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貧政策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之影響—以雲南省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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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立臺灣大學社會科學院國家發展研究所碩士論文

Graduate Institute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扶貧政策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之影響—以雲南省為例 The Impact of Antipoverty-Stricken Policies on the Oper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

The Case of China＇s Yunnan Province

林宏宇 Lin, Hong-Yu

指導教授：吳秀玲博士

Advisor: Wu, Hsiu-Ling, Ph.D.

中華民國 100 年 7 月

July,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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誌謝

這本碩士論文之所以能夠順利完成，得自於太多人的幫助與鼓勵，讓我有足夠的信心與毅力，面對繁雜有趣，卻又寂寞枯燥的論文撰寫過程。在眾多人的協助當中，首要感謝的是我的指導教授吳秀玲老師，不管在學業或生活上，總是不厭其煩地予以我莫大的協助與勉勵，讓我得以朝明確的方向前進；老師，謝謝您！

除了吳老師之外，論文的完成亦要感謝許多老師的鼓勵與支持，雲南大學的施本植院長和熊長虹老師，讓我在赴雲南搜集資料與訪談期間，不管就生活或是學術指導上，總是給予我諾大的幫助；口試委員蕭全政老師與游清鑫老師的指導與建議，則讓這篇論文的邏輯與論述更加完善。此外，亦要感謝大陸委員會中華發展基金會的補助，讓我有足夠的經費和支援，進行移地研究並順利地完成論文。

朋友們的鼓勵，更是支持我得以持續寫作的動力。221 研究室的夥伴們，雅婷、群佩、怡如、玟如、婉馨…等，大夥彼此間的加油與陪伴，讓我在寂寞枯燥的論文撰寫過程中，儲蓄足夠的能量繼續堅持下去，不管是夜半時分和群佩、怡如的苦中作樂，抑或是和雅婷在吞雲吐霧間的心情抒發，大家對彼此的勉勵，都將成為我碩士生涯中的美好回憶。另外，慈育學姐和芝維學姐的鼓勵與討論，總是激發我的靈感，讓乾枯的思緒有了新的活力，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當一輩子的

「酒肉朋友」。除了研究所的同學之外，大學同學、社團夥伴、高中麻吉、乃至於在外的朋友們，你們的關心與支持，無不是鼓舞我的重要力量，由於要感謝的人太多太多了，族繁不及備載，套句老話，那就感謝天吧！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我要感謝父母與家人的支持。對我而言，家人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正因你們無怨無悔的協助與付出，讓我得以無後顧之憂地完成學業、論文，並順利取得碩士學位。現在，我最想跟爸爸媽媽講的一句話：

「您的兒子終於拿到台大碩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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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 1980 年代農村基層民主在中國大陸開展以來，許多學者相繼投入此課題的研究，探索經濟發展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更是許多學者所採取的研究途徑，依循此途徑的若干研究中，多以經濟發達的東部沿海省份的農村為研究標的，對經濟較落後的西部內陸農村的則付之闕如。近年來，隨著扶貧政策在中國西部內陸省份的實行，西部農村的經濟快速增長，筆者遂以實施扶貧政策為主要農村政策的雲南省為標的，探討扶貧政策下農村經濟的成長，對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

本論文以現代化理論及東部省份的農村政經研究成果為基礎，提出扶貧政策有助於農村經濟發展，進而深化基層民主並解決其政治運作中宗族勢力坐大、年輕人口流失之問題的假設，且建立若干政治、經濟探測指標，以文獻分析、深度訪談等方式論證研究假設的正確性，並透過雲南省與東部沿海三省之農村政經發展經驗的比較，歸納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發展脈絡與特色。

研究的實證結果顯示，雲南省扶貧政策的制定與實行存在一定落差，但扶貧政策的實行的確有助於農村公私財富的增加，並藉由經濟利益的分配提高農民對村民委員會和農村公共事務的參與度，進而改善年輕人口外流的問題，而宗族勢力坐大的問題在雲南省則不存在；另一方面，村民委員會與鄉鎮政府、黨部的關係，亦反向影響農村的經濟發展。

關鍵字：經濟發展、農村基層民主、扶貧政策、現代化理論、村民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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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1980s, the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has begun to implement in China, and many scholars have put the research on this topic. Investigating the impact of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running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approach taken by many scholars, while taking the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ural areas of eastern provinces as the research target but the economically backward rural areas of western.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poverty-stricken policies in western inland provinces of China, there is rapid economy growth in western rural areas. Therefore, the author take the case of Yunnan province that implement antipoverty-stricken policies as main rural policies as the research target, probing the impact of rural economic growth led by antipoverty-stricken policies on the opera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This thesis based on the modernization theory and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y research in rural areas of eastern provinces to make the assumption that antipoverty stricken policies improve the rural economy, and predicting that the problem of expanding clan force and the outflow of young population can be solved. Furthermore, this thesis established a number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ndicators, and taking the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in-depth interview to prove the correctness of the assumption. In addition, by comparing the rural development between Yunnan, Fujian, Jiangsu and Zhejiang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 of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in China.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is a big gap between formul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Yunnan’s antipoverty-stricken policies, but the implementation of antipoverty policies actually improve the rural economy. Hence, the distribution of economic interest increases the villagers’ participation in villagers committee and public affairs, thereby improving the problem of outflow of young people. There is no problem of expanding clan force in Yunnan. On the other side, good relation among villagers committee, township government and communist party or not may also affect the development of rural economy.

Keyword: Economy Development, Rural Grassroots Democracy,

Antipoverty-Stricken Policies, Modernization Theory, Villagers Committ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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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錄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 誌謝………. ii 中文摘要……… i ii 英文摘要………. iv 第一章緒論………P.1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P.2 第二節背景概念與相關理論………P.5 第三節中國農村政經文獻檢討………P.19 第四節研究設計、方法與限制 ………P.24

第二章中國扶貧政策與農村基層民主制度的流變與關聯 ………P.37 第一節中國扶貧政策的流變………P.37 第二節農村基層民主制度的流變………P.47 第三節經濟發展對基層民主影響的關聯性指標………P.73 第三章雲南省扶貧政策的實施與成效………P.85 第一節雲南省扶貧政策的沿革與內容………P.85 第二節扶貧政策在雲南農村的推行—以甲、乙兩村為例說明…………P.97 第三節當前雲南省扶貧政策的主要問題………P.110 第四章扶貧政策下經濟發展對農村基層民主的影響………P.115 第一節雲南省農村基層民主的歷程與運作—以甲、乙兩村為例分析…P.115 第二節經濟發展對農村基層民主的影響—以甲、乙兩村為例論證……P.132 第三節雲南經驗與東部沿海三省之比較………P.151 第五章結論………P.165 第一節雲南省農村基層民主的運作特色………P.165 第二節研究發現………P.170 第三節後續研究建議………P.175

參考書目………P.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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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錄

附錄一、雲南大學經濟學院農村發展中心學者訪談………P.192 附錄二、雲南大學公共管理學院學者訪談………P.194 附錄三、雲南省政府台灣事務辦公室官員訪談………P.196 附錄四、雲南省慈善非營利組織負責人訪談………P.199 附錄五、雲南省昆明市西山區政府扶貧辦官員訪談………P.202 附錄六、雲南省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學者訪談………P.204 附錄七、雲南省(甲)村主任及鎮書記訪談………P.208 附錄八、雲南省(甲)村黨書記訪談………P.212 附錄九、雲南省(甲)村 K 姓村民訪談………P.217 附錄十、雲南省(甲)村 L 姓村民訪談………P.220 附錄十一、雲南省(乙)村村官訪談………P.223 附錄十二、雲南省(乙)村主任兼黨書記訪談………P.228 附錄十三、雲南省(乙)村 O 姓村民訪談………P.233 附錄十四、雲南省(乙)村 P 姓村民訪談………P.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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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目錄

圖一、本研究假設圖………P.28 圖二、村委會組織圖………P.54 圖三、村委會與村黨部關係圖………P.64 圖四、農村經濟對基層民主影響之因素分析流程圖………P.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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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目錄

