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葛洪一生的際遇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
彭慧嫻
中華佛學研究 第四期 (200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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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
葛洪為魏晉時期道教主要的代表人物。葛洪生在儒、道世家，年幼喪 父，多次遭遇兵火戰亂仍奮發自學。後拜師學五經、神仙導養之術等知 識，並立志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為文儒，但又慕仰歸隱之士。其一生 為官數次，卻大都只是諮詢性質的小官。由於葛洪經歷了兩晉、八個君 王的更迭，政治腐敗、仕族萎糜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與內戰，加上其性 格之不好附會、奉迎，堅持不肯隨波逐流等因素，形成其刑以輔德、君 王修德、尚賢任能等的政治理想。這點從其代表作《抱朴子》外篇中即
可明顯得知。另外，當時社會亦崇尚道教養生之術，從葛洪一生中常入 山歸隱修道的行為，乃至晚年選擇以修煉養生終了一生，又可發現其人 生的理想。
入世與出世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視為 道家人物。本文擬從葛洪的家世背景、時代背景及其一生的際遇中，探 討在這一大環境中，葛洪之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內容與特色。
進而發現，雖然葛洪以「身入世而心出世」為修道的最高境界，也以其 一生嘗試去實現此一理想，但最後卻選擇歸隱山林的出世行為，而捨棄 世間的治世理想，其實是與其身處魏晉時期，整個大環境的限制密切相 關。
關鍵詞：1.葛洪 2.《抱朴子》 3.入世 4.出世 5.道教 6.魏晉南北 朝 7.鄭隱 8.鮑靚 9.治世 10.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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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自古以來，人類一直希望建立一個和諧美滿、理想正義的生存社會，
並努力提出改善社會的因應之道，尤其是知識份子，更是窮盡一生思 索、反省並批判社會的現象，提出各種可能的意見與方法，也努力地去 實踐之。然而，當社會已處在極度腐敗、混亂，而且這種現象竟已成為 一種風尚時，知識份子在對時局的欲振乏力的極度失望與無助下，大多 會消極的隱遁山林、超然修道或清談玄義、不問世事以度餘生。這種入 世與出世的思想觀念的形成顯然與環境的變遷有關，而且二者似乎截然 劃分、互不相攝，成為不是積極入世就是消極出世的兩種不同的選擇。
東漢自桓靈以後，在宦官、外戚輪值當政下，黨錮之禍頻生，累及士 子，使得許多讀書人諱言政治，深感儒學不能予以安身立命的憑藉，而 棄儒崇道。到了魏晉時期，更是中國社會由短暫統一又走向分裂的時 代，也是社會最動盪、政治最黑暗、民族災難最深重的時期之一。當時 的人生觀約略可分為三派：[1] 一是要求順情通性，得到自由自在的滿 足的逍遙論，如向秀、郭象的莊子注；一是要求調情感、除物誘、排智 巧以期終老天年的養生論，如嵇康的養生論與答難養生論；一是求肆情 縱慾，以享受人生的縱慾論，如列子楊篇。
葛洪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成長、進入社會、參與政治活動，乃至最後隱 遁山林渡餘生，加上他的家庭背景與教育環境的熏陶，使他一方面有抱
朴守質、淡泊名利的個性，篤志神仙之學的出世思想；另一方面又重視 禮節與道德，甚至提倡德行與性命雙修，強調修德是求仙的重要途徑，
以此來匡正流俗萎糜的弊病，更提出了各種為政之道，希望藉以對治當 時的腐敗之風的入世思想。
入世與出世的思想在葛洪身上皆可以感受得到，但一般學者大多把他 視為好神仙之學的道家人物，甚少視為儒者。令筆者好奇的是：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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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洪具有這兩種不同的思想特質真正的原因為何？是積極的世間關懷
