，多只注重探討總兵與巡撫的設置沿革，而忽視或無視鎮守內官的存在，使研究的視野缺失了重要的一角。2本文以鎮守內官為中心，研究「三堂體制」是如何構建，又是如何走向解體的，以及它在明代地方管理體制變遷中的地位。. 一、重構：永樂後大量遣使地方對洪武體制的破壞洪武一朝，地方管理體制始終處於頻繁的更動和改造中。大體而言，以洪武九年(1376)取消行中書省為一變。原來一省之政，改由分立的三司，即布政司、按察司和都指揮使司分別擔任，從而在十三布政司形成巡按御史監察下三司分立體制；而在遼東、山、陝、川、閩等沿邊及海疆地區，將許多州縣改為衛所(行都司)，實行軍事管理。這一套異常複雜的體制，是依照太祖朱元璋的設計人為創建的，其核心在權集於中央，地方事不得專制。洪武晚年，始以「塞王」統制各邊，軍衛有司均受其轄制。這是體制的又一變，它也埋下日後「靖難之役」的禍根。燕王朱棣起事後，朝廷用兵四載，終至傾覆。建文帝戰略失策，固然是其覆亡的主要原因，但分散且無法形成強力的地方體制，也妨害各地組織起有效的抵抗。朱棣由王僭昇為天子，正是這一體制 1 2. 陳全之，《蓬窗日錄》(上海：上海書店，1985)上冊，卷4。學界關於內官出鎮問題的研究，僅見方志遠，〈明代的鎮守中官制度〉，《文史》，第40輯(北京，1994.9)，頁131-145。田澍，〈嘉靖前期革除鎮守中官述論——兼與方志遠先生商榷〉，《文史》，第49輯(北京，1999.12)，頁203-220。胡丹，〈明代「九邊」鎮守內官考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第2期(北京，2009.6)，頁22-30。.

(3)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3．. 的最大受益者；洪武體制的弊端，於此暴露無疑，於是才有了日後一系列的彌補性連鎖反應，如明人所述：「其後慮事無統理，則臨以重臣，鎮以中貴，監以御史，分次藩臬。」3 朱棣在即位的當月，即遣武臣四出鎮守。過去大將出征，方佩印充總兵官，師還解印，部卒歸衛。自此，總兵掛印鎮守始為常職，這實際上鋪下了洪武體制改造的第一塊軌道。而這一過程，將持續一百多年。筆者將其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永樂時期。這一時期，舊的體制未被根本觸動，只是換了一種形態，即以鎮守武臣替代塞王，同時通過大量差遣內官，剝奪總兵官職權的完整性，並起到監視的作用；在內地則通過在特殊時刻命廷臣「撫安軍民」，以興利除弊。第二階段，從熙、宣到弘治時期。這一階段最長，是「三堂體制」由前一階段的萌芽，開始生長並逐漸成熟的時期。第三階段，從正德到嘉靖中期，是「三堂體制」的解體期。儘管在前一階段，體制中的諸多矛盾都在發展，而以這一時期最為突出和激烈，尤其是鎮守內官試圖擴張其權力的努力加劇了政治的動盪。世宗初年開始裁革鎮守內官，到嘉靖十八年(1539)全部撤回，這一體制也就崩潰了。第四階段是在武臣式微以及內官罷撤所造成的優越條件下，以「督撫—司道」為核心的文官體制繼續發展的時期。本文只討論前三個階段，也就是「三堂體制」從構建到解體的階段。朱棣派遣武臣到各地鎮守，除了南北各邊，還有腹裡要地，如江西、揚州、寧波、荊州、宿州、淮安等。內官則主要在邊地活動。與之相比，文臣外差遠沒有那麼頻繁。文臣的差遣大致有兩種形式：一是特殊使命。如學士楊榮，長於韜略，二度赴西北協助總兵官經畫邊務。都給事中胡濙先以訪仙為名，遍行天下州郡鄉邑，後仕至侍郎，復出巡江浙、湖、湘諸府。又如尚書夏原吉江南治水等。另一種是大規模地差出京官到地方「撫安軍民」。這在前朝非無先例，如建文元年(1399)三月，命「侍郎暴昭、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 3. 董越，〈重刊遼東志書序〉，收入畢恭等修、任洛等重修，《遼東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冊646，頁453。.

(4) ．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下」。4永樂中，一共舉行過兩次。第一次是元年(1403)六月，遣御史袁綱、給事中朱亮等分詣直隸府州及浙江等布政司「撫按(安)軍民」，具體職責是革除「建文舊弊」、執問「奸貪」，尤以修城、捕寇為要務；敕書特別強調：城、寇二事「不得不用人力」，但「非奉朝廷明文，一夫不許擅差，一毫不許擅科。」5可見撫安官的職權是相當廣泛的，概及一切軍民事務。撫安官所遣皆為腹裡地方，以當時布政司及直隸計之，應遣科道十四人。為什麼差出的都是科道？除了科道職掌風紀，查弊為其本職外，還可能因為這些低秩官員入仕未久，前朝恩結稍淺；至於大臣，朱棣是無法放心的。儘管如此，朱棣還同時差遣內臣、錦衣衛官與之同行，命凡事「協議」而行，可能是每處各三人。這也是永樂朝第一次大規模外差內官。十四人中，除了袁綱、朱亮，可考者還有御史孔復言(河南)、給事中朱肇 (江西)、丁琰(四川)、何海(湖廣)。《明史．職官志二》載：「永樂二年(1404)，遣. 給事中雷填巡撫廣西。」雷填巡撫事，《實錄》不載，或即此次遣往廣西「撫安」者。朱棣授予撫安官以重柄，以朱肇一劾，至謫戍江西按察副使。兵燹之後，撫安官在地方也確實做出一些成績，如孔復言在河南招撫復業之民三十萬戶。但也有未除害先為害的，如四川丁琰，以民不犯法，竟誘民犯之。6江西朱肇「輕妄刻薄」，「威迫郡縣」，並虛報開墾田數。史云其「欺紿」，「皆如上所料」。但朱棣非能遙卜真偽，必先已得到密報，至於是否為同行內官所為，以及真偽如何，則不得而知了。此事載《太宗實錄》卷四十八，永樂三年(1405)十一月乙巳條，這也是撫安官事蹟的最後記載。由此可見，撫安官亦有久任至兩年以上者。永樂十九年(1421)是正式遷都北京之年。這年四月庚子，建成未久的三大殿被雷電擊毀，十二天後即分敕吏部尚書蹇義等二十六人「巡行天下，安撫. 4 5 6. 《明史．恭閔帝本紀》。《明太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21，「永樂元年六月癸丑」條，頁379。《明太宗實錄》，卷29，「永樂二年三月庚申」條，頁519。.

(5)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5．. 軍民」。所遣之官，以一京堂配一科道，官員地位比元年要高，但不清楚是否同遣內官和錦衣衛。《實錄》所云「巡行天下，安撫軍民」，頂頭二字給人留下強烈印象，故後人多將此視為明代「巡撫」之始，而元年事反不為人所重。7巡行官員有當年即還者，如往河南的都御史王彰；有次年仍巡歷者，如往應天等府的蹇義。永樂中這兩次大規模外差京官「巡、撫」地方，均在國家有大事之後(一為易朝，一為遷都及三殿災)，所遣皆為內地，任期長短不一。以上地方既有三司，. 又再遣京官，等於承認僅依靠分立的三司，許多利弊是難以興革的，所以有臨時派遣廷臣的必要。元年和十九年兩事的性質其實是一致的。這種由中央直接派出大臣巡閱、整理地方事務的做法，一直到督撫制度穩定之後，仍然經常採用。除了這些因事而遣，「事畢復命，即或停遣」的使命，有的使職已漸次差補，呈固著化的趨勢。如夏原吉江南治水回朝後，代以左通政趙居任，居任卒，代以左通政岳福。因庶事未易集，使職也便不得輕撤。以上任官的情況，成為後來巡撫制度的前驅。仁、宣時期，派官員到地方巡察糾弊更加頻繁。洪熙元年(1425)正月，命廣東按察使熊概、布政使周幹、參政葉春以原銜巡視南畿、浙江。這時江南設治水督農官，以京堂連任已歷三屆。當年閏七月，周幹巡視還朝，言有司不得人，督農官岳福不事事，乞「仍命在廷大臣一員往來巡撫，務去凶頑，扶植良善」。8《明史．熊概傳》云：「(周)幹還，言有司多不得人，土豪肆惡，而(岳)福不任職。宣宗召福還，擢(熊)概大理寺卿，與春同往巡撫。南畿、浙 7. 「巡撫」，自來多認為始自懿文太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八月巡撫陝西。其實「巡撫」一詞，由來已久，《晉書》中即已出現。檢《明太祖實錄》，懿文太子之前，亦數見「巡撫」者：元末，經略使李國鳳「巡撫江南」(卷99)。洪武十六年(1383)，徐達等「巡撫北邊，訓練士卒」(卷 157)。十七年(1384)，沐英「巡撫臨安」(卷169)。永樂七年(1409)三月，朱棣北巡，自述「此行亦為欲親行巡撫，使軍民各得其所耳」(《明太宗實錄》卷89)。永樂九年(1411)七月，以浙江大水，「命戶部遣官巡撫被災之家」(卷117)。皆十九年之前事，尤以天子自稱「巡撫」為奇。可見，「巡撫」一詞最初與「撫安」、「巡視」等並無區別，都是周歷而察民瘼之意。. 8. 《明宣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6，「洪熙元年閏七月丁巳」條，頁164-168。.