表一、1987 年和 1998 年村委會組織法規之比較………P.59 表二、雲南省與中央扶貧政策各階段重點之比較………P.93 表三、硬體公共財在雲南省甲、乙兩村的實施比較………P.107 表四、軟體公共財在雲南省甲、乙兩村的實施比較………P.107 表五、2000~2010 年雲南省甲、乙兩村扶貧經費與經濟發展之比較…………P.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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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緒論

中國自改革開放後經濟高速發展，迄今已成為全球的經濟強權之一¹；然而伴隨著經濟實力對全球影響力的增強，中國政治的民主問題是否因隨著經濟的成長與轉型而有所突破，亦被西方社會所長期關注。中華人民共和國自建政以來，

以黨領政一直都是中共統治的政治基礎，從 1982 年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以下簡稱「人大」)所通過的憲法即可了解，該憲法第一條第二款明載：「社會主義制度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度。禁止任何組織或個人破壞社會主義制度」，在此立國前提之下，共產黨以獨占姿態主導中國的政治發展已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文的前提²，甚至已經深化為中國政治的重要內涵。也因為中共對人權和民主觀念的認知和西方式的人權民主有著強烈的落差³(劉青，1998：81~87)，

再加上以黨領政的政治文化，西方式的競爭性民主模式一直無法在中國落地生根，甚至被視為挑戰中國共產黨專政、顛覆中國社會的資產階級工具。正當西方民主國家視中共為鞏固其專政地位、壓制民主發展的威權同時，一股由上而下的民主改革卻在中國經濟改革的過程中，漸漸地往農村地區紮根，即是所謂的「基層民主」。基層民主的發展對中國社會，特別是農村，其影響更是廣泛而全面，

由於受此制度改革所影響的農村人口比例甚高，故不能忽視基層民主對中國社會的影響力。加上中國官方廣泛地推行基層民主，西方民主國家、乃至於台灣，都視基層民主為中國政府民主化的契機，進而受到許多東西方學者的廣泛討論，並於 90 年代達到研究的高峰熱潮。可惜的是，實行基層民主的農村僅為自治團體，

1 直至 2010 年，中國的經濟總量已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BBC 中文網 http://www.bbc.co.uk/zhongwen/trad/business/2010/01/100121_china_economy.shtml。瀏覽日期：

2011/06/22。

2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序文第七段：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利和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就，是中國共產黨領導中國各族人民，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指引下，堅持真理，修正錯誤，戰勝許多艱難險阻而取得的。我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國家的根本任務是，沿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路，集中力量進行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中國各族人民將繼續在中國共產黨領導下，在馬克思列寧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理論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指引下…等略。

3 西方式的民主立基於個人主義以及權力制衡，然而中國的認知乃以發展權和生存權為民主人權的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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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不屬於國家政權機關，一旦將競爭開放式的選舉提高至屬於政權機關的鄉鎮政府，即遭受到中央政府的反對及抑制，更遑論實行全國性的公開普選，達成全面的民主化。在體認到基層民主僅被限制在農村實行，而無法更進一步提升層級進而帶動中國民主化的情況之下，近年來西方社會、乃至於台灣著手探討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研究日益趨少，僅剩中國的國內學者多所著墨。即便農村基層民主已經無法加速中國的民主化，但從農村政治、社會動態，乃至相關政策面向著手研究，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依舊具有社會科學的研究意義，特別是針對近年來經濟急速成長下農村政治權力結構變化的析論。

第一節研究動機與目的

中國自 1979 年改革開放以來，經濟的急速成長對其社會和政治造成莫大的衝擊，特別是 1980 年代以降政府在農村實行的一連串扶貧政策，除了解決農民的溫飽問題並帶領農民脫貧致富外，經濟取向的扶貧政策在實施過程當中也改變傳統農村社會的態樣，扶貧資源及利益的分配，擴大農民對公共事務的參與，進而影響農村基層民主的運作模式，改變農村的政治結構。改革開放早期的經濟發展著重於東部沿海地區，西部內陸省份，特別是農村地區則相對處於貧困的經濟弱勢，然而自 1999 年開始，中國實行「西部大開發⁴」政策大規模地開發西部地

4 1978 年中共第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中國大陸開始進入了經濟改革開放的時代。在鄧小平「兩個大局」的指示領導下，中國在六五計劃及七五計劃時期，經濟發展策略由原先總體均衡但卻忽略效率的發展，轉向重點支持由沿海地區先行發展，而內地省份則提供其工業基礎、能源和材料支援沿海地區經濟發展；待沿海省份之經濟條件至一定基礎後，則需依其優勢和能力回過頭來支援幫助內陸省份發展其社會經濟建設，以追趕上內陸和沿海省份的經濟差距，參閱蔡中民，2002：

49。在鄧小平「兩個大局」的理論指導下，沿海省份於改革開放的前二十年期間快速發展，拉大東西部之間的經濟差距；至 1998 年止，中國東部省份的人均 GDP 達 9483 元，是西部地區的 2.3 倍，參閱李善同，2003：4；為了消弭中國東西部之間的發展差距和依循鄧小平兩個大局的理論原則，中共中央遂於 90 年代後漸漸強調加強西部開發、以落實經濟平衡發展原則的重要性；1999 年，國家主席江澤民於多次場合發表開發西部的重要講話，並於 1999 年 9 月 22 日中共第十五屆全國代表大會四中全會通過《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若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正式宣告西部大開發政策的開展。1999 年底，中國國務院總理朱鎔基前往西部省份進行考察研究；2000 年，國務院西部地區開發領導小組和西部地區開發辦公室相繼成立運作，西部大開發政策的推行正式組織化；爾後，西部大開發更成為中國中央發展總體經濟均衡的重要策略。在西部開發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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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進一步推動西部省份的經濟成長，並同時依《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0~2010》於全國農村地區投入資源實行新一階段的扶貧政策，西部的農村地區在扶貧與西部大開發此二政策的雙重帶動下，該經濟條件亦有所提升、改善，

村民與村幹部如何藉由村委會的政治平台進行協商討論，並分配扶貧政策所帶來的經濟資源及利益，無不影響並改變以往農村基層民主既有的運作模式。因此，

在不以基層民主是否將促進中國全面民主化，而單純以微觀的視角探究農村扶貧政策所帶來的經濟成長與利益，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即有助於洞悉中國農村在經濟急速成長過程中，其社會及政治結構的動態變化。

在政治學的各種研究途徑中，探討政治和經濟二者之因果關係的政治經濟學途徑亦長期被政治學者和經濟學者所運用，一般來說，大致上可分為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民主有助於經濟發展、經濟發展並不一定有助於民主、民主並不一定有助於經濟發展等四種研究途徑(郭承天、吳煥偉，1997：77~82)，而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的產生或鞏固，則是被最早提出、系統化並且廣泛探究的研究途徑 (S.M.Lipset，1959；Kennith Bollen & Robert W. Jackman，1985；Larry Diamond，

1992)。九零年代以後，由於改革開放後中國大陸的經濟成長有目共睹，因此以經濟有助於民主的途徑，即探討經濟成長對村民自治的影響遂逐漸成為研究農村基層民主的方法之一，如西方學者 Kevin J.O＇Brien(1994)、Jean C. Oi(1996，

2000)、Susan V. Lawrence(1994)、Tianjian Shi(1999)等探討農村經濟條件對基層民主運作的關係、我國學者徐斯儉(1999)探討農村經濟型態對農村自治的影響、抑或是旅美學者牛銘實(2003)直接探討農村經濟因素對村民自治發展的影響…等。檢閱眾多探討經濟對中國農村基層民主之影響的學術著作後不難發現，

由於中國的經濟因由東部沿海省份開始發展，因此上述學者多將研究的關懷眼光

的規劃下，重慶、四川、貴州、雲南、西藏、陝西、甘肅、青海、寧夏、新疆、廣西、內蒙古皆為西部大開發所涵蓋的省份；值得注意的是，西部大開發的政策重點並非只是單純的經濟發展和工業建設，其更包含了生態環境保護、調整產業結構、基礎建設發展、農村扶貧、文化教育等子政策，因此西部大開發可被視為中國以中央政府之全力，促進西部省份各領域發展的政策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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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至東部經濟較為發達省份的農村地區，且多以橫斷研究，即斷面的時間序列探討經濟程度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較缺乏以深度訪談，長期縱貫的回溯性研究。面對西部省份農村民主自治研究的普遍缺乏，且研究方式多以橫斷研究的情況下，遂引發筆者想以中國西部省份的農村為標的，並透過縱貫時間序列的研究方式，即以深度訪談等方式回溯過往基層民主運作的歷史經驗，藉以探討西部農村近年來在經濟成長的動態過程中，對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性。

