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蕭蕭〉的創作背景與女學主題

(1)

論〈蕭蕭〉的創作背景與女學主題

張苾芳



摘

要

沈從文的〈蕭蕭〉小說創作，藉著童養媳蕭蕭的遭遇，體現他對人性的關懷。又藉著女學生的形象，映射女性的覺醒。本文透過女學運動與女性覺醒的歷史觀察，結合沈從文早期的城鄉經歷、作品的相關文本、〈蕭蕭〉一文的各種版本，相互參照，得知：沈從文透過蕭蕭表現鄉下人的純樸善良，又透過鄉民揶揄女學生檢視女學教育的缺失。女學生雖然代表城市文明的覺醒力量，但離真正理性啟蒙尚有一段距離。〈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形象，真實地反應了近代女學運動與女性覺醒的歷史事實。關鍵詞：沈從文、蕭蕭、女學生、文明、人性 _{德明財經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講師}

(2)

論〈蕭蕭〉的創作背景與女學主題

張苾芳

前言

沈從文的短篇小說〈蕭蕭〉，創作於1929 年冬，1930 年 1 月 10 日首次發表於《小說月報》。研究〈蕭蕭〉一文的創作，不應只單純作為區域性童養媳婚姻出軌的題材而研究其故事表象，更應探索隱藏在童養媳命運題材背後的作者「我」，是一個怎樣的創作心靈，及其所欲傳達的人文觀照與文化思考內涵。沈從文在〈蕭蕭〉一文中，描述童養媳蕭蕭，犯了婚姻的大忌，意欲出走，最後在鄉下人的善良寛容下，續留苗鄉。蕭蕭的結局，展現關懷人性的創作主題。另外又對新文化啟迪下的女學生，刻意鋪展，佔極大篇幅，與童養媳蕭蕭的婚姻出軌，同樣是驅動情節發展不可少的主要脈絡。歷來研究者對女學生的形象或有不同見解，因此對於文本的解讀與象徵性也產生不同的結論。文學創作的原初動機，往往是作家當時面臨生存意識的情感出口，而創作的當下，也反應當代時空與歷史的發展。基於此一認識，本文先確定〈蕭蕭〉以城鄉對比之創作動機，再進一步探索文本中女學生形象所映射的女性覺醒意涵。簡要言之，本文的論述，主要有下列四個要項：一、從沈從文生活的時代環境去考查〈蕭蕭〉的創作動機。二、從沈從文早期生活的經驗去考查〈蕭蕭〉的創作動機。三、分析歷來各家的研究成果，論證女學生形象所映射的意涵。四、直接採用沈從文相關文本的說法，以為主題論點的佐證。本文透過人、事、時、地的觀察方法，綜合分析，最終推論〈蕭蕭〉文本中女學生具有映射女性覺醒的創作意涵，期望能提供不同的觀點與解讀。

(3)

壹、時代環境影響〈蕭蕭〉的創作動機

〈蕭蕭〉的創作有兩條主線，一條是〈蕭蕭〉的婚姻，一條是女學生的形象，由這兩條主線交織而成的情節，代表沈從文對新舊文化衝突的省思。沈從文創作〈蕭蕭〉，就其主題的選擇而言，與他生活的時代環境有密切的關聯性。

一、新舊婚姻的矛盾，影響〈蕭蕭〉的創作動機

觀察沈從文所處時代文化界的情感世界，多數人都經歷新舊制婚姻愛情觀的衝擊掙扎與刻骨銘心的愛戀。陳家萍說：「新文化幹將多有一位母親的禮物式的舊式妻子。魯迅有朱安，徐志摩有張幼儀，郁達夫有王荃，郭沫若有張瓊華。… 這些禮物，若不能棄，則多必高束焉，庋藏焉。」（陳家萍，2009），在沈從文個人的潛存意識中，與其文學創作的愛情觀中，都受到這種現象的影響。 1922 年，徐志摩從英國劍橋留學歸國，發表〈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說：「我將在茫茫人海中尋訪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徐志摩，1922），公開挑戰傳統的婚姻制度。1925 年 9 月，沈從文第一次和徐志摩見面之後，雙方因文稿往來時有互動，1926 年 10 月，徐志摩與陸小曼熱戀結婚，沈從文親見其事。1925 年，沈從文結識丁玲，1929 年 1 月，又與胡也頻、丁玲一起創辦《紅黑》、《人間》雜誌，三人結成好友。丁玲與胡也頻相戀，同時又愛上文學天才馮雪峰，有過一段三角戀情，沈從文也親身感受到好友的戀愛。胡適一向主張自由戀愛，所以在留學期間，也先後與韋蓮司及陳哲衡傳出戀情；回國之後，又與擔任江冬秀伴娘的表妹曹誠英共譜戀情。胡適聘任沈從文擔任中國公學校教師，兩人相熟，沈從文必然知道胡適的故事。沈從文在北京、上海週遭的文友中，不乏婚姻出軌，或自由決定感情對象的事例。前有徐志摩，後有胡適。沈從文在耳濡目染之下，也必然受這股自由戀愛氣習的影響。1929 年 8 月，沈從文進中國公學教書，認識張兆和，並產生好感，從此自己也親嚐自由戀愛的滋味。沈從文雖無包辦婚姻的壓力，但實際戀愛卻並非順利。沈從文苦追學生張兆和，張兆和曾拿著情書向校長胡適訴苦。沈從文追求張兆和，屬師生戀，胡適不但沒有反對，還贊成張兆和接受沈從文的追求。得到胡適的幫忙，最後才成就了沈從文和張兆和的美事。以上這些事件，恰巧都發生在沈從文創作《蕭蕭》之前不久。沈從文處在這新

(4)

舊時代轉型的當口，整個社會仍舊處於自由戀愛與媒妁婚約拔河的折衝與矛盾中，多數人民仍然受制於傳統的包辦婚姻。瞭解沈從文所處時代文化界的情感世界，與當代社會婚姻制度的真正時空背景，有助於更客觀地觀察沈從文在〈蕭蕭〉一文中對婚姻制度所持的看法。

二、女學教育的失敗，影響〈蕭蕭〉的創作動機

1844 年英國東方女子教育協進會會員、傳教士愛爾德賽在寧波創辦中國第一所教會女校。1898 年 5 月 31 日中國人經元善在上海創辦第一所近代女子學校「經正女學」。1902 年，蔡元培等在上海創辦愛國女學。1907 年清政府頒佈《女子小學堂章程》和《女子師範學堂章程》，承認民辦女學合法，並正式開辦官立女學堂，中國女子接受學校教育初具雛型。但初始的女學運動，以培養婦德為辦學宗旨，實施男女分校，所學多為《女孝經》、《女四書》等傳統的婦德教育。這種女學教育，到了民國時期，深受批評。馮飛批評這是「以男子肉體之從屬尚不滿足，并需捕捉其心神，使之徹底的由衷心獻好意於男子。」馮飛認為這是一種「主觀式的教育」，要解決這種錯誤，應易之以「完全教育」。（馮飛，1929）女學教育，在胡適等五四知識分子強烈提出男女共校的建議下，蔡元培於1912 年任中華民國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期間，進行了教育的改革，終於實行小學男女同校的制度。各女子中、小學課程相繼改革，學科制由男女分科的「雙軌制」，轉變為男女同科的「單軌制」。1920 年北京大學先後招收了九名女學生，選修學科可與男大學生相同，達到了高等教育男女同校的宗旨。但由於諸多因素，還是沒有達到女學教育的預期效果。當時的施政者對女學教育採取敷衍的態度，他們說：「要自由平等吧，如果男女同學你們看來就是自由平等，好，照你們意思辦。」（沈從文，2002：12 卷：7）沈從文對這種現象曾有所批評，他說：於是開放了千年禁例，男女同學。正因為等於在無可奈何情形中放棄固有見解，取不干涉主義，因此對於男女同學教育上各問題，便不再過問。就是說在生理上，社會業務習慣上，家庭組織上，為女子設想能引起注意值得討論的各種問題，從不作任何計畫。換言之，即是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混了八年，由民八到民十六。我們若對過去稍加分析。自然會明白這八年中不僅女子教育如此，整個教育事實上都在拖混情形之中度過這八年，正是中國近三十年內政最黑暗糊塗時代。（沈