(6) ．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江設巡撫自此始。」似言因周幹之請，乃改「巡視」為「巡撫」，於是巡撫始之。其實不然。考《宣宗實錄》：七月，「巡撫浙江右布政使」周幹言事(卷 4)；閏七月，周幹「自蘇常嘉湖等府巡視民瘼」還(卷 6)，此「巡視」與「巡. 撫」通。周幹還朝的原因，蓋因三人巡視使命結束，所以才請「仍命在廷大臣一員往來巡撫」。周、熊等皆司官，且繫銜他省，請命「在廷大臣」者，意在重巡視之權。八月，宣宗從其言，升熊概(此時尚姓胡)為大理寺卿，「同參政葉春巡撫直隸及浙江諸郡，召浙江治農事通政岳福還」。上曰：「其命胡概為大理卿，同參政葉春復往巡視。再有犯者，悉治以罪。」所奉敕書亦云「(往)所屬境內巡視軍民」(卷 7)，此又「巡視」與「巡撫」通。所謂「復往」者，更可證三人同時銷差回朝，不然何以「復往」？當時出巡江南的，除了文職，還有內臣與錦衣衛官。《宣宗實錄》卷四十九，宣德三年(1428)十二月丁酉條載：敕錦衣衛指揮任啟、參政葉春、御史賴瑛同太監劉寧往鎮江、常州及蘇松嘉湖等府巡視軍民利病：「凡軍衛有司官吏、旗軍里老並土豪大戶、積年逃軍、逃囚、逃吏及在官久役吏卒……為軍民之害者，爾等即同大理卿胡(熊)概體審的實，應合擒拿者，不問軍民官吏，即擒捕，連家屬撥官軍防護解京，有不服者就本都司及所在衛所量遣官軍捕之，仍具奏聞。」熊概原撫地區為「應天常鎮嘉湖蘇松及浙江所屬境內」，此以太監劉寧等會同巡視的，主要是太湖周邊地區。可能因熊概南北巡行，難以周視，又蘇松等處奸弊尤多，故命葉春等分巡之。文、武與內臣的搭配，與永樂元年撫安官之事一致，或永樂十九年亦如此，亦未可知。除了江南，其他地方也差有文武內外重臣出巡，如宣德二年(1427)四月，武進伯朱冕、兵部尚書張本、太監劉寧「撫安」山西軍民；同年八月隆平侯張信、戶部尚書郭敦「陝西整飭庶務」(又稱巡撫)。五年(1430)二月，工部左侍郎許廓「巡撫河南」等。熊概、葉春同撫江南四年有餘，當洪熙元年八月他們受命復巡時，召回治水督農官岳福，而以熊概提督各處農務水利。宣德五年三月，熊、葉同時.

(7)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7．. 被召回京，次月，命南京署刑部侍郎成均往蘇松等處專理農務。9農業，原由熊概提督者，現由成均專理，是否意味著巡撫就此停罷了呢？同年九月，即成均任職半年後，又有周忱之遣。《明史．宣宗紀》載：宣德五年九月丙午，「擢御史于謙、長史周忱六人為侍郎，巡撫兩京、山東、山西、河南、江西、浙江、湖廣」。這六人後來皆稱巡撫，王世貞因認為：「各省專設(巡撫)，自宣德五年始。」10但六人之遣，為保障糧儲供應，正式名義是「總督稅糧」，11又稱作「催糧侍郎」、「撫民侍郎」等。值得注意的是，恰在周忱任命的同日，《宣宗實錄》記成均奏事，書其銜為「巡撫侍郎」。以後二人共事，常合稱「巡撫侍郎成均、周忱」。兩人一理農務，一督稅糧，其實職責是很難劃清的，因此國史中才有「巡撫」的通稱。成均宣德七年(1432)三月改調南京戶部，在此之前，他和周忱共巡十九個月。12 證明「督糧」初非巡撫的另一個例子：奉命總督江西稅糧的是侍郎趙新，就在趙新受命後的第三個月，朝廷又命副都御史賈諒、錦衣衛指揮王裕、參議黃翰同內官張義、興安來「巡視軍民利病」。 13賈諒宣德七年公差甘州，黃翰則任至八年六月，史書追述其事，均稱「巡撫江西」。宣德八年 (1433) 四月，以郫縣儒學訓導王敏言郫、彭諸縣盜賊滋漫,乞命廉能之臣巡察殄除，又命賈諒、王裕同內官興安往會四川三司調軍捕之，賊平，「就於四川巡視軍民利病」。 14以上材料充分證明，在宣德時代，「巡撫」尚為使職，名義既不固定，奉使者亦非一人；「巡撫」官員有廷臣，有司官，更有宦官與親軍武臣。宣宗時，除了派官巡視、巡撫，還遣官到地方鎮守。洪熙元年七月，即宣宗繼位的次月，命內官雲仙往雲南鎮守。雲仙在永樂時期就非常活躍，主 9 10 11 12. 《明宣宗實錄》，卷65，「宣德五年四月戊寅」條，頁1532-1533。龍文彬，《明會要》(北京：中華書局，1956)，卷34。《明宣宗實錄》，卷70，「宣德五年九月丙午」條，頁1639-1640。另外河南也是兩侍郎共事：工部左侍郎許廓(巡撫河南)與兵部侍郎于謙(總督河南、山西兩省稅糧)。許廓宣德六年(1431)正月升兵部尚書後，于謙才獨任。事同江南。. 13 14. 《明宣宗實錄》，卷72，「宣德五年十一月庚子」條，頁1677。《明宣宗實錄》，卷101，「宣德八年四月丙午」條，頁2274。.

(8) ．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要奉使西南諸夷。其所奉鎮守雲南敕書云：朕初即位，慮遠方軍民或有未安。爾內臣，朝夕侍左右者，當副委託，務令軍民安生樂業。凡所行事，必與總兵官黔國公及三司計議施行，仍具奏聞；遇有警備，則相機調遣，毋擅權自用及肆貪虐。15 雲仙鎮守只是臨時差遣，不久即與內官徐亮等「分往外夷撫諭」，並於宣德四年(1429)三月召還。16之後雖數度再使雲南，使畢即還，鎮守一職也未再差補。宣德元年(1426)八月，以漢王高煦叛於封地山東樂安州，遣內官譚順等往淮安，同總兵官平江伯陳瑄鎮守，敕瑄曰：「今命指揮黃讓、內官譚順、內使陳錦助爾鎮守淮安，撫綏軍民。或有寇盜竊發，即與軍衛有司同心戮力，固守城池，遣人馳奏。自余一切巨細事務，尤在審處，毋得一毫擾及軍民。」17 在宗藩反叛的當口，命內官及親軍武臣協同總兵官鎮守，除了加強漕路樞紐安全的考慮，或許還有監視平江伯的目的。因為親藩謀叛，聯絡武臣，正有其祖的故伎在。事平後，次年六月，「命行在兵部，凡去年八月差往各處鎮守內外官皆令還京」。18可見，這次奉差到外鎮守者，為「內外官員」，地亦不止淮安一處。另外，宣德十年(1435)正月，敕命浙江等處三司：「比遣內官張達等往彼鎮守，特為撫安軍民，隄防賊寇。近聞軍民皆已寧帖，今取達等回京，其原撥隨從之人俱發還各衛府著役。」19此敕下時，宣宗甫逝，張達當於宣宗時差出，其職為撫民緝盜。宣德朝(1426-1436)差內官鎮守腹地的情況，缺乏記載，但在邊地，則多有證可查。除了永樂中(1403-1425)即出鎮的王安、王彥繼續留鎮甘肅、遼東，新遣鎮守(或稱備禦)者，《宣宗實錄》所記有二：宣德三年十月庚子，命內官郭 15 16 17 18 19. 《明宣宗實錄》，卷3，「洪熙元年七月庚午」條，頁72-73。《明宣宗實錄》，卷52，「宣德四年三月庚午」條，頁1256。《明宣宗實錄》，卷20，「宣德元年八月乙丑」條，頁525。《明宣宗實錄》，卷28，「宣德二年六月甲子」條，頁742。《明英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1，「宣德十年正月庚寅」條，頁23。.

(9)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9．. 敬同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卷 46)。四年八月乙酉，命太監楊慶等率神機營銃手往薊州、永平、山海同都督陳景先備禦(卷 57)。薊、大二鎮之外，宣府、寧夏等邊也陸續差內官鎮守。不僅「邊」一級的鎮守，下及一路、一城，也增設了內官，如宣德二年，交阯昌江城有「守城中官」馮智及内使徐訓。20 宣德中，各邊增設內官，主要與「神機銃炮」有關。火器又稱「軍中神器」、「神槍」，明軍在安南作戰時獲此利器，建立神機營，為京師三大營之一。從王世貞搜集的北征詔令看，軍中銃炮都由內官管理。 21神銃係內府機密重器，在外不許成造，邊方所用，造由內府兵仗局，送亦由內官。洪熙元年八月，遣內官李敏、馬驥等送銃炮赴萬全諸邊衛，諭曰：「爾專守護銃炮，遇有儆(警)急則用，凡軍馬調度、征戍之事悉從總兵、守備官處置，爾不得纖毫干預，但違朕命必罪汝。」22李敏等非送罷即還，而是就留在邊，負責教演銃炮，操練銃手。內官管理銃炮，是永樂以後在邊內官數量迅速增長的一個主要原因。因為火器要內官送達，銃炮火藥均為「軍機重務」，須內官提督，銃手的培訓由內官負責，調撥京營神槍官兵到邊防守，也命內官往來提督，這都使內官固著在北邊。各路堡「守神銃」內官，雖職司火器，然已漸加鎮守、守備、備禦等職銜。如鎮守獨石內官韓政，奉敕云：「命爾守邊，職專火器。」23雖曰「職專火器」，已以鎮守的名義「守邊」了。以後凡重要城堡均增設內官，與將領之分守、守備者共任軍機，稱為內分守、內守備。內官在邊地形成層級，這是永樂時期所沒有的。內官與武臣「表裏守邊」，形成「三堂體制」最重要的一個特徵，啟其端者實為宣宗；景泰以後，增添過多，不過是其惡性發展罷了。 20. 《明宣宗實錄》，卷27，「宣德二年四月庚申」條，頁701-702。卷43，「宣德三年五月辛未」條，頁1057-1062。. 21 22 23. 王世貞，〈詔令雜考四〉，《弇山堂別集》(北京：中華書局，1985)，卷88，頁1686。《明宣宗實錄》，卷8，「洪熙元年八月戊寅」條，頁204。《明英宗實錄》，卷22，「正統元年九月己未」條，頁448-449。.

