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會與中國現代化運動

同盟會與中國現代化運動

段 昌 國

國立宜蘭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兼人文及管理學院院長

摘　要

現代化是一個不斷調整適應來自政治經濟社會制度挑戰，以滿足新 需要及價值轉變的過程，這個現代化轉變在中國由十九世紀開始，也是 一個連續性，充滿動力的過程。中國現代化運動，從這個角度來看，可 以劃分為幾個層次，第一是器物技術層次；第二是制度層次；第三是思 想行為層次。

同盟會號召「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平均地權，創立民國」。包 含孫中山的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在中國現代化運動中，扮演了 關鍵性的角色。其思想雖仍有傳統的種族主義色彩，但創立民國卻符合 政治現代化民族國家的價值標準。平均地權更涵有社會現代化的普遍原 則，而結合知識份子、領導改革、在思想現代化上具有強烈重智的傾 向。就這些面向觀察，同盟會在中國現代化運動和的角色與意義，很顯 然值得近一步深入普遍的探討。

關鍵詞： 歐化、地方知識、進步觀、反現代化、後來者、新帝國主義、

內發性的現代化、外發性的現代化、自強運動、因革損益說、

防禦性現代化、涵化、現代性、軟心腸、本位主義的反動

Tung-meng-hui and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a

Chang-Kuo Tuan

Professor, Center For Liberal Education,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Dean,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Management, National Ilan University

Abstract

Modernization, a process in which the form and substance of political, economic, and social institutions must be reconcidered in order to meet the challenge of new demands and altered values, began in China in the mid-nineteenth century and in a continuous dynamic process. China's modernization, in the sense, may be described as three dimensions: first is technical and instrumental; second is institutional; third is behavioral and ideological.

The Tung-meng-hui declared that "the driving out of the barbarian dynasty"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eoples' land and of national polity", the program became the blueprint for social reform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They committed themselves to the view that the right and welfare of the people were paramount, with that of nation state and universalism were the ultimate goal for the revolut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It is thus interesting to observe that the Tung-meng-hui's role and significance in China's modernization, which, we believed, could provides more clear and fully picture about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new order.

Key Word：Europeanization, Industrialization, local knowledge, ideal- type, progress, tender-minded, fundamentalistic reaction, de-modernization, latecomer, indigenons and exogenous modernization, defensive modernization

前　言

現代化成為革命性的潮流後，特別是在中國，不可避免的與以儒家 學說為代表的傳統文化起了衝突，這也成為中國近代發展延誤的重要原 因¹，衝突的一面認為儒家學說與現代化格格不入；衝突的另一面則認為 現代化是西化的翻版，接受現代化便是拋棄傳統，遠離中國文化。為挽 救這項危機，因此要固守儒家傳統，抗拒現代化的潮流。前一個衝突，

很顯然是把儒家傳統與現代化對立起來，換言之，便是新舊的對立，儒 家的傳統是舊文化的表徵，現代化是新變動的表徵，這兩者的衝突，便 是近代中國衰落的自然因素。後一個衝突，很顯然是把現代化與西化混 為一體，而在中國文化的價值系統內，西化是極端的外來因子，不見容 於中國的文化土地上。換言之，近代中國的混亂，便是西方文化不斷侵 略的結果。

一、現代化的概念與內涵

上述的這些衝突，事實上已得到若干程度的解決，關於與儒家 為代表的中國文化衝突，我在前些年從孔子的因革損益說探索與現代 化的關聯，在價值系統與理論基礎上，嚐試給這近代中國的兩大對立 者尋求相通之處；海內外有一些學者也有此心同，此理同的看法，

這裏就不多談了。²至於把現代化與西化視為一體，或則說「歐化」

（Europeanization）以及「工業化」（Industrialization）等等說法，經過

1 參看Mary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7）, 2-5。

2 1987年的國際孔學會議上，我發表了「孔子因革損益說與現代化」一文，略述此看 法，海外中國學者余英時亦曾有「從價值系統看中國文化的現代意義」，收在中國思 想傳統的現代化詮釋（台北1987）。

許多專家學者的分析討論，³幾乎已成為定論。因此把中國文化與現代 化的衝突，導源於西化的爭議，應該可以釐清。早期的人類學者比較著 重文化的典型論，很像社會學家韋伯的「理想型」說（ideal-type），存 在於理論層面而非客觀的事實層面，因此比較容易走向文化的一元觀，

或則以某一文化為價值判斷標準。近代的人類學者如克里佛紀茲（Cliff Geertz）比較著重於文化的歷史因素與空間因素，而強調文化的獨特性與 整體性⁴。在空間因素與歷史因素影響下，文化形成不僅有其特殊性格，

而且是連續性的發展，其本身即包含有深層的意義與解釋，因此必須尋 找出途徑去發現它們本身的經驗與意義，而不是寄託在變遷的先驗期望 上。這種瞭解與方法，顯然是對自由主義派的觀念與馬克思主義派的解 釋失望與破滅後，所提供的一個解決文化形成意義探討危機的方法，正 如紀茲所說的「地方知識」（local knowledge），是要在個別具體的文化 中尋找其歷史因果關係，而把文化發展中不同的部分綜合在一起。

就現代化而言，從啟蒙時代以來，大部分對人類社會發展的解釋都 強調其普遍的共同性，相對於神學觀點的解釋，便有進步觀念的強調，

但過分強調人類社會發展中理性的重要便貶低了早期歷史發展的意義，

同時，也有意忽視了傳統的存在。十九世紀時，傾向於民族國家的形成 為現代化的共同要素，強調從帝國分裂出來的民族國家的歷史背景與傳 承，則不免把民族之間的傳統相互對立起來，在不同的程度上造成了 十九世紀末期的紛紜擾攘。

3 參看C.E.Black, The Dynamics of Modernization(New York, 1966), P.6; Reinhard Bendix,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Reconsidered」, in CSSH（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Ⅴ. Ⅸ, NO.3(April, 1967)，293-364; Joseph R Gusfield,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Misplaced Polarities in the Study of Social Change」, in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2（January 1967）, 351-62; Dean C.Tipps,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Societies: A Critial Perspective」, in CSSH, XV(March 1973), 199-226.