(5)

從文，2002：12 卷：7）整個女子教育缺乏完整的配套措施，缺乏真正為女性量身打造的實質改革，純然在一種無目的的狀況中。沈從文在〈燭虛〉中談到這種問題說：「對於人的教育，尤其是與民族最有關係的女子教育，卻一直到如今還脫不了在因襲的自然狀態下進行。」又說：「這個現象說明一件事情，即大學教育設計中，對於女子教育的無計畫。這無計畫的現象，實由於缺乏瞭解不關心而來。」（沈從文，2002：12 卷：12）在放任不管的情況下，五四前後的女學運動是失敗的，胡適說：「人人都說現在的女子教育大失敗，因為女學生有賣淫的，有做妾的，有做種種不名譽的事的。… 只教她讀一點死書，不許她學做人的生活。…這不是女子教育失敗，這是女子教育不曾解放的失敗。」胡適提出的藥方是「多多解放」，他說：補救女子教育的失敗，就是多給她一點教育，不解放的教育失敗了，多給他一點解放的教育。解放的女子教育是：無論中學大學，男女同校，使他們受同等的預備，使他們有共同的生活。初辦解放的教育一定有危險的，但是這種危險沒有法子補救，只有多多的解放。解放是消除解放的危險的唯一法子。（胡適，1929：91）胡適解決女學教育缺失的方法，是以解放消除解放的危險，但沈從文認為五四運動雖然叫響了女性「爭自由」，而「把趨勢放在求性的自由一方面」，這和「如何重新做人，重新做什麼樣人」的教育改革本質相去甚遠。（沈從文，2002：12 卷： 6），對於女子教育，沈從文認為女學失敗的問題亟待解決，一定要從塑造人格的「哲學」角度出發。（沈從文，2002：12 卷：13），他要的是從女性立場出發，能充分解決女子教育問題的女學運動思維。他說：此外凡是對於婦女運動具有熱誠的人，也應當承認改造運動必較解放運動重要，做人運動必較做事運動重要。我們需要一個新的婦女運動，以改造與做人為目的。十六歲到二十歲的青年女子，若還有做人的自信心與自尊心，不願意在十年後墮落到社會常見的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婦人類型中去，必對於這個改造與做人運動，感覺同情，熱烈擁護。（沈從文，2002：12 卷：9）又說：她不再是自然物，於人類社會關係上，僅僅在性的注定工作方面盡生育義務，從這種義務上討取生活，以得人憐愛為已足。令她還可以單為作一個人，用人的資格，好好處理她的頭腦，運用到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與人格，從書本

(6)

上吸收，同時也就創造，在生活上學習，同時也就享受。…也許我們需要的倒是一種哲學，一種表現這個優美理想的人生哲學，用它來作土壤，培植中國的未來新女性。（沈從文，2002：12 卷：13） 1923 年，沈從文到了北京，次年春進北京大學旁聽課程，開始嘗試文學寫作。 1927 年冬天，由北京到達上海，謀求新的發展機會。1929 年，經徐志摩推薦，被校長胡適破格聘為講師，到中國公學任教。這段經歷讓他真正看到了中國女子教育的實況，也讓他對女學的改造有了看法。〈蕭蕭〉創作於 1929 年，距五四運動剛滿十年，這段時間正是女學運動勃興的年代。女子從嚴禁接受學校教育，到准許男女分校，再到准許男女合校，全處在摸索與實驗的階段。就歷史的觀點看，〈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形象，應扣緊女學運動、女性覺醒的民初草創階段去追蹤觀察，才能客觀釐清真相。沈從文的女學觀點，認為青年女子不應墮落到成為以玩牌消磨生命的婦人，而是要用人的資格，好好處理她的頭腦，運用到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與人格。用這種思維與〈蕭蕭〉中女學生的作為相對照，就可清楚看到沈從文透過鄉民之口塑造女學生形象，正有其批評女學運動弊病的用心。

貳、作者的早期經驗影響〈蕭蕭〉的創作內涵

沈從文早期曾經歷過鄉野、軍旅的生涯，遭遇過城市的爭鬥排擠，面對鬻稿維生的窘境，這些生活經驗都影響著〈蕭蕭〉的創作。

一、鄉野、軍旅的生活，蘊育〈蕭蕭〉的人性關懷

沈從文出生於湖南鳳凰，從小過著鄉野無爭的生活，家鄉新鮮有趣的事，是他童年的記憶，日後都在他的筆下一一呈現。童年時期雖然佔其人生中的短暫歲月，但豐富的鄉間生活卻滋養著日後的鄉土寫作素材，他所描寫的故鄉題材，很多都是小時後逃學玩耍，眼底足履所涉獵的人事地物。也就是說，即使沈從文離開故鄉來到城市，童年與青少年時期源泉滾滾的生命力，仍然提供養分滋潤生命中各階段的枯萎心靈。 1916 年秋天，沈從文 14 歲，進入預備兵的技術班習武，第二年，因家道中落，

(7)

加入部隊，開始了軍隊生活。1920 年 12 月，所在部隊在鄂西遭人伏擊，全軍覆沒。沈從文因留守辰州，倖免於難，年底被遣散回家。這段時間，他隨鄉裏土著部隊深入沅水流域各地，移防湘、鄂、黔、川四省邊區，隨軍清鄉、勦匪。軍旅生活，讓他看遍砍頭如砍樹的生活，所以他描述一群人在流彈中與死神交會的日子說：我呢，一事無成，軍隊裡這裡那裡繞著圈子，但張起眼睛，看那些同道朋友，一個兩個在光頭子弹下丧失了生命，在別人的吶喊聲裡就讓自己逃下來，在我的吶喊聲裡又看到別人一樣的作出可笑的神氣逃去。自己跑，看人家跑，兩者的循環，使我對人生感到極端的疲倦，然而還是轉，還是轉！（沈從文，2002：2 卷：318）軍中生涯也充斥著許多脫序亂紀的事，這使他開始自省。他在〈致唯剛先生〉中說：「做過許多年補充兵，做過短期正兵，做過幾年司書；以及當流氓。人到軍隊中混大，究竟也有點厭煩了（但不是覺悟），才跑到這裏。」（沈從文，2002： 11 卷：39-40）文中所謂「有點厭煩」，指的就是看不慣軍中常與女色糾纏不清、風紀敗壞、充斥刑殺的事。這些殺人如麻，生活無紀律的日子，使他看不到美好的人生，使他真實感受人生的變數，感受人性的受摧殘。 1922 年 2 月，他在湘西巡防軍統領部任司書，冬天，又任陳渠珍的書記，隨後又在陳渠珍所辦的報館擔任校對。這些經驗讓他接觸了許多新文學書刊，也開始受到新文化的啟迪。這年6 月，他生了一場大病，死裡逃生，讓他開始思索生命的真諦。他說：「好壞我總有一天得死去，多見幾個新鮮日頭，多過幾個新鮮的橋，在一些危險中使盡最後一點氣力，咽下最後一口氣，比較在這兒病死或無意間為流彈打死，似乎更當有意思些。」剛巧又發生好友陸弢游泳溺斃事件，讓他真正體驗生命的無常。他收起青年時期玩世不恭的心態，開始關注這嚴肅的生命課題，有了到北京讀書的想法。他說：「儘管向更遠處走去，向一個生疏世界走去，把自己生命押上去，賭一注看看，看看我自己來支配一下自己，比讓命運來處置得更合理一點呢還是更糟糕一點？」（沈從文，2002：13 卷：364），因此在這年 8 月，他經過 19 天的長途旅行，終於到了北京。（李揚，2005：299）沈從文從原鄉出走北京，是死亡陰影、大病體悟、好友驟逝、職場失意等諸多因素所壓縮共應的質問與回應。他說：「因身體衰弱，年齡漸長，從各樣生活中養成了默想與體會人生趣味的習慣；對於過去生活，有所懷疑，漸覺有努力為自己在一陌生事業上之必要。因這憧憬的要求，胡胡塗塗的到了北京。」（沈從文，2002： 13 卷：371）他到北京，其實是揹負著思索生命真諦的沉重包袱。