（入世），還是只是一種對世俗不滿的批判？是積極的人生追求（成 仙），還是消極的對世間的絕望與放棄下唯一的選擇（出世）？因此，
筆者欲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探討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特質與關聯性，希 望能藉此深入葛洪的思想內涵，進一步了解其在入世與出世的選擇上的 分化與融合關鍵之處。
二、葛洪生平簡述
(一)葛洪的家世背景
葛洪，字稚川，自號抱朴子，晉丹陽郡句容縣人（今屬江蘇省）。出 生約晉武帝太康 4 年(283)，卒約建元元年(343)，享年六十一。[2] 葛 洪生於江南著名的士族家庭，祖輩世代為官。
洪祖父葛系（一作奚）曾仕吳，歷任海鹽、臨安、山陰三縣宰，入為 吏部侍郎、御史中丞、廬陵太守、吏部尚書等要職。[3] 如《抱朴子．
外篇．自敘》中言：
洪祖父學無不涉，究測精微。文藝之高，一時莫倫，有經國之才。[4]
其從祖葛玄，字孝元，好神仙修煉之術，學通古今，博覽經傳子史，
好彈琴、誦老莊、懂醫術，常行奇技仙術於世，有神驗。有弟子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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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餘人，鄭隱為其入室弟子之一。吳人稱之為「葛仙公」或「太極左仙 翁」。[5]
葛洪之父葛悌，「以孝友聞，行為世表，方冊所載，罔不窮覽。」[6]
仕吳，歷任五官郎、中正、建城南昌二縣令等職。入晉後，歷位大中 正、
肥鄉令、遷邵陵太守，卒於官。為官清正，廉潔無私，「舉州最治，德 化尤異，恩洽刑清，野有頌聲，路無姦跡。」[7] 因此，從其祖父至其 父之事跡可知，除了葛玄外餘者均好儒學，且在仕途上皆有顯赫之跡。
(二)葛洪的時代背景
魏晉時期，中國社會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都呈現出前所未有的 特色。首先在經濟上出現了士族豪強領主經濟，江南兼併之風更盛，大 批農民流為士族豪強的佃客和部曲。《宋書．武帝本紀》：
晉自中興以來，治綱大弛；權門兼併，強弱相凌；百姓流離，不得保其 產業。
隨著士族豪強社會勢力的強大，皇帝也與士族豪強們相競爭與妥協，形 成社會上的腐敗之風。[8]
在文化風尚方面，漢之儒家文化的正統地位，自漢末以來已名不符 實，[9] 弊端叢生，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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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10] 的局面。選舉官吏的權力都被宦官、
外戚、士族和朋黨把持，儒家失去了維繫人心的力量。因此，到了魏晉 時期，清談之風興起，形成以玄學為代表的士族文化；也有對當時傳來 的佛教文化和道教方術產生興趣的，而不再走漢代「純儒」、「經師」
的路，形成了中國文化史上儒、釋、道三教鼎立的局面。[11]
葛洪所處的時代，政治的崩壞達到無以復加的地步。君王昏庸，大臣 橫暴，上下驕奢，朝綱不振，君臣倫理的原則幾乎全部被破壞。葛洪從 出生到卒世期間，經歷了兩晉、八個君王的更迭，以及無數的宮廷鬥爭 與內戰。[12] 這一世態的迅速變化，對其一生的影響應是不小的。
魏晉時，士族操縱朝廷用人之權，官位高卑皆視家族的背景，有權勢 的門閥士族和依附他們的門生故吏私為君臣。當時國家不斷發生易君禪 代的政治變亂，而士族的社會地位卻不變，仍享有許多政治特權。實際 上，魏晉社會就是漢末腐朽社會的延續，尤其是兩晉之際。[13]
晉代以後，養生服藥的人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神仙道教在上層士族社 會中更是傳播迅速。當時道教在魏晉社會的發展特徵，據胡孚琛的分析 有四點：一是道教的組織渙散，無統一的領導。二是天師道較具代表性
且擴展到上層士族。三是早期道教產生分化和上層神仙道教逐步形成。
四是道教發展的重要的過渡期，葛洪正處道教的過渡期，加上祖、父輩 為儒官，從祖好神仙之學的家世淵源，故其兼收二家之精要，並為道教 哲學作了關鍵性的貢獻。[14]
(三)葛洪的一生際遇
《抱朴子．外篇．自敘》中葛洪將自己的一生交待得非常詳細，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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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者們也作了許多的考證與論述，[15] 本文茲引用陳飛龍教授一篇考證 極為詳究的文章：《葛洪年譜》，[16] 作為以下敘述的主要依據，並從 葛洪的成長歷程、學習歷程、為官過程及歸隱山林等四方面作介紹。[17]