4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grative Revolution: Primordial Sentiments and Civil Politics in the New States」, PP.105-57 in Clifford Geertz, ed., Old Societies and New States(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63).

現代化固然是個綜合名詞，目的在描述人類事物從科學革命以來的 急速變化，其基本原動力則是以知識的大量增進為基礎的⁵唯因科學知識 是超越疆界、種族、宗教、政治體等範疇，現代化的革命實際也超乎文 化、歷史、信仰、國別等不同的背景，成為一個相當普遍性的潮流。有 些現代化的特徵，便無關乎政治結構的不同，宗教種族文化的不同，而 表現出共同性來。這種共同性的現代化，並不是普遍性的文化典型，本 質上是一個抽象的觀念，而是具體存在的事實表現。

更進一步看，這並不是說現代化是普遍的、共同的，事實上，它也 有個別的差異性。在現實客觀的世界中，現代化是一個個具體的發展。

人類文化社會基本上是包含相當複雜的概念。表現在不同的宗教信仰，

人群的認同意識，與周遭環境的關係，以及歷史經驗所教導的超越一般 人類瞭解的真理上面。早期的宗教對於大地，以及土壤的肥瘠有著共同 的關懷，同時引用各種不同形上觀念的象徵，表達他們對永恒真理的認 識與了解，這些象徵沿用至今，已是人所熟知。而這些認識與了瞭，則 反映了某些心智與態度，可是它所包含的知識功能，經歷了千百年後已 不再能領先風氣，然而長久發展下來，一方面仍保存了活力賦予社會變 遷的能力；另一方面則隱含了不穩定的因素，是從前所未知的，而在急 速發展中顯露出來，成為社會發展動盪不安的根本原因。

在過去的幾世紀以來，有些社會改變了，甚至改變了某些社會與文 化性格，發展神速；有些文化社會則在面臨變遷的難題時，一敗塗地。

對於成功與失敗的原因探討，至今仍是推論的性質。不過，就最基本的 層面來看，在現代化發展中，作為社會凝結重要基礎的傳統價值系統需 要相當的維持，而新知識的吸收則需要傳統價值的適應調整，若是領導 者無力在這兩者之間調和平衡，現代化很難有成功的可能。這些社會所 以異於其他社會，便在傳統制度文化的適應轉變，表現在宗教、語言文 字、文學藝術及音樂等層面上。而這些社會擁有的共同性，便在於對周

5 C. E. Black, Change as a Condition of Modern Life, in Myron Weiner, ed., Modernization:

the Dynamics of Growth (New York, 1966) 17-29.

遭的環境變遷有普遍的認識與了解，使得他們都處於相似的技術發展層 面，對於新知識的追求也都具有開放的態度。這種開放的態度，主要是 來自於過去傳統所孕育出的原則與真理，很少是由於現在所嚐試的實驗 中得來。

上面的簡短分析，說明了傳統在現代化轉變中扮演了關鍵性的角 色。由於各個文化傳統不同，現代化的變遷不可能是完全相似的。如果 從結構的變化觀點來看，不同傳統價值系統的社會文化無法完全，同時 也並不需要結合起來。因此，諾斯甫（F.S.C. Northrop）倡儀「東西的 會合」（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只是一種浪漫的理想。⁶更深一層 來看，傳統的社會也無法完全吸收現代化的種種事物，事實上也不完全 需要，或者是完全有充分的自由對現代化的事物挑精揀肥。另一派強調 社會功能的學者認為傳統對現代化有些是正面的功能，有些是反面的。

而且傳統社會結構與現代化社會結構從未能相應相成，甚至在某些程度 上是互不相容人的。⁷因此，現代化對於傳統的價值結構總有相當的破 壞作用，這種現代化的功能稱為「普遍性的社會溶劑」（universal social solvent）。溶解的結果，社會的解體與文化的變遷將是不可避免的，而 且也將走向更多的現代化。

事實上，在長期的歷史觀察中，文化的承續與社會的變革交相迭 乘，是不斷產生的。現代化也是這個歷史觀察中一個變動的過程，因此 承續與變革互存互動，其中變動的因素與延續的因素是互為因果的。在 這裏，我們還需要澄清一個長久以來混淆的觀念，就是把現代化與啟蒙 時代以來的進步觀念（progress）混為一體的說法。就西方而言，進步的 觀念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一個中心價值基礎，但歷史的經驗並不支持在文 化的連續發展中，進步的現象可以一直綿延擴大。相反，很多西方的文 化矛盾皆因與進步的價值觀念糾纏不清⁸。而在這些纏結中，把現代化與

6 F. S. C.Northrop, The Meeting of East and West (New York, 1946), 436-479.

7 Marion J. Levy,Jr., Modernization and the Structure of Societies (Princeton, 1966), 35-38.

8 Robert nisbet, History of Idea of Progres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0).

進步混合的人士卻看到現代化苦痛的一面，普遍產生一種本位主義的反 動（fundamentalistic reaction），基本上這是一種對舊事物的孺慕，期望 能返歸傳統中理想的結構裏。借用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觀點來解 釋，這是屬於軟心腸（tender-minded）的表現⁹，理智上懷疑現代化的中 心價值並不包含進步的觀念與事實，感情上則懷念傳統的美好，超越現 實而訴求過去的價值系統為判斷標準。這種進退失據的情形，便是艾森 斯坦（S. N. Eisenstadt）所分析的現代化的斷裂，其結果往往走上反現代 化（de-modernization）的道路¹⁰。文化社會的持續發展也因此遭遇頓挫不 前。

