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路論壇與國家機器的碰撞：從三個新聞事件看大陸網路論壇對公共性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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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路論壇與國家機器的碰撞：從三個新聞事件

看大陸網路論壇對公共性的實踐

王毓莉

* 投稿日期：2006 年 8 月 18 日；通過日期：2007 年 5 月 24 日。 * 作者王毓莉為中國文化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副教授， e-mail: ylwang@faculty.pcc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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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興科技與網際網路的興起，不僅為中國大陸提供了一個新的傳播工具與資訊平台，同時也對於中共的政治控制與社會參與帶來許多衝擊和挑戰。中共對於網路一方面採取開放手段，另一方面，中共也採取封閉許多異議份子網站、設立防火牆等措施。足以顯示，中共領導者對於網際網路產業的矛盾心態。本文由網路論壇實踐「公共性」的角度出發，選取三個新聞事件：「哈爾濱寶馬車撞人事件」、「《南方都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事件」、以及「反日遊行」。以論壇搜索方式，進行三個新聞事件的質化觀察。研究結果歸納出四項研究發現與兩個現象。研究發現為：網路論壇發揮「公共性」，提供更大的公共議題討論空間與近用權；網路論壇激起網民的主動參與和建構意義認知系統；網路論壇改變了傳統宣傳控制；網路論壇受到國家機器的干預。兩個現象為：網路論壇出現知識菁英份子；網路論壇產生社會動員力量。簡言之，中國大陸網路論壇的發展，產生與國家機器間的碰撞現象，並使得過去透過傳統傳媒所從事的宣傳控制力量，不斷被削弱。關鍵詞：中共傳播、公共性、公共領域、國家機器、網路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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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研究動機與問題

傳統上，把中共與前蘇聯的傳播理論，共同歸於四大報業理論中的「蘇聯共產主義報業理論」（Soviet Communist Press Theory），一直到鄧小平上台，中共在 1978 年底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後，身為改革開放環節之一的傳播領域，也開始產生變化。傳播的功能，從「階級鬥爭」為綱，轉移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使得傳播的內容與對象，均產生變化，傳播事業也不得不隨之進行相關配套的改革。中國大陸的傳播事業全方位改革，首先由平面媒體開始進行、緊接著是廣電媒體，同時網路媒體也在政府主導改革的思維下，有了迅猛的發展。然而中共傳統宣傳工作的掌控，運用新聞與宣傳加以聯繫，讓新聞為宣傳服務，並且期許新聞發揮宣傳的價值，因此，新聞媒介在中國大陸廣為宣傳所應用。在新聞與宣傳的連結上，中共以黨領政，從其建國以來，就相當注意宣傳的功能。中共將整個中國大陸的傳播機構納入一個嚴密的層級權威組織體系，通過龐大、繁雜的各級權力機構，規定其相互間命令服從的關係，由組織上控制整個傳播體系，使黨的路線、政策、方針得以貫徹執行（王毓莉，2005a: 41-42）。中共傳統的宣傳控制，擅長使用傳統媒體，如：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或各級黨報，運用高度集中化、單一化的消息來源，使得人們無從查證資訊的內容，長期以來，宣傳部門完全的控制了資訊流通，成功的達成各種中共黨的宣傳任務。不過，中國大陸的傳媒改革，已使得中國大陸的傳播媒體走向「商業化」（commercialization）、「全球化」（globalization）、與「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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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pluralization）。傳播媒體為了提升利潤，傾向對閱聽眾投其所好，並嘗試將境外的訊息進口至中國大陸，以增加傳播媒體中訊息來源的成長與多元（王毓莉，2005a: 47-49）。