葛洪的成長歷程可從晉武帝太康 4 年（283）到惠帝太安元年（302），
計二十年的歲月中去了解。《抱朴子．外篇．自敘》云：
洪者，君之第三子也。生晚，為二親所嬌，不早見督以書史。[18]
又云：
洪體鈍性駑，寡所玩好。自總髮垂髫，又擲瓦手博，不及兒童之群。未 曾鬥雞騖，走狗馬。見人博戲，了不自眄。或強牽引觀之，殊不入神，
有若晝睡。[19]
由是見之，葛洪的童年生活應是受寵而不甚好讀書的，又自認為性情愚 鈍內向，手腳不靈活，不好與同伴玩。
葛洪十三歲父亡，故其生活與學習歷程遂陷於饑寒困頓之境，不得已 而躬執耕稼。又多次遭遇兵火戰亂，先輩傳下的書籍蕩然無存。「乃負 笈徒步行借，又卒於一家少得全部之書，益破功日，代薪賣之，以給紙 筆。就營田園處，以柴火寫書」。[20] 足見在父亡後其獨立而艱辛的自 學奮發的歷程，只是此時沒有就教的對象，而自認「貧乏無以遠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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友，孤陋寡聞，明淺思短，大義多所不通」。[21]
據陳氏考證，葛洪當於十五歲時拜鄭隱為師，學神仙導養之術。鄭隱 明五經，知仙道等天文知識。至二十歲這五年間，洪兼學儒道，一心兩 用，致有「意志不專」之嘆。時始作詩、賦、雜文，自以為甚佳，欲精 治五經，著一子書，令後世知其文儒，且無意於仕途，故每覽名人歸隱 之傳，常仰慕其人而心嚮往之。此時也因欲鍛鍊身體、禦寇避劫、獵取 鳥獸而習武，這點對其以後的際遇亦頗具助益。
二十歲以前的葛洪，徘徊於儒、道之間，為求學、習作的階段，更為 以後的創作與方向奠下了很好的基礎。
葛洪一生中為官數次，首次即在二十一歲時任將兵都尉，大破石冰之 軍，又被封為伏波將軍。[22] 石冰事平，洪投戈釋甲，欲徑詣洛陽，欲 廣尋異書，以廣見聞，但受到戰亂所阻。[23] 欲返故里，又因陳敏據江 東作亂而致周旋於徐、豫、荊、襄、江、廣數州之間。二十四歲時，因 廣州友人嵇含上表推薦洪為參軍。洪至廣州未幾，嵇含即遭人暗殺而 亡，致洪滯留廣州數年，絕意仕途，屢檄不就。
晉懷帝永嘉 6 年，葛洪三十歲隱居羅浮山，始與南海太守鮑靚相善，
拜靚為師，受石室三皇文，且娶其女為妻。三十二歲返故里，閑居，州 郡及車騎大將軍禮辟，皆不就。[24] 後一年，勉受辟為府掾。[25] 又二 年，受賜爵關中侯，食句容之邑二百戶，洪上書固辭但未見許。
考葛洪於十六歲已立志撰一子書；二十歲著手草創；至三十五歲始撰 成《抱朴子》一書。至其四十五歲時，洪因生活所迫，逢王導召其為補 州主簿（史官），洪乃受職不辭。旋轉司徒掾，又遷諮議參軍，皆屬「顧 問」「諮議」性質。此應為洪最後一次為官，因其至六十一歲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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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一切職皆辭不就。[26]
葛洪素有隱居山林之志，《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自度性懶而才短。以篤懶而御才短，雖翕肩屈膝，趨走風塵，猶必不辨，
大致名位而免患累，況不能乎？未若修松喬之道，在我而亡已，不由於 人焉。將登名山，服食養性。非有廢也，事不兼濟。自非絕棄世務，則 曷緣修習玄靜哉？……而古之修道者，必入山林者，誠欲以違遠讙譁，
使心不亂也。今將遂本志，委桑梓，適嵩岳，以尋方平、梁公之軌。[27]
迨郭文死時，因敬仰其人有「未卜先知」之術，而為其作傳贊頌之餘，
慨嘆人生無常，因而有隱居蘭風山，從事修道之舉。[28] 洪五十歲時，
聞交趾產丹，請為句漏令。至廣州，為刺史鄧嶽強留，乃止於羅浮山，
從事煉丹。其在山數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
晉康帝建元元年，一日，洪予廣州刺史鄧嶽書，云：「當遠行尋師、
藥，剋期便發。」嶽得書，心知有異，往見之，而洪已亡，視其顏色如 生，體亦柔軟，入棺，輕如空衣，時咸以為屍解得仙也。
(四)小結──葛洪的人格特質
從葛洪的一生際遇中可以發現其特有的人格特質，而這種人格特質往 往不是單一因素所造成的，其中包括了其本身的性格、成長的環境、學 習的內容、人生的際遇等等錯綜複雜的因素。今就以上所言，略作分析 如下：