(10) ．1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從宣德間差遣內官的情況來看，除了為宮廷採買、採辦，主要為二事：一因「番虜」(外族入侵)，一因「寇賊」(地方民變)，而統歸為軍事目的。就前者而言，內官領卒伍、理神器，直接參預軍事活動；後來雲貴湖廣等處增設鎮守內官，也是因為地方不靖，起大軍征討，以內官充監軍，事平即改留鎮守。就後者而言，內地川贛浙等處差內官會同巡視，也是因為那裡「盜賊橫行」，需要調動兵馬。而以內官譚順助平江伯鎮守淮安，更是直接因為藩王反叛了。與此相反，明初文臣卻是與軍事絕緣的，這或許是將文武隔絕，以防武人添翼的一種考慮吧。24當時衛所「多用卒伍之人治文書」，或「參贊行事」，常致稽緩誤事。為此，洪熙元年四月，簡文職有才識者一人，至各鎮守總兵處專理軍機文書。首批受命者有參政沈固、劉璉、郎中李子潭等，皆賜敕諭之。25其中沈固本在邊督餉，此以原官受命，被稱為「邊方兼用文臣始此」。26 邊方與內地不同，邊方的主要矛盾在邊備及相關的軍紀振肅、糧儲保障等。洪、永二朝對漠北的討伐戰爭，沒有根本解除遊牧民族的威脅。到宣德時，邊警日亟，邊政卻益加廢弛，特別是鎮守將領及各衛「豪橫」倚勢占據水利屯田、私役戍卒的現象非常突出，故此有派員力加整頓的亟切需要。往邊地差派廷臣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始的。宣德二年，分遣文武重臣到山、陝「整飭庶務」、「撫安軍民」。六年，又先後遣侍郎羅汝敬、柴車分往二處經理屯田。27羅汝敬次年復往陝西「總督稅糧屯種及芻粟出納、河渠等事」。 28. 邊地屯糧與內地稅糧雖有不同，但羅汝敬後來久任，亦稱「巡撫陝西侍郎」，. 24. 明初文臣參預軍務，僅見特例，如永樂初征交阯，以尚書劉俊參贊總兵軍務，侍郎陳洽「贊軍務、主饋餉」。未幾，交阯叛，劉俊再出參贊，以敗死。後陳洽升任兵部尚書，掌交阯布、按二司，留參軍務。宣德中，成山侯王通佩征夷將軍印往討叛逆，陳洽仍贊其軍。參見《明史》，卷154，〈陳洽傳〉、〈劉俊傳〉。. 25 26 27. 《明仁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9下，「洪熙元年四月戊辰」條，頁301。《明憲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39，「成化三年二月己亥」條，頁776。《明宣宗實錄》，卷76，「宣德六年二月丁酉」條，頁1753-54頁。卷78，「四月己酉」條，頁1810。. 28. 《明宣宗實錄》，卷87，「宣德七年二月庚戌」條，頁2006。.

(11)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11．. 與周忱、于謙等人的情況類似，所奉敕書也大體相同，惟根據邊疆與腹裡的不同，略有差別。因此在邊的總督稅糧，同內地一樣，也不可徑視作巡撫。比如宣、大已有僉都御史丁璿督理軍儲，英宗即位後又遣李儀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其地」。29 宣德間，廷臣到邊的現象多起來，但仍以「整飭」等事為主，未容其干預軍務。文臣真正獲得參預軍政的權力，是在英宗即位之後。通觀有明一代，似乎總處於一個不穩定的狀態之中，當國者也有這樣一種憂慮。即便在所謂「治世」也是如此。在英宗即位的當月，輔臣楊士奇就上言：「自古人君即位之初，中外軍民其心未一，但朝廷處置得宜，庶幾有備無患。」建議用戶部尚書黃福參贊南京守備機務，又以「江西、湖廣、河南、山東歲荒民饑，恐無籍之徒嘯聚為非，宜擇文武大臣各一員分遣鎮守，事妥即回」。經廷臣會舉，命都督武興、右僉都御史王翱鎮守江西，都督毛翔、副都御史賈諒鎮守湖廣，都督韓僖、侍郎王佐鎮守河南，都督馮斌、侍郎李郁鎮守山東，於各地方「撫綏人民，操練軍馬」。30這是文臣鎮守之始，參贊機務也成為文臣專有的職銜。值得注意的是：四省此時均有「巡撫侍郎」，乃再遣鎮守。王翱等人任期不一，王佐七月即召還，往甘肅督理軍儲，王翱則任至正統二年(1437)。這種鎮守與巡撫同任的情況，更加說明它們尚為負有專責的使職，作用是不同的。但同樣作為欽差重臣，又不可避免地在職掌上形成交叉。當年十月考察南北直隸府州縣官及各布政司、按察司堂上官，即或任鎮守，或任巡撫，如湖廣鎮守為賈諒、巡撫為吳政，用吳政；山東鎮守為李郁，巡撫為曹弘，用李郁；于謙巡撫豫、晉兩省，乃用謙考察山西，鎮守王佐考察河南。那麼，是否同時差遣內官呢？正史未載，但有理由懷疑出鎮者中是有內官的。如《英宗實錄》卷七，宣德十年七月甲申條載：「召鎮守河南都督同知韓僖、侍郎王佐、內官銀名、山西內官張溥還京，以二處民安事簡，特敕 29 30. 《明史．李儀傳》。《明英宗實錄》，卷1，「宣德十年正月庚子、辛丑」條，頁32-35。.

(12) ．1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巡撫侍郎于謙兼理之」。內官銀名、張溥既以「民安事簡」，與鎮守官員一併召還，則必非公差暫往者。尤其是銀名，並書于鎮守河南文武官下，很可能就是與韓僖、王佐同遣之人。這次差官到內地鎮守，以四省災傷，恐無籍嘯聚，考之前朝緝盜用兵處皆參用內官的「故事」，應該是不奇怪的。若河南遣內官，則其他三省亦必遣。差出鎮守官未久，三月又命侍郎徐晞同指揮朱通往臨洮鞏昌洮州岷州，右僉都御史羅亨信同指揮魏榮往平涼莊浪河州西寧，右副都御史陳鎰同都督鄭銘往陝西，都指揮陳忠、榮貴往寧夏，「各提督所屬衛所官軍土軍操練」，仍是文武搭配。文臣提督操練，已是直接介入軍政了。其中陳鎰、鄭銘鎮守陝西。31六月改命徐晞參贊軍務，同總兵等官鎮守甘肅，則是用文臣鎮守邊方。在很短的時間內，大量升差廷臣，到各地經理、督糧、提調、巡撫、鎮守，無疑是文臣力量的一次大釋放；文官合法地參與軍政，更是對傳統權力界限的重大突破。自永樂以來，大量內外文武官員奉差各地，這些「制使」攘奪有司的權力，凌壓三司之上，並且考察方面、委調司府官員，成為地方利益關係的主要調節者。至此，洪武體制的面目已經非常模糊了。. 二、角力：「三堂」職權與位勢的演替朱元璋作為開國皇帝，挾其專制的威力，改造舊制，形成極富性格的洪武制度。「三堂體制」則不然，它是在祖制不可變，又不能不變的條件下，因應時勢，漸替而成。因此，「三堂體制」的形成，不是在某個宏遠藍圖指導下的創造，往往因事遣官，就像打補丁；而且名目繁多的添設官員——鎮守、巡撫、總督、提督、參贊、協贊、督糧、經理、參謀，副參遊，以及分守、守備內臣等——均奉「欽差」而來，往往一概說：「或應心膂之寄，或受耳目之托，一體符同。」32這些使職在地方同寅共事，相互之間卻缺乏一 31 32. 《明宣宗實錄》，卷3，「宣德十年三月辛巳」條，頁67-68。《明英宗實錄》，卷63，「正统五年正月庚申」條，頁1201-1202。.