二、中國現代化探索

近代中國的轉變，如果跳脫朝代循環的觀點，或是傳統夷夏之分的 說法，從十九世紀中葉開始，事實上是一個接受現代化刺激挑戰，不斷 調整適應的過程。

這個現代化過程，包括了政治、社會、經濟、文化、教育各方面，

是一個全面整體轉變的過程，不能分解成部分而加以挑選，選定這個部 分，或排除另個部分；也不能用價值判斷的標準來加減乘除，借用政府 權力干預這個過程的進行。

上節曾分析過，現代化並不是追求單一的或普遍的，像歷史經驗所 累積的真理那樣放諸四海而皆準。嚴格來說，任何社會的制度模式不可 能成為其他社會模倣的典範，因此現代化的成就各具其態。雖然有很多 歷史學家與社會學家嘗試把現代化的革命分成幾種類型，不過，現代化 的過程往往經歷相當長的時間。這種類型的劃分都比較傾向橫斷面的探 討，在時間之流中去瞭解現代化革命的歷程，有時平緩，有時湍急，平 緩時如同寧靜革命，湍急時驚濤裂岸，捲起千堆雪，風雲因而變色，因

9 Crane Brinton, Idea and Men (New York, 1950), 42.

10 S. N. Eisenstadt, Modernization:Growth and Diversity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3).

此從縱斷面著眼，可以更深一層剖析這個過程的結構與性質。

中國的現代化仍然在進步中。這是個艱鉅而龐雜的工作，受到萬方 矚目。中國過去璀燦的文化成就，綿延不斷的歷史，龐大的人口數量，

確實震驚迷惑了千千萬萬各式人等，但在現代化時期，如何從一個以農 為主，個人所得貧乏的龐大帝國，轉變為都市化、工業化，吸收科技知 識戡天利人的現代化帝國，同樣地，吸引了千千萬萬人的眼光。

現代化的浪潮，從工業革命的西歐開始，逐漸席捲至非歐地區¹¹。中 國的現代化實質上是涵蓋在這個全球性的現代化革命中，但傳統的中國 以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為導向，與現代化格格不入。同時，以天朝觀念 自居的政治認識，更與現代化衝突不已。

就 近 代 中 國 歷 史 而 言 ， 現 代 化 最 易 與 「 新 帝 國 主 義 」 （N e o - imperialism）糾結不清。一方面滿清統治時期的中國，衰弱不堪，成為 西方侵略的對象，二方面新帝國挾堅船利礮為攻擊工具，展開全球化經 濟與政治的掠奪¹²。中國不僅喪權失土，還激起了「師夷長技以制夷」

的洋務自強運動，這種慘烈的發展，使中國與新帝國主義纏結在一起，

新帝國主義者利用了它，或者，它藏身於新帝國主義之中，從中國一種 被侵略者的價值來看，現代化與新帝國主義兩者是一體共治，等同為一 的。因此民族的情感，加上文化的本位思想，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台上 不斷上演反帝、反現代化的保衛戰。

這種纏結是血淚交織的，其情雖可感，其結卻難解。不過，新帝國 主義侵略與時而有圖窮，其勢也漸衰，但是現代化的潮流與衝擊仍然高

11 關於這方面的著作非常豐富，茲舉幾本可以參考：J.Brode, The Process of Moderniza- tion: An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n the Social - Cultural Aspects of Moderniza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Bert Hoselotz and Wilbert Moore, eds., Industrialization and Society (the Hague: Mouton 1963); Peter Flora, Modernisierungsforsch ung: Zur empirischen Analyse der gesellschaftlichen Entwicklung (Opladen: Westdeutscher Verlag 1974).

12 關於這點西方著作皆有涉及，不過觀點偏向西方，關於新帝國主義的擴張，另請參 閱，段昌國，「十五至十八世紀歐洲史（台北，空大出版社，2005），西洋近代文明 發展史（台北，1994）。

漲不已，兩者之間並不需要建立起因果辯證的關係。

事實上，這主要是現代化後來者（latecomer）常有的現象。後來 者與成功的（successful）先進者是現代化學者用來比較不同社會發展 的名詞，本身是屬於描述性的，價值中立的，並不意謂來判斷在現代 化發展中社會的智慧與代價，可是仍有相當多數的人偏向其負面的意 義。從這個觀點來說，現代化後來者較易受到先進者的擴張性影響，

事實上，包括中國在內的後來者中，現代化通常都被看為「西化」

（Westernization）或「歐化」，尤其在十九世紀下半葉，現代化先進國 家多以西歐為代表，它們的影響浮海東來，幾乎以全球為懷抱，對後來 者產生了鉅大的剌激與改變。不過，西化或歐化，就某個意義來說，只 能說明這個變動過程的部分現象，即便是相當重要的部分，但西化或歐 化這兩個名詞卻無法說明在先進國家最初轉變的過程，甚至更無法說明 非西方的現代化國家對晚期的後來者的影響。前者譬如我們不能說英法 兩國在十七、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的轉變為「西化」，後者如日本明治 維新成功後對中國東北與台灣產生的影響為「歐化」。換句話說，從歷 史的角度來觀察，現代化是個長期變動的過程，西化或歐化並不能完全 涵蓋這個過程。