葛洪自小性格內向，在語言和交際上也顯得木訥寡言，使其在長大後 變得內斂沉著，遇事喜歡獨立思考，也較有自己的見解，在社會活動中 也堅持不肯隨波逐流。在《抱朴子．外篇．自敘》有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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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之為人也，而騃野，性鈍口訥，形貌醜陋，而終不辯自矜飾也。冠覆 垢弊，衣或襤縷，而或不恥焉。洪期於守常，不隨世變，言則率實，杜 絕嘲戲。不得其人，終日默然。故邦人咸稱之為抱朴之士。[29]
在待人處世上，由於其「抱朴」之個性，故不會主動拜訪長官，也不 計毀譽。結交朋友也在審慎觀察，詳細了解後才往來。因是之故，非常 討厭淺近之人，「每與人言，常度其所知而論之，不強引之以彼所不聞 也。及與學士有所辯識，每舉綱領。……度不可與言者，雖或有問，常 辭以不知，以免辭費之過也。」[30]
其亦痛恨邪惡不義之人，也具有口不論人是非、不妄意評價人物的性 格，認為「我身在我者也，法當易知。設令有人問我，使自比古人及同 時令我自求輩，則我實不能自知可與誰為匹也。況非我，安可為取而評 定之耶！」
由於有這樣的個性，因此對於世俗的萎糜作風及政治的腐敗甚為不 滿，常有所批評及有自己的看法，倡「道內以治身，外以為國」、「道 本儒末」的思想；但他受儒學漬染頗深，故其修持是以道為法，治世則 以儒為本的。
又，葛洪認為富貴只可以逐漸獲得，而不能立即便得到，且當富貴離 開時也挽留不住，「隆隆者絕，赫赫者滅，有若春華，須臾凋落。得之 不喜，失之安悲？」[31] 「樂天知命，何憂何慮？安時處順，何怨何尤？」
[32] 「禍莫大於無足，福莫厚乎知止。」[33] 這種安貧知足的人生態度，
乃至最後隱遁山林，筆者認為應是在見識與經歷了許多變故後，內心經 過一番的掙扎和調整而漸漸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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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明在《道家和道教思想研究》一文中曾對葛洪的思想作以下結論：
葛洪這個飄零沒落的士族分子，他的前後思想變遷的脈絡，大體就是從 入世而遁世，從儒家而至皈依神仙道教。但也始終沒有忘懷儒家和道。
這是與他的階級出身、所處時代和個人遭遇息息相關的。[34]
葛洪的人格特質是獨特而多面的，從其人生際遇與思想變遷來看，既 有知識份子的積極關心社會動脈的入世精神；又有因社會的過度動亂與 腐敗，以及因自己的建樹沒有機會發揮，進而選擇隱遁山林，不再為官
問世事的消極心理。因此，葛洪的一生，其實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面 對與經歷了社會的變化萬千的心歷路程的明顯寫照。[35]
三、葛洪入世與出世思想
(一)思想形成的因素
人在現世的生命活動，往往與其所處的環境息息相關，而在參與的過 程中也會有自己的「世間哲學」；但人的生命活動不只限於現世中，人 亦有超現世的嚮往，即是人的出世的生命活動表現。[36] 葛洪在這兩方 面的思想，可從其代表著作《抱朴子》之外篇中明顯的看出來。
「葛洪的抱朴、保守性格具現於外篇，就是延續並轉化漢人舊學，其 中含攝儒、墨、道、法、兵諸家，而歸本於儒家，他以之論人間的得失、
世事的臧否，常因應時勢，因事制宜。所以論出處去就之道，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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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晉多故的政局，多倡逍遙隱遯，知止任命的道家思想；論君道臣節之 道，感於晉世紛亂的政治，提倡君尊臣卑之說，君主修德，又能分官任 賢，則權臣不再跋扈、能臣能有出身，近於外法內儒的思想。論譏俗救 生之法，激於魏晉士風的頹廢，因而主張嚴刑峻法的法家與省煩去侈的 墨家，而反對俗儒的仁政、道家的迂闊。」[37]
依李氏之見，只是外篇就含攝了不只一家之言，大扺因其生處兩晉之 交，有感於權臣的跋扈和君勢的微弱是致亂的主因，故也主張法家的刑 以輔德之說。同時也含蓋了入世與出世的思想，這與葛洪身處魏晉時期 儒道的合同、離異交雜的時代因素密切相關。
如前所言，魏晉之際，世變紛紜，又逢北方大族南下，紛據要津，形 成新的政治集團，使南方舊族沒落。葛洪出生南方士族世家，受儒學的 浸濡頗深，因此對北方士族的放蕩、好變、奢華極為厭惡，故其在外篇 中具有強烈的社會批判，以維護禮教的理由予以痛斥。因此，時代環境 的更迭、多變成為其入世與出世思想形成的原因之一。