舉例而言，廣東省於 2002 年 11 月開始出現「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SARS）的病例，中共為了安撫社會恐慌，刻意隱匿疫情，尤其限制大眾傳播媒體不能自由的報導。不過在媒體商業化競爭壓力下，中共報業也出現在疫情一開始，便「出格」向讀者提出警訊，最後卻被政府壓抑的情況。中國大陸傳播媒體商業化發展中，不僅傳統媒體出現「有償新聞」、「軟廣告」與「擦邊球式」的報導狀況。另一方面，也由於傳播科技的發達與網路經營者的規劃，致使中國大陸的網民有機會擺脫中國政府的掌控，透過科技的便利性，尋找有別於經由中共中央政策傳統宣傳主旋律的資訊。然而中共為了追求經濟成長，發展資訊產業與傳播科技，但是另一方面，網際網路的出現，挑戰了原先高度集中控制的政治新聞與觀點，同時網路搶走了傳統媒體的閱聽眾，破壞了中共傳統媒體的議題設定功能（李希光，2005）。因此，政府也不得不正視這樣的問題，透過制定各種法令規章，主動透過網路警察、網路糾察，查緝違法與防堵措施，由中央至地方設立層層關卡、要求制定自制公約，對網路進行各種政治控制（梁正清，2003: 211-252）。因此，本文將由網路論壇的實踐「公共性」的角度出發，選取三個涵蓋社會司法、媒體經營、以及涉外事務面向的新聞事件：1 「哈爾濱寶馬車撞人事件」、「《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事件」、以及「反日遊行」。以論壇搜索帖子的方式，2 進行三個新聞事件的質化觀察，在網路論壇中被討論的方式，嘗試回答下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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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網路論壇是否發揮「公共性」，提供公共議題討論的空間？（二）網路論壇是否激起分眾網民的主動參與，從事理性的論辯？（三）網路論壇是否使得中共傳統的宣傳控制，產生變化？（四）網路論壇是否能免於國家機器的干預？三個新聞事件選取如下：

一、哈爾濱寶馬車撞人事件

2003 年 10 月 16 日，哈爾濱市菜農代義權與其妻劉忠霞駕駛著滿載大蔥的農用拖拉機趕往附近菜市場，車行至人才市場門前時，為避讓迎面駛來的一輛麵包車，與停靠在路邊牌照為黑 AL6666 號的寶馬轎車發生刮蹭，接著發生了車主蘇秀文駕寶馬車，撞死 1 人、傷 12 人的事件。 2003 年 11 月 20 日，蘇秀文因交通肇事罪，被哈爾濱市道裏區人民法院判處有期徒刑二年，緩刑三年。這個判決在民間引起了極大的爭議。這些消息在網路論壇被廣泛轉發後，引起轟動，北京、廣州等地媒體紛紛來到哈爾濱進行調查、採訪，而一些該案的審判內幕、相關司法貪污等情況，也因此被大量刊發出來。網路論壇上要求調查「寶馬案」真相的輿論形成了一股強大的聲勢，一起發生在黑龍江省哈爾濱市的交通肇事案，在事發近兩個月後，以令人驚訝的速度，在 2004 年新年成為一個被廣泛關注的社會熱點。

二、《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事件

2004 年 3 月，《南方都市報》副主編喻華峰與前主編李民英，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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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別以虛假的腐敗為由，判刑 12 年與 11 年。此外，被拘禁的還有被認為該報思想獨立的前總編程益中，遭檢察院正式逮捕，涉嫌的罪名是收受賄賂和私分公款。不過該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的真正原因，評論界認為，實際上是有關部門為打擊、報復《南方都市報》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秉筆直書，揭露社會陰暗面，尊重民眾知情權的做法。程益中任職《南方都市報》期間，該報報導了孫志剛被打致死案、農民企業家孫大午案、廣州市發生 SARS 疫情等，南都報因此聲名鵲起，也使得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員極為尷尬。程益中被捕的消息，在中國大陸的學者、律師、新聞工作者與政府官員中間引起了轟動，同時也在網路上引發了巨大迴響，網民們以各種形式，發表、張貼和轉貼抗議逮捕程益中的行動，包括無國界記者等國際組織也發表聲明，譴責廣東當局的行為。最後，程益中在被關押數月後，於 2004 年 8 月宣佈無罪釋放。