然而，當探討促使農村經濟成長的因素條件時，絕對不能忽視「扶貧政策」

的重要性，該政策為中共政府自改革開放後，為促進農村地區脫離貧窮，加快經濟成長力道、弭平農村與都市經濟差距之各項施政作為的政策統稱；中國的農村地區，特別是西部偏遠省份的農村，在其資金、人力資本、生產等各項經濟條件皆屬於市場弱勢的情況之下，透過文獻的檢閱及筆者親自的走訪調查，亦發現政府扶貧政策的實施確實是帶動農村經濟成長的主要力量，特別是配合西部大開發政策，自 2000 年所開始實施的《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 2000~2010》的幫助最大。由於探討農村經濟條件對基層民主之影響的文獻繁多，但蒐集瀏覽相關學術著作和學位論文後，筆者發現文獻幾乎多以農村當前的經濟狀況做為研究的自變項，以政策面切入探討的學術著作則近乎其微，此發現遂引發筆者極大的動力和企圖心，希冀能以此課題作為本論文核心，探討政策誘發經濟成長的過程中，

中國西部省份農村基層民主運作的動態變化。然而在西部眾多實行扶貧政策的省份當中，筆者在蒐集資料的過程中也發現，雲南省由於其農村的貧困人口眾多、

經濟條件較為落後的情況下，該省實施扶貧項目的比例甚高，且扶貧政策亦是該省的重點施政要點；因此，在筆者指導老師的引薦下，筆者遂於 2010 年獲得行政院陸委會中華發展基金會的補助，並於該年夏天接受雲南大學經濟學院的指導，前往雲南省進行為期一個半月的研究考察，除至農村蹲點外，亦訪問當地有關扶貧政策及基層民主的政府官員、學者、與民間單位，希望能獲得多方的觀點資訊以殷實研究素質。是故，在雲南省以實施扶貧政策作為省內的重要農村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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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且在指導老師的協助下能親自至該省進行研究的雙重條件下，筆者遂以雲南省為標的，進行該省扶貧政策對農村基層民主影響的研究。

第二節概念背景與相關理論

本論文旨在探討中國雲南省扶貧政策之實施，對農村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

鑑於中國特殊的發展模式，本節首先闡明貧困的定義與成因；繼而論述中國有別於西方國家的獨特民主觀，以此作為後續探討扶貧政策與農村基層民主的概念背景；接著則討論相關政經發展理論，以作為本研究的理論依據。

一、貧困的定義與成因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1949 年建政以來，農民一直穩居全國人口比例當中的主體地位；即便改革開放後，在總體經濟持續增長，產業結構不斷調整改變的情況之下，農民占全國人口數的比例逐漸下降，然而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的統計，至 2007 年中國農村人口的比例仍占全國 13 億人口中的 56%⁵。在面對廣大的農村人口，特別是貧困地區的農民，如何扶持他們脫離貧困邁向小康，是自鄧小平以來歷屆中國領導人的施政重點，也是穩定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前提基礎(孫迪亮，

2004：52~54)。然而，在了解中國以農民為人口主體，而政府亦努力扶持農民脫離貧困的同時，令人不禁感到好奇的是，究竟是甚麼原因導致中國，乃至於雲南省廣大農民的貧困？而農民貧困的程度又究竟為何？此在探討雲南省扶貧政策之前須先釐清，並針對貧困的定義，以及造成農民貧困的原因進一步說明。

5 新華網，國家統計局：中國農村人口占總人口 56%。

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10/22/content_6921882.htm。瀏覽日期：2011/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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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貧困的定義

貧困的概念最早在 19 世紀末，由英國的朗特里(Rowntree)及布思(Booth) 所提出，他們認為一定數量的貨物和服務對個人及家庭的生存乃屬必須，倘若缺乏經濟能力以獲得這些資源及服務，而影響個人及家庭的生存時，即為貧困(蔡葵，2006：5)；而世界銀行也在《1981 年世界發展報告》中指出，當某些個人、

家庭或群體沒有足夠的資源去獲取其社會所公認一般都能享受到的飲食、生活條件、參與某些活動的機會，就是處於貧困狀態；而《1990 年世界發展報告》中認為，缺少達到最低生活水平的能力即為貧困(肖迎、黃懿陸，2009：62)；。因此綜觀上述，貧困可被視為缺乏獲取維持個人或家庭生存及一定生活條件的經濟能力。

然而，貧困並非是絕對性的概念，其因個人或家庭經濟條件及能力的不同，

大致上又可分為絕對貧困及相對貧困的兩種貧困狀態。所謂的絕對貧困，乃指個人或家庭的收入低於維持其成員溫飽而所必需的支出，無法滿足基本的生存條件；而相對貧困乃指個人、家庭或群體已解決飲食溫飽的問題，但其生活水準仍遠遠低於社會的平均標準(趙俊超：2005：2)⁶，無法滿足基本生存以外的社會需求。本論文將於後述使用絕對貧困及相對貧困此兩概念。

(二)農村內部貧困的發生成因

貧困的發生原因是人為與自然相互影響的動態歷史過程所致，因此在不同地區，因其不同的人為背景、自然條件等主客觀因素交互影響，而產生不同的貧困狀態。即便產生貧困的原因有其複雜性而不能概括而論，但仍可就貧困的人為背

6 相對貧困的概念較符合世界銀行於《2000 年世界發展報告》中對貧困的定義：貧困不僅單指低收入或低消費的群眾，更包含教育、醫療衛生、營養及人類發展的其他領域取得較少資源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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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及自然條件進行分析，探討各別因素對產生貧困的影響性。根據中國學者趙曦、趙俊臣等人的分類，中國農村內部誘發貧困的主要因素大致如以下四點：

1. 生態脆弱、生存環境惡劣

中國貧困地區主要分布在高原高寒區、沙漠荒漠區、喀斯特地形區、黃土高原嚴重土壤流失等不利農業耕種的區域，這些區域由於獨特的氣候和地形，以及植被稀少的緣故，其環境抵抗人類活動及外界干擾的承受力較低，環境系統的自我修復能力也較為脆弱；故在此情況下，人類的農業活動在此區域的發展也就遭到進一步的限制，產量和農業品質亦較為低落，因而當地以農為生的農民，其經濟條件和生活水準亦隨著自然環境的限制而呈現貧困的狀態。然而，在經濟貧困下，人們亦只能向自然環境進行更大規模的掠奪性開墾，而這又導致了更加惡性的貧困，形成一個貧困→開墾→生態環境惡化→更加貧困的惡性循環(趙俊超：

2005：5)，即所謂的 PPE 循環模式⁷。在此循環之下，生活在生態敏感區的農民，

其貧困程度亦會隨著環境的破壞而更加惡化。根據調查，西部省份因生態環境惡化而造成水土流失的農村貧困地區，歷年來水土的總流失面積達 104.7 萬平方公里，佔全國水土流失面積的 80%以上，其中又以西南地區最為嚴重(聶華林、張濤、馬草原，2007：299)，故由此可證，中國西南省份貧困地區，其自然環境的惡劣程度。

2. 自然災害頻繁

自然災害的產生，其肇因往往是自然環境的失調與破壞所致。生態脆弱的敏

7 PPE 模式由葛蘭特(Grant)於 1994 年提出，是一種分析貧困落後地區貧困與環境退化關係的理論模式。PPE 惡性循環是指貧困(Poverty)、人口(Population)、環境(Environment)之間所形成之互為影響的因果關係，其循環表現為”貧困→人口過度增長→環境退化→更加貧困”。參閱聶華林、