(8)

沈從文的童年生活，使他喜愛鄉下人的純樸人性，直到長大之後，他還自稱為「鄉下人」，（沈從文，2002：9 卷：3），在《蕭蕭》文中，處處都在表現湘西純真善良的人性，這些描寫和他的鄉野童年經歷是有直接關係的。軍旅的荒唐生活，使他開始反思生命的意義，讓他養成了默想與體會人生趣味的習慣，也讓他更重視人性。在沈從文的作品中，看不到像魯迅嚴厲批評的那一面。他面對人生的誤謬，總是抱著以欣賞、讚美的態度，去刻畫人性美好的一面。例如在〈蕭蕭〉文中，蕭蕭雖然與花狗大通姦，蕭蕭大可以被沉潭或發賣，然而沈從文處理蕭蕭的結局，刻意淡化，不以悲劇收場。這樣的安排，和沈從文厭棄軍旅生活中太多踐踏生命尊嚴的作為有關。在他的作品中，他不願意再去加強人性的邪惡面。

二、城市、文壇的排擠，強化〈蕭蕭〉的美善書寫

沈從文在上海創作〈蕭蕭〉短篇小說時，已在北京整整住了四年多，又在上海過了二年。前後六年的城市生活，對他而言，是一段充滿排擠衝突的不愉快經驗。這些經驗，讓他更強烈地感受到城鄉的文化差異，也更強化了他寫湘西田園牧歌式美善作品的動機。 1923 年 8 月下旬，沈從文在沒有任何人事背景下獨闖北京。初期經濟拮据，窩居於「窄而霉小齋」，一面至北京大學旁聽課程，一面開始嘗試文學創作。1925 年 8 月初，經林宰平、梁啟超的推薦，到熊希齡創辦的香山慈幼院任圖書管理員。後來由於與院內高層磨擦結怨，遭到奚落排擠，他又在《晨報副刊》發表小說〈第二個狒狒〉、〈用A 字記下的事〉、〈棉鞋〉等作品，寫他初到慈幼院的見聞及慈幼院的人事衝突，最後就在人事不和的情況下離開慈幼院，讓他感受到鄉下人的善良與城市人的卑鄙是多麼不同。沈從文在北京、上海期間，徐志摩對他那種主觀意識強烈的田園牧歌式文風雖然曾給予至高的評價，（沈從文，2002：11 卷：49）但他的異調作風與當時的文壇卻格格不入。他的文壇好友胡也頻、丁玲曾帶他去上海文人常聚集的高級咖啡館，但他始終打不入上海文壇。他看不慣一般文人拍馬損人的行徑，也不懂拉幫結派之道，他說：「此時中國的人欲作藝術家或文學家麼？你去先把生活的藝術學成，再來動手作作你的事業吧。你能活動於某一種階級間，這所靠的武藝並不是真的某種藝術。」（沈從文，2002：14 卷：22），他來自湘西化外草莽之區，行伍出身，是一隻孤鳥，他衣著簡樸，自嘲「是一個生活上的落伍者」。（沈從文，2002：3 卷： 430），這種異己身分想在北京、上海這種高文化知識的地區出人頭地，自然不是

(9)

容易的事。因此他與當時文壇的「古典主義」、「革命文學」等派，始終是扞格不入，保持一定的距離。（沈從文，2002：7 卷：231）在政治狂飆的年代，文學被捲入政治漩窩已是無法避免的事實。在文學作家的排擠中，「革命文學」派的攻訐批鬥，比「古典主義」派的自視甚高，顯然更令沈從文難以招架。在此種攻訐批鬥的氛圍下，文學創作漸次滲透不單純的寫作企圖，文學非賴信仰指導不可。1928 年，文學創作的環境背景已不再單純，到 1929 年沈從文已強烈嗅出此種氣氛，而且很確定。（沈從文，2002：14 卷：35），他說：「使我生到這世界上感到淒涼的，不是窮、不是沒有女人愛我，是這個誤解的輕視。」（沈從文，2002：3 卷：5），又說：「在一些半相熟的人中我得來的誤解與輕視，總分量可以壓死我而有餘。」（沈從文，2002：14 卷：25） 1928 年 3 月，沈從文在《新月》雜誌上開始連載長篇童話小說《阿麗思中國遊記》，透過西方觀點來檢視東方的中國。沈從文說：「我不能把深一點的社會沉痛情形，融化到一種純天真滑稽裏，成為全無渣滓的東西，諷刺露骨乃所以成其為淺薄。」（沈從文，2002：3 卷：3-4），《阿麗思中國遊記》融入當時社會時局事件或隱或明而現，滲入具現實基調的寫實手法，其中的諷刺意味鮮明，但如此的為文特質卻導致他被人誤解甚深。他說：「亦用不著一些善於活動的青年文學家，把我強迫安置在什麼復辟派與反動派的地位下。我的作文章，在求我自己美型的塑捏，與悲憤的擺佈，成功後的歡喜外，初初不曾為誰愛憎設想的。…總之我是我自己的我，一切的毀譽於我並無多大用處，凡存了妬心與其他切齒來隨意批評我的聰明人，他的聰明真是白用了。」（沈從文，2002：3 卷：145-147）沈從文寫作《阿麗思中國遊記》，自認並未有拉幫結派的意圖，但因他是《新月》雜誌的長期撰稿人，也因此被看作是「新月派」的成員，而且被扣上誣陷毀謗的莫須有罪名。他說：「書中一些像譏諷又仿佛實在的話，曾有人列舉出來，以為我是存心與誰作難，又以為背後有紅色或綠色（並不是尖角旗子），使我說話儼然如某類人；—某類人，明白來說，則即所謂革命文學家是也。」（沈從文，2002： 3 卷：145），《阿麗思中國遊記》事件，無疑是一樁始料未及的事，一個「全無所黨」的人，（沈從文，2002：14 卷：25），卻被有心人穿鑿附會，從此開啟沈從文文藝轉向的思索。〈蕭蕭〉創作於 1929 年，就在《阿麗思中國遊記》事件之後，這篇小說的出現，標幟著沈從文對城鄉生活的強烈反思，這篇小說是他走向經營苗鄉題材的關鍵作品。就〈蕭蕭〉的寫作手法而論，對蕭蕭的婚姻出軌和女學生的怪異行為，像《阿

(10)

