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民主季刊
誰的家園、哪一種願景？
—發展主義陰影下的社區運動*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摘 要
在
過去十餘年來，台灣的社區運動激發起以往飽受打壓的地方認同，也 鼓勵許多理想性的公共參與。在官方的鼓勵之下，社區運動已經從原先的文史 保存、環境保護，擴展至災區重建、產業發展。然而，既有的研究文獻已經指 出，這股社區風潮面臨了不少的困境，包括過度依賴政府資源、地方派系政治 的牽制、與專業學術社群的協調不良等。在此，本文將要指出發展主義的意識 型態是另一項社區運動遇到的障礙。儘管在共同的地方認同下，社區運動者仍 很難說服居民接受這些的想法，經濟成長不是改善其生活的必要條件。本文以 橋頭社區運動的個案為例，特別注重於他們所參與的反對捷運不當規劃抗爭， 來說明這種情況。本文認為，社區運動組織的困境在於無法改造既有的家園想 像。關鍵詞：
社區運動、地方認同、發展主義、橋頭 何明修�� 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主要研究領域包括社會運動、勞動社會學、環境社 會學等。 * 本研究受惠於國科會專題研究計劃所提供的資源（NSC 97-2410-H-110-052-MY3）。作者 感謝兩位匿名審查人的評論與修改建議。洪菀蔆很慷慨與我分享她所收集資料，這篇研究 才能夠完成。高育屏的田野心得，黃俊豪的編輯協助，一併致謝。 （收件：2009/12/13；修正：2010/1/29；接受：2010/3/1）一、社區運動在台灣
根據陳瑞樺（2008:63-71）的分析，社區運動在1990年代的勃然興盛是源 自於一個長期而緩慢的政治過程，使得「地方社會」逐漸獲得新的社會意涵。 在1950年代的軍事動員體制下，地方社會只不過是國家徵調民力的工具，進行 各種整修道路、整頓衛生的「國民義務勞動」。1960年代引進入聯合國所推展 的「社區發展」理念，在官方的推動之下，地方社會成為了國家行政胳臂的延 伸，新成立的「社區理事會」補充了既有村里民大會之不足，也成為政府推動 社會現代化的一環。經歷了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自主結社與社會抗爭風潮，內 政部在1991年修改「社區發展工作綱要」，重新定義社區組織的性質。強制加 入的「社區理事會」成為了自由入會的「社區發展協會」，在形式上已經獲得 其獨立性，比較接近公民社會的志願結社原則。 在這個「地方社會的再發現」過程中，一個引導政策變遷的力量即是台灣 既有的地方認同。在戰後初期，國民黨政府的政策取向即是中國民族主義，打 壓台灣人的本土文化，地方作為一種個人歸屬感的源頭是被壓制的（Winckler, 1994:29-31）。在1966至1975年國民黨所推動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中，消滅 地方文化更是被列為重點項目之一（林果顯，2003:136-42）。同樣地，在1980 年代之前，官方所界定的「古蹟」是為了彰顯中華民族的「志節」，因此，日 本殖民時代的建築是被刻意排除在外。學者指出，這樣的作為無異是一種對台 灣史的「族群清洗」（Taylor, 2005:169）。 在1981年文建會成立之後，政府採取了新的態度來對待地方認同。台灣的 藝術表演，例如歌仔劇、南北管、客家歌謠開始被列入官方所舉辦的藝文活 動。在「傳統」的名義下，本土文化被國家承認、並且納入「中國文化」的一 環（Chang, 2006:188-89; Lu, 2002:39-40）。換言之，在以往，地方認同與中國 民族主義是相互衝突的元素，唯有徹底消滅台灣文化，才能鞏固政權的中國文 化想像；到了後來，地方認同則被收編成為支撐中國文化想像的載體。時序進臺灣民主季刊
入1990年代中期，在政權持續本土化與民主化的進展下，「社區總體營造」的 各項政策被提出來（曾旭正，2007）。地方認同開始成為形塑「生命共同體」 的基本元素，社區即是一個新國家的在地縮影。從當時的執政者看來，只有當 居民積極關切與他們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公共事務，台灣的國家認同才能獲得 穩固的基礎。 從打壓、收編到扶植，既有的地方認同展現出強韌的生命力，素樸的愛鄉 之情不但沒有被具有敵意的國家機器所殲滅，反而成為執政者援引用來形塑政 治正當性的素材。事實上，早在政府扶植政策出爐之前，地方認同已經形塑出 一股強大的社會動員風潮。在1980年代中期以降的環境運動中，「保家園、反 污染」的訴求向來是明顯的抗議標語，實際的圍堵、遊行、甚至是「公投」都 是社區團結的復甦表現（Ho, 2005）。從1980年代末期開始，地方文史保存運 動也在各地浮現，許多地方人士積極投入文物收集、旅遊導覽及文史調查等活 動。根據劉還月（1999:12）的說法，1988至1992年是非常關鍵的萌芽期，「雖 然只有四年的期間，但地方文史工作室的成長數卻遠超過先前的三十年」。 在1990年代，「重返家園」儼然成為一股沛然莫之能禦的時代精神，各種 社會運動紛紛採取社區化的策略轉向，試圖在街頭抗爭以外，建構另一個可以 發展其影響力的基地。環境運動本身就有濃厚的在地性格，社區經營的策略可 以延續其動員的風潮。因此，美濃反水庫運動催生了在地的愛鄉協會，他們持 續推動各種客家文化的保存運動（何明修，2006:272-73）。同樣地，瑪家反水 庫運動、反對國道南橫運動也促成了屏東的藍色東港溪協會之成立（楊弘任， 2007:204-10）。在同一時期，原住民運動也提出了「部落主義」的口號，新一 代的運動者從都市回到原鄉，試圖重建凋敝的社區（台邦．撤沙勒，1993）。 隨著教育改革的訴求開始被政府吸納，運動者也將關注移轉到地方，社區大學 到處遍地開花，也將改革的理念傳播到更基層的草根民眾（顧忠華，2004）。 隨著環境保護、原鄉重建、知識解放等目標逐漸地導入，台灣的社區運動已經 成為一股廣大的潮流，這也顯示愛鄉的地方認同能夠激發出多元化的改革訴求，持續推動進步政治的實踐。 儘 管 如 此 ， 十 餘 年 下 來 的 社 區 運 動 在 各 地 也 遭 遇 到 各 種 大 大 小 小 的 困 境 。 官 方 的 扶 持 帶 來 了 經 費 的 補 助 ， 以 及 社 區 參 與 的 正 當 性 （ 陳 板 ， 2001:310-11），然而也導致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結果。有些社區高度依賴公部門 經費，各種活動淪為「有經費就做，沒經費就不做」（監察院，2005:18）。更 甚者，政府的加持意外地激發了民意代表的反彈，傾軋的政治派系生態也阻礙 了社區運動者深入基層的種種努力（劉蕙苓，2000:272-78）。