(13)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13．. 個指導性的「關係法」。正德中(1506-1522)，李夢陽提學江西(提督學校憲職為正統「彼間增設)，只是按察司副使，竟敢和總督數省軍務的都御史俞諫抗禮，他說：奉天子詔督諸軍，我奉天子詔督諸生，何所不如彼！」33也就是說：彼我皆為欽差，何來高下之別？如果僅以「理」論，竟很難駁倒他。當然就實際而言，副使與總督，懸絕甚遠，李夢陽非恃其官，不過恃其才名，故敢如此。但他也一針見血地揭出各地差遣官員既為欽差(同等性)，又為地方官(等級性)的雙重性質；調整各官之間關係，無法制可言，只是歷年來題准欽依的累行事例，以及本官所擁有的體勢罷了。在這些官員中，最重要的就是號稱「三堂」的鎮守總兵、內官以及巡撫都御史，也稱「鎮巡官」。他們的地位，以排名與座次觀之：大體在正統以前，朝廷頒降敕書，皆以總兵為首，內官次之，贊理文官再次。景泰以後，變為內官為首，總兵為次，巡撫贊理官不變；「三堂」會奏，也依這個次序。鎮守、守備等項內官作為「朝廷心膂之臣」，尊內官就是尊朝廷，在名分上尊崇它，自有可言。但武臣位次下落則是明顯的式微；雖然猶居巡撫之前，也不過與文臣「參贊總戎軍務」的名義相照應而已，並不代表實際的關係變化。在座次上，內官中坐，文武分坐兩邊。此是「公會」之體，私會則又有不同。如成化(1465-1488)時，延綏太監韋敬「狠愎自用，與總兵官岳嵩、都御史呂雯屢爭小忿。敬會客，坐雯於西，坐嵩於下，而自據上坐」。34總兵至屈尊下座，不得與巡撫東西比。以上次序的遷轉直觀顯示出「三堂」權位的變化，而實際權勢之隆替，卻遠要複雜得多。「三堂體制」的形成，以總兵掛印鎮守啟其漸，又以武臣式微貫其流。永樂時，總兵在鎮，擁有相當大的自主權，如西寧侯宋晟，「四鎮涼州，前後二十餘年，威信著絕域。帝以晟舊臣，有大將材，專任以邊事，所奏請輒報可。御史劾晟自專，帝曰：『任人不專則不能成功，況大將統制一邊，寧能盡拘文法。』即敕晟以便宜從事。晟嘗請入朝。報曰：『西北邊務，一以 33 34. 王世貞，《藝苑卮言》(濟南：齊魯書社，1992)，卷6，頁307。《明憲宗實錄》，卷272，「成化二十一年十一月丁卯」條，頁4592-4593。.

(14) ．1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委卿，非召命，毋輒來。』」35 宣德初，陳懷鎮守四川，「多干預民事,布政司、按察司官稍有違誤，輒加凌辱」。36大將預民事，陳懷當非特例。當時武臣奉敕臨鎮一方，體勢尊嚴，必凌轢三司，預有司之政；況且明初的鎮守，既兼用文武，其職掌也是兼及軍民兩方面政務的。因此，鎮守武臣問民事，在宣德以前，當是普遍現象。即便後來「文武相頡頏」，仍有「暫敕總兵節制三司」之事。陳懷因暴虐被劾後，宣宗雖宥而不問，但命以後「專理軍機要務，凡軍民訴訟，悉歸所司」。這道敕令，對各邊大將具有「通例」的意義，其關鍵在於它通過敕諭明確了，總兵官的職權只是「專理軍機要務」。其實，總兵於軍務，早已不能獨斷。永樂時期(1403-1425)，與總兵權勢相侔的，惟有內官。內官在邊，也能統領、調發本鎮兵馬，甚至壟斷了通番、開邊等大權。這些內官出身潛邸，久歷邊事，多習軍旅，不免自尊過分，凌夷大將。如都督費瓛，自永樂十二年即鎮甘肅，而軍中諸事「不能專，悉聽中官指使」。為此仁宗賜璽書責之曰：「爾名臣子孫，為國重臣，先帝謂爾練習軍政，付邊寄。朕承先志，付託尤專。不意爾比來溺於宴安而懦弱不振，低眉俯首，受制於人，大丈夫所為固若是乎？宜痛自懲艾，舊志卓立，勉圖後效，庶副朕責望之重。」37 敕書雖以「大丈夫」為詞，責以自立，卻顯示了朝廷對各邊官員的關係予以調整的一些動向。但宣宗沒有延續其父的政策，而是繼承了其祖用內官理邊的辦法，加派大批內官到邊備禦、鎮守，給將領造成更大的牽制。宣宗當然知道：「用將在專，若令此輩預兵事，必撓其權」，因此凡內官送神器到邊，俱賜敕戒約。38 但宣德四年八月，命太監楊慶率銃手往薊州等處備禦，敕書卻云「一切軍務必與(都督)陳景先計議而行」，則是明文准其預兵事了。內官掌握神機銃炮，常自作主張，不聽將令。景泰元年(1450)，令監槍內 35 36 37 38. 《明史．宋晟傳》。《明宣宗實錄》，卷66，「宣德五年五月癸丑」條，頁1557。《明仁宗實錄》，卷9上，「洪熙元年四月庚子」條，頁275-276。《明宣宗實錄》，卷8，「洪熙元年八月戊寅」條，頁204。.

(15)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15．. 臣專管火器，「其餘一切征務毋得干預，沮壞軍政。」39但這種規定，同不斷強調的「以邊務委總兵，大小之事悉聽裁決」、「一切邊事聽總兵處置」一樣，徒具虛文而已。天順元年(1457)，大同左、右衛管神銃內官馬貴、胡順俱乞協同參將管操，事下兵部覆奏，又皆許之。40 內官與大將協同鎮守，守城差操，領兵巡哨，並且參預軍政考選、保舉將領、委調軍職等事，亦為「朝廷託付邊務者」。而文臣在大量奉使地方後，也憑藉其優越的政治資源，很快提高其地位，擴張其職權，乃形成「三堂」共理政事的制度。最早形成類似「三堂」格局的，是新服的交阯。交阯雖為布政司，其實是邊，自內附以來，一直動蕩不安。該地除了武臣、太監任鎮守外，還有兼掌布、按二司，並「協贊總帥軍事」的尚書陳洽。總兵、內官皆擁兵，負有保靖地方之責，朝廷對陳洽的期望是：「爾宜盡力贊輔，俾其同心，以平此寇。古語云：『危而不持，焉用彼相。』爾宜勉之。」41陳洽雖任本兵，也不過處於「協贊」和「相」的地位。正統(1436-1450)以來，在邊管事文臣，主要有提督、參贊軍務以及鎮守、巡撫和督理稅糧等。與內地一樣，這些文職重臣雖名義有別，實際職掌卻頗為相關。例如正統五年(1440)命各邊如內地行備荒之政，甘肅、寧夏命參贊都御史曹翼，遼東、大同命巡撫都御史李浚、羅亨信。這體現在史料上，表現為職稱的混亂，《實錄》中常有將鎮守、巡撫、整飭等混稱的例子。以上文職在發展中呈現出兩大特點：一是各官漸久任，差使的性質減弱。二是職掌有合併與集中的趨勢。即便在正統時，有言各處巡撫官宜「輪番更易以新人耳目者」，「議 (已)難行」。景泰 (1450-1457)中，各處文職大臣遣官更代之制廢除，並形成參贊、鎮守必加憲銜的慣例。42天順元年，裁撤 39 40 41 42. 《(正德)明會典》，〈兵部五．鎮戍〉〔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明英宗實錄》，卷284，「天順元年十一月丙子」條，頁6092。《明宣宗實錄》，卷15，「宣德元年三月己亥」條，頁395-396。以上變化可參見《明英宗實錄》，卷158，「正統十二年九月乙卯」條，頁3084-3085。卷207，「景泰二年八月壬申」條，頁4444-4445。《明史．耿九疇傳》。.

(16) ．1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添設官員，諸文職均取回。43此事與其說是文臣勢力的挫敗，毋寧說是達成其質變的一次重大契機。因為第二年多數地方重新差遣文職大臣，而且將過去諸種名義統一為巡撫，以有別於武官、內臣之鎮守；新的巡撫雖暫不加參贊、協贊軍務銜，但邊撫多頒降關防、符驗和旗牌，實際上獲得了直接參預兵務及調發馳驛等權力。巡撫裁而復設，無異於承認了它存在的必然性；新的巡撫統一了紛亂的名義，合併了前述文職的職權，從而實現了由差使向官僚體制的一個層級轉變的關鍵性一跳。以後劉瑾亂政，雖然盡撤內地巡撫，卻也不敢輕裁邊撫。過去各地都御史皆稱都察院「公差」，差滿回院理事。後巡撫「不勝多，則往往自部佐卿寺藩臬遷轉，亦不復歸院以為恒」。44巡撫名為欽差，實已成為「職專閫外，膺兵馬錢糧之寄」的地方大員。與內官鞏固其存在，文臣擴張其權勢相對照的，是將領地位的迅速下降，原有職權不斷喪失。以雲南總兵官為例，原先「雲南所屬衛所軍馬錢糧屯田之屬自來任官分理，必由總兵官會議而行」。天順以後，「掌印、管屯、管馬、管操官員獨令巡按御史推選，及邊夷土官襲職，布政司徑為處置，總兵全不得與」。45天順元年，提督大同等處糧屯戶部郎中楊益上奏，請不准總兵過問軍儲，以為「如此則事出多門」。奉朝命：「自今官庫銀兩只從戶部委官及布、按二司管糧官斟酌區畫，不許總兵官干預，違者罪之。」46糧餉為「三軍司命」，總兵之官竟不得預！成化以後，宣府等處太監等官於沿邊選取遊兵、奇兵，各自為營，各領旗牌，名曰「太監營」、「監槍營」，將營兵「視為私屬」。47督撫文臣也占役官軍，立「標下」名色，甚乃以「軍門」自處。內官、文官共同分解了將權。 43 44 45 46 47. 《明英宗實錄》，卷274，「天順元年正月甲午」條，頁5827。王世貞，〈都察院左右都御史表〉，《弇山堂別集》，卷52。《明憲宗實錄》，卷69，「成化五年七月甲申」條，頁1362-1363。《明英宗實錄》，卷278，「天順元年五月癸亥」條，頁5932-5933。《明孝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21，「弘治元年十二月丁巳」條，頁498-501。.