麗思中國遊記》較強烈批判觀的表現手法已漸次隱去，文中也不帶有道德性的批判，這種寫作方式成為他日後的重要風格。這種重大的創作覺醒與轉彎，和沈從文在北京、上海受排擠的生活是有密切關聯的。

三、早期的寫作經驗，成就〈蕭蕭〉的創作方向

以 1929 年冬創作〈蕭蕭〉一文的時間為斷，在此之前沈從文約創作了 200 餘篇各類型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城市系列與鄉村系列。沈從文的創作是先從城市系列開始的，時間可早至 1924 年。這些作品中，感時傷世的甚多，並非純文藝式的創作。內容有初到北京、上海的生活潦倒；有在文壇初露頭角，無法被人了解與受盡奚落的的悵惘；也有極大量作品是屬於女性題材的。其中女性題材的作品又可分兩類：一類是以客觀心態觀察城市男女情感互動模式的；另一類則是尋求女性的慰藉以治療寂寞心靈的。這些城市系列的作品，與其現實生活是無法脫鉤的。這時期的作品，具有抒發他剛到城市的困頓心情的功能，也有排遣現實生活的愛恨情仇的作用。沈從文的鄉村系列作品，以1925 年的〈市集〉為開端。與城市系列作品一樣，這時期的鄉村系列作品，同樣是沈從文遭逢逆境的慰藉，與鬻稿為生的謀生資產。所不同的是，城市系列是直接緊貼現實生活而寫，鄉村系列則是城市中飄泊旅者撫慰寂寞心靈的一種寄託書懷。沈從文這些略帶點私人傳記體性質的文學風格，成為瞭解他個性為人最真實的資具。這類回憶童年、軍旅、故鄉民俗過往生活經驗的作品，構成沈從文早期文學的重要特色。從1924 年到 1929 年都曾發表過這類作品，但顯然以初至北京、上海的1924 年到 1927 年為高峰期。1928 年後這類作品則較少再見。其中最明顯的，是文學啟蒙初期赤裸裸書寫城市愛情的題材不再出現。 1928 年以後，沈從文的作品題材開始轉向，主要原因有二：其一，《阿麗思中國遊記》所受到的不公平批判，對他的衝擊很大。他寫了許多序跋、文評、雜談。序跋是在抒發與回應不斷出現的批評。雜談則在批駁痛斥文壇攻訐他的亂象。在這個時期，他漸漸開始形塑他的文學素樸主義觀點。其二，沈從文初到城市時，周旋在城市女子中的苦澀迷戀，多半捲入三角習題式的不倫之戀。不然就是因城中女子趾高氣揚的拜金觀點使他被鄙視冷淡。在其作

(11)

品中，沈從文空自形塑癡情漢的形象，自認理想女性的化身只能在夢中追尋。現實的愛情屢屢變成幻夢，使他對女性的企盼心理不再激情。 1923 年沈從文出走故鄉來到城市追夢，1928 年他又從城市幻滅中回眸凝視故鄉。這個轉變，除了受到文壇排擠詆毀的因素外，城市愛情的幻滅，也使他必須重塑再造文藝中女子的形象。沈從文在前期的愛情書寫，所表現的是：愛情的心緒落寞壓抑，愛情的行動裹足退縮。這種現象到了 1926 年開始轉變，他寫〈Láomei， Zuohen〉（又名〈妹子，真美呀〉）這篇文章時，在愁苦沉悶的灰色基調中，他突然緊抓一個光明的形象書寫，把對女性的幻夢寄託在苗鄉女子身上： Láomei,zuohen！（妹子，真美呀！）一個春天，全在你的身上。一切光榮，一切幸福，以及字典上一堆為讚美而預備的字句，都全是為你們年青 Láomei 而預備。（沈從文，2002：11 卷：59） Láomei 是對「苗鄉女子」的稱謂，是沈從文在城市中多次展開猛烈追求女性，遭受碰壁失敗後，遁入夢境中去幻想型塑的「理想中鑄定的全神」。（沈從文，2002： 11 卷：57），雖然這類作品不再大量產出，但在女性書寫上，這篇投射理想女性化身於苗鄉的關鍵作品，顯得格外清新有活力，也透顯出〈蕭蕭〉文中蕭蕭的神韻。有感於都市生活的沉悶與挫折，及追求女性得不到預期的成就，1926 年沈從文透過表弟，從故鄉搜集一批苗鄉歌謠而編成《筸人謠曲》、《筸人謠曲選》。這些歌謠並非他的原創，但是透過他搜集整理並加註解釋過。〈蕭蕭〉中穿插的歌謠，有些就是這時期所搜集的。這些跡象說明自 1926 年起，沈從文已開始花更多的心神去關注故鄉的風物，所以他開始做傳播苗鄉事物的工作，他說：「把我們那地方比歌謠要有趣味的十月間還儺願時酬神的喜劇介紹到外面來。此外還有苗子有趣的習俗，和有價值的苗人的故事。」（沈從文，2002：15 卷：20） 1928 年，沈從文對個人身世滄桑與情場失意之感達至極點，文學路線又遭到指射，可說腹背受敵，他在日記體〈中年〉一文中說：「對文學，自己是已走到了碰壁時候，可以束手了吧。」（沈從文，2002：3 卷：426）這種感慨應是《阿麗思中國遊記》遭人誤解所引發的。他又說：「徒然的牢騷，真應當被青年美貌唇紅齒白的革命文學家代取綽號為該死的吧，就說是害怕，以後將方向轉變似乎是必需的事了。」（沈從文，2002：3 卷：438），這情景關鍵性地決定著沈從文的文學轉向。此後，沈從文有了大量的苗鄉題材創作，如〈龍珠〉、〈媚金•豹子•與那羊〉、〈七個野人與最後一個迎春節〉等一系列作品都是。

(12)

經過早期的創作經歷，沈從文收拾在城市中受創的文藝心靈，從最樸實勁活的苗鄉素材來引動激發自己再生的創作能量，跳脫落魄自卑的城市沈從文形象，再造苗鄉邊地鄉野活脫的沈從文形象。〈蕭蕭〉的創作，確立他將文學眼光回眸於湘西題材的信心是篤定且無悔的。

參、女學生形象所映照的主題解讀

〈蕭蕭〉一文中，主角是蕭蕭，但描述新文化啟迪下的女學生，卻是刻意鋪展，佔有極大的篇幅，成為驅動情節發展的另一條主線。在文本中，透過祖父的觀點，把女學生的形象描述為：「沒有辮子，留下個鵪鶉尾巴，像個尼姑，又不完全像。穿的衣服像洋人又不像洋人，吃的，用的…總而言之事事不同。…她們穿衣服不管天氣冷熱，吃東西不問饑飽，晚上交到子時才睡覺，白天正經事全不作，只知唱歌打球，讀洋書。她們都會花錢，一年用的錢可以買十六隻水牛。她們在省裡京裡想往什麼地方去時，不必走路，只要鑽進一個大匣子中，那匣子就可以帶她到地。她們在學校，男女一處上課，人熟了，就隨意同那男子睡覺，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財禮，名叫自由。她們也做州縣官，帶家眷上任，男子仍然喊作老爺，小孩子叫少爺。她們自己不餵牛，卻吃牛奶羊奶，如小牛小羊，買那奶時是用鐵罐子盛的。她們無事時到一個唱戲地方去，那地方完全像個大廟，從衣袋中取出一塊洋錢來（那洋錢在鄉下可買五隻母雞），買了一小方紙片兒，拿了那紙片到裡面去，就可以坐下看洋人扮演影子戲。她們被冤了，不賭咒，不哭。她們年紀有老到二十四歲還不肯嫁人的，有老到三十四十還好意思嫁人的。她們不怕男子，男子不能使她們受委屈，一受委屈就上衙門打官司，要官罰男子的款，這筆錢她有時獨佔自己花用，有時同官平分。她們不洗衣煮飯，也不養豬餵雞；有了小孩子也只花五塊錢、十塊錢一月，僱人專管小孩，自己仍然整天看戲打牌，讀那些沒有用處的閒書。…總而言之，說來事事都希奇古怪，和莊稼人不同，有的簡直可以說豈有此理。」祖父是道道地地的鄉下莊稼人，他所描述的女學生模樣，成為鄉下人茶餘飯後的笑話。沈從文補充說明：「放水假日子一到，照例便有三三五五女學生，由一個荒謬不經的熱鬧地方來，到另一個遠地方去，取道從本地過身。從鄉下人眼中看來，這些人都近於另一世界中活下的人，裝扮奇奇怪怪，行為更不可思議。」在文本中女學生的形象，究竟要表達什麼意涵呢？