當某些政府部會 在積極鼓勵社區運動的同時，更多的公部門（例如學校、國營事業）卻是無 動於衷，主事者往往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態度來看待社區運動（哈瑪 星社區營造工作室，1998:48）。此外，學術界、跨地域非政府組織（translocal NGOs）與社區運動的關係也是複雜、曖昧的，「學界有人譏諷地方文史工作室 不專業，作品不夠水準，但其著作、報告，有時卻淪為學術著作的墊腳石，甚 至規劃報告『參考』範本」（廖嘉展，2001:110）。 分析當前社區運動所面臨的各種困境，有研究者指出問題的關鍵在於運動 者所採取的手段。很多時候，社區運動者太過於躁進，他們的姿態太傲慢，而 沒有尊重地方人士的感受。除非運動者能夠採取真誠的態度，重新建立「相互 體諒」的親密關係，公共領域的溝通才能是順暢的（李丁讚，2004:382）。愈 是在地方層次，公共論述的進行需要「誠意」明確地被雙方感受到，產生情 感信任的互動（吳介民、李丁讚，2005:133）。同樣地，楊弘任（2007）也指 出，除非運動者虛心地採取「實作優先」的姿態，以取得在地民眾的信任，否 則社區是不可能「動得起來」。 本文同意上述的診斷，但是要進一步指出，阻礙的因素不只在於運動策略 層次，同時也是攸關運動的目標。簡單地說，社區運動者無法明確地提出一套 新的家園定義，並且取得廣大的在地支持。無疑地，重振消失中的地方認同是 社區運動所追求的目標。在一開始，社區運動是著手於相對容易的工作項目， 滿足居民教育、育樂、福利等方面的需要，恢復昔日的共同記憶。文史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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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區服務、社區教育、環境改造本身就是共識性高的議題，比較不會激發既有 勢力的反彈。然而，對於「繁榮地方」的既有期待，社區運動並沒有正面迎 擊，反而是採取規避態度。因此，在共同的地方認同旗幟下，其實是隱藏了不 同家園的想像以及願景的衝突。儘管在地民眾樂於見到自己故鄉獲得更多的關 注，以往的記憶獲得保存，但是一旦面臨了兩難的抉擇情境，他們仍舊毫不猶 豫地接受了發展主義的訴求，甚至願意犧牲珍貴的文化資產。 Touraine（1988:125）指出，「社會運動是某種普遍意義與社會圖像的承載 者，不能只被侷限於抗議、宣稱與改革的狹小世界之內」。換言之，社會運動 之所以不同於一般的社會抗爭，其原因正在於它是以明確的文化意義作為導 引。從這個角度來看，沒有辦法清楚說明「誰的家園、哪一種願景」，即是呈 現了既有地方認同的曖昧性，也是社區運動所無法克服的重大障礙。 第二節將指出，發展主義如何成為一種主流的迷思，以及這種意識型態與 地方認同的關係。在接下來的部分，本文將以高雄縣橋頭社區運動的個案，來 說明發展主義所帶來的限制。橋仔頭文史協會創立於1996年，他們最主要的關 切焦點是糖業的文化保存，經過十餘年的努力，已經成為南部重量級的社區運 動組織。由於橋頭糖廠是日本人在台所設立的第一座新式製糖廠，也由於糖廠 的進駐，當地的聚落才陸續形成（Liu, 2005），保存這份珍貴的歷史記憶也成 為了重振地方認同不可或缺的一環。在早期，文史協會一方面進行文史調查， 整理被忽略的各種文化資產，另一方面也以各種軟性的活動來吸引居民的參 與。社區運動者成功地成為了當地的文化代言人，也取得許多民眾的好評。然 而，當後續的高雄捷運工程將會破壞糖廠古蹟的完整性，文史協會在2002年發 起「守護橋仔頭」運動，要求工程單位更改設計。儘管是以地方認同為名，一 系列的抗爭活動卻無法獲得民眾的支持，結果高雄捷運紅線仍是2008年4月通 車，而文史協會也遭到前所未有的質疑。 就文章架構而言，第二節是理論性與歷史性的討論，回顧台灣的發展主義 與地方認同之演進。第三節、第四節則是將重點放在橋頭社區運動的興起，以及他們在保護糖廠與老街兩項議題上所受到的挫敗。第五節將討論另類發展的 可能性，以及從其他台灣社區的個案來看橋頭。 在研究資料方面，社區運動組織的出版品提供了相當豐富的文獻資料。由 於大部分台灣社區運動的主事者都是具有專業中產階級的背景，因此他們保留 很多關於運動歷程的記錄，無論是以個別參與者或是以組織名義的出版。此 外，為了彌補文獻之不足，深度訪談也提供重要的研究線索。本文的寫作也依 賴14位相關人士的訪談，其中包括7位社區運動者、2位中央與地方的官員、2 位地方政治人物、3位地方居民。這些訪談是在2008至2009年期間進行的。其 中洪菀蔆（2009）提供了絕大部分的訪談資料，一小部分是由筆者與她所共同 進行訪談。關於行文中所引用的受訪者背景，請參見附錄一。
二、發展主義與地方認同
發展主義是「一種認為經濟增長是社會進步的先決條件的信念」（許寶 強，1999:vii），因此為了經濟增長目的，原有的社會組織需要被重新改造，不 合時宜的元素要被拋棄。用Scott（1998:88-90）的話來說，對於發展的信念是 來自於所謂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亦即是對於科技進步的期待。因 此，發展被設想為不可避免的趨勢，任何阻礙此一進程的力量都要被清除。 單純的信念是無法發揮社會影響力的，作為一種佔據主導地位的意識型 態，發展主義需要一系列的政治制度之支持。從全球的角度來看，二次世界大 戰後的發展主義即是架構在反共的歷史前提下。在世界銀行、聯合國等國際組 織、先進國家的援助機構、研究機構的協力下，「第三世界」的論述被創造出 來，因此，科技才被認為可以用來解決「貧窮」問題（Escobar, 1995:21-54）。 在一項非洲的農村改善計劃研究中，觀察者也指出，「發展」即是一部「反政 治的機器」（anti-politics machine）。在國際資金、外國專家、先進技術的資助 下，「發展」被認為是中性的解決貧窮方案，其結果即是國家權力的擴張，將臺灣民主季刊
偏遠農村納入其掌控之中（Ferguson, 1994:254-55）。 從批判的觀點來看，追求經濟成長的集體努力本身並不一定會帶來社會災 難。除了物質生活的提升之外，商業活動鼓勵創新與進取的精神，也帶來新的 資訊與廣泛的人際互動；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打破了地域的籬笆，促進了文化 間的交流。這些現象都是現代性經驗不可缺的一環，個體獲得了文化上的解 放，能夠重新面對自己、他人與他們所處的各種情境（Berman, 1982）。 儘管有上述的各種正面助益，批判論者對於發展主義的質疑正在於，經濟 成長被提升為唯一的目標，甚至為此而寧願犧牲其他的社會價值，無論是社會 正義、歷史文化、生活品質、環境生態等。換言之，發展並不等同於發展主 義，這個道理就如同Polanyi（1957:33-76）所指出的市場與市場社會（market society）之差異。根據Polanyi的說法，市場交易很早就出現於歷史中，只是它 並不是主導經濟生活的最重要機制；長期以來，人類社會對於各種財貨的生產 與分配都是被各種道德原則所約束，而不是任由利潤原則來決定。