據林氏的分析，葛洪在十五歲從鄭隱習道時，由於同時兼學經書，一 心兩用，意志不專，以致績效不佳；既不能為純儒，又無法證道，故在 為官的過程中，內心經歷了一番矛盾與掙扎。加上又經歷了石冰之亂、
八王之亂、陳敏之亂、永嘉之亂等變故，因而對自己身世的多難及友人
嵇含的突遭暗殺深為感慨，認為富貴如華，難以長存，而寧可選擇寄情 於山林、修道以養天年。[38] 此為其思想轉折之二。
另外，師友對他的影響也不小。首先跟隨鄭隱學道，雖自言所學不專，
也沒有隨之歸隱，但因博覽儒道二書，所以也為其將來的思想與著述奠 下了深厚的基礎。鮑氏則是葛洪在仕途游盪多年後，主動向之學習的，
當時的葛洪已從仕途趨向歸隱絕仕之路了。再者郭文的「未卜先知」而 亡，遂令洪羡慕其學道有成，而更刺激了他入山林專志神仙之學的心 情。這一切皆對葛洪產生頗大的影響，令其在見仕途無所可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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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修道成仙成了他晚年認為唯一可以做、可能實現的理想，尤其在「生 命之有限、人間榮華如朝露」的人生感慨下，覺得尋找一個精神的寄託，
才是唯一可以慰藉心靈的方式。此為思想轉變之三。
綜觀葛洪從對社會政治及風尚等的積極關注、治世理想的提出，漸漸 走向歸隱山林修道之過程及轉變，雖稍能理解或分析出一部份的原因，
但這畢竟是複雜而深刻的心路歷程，實非外人所能盡見的。唯筆者從其
一生的際遇與轉變中，發現環境對葛洪的影響是極為深遠的。葛洪最終 選擇隱遁山林修道，或許如其所言的好神仙之學所致，但如果在環境許 可下，足以讓他發揮自己所規劃的治世理想，宣揚其入世之哲學理念，
那他又將會對入世與出世作何抉擇與取捨呢？還會一本初衷地以出世 為唯一的選擇嗎？選擇修道成仙也就可能並不只是實現人生理想那般 單純了。
(二)思想內容與特色
1.在政治及社會風俗文化上
魏晉時代，上層道教的社會政治屬性越來越強，葛洪是這個時期神仙 道教代表性的人物，但他除了能接受有黃老道家淵源的養生論外，對士 族名士的逍遙和縱慾兩派都有所批評，提出以道為本的思想。他一方面 推崇隱逸思想，鼓勵知識份子脫離朝政，鼓吹神仙道教，他的代表著作
《抱朴子內篇》更奠定了神仙道教的理論基礎。另一方面又主張山林中 的隱士可以「論世務」、「議政事」。《抱朴子．外篇》即是此一思想 的代表著作。[39]
外篇多為入世思想，對魏晉的禪讓廢立的政權交替方式大加申斥。《抱 朴子．外篇．良規》有言：
夫廢立之事，小順大逆，不可長也。召王之譎，已見貶抑，況乃退王，
惡其可乎？……夫君，天也，父也。君而可廢，則天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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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父亦可易也。[40]
故其認為只有先鞏固君權，確立君威，方能平息亂臣的跋扈與僭越。但，
又提出君王必須修德、尚賢任能，任賢時須量才為用；也提出了若干察 舉的原則和方法，並以刑輔德等等的政治理想，[41] 表達了他力圖割除 時弊，挽救政局的願望。
在社會風俗文化方面，葛洪一方面主張禮法省煩，以改禮學家煩瑣之 弊；但一方面又強調禮數，以改玄學家的放誕之習。提酒誡，明學問與 教化的重要，企圖以此挽救世俗的流弊，想以漢儒治學的精神及自己的 新文學來變革傳統觀念。[42]
綜觀以上之思想內容，葛洪的政治等主張兼用了儒、道、法等的治世 思想，是相當的積極、入世的，也頗能展現其為儒學世家的魄力與精神，
一改過去修道者不問世事之態度，強調了隱士也要關心時局的觀念。
2.個人修養方面
在個人修養上，葛洪也不是「純儒」或「純道」的，而是主張儒道兼 修。在《抱朴子．內篇．釋滯》言：
以六經訓俗士，以方術授知音。欲少留則且止而佐時，欲昇騰則凌霄而 輕舉者，上士也。自才力不能並成，則棄智人間，專修道德者，亦其次 也。[43]
又《抱朴子．內篇．微旨》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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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求長生者，必積善立功，慈心於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44]
《抱朴子．內篇．對俗》又言：
欲求仙者，要當以忠孝和順仁信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務方術，皆不 得長生也。[45]