(13)

沈從文處理女學生的手法，採用鄉民們的語言和視角，將女學生描寫成「晚上交到子時才睡覺，白天正經事全不作」、「看戲打牌」、「吃東西不問饑飽」、「隨意同那男子睡覺」、「不洗衣煮飯」、「雇人專管小孩」、「整天看戲打牌，讀那些沒有用處的閒書」。有人認為這就是沈從文對女學生的觀點，但從許多學者研究的論文分析，似乎又各有不同見解。羅維認為沈從文藉女學生來暗示中國農村的閉塞、保守，顯示鄉下人的無知、幼稚，凸顯城鄉之間存在的巨大距離和差別。（羅維，2002：59），何希凡、余榮虎認為：女學生的生活形式，比起鄉村的保守，是更為合理的道德和生活。（何希凡、余榮虎，2006：32），廖小勤認為：蕭蕭的快樂，潛伏著無知與麻木，沈從文於是引入了女學生的描寫，目的在引進自覺的反省和反抗的力量。（廖小勤，2008： 33），胡冬汶認為：女學生所暗示的是現代文明，反映鄉下人的無反省、無認知。（胡冬汶，2003：17-18），葉奕翔認為：沈從文站在湘西鄉下人的立場，批判女學生的行為是不當的，是可笑的。（葉奕翔，2008：88），柯鵬飛、蔡少丹認為：女學生象徵沈從文對山外世界瞭解的渴求，象徵他對自由與文明的憧憬，象徵他想進學校去學些不明白的問題。（柯鵬飛、蔡少丹，2007：21）在以上諸說中，除了葉奕翔否定女學生的行為外，其他人都是肯定女學生的行為。簡析肯定者的意見，女學生大致代表下列四種意涵：（一）象徵城市文明的符號。（二）引進女性自覺的一股反省、反抗力量。（三）與出走形象連結在一起。（四）是沈從文理想新世界的象徵。這四種意涵之間，彼此是互為因果的：首先要肯定「城市是文明的」作為前提，女學生來自城市，當然是「城市文明的符號」，也肯定了女學生的行為是「具備正面、積極意涵的」；再從肯定女學生的行為立論，延伸出女學生具有女性自覺的「省思、反抗符號」形象；同時延伸出女學生投射的是沈從文對城市形象的心靈渴盼—— 「耳目一新的世界」；終於形成文本中蕭蕭的想要出走和現實中沈從文的原鄉出走。透過連貫的解讀步驟，就產生沈從文欲藉女學生形象所代表的城市文明去啟迪苗鄉閉塞民風的創作意涵，但事實上這種觀點是錯誤的。沈從文究竟要藉女學生形象表達怎樣的意涵？這要參照沈從文寫作〈蕭蕭〉的

(14)

時空背景，更要比對他在其他作品中的觀點。先確定〈蕭蕭〉的寫作動機，才能確實掌握住女學生形象所代表的真實意涵。女學生和蕭蕭二人，在文本之中，分明代表著城市文明與農村傳統，那麼〈蕭蕭〉的創作，必然是代表了沈從文對城市文明與農村傳統的批判。沈從文處理這樣的題材，為什麼是以鄉民們的語言和視角來議論女學生，而不是以女學生的語言和視角來議論蕭蕭？很顯然的，他的寫作動機是以鄉村傳統批判城市文明，不是以城市文明來批判鄉村傳統。就此而言，沈從文對〈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所做的行為是批判，不是贊同。不過，我們要注意的，沈從文所要批判的內涵是什麼？是女學生的行為呢？還是另有更深層的意涵？五四運動以後，女子教育大解放、女性自覺抬頭，但女學教育所呈現出來的，卻是問題重重。〈蕭蕭〉創作於 1929 年，就時空背景說，中國正處在新舊觀念嚴重衝突的時刻，女子教育的解放，是全國各界關注的大事。沈從文在文本中大肆鋪寫女學生，顯然是在表達他的女學教育觀。加上沈從文個人親身同時擁有城鄉生活上的經驗，在文學創作上就讓他產生了城鄉意識的擺盪。沈從文從純樸的鄉村，隻身無援地投入城市，經過六年的浮沈，飽嚐了「城市文明」的冷暖。他的生活經驗，使他從對城市文明的憧憬，又轉換成對鄉野的回歸。〈蕭蕭〉創作於這樣的時刻，是隱含了沈從文對女學教育問題的思維。時代環境和早期經驗對沈從文創作的影響，前文已有詳論。這裡擬從女學教育、婚姻制度、出走意念、城鄉意識、增補心理等面向，重新解讀〈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形象。

一、從女學教育解讀

〈蕭蕭〉中有一大段書寫女學生的內容，沈從文刻意採用鄉民嘲諷的觀點敘述，但從一連串女學生帶給蕭蕭的衝擊看來，蕭蕭對女學生是羨慕的。她常被祖父說：「你非做女學生不行！」蕭蕭自己對女學生的態度，也有如下的描述：「做女學生並不可怕」、「心中卻忽然有了一種模模糊糊的願望，以為倘若她也是個女學生…」、「從此以後心中有個女學生。做夢也便常常夢到女學生」、「蕭蕭步花狗後塵，也想逃走，收拾一點東西預備跟了女學生走的那條路上城。」蕭蕭懵懵懂懂中也知道女學生具有一種影響力。不能否認的，女學生的形象與女性覺醒是有關連的，但女學生的行為卻不足以完成這個任務。

(15)

小說中，沈從文不採歌功頌德的方式來肯定女學教育的卓然有成，他用揶揄嘲諷的方式來檢討近代女學教育的不盡完善。在沈從文筆下，女學生行為是失敗女學教育的反射，女學生尚不夠格「好好處理她的頭腦，運用到較高文化各方面去，放大她的生命與人格。」（沈從文，2002：12 卷：13），以此觀點看，女學生與蕭蕭都必須再「放大她的生命與人格」。小說中對女學生是採明白的揶揄，對蕭蕭則暗藏些許無奈與遺憾。沈從文以女學生雙綰現代與傳統，因此造成各方解讀女學生形象的各自表述。沈從文看待女學生和鄉民的觀點未必一致。沈從文在〈燭虛〉一文曾回溯民國八年到十六年其間的女子教育，透過〈燭虛〉裡的言論，可知沈從文是將〈蕭蕭〉文本中的女學生作為創作手法中的反諷之用的，用它來表明這股女學教育的醒覺力量是有其不完善性的。與鄉民對女學生用排拒眼光來否定是不同的。在創作動機上，這股來到湘西的外部醒覺力量— — —「女學生形象」，縱有瑕疵，畢竟瑕不掩瑜。這股力量的精細處雖未能影響苗鄉女子，女學運動只爭到一個粗胚與口號，並未落實婦女人格的再教育，但蕭蕭畢竟聽到了。女學生那段書寫，歷來都做為是外部新思潮的影響與歌頌，如依沈從文〈燭虛〉文中所言，這些描寫其實是在檢視現代新式女子教育的弊端。沈從文寫女學生過於新潮，離經叛道，荒腔走板的生活，看來似乎是意有所指，應是透過「鄉民們的語言和視角」來襯墊他的心聲：女子教育只追求假象男女平權，更精細的女性思維乏人關注。