同樣地，「工業化」的意義也無法完全說明現代化，它過分強調經 濟層面的轉變，太著重科技革命的直接成果，無法傳達現代化過程中複 雜而周延的變化特色，更無法說明現代化那種深入其中而又全面擴散的 結構性變化。我們在洋務自強運動中，追求船堅利礉，興辦實業，但康 梁變法仍然期望推動中國「速變、全變」，說明了工業化不能完全傳達 現代化的精神意義。

前面說過，在現實客觀的世界中，現代化是一個個具體的發展，如 果放在歷史上來看，「現代」就無法斬釘截鐵的決定在時空的那一點。

西洋史兩位大師布林頓（Crane Brinton）與帕默（R. R. Palmer）便反覆 的解釋：現代化的世界是長期演變而來的，從十五世紀到十七世紀都是

現代轉變的過程¹³。很顯然，他們都反對現代化從工業革命才開始爆發的 說法。在他們看來，現代世界不是迅雷飆風似創造出來的，而是時而激 越，時而平緩，積漸以成長又不斷演變下去的。布林頓與帕默都明白指 出，從歷史上看，人類文化社會基本上是相當複雜的，但共同的特質是 承續與變革交相迭乘，互存互動。過世的普林斯頓大學歷史講座教授布 萊克（C. E. Black）在相同的觀點基礎上，認為「現代化的涵義，是指科 學革命以來，人類知識不斷增進，傳統社會制度逐漸演化，以適應現代 化功能，並加強對環境控制的一種變遷的過程」¹⁴。現代化的意義，他說 不僅在於變動的特性，而且在於它對人類社會的衝擊。它發生的根源是 人們堅信社會應該改革，而且認為社會可以改革。現代化是什麼？一言 以蔽之，是指「近代知識劇增，科學逐漸能左右人類生存的環境，以往 的風俗習制必須隨著改變以適應新環境的需求」，這個適應的過程便是 現代化。在這個過程中，作為社會凝結重要基礎的傳統價值系統需要相 當的維持，而新知識的吸收則需要傳統價值的適應調整，這兩者之間能 調和平衡，現代化才是一個「滿懷希望的革命」（the revolution of rising expectation）。

從歷史上觀察，現代化最初發生於西歐，到了十九、二十世紀時，

現代化的浪潮開始波及到世界各角落，也開始影響到全世界人與人間的 關係。政治學家往往將現代化一詞局限在專指工業化後發生的政治社會 改革，事實上不能包含整個進步的過程。另外，一般人以為「進步」是 歐美國家改變世界的計劃，從一些單純的動機或原因，就偏狹的決定現 代化的看法，以為接受現代化的理論，便可在數十年內解決社會進化的 問題，這是相當不瞭解社會進化的複雜性和不定性。用現代化一詞來顯 示改變，最重要是它的意義和範圍不僅包括了「西化」、「歐化」、

「工業化」，甚至包括了「進步」，而且不致另有所指而混淆了本意。

13 Crane Brinton, Modern Civilization (New Jeresy, 1967), R. R. Palmer, A History of the Modern World (New York, 1965).

14 Black, 前引書。

假如十七世紀、十八世紀的英人來看今日的英國，可能認識一部 分的文字，一部分宗教儀式，或許仍認得出倫敦塔、西敏寺等著名的古 建築物，乍看之下總體生活亦無多大的改變，然而仔細分析，他所見 所聞與他熟知的舊世界已大不相同，這個例子充分說明現代化轉變的 過程— 舊結構不斷調整適應新功能。從歷史上來看，這個舊結構便 是各社會中傳統的習俗與制度，「傳統」與「現代」只是相對的名詞，

西歐的傳統社會結構起源於中世紀，在十二到十八世紀受到現代化的 考驗。同樣地，其他各國亦有其傳統制度，也同樣有一段遭受現代化考 驗的時期。功能派曾分析最先現代化的國家是一種本土發展或稱為內發 性的現代化（indigenous modernization），主要是依據本身的能力，在 相當長的期間逐漸產生現代化的結構。當然在十八世紀以來的歐洲，已 無任何社會沒有國際接觸與來往關係，理論上，純粹本土發展者是不 可能存在的，不過比較上來看，英、法、美是屬於這個分析的範疇。

另一種是後來者，是由外力促逼而生或稱外發性的現代化（exogenous modernization），德、俄、日都屬於這類型的社會，它們的現代化過程 不是在茫然無知的狀態下進行，而多半借取較現代化社會的一些經驗與 技術¹⁵。自然各國的舊結構均不相同，有的非常複雜，有的尚停留在簡單 的部落階級，唯一相同的是它們都要去適應新的社會功能，而且在此過 程中還要保持其本身的特徵。

如果我們把現代化這樣理解為傳統不斷調整適應新需要的過程，那 麼，反觀中國，便更可了解孔子在夏商周的變動後提出因革損益說的深 遠意義了。中國在西周中葉後，社會變動日趨劇烈，夏商的文化傳統也 不斷變遷，但在中國的意識結構中，文化發展注重連續性的基礎，因之 比較傾向傳統的保留。詩經中說的「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假樂），

15 Levy, 前引書，他曾列出幾個現代化轉變的條件，泝組織結構的變化，沴自給自足的 本土組織逐漸減少，沊人倫關係的轉變，沝家庭結構的轉變，沀識字率與教育方法的 轉變，泞人口結構的轉變，泀資訊交通的一般化及市場的專業化，129-130。

禮記裏的「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中庸），便是典型的代表¹⁶，但以 孔子的話來看，「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八佾），在文 化的發展上，周承夏商二代的傳統而有增益，在變動頻仍的春秋時代，