三、反日遊行

反日遊行是 2005 年 3、4 月間在中國各地舉行的一系列大型遊行和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對日本扶桑社的歷史教科書，以及日本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期間也扯進了釣魚台領土問題之爭、東海劃界等問題。中國大陸的反日遊行，由各地主要都市開始，經過串聯成為全國性的遊行活動，也因而形成一股反日風潮。然而在串聯反日遊行的過程中，由於傳統媒體的新聞封鎖，網路論壇上的消息成為各地民眾重要的消息來源，而網路、手機簡訊等新興科技，也成為串聯遊行行動的重要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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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網路論壇的「公共性」探討

本文對於「公共性」的討論，援用哈伯瑪斯（Habermas）的看法，認為「公共性」的理想體現，即為康德所言的「理性的公共使用」（ the public use of reason），必須要透過公眾間的理性辯論，所彰顯的事物，才可稱為具有「公共性」。

一、哈伯瑪斯的「公共領域」與「溝通行動理論」

在布爾喬亞階層出現後，一種以理性言說為互動型態的「公共性」，逐漸出現在布爾喬亞階層之間，哈伯瑪斯稱之為「公共領域」（ public sphere），意指社會生活中的一個領域，在該領域中能夠形成某種類似於公共輿論的東西，凡是公民都享有參與該領域之活動的充分保障（Habermas, 1989: 120-134）。公共領域的典型歷史形態是資產階級公共領域，從社會前提來看，資產階級公共領域形成的基礎，是市民階級與公共權力的對立。一方面，它不僅與公共權力相對立，而且是針對公共權力的批判空間；另一方面，資產階級公共領域也不同於私人領域，它雖然立足於不受公共權力管轄的私人領域，卻跨越個人和家庭的藩籬，致力於公共事務。就社會定位而言，資產階級公共領域是介於公共權力領域與私人領域之間的一塊中間地帶（Habermas, 1989∕曹衛東、王曉玨、劉北城、宋偉杰譯，2002: 18-33）。資產階級公共領域的結構，包括（1）文學公共領域：體現為咖啡館、沙龍和文學藝術的俱樂部等，它是公開批判的練習場所，是公共輿論的萌芽之地；（2）政治公共領域：公共輿論與公共權力直接較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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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空間（Habermas, 1989∕曹衛東等譯，2002: 35-46）。在運作機制上，資產階級公共領域採取平等交往、關注世俗和公開討論的方式（ Habermas, 1989∕曹衛東等譯，2002: 47-49）。哈伯瑪斯曾經歸納出公共領域的三個標準：（1）參與成員是平等的；（2）討論議題具有開放性；（3）參與成員的廣泛性與包容性（ Habermas, 1989: 36-37）。Poor 進一步延伸哈伯瑪斯對於公共領域的定義，認為必須涵蓋以下特性：（1）公共領域是透過中介體交談的空間；（2）公共領域通常允許新的、先前被排除的討論者進入；（3）討論的議題通常是具有「政治性」本質；（4）理念是依照其優缺點被評判，而非討論者的立場（Poor, 2005）。然而，就理想類型而言，自由主義模式的公共領域，以私人自律領域與有限的公共權力領域之間的截然劃分為前提，它是公共性的載體、公共理性精神的搖籃；但在現實的運作中，隨著資產階級公共領域從結構到功能的轉型，不僅公私領域的二分結構趨於解體，而且公共領域本身已經被各種利益團體所侵佔。到了哈伯瑪斯後期的論述中，強調媒體功能的重要性。不過，對於大眾傳播媒介扮演公共領域的角色，卻不能令哈伯瑪斯滿意，他指出大眾報刊為了迎合教育水平較低的消費者娛樂與休閒的需要，以犧牲政治與公共事務內容為代價，使得「文化批判公眾」轉變成「文化消費公眾」，文學公共領域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文化消費的偽公共領域，偽公共性替代了真正的社會共識（Habermas, 1989 ∕曹衛東等譯，2002: 185-234；汪暉、陳燕谷主編，1998: 131-132；彭蘭，2005: 276-277）。哈伯瑪斯認為，當公民們不受任何限制，亦即擁有在集會、結社自由，以及表達和發表意見的自由得到保障的條件下，能就大家共同關心的事情進行交談時。他認為，政治公共領域中所運用的理性，就是康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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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說的啟蒙思想。因此，公共領域也可視為「公共性」具體實踐的概念性場域。公共領域中的「公共性」，是一種民主原則，但不是因為有了公共性，每個人都能有平等的機會表達其個人傾向、願望和信念，只有當這些個人意見通過公眾批判，而變成公眾輿論時，公共性才能實現（ Habermas, 1989∕曹衛東等譯，2002: 305-323）。除了對公共領域的探討，哈伯瑪斯更進一步地提出了溝通行動理論，企圖描繪出溝通理性下的理想言說情境，重建其「公共性」。哈伯瑪斯談的是公共領域如何在論述形構過程中生成，如何造就理想言說情境，而公眾在理想言說情境的規範下，理性地、民主地討論公共議題與決策（方念萱，2001；方念萱、蘇彥豪，1998）。哈伯瑪斯不僅僅就「命題的真偽」來論述溝通的有效性（validity conditions ），他也非僅在語句語意的層面上（ semantic level of sentence）來談有效性，發言的語用層面（pragmatic level of utterances）才是他分析的焦點（Cooke, 1994；轉引自方念萱、蘇彥豪，1998）。此外，哈伯瑪斯接續 Blumer 的觀點，強調以溝通為目的的發言、表達，必然同時指稱（make reference to）三個面向──發言者（內在世界）的意向（誠信）、外在世界事物的（真實）存有、與溝通雙方（互為主體的這世界）的（規範）關係。哈伯瑪斯是以「有效宣稱」（ validity claim）這概念指稱溝通言詞中所蘊含對三個面向的宣稱（轉引自方念萱、蘇彥豪，1998）。對於溝通行動的理性重建，哈伯瑪斯認為，在日常生活的溝通行動中，預設了許多達成相互理解的可能條件，在這些條件下，相互理解才有實現的可能（Habermas, 1984: 14, 66, 137）。他認為理想的言說情境中，包含溝通、描述、表意、與規約等四種言辭行動。而這四種言辭行動中內含了四種溝通言辭的「有效聲稱」（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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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這是哈伯瑪斯引用德國哲學家阿佩爾（Karl-Otto Apel）的說法所提出來的，聲稱的目的是讓聽話者接受：（1）可理解聲稱（ comprehensibility claim）、（2）真理聲稱（truth claim）、（3）正當聲稱（rightness claim）、（4）真誠聲稱（truthfulness claim）（張錦華， 1994: 212）。整體而言，哈伯瑪斯重建的「公共性」，具體表現的場域為「公共領域」；公共性要求的能力是「溝通理性」；公共性存在的背景是「生活世界」；公共性的體現則在「可批判的共識」（吳豐維，1999: 91-93）。