然而，到了 晚近以來，市場的原則開始突破了道德界限，反而來重新改造我們的生活，並 且要求各種社會組織來配合市場機制的運作。Polanyi指出，在這種市場社會的 格局下，勞動力、土地被當成了為「虛擬的商品」（fictitious commodity），也 因此導致了許許多多的禍害。因此，借用Polanyi對於市場社會的批判，發展主 義的問題並不是在於追求經濟成長本身，而是它不當地將經濟成長視為解決各 種社會問題之唯一的、最首要的方法；如此一來，手段就成為了目標，也因此 反而製造出更多的社會問題。 相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例子，台灣的發展主義則是有不同的制度性背景。 在過去威權統治下，統治者的代表性是普遍受到質疑的，因此，國民黨政府採 取了「購買正當性的策略」（strategy of purchasing legitimacy），試圖以物質利 益的提升來換取人民的政治忠誠（Bello and Rosenfeld, 1990:13）。在這種格局 下，國家所主導的工業化被宣傳為政府的德政，石門水庫、東西橫貫公路、十 大建設等一系列的重大開發案則是中小學教育中所讚揚的教材。在地方層次，發展主義則是架構在中央政府與地方派系的恩庇關係上。願意與國民黨合作的 地方派系，有機會獲得區域性獨佔資源，例如信合社、客運業等，也因此分享 了經濟發展的好處（朱雲漢，1992）。因此，無論是在中央或地方，發展主義 都是強而有力的支持者。 值得注意的是，在威權統治時期，發展主義的提倡與地方認同的壓制是同 時進行。這意味著，重要的開發決定都是由中央政府由上而下地主導，地方政 治菁英是排除在決策體制之外。更重要地，政治人物也無法採取群眾動員的方 式，以地方認同的名義來爭取建設。對於地方上受歡迎的開發案，民眾只能在 事後以舞龍舞獅的方式來慶祝開工，但是他們無法在事先就積極表態爭取的意 願；至於不受歡迎的設施，地方社會根本沒有置喙的餘地，他們被期待要默默 地承受「國家建設之需要」。 隨著政治民主的逐步開啟，發展主義的價值觀仍是居於優勢地位，而且它 也開始與復甦中的地方認同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造成這種現象的主因即是地 方政治人物的崛起，他們開始掌握更豐沛的政經資源，進而向中央政府要求 更多的開發建設，無論是為了圖利自身，或者是為了爭取選票。地方派系在 中央政府層級的影響力越來越大，而且他們的經濟活動也轉向房地產開發、 金融證券、有線電視等新興產業（周素卿、陳東升，1997:117）。地方派系開 始與私人財團產生更密切的互動，形成了「派系財團化」的現象（沈有忠， 2001:81）。因此，在1990年代的台灣，「建設牌」成為了每逢選舉最常見的政 見主張。一方面，中央政府規劃的開發案成為選舉利多消息，也是地方政治人 物用來動員選票的工具，例如1989年花蓮縣的產業東移、1995年台東縣的國道 南橫案、1997年台北縣的淡水河北岸快速道路案。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提出 自行規劃的開發案，他們動員民眾，要求中央政府的許可，例如1992年台南縣 的七股工業區案、1993年嘉義縣的鰲鼓工業區案、1997年台南縣市的七股機場 案（何明修，2003:54-56）。在「繁榮地方」的訴求下，這些開發案所可能造成 的環境衝擊是被政治人物所特意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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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發展主義與地方認同的合流趨勢，同樣基於在地性的環境運動是 最重要的一股抵抗力量。在反對某一項有環境破壞之虞的開發案時，運動者往 往是訴諸於在地人的生活品質、生計活動等理由，換言之，他們試圖以具體的 地方利益，例如生活品質被破壞、生計活動受影響等，來說服民眾，而不見得 總是高舉抽象性的土地倫理、永續發展等倫理原則。如此一來，到底什麼才是 值得期待的家園願景即是爭辯的焦點，愛鄉的地方認同也成為了游離而多元的 符號。在許多環境爭議案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的情境即是，反對的陣營指控 對方「勾結財團、出賣鄉親」；另一方面，支持開發的人士則強調反對運動是 由外地人所主導的，他們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地方需要」。在晚近全國關注的 若干案件中，例如蘇花高、澎湖賭場，已經是屢見不鮮。 當前的發展主義與地方認同是呈現了多樣而複雜的關係，兩者有可能是 相生的，也有可能是相剋的。隨著政權的民主化、文化的本土化，以及選 舉動員的浮現，地方認同已經儼然是主流政治文化的要素之一。用Gamson （1992:135-36）的話來說，地方認同成為了所謂的「主題」（theme），亦即包 括社會運動在內的各種政治勢力，所共同訴求的價值。同樣是地方的名義，可 以用來正當化各式各樣的家園圖像以及未來願景；至於到底哪一種路線會最終 勝出，則是取決於不同陣營之間的政治角力。 在這種情況下，面對有環境生態與文化資產破壞之虞的開發爭議，環境運 動者與社區運動者其實是擁有多種不同的回應策略。對於環境運動者而言，即 使無法爭取到在地的聲援力量，他們仍可以透過既有的行政管制制度（例如環 保署的環境影響評估、內政部的區域計劃委員會）來表達反對立場。這亦即是 說，為了阻擋對環境有不良衝擊的開發案，當在地方的戰場失守了，環境團體 仍可以在中央政府層級奮力一搏。然而，對於社區運動而言，這樣曖昧而含糊 的地方認同則是他們不可逃避的既定現實。在許多邊陲地區，社區運動需要面 對既有的城鄉資源不公平分配。他們所推動教育、文化、社區服務等活動，實 際上是提供許多都會居民視為理所當然的權利。在另一方面，社區運動者也需要說服居民拒絕發展主義的誘惑，以犧牲家園作為換取物質生活改善的代價。 在接下來，本文將以橋頭社區運動的個案來進一步分析。
三、「橋仔頭」的重新發現