他明顯是傾向於保留較進步的文化傳統。從論語中可看出，他的立論基 礎相當著重於歷史的連續性，夏商周三代的遞嬗都有軌跡可循，「殷因 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歷史 的連續與社會的變革相生互倚。這樣看來，孔子所代表的儒家是在文化 轉變中肯定傳統的存在，而進一步追求「變而益上」新發展。這種新發 展即是在傳統的結構中不斷作「現代化的調整變遷」推衍出來的。史傳 孔子刪訂六經，後來人雖有疑問，至少詩書禮樂，他曾細心訂正，賦以

「現代」新義，從而啟迪了後來的文化發展。這種復古與創新，表面上 是創造的兩條途徑，正是孔子的基本立場，也就是現代化不斷在歷史上 發展成功的契機所在。

相對於孔子的因革損益說，是法家所代表的理論與方法。一般來 說，法家比較注重變遷，而忽略傳統的連續性基礎。商君書說：「伏 羲、神農，教而不誅。黃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文、武，各當時 立法，因事而制禮，禮法以時而定，則令各順其宜，兵甲器備各順其 用。」從這裹可以看出，在商君的觀念中，禮法制度的設立是因時制宜 的性質，一旦外來的形勢變遷不足以應付時，便當拋棄，順應新需要，

而另闢蹊徑。淵源商鞅的韓非亦曾說：「伊尹毋變殷，太公毋變周，則 湯武不王矣。」（南面），在春秋戰國那樣大變動的時代中，法家亟亟 於急功速利，思想與制度都易於拋棄基本價值的架構基礎上，去開啟創 造求變之法。從某個觀點來看，現代化不是在特定的一段歷史時空中發 生的，任何歷史都具有「現代」的相對意義。顯然，孔子的儒家因革損 益說是比法家的變法論更具有現代化的精神特質。

從現代化的眼光來看，十八世紀中西已進行相當密切的交通與文

16 這裹的章，不僅包括宗教儀典，也包括法典制度在內。參閱，徐復觀，中國人性論 史，45。

化交流，但是影響的幅度究竟有限，傳教士如利瑪竇、湯若望、聖方濟 等，一方面傳播基督教的福音，一方面也傳來西方的科學新知識。對於 中西的瞭解有促進之功，然而他們的範圍仍限於上階層的是大夫圈中，

以他們為媒介所傳播的西方科學如天文學、幾何、算術、三角、代數 等，大都流傳於徐光啟等一般有心之士中，廣大的中國社會內部並未受 其影響，相反的，西方的世界對東方文物卻非常仰慕，如瓷器、繪畫，

其影響的幅度可能還大過西方在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另外一個值得重視 的是十八世紀後期的歐洲，尤其是英國，正處於工業革命中，一個面臨 劇變的西方世界對外關係必有更張，由於他們內部的變動，影響了對中 國的看法，譬如著重於中國的資源與市場，而非以往的孔子與瓷器。何 況，雍正禁教後，中西的文化接觸遽然斷絕，西方的改變日新月異，而 中國仍處於「光榮孤立」中，中西相去甚遠，雖然中國受了一些西方的 影響，好比塘中落石，偶有漣漪，不久即擴散遠去。

此後，西方汲汲於商船貿易，其中執牛耳者為英國，十八世紀中 葉後，英國大量傾銷鴉片來到中國，影響於經濟方面是白銀漏巵，銀價 日貴的問題，於民心士氣則「幾無可用之兵」（林則徐語），當時有人 寫小說，描述中國南方以至於長江中下游一帶，煙館隨處可見，上焉者 有所決策是在煙霧迷漫中完成，下等看窮街陋巷都有形銷骨立者倒臥路 旁，朝廷之中，昧於形勢，並無興革，民間社會，亦無振衰起敝之舉，

雖因鴉片問題而爆發中英戰爭，對中國現代化並無太大影響。

從現代化的角度觀察，我們應該特別著重外來力量對中國內部的影 響，這個在鴉片戰爭（1840-1842）後二十年，一八六○年代，滿清統 治下的中國在對外戰爭（英法聯軍）與全國大動亂（太平軍與捻回）的 內外衝擊下，終於認清形勢，文宗死於熱河，穆宗被擁即帝位，滿州親 貴開始瞭解西方所謂「奇技淫巧」，一心一意想模倣他們的堅船利礮，

而在地方上的封疆大吏，如曾左李胡，更是不遺餘力，民間如魏源，其 影響也是相當重要的。從一八六一年設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到 一八七二年，展開了購買船砲洋槍，精練兵勇，以求強為重心的洋務運

動。

一八八○年代，西方帝國主義的侵略暫時偃兵息武，改從經濟方面 下手，使得中國傳統的手工業大遭破壞。在位者深知「中國積弱由於患 貧⋯⋯若不早圖變計，擇其主要者逐漸仿行，以貧交富，以弱敵強，未 有不受敵者」（李鴻章覆丁寶禎信），因之洋務運動重心轉到求富，環 繞著紡織工業展開第二階段的自強。

不過第二期以求強即求富的自強運動，經中日甲午戰爭後而全面崩 潰。一八九○年代後，以康梁為代表的維新派，高唱開議院、保民權，

「以救中國四萬萬人為主」，企圖在既存的政治結構中改頭換面，實行 民權自主，最後終結於戊戌政變中。

上述近代中國現代化過程的幾個轉捩點，如果從英國大史家湯恩比 文化反射律的角度來說¹⁷，是循著幾個層次在進行：

第一、 器物技術層次（technical level），洋務自強運動第一二期皆 屬於這個層次。

第二、 制度層次（institutional level），康梁戊戌變法，孫中山同盟 會革命屬於這個層次。

第三、 思想行為層次（behaviorial level），陳獨秀、胡適的新文化 連動屬於這個層次。¹⁸

以這個觀點為基礎，現代化研究的先進金耀基也提出他的看法。他 認為中國現代化運動有五次，第一次是曾國藩、李鴻章以及張之洞所領 導的同光洋務運動，第二次是康有為、梁啟超所領導的戊戌維新運動，