由上觀之，葛洪的修道是以儒輔道的，且若無修德的功夫是修不成仙 的。至於他的道的境界，依林氏言，「承襲老莊的宇宙觀，以道──或其 作用的神秘而稱之為『玄』──為宇宙的本體，凡人修道體玄之後，不止 能使精神長王，而且形體不衰，可達『長生久視』的神人境界，出乎無 上，入乎無下，遨遊天地之間，逍遙恍惚之中，為人生慾求的最高滿足 和享受。」[46]
葛洪之所以想到達這樣的境界，乃源於其對生命苦短的人生態度：
百年之壽，三萬餘耷，幼弱則未有所知，衰邁則歡樂並廢。童蒙昏除數 十年，而險益憂病相尋代有，居世之年略消其半，計定得百年者，喜笑 平和，則不過五六十年。……六七千日耳。顧眄已盡矣，況於全百年者，
萬未有一乎！諦而念之，亦無以笑彼夏蟲朝菌也，蓋不知道者之所至悲 也！[47]
因是之故，葛洪嚮往神仙的長生不老的境界，而建立出一套的神仙哲 學的隱逸修道出世思想，並提出了稟賦、立志、明師、勤求以及積善修 德等的修道條件用以實踐其神仙理想。[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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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葛洪的出世修道思想，固然其明顯的是承襲了道教養生成仙的觀 念。另一方面，讓他真正完全的捨棄世間的一切，全心投入修道煉丹的 原因，仍可從其一生的際遇變化中感受得到，特別是其在仕途及人生際 遇上的不盡如意，內心對世間的紊亂深感欲振乏力之下，所產生出來的 無力感與幻滅感下的選擇。因此，筆者認為：葛洪的隱逸出世思想應是 在被動、無奈、消極的時空環境下形成的，而且是魏晉時期，知識份子 在那樣的大洪流下，無法避免的命運。
(三)綜述
「人性」本身就橫跨了「身」「心」二界，「入世」與「出世」的思 想是可以視為「身入世心出世」的。二者之間可以是衝突，也可以是調 合無礙的。[49] 但人畢竟是生活在大環境中，生活的智慧是靠生命長期 的歷練與長期的如理思惟而得的，能做到「身入世而心出世」，且能在 其中悠遊自在無所罣礙，其實不是一般人所能為的。
回顧葛洪的一生，從其父亡至其終老，較長的時間是在出世與入世間 徘徊的。縱然其一再強調為官是迫不得已、非其本志，然其內外篇字裡 行間也一再透露出不滿時事、對世事有所建言之態；再看其官職，除了 首次為官的將兵都尉外，餘者多為「諮議」「顧問」性質的無實權的小 官，根本無法發揮其為政處事之理想。這對於一個儒學世家，以著一部 子書立名後世的知識份子而言，其內心那種欲入世奉獻心力卻生不逢時 的煎熬與掙扎是不小的。乃至最後一再親眼見到世間的頹廢與腐敗，內 心那股欲出仕提振風尚的熱情是會一再被澆熄的。因此，其晚年選擇以 隱遁山林、不問世事、專心煉丹的生活方式，並且傳其「預知時至」的 化仙而去的結束不甚如意的一生，這樣的結局似乎也是順於時勢及其性 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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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結語
葛洪生在儒學世家，祖輩世代為官，自小受到儒學思想的熏習，雖自 言少受督勤學經書，卻多少受到其父為官清廉無私的影響，而對為官者
的要求及當政者的祈望與建議，多採儒家等諸家的治世之道。又其一生 遭逢多劫災難，顛沛流離於數州之間，親見社會風尚之頹糜與腐敗，加 上仕途之不順心及故友之變等際遇，促其治世思想漸趨淡薄，轉而專志 於其一直以來所嚮往的神仙修道思想。
葛洪努力了一生，著述了《抱朴子》內、外篇以表其治身與治世之道，
但終究扺不過大環境的洪流，無法真正做到其認為修道的最高境界──
「身入世而心出世」。中國社會的知識份子多受儒家影響，強調修身、
齊家、治國、平天下，然而世事多變難料，若生不逢時，再大的理想也 扺不過環境的大洪流。知識份子除消極的遁世或隨波逐流，少有能做到
「身入世而心出世」的超然態度。縱然如葛洪般努力一生，並著書以明 志，終也只被視作道學之重要人物，而少言其治世之理念，使其求以「文 儒」留名後世的願望終難實現。
從葛洪早期立志著書與接受官職的事實來看，他對世間的關懷曾經是 積極的。然而在經過了中年的流離生涯後，由於親眼見到、接觸到仕族 子弟的萎靡奢濫，以及政治生態的無可救藥，又因沒有機會參與政事，
內心那股對世俗不滿的情緒，使其對世間從積極的關懷轉變為消極的絕 望與放棄，最終選擇走入山林，終了一生。其入世與出世思想的分化原 因，除了是性情上不合於世之外，整個魏晉時期的大環境，其實是主要
而不可忽視的關鍵因素，也是當時大多數的知識份子所難以避免的命 運。
【參考文獻】
一、書籍資料