在台灣的社區運動中，新港（林秀幸，1997）與淡水（Lu, 2002:59-82） 的個案是重要先行者，他們重建鄉土的努力啟發了後來的官方政策。相對地， 橋頭社區運動的起步則是受到社區總體營造的激勵。在1994年，兩項政治機會 結構的變遷帶來了關鍵性的影響。首先，在當年的鄉長選舉中，民進黨籍候選 人脫穎而出，這是自從1947年余登發當選橋頭鄉長之後，首度由非國民黨籍的 人士入主鄉公所。其次，在「人親、土親、文化親」的路線下，文建會將全國 文藝季的執行工作交由地方執行。橋頭被選定為1995年活動的主辦地點之一， 「橋頭、糖廠、五分車」的活動將使當地的集體記憶成為全國注目的焦點。因 此，鄉公所成立了橋仔頭文史工作室，聘請外地的專家學者來講課，以籌備接 下來的文藝季活動。這是當地關切在地文化人士、社會運動者的首度集結串 聯。在1990年代初期本土化與民主化的潮流下，工作室也討論許多當時流行的 文化議題，例如市民主義與社區主義，訓練「針對社區文化與糖業文化進行田 野調查」的人材，也籌劃設立「社區學院」（曾梓峰，1997:14-15）。 值得注意的是文史工作室有設置一組專門討論新市鎮的議題，這是為了因 應中央政府的橋頭新市鎮計劃。這項大規模的造鎮計劃是在1990年提出來，是 屬於六年國建計劃的項目之一，其目的是為了利用橋頭鄉大片的私人農地與台 糖土地，來疏散高雄都會區的人口。根據政府原先的規劃，人口只有三萬多的 橋頭鄉未來會有三十萬人進住，而糖廠將會被分割開發。在一開頭，新市鎮的 繁榮許諾引發了橋頭人滿心的期待，一位地方領袖就表示，「在農民的立場， 開發後他的土地會增值啊。民意代表當然是站在農民這邊，因為選票的影響， 他們會傾向農民」（受訪者1，2009/2/22）。臺灣民主季刊
然而，對於關心地方文史的人士而言，這項突如其來的鉅變則是令人擔憂 的。一個人口膨脹十倍，而且又喪失了糖廠的橋頭，還會是他們所熟悉的故鄉 嗎？正是在這種強烈的地方認同與對未來的恐懼中，鄉公所所舉辦的「鄉土文 史」和「新市鎮開發」課程反應出乎意料的熱烈，立即吸引了兩百人報名上課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2003:58）。文史工作室很快地成為了這一群行動者 的串連基地，對於他們而言，參與這些活動最大的啟發即是鄉土的重新發現。 很多人是第一次了解到家園的歷史。後來擔任文史協會理事長的蔣耀賢是在地 子弟，他當時大學剛畢業，也是由於文史工作室的課程，他才知道橋頭原來是 台灣新式糖業的誕生地（蔣耀賢，1997:492）。 在起初，社區運動者所採取的策略是軟性的，喚起居民的「鄉土記憶和情 懷」，而避免與「既得利益者有所衝突」（受訪者2，2009/1/10）。在鄉公所的 支持下，他們發起「樹靈祭」與「殤溪行」的活動，動員仕隆國小師生追悼 一棵枯萎的百榕樹，以及帶領民眾走訪具有歷史意義，但是被嚴重污染的中 崎溪。此外，這一群人士也積極投入各種社區教育與環境保護的工作，例如 讀書會、環保菜園、學校義工（吳幸蓉，1997:457-61）、資源回收（盧輝哲， 1996）。這些活動的用意在於吸引更多的人的參與，讓地方認同可以直接在日 常生活感受的到。值得注意的，這些民間的努力都是早於公部門的相關政策， 例如社區大學、學校義工班、垃圾分類等。這顯示，社區運動也需要回應在地 居民的相對剝奪感，提供都市居民所享有的各種生活便利。 在熱鬧的文藝季之後，社區運動者在1996年初組成了橋仔頭文史協會， 正式脫離鄉公所的扶植，獲得了獨立運作的空間。文史協會的幹部是反對新 市鎮開發，他們認為沒有必要為「土地開發的利益」，而破壞糖廠，剝奪了橋 頭人的共同回憶（受訪者3，2008/9/6）。他們發起一項簽名聯署，要求政府設 立「糖業文化科學博物館」，獲得了四千多人的支持。他們也向高雄縣政府施 壓，要求將橋頭糖廠提報為古蹟，這樣就可以避免開發的威脅。在1998年底， 縣政府正式將糖廠的廠區與宿舍區指定為縣級古蹟。文史協會的保存立場是與地方政治人物的期待是相違背的。在當時，鄉公 所固然擔心缺乏規劃的新市鎮開發案，但是他們所採取的對策是引進人文關 懷，激發基層參與，試圖讓橋頭成為「全台灣獨一無二，風格出眾的現代人性 都會」（楊和倫，1994:72）。換言之，發展主義與地方認同的潛在衝突是很早 就存在的，但是即便如此，公開的衝突仍是沒有在早期就爆發出來。最主要的 原因在於新市鎮第一期是失敗的，整理好的土地乏人問津，主管機關背負了沈 重的利息壓力，無能再進行後續的開發案。原本看好增值潛力的地主選擇與政 府換地的方式，保留所有權，但是沒有想到卻慘遭套牢，而且長期不能使用屬 於自己的土地。因此，在官方政策的停滯、地主的失望下，新市鎮所帶來的繁 榮富裕美景也就不是橋頭鄉民所引頸期盼的了。 在文史協會成立初期，另一件相關的衝突事件是發生於1997年竹林公園的 的案子。原本鄉公所是規劃設立竹林生態的主題公園，但是鄉民代表卻要求 成立網球中心，鄉公所也決定讓步。部分文史協會幹部發起「竹林公園促進 會」，進行抗爭，結果仍無法改變既成的現實（吳旭峰，1997:317；蔣耀賢， 1997:501）。很顯然，政治人物是接受了發展主義的信念，他們所重視的是實 用性高的運動設施，而不是環境價值優先的生態教育。 可以這樣說，新市鎮議題的暫時擱置使得文史協會所倡導的人文保育路線 獲得喘氣的空間，他們免於立即與期待開發利益的鄉民對抗；那麼竹林公園事 件的挫敗，則是意味著社區運動者在目前是無法與掌握政治權力的民意代表為 敵。在這種情況下，文史協會捨棄了激進的抗爭路線，而選擇溫和的文化教育 路線，他們試圖以更紮實的調查研究、更豐富的社區活動、更精緻美觀的出版 品來獲得地方民眾的認同。社區運動者相信，只要他們可以說服鄉親用心珍惜 自己的家園，他們就會自然而然地拒絕與發展主義的惡魔打交道。一位文史協 會理事長曾如此表述： 是否可以讓比較多社區民眾支持文化保存的觀念？我覺得， 這可以用黑白棋理論來說明。我們〔社區運動者〕就像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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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棋，周圍都是黑棋，我們只能夠想辦法先慢慢地把周圍的 黑棋轉化為灰棋，再慢慢變成白棋，能做多少算多少（受訪 者4，2008/12/28）。 換言之，橋頭運動者的自我期許是一場漫長的文化革命。他們希望讓居民 重新體認故鄉的文化歷史，並且將這樣的集體認知放置在地方認同最首要的位 階上，而不是期待新市鎮土地開發所帶來的金錢利益。一旦這種信念成為了普 遍的認知，即使是涉及不當利益輸送的政治人物，也不敢公然違背這種愛鄉的 主流共識。 在1996至2001年期間，文史協會舉辦了下列的活動： 教育活動主要是針對學童，文史協會的幹部希望在地子弟能夠從小就了解 橋頭，熱愛鄉土。藝文活動則是試圖將各種的藝術創作帶進社區，讓更多民眾 在日常生活中就可以接觸藝術作品。文史活動是以在地的文化資產為焦點，宣 揚其歷史意義。這些活動大部分是利用糖廠的空間，一方面是為了容納更多 的參與，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彰顯糖廠與橋頭鄉的密切關係。文史協會期待，真 表一 橋仔頭文史協會的主要活動（1996-2001） 類別 各項活動 教育活動 兒童生態昆蟲營（1996-2001）、小小記者營（1998-2000）、「松鼠迎親」 （1998）、「朱尾仔與鐵枝路神兒童劇」（2000）、「橋仔頭環境教育季」 （2001）。 藝文活動 「秋季文藝祭」（1996-2000）、「陽光下的畫展與史料展」（1996）、「竹 弦、書畫、燈藝展」（1997）、「葫蘆、葫塗、葫藝展」（1997）、「藝術 家進駐創作計畫」（2001）、「文化部動、興糖演藝」（2001）、「酸甜酵母 菌」（2001）。 文史活動 「古道情深」（1996）、「懷念糖廠」（1998）、探訪老街（1998）、「糖的 博覽會」（1999）、「橋糖跨世紀」（2000）、「興糖路一巷1號舊建築再利 用展」、「聖觀音百年紀」（2001）。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洪菀蔆（2009:95-98）。正在乎橋頭的居民會體認到糖廠的價值，並且積極挺身保護這份珍貴的集體記 憶。 Chipman（2008）指出，台灣社區運動的「文化工作」其實是帶有強烈的 政治意涵。這一群草根行動者宣稱某種的文化真實性（cultural authenticity）， 即是挑戰到既有政治生態中的官商勾結、恩庇文化，試圖開創出一個地方頭人 所無法干預的自主領域。然而，到底這種文化工作的策略是否能夠突破發展主 義的霸權？