二、線上公共領域的特性

然而當傳統大眾傳播媒介，被認為因為廣告公關、商業化、與政治力量的干預，使得民意無法自由的表達之餘。網路新興媒體的出現，吸引了另一個研究取向，由於網際網路的特性，具有「即時性」、「主動參與性」、「互動性」、「超越時空性」、「匿名性」等，不同於傳統媒介的特質，不少研究者提出，網路是一種新型理想的公共領域（方惠宗，2005；黃俊泰，2002；彭蘭，2005: 276-282；Heng & Moor, 2003: 331-352；Herring, 1996: 115-146）。從線上公共領域的參與者而言，在古希臘的城邦，公共領域的參與者是貴族和自由民，他們有數倍於其數量的奴隸供養著，17、18 世紀的歐洲，公共領域的參與者是作為「私人」的資產階級。由於網際公共領域的參與者基本等同於網路的用戶結構，所以，網際公共領域的參與者，最終將由特定的階層擴展到全球公民（許英，2003）。不少的研究從 Habermas 的公共領域出發，從事各種公共領域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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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Calhoun, 1992; Dahlgren, 2001; Sparks, 2001）。而眾多的研究中，一個對於公共領域理論的補充值得注意，這個補充提出「多數公眾」（ multiple publics）的概念，有別於一個完整的「公共領域」（public sphere ）的提法（ Asen & Brouwer, 2001; Dahlgren, 2001; Fraser, 1992）。這個論點的提出，提示了線上公共領域參與者的分眾特質。就線上公共領域的場域而言，傳統希臘雅典時期的政治典範，是建構社群認同及公共領域良好的模型。具有地域性、時間性與互為主體性，公民在市集（agora）上自由自主的表達其對公共事務的意見，使其對社會有強烈的連結與認同感。因此，其「在世存有」的意義是積極的、充滿與整體社會聯繫的實踐觀（周桂田，1997）。網際網路構成的社會網絡和大眾媒體一樣，具有全球性的性質（ Harasim, 1993）。另外一個特色，在於社會自我呈現的時間、空間暫時性限制被打破，網路參與者隨時隨地的進入、爭取發言的機會。而他們的發言互動中，呈現多元、異質和互為主體性的特徵，同時構成特殊的連結感。此一連結感尤其在對特定事件的爭議討論中構成一個討論的、意見交換的社群。於這種多元、異質的網路社群中，使得參與者從其原本脆弱的在世存有感，找到自身可加入、立足的公共場域，重構自我對世界的認同。而就線上公共領域的溝通形式而言，資訊時代公共領域的結構變遷，是由「線性」到「網狀」溝通結構變遷。從過去發生在廣場、沙龍和咖啡館等場所中的論辯，建立在特定時空中的面對面的互動基礎；進入資訊時代，網際公共領域，整個討論形成為一個網路，話題的發起者從此成為一個普通的節點，淹沒在論辯之網中。同時，討論還有可能在任何一個節點分叉，從而引起新的議題、形成新的網路（許英，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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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時代的公共領域以網路為媒介，網路空間的特徵充分保證了參與者的匿名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線民可以完全自主的選擇並決定自己以何種方式、身份甚至容顏加入或退出哪些討論組。因而在網際論壇中，膚色、種族、國籍、年齡和性別等先賦性的個人資訊就被完全的遮罩，消除既定社會中既有的偏見和歧視，提供了更為理想的論辯環境，從而有助於「辯論共識」的達成（許英，2003）。此外，網路的溝通表情，亦被認為具有抽象符號的特殊緩衝作用，相對於面對面的溝通，網民較少受到暗示、煽動和情境壓力等無關因素的干擾。儘管由於論辯被文字和網路所仲介，他們之間存在著相互誤解的可能；但在網路上，即便是誤解，也是理性的誤解，它們應當比非理性的誤解容易糾正。因而，在資訊時代，網際公共領域的參與者之間的論辯更多表現為理性的「思想交鋒」，而不是用「偉辭」回敬他人、操縱他人（許英，2003）。