1. 晉葛洪著，天道館主編校，《抱朴子》，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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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李中華注釋，《新譯抱朴子》，臺北：三民書局，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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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卿希泰主編，《中國道教史》卷 1，臺北：中華道統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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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中華文化百科全書》冊 1，黎明文化事業公司、中華文化基金會印 行，1989 年 10 月。
二、期刊論文資料
1. 林麗雪著，〈葛洪事蹟與著述考──葛洪研究之一〉，《國立編譯館 館刊》6:2，1977。
2. 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國立編譯 館館刊》7:2，1978。
3. 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三〉，國立臺灣大 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第 28 期，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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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陳飛龍著，〈抱朴子修撰過程考論〉，《中央大學社會文化學報》
第 1 期，1994 年 5 月。
8. 李軍著，〈玄儒佛道教育哲學比較研究〉，《孔孟學報》第 70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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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復 興崗學報》57 期，1996 年 6 月。
10.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與 文化》23：7，1996 年 7 月。
11.巨克毅著，〈論宗教的入世精神與社會正義〉，《宗教哲學》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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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1996 年 10 月。
13.李剛著，〈漢魏兩晉道教生命哲學的發生形成〉，《宗教哲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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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軍著，〈中國宗教教史上的一座豐碑──葛洪《抱朴子》道教教育 理論探析〉，《哲學與文化》24：2，1997 年 2 月。
15.呂武志著，〈《文心雕龍》與《抱朴子》文論〉，國立師範大學《人 文與社會科學學報》43（1），1998。
16.饒宗頤著，〈審慎精細博洽──評楊明照《抱朴子外篇校箋》〉，《明 報月刊》，1998 年 5 月。
註釋：
[1] 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臺北：《國 立編譯館館刊》7:2，1978 年，頁 40。
[2] 關於葛洪的生卒年有各種說法，可參考陳飛龍著的〈葛洪年譜〉《國 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1 期，1980 年）、胡孚琛著的《魏晉神仙道教──