第三次是孫中山領導的辛亥革命，結束二千餘年的朝代國家型態，而代 之以民族國家的型態，第四次是陳獨秀、胡適所領導的新文化運動，從 改變國人思想行為著手，即德先生（民主）、賽先生（科學）為主的現 代化改革，第五次是共產黨的社會與文化大革命，以目的取向的共黨組 織替代中國舊有價值取向的社會組織，土改、集體化與公社化的推動，

17 A. Toynbee, the World and the West.

18 同時，可參閱殷海光，中國文化的展望（台北，1963）。

一方面把政治「中心」與政治的「邊陲」打通，使原來分散的社區歸納 到一個政治系統中，一方面把原來鬆弛的「部分」與「全體」的關係扣 緊。¹⁹

很顯然，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在中國現代化歷程上，扮演 著承先啟後的角色。事實上，國民革命不僅在制度的層次，在思想行為 的層次方面，都有推動啟發的影響。在這個運動上，一九○五年時期的 同盟會尤其起了開合旋轉的作用。

三、同盟會的現代化意義

一九○五年革命黨組成同盟會，結合了中國留學生與各革命團體，

主要是華興會與光復會，與興中會結為同盟，聲勢大壯，章太炎曾描述 一九○五年同盟會成立前後的形勢說：孫於一八九五年第一次來日本，

無人聞問，一九○五年再到東京富士樓演說「時，到者已六七百人，而 後來者猶絡繹不絕，門外擁擠不通，警吏命閉門，諸人在外不得入，喧 譁甚」²⁰。同盟會有這種轉變，關鍵在於留學生的大量參與，這批知識階 級，當時固然擁有激昂的排滿愛國思想，但吸收了西方「天賦人權、自 由平等」的說法，作為革命的理念，確實影響了廣大國民，以鄒容的革 命軍為例，「書出後舉世為之轟動⋯⋯風行海內外，銷售逾百十萬冊，

佔清季革命群書銷場第一位」²¹，當時在上海求學的胡適曾記載了一個 有趣的小故事，說「到了晚上，等舍監查夜過去之後，偷偷起來點著蠟 燭，鈔了一本革命軍」²²，可以看出革命思想的影響。

前面分析現代化的內涵，特別強調知識的力量，以十九、二十世紀 的中國而言，新知識源自西方，改革改動的力量也是從外部而來，一九

19 金耀基，「現代化與中國現代歷史— 提供一個理解中國百年來現代史的概念架

構」，收於中國現代化與知識份子（台北，1997）。

20 章炳麟、太炎文錄補篇，宋教仁日記，1905年8月13日條。

21 馮自由，記鄒容，革命逸史。

22 胡適，四十自述（台北）。

○五年的清政府在這種壓力下採取改革—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憲政、

同時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進行革命，另一批維新派，以康梁為 首，推動變法，就某種意義而言，領導人的教育知識背景便可說明其消 長成敗，一位近代史家曾比較孫中山與立憲維新的領導人康有為的不同 說：

一、 孫是出於先世業農的家庭，農業的家庭，在生活上是須 奮鬥的，在思想上是單純素淨的，雖然免不了幾千年傳 統的習俗，但是所受各教思想的束縛比較甚淺。康是出 於「世以理學傳家」的家庭，祖父做過教官，從祖官至 巡撫，讀書作官的家庭縱然「以理學傳家」那種理學本 身的內涵，就不免含多少不健全的質素，不流於虛偽，

便拘於網羅。所以中山在十二三歲時，便表現著一種自 然活潑的思想，不以作洪秀全第二為污辱，有為在成童 時，便套入理學的圈子裏去，口口聲聲要作聖人。

二、 中山幼年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新式教育，以科學為基 礎，對於西方文化的觀感，是直接的觀感，所以他發出 來的思想，不涉於玄想；初聞其議論的人彷彿覺得謬妄 膽大，然實際很切於事情。康所受的教育，是東方的舊 式教育，以玄學為基礎，對於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間接 的感受，所以他發出來的思想，總免不了玄沓空洞；初 聞其議論的人，覺得很新穎，但是實際上終不能脫去舊 圈套。

　 總結一句話，一個是創造奮鬥；一個是傾於因時修 改」。

從前面所分析的角度來看，這段話完全印證了現代化的兩個不同取

23 李劍農、最近三十年中國政治史（上海，1930），27-28。

向。

孫中山以西方知識為基礎，從事創造性的革命，初期仍依靠華僑與 會黨，多少有秘密社會的色彩，一九○五年，他的革命地盤基礎擴張到 國內外青年智識階層，他自己說：

「及乙已之秋，集合全國之英俊，而成立革命同盟會於東京 之日，吾始信革命大業可及身而成矣。於是乃敢立定中華民 國之名稱而公布於黨員，使之各回本省鼓吹革命主義，而傳 佈中華民國之思想焉」。

然而革命主義是什麼？中華民國之思想又是什麼？孫中山後來回憶 說：

「倫敦脫險後（1896年），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 風俗⋯⋯兩年之中，所見所聞，特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富 強，民權發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於極樂之鄉 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 之計，乃採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

同盟會最早在布魯塞爾結黨式（1905春）的誓詞中，他就將這個想 法凝結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十六字，東京 成立的同盟會誓詞完全相同，可見這十六字代表了他的中華民國思想。