(17)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17．. 到弘治(1488-1506)時，撫按等官考核將官，薦充邊將，總兵久勞亦由督撫題請加恩，而「副參遊守賢否去留，主將無舉劾之柄，成功失事，主將無誅賞之權，權輕令沮」；甚至「管糧通判及衛所經歷、吏目踏勘，守備披執郊迎，副總參遊匍匐入候」。48將帥之勢，可謂一蹶不振。「三堂體制」形成的過程，也是其迅速調整關係的過程：大將「總兵務」的職權被嚴重削弱，內官「受腹心之寄，權侔總兵」，鞏固了參與軍政的權力；而巡撫「膺風紀之司，參預軍國之務」，職權獲得了全面的發展。「三堂體制」體現的是明代「相維相制」的政治傳統，朝廷希望鎮巡官「彼此相資可否，相濟以共成王事」。其實「相資」換一種說法，就是「相制」。在這一原則下，不允許任何一方專制，凡事須會同巡按、三司「會議」，協商而行。為此各地均建有「會(議)府」等議事場所，有關事務，皆令「會議連僉」。邊方大事，如勘處夷情、番夷入貢、土官襲職、經理鹽糧、參奏將官等，當「列銜會奏」 (巡按御史各自具奏，不會同)；為了防止「黨護扶同」，又規定兵馬軍器、虜入殺掠軍民人數等，不得會奏，以使朝廷參詳周知。違例不「會同具奏」，或「宜別奏而阿依會奏」者，均會受到糾劾。各官建言機密，或「泛常應自奏者」，可獨奏，但若關係邊政，仍下鎮巡官會議。另如戶部運送及各地解納錢糧，均須鎮撫、管理等官會同支給。凡在外都司衛所等官掌印、僉書，俱由鎮巡、三司同巡按考選。49邊關守備、備禦等官由鎮巡等官會舉，兵部依擬奏請任用； 50本處缺官，需暫委別官帶管者，仍須會推具奏，以俟請用，不得專擅。守堡等官，雖可逕自委用，但亦須從公會委，不得用意頻調。分守副將、參將、協同、遊擊有老疾，聽鎮撫官奏代。總之，大小政務，均須「三堂」共理。. 48 49. 《明世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239，「嘉靖十九年七月丙申」條，頁4852-4853。《明世宗實錄》，卷6，「正德十六年九月丁丑」條，頁265。按《英宗實錄》，卷16，「正統元年四月庚戌」條載：鎮守涼州侍郎徐晞奏涼州各衛所冗軍虛費糧儲，冗官怠惰軍政，乞「敕總兵、鎮守等官公同選汰」。可知內官、總兵考選軍官，洵為舊制。. 50. 正德(1506-1522)中，王瓊任本兵，「欲廣攬威權，請自都司而上，皆本(兵)部推舉，以致權要夤緣，納賄幹進，而天下軍政敗壞極矣」。世宗即位後改命如舊例行。.

(18) ．1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鎮巡官均非祖制，因此無法查洪武職掌以自證，或否定其存在的合法性。「三堂」官皆因事而設，百餘年間，其職權、體勢及相互關係累因勢移而替，那麼內官職權變化有何特點呢？以內官「帷幄之臣」的身分，自必首先為朝廷執行一些特殊使命，如關涉宗藩事務，均命「三堂」會勘，若牽涉到宮眷人等，須入府行事的，則以內官行之。王府儀賓、內使詿誤非重事者，也下內官處分。另如方物貢獻，也多由鎮守內官承辦；各地珠池、市舶、銀場及土司閘辦銀等，有很大一部分流入宮廷，也命內官提督或鎮守兼理。這些權力，包括內官對軍政的參預，都較為穩定。而主要遭到質疑和抵制的，在於他們對「刑名詞訟」以及「錢糧政務」的染指。景泰四年(1453)，吏科給事中盧祥請「通敕各處鎮守內臣，惟理機密，其餘軍民詞訟、錢糧政務悉從有司職掌，及應進果品海味之類，亦令有司供辦，毋或干預」。 51這是早期要求限制鎮守內官職權的呼聲。它表明，各處內官在「機密」之外，事實上還干預有司職掌。盧祥此奏，本為福建內官「違法害民」所發，奉旨亦僅云：「各處鎮守內臣累有戒飭，不曾有犯，爾等所言俱無指實，今後但有實跡，處治不貸。」實際上迴避了對內官權力有所明確及限制這個要害。欽差重臣干預詞訟，從他們來到地方就開始了。正統六年(1441)，因麓川用兵，雲南增設參贊文臣及鎮守內官。按律，本省諸獄皆呈詳於巡按御史，而自此之後，獄詞「既(呈)於御史，復於參贊軍務侍郎，復於鎮守太監，中多不達刑名，各持一說，殊無定論」。參贊與內官代表朝廷而來，且負有「撫安軍民」這樣模糊而寬泛的職責，這使他們能夠干預刑名。但這對律法以及原有司法程式畢竟形成一種干擾和破壞，因此巡按御史史濡以「政出多門、事無所歸」為由表示反對。下三法司議，結果「咸以為審刑名於御史，此定律，參贊、鎮守官無著令，雲南諸獄呈詳宜如律。」52參贊等官本非祖制， 51 52. 《明英宗實錄》，卷233，「景泰四年九月丙辰」條，頁5088-5089。《明英宗實錄》，卷136，「正統十年十二月壬寅」條，頁2695。.

(19)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19．. 其職權當然無著令可言；此議雖言「宜如律」，卻未將參贊及內官預獄視作「違制」，更未通行禁約。對於地方上的案件，因為巡撫有撫民、撫軍之責，又兼憲職，因此將詞訟收入囊中，合於情理。但內官預訟卻缺乏法理依據。如天順二年(1458)十月，陝西延安府葭州儒學學正羅中言：「各處鎮守太監、侯伯、都督等官不務固守城池，撫安軍民，以盡厥職，顧恃官高，往往濫受民訟，或批發所司而囑令枉斷，或差人提取而騷擾官民，甚至視所賂之多寡而斷所訟之曲直，是致刑罰不中，良善被害。乞敕都察院移文各鎮守太監等官，自後不許干預詞訟，仍榜禁軍民人等，果有不平，第許循序赴訴所轄官司，不得輒訴鎮守官處，違者治罪惟鈞。」此奏專指鎮守內官、武臣預刑名之事，顯然當時鎮守官員「濫受民訟」的情況相當普遍。對此，禮部「議以為泛言，奏寢之」，53仍取迴避的態度。是內官是否可預詞訟，朝議尚無定論。不僅如此，內官還屢屢獲得問刑的授權。如成化元年(1465)，鎮守獨石馬營等處內官進保請「自今軍中詞訟必須自下而上，輕則委官鞫問，重則親臨自理。」上曰：「立法正不宜泥於常而忽於變，恆有警急之地，豈可以常法處之？其悉從進保言，著為令。」54 成化十七年(1481)江西的一件大案很能說明鎮守官對詞訟的參與形式。這年十一月，新昌縣民毛鳳、徐均仁爭田，訟久不決。恰好這時朝廷遣南京刑部侍郎金紳巡視江西，毛鳳嗾人誣徐均仁頻年在鄉劫殺拒捕，「妄報於紳及鎮守太監王(按當為劉)倜、巡按御史段正，同檄三司及分巡、分守官遣南昌前衛百戶葉俊往捕之。」訴狀週報於鎮巡及巡按，然後各堂同下檄文，這應當是處理此類大案的應有程式。後來因承委官受賄，製造了一個大冤案，直到新任巡按御史上任，察其可疑，才將此事上奏。朝廷又派刑部與錦衣衛官「往會鎮守、巡按等官核勘」，方得其實。次年五月，乃「備行天下鎮守、巡撫、. 53 54. 《明英宗實錄》，卷296，「天順二年十月乙亥」條，頁6307-6308。《明憲宗實錄》，卷13，「成化元年正月癸酉」條，頁294。.