抱朴子內篇研究》之附錄〈葛洪年譜略考〉（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 年）、錢穆著的〈葛洪年譜〉（《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冊 3，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1977 年）等，此採陳飛龍之看法。
[3] 參考葛洪著《抱朴子》，天道館主編校，臺中：創譯出版社，1981 年 6 月，頁 265。
[4] 同上注。
[5] 見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9 年，頁 78。
[6] 同注 3。
[7] 同注 3。
[8] 同注 5，頁 36～37。
[9] 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內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二〉。據作者分析，
儒學的衰微有內外在的因素：內在的因素是指儒學思想的墮落和經學的 支離破碎；外在的因素則為政治的紊亂和民生的疾苦。詳見頁 39～40。
[10] 見葛洪著《抱朴子．外篇．審舉》，頁 171。
[11] 參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 37～38。
[12] 見王仲犖著《魏晉南北朝史．魏晉南北朝大事年表》下冊，上海：
人民出版，1980 年 12 月，頁 1058～1060。
[13] 同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 39～40。
[14] 詳析參見胡孚琛著《魏晉神仙道教──抱朴子內篇研究》，頁 46～47。
[15] 如注 2。
[16] 陳飛龍著〈葛洪年譜〉，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學報》，第 41 期，
1970 年，頁 149～182。
[17] 略為參考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內的分類方式，臺北：
中時出版社，1982 年 12 月，頁 29～52。
[18] 《抱朴子》，頁 265。
[19] 《抱朴子》，頁 270。
[20] 《抱朴子》，頁 265。
[21] 《抱朴子》，頁 266。
[22] 葛洪本不欲為官，此次則以「既桑梓恐虜，禍深憂大，古人有急疾 之義」；又以「畏軍法，不敢任志」之由勉強為之。
[23] 時值八王之亂未平，四處皆為亂事，道路受阻不得前進。
[24] 《晉書》卷 72 之葛洪傳：「後還鄉里，禮辟皆不就。」
[25] 時司馬睿大事招延人才，多辟掾屬。「掾」，屬「顧問」、「咨議」
性質的官職。
[26] 可參見《晉書》卷 72〈葛洪傳〉、《太平御覽》卷 664．〈晉中興 書〉所敘。
[27] 《抱朴子》，頁 269～270。
[28] 此事晉書未記載，據陳氏考證為實，參注 16，頁 174～175。
[29] 見《抱朴子》，頁 266。
[30] 見《抱朴子》，頁 267。
[31] 見《抱朴子》，頁 269。
[32] 見《抱朴子．外篇．名實》，頁 269。
[33] 見《抱朴子．外篇．知止》，頁 260。
[34] 本段因無法找到確切的出處，故引自胡氏（注 5，頁 96）之引文。
[35] 關於葛洪的心理與人格特質，胡氏的著述（注 5，頁 82～99）中分 析得甚為詳細，值得參考。
[36] 參考李杜著〈從哲學的了解去說宗教的入世說與出世說〉，《哲學 與文化》23：7，1996 年 7 月，頁 1764～1765。
[37] 引李豐楙著《不死的探求──抱朴子》，臺北：中時出版社，1982 年 12 月，頁 111。
[38] 同注 1，頁 41。
[39] 參考詹哲裕著〈漢末魏晉時期老莊學說對儒家禮法思想的衝擊〉，
《復興崗學報》第 57 期，1996 年 6 月，頁 134。
[40] 見《抱朴子》，頁 160。
[41] 詳細內容可參考：林麗雪著〈抱朴子外篇思想析論──葛洪研究之 三〉，國立臺灣大學文學院《文史哲學報》28 期，1979 年。
[42] 可從《抱朴子．外篇》之疾謬、譏惑、名實、清鑒、行品、酒誡、
弭訟、勗學、崇教、博喻等篇中得知此一理想。
[43] 見《抱朴子》，頁 42。
[44] 見《抱朴子》，頁 35。
[45] 見《抱朴子》，頁 15。
[46] 同注 1，頁 66。
[47] 《抱朴子．內篇．勤求》，頁 79。
[48] 詳細內容可參考注 1，頁 51～56。
[49] 參考鄔昆如著〈入世與出世的衝突與調和〉，《宗教哲學》2：4，
1996 年 10 月，頁 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