如果將興中會與同盟會的思想比較，興中會的主旨在排滿，推翻專 制，同盟會則進一步進行平均地權的土地改革，孫中山所謂的民生主義 社會革命，在同盟會的機釋報—民報的發刊詞，孫中山有深一層的解 釋：

「近時志士，舌敞唇枯，惟企強中國以比歐美，然而歐美強 矣，其民實困。觀大同盟罷工，與無政府黨社會黨之日熾，

社會革命其將不遠。吾國縱能媲跡歐美，猶不能勉於第二次

之革命，而況追逐於人已然之未軌者終無成耶。夫歐美社會 之禍，伏之數十年，及今而後發見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 國治民生主義發達最先，觀其禍害于未萌，誠可舉政治革 命、社會革命，畢其功於一役。」

這個四大宗旨，據鄒海濱的記載，同盟會也有明白的說明：

一、 驅逐韃虜：驅逐滿洲政府，而非驅逐所有滿人。漢人有 為漢奸者，亦殺無赦。

二、恢復中華：光復中國人之中國。

三、 建立民國：由國民革命，建立民國政府。所有國民一律 平等，都有參政權。總統由國民公選，議會以民選議員 構成，制立中華民國憲法，人人共守。

四、 平均地權：改良社會經濟組織，核定全國地價。現有地 價歸原主所有，革命後因社會進步的漲價增值，歸國家 所有，由國民共享，作到家給人足，無一夫不獲其所。

24 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李澤厚曾著文分析，認為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方案—「定地 價」、和「照價收買」、「與農民群眾是脫離和隔絕的，它的著重點是城市土地的地 位問題，而不是具有迫切的意義的廣大農村的土地問題」，但他也同時引用孫中山所 說：「對于土地，宜先平均地權，此與中國古時之井田同其意而異其法。」（軍人精 神教育），顯然，孫中山的平均地權有先後之法，但既仿井田之意，農村仍是重點，

李澤原後又引孫中山在「耕者有其田」說：「我們現在革命，要仿效俄國這種公平辦 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徹底的革命。」，他認為孫以俄為師後，平均地權的想 法也受俄國影響，參閱李澤厚，論孫中山的思想，收於中國近代思想史論（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3）351，359。李澤厚的立論基礎還是以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為前 提的，這點當然與國民黨的說法不同，部分海外學者也不贊同，參看余英時，「中國 國民黨與思想現代化」，收於文化評論與中國情懷（台北，1988）。不過，俄國農奴 解放後（1861年）的土地分配問題，並非是「耕者有其田」，共產革命更沒有做到 平均分配，耕者「有」其田。這方面論著分析甚多，參看 Alexander Bilimovich, "The Land Settlement in Russia and the War" in Russian Agriculture during the War (New Haven, 1930) ; Dorothy Atkinson, "The Statistics on the Russian Land Commune, 1905-1917", in Slavic Review, V.32 NO.4 (Dec, 1973) ; Alexander Gerschenkron, "Agrarian Policies and

民報發刊後，與維新派的機關報— 新民叢報展開為期兩年的大 辯論，同盟會在民報第三號發行號外，揭載「民報與新民叢報辯駁之綱 領」，列舉了雙方在十二項問題上的根本分歧，其中最有意思的一項 是：「民報鑒於世界潮流，知社會問題必須解決，故提倡社會主義；新 民叢報以為社會不過煽動乞丐流民之具」。

同盟會以平均地權為誓詞，可以說明革命黨的社會革命顯然以土 地為核心，我們看民報與新民叢報爭論的文字有關這方面的不多，採得 一二例如下：

民報 新民叢報

土地國有與財政 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 告非難民生主義者 再駁某報之土地國有論 斥新民叢報駁土地國有之謬 雜答某報第四號對於本報之

駁論

兩報辯論的文字主要還是集中於民族民權的問題上面，一般讀者的 感覺與興味也是如此。本文不是討論兩黨的勢力消長，不過值得注意的 是，新民叢報的掌旗官梁啟超說：「革命黨現在東京占極大之勢力，萬 餘學生，從之者過半」（致康有為書）。從這裏可以看出革命派在同盟 會時期已逐漸脫離舊有秘密會黨的性質，大量的知識精英加入²⁵，成為有 思想，有主張的政黨，而其主張是與現代化的世界潮流有所契合的。

有趣的是一九○五年，滿清政府也展開變法新政，大部分都仿自 一八九五年的康梁百日維新。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廢科舉、設學校、

Industrialization : Russia 1861-1917 " , in Cambridge Economic History, V.6, pt.2 (London, 1965) .

25 孫中山說，同盟會成立次年，會員已達萬餘人。但據現存1905到1906的同盟會員名 冊，登記者數964人，其中廣東161人、湖南158人、四川127人、湖北124人、其他各 省都在60人以下，事實上參與的人當不在此數，參看，張天法，清季革命團體（台 北，1971），301-451；不過，事實上參與的人當不上張玉法所說的人數，孫中山的話 可與文中另引的梁啟超的話相參證。

派遊學」，這幾乎是康梁變法的滿清版本，但在戊戌期間，康梁廢科舉 卻遭致全國公車上書極力反對，這可能是戊戌變法失敗的最主要原因。

但十年期間，清政府不論出自何動機，可以相信的是在外來壓力下，也 走向教育現代化的改革之路。

前面討論過，現代化是一個以傳統結構適應現代功能的過程。但人 類社會並非抽象地存在，也不會像植物那樣彼此毫無關聯地生存。社會 問題的關係一直存在，如人口遷徙、文化交流，通商貿易等，社會間也 可用不同的方式重新組合或劃分，如區域組織、戰略聯略等。