張濤、馬草原，2007：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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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地區，由於深處內陸、植被少、人為過度開墾、土壤流失嚴重等各項因素，往往導致不雨則旱、遇雨則澇的自然災害產生；近年來，更由於內陸土地沙漠化程度嚴重的問題，往往到了春天播種之際，亦常常產生沙塵的危害。由於自然災害多發生於生態環境失衡的地區，即便有心進行環境復育，但在復育已彌補不了對環境所造成的破壞時，一旦發生水災、旱災、土石流、蟲害等自然災害，除加劇原有貧困農民的貧困程度外，更常使剛剛脫離絕對貧困的農戶又再次地陷入貧窮，即是所謂的返貧現象，根據學者的研究，有些地區因災害而返貧的比例更高達 30%以上(趙俊臣，1997；26)，由此可見自然災害對貧困產生的重大影響。

3. 基礎建設薄弱

根據 2006 年中國國家統計局農村社會經濟調查司的農村貧困監測的數據顯示，由於水利建設的不足，中國農村貧困人口之安全飲水的比例比全國低約 13 個百分點，其耕地的有效灌溉面積更僅為全國平均的 52.3%，貧困地區的農村其人均糧食產量更僅有全國平均水平的 45.5%(趙曦：2009：162)，即便足夠溫飽卻無多餘農作可以販賣改善經濟條件。此外，由於交通道路、能源電力、通信建設等基礎建設的薄弱和缺乏，除阻礙貧困地區資源開發及產品運輸外，更使得外界欲進入該地區進行救助的困難性增加。因此，道路、供水、供電、通信等基礎建設的落後，不僅使貧困地區獲取外界訊息、資金、技術等各項資源受到限制，

更阻確其銷售農產品進入市場的管道與機會，阻礙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

4. 文化教育落後

由於貧困地區的地理位置多處偏遠，經濟程度落後，因此教育資源投注少，

農民的文化教育程度遠遠落後於全國平均。根據 2007 年中國國家統計局農業社會經濟調查司的數據顯示，2006 年中國貧困人口的人均受教育年限比全國平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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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 1.3 年，而 18.9%的文盲率更比全國平均高近 10 個百分比(中國農村貧困監測報告，2007：15)，而貧困農民教育程度的缺乏，更影響其吸收新科技、資訊，

改善其生活品質的能力。然而上述問題的產生，往往肇因於貧困地區教育經費的短缺，進而導致教學設施的破舊、教學資源的缺乏，甚至產生小學畢業的老師教小學的情形，而這都使得貧困地區的教育素質低落惡化，使得該地區的人力資源無法進一步提升改善經濟條件。

學者們針對中國農村貧困的發生原因，提出以上見解；然而，上述四項因素是否能夠完全解釋雲南省農村貧困的發生原因？茲舉幾位長期關注雲南省農村貧困問題之學者的研究見解，將有助於佐證農村貧困致因在雲南省的適用。李國華認為，自然環境的惡劣與基礎設施的缺乏，是導致雲南省農村貧困的主要原因 (李國華，1997；492)；雲南社會科學院的趙俊臣則認為，導致雲南省農民貧困的原因多為生態災害所造成的返貧現象、自然環境的惡劣、基礎建設薄弱所致(趙俊臣，1997：26；郭正秉、袁德政、趙俊臣，1990：44~46；趙俊臣，2005：323~325)；

西南財經大學的朱明熙則認為，頻繁的自然災害、意外的產生、與教育的缺乏，

是造成雲南省農村貧困的主因(朱明熙，2008：65~67)；雲南大學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的研究則發現，自然環境的限制與農民教育素質的低下，是導致雲南農村貧窮的關鍵(肖迎、黃懿陸，2009：66~69)。綜觀上述關懷雲南農村的學者研究即可發現，該省農村的貧困致因大致與全國農村相同，不外乎出於上述四項致貧因素。

即便學者歸納統合出四項造成農村貧困的原因，但仍有一點需注意的是，之所以造成農村的貧困，往往是各項人為及自然因素並立共存、交互影響所致，並非單一因素或原因即可完全解釋雲南農村的貧困狀態；因此若要完全解決農村的貧困問題，就需要全面性的考量各因素對農村貧困的影響性，制定多面向的扶貧政策，才能有效抑制農村貧窮的發生率。

(19)

一、中國社會主義的民主觀

在民主概念的發展過程中，西方式的民主概念一直以個人主義為其基礎內涵，假設民主決策乃以個人為單位，強調個人理性以及積極參與政治的重要性，

且個體之自由權和人權不容國家及他人的侵犯(張明貴，2003：ch2)，且在個人自由的前提下，每個人應該在法律的保障下享受平等的政治權力(Reynolds，

2002：119)；深究民主理論的美國政治學者 Dahl，更對民主界定了五項標準，

分別為有效的參與、投票的公平、充分的知情、對議程的最終控制、和成年人的公民資格⁸(Dahl，1999：42~43)；而另一位學者 Larry Diamond 則以十個詳盡要件界定民主⁹( Diamond，2008：22)，由於民主的深層意涵難以描述，因此當前學者定義民主的條件多以技術性的手段陳述，即定義應以何種手段、方式實行政治運作才堪稱民主。和上述西方式民主定義不同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自 1949 年建政以來，其雖號稱民主共和國，但由於其獨特的社會與政經背景，及深受馬克思主義等意識形態的影響，其對民主概念的解釋卻和西方式民主大相逕庭，而其中最為不同之處，乃中國政府強調集體主義式的民主，而非一般所熟知以保障個人自由為前提的民主概念，而當前中國政權機關乃至於屬於自治團體的農村地區，無不深受集體主義式民主的蘊含及影響。

8 在 Dahl 於 1999 年提出這五項普遍標準之前，他早在 1977 年就提出了八項民主政治應具備的要素如下：結社的自由、言論的自由、投票的自由、政治領袖競爭大眾支持的權利、競選公職的權利、獲取資訊的權利、自由與平等的選舉、以投票表決政府的決策等(Dahl A. Robert，1997：

1~5)。1982 年他亦提出七項民主的具體指標：民選的政府首長、公平而定期的選舉、公民投票權、公民的被選舉權、言論自由、新聞自由、集會結社自由。參閱 Dahl，1982：10~11。

9 Larry Diamond 界定的十要件為：(1)公民擁有信仰、意見、言論、廣播、出版、集會、請願、

示威、上網等自由。(2)各民族、宗教、種族皆擁有宗教、文化自由，並平等參與政治的權力。(3) 法定成年人擁有投票及競選公職的自由。(4)公開且競爭性的選舉。(5)法律之下人人平等，且法律是眾所皆知、穩定、且不溯既往的。(6)中立且獨立不受干預的司法機構。(7)公正的司法程序和個人免於受虐、干預、不當羈押及放逐的自由。(8)民選的行政官員需受立法、司法等具獨立自主性的組織單位監督。(9)提供多元且豐富的資訊來源，且有別於國家單位的組織，伴隨著活力充分的公民社會，組成多元化的社會型態。(10)軍事及國家安全系統應由選舉產生的文官所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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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論述集體主義的民主概念前，須先提及群眾路線對中國民主概念發展的影響。不諱言地，中國共產黨靠群眾運動起家，因此群眾路線對於中共政治一直有著不可抹滅的意義，而其更影響了中國官方對民主概念的解釋，及辯證集體與個體之間的民主關係。群眾路線強調人民群眾積極地參與國家和社會的公共生活，

這樣的論述似乎和古典民主主義並不相違背，然而群眾路線是又如何被論證為集體主義式的民主觀呢？翻閱中共的建政史，不難發現這樣的辯證論述早在 1954 年中共制定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前，已有相關的論述。當時劉少奇說道：

「我們的國家可以鼓舞廣大的人民群眾積極地參加國家和社會的公共生活，並且使人民群眾從集體主義的觀點出發，在公共生活中自覺地遵守他們對國家、對社會應盡的公眾義務，這是我們人民民主制度符合人民意義的證明，人民群眾是否因為有了集體主義，盡了對國家、對社會的義務，就喪失了個人利益和個人自由呢？當然不是的，在人民民主制度和社會主義制度下，人民可以體會到國家社會的公共利益和個人利益是不可分的，是一致的」(劉少奇，1982：162~163)。