四、反「劫」運動的興衰
在台灣，都會捷運往往被賦與現代化、安全舒適、乾淨環保的進步性文化 想像（Lee, 2007）。大眾運輸系統的興起往往被認為是可以解決交通堵塞的問 題，吸引觀光客，並且帶動當地方房價。許多地區的行政首長都是以興建捷 運，或是捷運延伸作為其政治主張，這顯示了捷運受到一般大眾歡迎的程度。 因此，反對捷運興建的社會運動往往不容易取得居民的支持，常被指責為阻礙 地方發展。最明顯的例子不外乎是樂生院保存運動，儘管有許多充滿理想性的 學生、教授、社運組織的投入，但是這個議題卻始終無法喚起新莊市民的共鳴 （洪菀蔆，2009；陳歆怡，2006；潘佩君，2006）。 光是在橋頭鄉，高雄捷運就規劃了三個車站；一旦正式通車之後，橋頭就 象徵性地併入繁華的高雄都會，從自己的家園到人聲鼎沸的漢神巨蛋、中央公 園、三多商圈，只是一段車程之遠。換言之，捷運規劃重新點燃了過去新市鎮 計劃所構築的繁榮與富裕期待，對於土地被套牢的地主而言，捷運也是他們的 解救機會。然而，就如新市鎮計劃一樣，捷運的軌道與車站也威脅到糖廠的完 整性。 造成捷運與糖廠衝突的主要原因在於規劃單位的便宜行事。高雄捷運紅線 在R22站（青埔站）以北，就改走縱貫線省道的東側，其用意在於迴避人口密臺灣民主季刊
集的地區，利用台糖土地來設置R22A站（橋頭糖廠站）。如此固然降低了開發 的成本，但是卻讓大部分的橋頭人無法享受到捷運的便利。反對者就譏諷，這 樣的路線設計到底是「載甘蔗阿是要載人？」（橋仔頭文史協會，2002a:3）， 想要搭乘捷運的居民被迫要「過關斬將」，穿越危險的省道與狹窄的街道，才 能抵達車站（橋仔頭文史協會，2002b:2）。因此，一旦捷運施工之後，糖廠廠 區的磚造防空洞、土地公廟、百年老樹群都就被迫剷平拆除。在視覺上，高達 十三米的高架軌道將會壓迫到百年工業遺址，車站的設置也會破壞了其完整 性。 早在2000年捷運路線審查之前，文史協會就已經利用說明會的管道表達反 對之意。等到工程單位開始著手拆除，文史協會決定提高抗爭的姿態。在2002 年10月，他們正式發起「守護橋仔頭」運動，反對粗糙的捷運規劃，要求全面 保存糖廠設施。很顯然，在這一群社區運動者看來，一旦糖廠被破壞了，橋頭 就不再是橋頭了，因此他們將糖廠保存直接等同為地方認同。文史協會一再地 表示，他們是反對既有的捷運路線，而不是反對捷運來到橋頭。從維護糖廠的 立場出發，他們提出兩套替代方案，一是「捷運改道」，將R22、R22A兩站西 移至新市鎮第一期開發區和鄉內人口密集區，如此可符合現狀需求；並建議橋 頭段改採地下化施工，避免高架路線破壞古蹟區。其二是「停建R22A站，擴 大R23站（橋頭站）」，如此可以減少對於糖廠的傷害，可帶動橋頭老街的商 機。很明顯地，文史協會小心翼翼地，避免被貼上反發展的標籤，他們強調， 替代方案不只是可以保存糖廠，也是為了居民、商家、地主的利益著想。 文史協會試著向在地民眾表達他們的想法，他們以《橋仔頭社區通訊》來 完整說明自己的立場，拜會過鄉民代表，請立委主持兩場公聽會，在鄰近社區 大學開辦相關課程。反對者也爭取高雄縣市的環境、社區組織的支持，並且在 網路上發起連署，呼籲「橋仔頭糖廠應該不只是橋仔頭人的花園，而是所有人 應該一起關心的生態公園」。 高雄縣政府在1998年將糖廠23公頃指定為古蹟，為了保護其開發利益，台糖公司提出訴願，並且在2000年獲得內政部的支持，縣政府的公告被駁回。儘 管如此，縣政府仍在2002年重新公告，將保存範圍縮小，指定11公頃與19處古 蹟本體。因此，高雄縣政府也支持文史協會的立場，公開要求捷運變更設計 （廖國雄，2003）。 值得注意的是，高雄捷運是政府主導、民間參與興建與營運的開發案。儘 管名義上這算是一個BOT案子，但是官方的強勢主導卻是非常明顯的。起初的 路線規劃就是由中央與地方官員所決定的，獲得興建與營運的民間廠商也是由 前國營的中鋼企業所主導。甚至，在完工之後，前高雄市捷運局長也以自己的 名義出版了一本工程紀錄，以彰顯市政府團隊的努力成果（周禮良，2007）。 這種安排導致了兩個後果。首先，與前面提到的若干工業區開發案不同，高捷 工程基本上不會讓在地居民直接獲利。沒有在地地主獲得變更地目的好處，也 沒有當地廠商獲得工程轉包的機會。因此，地方居民對於捷運早日通車的期待 是基於發展主義的信念，而不是實際的利益。其次，回應文史協會要求變更設 計的決定，是取決於市政府官員的態度，財團投資者的意向反而是其次的，而 在地的商業利益是不具有影響力的。 基本上而言，高雄市捷運局是基於通車優先的工程考慮，拒絕了文史協會 的提議案。他們指出，變更設計不只會增加經費成本，也要報請中央政府核 定、重新處理變更地目、簽定合約等煩瑣的行政程序，至少會拖延一年以上的 時間。開發單位只願意編列六百萬元遷移七株老樹，並變更捷運高架橋橋墩位 置，以減少古蹟的破壞。在私底下，官員卻利用各種管道來攻擊文史協會，當 時的理事長就指出： 我們認為，捷運是不那麼急著通車的，何況捷運也不會賺錢 的啦。這些分析靠我們社團各方的專家學者，也跟他們講 了，但他們老是認為我們是刁民。結果他們這一步棋走錯 了，他們去跟電子媒體說我們是刁民，為了自己的利益在反 抗，被我們逮著了，我們就告他，後來他告輸我們。你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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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還沒有完成工程，我們只是民眾跟你提出建議，這有什麼 錯？怎麼會回過頭來指責說，你們怎麼建議一大堆，是不是 有什麼好康的這樣。捷運局長不止跟電子媒體污衊文史協 會，還把信件轉寄到內政部營建署等等各單位（受訪者5， 2009/1/2）。 此外，高雄市捷運工程局也展開了公關攻勢。透過鄉民代表，安排民眾去 參觀市區捷運地下化的工程。很多民眾看到了最新的潛盾隧道機，回來之後， 就到處宣傳「捷運工程很安全、沒有噪音」，儘管橋頭路段的工程並不是地下 開挖。 到了2002年底，變更設計訴求已經沒有被接納的可能性，而工程的進行又 迫在眉睫。