二、從婚姻制度解讀

在高等女學教育已漸普及的年代，讀了書的女學生婚姻仍然由父母作主居多，傳統媒妁之言的包辦式婚姻，不僅在中原漢人城鄉區域蔚為主流，在更封閉的湘西苗鄉，女大男小的童養媳婚俗更是歷史傳承中約定俗成的產物。隨著一連發生驚奇的偶然率，蕭蕭從「沉潭」與「發賣」下開脫得救，這要歸因於伯父、婆家、小丈夫的不冷血，這和魯迅〈祝福〉中祥林嫂死於魯鎮那種「看客心理」是迥然不同的。從童養媳制度而言，小丈夫太小，成天離不開蕭蕭，因此也不懂得計較蕭蕭的珠胎暗結。「沉潭」、「發賣」不及於蕭蕭，宗法社會的制約懲處在此形同瓦解。由此看來，殺人的是「人」而非宗法制度，沈從文不對宗法制度過度批判的原因是他期待人性。

(16)

文本中說女學生「隨意同那男子睡覺，也不要媒人，也不要財禮，名叫自由。」甚至嫁了人，也不做家事，也不親顧小孩。對比蕭蕭姐弟夫妻的結局，「到蕭蕭正式同丈夫拜堂圓房時，兒子已經年紀十歲，能看牛割草，成為家中生產者一員了。平時喊蕭蕭丈夫做大叔，大叔也答應，從不生氣。」女學生的自由戀愛觀，在不與事爭，不與人較的苗鄉社會被當成笑談，突顯的不全然是鄉人愚昧無知的「語言與視角」，它是被以反諷的敘事手法來反顯苗鄉婚姻制度的特殊性與穩固性，其背後是有著嚴肅的鄉土人文思考觀。沈從文要我們突破思考的，是宗法制度本身並非那麼可怕，操控這制度機器的族長，假上天意旨代天懲人的醜陋行徑才令人害怕。要革除的是醜陋的非人性部分，不是拋棄女大男小長存於邊區的童養媳民情風俗。沈從文賦予蕭蕭婆家與伯父愛與美的人性觀，這樣不管童養媳制度合不合於現代婚姻標準，某些民族婚姻制度將依然會存在，歷千百年而不衰。沈從文認為改革不是光廢制度，改革是一波希望的思想工程。

三、從出走意念解讀

蕭蕭懷了孕後，曾有二度出走的打算，一度為花狗大所拒絕，一度是被家人給發覺。文中寫道：「蕭蕭步花狗後塵，也想逃走，收拾一點東西預備跟了女學生走的那條路上城。但沒有動身，就被家裏人發覺了。」由此看來，當蕭蕭心裡害怕無依靠時，女學生的確起了「蠋照」的功能。沈從文並不看好女性出走，他在〈巧秀與冬生〉中說，女子出走一般並非如男子出走是思索人生事業等課題，「大多數卻和成年前後的性青春期有關」，（沈從文，2002：10 卷：425），一旦離開故土，生命神韻將如失根蘭花無所依附，結局必然悲慘。並且為追求性靈合一與心愛男子出走，這是人性本能，這個問題基本上是不管城鄉差距的，是不必靠任何啟蒙意義的激勵。因此，女學生在文本中實際上是缺乏啟蒙意涵的，頂多也只是人在孤立無助時，藉以照明暗淡人生旅途的一種「蠋照」功能。人性與宗法社會對立相抗時，沈從文認為宗法社會的不合理性在於人而非制度，且性的壓抑要在宗法社會下有所突破解放，有其歷史歷程與包袱。在舊式婚姻制度未隨時代巨輪轉變前，在整個社會環境極易使女性淪為從娼以求生時，單靠私奔出走，苗鄉少女在追求自主性的愛情時仍是希望幻滅。（沈從文，2002：10 卷：

(17)

417），有人認為沈從文織造的常是一種幻夢或烏托邦世界，其實〈蕭蕭〉一文絕非憑空編造，是真實的苗鄉生活縮影。〈邊城〉中翠翠的形象是取材於瀘溪絨線鋪的女孩，沈從文歸鄉時，為她掌舵的女孩他驚為另一個翠翠，苗鄉自然也存在許多「蕭蕭」，她們世代生活著，唱著或悲或喜的生命之歌。從都市文明角度思索，可以做出對苗鄉婚姻制度的異見，但不能批判鄉民與蕭蕭是全然蒙昧無知。翠翠在天保、爺爺相繼離開後，鄉民用愛守護著她一生，蕭蕭的善良育自天地靈氣，即使婚姻出現危機，苗鄉人性美總能化解一切缺憾。與從鳳凰縣出走的沈從文對比，留在家鄉的蕭蕭是幸或不幸，細細玩味沈從文在〈蕭蕭〉中賦予蕭蕭的最終命運仍是留守家園的結局，最後在接受命運多年後仍做了小丈夫的媳婦。再結合沈從文從故鄉出走後在城市中遭受困境的背景以觀，沈從文似乎留待許多思索空間，想要提供讀者更多的猜測與探討，來重新賞鑑這篇小說。

四、從城鄉意識解讀

城鄉意識是〈蕭蕭〉童養媳明線背後一條隱隱牽動的暗線，女學生形象和城鄉意識是有一定的關聯。沈從文有些文章會在文末加記該文的創作本事，或有些作品內容即能透顯當時作者的心靈意向，但〈蕭蕭〉一文並未留有蛛絲馬跡可供取證。因此探討沈從文創作〈蕭蕭〉的城鄉意識，光靠解讀〈蕭蕭〉的文本，總是比較模糊隱微。本文在「作者的早期經驗影響〈蕭蕭〉的創作內涵」一節裡，對沈從文在城鄉意識的擺盪歷程有詳細論述。從其中可以明晰看到：自 1928 年起，沈從文的文學創作，開始從城市幻滅中回眸凝視故鄉。〈蕭蕭〉創作於 1929 年，正是沈從文回眸故鄉意識興起之時。女學生在〈蕭蕭〉文中，是作為一種城市文明的假象象徵意義而存在著的。自然是一本大書，沈從文童年闖蕩鄉野，無憂無慮長養於天地間。他神馳意遠，發動五感經驗的能力，日後建構出文藝的想像空間。故鄉與軍旅生涯雖然導致他出走，可是闖蕩江湖見多識廣，及從中歷練出勘透生死的觀點，成就他不帶道德批判的文學批評觀，也影響沈從文日後對城鄉思索的觀點，他總帶著苗鄉原始生命的源泉去檢驗城市文明的價值觀。沈從文出走故鄉，衝破在故鄉的心靈瓶頸，想在城市振翅高翔，開創新天地。但他的性格天生率真，掩不住鄉下人憨厚樸拙的個性，不擅於在城市社會中施展交

(18)