從劉少奇的論述當中，即可發現群眾路線雖強調人民積極參與，但在社會主義的前提下，仍需以服膺集體主義為原則，方能獲得集體利益和個體利益的雙贏局面，而這樣的論述也在改革開放後，因鄧小平的談話而更加深化為中共對民主意涵的解釋。鄧小平於 1979 年 3 月 30 日曾談道：「在社會主義制度下，個體利益要服從集體利益，局部利益要服從整體利益，暫時利益要服從長遠利益，或者叫小局服從大局、小道理服從大道理，我們提倡和執行這些原則，絕不是不重視個人利益、不注重局部利益、不注重暫時利益而是因為在社會主義制度下，歸根結底，個人利益和集體利益是統一的，局部利益和整體利益是統一的，暫時利益和長遠利益是統一的」(鄧小平，1987：21)。

從群眾路線到集體主義，中共官方以及民間對政治參與的民主觀念解釋深受上述論證的影響，甚至影響其人權觀，乃至於當今胡溫政權所提倡之社會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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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諧為當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最高原則，皆可看集體主義的影子。然而，在已熟悉西方式以個人自由為民主政治前提的我們，不禁提出以下幾點疑問：個人利益和自由如何和社會的集體利益統一且相互結合？再者，此論述的基本假設是個人和國家間的利益是相同一致的，但為何在國家與個人利益相同一致的情況之下，

需以國家的集體利益為前提，而非個人？最後，關於國家與民眾利益、自由的本質究竟為何？官方的論證都無詳加說明。但不可否認的是，即便存在這樣的矛盾，集體主義的民主觀卻早已深化為中國官方和其人民對民主的解釋和認知。

既然集體主義早已深化為中國對民主概念解釋的基礎認知，那麼社會的集體利益，是否隨民意的變動而任意變更，抑或是有其主動性呢？石之瑜教授的論證或許有助於我們理解中國官方解讀集體利益的看法，及其自身於國家社會中的定位：共產黨乃是無產階級之政黨，無產階級政黨和資產階級政黨最大的不同處在於沒有資產，而無資產之人不會為了累積資本而做出僅有利於自己的事；正因為資本乃由全社會所屬，集體利益亦然，故共產黨在無私利的前提下，所做出的決定必定是有益於公利的(石之瑜，1998：18)；因此在集體主義下，共產黨作為社會利益的捍衛者及主導者，進而將集體主義和以黨領政相互結合，強化共產黨專政的合理性。正因迴異於西方式民主的政治文化，因此當我們在探討中國大陸基層民主時，不難發現這樣的政治意涵不斷在農村基層民主的場域出現，以黨干政的政治文化甚至阻遏農村自治的發展，而這也是在探討基層民主之前，須先將其民主觀特別拉出來討論的原因。

三、現代化理論

探討經濟對政治運作之影響與否時，眾多學者從政治經濟學的角度提出許多看法或途徑，論證經濟條件的提升和成長對政治的影響性，而本章節試圖以各理論學說的論證為基礎，分析並擷取適宜之理論途徑以作為本論文的理論基礎，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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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學者對中國農村政經的學術積累，以作為本論文的研究基礎。

本論文以扶貧政策為出發點，探討該政策所帶來的經濟資源與經濟發展對農村基層民主之運作的影響性；因此，探索經濟與民主政治之相關性的理論途徑，

遂成為本論文的學理基礎。一般在探討經濟發展及政治民主之間的關係時，學術討論大致分為以下三種觀點：(1)經濟發展誘發民主、(2)民主政治導致經濟發展、(3)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二者之間並非絕對相關，此觀點認為經濟發展並不一定會導致民主，抑或是民主政治並不一定有助於經濟發展(郭承天、吳煥偉，

1997：77~82)。自 1950 年代以來，上述三種觀點彼此之間相互論戰，探討經濟發展及民主政治之間的相關性；即便上述各觀點對於經濟成長和民主的自依變項之設定和看法迴異，但不可否認的是，上述三種觀點皆以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之間有相關性作為研究前提，進而發掘出兩者之間具有直接，抑或是間接相關性的研究成果。然因本論文的題目設定乃探討雲南省農村扶貧政策(特別是其所帶來的利益資源及經濟發展)對基層民主運作的關係，而非農村基層民主對農村經濟成長或是扶貧政策的影響，因此以第一種及第三種觀點作為本論文的理論基礎較為適宜；另一方面，由於本論文只欲單純探討扶貧政策下經濟發展及民主運作兩變項之間的相關性，其他社會性的結構因素鑒於研究限制尚不納入本論文的討論範疇，因此第一觀點及第三觀點相較，則又以第一觀點作為理論基礎較為適宜。

(一)經濟發展誘發民主

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的建立，此觀點最早由 Lipset 於 1959 年所提出，他認為一國的經濟發展是其民主政治之建立和存續的必要條件(Lipset，1959:69)。

Lipset 以財富、工業化、城市化與教育水準作為經濟發展的指標，利用比較方法論證分析歐洲、南北美洲等國家其經濟發展與民主的關係；在論證的分析過程中，Lipset 認為國家的經濟發展程度越高、人民收入越富裕，允許民主產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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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性也就越高，相對地，以大多數貧困民眾與少數權貴所組成的社會，則可能往寡頭統治，或是暴民政治的方向前進(Lipset，1998：27~34；馬奔，2006：11)，

而 Lipset 第一次針對各國經濟發展與民主政治之間的大規模調查研究所得到理論觀點，則開啟了現代化理論(modernization theory)之濫觴。現代化理論的核心概念認為，隨著市場經濟的發達和所得的提升，經濟條件的改善和社會發展終究會帶來政治開放及民主化(吳玉山，1998：443)。而 Robert A. Dahl 亦認為，

現代化和財富的累積等因素對民主的發展有所貢獻(George Sorensen，1998：

36)，一個國家的社會經濟水準越高，其越有可能是個民主國家；Daron Acemoglu 則認為經濟發展有助於民主的原因在於經濟發展下所產生的中產階級，因充足的教育及經濟資源，有利於自決意識的覺醒，形成市民社會挑戰威權體制，進而促進並鞏固民主(Daron Acemoglu，2008：29~30)。

一般而言，經濟成長為何有助於民主政治的建立或維持，Diamond, Linz, Lipset 認為大致上可歸納成下面五大因素(Diamond, Linz, Lipset，1995:

22~23)：(1) 經濟發展擴大社會財富、持續增加的財富可減緩下層階級的相對剝奪感，維持社會及政治的穩定；由於國家和人民財富的增加產生更多的公共或私人資源於社會中重新分配，使得社會底層的貧困民眾從中獲利，進而減少對極端意識形態的信仰，如無政府主義等，有助於社會及政治的穩定(Lipset，1998：

34~39；馬奔，2006：12)。 (2) 經濟發展擴大中產階級的規模，而中產階級為維護自身利益的前提下，多會維持現況下的民主運作，並逐漸要求政府享有政策上的發言權，通過組織利益團體或是支持較為溫和中立的政黨，來行使中產階級的政治權力，並抑止極端反民主的政治勢力產生(Lipset，1998：38)。(3) 經濟發展會改變階級結構，在改變的過程中促使民主價值產生，而社會的富裕更會擴大提升人民的教育水平，進而藉由教育認識民主的價值；一旦民主價值逐漸深化為人民所共識的政治文化，則民主政治將會更加鞏固難以推翻(Inglehart, Ronald，1988：1203~1230)。(4) 經濟發展促使日漸分化的社會與經濟體系，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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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得獨立的組織增加，國家機器將越來越難以控制日益複雜的社會體制與團體，因此只能藉由公民社會組織彌補政府與家庭社會之間空白，而這又進一步削弱國家的能力，增進人民的力量(韓祿，2010：48)。(5) 高度經濟發展使一國與國際經濟社會的接軌程度更加緊密，西方民主國家的民主政治理念隨著緊密的世界貿易擴散至其餘非民主國家，而這亦有利民主思潮的散播(韓祿，2010：48)。