因此，在現代化過程中的社會，必須一方面被視為傳統結構逐漸 適應現代化的獨立體，另外也要被看做受許多外力影響的社會體。往往 因為外力影響佔的份量太重，以致有時使人以為現代化基本上就是涵化

（acculturation）—即接納另一社會的文化特徵。因此，我們若從比較 現代化的觀點來看，不但可觀察內部轉變的過程，同時也可注意到外來 力量在這個過程中所佔的地位。

本文並不想比較滿清政府與同盟會的現代化意義，主要原因是同盟 會時期的革命黨尚未有完整的結構與制度去適應現代性（modernity）。

但從一個比較的觀點來看，滿清後期的中國已無力適應現代化的挑戰，

可以看出革命派的主張何以得人心支持的主要原因。

就這個意義而言，有趣的是，一九○五年的俄國政府也在外力衝擊 下進行現代化改革。大致看來，中俄兩國在一八六○年代進行轉變時，

雙方落後於現代化先進者都有一段約略相同的距離。第二，雙方都擁有 一個綿延不斷的傳統，以及有效率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央與地方的官員 向領導中心負責，可以應付內部的危機與早期的轉變。第三，雙方都懷 抱一個歷史悠久的價值系統，建立在全國性的官方意識形態與官僚政體 之上。

這套價值系統在中俄兩國都是比較強調犧牲小我完成大我，換句話 說，便是群眾利益高於個人利益，而且重視為國家利益奉獻與犧牲的道 德價值，不過，這種國家利益往往是由政治權威人物來界定的。從比較

的觀點來看，中俄雙方在面臨西方科技優勢挑戰的初期，都表現出共同 的反應，一方面隔離知識份子去接近，二方面利用西方的科技，但不是 用來改變社會，而是用來防衛領土與制度文化以抵禦西方的影響。

這 就 是 布 萊 克 教 授 所 說 的 「 防 禦 性 現 代 化 」 （d e f e n s i v e modernization），特別指非西方國家現代化的主要動機，並非發自社會 內部，而是發自社會的外部，其目的在保衛自己本身，免於西方以政治 經濟的優勢進行侵略，並不是追求國家的發展與改革。一九七五年普林 斯頓大學曾進行俄國與日本的比較研究，中國是最常被拿來陪襯說明的 例證，在比較觀察中，他們強調中國政府無能力糾集知識分子，集思廣 益；以行使對公眾有益的行政改革；往往從歷史中找尋改革的理想，而 非向新世界尋找，因此對新知識的追求，沒有太大的熱情與興趣，而古 老的教育模式與崇古的教育內容，更使這種新學問的探索難上加難²⁶。這 是與俄日兩國對照來看，中國在現代化落後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此意義 而言，清政府的改革，康有為的託古改制與孫中山同盟會的革命，成敗 消長的訊息也庶幾乎可得了。

四、結論

從前面簡短的分析，可以說明傳統與現代不應也不能是相互對立 的，特別是在歷史的延續與文化發展的脈絡中，傳統不斷的更新，現代 化不停的挑戰，才能進行持續的成長（sustained growth），任何走向兩 極化道路的發展，往往造成文化失調或是社會動亂，成為滿懷挫折的一 個時代。我們從五四以來，現代化與傳統的尖銳對立，互不相容，以至 於全面揭棄傳統，終至未能推動現代化，而傳統價值在百般攻擊下亦搖 搖欲墜，便是明顯的教訓。

26 參看，C. E. Black, Marius B. Jansen, Herbert S. Levine 等, The Modernization of Japan and Russia (New York, 1975).

27 中山叢書第一冊，三民主義，96。

28 中山叢書第一冊，三民主義，102。

孫中山在同盟會時代強調恢復中華，認為中國民族之所以生存數千 年，必有其生存的長處，特殊的精神，就是固有的道德、智識、能力，

要保存它、發揚它，他說：「講到中國固有的道德，中國人至今不能忘 記的，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但是現在 受外來民族的壓迫，侵入了新文化；那些新文化的勢力，此刻橫行中 國；一般醉心新文化的人，便排斥舊道德，以為有了新文化，便可以不 要舊道德。⋯⋯從前的忠孝仁愛信義種種的舊道德，固然駕乎外國人，

說到和平的道德，更是駕乎外國人；這種特別的好道德，便是我們民族 的精神；我們以後對於這種精神，不但是要保存，並且要發揚光大，然 後我們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²⁷除此之外，還有智識，「就是大學中 說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我們政治哲學的智識 中獨有的寶貝，是應該要保存的⋯⋯，我們除了智識之外，還有固有的 能力⋯⋯中國發明了指南針、印刷術和火藥這些東西，外國今日知道利 用他，所以他們能夠有今日的強盛。」²⁸就現代化的意義而言，孫中山是 當時最具有其精神內涵的。

前面說過，現代化不是憑空而起的運動，它是在歷史的連續性基礎 上，文化發展創造的過程，這個過程中，肯定一個傳統的存在，不但具 體地體現過去以及歷史，同時也蘊含了對未來轉變的選擇。但是這個傳 統不是一成不變的，特別是在變動劇烈的時代，可能由於內在或外在的 原因開始凋謝萎縮，要解決這個問題，一方面要保留，但不是機械化的 復古，一方面是創新，但不是無根無涯的改造。事實上，保留與改造是 傳統的兩面，而創新與復古也正是創造的兩個途徑。

現代化的社會並不像傳統社會那樣各有不同，因為各個社會所顯現 的現代化特徵大致相同，不過要分辨出這些現代化的特徵並非易事，主 要是大部分的國家尚未進步到完全表現出這些特徵的階段，而且即使在 最進步的國家仍然在現代化的不斷挑戰中，這其實也是現代化能夠震驚 而引人的特點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