(20) ．2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巡按、三司、府州縣官，凡有強盜人命重事，務即從公問斷」。55可見，鎮守內官過問大案，合法且有例，其地位類似一省案件的「終審權」，並對鞫審過程予以監督，但鎮守府不能擅自收受民詞。成化中，經雲南太監錢能奏准，下鎮守內臣「許問四品官及受民詞之命」。56雲南巡撫王恕上疏反對，曰：「今某者(錢能)欲專大權，假以各官怠政為詞，懵懂奏請，提問四品以下職官。朝廷一時不察，允其所奏，又許接軍民詞訟，不思祖訓條章，自有本等執奏，糾劾提刑，非其所司。今不分四品五品，不問文職軍職，並聽提問，是祖宗累世之憲章，由斯人而變革，朝廷百年之紀綱，由斯人而廢壞。」57律令明確規定，不准擅逮軍職及五品以上文職，錢能朦朧奏准，這是破壞祖制的行為。而且鎮守內官素無糾劾之例，王恕指出錢能此舉的實質，要在「欲專大政」，因為受詞提刑與糾劾官員，本質上有相通之處。今內官既糾劾，又提刑，將不僅挾制有司，且將有以反制巡撫。自然，武將、內官那麼熱衷於接受詞狀，這裏面還藏有「搜索」之計，也是其利藪所在。弘治三年(1490)，以總督兩廣都御史秦紘言「天下鎮守官皆得擅執軍職，受民訟，非制，請嚴禁絕」，乃「命各處鎮守官不得擅執軍職及受理詞訟」。58嘉靖七年(1528)八月，又頒詔，禁止各鎮守、分守、守備太監、總兵、副參等官濫受軍民詞訟。59但這並非將內官從司法中驅逐出去，作為邊省最高長官之一，當境內發生妖言、強盜、人命等大案時，內官依然得循例與總兵、撫按等官會審；朝廷恤刑，南京用守備太監會同法司，在外仍由鎮、巡會同三司，但杜絕其干理一般詞訟。地方事務，以吏治為重。宣德七年(1432)，曾命巡撫侍郎同巡按御史考察 55 56. 《明憲宗實錄》，卷227，「成化十八年五月壬午」條，頁3889-3891。《明英宗實錄》，卷236，「景泰四年十二月丁亥」條載：巡按浙江御史莊歙「奏鎮守右監丞阮隨、都督同知李信因吏訐告嘉興知府舒敬貪賕等事，輒擅執敬，請究隨、信違例之罪。詔都察院錄狀示之」。是鎮守內官、武臣擅逮四品職官，久有其事，而朝廷多不嚴究。. 57 58 59. 焦竑，《玉堂叢語》(北京：中華書局，1981)，卷4，頁112。《明孝宗實錄》，卷38，「弘治三年五月壬戌」條，頁809。《明史．秦竑傳》。《明世宗實錄》，卷91，「嘉靖七年八月辛酉」條，頁2097。.

(21)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21．. 方面官，仍同布、按二司考察郡縣官。八年，命在外各衙門官凡有保留，行所屬布、按、巡按御史並巡撫侍郎公同體覆。十年五月，在循例考察之外，復命鎮守、巡撫文職考察南北直隸府州縣官及各布、按堂上官。可見，巡撫很早就取得了境內文官的考察權。在山陝川湖雲貴這樣既為邊，又為布政司的所在，鎮守內官既參與軍政考選、差委分守以下武官，還能保舉有司官員。而在腹裏，體制與在邊有異，自景泰以來，內地皆添內官鎮守，而山東、河南、江西巡撫或差或停，浙江、福建間差文臣鎮守、巡視，一直未定設巡撫。雖然內地也設武臣鎮守，但權柄較邊帥更輕，因此腹裡省分的政務，多由內官、巡按督領三司管理。在這裡，鎮守內官是否能參預政務，考察並保舉方面有司呢？在巡撫文臣缺位的情況下，作為鎮守一方的「重臣」，內官無疑對一省政務負有直接責任。內官是代表朝廷來鎮守的，體勢尊崇，每年進聖節表，三司及府衛眾官集於鎮守署拜表；冬至日三司等官，以及鄉試中式舉子，都要「例謁鎮守」等。考諸史料，鎮守內官除了平緝盜寇，綏靖地方，還主持興復水利、修理賑濟、措備兵食、編繪地裏圖冊等；一些地方誌，如《遼東志》、《八閩通志》等，就是在內官主持或贊助下完成的；60一些熱心的內官還倡率施金，重修地方祠廟、學宮，甚至奏增科舉解額等，對地方文教不能謂無功。但主持與具體參預不同，內官是不能直接染指三司及府州縣政務的。正德中(1506-1522)，王堂鎮守浙江，僉事韓邦奇「輕堂，凡事不以關白」，堂忿，遂以阻格上供訐之。61王堂不以「凡事不以關白」奏訴，可見有司行政，沒有必須關白鎮守的法制；設若有之，也不過鎮守憑其尊勢而強之。但從韓邦奇不白，王堂遂忿的情況來看，藩臬關白公務，當是普遍現象。鎮守內官也不能考察境內屬官。正統五年(1440)二月，南京御史魏淡請命. 60 61. 參閱胡丹，〈志書中的明代宦官史料〉，《中國地方誌》，第3期(北京，2009.3)，頁30-32。《明武宗實錄》(臺北：中研院史語所，1962)，卷142，「正德十一年九月甲戌」條，頁2805-2806。.

(22) ．22．.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南京守備太監劉寧「體訪各官……月籍季上，以備聖覽」。奏下，不准。62景泰二年，鎮守福建尚書薛希璉奏乞會同右監丞戴細保考察文武方面官員，吏科參曰：「舊例之任不以屬內臣，希璉乃欲會同內臣考察，不惟假以媚權貴，抑且因以縱黜涉(陟)，殊失大體，有孤重任，請正其罪。」詔宥希璉不問，考察仍如舊例。63內地鎮守內官雖不預文職考察，但仍如各邊，「循例考選(軍官)，以任軍政」，差委都司衛所掌印、領操等項武官，然須會同巡按御史共. 行。64 正德三年，河南太監廖堂「奏保司府等官賢，且擬某升某調，下吏部議，多從其言」。吏科參：「明揚人才，固有常職，銓敘品秩，當出聖裁。今堂雖奉有璽書，訪察賢否，自當從公上達，付之吏部。況鎮守舉人才，自昔所無，堂乃徑情妄作，專權自恣，輒敢指名照缺升調，濟一己之私，壞祖宗之法，紊亂成規，漸不可長，望特施宸斷，置堂於法，庶專權之咎懲而奔競之風息矣。上然其言，謂堂保舉官員，輒擬升調，有傷治體，令從實自陳，其所保奏官員仍令巡按御史察實以聞。」65 科參謂「鎮守舉人才，自昔所無」，非實。內官舉保之事，並不乏例。如正統十四年(1449)，浙江僉事陶成九載任滿，「以鎮守中官舉留」，升副使。66成化十七年，巡按浙江御史謝秉中「歲滿當代，杭州府衛軍民詣鎮守內官告願更留一年，內官具奏於朝」。67且廖堂本「奉有璽書，訪察賢否」，何為「徑情妄作」？若曰不會同撫按，則上一年劉瑾變法，已停河南巡撫。所不可逃者，實為「專權自恣」，因為內官不該自擬升調，上干吏部職掌。考現存諸鎮守內官敕書，均無「訪察」之類的文字，很可能是正德二年罷內地巡撫後增進的內容，之後巡撫重設，方為改正。. 62 63 64 65 66 67. 《明英宗實錄》，卷64，「正統五年二月庚子」條，頁1233-1234。《明英宗實錄》，卷210，「景泰二年十一月癸卯」條，頁4515。《明憲宗實錄》，卷166，「成化十三年五月己丑」條，頁3015-3016。《明武宗實錄》，卷39，「正德三年六月丙戌」條，頁923。《明英宗實錄》，卷185，「正統十四年十一月戊寅」條，頁3666。《明憲宗實錄》，卷218，「成化十七年八月甲辰」條，頁3769。.

(23)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23．. 在一個強大的文官政府之下，內官與武臣本來的職權都遭到遏制，更不會容它再伸展觸角。成化十四年(1478)，兵部奏行各地撫按慎選守備等官，即將各鎮內官排除在外。為此遼東太監韋朗上疏表示抗議。68又巡撫有往來巡視之制，內官也有出巡之例。如成化二十二年(1486)，陝西災傷，盜賊蜂起，「令太監歐賢專於陝西城內操練軍馬，兼歷州縣，賑饑捕盜」。69但內官、巡撫皆出巡，互相干擾推調，於事體不便，且有擾民之弊。弘治十年(1497)，諭令四川內官「不許無故出巡，勞擾地方」70內官「在省城守護藩國」，漸為常例，但並無禁令。正德十二年(1517)，湖廣太監杜甫以「郴、桂多警，乞以時巡視所屬，比較參奏」。廷臣即以「(內官)無巡歷之制」，堅決反對。71 事實上，在「三堂體制」形成的過程中，真正形成角逐的正是內官與文臣。從以上考選、保舉、詞訟、巡歷等事觀之，內官的職權是愈進愈退，不斷受到約束的。規定「三堂」職權的，就是他們所奉的敕書。鎮守及巡撫「各有一定職掌，敕書彼此不同，皆有深意，此累朝成法也」。內閣寫敕，止憑各部手本 (鎮守由兵部)，「多檢抄舊稿，換新命職名」，不准「創改敕書，變易職掌」；. 即便「間有因事加添責任，亦必該部議奏得旨，明白開具印信手本送到內閣，然後據其原行増入敕內，事畢隨即照舊查改」。 72下為天順、成化間寧夏太監敕書：皇帝敕諭御馬監太監王清：今特命爾與總兵官都督同知張泰鎮守寧夏地方，修理邊牆，操練軍馬。遇有賊寇，相機戰守。凡事須與總兵、巡撫等官公同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私，執拗己見，有誤事機。爾為朝廷內臣，受茲委託，尤宜奉公守法，表率將士，早夜用心，修飭軍政，俾士卒和輯，軍威振舉，居民安妥，外夷畏服，邊疆無虞，庶副 68 69 70 71 72. 《明憲宗實錄》，卷183，「成化十四年十月乙卯」條，頁3305-3306。《明憲宗實錄》，卷259，「成化二十二年十二月癸酉」條，頁4377-4378。《明孝宗實錄》，卷122，「弘治十年二月戊戌」條，頁2190-2191。《明武宗實錄》，卷149，「正德十二年五月己丑」條，頁2902。楊廷和，《楊文忠三錄》〔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卷1、卷3。.