中國農村基層民主乃因 1979 年中國的經濟改革和市場私有化所誘生的社會變革，因此中國的經濟革新可視為農村基層民主的重要生成條件，因此基於經濟成長促進民主政治之產生的基礎上，以現代化理論探討農村經濟成長對農村基層民主的影響，並無不適切之處。

(二) 現代化理論的「內源說」與「外源說」

早期現代化理論學者在探討經濟成長及民主誘發兩者之間的變項關係時，多著重於經濟因素是否能增加民主政治「建立」的機會，然而依據 Przeworski 等人以 135 個國家近 40 年的發展歷程為材料的研究調查卻顯示，經濟發展和民主政治的「建立」並無明確且可靠的因果關係，反而是與民主政治的「鞏固」具才有正相關(Przeworski, Alvarez, Cheibub, Limongi，1996：39~55)。因此，根據 Przeworski 和 Limongi 等人對現代化理論的解釋，他們認為在現代化理論發展的脈絡化過程中，探討經濟成長對民主運作之關係的觀點，應該分為內源說 (endogenous)和外源說(exogenous)此二說法，而所謂的外源說才是正確的。早期以 Lipset 為主的政治學者，多著重探討於經濟的成長與發展是否能增加民主政治「建立」的機會，即是 Przeworski 和 Limongi 等人所述的「內源說」

(endogenous)，如 Moore 在《民主與獨裁社會起源》一書中即強調，沒有經濟發展所產生的中產階級，就不會有民主制度的建立(Moore，1991：42)。然而此說帶有強烈的經濟決定論的色彩，即認定一個國家需經濟發展到一定程度，才有建立民主政治的可能(李欣儒，2003：8)；在此觀點下，極易產生為威權政府辯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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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失，因為一個新興國家首先需要發展的是經濟而非民主政治，該觀點認為在威權體制下，只要威權政府能妥善發展經濟，那麼只要經濟發展至一定成果即可自然轉型為民主政體(Przeworski,Adam,Alvarez,Cheibub & Limongi，2000：

89)，威權政府在該國經濟發達前並無進行政治變革的可議性。

內源說的理論觀點，在近期現代化理論的發展過程中，多被學者所攻擊捨棄，認為此觀點有安於保守現況、為威權政體辯護之嫌，為解決內源說的問題，

近期的現代化理論學者，如 Przeworski 和 Limongi 則認為應該將論述著重於「外源說」，即穩定且持續的經濟發展，將有助於民主的「存續」(maintaining)，並且深化民主的成熟度；即便經濟發展並不一定會建立民主，但將促使已建立的民主體制存續得更好更持久(Przeworski,Adam, Limongi,1997:155~157)；Muller 對新興民主政體的研究結果也顯示，倘若國家經濟高度發展的利益只操控並獲益於少數的既得利益者手中，無法藉由國家的力量進行公平的財富分配的話，多數貧窮的人民在強大的相對剝奪感之下終將以暴力手段推翻民主政府，進而重新產生威權或是共產政權(Muller，1995：968)，更反證說明了唯有良好且公平的總體經濟發展，才能維持民主的存續，反之則可能破壞民主而非建立民主。現代化理論的外源說強調，民主的誕生和存續應該是兩項獨立事件，不可混為一談，

Huntington 就認為，民主政治的建立涉及諸多不同因素，經濟發展只是眾多變因的其中之一而已，但良好的經濟發展和較高的人均收入，確實有助於民主運作的存續，但並非是建立民主的唯一條件(Huntington，2008。P.82~91)。此外，

近期的研究亦指出，經濟發展的過程中，人均收入和民主存續的機率有著高度的相關性，當人均所得逐漸上升時，民主存續的機率也會隨之上升，因此人均所得的增加的確更加鞏固民主的存續。(Przeworski,Adam, Alvarez, Cheibub &

Limongi，2000：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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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威權穩定理論

另一方面，在經濟發展影響政治民主與否的觀點中，和現代化理論持反對觀點的是威權穩定理論(regime stability theory)，此理論認為威權體制下所產生的高速經濟發展會更加鞏固威權統治，使得威權統治因其經濟成就而更具合法性(Legality)，藉此壓抑民主力量；如 1960 年代的阿根廷和當今的新加坡，這些國家在威權體制下，由政治或經濟精英規劃國家的經濟發展藍圖，輔以威權統治下安定平穩的社會環境，經濟才得以迅速發展，而驚人的經濟發展成果則更讓人民擁護威權政府(George Sorensen，1998：36)；福山亦有相同的看法，他認為東亞國家在現代化的過程中，為了維持「後工業化」的經濟成長，可能會犧牲西方式的民主價值，轉而投入傳統東方威權價值的懷抱(Fukuyama,1993：104)。

政權穩定理論認為，人們的經濟生活境遇決定了他們對威權政權的態度，當威權政權成功實行了經濟改革，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水準後，政治的穩定度就會隨之增加；另一方面，當政權對國內的經濟發展無法滿足人民對物質生活的基礎需求時，民眾要求推行民主的壓力就會大增(吳玉山，1998：454)；除此之外，倘若威權體制下的國家經濟發展至一定程度，在面對短期的經濟危機或是經濟破產而無法有效處理時，亦會迫使威權體制轉型為民主政府(李酉潭，2007：5)。以中國為例，1978 年中共開始經改並獲得高速成長的結果後，第二國際瓦解的國際民主浪潮衝擊不倒她，六四事件也無法對其政權造成撼動，於此無疑是「經濟發展是政權穩定的保證」在中共身上的最佳證明(楊穎超，2007：154)。因此在此理論架構下，經濟穩定且持續的成長是有利於威權政體的鞏固，而不利於民主的發展和存續。

(四) 小結：本論文採現代化理論之「外源說」

綜合前述經濟影響政治的各項理論後筆者認為，就現代化理論內源說、外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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說、威權穩定理論三者作為探討當前中國扶貧政策對農村基層民主之影響的研究途徑，以現代化理論之外源說較為適宜。其因在於，中國農村的民主制度實施，

最先雖肇因於 1978 年的經濟改革成長所誘發產生，乍看之下似乎符合現代化理論內源說的假設，但仍有三項問題導致農村基層民主適用現代化理論內源說的困難性：

1. 現代化理論內源說對於經濟成長誘發民主的推論中，強調經濟發展將導致中產階級所構成的「市民社會」之出現，並對威權政權產生民主化的要求；但回顧中國農村基層民主的產生，則是基於農民對農村公共事務的協調分配，

並無產生類似市民社會的社會結構，更遑論其對國家機器的挑戰。

2. 即使基層民主的產生一開始起因於經濟制度的革新，看似符合內源說的假設，但當前普遍全國性的農村基層民主，乃因中國中央為紓緩基層民眾普遍不滿地方幹部的政治壓力所推廣，而非內源說假定人民因經濟發展而普遍自主向政府要求民主化的運作模式。

3. 當前中國的村級單位屬於自治團體並非官方的政權機關，且本論文只欲探討農村內部的民主運作模式與品質，並不涉及建立民主化政權與否的問題。

此外，威權穩定理論著重於經濟發展對威權體制的穩固性，但前述已述明農村自治組織並非中國的政府單位，且本論文只單純著重於農村內部民主的運作模式，而非經濟成長對當前中國政權的影響，因此以威權穩定理論作為本論文的理論基礎有其適用上的困難；另一方面，即便將農村單位假設為政權機關，但在現今中國農村已有民主選舉和民主決策的事實前提下，則又和威權穩定理論視政權當局應採行威權統治，禁止人民涉入政治領域的假定不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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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上述，即便中國起始的農村基層民主發韌於經濟的革新，似乎符合內源說的理論預測，但雲南省的農村自治的產生卻鑑因於中央及省政府的政策推廣

10，並不適用內源說的假設；另一方面，由於外源說現代化理論著重於經濟成長對於民主發展的影響，在當前雲南省農村當前已有民主運作的前提下，以其探討經濟成長對農村基層民主發展的影響，以外源說作為本論文的理論基礎似乎較為恰當；此外，即使農村組織無關政權，但仍可將其視為基礎的政治單位，以外源說現代化理論進行分析。是故，本論文將採取現代化理論之外源說作為探討扶貧政策對雲南省農村基層民主之影響的理論依據。