際手腕。在城鄉文化與地域兩重反差因素的巨烈轉變下，他無法適應城市文明的自私、陰險、鄙視、嘲諷等習氣，譏嘲、自卑、潦倒與落伍可說始終伴隨著沈從文。城市的炎涼世態，盡挫其元氣。現實生活遭受壓抑，回顧家鄉淳樸風物，城市與鄉村的對立逐漸在心中成型，也促成創作心靈的反思沉澱與進一步開展故鄉風土民情的寫作題材。這樣的改變不僅是不得不變，其變也水到渠成。從城市觀照轉回到鄉村觀照是沈從文生活經歷的必然轉思。原鄉階段是生命中的草創階段，在未去城市闖蕩前，對未來過度憧憬，自然對家鄉現實不滿意。但經歷城市文明，卻發現故鄉是美好的，而羈旅異地懸念至深。〈蕭蕭〉這篇小說寫於 1929 年的上海，懷抱理想熱情想在新天地中找到歸依，但卻面臨許多挫折，深自徬徨。1927、1928 是他生命從城市挫折轉思回歸苗鄉的關鍵年，縱然身在都市打轉，但文學眼光的凝眸，與思想的方向，卻都已重新定位，投射在故鄉。

五、從增補心理解讀

〈蕭蕭〉中的女學生形象，涉及新舊版本的文字有所不同，應該分作兩階段去探討。〈蕭蕭〉創作之時，民國肇建不久，又逢內戰外患不斷，國家各項建設處於停頓狀態，有識之士莫不憂心忡忡，文藝界更是硝煙四起。沈從文處在那樣的時代，卻特立獨行，秉持他那「鄉下人」的性格，作為一位作家，不肯拉幫結派，喜歡以人性書寫、鄉土關懷作為創作準則，因此〈蕭蕭〉的創作，純然是以一個作家的生活體驗和實際觀察為基點，藉小說體裁書寫城市文明和鄉野傳統間的對比，毫無政治意涵。到國共交戰末期，北京情勢趨變。1948 年 3 月，北京大學有人率先聲討沈從文，貼出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與不利於沈從文的大字報相呼應。郭沫若說沈從文是「一直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並定位他為「桃紅」派作家。（郭沫若，1948：19），沈從文自覺無人能了解他，並感受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迫害即將展開。兩度自殺不成，還一度住進精神療養院。1949 年以後，一生堅持文藝超卓於政治之上的沈從文，變成眾人批鬥的對象。1953 年他的作品被禁止出版，並銷毀全部的書。沈從文從此變得孤憤徬徨，捲入政治狂飆的年代。迫於為生存而活，在妻子張兆和的勸說下，沈從文自

1

949 年到 1957 年間，展開一連串的思想改造，先後進入中央革命大學研究班、華北大學、華北人民革命大

(19)

學學習；改行在歷史博物館擔任文化遺產的整理與研究工作；發表《我的感想—— 我的檢討》、《我的學習》、《三反運動後的思想檢查》等自我檢討的文章；參與批判座談會，甚至遠赴四川參加土地改革。在思想改造的過程中，看出一生堅持思想獨立的作家沈從文，他的表面思想終於有了些轉變。在此轉變下，1957 年官方終於又准許出版他的《沈從文小說選集》。〈蕭蕭〉寫在1929 年，發表在 1930 年的〈小說月報〉，1936 年收入《新與舊》集子。1957 年，經過修定，選錄在《沈從文小說選集》，其中有增加、刪除與更改。（陳國恩、孫霞，2006：10-14），1982 年又被收入《沈從文文集》，採用增修版。 1988 年沈從文去世，1992 年岳麓書社出版《蕭蕭集》，也收了這篇小說，又回歸到未刪前的版本。張兆和在〈總序〉中說：從文生前，曾有過這樣願望、想把自己的作品好好選一下，……現在湖南岳麓書社要為從文出書，我同虎雛商量，請吉首大學沈從文研究室合作，編選這麼一套。……這些篇章，或反映作者當時對社會、對文藝創作、對文史研究……的一些看法，或反映作者當時的處境，以及內心矛盾哀樂苦悶，把它們發表出來，容或有助於讀者從較寬的角度對他的作品、對他的為人以及對當時的環境背景有進一步瞭解。出這套書，當然，同時也了卻死者和生者的一點心願。（張兆和，2002：1-2） 2002 年收進《沈從文全集》，也採用最初的原作本。和女學生形象有關的文字，修改本有兩處的增補：其一、在祖父和蕭蕭對話後，增補文字，在（）內的字即為增補的文字：「她們讀洋書（念經）你也不怕？」（「念觀音菩薩消災經，念緊箍咒，我都不怕。」）「她們咬人，（和做官的一樣，專吃鄉下人，吃人骨頭渣渣也不吐，）你不怕？」增補之文字，是作為祖父恫嚇蕭蕭的說辭，這個增補文字，損洋人罵官員，顯然是針對冷戰時期的美國和國共的對立而加的。這樣的增補吻合文藝要為國家、民族、人民服務的教條，符合《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中所說：「當時凡騎在人民頭上的統治者，不論大帥或大少，多只知有己，卻對人民極端無情」的階級意識，（沈從文，2002：16 卷：373），所以有研究者就認為這是受「國家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陳國恩、孫霞，2006：11）

(20)

其二、在文末增補一段文字：小毛毛哭了，唱歌一般地哄着他：「哪，毛毛，看，花轎來了。看，新娘子穿花衣，好體面！不許鬧，不講道理不成的！不講理我要生氣的！看看，女學生也來了！明天長大了，我們也討個女學生媳婦！」這段文字增補的目的，是要謳歌女學運動的成功，以符合當時的政治環境。在這裡，女學生代表新文化已在思想落後的農村發揮影響力量，這與沈從文原作所要表達的形象是極不相同的。〈蕭蕭〉小說，在政治主導之下，經過修改再度面世，沈從文在〈題記〉中若有所指的說：「把二三十年前一些過了時的習作，拿來和新的讀者見面，心中實在充滿深深的歉意。」結尾加上此段，有意表現沈從文經過多年思想改造的成功。大陸改革開放後，沈從文去世，由其妻兒主導出版的版本，不再因政治因素影響，終於又可以把小說的內容回歸到寫作的原貌，讓故事停頓在牛兒成親日：蕭蕭抱了自己新生的月毛毛，卻在屋前榆蠟樹籬笆看熱鬧，同十年前抱丈夫一個樣子。這個結局，女學生的形象早已淡忘，出走的形象也被消解。顯現蕭蕭和女學生兩條主線中，沈從文所要表達的是女學問題和鄉土人性的純樸善良。

肆、結

論

不論是中國或西洋，女性的地位都是經過覺醒、爭取到獲得的過程而奠定的。在西方，女性主義開始於啟蒙時代的思想家，1792 年瑪莉．渥斯頓克雷福特著《女權的辯護》，是最早期的女性主義作品。西方早期的女性主義者，將自由主義的理念推及婦女，強調男女不平等是習俗以及兩性差別教育造成的，要消弭人為不平等，應給予女性同質的教育；同時女性應擁有充分且平等，可做自由選擇的機會；法律也應對男女一視同仁，不能有性別的歧視。在中國，女性運動是從西方教會在中國開辦女學開始的，從最初的開放男女同校，到日後的男女參政平權，也是中國婦女運動的過程。但女性運動在面對強大的傳統阻力下，一路艱辛，走到今日，仍有許多可以努力的空間。西方的女性主義，表現在文學上，以 1879 年易卜生創作的《玩偶之家》劇作

(21)