然而，針對網際網路與不同概念的公共領域之間的關係，不少學者提出關於「功能性」探討的議題（Dahlberg, 2001; Papacharissi, 2002; Poor, 2005; Poster, 1995）。他們共同的看法是，網際網路具有形成公共領域、或是協助一個公共領域的功能，但是這並不是保證一定會產生一個公共領域的結果（Poor, 2005）。 Dahlberg（2001）則提出一個線上的空間，必須要具備以下標準，才可以被認為是一個公共領域。這些標準是：獨立於國家與經濟權力外的自主權；可交換具備可批判之道德有效性宣稱的評論；具備反射性；具有理想性的角色扮演；具有真誠性、鬆散性、包容性與平等性。就社會的民主實踐意義，古典的市集的參與，體現希臘雅典時期直接民主的可能性。在啟蒙時期仍保留這一民主理念，雖在實踐上僅能強調公共領域的功能。在大眾媒體時代，一方面代議體制滲透並制度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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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各領域，另一方面由於大眾媒體承載其第四權的社會功能，使得公民乏於直接民主參與的管道；相對出現「審議式民主」（Deliberative Demokratie）的理念（轉引自周桂田，1997）。相對的討論，同時也適用於網路上的社會實踐面向。由於網路參與者透過其對某一特定議題的投入與經營，建立具目的性、對話性的討論群體，在這個程序中，它們衝擊到舊有的社群連帶觀點。經由在網上直接的、商議的實踐對話，它們建立的其實不只是一個虛擬的社群（ Baym, 1995; Benson, 1996; Jones, 1995），而是真實而多元的討論社群，可稱之為「多元的論述社群」，進而發展出當代直接民主意義之「多元論述的公共領域」。學者 Wilhelm（1997: 519-664）提出，虛擬政治公共領域的特徵如下──（1）地理（Topography）空間：提供人們聚集以討論議題，形成意見和規劃行動的位置，在其中藉由網路的匿名特性，讓網民可以平等自由參與公共論壇的機會；（2）議題性：強調對話的內容是主題與討論的內容；（3）涵蓋性：民眾足以議論（deliberate）政策議題機會的概念，實踐公民參與機會；（4）設計性：透過促進與禁止討論的網絡建構，使得網路的最終使用者，可成為資訊的生產者；（5）商議性（Deliberation）：透過網路的互動性機制，使得個人可以對公共議題產生辯論與對話。此外，網際網路的出現，使得傳統社會運動也產生變化，Melucci （1996）指出，社會運動不再需要反映一個社會團體利益的集體行動，而是轉向更需要個人身分和具有意義的文化資訊。他分析過去三十年的許多複雜社會中的社會衝突，所出現的都是對於主流語言的文化挑戰與衝突，而非透過政治行動來表達。因此，Melucci 提出「表意政治」（ identity politics），來解釋網路空間中的私人與公共性的使用（Melu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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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22）。整體而言，哈伯瑪斯重建的「公共性」，具體表現的場域為「公共領域」；公共性要求的能力是「溝通理性」。而線上公共領域的特徵，在於參與者可擴展到全球公民，線上的參與者可從其原本脆弱的在世存有感，找到自身可加入、立足的公共場域，重構自我對世界的認同。線上公共領域屬於「網狀」溝通結構，網路上出現的是議題的「多數公眾」，亦即「多元的論述社群」。線上公共領域提供了更理想的論辯情境，成為多元論述的公共領域，表現在網際公共領域的參與者之間的論辯，被認為表現為理性的「思想交鋒」。而在社會民主實踐上，網路具備地理空間、議題性、涵蓋性、設計性與商議性，透過網路的互動性機制，使得個人可以對公共議題產生辯論與對話，呈現表意政治，突顯「公共性」的實踐。本研究將從「公共性」角度出發，觀察屬於線上公共領域範疇的中國大陸網路論壇，嘗試回答研究問題一：網路論壇是否發揮「公共性」，提供公共議題討論的空間？問題二：網路論壇是否激起分眾網民的主動參與，從事理性的論辯？