文史協會內部也出現了抗爭路線上的爭議，激進派主張要焦土抗爭 到底，為歷史留下紀錄，而溫和派則反對持續與官員和民意對抗。在一番爭執 後，激進派佔了上風，他們在兩棵預定被遷移的老樹中間，以竹子編排搭建成 樹屋，配合「糖僧嘻遊記之大鬧天宮」活動，凸顯保衛文化資產的決心，表示 將作為與捷運長期抗爭的堡壘。當時的文史協會總幹事還在樹屋上連續住居了 好幾天，揚言與老樹共存亡。有幾次，工程單位已經派出機具準備強行拆除樹 屋，但是由於趕來聲援的支持者眾多，只得無功而返，一直到2003年5月，耗 資十幾萬的樹屋才正式被拆除。 追根究柢而言，反對捷運不當設計運動失敗的關鍵在於無法取得廣大的鄉 民支持。一位受訪的地方領袖就指出： 其實文史協會大概就是一小部分的人嘛……那大部分鄉民的 意見都希望捷運趕快開通啊，直接的反應就是希望便利性， 爭取都爭取不來了，怎麼可能反對（受訪者6，2008/9/30）？ 值得注意的是，糖廠宿舍區內有一座土地公廟，原先是由員工集資建興建 的，也成立一個管理委員會向台糖公司繳納租金。這間廟後來成為附近一帶的信仰中心，不再侷限於糖廠員工。由於土地公廟正好座落於捷運高架軌道下， 因此一旦開始施工，就要被拆除。但是連直接受害的廟宇都贊成捷運的興建， 管理委員會宣稱，神明也同意遷移。結果市政府答應給三十幾萬元的補償金， 信眾共花了一百多萬細部整修新廟。在訪談中，土地公廟信眾對於文史協會的 反對運動也很不諒解，他們如此表示： 信眾沒有人反對啦，哪有誰敢反對？人家捷運要蓋，哪個人 敢隨便來擋啊？就算是文史協會來鬧事，說不定會被打死 咧。文史協會那天差點被打，乞丐趕廟公，真是黑白來（受 訪者7，2008/9/30）。 在鄉民一片期待捷運早日通車的氣氛下，保護橋頭人共同歷史記憶的聲音 被淹沒了。在抗爭的過程中，文史協會也遭受到各種小道消息與耳語的攻訐。 地方上盛傳，文史協會每年拿政府好幾千萬元。即使主事者一再強調，他們是 要求更改路線設計，而不是反對捷運，居民也沒有想要去了解其中細微的差 異，他們就直接認為，文史協會只是為了保存幾棵老樹，幾幢破房子，就阻礙 橋頭的進步。換言之，「守護橋仔頭」運動的失敗顯示了，文史協會所努力形 塑的地方認同，不但是沒有改變既有的發展主義意識型態，反而是被後者所徹 底擊潰。文史協會的幹部也感到很挫折，他們幾年下來為鄉土的奉獻，反而被 鄉親所指責。在2004年，捷運工程破壞了糖廠宿舍區的防空洞，幾位文史協會 的幹部還發起了「防空洞大拍賣」行動，意圖諷剌社會大眾對於文化資源的漠 視。在其中的拍賣宣言中，他們如此表示： 我們接受以價格混淆價值的現況，並致力於發明文化資產的 計價方式。 我們以為或者假設，重建防空洞可以防止生命無底洞或空洞 化傾向。 我們響應政府的文化創意產業政策，義無反顧將文化資產產 業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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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主管機關的信任與放任，激發我們的創意發想與實 踐（洪菀蔆，2009:25-26）。 理所當然，這樣充滿犬儒色彩與反諷意味的語言，並不會是一般民眾所理 解，甚至還有可能會引發誤解之虞。無論如何，抗議用語的小眾化即是反應了 文史協會的困境，他們已經無法用地方認同來激發民眾的認同。 在2002年抗爭時，文史協會就有提到，未來捷運車站的聯外之需要將會破 壞原有的街道。在捷運通車後，這項預言果然不幸成真。在二次政黨輪替之 後，馬英九政府提出擴大內需方案，橋頭鄉公所獲得了五千萬元的經費，以進 行「小店仔風華工程」。在文史協會來看，這項工程並不是「再造風華」，而 是「摧毀風華」，因為日治時期遺留下的老街立面都要被怪手拆除，以擴寬原 有的街道。反對者認為這個案子根本就沒有道理： 很多事情，只是頭腦清楚一定知道，省道拓寬40米、老街拓 寬12米，捷運也蓋好了，橋頭的建築卻是越來越少。你要吸 引別人來觀光，但是東西都拆光了，有什麼好觀光的。他們 〔鄉公所〕覺得老街太窄，要拓建，但是就是要人擠人才是 有熱鬧，老街沒有了，還什麼好觀光的？這些道理很簡單， 也不需要有什麼文化資產的概念（受訪者1，2009/2/22）。 文史協會透過立委要求停止工程，搶救具有橋頭事件歷史意義的老街，這 項消息也獲得全國性的媒體報導。結果這項舉動引發了老街居民的不滿，他們 認為文史協會不應該干預他們的家務事。在2008年8月一次文史協會的例行會 議中，兩位村長就帶領了近五十位群眾來鬧場，他們四處叫囂，場面十分火 爆。最後，文史協會只得發表聲明表示，尊重老街居民的意願，才化解了有可 能的流血衝突（蔣耀賢，2009）。在2009年初，怪手開始進行拓建工作，一間 間的老街建築很快地就變了一堆瓦礫。五、另類發展的可能性：比較觀點下的橋頭社區運動
反對捷運不當設計與老街擴寬兩項運動的失敗，固然帶來了參與者士氣上 的打擊，但是這並不意味著橋頭社區運動的全面挫敗。如果我們將時間點回溯 到1990年代初期新市鎮計劃剛出爐時的情境，無論是中央政府所提出來的三十 萬人口開發案，或是鄉公所期盼的「現代人性都會」，都是預設了橋頭的鉅大 轉變，與原先歷史記憶的斷裂。橋頭很有可能是下一個高雄市小港區，就如同 1970年代的大煉鋼廠、大造船廠、高速公路等開發案徹底地改變了原先的小村 落。 新市鎮計劃將會給橋頭兩項重大的衝擊，農業土地將會大規模地移轉成為 住商用地，百年糖廠也將會被剷平。事實上，正是由於這樣突如其來的轉變， 才激發出社區運動者的擔心，試圖保存在地的文化資產。從近二十年後的今日 來看，新市鎮計劃的停擺並不是來自於社區運動者的努力，反而是由於官方開 發單位的無能，造成土地的長期閒置。如此一來，不僅政府要承擔沈重的利息 壓力，保留土地所有權的原地主也沒有享受到好處。換言之，並不是社區運動 者成功地說服了地主割捨了土地利益，而是失敗的開發案讓他們死了心。 社區運動者從來沒有，也不曾企圖挑戰地主的利益；他們將精力放在糖廠 的保存運動上，就這一點而言，他們是成功的。台灣糖業的沒落是從1970年代 就明顯可見的趨勢，中南部各地都有許多舊糖廠陸續停工、拆除設備、土地重 新利用。儘管是台灣第一座新式製糖廠，橋頭糖廠會走向這個結局，是完全可 以意料到的。在當時，不只是新市鎮開發案的主事官員如此看待，台糖公司、 地方民眾也是如此普遍預期。然而，在文史協會的不遺餘力的宣傳與教育下， 橋頭糖廠在1999年停工之後，並沒有走上這樣的命運，它反而成為了橋頭人最 引以傲的文化資產。 可以這樣說，橋頭社區運動從一開始就企圖採取一條不同於主流發展主義 的路線。更精確地說，他們拒絕為了「繁榮地方」，而破壞居民的共同歷史記臺灣民主季刊