最具代表性。劇中娜拉為了自我追尋而出走，這種思想代表了女性的覺醒。1919 年中國發生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深受西方思想的影響，中國的文學作家也開始關注女性主義的議題。1923 年，魯迅發表「娜拉走後怎樣」為主題的演講稿，1925 年，又創作〈傷逝〉，塑造一個「中國娜拉」——子君，但〈傷逝〉的結局卻是子君在出走之後即面臨困境，面臨自由戀愛的理想破滅，嚐到了各方給她的絕望。這種結局安排，顯示：女性覺醒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中，還是沒有足夠的自由戀愛條件，女性出走的結果，便是子君這個中國娜拉的悲劇結局。中國的女子教育解放了女性的思想，但個人主義展現在新女性身上的，不是在社會上的男女工作權平等，只是纏足的解放，只是髮辮的剪去，只是虛幻的自由戀愛。在新式教育下的新女性，無法展現其在社會中的個人競爭力。這個結果當然不是女性的問題，而是女學教育不完善的問題。沈從文作為一個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自然也關懷女性覺醒的議題，但他不是以一個社會改革者的立場寫作，他說：「我主意不在領導讀者去桃源旅行，卻想借重桃源上行七百里路酉水流域一個小城小市中幾個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牽連在一處時，個人應有的一份哀樂，為人類『愛』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說明。」（沈從文， 2002：9 卷：5），沈從文受其早年的生活經驗影響，又在追求自由思想的主導下，他的小說所要表現的只是一種合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只有符合個人應有的哀樂，才是最神聖的愛。〈蕭蕭〉小說的創作，正是這種理論的實踐，真正關懷的是人性的純真善良。〈蕭蕭〉小說以傳統婚姻與女性自覺的文化衝突為線索，表現了沈從文對人性的珍視。小說中的女學生和蕭蕭分別代表城鄉文化的明顯差異，但沈從文不同於當時的一般文學作家，他跳脫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框架，實踐「文學書寫人性」的理念，不對傳統文化作激烈揚棄的批判，也不對新文化作歌功頌德的讚揚，只是以一種平淡寫實的筆調，透過鄉民的揶揄和蕭蕭內心的嚮往，表現了傳統女性和新文化女性間的差異，同時也藉鄉民目見的女學生形象映射出女性自覺下的女性自由和放縱。（修訂版本所作的文字增補，是在新環境壓迫下修改的，是為政治服務而作的修改，在新出刊的版本都已回歸到原作的本來樣貌，修訂本女學生的形象也就失其意義，不論可也。）女學運動與女性覺醒的歷史進程，無法一蹴可就。沈從文不刻意在〈蕭蕭〉文本中營造女學生的完美，其實反而更貼近歷史的真實。女學生的不完美，乃是1929 年那個時代女學教育的寫照，沈從文所要凸顯的，是新文化所催生的女學教育出現

(22)

問題。任何婚姻制度都會有區域問題，也涉及各民族之間的差異，更是一種世代文化的習慣與傳承。蕭蕭的童養媳婚姻制度也是如此，它很難在一個很短的時間內被另一種方式所取代。何況代表新文化思想的女學生，被檢驗出也不是過著「一種完全異質的、更為合理的道德和生活」，（何希凡、余榮虎，2006：32），怪不得鄉民要揶揄女學生。從沈從文的城鄉意識轉變歷程來看，女學生所代表的，只是作為一種城市文明的假象而存在，是女學教育的失敗現象，用來和蕭蕭所代表的舊文化作對照。從創作的動機角度來說，沈從文在〈蕭蕭〉文本中所呈現的女學生形象，比較周融的說法，應該是在反應城鄉之間新文化與傳統文化的衝突，映射中國新文化底下的女性覺醒。

參考文獻

沈從文（2002）。畫家師兄。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2 卷（318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阿麗思中國遊記》后序。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 3 卷（3-4 頁、5 頁、145-147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沈從文（2002）。中年。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3 卷（426 頁、430 頁、 438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阿黑小史》序。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7 卷（231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蕭蕭。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8 卷（251-264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習作選集》代序。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9 卷（3 頁、5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巧秀與冬生。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0 卷（417 頁、 425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23)

沈從文（2002）。致唯剛先生。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1 卷（39-40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志摩的欣賞。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1 卷（49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Láomei，Zuohen。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1 卷（57 頁、59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燭虛。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2 卷（4 頁、6 頁、7 頁、9 頁、12 頁、13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一個轉機。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3 卷（364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略傳-從文自序。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3 卷（371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雜談。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4 卷（22 頁、25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十年以后。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4 卷（35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筸人謠曲》前文。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15 卷（20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沈從文（2002）。《沈從文小說選集》題記。載於張兆和（主編），沈從文全集• 16 卷（373 頁）。太原：北岳文藝出版社。 沈從文（1984）。蕭蕭。載於邵華強、凌宇（主編），沈從文文集•6 卷(217-233 頁)。廣東：花城出版社。馮飛（1929）。婦人問題概論。載於梅生（主編），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47-48 頁）。上海：新文化書社。胡適（1929）。女子解放從那裏做起。載於梅生（主編），中國婦女問題討論集（91 頁）。上海：新文化書社。

(24)

李揚（2005）。沈從文先生生平年表。沈從文的最後 40 年•附錄。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郭沫若（1948）。斥反動文藝。載於邵荃麟、馮乃超（主編），大眾文藝叢刊（第一輯）（19 頁）。香港：香港生活書店。張兆和（2002）。《蕭蕭集》總序。載於吳澤順（主編），沈從文別集（1-2 頁），第3 次印刷。長沙：岳麓書社。陳家萍（2009 年 11 月 13 日）。江冬秀的客廳。西安晚報，第 25 版。徐志摩（1922 年 11 月 6 日）。徐志摩、張幼儀離婚通告。新浙江，副刊。羅維（2002）。《蕭蕭》的敍事結構及其深層意蘊。中國文學研究，1，59。何希凡、余榮虎（2006）。無知的黑暗與刺目的啟蒙之光— 從《蕭蕭》看沈從文深層的鄉土之憂。名作欣賞•文學鑒賞，8，32。 廖小勤（2008）。《蕭蕭》：詩意中呈現的鄉土憂患。時代文學•下半月，7，33。胡冬汶（2003）。精神蒙昧與女性悲劇— 重讀《蕭蕭》。昌吉學院學報，1，17-18。葉奕翔（2008）。牧歌與挽歌：《蕭蕭》和《斷魂槍》的比較閱讀。時代文學•上半月，4，88。 柯鵬飛、蔡少丹（2007）。還原生活體味人生—對沈從文小說《蕭蕭》的隱喻性解讀。民族論壇，4，21。 陳國恩、孫霞（2006）。《蕭蕭》、《丈夫》、《三三》、《貴生》的版本問題。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5，10-14。

(25)

Creative Background and Women

Education in "Xiao Xiao"

Bi-Fang Zhang



Abstract

Shen Cong-wen’s short story “Xiao Xiao” showed his compassion for humanity through the adopted young daughter-in-law Xiao Xiao and reflected women’s awakening through the female students’ image. Combining the history of women education movement and the women's awakening with his early experiences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his work-related texts, and various versions of "Xiao Xiao," Shen expressed the simplicity and goodness of villagers and examined the shortcomings of women education in that society via villagers’ satirical words. Although the image of female students represents the awakening symbol of urban civilization, there is still a distance away from the rational enlightenment. The image of female students in the story “Xiao Xiao” realistically reflects the historical fact of modern female education movement and women awakening.

Key words: Shen Cong-wen, Xiao Xiao, female student, civilization, humanity.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