(24) ．24．.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委任。不許縱容下人科擾克害及役占軍士，有妨操守。如違，罪有所歸。73 鎮守內官所奉的，都是這樣的「坐名敕」，或根據具體情況，加進銀場、市舶、監槍等兼職。內官敕書將鎮守內官的職權約束在「軍馬」、「戰守」的範圍內，而不得干預錢糧、詞訟等庶政。如楊廷和所說：「鎮守、巡撫雖同有地方之責，而城池兵馬錢糧獄訟各有所司，職掌責任彼此不同，此係定制」。「在邊鎮則太監專鎮守，如古之監軍，總兵領軍馬，巡撫總理軍馬城池錢穀及一應民事，此成法也。」74 對鎮守內官的職責，弘治中遼東都御史張岫在稱贊鎮守太監韋朗捐俸重修北鎮廟之事時，用其口吻說：太監本可以不理會這些事，因為「鎮守吾職也，吾知不失邊備耳，奚暇他為哉！」75也就是說，鎮守內官的根本職責，就是「不失邊備」。事實也是如此，每當北虜入犯，內官或率軍守城，或與武將一同出戰，若有失機或折損人馬數多，還得同武弁一起追究責任，守土官的色彩非常強烈，所以內官又稱「監守官」。「監軍」當行何種職掌，其實是很微妙的。比如正德七年大同太監宋彬敕書中就有「凡軍民利病，可興可革，須悉心訪究，具實奏來處置」這樣的文字。76弘治中鎮守福建太監鄧原敕書中有「禁革奸弊」的規定。另外，遼東太監敕書寫的是「撫恤士卒」，而福建太監敕書寫的卻是「撫恤兵民」，一字之差，事權不啻千里。正德中，群閹亂政，劉瑾當政時，鎮守內官有乞兼管州縣、「便宜從事」者，分守、守備內官有奏討名號及旗牌關防者。劉瑾敗後，查革弊政，多數復原，但也有「有司失於具奏，未曾改正」的，如守備鳳陽太監「正德二年 73. 胡汝礪、管律，《嘉靖寧夏新志》(銀川：寧夏人民出版社，1982)，卷1，〈寧夏總鎮．藩鎮〉，頁32。. 74 75. 楊廷和，《楊文忠三錄》，卷4，〈視草餘錄〉。張岫，〈重修北鎮廟記〉，收入畢恭等修，任洛等重修，《遼東志》，卷2，〈建置志．祠祀〉，《續修四庫全書》，冊646，頁524-525。. 76. 張欽纂修，《大同府志》，卷12，〈聖朝制敕〉，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濟南：齊魯書社，1996)，冊186，頁349-350。.

(25)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25．. 始令兼管廬、鳳、淮、揚四府，徐、滁、和三州，督捕盜賊，事寧之日，具奏定奪」。後來未及更正，正德十三年(1518)又乞「凡一應事務俱令關白守備，勘酌施行」。77正德十四年(1519)，北邊九鎮內官更一齊上疏，欲將巡撫官職任俱增入鎮守太監敕內，遭到內閣的強烈抵制。78 內官汲汲於改敕，固然是亂政的行為，但根本原因在於不甘被拑制的反抗。而從實際情況來看，這種努力只是加快了他們的失敗。在「三堂制度」的演進過程中，巡撫文臣處於最為優越的地位。首先它擁有糾舉鎮守的權力。儘管鎮巡、巡按之間，都有互相糾察的義務，但就制度而言，糾察問理權偏向於撫按。天順八年(1464)，甘肅巡撫吳琛奏邊備廢弛，皆因鎮守官不得其人，請「許巡撫、巡按官指實參奏拿問」，這等於要求在法制上明確撫按對內官及總兵的監察權。史載：「上嘉納之」。這樣的答覆，雖與「從之」不同，但也表示承認其原則。79天順中(1457-1465)，巡撫加都憲銜已為定制，這在事實上賦予了巡撫官以「兼督」權。同時還在制度上逐步確認，如過去「總兵、鎮守內外等官將官軍私縱役使，及自出批帖，任情差遣」，景泰三年，命「自今凡有差遣，宜令俱赴提督、協贊官處斟酌審驗」。80 弘治中，奏准各處巡撫衙門設立號簿，鎮守等官起符驗關文，非繫軍務者，必至巡撫衙門掛號。81又行巡撫查禁鎮守官濫收投充役伴及勢豪子弟並來歷不明之人，悉令驅還。82鎮守等官有私役軍士者亦一體從重究治，且令糾察「鎮守內臣及總兵等官之行事不和者」。83巡撫權力的全面伸展，這一點世宗也看得很清楚。嘉靖六年(1527)，罷提督兩廣軍務都御史姚鏌，輔臣楊一清以為未平，世宗說：「卿等之意，乃為還有(太監)鄭潤與(總兵)朱麒耳，以他每三人同事，何止罷鏌一個？」他道出只處分姚鏌一人的原因：「今時雖曰鎮、 77 78 79 80 81 82 83. 《明武宗實錄》，卷160，「正德十三年三月戊辰」條，頁3099-3101。參見楊廷和，〈論鎮守官敕書疏〉、〈第二疏〉、〈第三疏〉，《楊文忠三錄》，卷1。《明英宗實錄》，卷12，「天順八年十二月癸未」條，頁253-255。《明英宗實錄》，卷223，「景泰三年十一月丙戌」條，頁4847-4848。《明孝宗實錄》，卷143，「弘治十年十一月庚申」條，頁2505。《明孝宗實錄》，卷167，「弘治十三年十月戊申」條，頁3041-3042。《明孝宗實錄》，卷119，「弘治九年十一月甲辰」條，頁2140-2141。.

(26) ．26．.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巡、總兵同任一方之事，照致吉與凶，皆在一巡撫」。 84 因此，嘉靖初年 (1522-1567)，各地失事，常偏罪於撫按。. 「三堂體制」之「三堂」，代表了文武、內外三種勢力。武官地位急劇下降，是自宋以來輕武的社會風氣以及抑武的政治理念所決定。抑武的反面就是重文，明初打破了傳統的外廷體制 (從中央到地方)，有意重武輕文，又刻意培植內官勢力。但隨著被割裂的官僚體制逐漸彌補，它不可遏制地恢復了力量，重新樹立了「以文統武」的政治原則，並且對與之抗衡的內官權勢予以削弱。在這個鬥爭中，文官具有強大的組織和意識形態優勢，這使得它能夠穩定地成長起來，並最終擊敗內官。「三堂體制」產生的政治基礎，以及推動它變化的原因，決定了「三堂體制」是一種既不穩定，也不具有全面統一性的體制。比如正統以來，內地最具「三堂」特性的是南京，內外守備之外兼以文臣參贊機務，武臣、內官稱守備，文臣始終稱參贊。鳳陽與之類似，但武臣稱留守，內官稱守備，文臣則以督漕兼巡撫。承天有守備武臣與內官，但沒有巡撫。從遼東到甘肅的九邊，以及四川、湖廣、兩廣、雲貴，這些邊海之地，地廣半天下，雖然「三堂」特性最為突出，但其中又有不同，如遼、甘、寧、宣等皆為軍衛，而川、山、陝等處既為邊，又為省，薊鎮所轄薊州、永平等府卻又為直隸。有的地方有巡撫，無內官，如應天、南贛；有的地方有內官，無巡撫，如浙、閩。各地官員職權也有較大不同……這種種不統一、不規範的狀況表明，「三堂體制」本質上是一種過渡形態。它的存在，實際上孕育著新的替代體，等到它解體之時，新的體制也便呱呱墜地了。. 三、崩潰：鎮守內官對邊政的影響及其裁撤「三堂體制」的初構，英宗(1457-1465)初年形成第一個高潮，以後保持了相對的穩定。正、景之際，明朝遭到空前的統治危機，為了加強對內外的控. 84. 《明世宗實錄》，卷77，「嘉靖六年六月丙午」條，頁1709-1710。.