憶；但是對於如何改善當地人的生活、活絡在地經濟，他們是持樂觀其成的態 度。前面提到，文史協會花了不少的氣力舉辦各種教育、藝文活動。就某一個 角度來看，這些努力就是以社區自發的力量，來提供當地人許多都市居民視為 理所當然的「福利」。因此，對於高雄市民而言，官方與民間已經提供了許多 親子教育、藝文展演的機會，不需社區運動組織來協助生產這些文化財；但是 對於橋頭居民而言，文史協會的活動很有可能是唯一的管道。 此外，社區運動者的另類發展路線，也展現在他們如何看待文化資產保存 所產生的觀光價值。對於文史協會的主事者而言，保存糖廠的完整性最重要的 目標，在這個前提下，如果能創造出若干的經濟利潤，他們也樂見其成的。就 以台糖的小火車為例，文史協會曾經在一項文史活動中： 請糖廠的人幫我們開五分車。我們就賣票，一張五十元，還 配合電台、平面媒體做行銷，結果票全部賣光，這個活動 我們就有幾十萬元的收入了，當天就爆滿，要坐的人太多卻 沒車票，我就拿個籃子說，不然你們把錢投進來，然後上去 坐。結果廠長嚇一跳，想說為何火車我們開，錢是文史協會 在收（受訪者4，2008/12/28）？ 後來，糖廠管理階層就「從善如流」，以復駛小火車作為常態觀光旅遊的 賣點，同樣的例子也展現在糖廠設備的觀光再利用，在1996年，文史協會就曾 藉由文藝季活動的機會，發起連署活動，要求成立「糖業文化科學博物館」。 到了2006年，台糖的休閒遊憩事業部終於將橋頭糖廠設立了「台灣糖業博物 館」，對外展示機械設備與廠房建築，並且還向觀光客收取門票。 儘管如此，文史協會成員並沒有將推廣文化旅遊視為他們的核心任務，真 正積極投入的反而是地方政府。由於糖廠保存運動的成功，高雄縣政府也提出 了「橋頭糖業文化園區」的規劃，希望能帶來「人潮」與「發展」。此外，倘 若觀光營利行為與文化保存產生衝突，文史協會也是會毫不猶豫地站在基本的 價值。舉例而言，台糖為了在廠區內增加遊客販售場所，而破壞了原先日治時期所遺留下的宿舍與集會堂，將其改建為咖啡廳與販賣部。這些舉動就被文史 協會所大肆批評，淪為「文化資產的殺手」（包希勝，2003）。 因此，當文史協會抗議高雄捷運規劃不當，沒有考慮到橋頭人的真正需 求，他們的運動思考並不只是純粹的策略性，而是與先前的另類發展路線是一 致的。事實上，造成「經濟成長與文化資產」面臨二擇一困境，反而是堅持捷 運工程不能拖延的官方單位，而不是社區運動者。 就這一點而言，橋頭的個案是與台灣其他社區在1990年代末期以降的發 展，是十分接近的。許多環境運動者、社區運動者都是試圖走出「發展與保 存」的二元對立僵局，他們結合專業知識與在地觀點，提出另類的發展計劃， 以對抗官方或財團的版本。舉例而言，在濱南工業區案的威脅下，台南縣七股 鄉面臨了大煉鋼廠、煉油廠、工業港的進駐。然而，反對者除了宣傳重工業化 所帶來的環境破壞，也提出了濕地國家公園或風景特定區的構想，他們強調七 股潟湖周圍不但具有富饒的漁業資源與生態景觀，更保留了早期開拓遺留下的 人文特色（台南愛鄉文教基金會，1998）。產業與生態結合的訴求獲得當地漁 民的認同，他們組成七股海岸保護協會，並且提供關於生態旅遊的資訊。就某 個意義而言，反濱南人士的另類發展訴求獲得官方的正面回應，2003年成立的 雲嘉南濱海國家風景區、2009年成立的台江國家公園都將七股潟湖列入了保護 範圍。 同樣地，反美濃水庫、反瑪家水庫的運動者也不只指出水庫工程的若干盲 點，同時也以更宏觀的角度來構思水資源政策的未來。人口成長必然帶動用水 量的增加，那麼要如何在生態環境與水資源開發之間取得較適切的平衡點成為 必要的課題。針對這個問題，民間團體提出了以平原水庫取代高山水庫的替 代方案。所謂的平原水庫就是利用高屏溪兩岸豐沛的地下水資源，利用埤塘蓄 水的原理加以利用。為了宣揚這個理念，南部團體也召開了兩次的國際性研 討會，分別是1995年的世界河流會議（保護高屏溪綠色聯盟、高雄市綠色協 會，1996），與1998年的國際人工湖與地下水補注研討會（高雄市綠色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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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即便有這種另類發展的提案，為何反對者能夠在七股、美濃取得了成果， 但是在橋頭，反對捷運不當規劃的訴求卻無法獲得居民的迴響？事實上，就時 間順序而言，七股與美濃的運動者都是在外來威脅出現之後，才提出了另類發 展的論述（鍾秀梅，2008）；相對地，橋頭運動者已經從1995年就開始宣揚糖 廠保存，而到了2002年才投入反捷運運動。換言之，橋頭運動者應該有更充分 的準備與時間，向鄉民說明文化資產的價值。儘管如此，反捷運訴求在台灣， 仍是面臨了兩項結構性的困境，運動者很難加以克服。 首先，工業污染、水庫的安全性威脅在台灣的公共輿論中已經被長期討論 了，這一部分原因當然是由於環境運動者的長期努力，讓公眾看到這些開發案 的黑暗面。然而，相對於此，交通設備的破壞性則是較少被著墨的；更重要 地，現代化的捷運設施更是被賦與了乾淨、環保的社會想像，這使得反對者很 難找到著力的空間。用社會運動研究的術語來說，反捷運的訴求即是缺乏了 「生活經驗的可共量性」（experiential commensurability），不容易喚起公眾的 共鳴（Snow and Benford, 1988:208-9）。換言之，當一般人認為搭乘捷運是「安 全、乾淨、可靠、舒適」，他們很難想像捷運工程所可能帶來的危害。① 其次，蕭新煌（Hsiao, 1999:34-35）指出，「受害者意識」（victim consciousness）向來是台灣反污染抗爭最重要的觀念性力量，先前的污染經驗 使得居民願意採取激烈的體制外手段。工廠與水庫的興建都有明確的受害者， 無論是面臨污染、生計被剝奪、或是被迫遷移的居民，但是捷運工程卻不是如 此。受害者的存在提供了反對者可以立即動員的群眾基礎，也強化了另類發展 方案的政治說服力。至少對於主事官員而言，明顯可見的民怨就是產生威脅的 一張張選票，其政治後果需要被納入考慮。 ① 以上的說明只是筆者初步分析的結果，交通建設（尤其是被賦與「環保」與現代性想像 的捷運）如何阻礙了社會公眾，乃至於環境團體對於其破壞性的認知，需要進一步研究 來釐清。總而言之，從比較觀點來看橋頭反捷運不當規劃運動，其挫敗是可以被預 期的。就如同台灣其他在地運動者一樣，他們也是採取另類發展的立場，在保 存文化資產的大前提下，樂於見得自己的家園提升其物質生活條件。只是不幸 地，他們遭逢的是對手是具有公眾輿論支持的、而且缺乏明顯受害者群體的 捷運工程。因此，如果說台北的樂生院保存運動儘管享受有較多的運動資源投 入，仍是無法說服新莊市民的認同，那麼橋頭運動者在這一場戰役的失敗，也 不是令人意外的事了。
六、結論：兩種地方認同的鬥爭
橋頭的個案顯示，當前台灣社區運動所面臨的困境並不是技術性的問題。 運動者或許手法不夠細膩，沒有尊重居民的感受，沒有促成真誠的溝通，但是 這並不是限制他們影響力的主要原因。最根本的問題在於，社區運動所追求的 目標與違背了主流的發展主義價值觀，在現階段，以社區運動組織所擁有的影 響力又是無法強力扭轉這種意識型態。因此，如果當社區運動組織將目標縮減 在整理地方文史、振興地方產業、提供社區教育等共識性高的議題，他們可以 獲得地方民眾的熱烈愛戴；然而，一旦他們阻礙到實際的「經濟利益」，那麼 他們的訴求就會被忽略，甚至是排斥。追根究柢而言，社區運動組織與地方民 眾之間存在一種認識落差，關於「誰的家園、哪一種願景」的根本問題上，他 們是有嚴重的歧見的。關於捷運爭議事件，橋頭鄉長的評論基本上點出來其關 鍵： 文史協會對地方的文史貢獻，我們都是很感恩，也支持他們 的活動，鄉公所也和文史協會的關係維持良好。古蹟歷史文 物的保存是好的，但是鄉長要代表主流民意，不可以阻擋地 方發展（受訪者8，2008/8/14）。臺灣民主季刊