第三節中國農村政經文獻檢討

本論文之研究重心旨在論證在扶貧政策下，農村經濟發展對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在分析二者之間的影響前，於此先回顧歷年來中外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

以利本研究的進行。

一、西方學者的相關研究

在西方學者對此課題的研究中，美國政治學者 Kevin J. O＇Brien 首先於 1992 年至福建省考察八個示範農村的村委會後，試圖替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運作模式統整歸納，並統合提出四種村委會模式，分別為「標準式的村委會」

( up-to-standard committees)、「權威式村委會」(authoritarian

committees)、「脫離控制的村委會」( run-away committees)和「癱瘓式村委會」( paralyzed committees)¹¹，其中又以標準式的村委會的基層民主運作最為

10 雲南省農村基層民主的產生過程，可詳見本論文第四章第一節「雲南省農村基層民主的歷程與運作—以甲、乙兩村為例分析」。

11標準式村委會乃指村民參與度高、且村委會也積極執行國家交辦的政策；權威式村委會乃指村民參與度低、而村委會卻積極執行上頭交辦的政策任務，此型的村委會常淪為政府的政策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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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O＇Brien 研究中發現，較為富裕的農村比經濟程度較為貧困的農村更能成功地進行村民選舉，實行村民自治，富裕的農村往往比貧困的農村更符合標準式的村委會模式，論證經濟狀況較好的農村基層民主的運作較為良( O＇Brien，

1994)。然而，O＇Brien 的調查乃是跟隨大陸民政部的官方考察所得，而非獨立性的學術研究，因此其樣本的取樣可能有失公正；另一方面，其研究僅單純陳述 1992 年當時經濟和政治互動的關係，對於近年來中國經濟成長對基層民主影響的論述則無著墨。

和 O＇Brien 的研究論證相反的是，Jean C. Oi 於 1995 年大規模調查中國八省份共 256 個農村後，提出了中國農村的兩種經濟模式：以農業為經濟主體的村落和具有集體經濟企業的工業村落。Oi 的調查後發現，較為貧困的農業村落因村委會的運作對於農民的生計影響重大(如水利設施的建設、糧食補貼等)，因此農民較積極投入村委會的運作中，以捍衛自身利益；而以集體企業為主的工業村落，則因村委會的幹部往往同時擔任企業幹部，握有強大的經濟決策權，因此其可藉此權力排除其他競爭者和鞏固自身權力，而農村居民也因村委會的運作和自身經濟利益的相關性不大，而對投入村委會的選舉意興闌珊，因此 Oi 的研究認為農村的貧富程度和基層民主運作之間呈現反向的負相關(Jean Oi，1996)。

Jean C. Oi 和 Scott Rozelle 於 1996 年針對中國全國八省共 215 個農村再次進行問卷調查，此次研究得出的結論稍異 Oi 於 1995 年第一次的調查研究，其結果顯示農村人均所得越高，村委會的選舉競爭性也就越強，但只要人均所得達到一定程度，則選舉的競爭性不升反降 ( Oi and Rozelle，2000)，因此經濟成長和基層選舉的相關性呈現曲線關係；類似於 Oi 第二次的調查，Tianjian Shi 於 1998 年根據 1993 年的農村經濟數據與 1998 年的村委會換屆選舉進行分析，

脫離控制的村委會乃指村民參與度高，但卻反抗執行政府政策的村委會；癱瘓式村委會乃是居民參與度低、且無力執行官方政策的村委會，此類型村委會的基本功能形同癱瘓。

(30)

亦認為經濟發展程度與基層民主運作良好與否，二者間的函數分布應呈現倒「U」

字型的狀態(Tianjian Shi，1999)。此外， Oi 根據其調查所得到的數據進行分析統計顯示，相較於工業化程度較高的農村，以農業為經濟主體的農村，其村委會較亦成為實質且有效的決策機構，且村民參與村務的程度和村內選舉的競爭性也較高(Oi，2001：438)。令人讚賞的是， Oi 的研究遵守嚴格的統計取樣原則，

並且透過深度訪談等研究方法得到研究結果，但可惜的是 Oi 第一次的研究亦只陳述當下農村經濟程度對基層民主的影響，對於經濟成長的動態過程中農民政治行動的變革亦無所論證；而第二次調查之的數據則過於老舊，引用 1988 年的人均所得套用 90 年代中期的選舉結果，因此有資料引用的時序謬誤，另一方面，

此次研究亦沒有將可能影響村民選舉的其他社會性因素和經濟成長這個變項區隔開來；相較於 Oi 的研究缺失，Shi 則有資料引用之年代錯置的問題(牛銘實，

2003：71)。

二、兩岸學者的相關研究

另一方面，大陸學者和台灣學者亦曾對此相關課題提出看法和研究。武漢華中師範大學的徐勇教授，在其著作《中國農村村民自治》中認為，經濟發展程度高的農村其村民自治較容易規範化，且集體經濟越是發達的村落，越是需要村民自治，其因乃在於具有集體經濟的農村中，因集體經濟的發展和獲利與村民息息相關，因此為保障其權益村民往往投入農村自治，因此其結論為集體經濟越發達、經濟程度越高的農村，民主運作效果越好(徐勇，1997：54)。然而，該書著重於工業化程度較高的農村，對於以農業為主的農村則非其研究的取樣對象，甚為可惜；此外，對於貧富程度不同的農村對其基層民主運作的影響，就其背後的因果關係論證亦稍不足，且更缺乏描繪在經濟成長的動態時序下農村基層民主的變化。

(31)

除了徐勇教授論證農村集體經濟對基層民主運作影響廣泛之外，我國學者石之瑜教授亦抱持著相同的看法，其在《中國大陸基層的民主改革文化篇》一書中的第八章「集體主義的民主」探討經濟發展和農村自治之間的關係，從文化層面的隱含意義探討集體經濟、個體經濟對農村自治，唯可惜此論述著重於集體經濟背後的文化意涵，對於貧富程度差異下的基層民主運作則較無著墨和比較(石之瑜，1998：195~201)。不同於上述學者著重於集體經濟對基層民主影響的探討，

我國學者徐斯儉教授則試圖以集體經濟的「所有權制」和「實體化中介層」¹²的概念探討農村經濟對村委會選舉的影響，並嘗試以農村的經濟型態、貧富狀態和實體化中介層的運作模式進行排列組合，探討農村自治在不同排列組合下的運作狀態，以跳脫以往學者只單獨著重於「集體經濟」的概念框架(徐斯儉，1999)。

徐教授試圖以創新的概念分析農村經濟型態對農村自治的關係對後學深具啟發，但分析其論證過程後，不難發現仍囿於集體經濟的概念，且著重當下的現況分析，而非以經濟成長的縱貫時序探討對村委會運作的影響。

面對東西方學者探討經濟成長對中國農村基層民主之影響的不同論證，杜克大學的牛銘實教授亦曾比較各方學者的觀點，希冀透過訪談調查，試圖總結經濟因素對中國村民自治發展之影響性的論證。牛銘實教授曾於 1998 年透過抽樣，

至中國的八個縣市¹³進行資料蒐集，並透過經濟數據和選舉結果交叉統計得出結論，即村民的人均收入越高，選舉的競爭性也就越大，整體的民主效果也就越好，

這樣的統計結果肯定了 O＇Brien 的假設(牛銘實，2003)，証明經濟程度較好的農村，基層民主的運作則較佳。牛教授的研究論證出經濟因素對農村民主自治的影響性，但其仍以研究當下的農村經濟狀況為背景架構，而非以動態的成長時序為分析脈絡，故仍看不出經濟成長下農村基層民主的變遷。

12 此概念認為管理基層農村的幹部、仕紳可被視為國家機器和基層農村社會的中介結構，其組織型態和運作模式皆對基層民主運作有著莫大的影響。

13 這八個縣市分別為福建省南靖縣、福建省樟平市、江蘇省太倉市、江蘇省金湖縣、山西省臨猗縣、河北省寬城縣、遼寧省開原市、遼寧省遼中縣。

(32)