(27)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27．. 制，朝廷試圖通過差出更多的官員，以解決面臨的尖銳矛盾，從而形成第二個高潮。在明人眼裏，「己巳之變」就是「宦寺之禍」，朝廷本該痛鑑前覆，「遠閽寺」，撤回各地監軍、鎮守內臣才是。可景泰帝不僅不撤在邊內官，更往內地添派內官鎮守。這激起了普遍的反對。檢《英宗實錄》，自正統十四年(1449)八月事變，到景泰元年(1450)十月，先後有六人上書論及此事，他們是山西巡撫朱鑒、南京翰林院侍講學士周敘、陝西臨洮府同知田暘、兵部尚書于謙、陝西舉人段堅、山東右布政使裴綸。從這些人的身分看，代表了廣泛的輿論。可是景帝以內臣鎮守、備禦、監軍都是祖制為藉口，一概拒絕。由於臣下議論太多，景帝開始失去耐心。景泰元年十月，布政使裴綸疏乞取回山東內官唐廣，並「請敕廷臣會議，凡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俱命回京，庶內臣無輕出之勞，有司免供應之擾」。景帝借機發難，敕責道：「往歲各處賊寇生發，人民流散，因令內官鎮守，得知事情緩急。今綸擅欲取回，主意安在！」敕書表露了上心，內官是朝廷耳目，建言者反對，就是意圖壅蔽。裴綸被迫服罪，才得到寬宥。85 裴綸的請求實際上並不激進，已從盡撤「宦寺監守者」退讓到只撤「非邊境有巡撫官處」，仍然得不到允許。景泰紀元七年(1456)，是宦權的一個擴張期，大小使職內官幾乎佈滿全國。英宗復辟後，取回各處添設尚書、都御史，並取回紫荊、雁關、居庸等關，懷來、永寧、蔚州等處添設內官、內使及管神銃內官。86但各邊及內地內官多維持不變，旋因貴州、湖廣等處用兵，更添派內官鎮守。天順八年(1464)，憲宗即位，以赦詔取回浙江、江西、福建、陝西、臨清鎮守內外官員，「各邊鎮守內官，正統年間(1436-1450)原有者照舊鎮守，原無者即便回京，不許稽遲」。87但不久仍復差出，且成化中(1465-1488)，「各處增鎮守、守備內官，比天順年間不啻數倍」。 88至十五年，「各省 (已)盡設鎮 85 86 87 88. 《明英宗實錄》，卷197，「景泰元年十月庚寅」條，頁4188-4189。天順元年取回內外添設官員，見《英宗實錄》，卷274、卷275。《明憲宗實錄》，卷1，「天順八年正月乙亥」條，頁18。《明憲宗實錄》，卷206，「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條，頁4408-4409。.

(28) ．28．.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守太監」。89因為後世添設太多，以至於世宗初年整頓時，已無法拘於正統舊例，只能革除弘治以後加添者了。其實，內官冗濫，不過是地方內外使職數量惡性增長之一端。前面提到，在宣宗暴崩，英宗以沖齡繼統的特殊情況下，楊士奇奏差文武重臣到各地鎮守、參贊。但他很快發現，各地增官太速太多。例如，正統三年，在甘肅備邊的，太監就有三員，文武重臣則有寧遠伯任禮、定西伯蔣貴、會川伯趙安、都指揮朱通，監督軍務兵部尚書王驥，參贊軍務侍郎柴車、僉都御史曹翼，以及鎮守涼州都督李安、侍郎徐晞，練兵平涼、西寧的僉都御史羅亨信；另外還有添設御史一員，專巡視甘涼。楊士奇看到「各官在彼數多，非惟坐食廩祿，抑且事不歸一」，請求「令兵部會官計議斟酌，或存留或取回，列其姓名具奏區處」。但他同時說：「太監、內官不可輕動。」 90楊士奇申明內官不動，恐怕是擔心內廷懷疑他借省官來裁抑內臣。當時，雖曰「三楊」主政，實際上內閣並不能主導政治的走向。此時形成批答制度，凡奏疏必下部議，閣臣非相，又欲避專，內受制于司禮監，外廷六部又各分權自立。這樣的政治架構及其決策的特點，決定了朝廷只能對地方的奏報，給出一個處理意見，「腳痛醫腳，頭痛醫頭」，而不容有前瞻性的規劃，更不可能冒變更祖制之大不韙，對體制進行公開的變革。從楊士奇的奏事可以看出，他既要避嫌(內廷)，又不能徑決(而是請令兵部會官議)，如何展布自如，提出一個防止冗官再次滋生的有效方案？而朝廷似乎也把添官當做解決危機的一劑妙藥，每當出現緊急事件，朝議多出二策，一為遣官，一為假以地方守臣以「便宜」。但後者有悖於制衡的基本原則，不可為常法，只好以遣官為首策了。景泰中大同都御史年富指增官之冗濫曰：「往時各邊雖有鎮守、巡撫、參贊並管神銃內外官，具數不多。自正統十四年以來，各處俱添都御史、侍郎等官，或以巡撫、提督為名，. 89. 查繼佐，《罪惟錄》(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6)，卷9，將此條繫於〈(憲宗)帝紀〉「成化十五年二月」。. 90. 《明英宗實錄》，卷46，「正統三年九月丁未」條，頁899-900。.

(29) 胡丹．明代「三堂體制」的構建與解體. ．29．. 或以參贊、協贊為號；總兵之外又有副總兵、左右參將，內官則有鎮守、守備之稱，如天城、陽和等處，一城之內乃有內官二員。」91然而對加以裁省的請求，部覆卻多以為「各邊鎮守、守備官俱朝廷簡命內外重臣，不可輕動」，明顯表現出拘徇的態度，其實也拿不出更好的辦法來。因此，明代使職冗濫，病根在其政治的特性，官增員冗的趨勢是沒法得到遏制的，也只有到易朝之際，作一集中的清理，然後又開始另一次積累的過程。仍以甘肅為例，天順二年，該鎮有一侯、二伯、六都督，並內官五員。又薊州一鎮，嘉靖中已設總兵、副總兵各一，參將三，遊擊一，守備至十三人。而臣下建白，猶言不足，又欲巡撫之外再添總督經略，並增遊擊一員策應。92難怪清人在修《懷來縣誌》之〈官署志〉時，驚呼道：「考前志，懷來一城中，大小官署至二三十所，何其密哉！」93 正統以來，各地添設官漸多，名號也紛雜混亂。以內官為例，太監楊慶、劉順先後鎮守薊州，又稱「備禦」，宣府東路獨石等處內官更稱「總督備禦」。遼東開原內官，時稱備禦，時稱鎮守、守備，軒輊不一。大同既有鎮守，其西路內官也稱鎮守；甚至守備一城一堡，如蘭縣、西寧、涼州、雁門關、居庸關等處內官，也都稱為鎮守。這種「職制紊亂」，以致「號令不行」的情況在各邊武職中更為嚴重。成化十四年，經兵部奏准，命「武臣與內臣同守一方、一省者，皆名鎮守，掛印武臣得名總兵官，副、參皆名協守；副、參武臣與內臣同守數城並大關者皆名分守，其餘武臣與內臣同守一城者皆名守備。」94各邊武職與內官職銜才規範起來，形成如《會典》所稱的「總鎮一方者曰『鎮守』，守一路者曰『分守』，獨守一堡一城者曰『守備』」的規範配置。與各邊內官鎮守、分守、守備的層級相應，大體形成了太監鎮守，少監分守，監丞守備的格局。同時，分守以下官員與「三堂」之間，也有了輕重的藩籬。如成化十四年兵部奏准：燒荒等項，止許鎮巡官請敕，分守等官 91 92 93 94. 《明英宗實錄》，卷267，「景泰七年六月辛丑」條，頁5665。《明世宗實錄》，卷311，「嘉靖二十五年五月甲申」條，頁5840-5841。朱乃恭修、席之瓚纂，《懷來縣誌》(臺北：成文出版社，1969)，卷5，頁56。《明憲宗實錄》，卷184，「成化十四年十一月甲子」條，頁3309-3310。.

(30) ．30．.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報第32期. 聽其謄黃轉行，毋得一概泛請。自後止許南京、鳳陽守備官並在外鎮巡等官關領符驗，分守副參等官俱不得關。 95各地非奉敕鎮守者，均受「三堂」節制；鎮巡官於副參遊擊將官俱宜待以僚佐之禮。 96下面還將介紹，各官權利也根據上述層次，予以了分配。「三堂體制」內之諸關係基本上在成化中得到確定和規範，因此可以說，「三堂體制」是在成化年間達到成熟的。這就是「朝廷簡命內外重臣，共守邊境」的結果，它使得各地衙門疊床架屋，政出多門，相互掣肘，而事權遂小，這也是明代邊政不振、百事疲敝的根本原因。官員太多，不獨於政務無補，相反還營私舞弊、蠹壞政事。首先是占役軍舍餘丁，這在宣、正間已為嚴重的問題，如正統八年(1443)，參贊寧夏軍務副都御史金濂奏「總兵等官私役精壯官軍四千餘名，托為圍子手名色，全不差操」。97正德五年，寧夏發生叛亂，楊一清奉命總制軍務，大力清理私役，「鎮守太監張弼聞之，退出所役正軍三百名。總兵楊英、仇鉞，遊擊史鏞、監槍少監馬良，各有退革，共二千餘人。」98可見，私役軍人，在內官、邊將中是普遍現象；而且與其個人德行也無太大關係，內官張弼、馬良都是前任被叛賊殺死後新來代任者，楊英、仇鉞是平叛有功新升任者，俱蒞任未久，故其所占軍人，當是類附在其職務(總兵、太監、監槍等)之下，即居其位者，必享其利。為了解決役占之弊，朝廷想了許多辦法，其中包括給武臣、內官軍伴隨從以及皂隸。祖制，武臣無軍伴。成化中，京營武臣始依品撥給，以後遼東、山海等處依京營近例行之，令隨從出入，但不得役使墾田營貨。99成化十四年四月，通行天下都司衛所如例舉行，並定擬鎮守、總兵、分守、守備內外官員軍伴額數，「俱先取餘丁撥用，分班養馬，不許按月納錢，遇有警急， 95 96 97 98 99. 《明憲宗實錄》，卷174，「成化十四年正月乙酉」條，頁3144-3145。《明憲宗實錄》，卷208，「成化十六年十月丁卯」條，頁3633。《明英宗實錄》，卷100，「正統八年正月癸未」條，頁3617-3618。楊一清，《楊一清集》(北京：中華書局，2001)，〈西征日錄〉，頁714。《明憲宗實錄》，卷160，「成化十二年十二月己亥」條，頁2942-2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