這也就是說，地方認同的重建是大家都期待的事，但是一旦遇到了經濟發 展，愛鄉的理念就是得被迫讓步。在以往，在地人被政府教導要看不起自己所 承繼的本土文化，美好的遠景是在於逃離家園，晉升為體面的都市人；社區運 動的登場改過了這樣的偏差的價值觀，在地的歷史也可以是光榮而驕傲的，需 要讓下一代子弟也牢牢記得的。然而，他們的努力畢竟是受到限制的，政治體 制的民主化也帶來了開發主義文化的民主化，身處邊陲社區的居民也想要鯉躍 龍門，而且他們還掌握了選票的武器，這一點是社區運動者所無法匹敵的。 橋頭文史協會是台灣社區運動的縮影，家園歷史遺產的任意破壞呈現出當 前地方認同的模稜兩可的困境。社區運動者所採取的路線是另類發展，他們強 調共同的歷史記憶、良好的生活品質是地方認同的核心成份。在尊重這個前提 下，任何經濟成長所帶來的物質生活提升是可以被接受與鼓勵的。相對於此， 隨著台灣政治的民主化與本土化，大部分的社區居民也是樂於擁抱地方認同， 只是在他們的設想中，經濟成長的優位性是高於文化資產。也因此，當一個有 爭議的開發案浮現時，我們總是會看到兩種地方認同的戰爭，少數有意識的運 動者堅持文化資產、生態環境的價值，而大部分的居民則是受了主流政治人物 的說法，將物質利益視為最首要的。 在可見的未來，這樣的衝突勢必在各地不斷地上演，到底誰才能代表家 園，地方認同又是意味著什麼，也會是持續出現的爭議。無論如何，對社區運 動者而言，挑戰既有的意識型態本來就是一段漫長的旅程，需要不斷地克服接 二連三的阻礙。附錄一 深度訪談名單（訪談對象 / 時間） 代碼 訪談對象 時間 受訪者1 橋頭鄉調解委員會主席 2009年 2月22日 受訪者2 橋仔頭文史協會理事長 2009年 1月10日 受訪者3 第二屆橋仔頭文史協會理事長 2008年 9月 6日 受訪者4 第一屆橋仔頭文史協會理事長 2008年12月28日 受訪者5 第三屆橋仔頭文史協會理事長 2009年 1月 2日 受訪者6 橋頭鄉福德祠管理委員會主委 2008年 9月30日 受訪者7 橋頭鄉福德祠管理委員會主委 2008年 9月30日 受訪者8 橋頭鄉長 2008年 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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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ng-sho Ho is associate professor at the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His research interests include social movement, environmental sociology, and labor sociology.
Whose Community? Which Future Vision?
Taiwan’s Community Movement under the Shadow
of Developmentalism
Ming-sho Ho
Abstract
It has been more than a decade since the advent of Taiwan’s community movement, which not only revitalizes suppressed local identity, but also makes possible idealistic public participation. With official sponsorship, the attention of community movement activists is constantly expanding; now they are engaged with issues of preserving cultural heritag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building after disaster, and promotion of industry. While existing literature has pointed some pathologies, such as over-dependency on government resources, factionalism and political strife, and miscommunication within academic circl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developmentalism also hinders further growth of community movement. As a prevalent ideology, developmentalism holds that economic growth is the sole precondition of the improvement of wellbeing. This paper highlights the fact that most community residents still subscribe to this mentality, even though they seemingly share local identity as advocated by community activists. I use the case of the Ciaotou community movement to substantiate my argument, giv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protest against the route planning of the Kaohsiung Mass Rapid Transit. In short, while local identity has been successfully established as a broadly-based consensus in Taiwan’s political culture, “whose community and which future vision” remains as contentiou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