三、關於東部沿海三省基層民主的研究

除了上述學者以宏觀的研究視角探討農村經濟狀況或組織型態對基層民主的影響外，中國大陸亦有若干學者以省為單位，探討中國各地農村經濟發展對農村自治的影響，其中又以東部沿海省份的研究成果最為豐碩。蘇州大學的于毓藍以江蘇省南部農村地區為標的，在訪查當地後提出經濟程度的改善確實有助於農村基層民主運作的結論(于毓藍，2006：92)，甚至進一步將該地區的農村政經特色歸結成著名的「蘇南模式」。

此外，華中師範大學的何包鋼和郎友興調查浙江省的農村後也發現，經濟程度較好的農村村民的政治參與度較高，但其經濟程度和村民的政治參與度並非呈現完全的線性關係而是一曲線關係，而曲線的最高點則以家庭收入人民幣 3500 元為臨界點，在此之前收入越高則參與度越高，而收入超過 3500 元以後其政治參與度則呈現遞減(何包鋼、郎友興，2002：165~168)，他們的研究結論則和 Jean C. Oi 和 Scott Rozelle 於 2001 年的研究結果相類似。

廈門大學的胡榮教授調研福建省三個經濟富裕程度不一的農村後發現，經濟較為發達的農村，由於村委會能夠控制和支配的資源較多，村委會的決策對村民的影響性較大，因此村民投入選舉、監督村委會運作的情況也較好，而較為貧困的農村則相反；相對地，由於富裕的村委會之經濟利益較貧困村委會多，因此富村參選村幹部的競爭性也較貧村大上許多(胡榮，2001：57、100~101、183；胡榮，2009：34~37)。

上述大陸學者對中國東部沿海農村的政經研究，其中于毓藍的論證豐富了基層民主中蘇南模式的面貌，但其討論經濟對政治的影響時卻僅以敘述性的結論帶

(33)

過，較缺乏嚴謹的因果關係和變項邏輯論證；而何包鋼和郎友興的調查雖以縱向的時間軸探討經濟成長對政治參與的影響，有別於以往的研究，頗具價值，然其缺乏政策面的探討則甚為可惜；至於胡榮以田野調查深度訪談輔以第一手村委會的會議紀錄獲得的研究成果，論證福建省農村經濟發展程度對基層民主的影響性，惟如同多數學者般，係以農村當下的經濟狀況評估基層民主品質的優劣，而非以動態的經濟改善過程中，農村基層民主的實質變化作為研究的時序脈絡。

綜觀上述東西方各學者探討經濟和基層民主兩變項之間的關係時，雖然看法觀點各有其廻異之處，但不難發現多數學者仍普遍將經濟變項置於靜態描述、而非動態的發展過程，並以此為前提探討當下的農村居民的政治行為，較缺乏分析經濟成長動態下基層民主運作模式的改變，即便有學者曾以動態的經濟成長作為研究對象，卻缺乏引發經濟成長之政策面的論述；此外，學者們在探討中國農村的政經發展與互動時，多以宏觀的視角，抑或是以東部沿海省份作為研究標的，

較少關注西部內陸省份的農村。是故，針對上述研究的不足，本論文選擇雲南省農村為標的，嘗試以政策推動下的經濟發展的動態過程為前提，論證該省農村在此動態過程下的政經互動與基層民主的變化。

第四節研究設計、方法與限制

中國農村自治自 1980 年代實施以來，除使中國農村的政治結構產生劇烈的變化外，基層民主在運作過程中所衍生的各種現象和問題，也成為眾多學者關心的議題。本節將以東部省份因經濟成長對農村基層民主影響的現況調查說明研究背景，進而提出研究假設，並藉由研究方法論證研究假設的正確性。

(34)

一、研究設計

在提出本論文的研究假設之前，先述明當前學者對東部沿海省份的農村，因經濟成長對基層民主影響的研究發現。

(一)研究前沿

中國政府在農村推行基層民主以來，基層民主廣受農民的歡迎，探究農民積極參與農村自治的原因，乃在於農村的自治事項大多數皆和農民生活息息相關，

積極參與村委會的運作除推動公共村務的建設外，更可使農民的自身利益從中獲得保障，積極參與並監督，以降低村幹部隨意侵害農民權益之可能性。另一方面，

由農民選出的村幹部，因其自身具有民意壓力，故在推動村務時必須時時考量村民的民意趨向，以促進村務公益避免侵害農民利益，並以此捍衛鞏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因此，實行村委會制度可使農民和村幹部雙雙獲益的情況之下，不難想像村委會制度在農村受歡迎的程度。即便如此，當前的學術研究發現中國農村的基層民主仍普遍遇到四個主要發展困境：1. 黨部與村委會之間的緊張關係、2. 上級政府與村委會之間的緊張關係、3. 宗族勢力的坐大、4. 農村年輕人才的流失

14，其中前兩項問題多因中共之獨特政治架構下，全國農村皆普遍遭遇到的問題，

而後兩項則多為貧窮落後的農村較易遭遇到的困境。然而，農村經濟成長是否有助於基層民主之困境的瓦解？以下為若干學者所做的研究發現。

近年來，隨著中國農村經濟的發展，農民對村委會幹部的政治期待亦從以往只講求感性、血緣關係的宗族政治，逐漸轉變為理性的經濟能人領導。在脫貧致富的氛圍潮流下，村幹部能否帶領農民提升經濟水準、增加收入，成為村民選擇

14 上述基層民主之四大發展困境的發生原因與政策脈絡，將於第二章「中國扶貧政策與農村基層民主制度的流變與關聯」中詳述，鑑於篇章安排本節不予詳述。

(35)

村幹部的重要依據。中國學者肖唐鏢、邱新有曾針對江西省 40 個農村進行大規模的調查後發現，在村民理性追求能人領導，帶領大家致富的企望之下，宗族政治的關係網絡已在村委會的選舉當中逐漸弱化，即便會選擇同宗族的人士擔任村幹部，亦是其能力深獲肯定而非單純的關係取向(肖唐鏢、邱新有，2007：334)；

此外，胡榮針對福建省的農村選舉模式研究中也指出，即便家族因素在某些農村的選舉中仍有作用，但隨著經濟發展的需求，村民更看重的是村內共同的經濟利益與幹部才幹(胡榮，2001：70~71)；最後，于毓藍到江蘇省南部地區的農村進行政經研究後也發現，蘇南地區的農村因市場經濟的深化與所得的提升，已帶給農民「城市居民」的生活樣貌，即便是氏族村落，血緣和輩分關係也並非是影響農村自治的主要因素，財富的累積和知識能力重新解構了村內的權力結構，宗族影響力已逐漸式微(于毓藍，2006：198~199)。因此，從既有且豐富的東南農村研究文獻中，不難看出農村經濟的成長確實逐步改善基層民主中宗族勢力坐大的問題。

根據相關研究報導的發現，隨著農村稅賦的減免、經濟狀況的好轉等大環境的改善，農村人口外流的情況就會逐賺好轉，甚至引發回流潮¹⁵。2004 年中央國務院以一號文件的形式，提出了九個方面二十二條促進農民增收的政策，擴大對貧困農村地區的財政、建設補貼，遂引發當年度珠江三角洲民工荒和人才荒，同年度並同時發生農村外出打工人口大量回流農村的情況(王振中，2006：288)；

此外，2006 年正式免除農業稅及農村優惠政策的出台與實施，中國農村經濟條件近年來成長快速，吸引外出工作的年輕人願意回到農村工作或創業，造成近三年來東部沿海城市的缺工荒¹⁶。由於村委會掌握分配農村公共資源的權力，而公共資源的多寡與分配方式往往又影響著村民私人利益，這些外出工作見過世面的年輕人或經濟精英回到農村後，在理性私利的考量下，不管消極或是積極，必然

15 參閱〈我國農村勞動力轉移可能帶來的消極影響性分析〉。新疆哲學社會科學網 http://www.xjass.com/jj/content/2010-10/22/content_170792.htm。瀏覽日期：2011/06/22。

16 參閱夏幼文，〈老闆急了缺工荒為何各地蔓延？〉，台北：工商時報，2010/05/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