參、中國大陸網際網路的發展

中國大陸網際網路的發展，同樣是從學術網路開始，1993 年，完成中科院網清華大學校園網、和北京大學校園網的互聯。中國大陸郵電部於 1995 年 5 月 17 日世界電信日宣布，向國內社會各界開放因特網3 （Internet）業務，此舉意味著中國大陸網路商業化的開始，即用戶不論單位或個人，只要交錢，便可充分利用網路上的各項功能。 1997 年，中國公用計算機網路（CHINANET）實現了與中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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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CSTNET）、中國教育和科研計算機網（CERNET）、中國金橋信息網（CHINAGBN）的互聯互通（中國互聯網絡信息中心，2005）。同年 6 月 3 日，受國務院信息化工作領導小組辦公室委託，中國科學院在中國科學院計算機網路信息中心組建「中國互聯網絡信息中心」（ CNNIC），行使國家網路信息中心的職責。在網際網路發展方面，綜觀 90 年代初期，中國大陸網際網路呈現迅速發展的趨勢，根據中國互聯網絡信息中心的統計調查，中國大陸歷年來上網的電腦數與上網用戶，有逐年上升的趨勢，特別在 1999-2000 年左右，有大幅度的成長（見表一）。到了 2005 年 7 月，上網用戶更突破了一億人，可見中國大陸上網電腦數與上網人口都呈現快速的增長態勢。表一：中國大陸地區歷年上網電腦數及用戶總人數統計調查截止日上網電腦數上網用戶總人數 1997 年 10 月 29.9 萬台 62 萬人 1998 年 7 月 54.2 萬台 117.5 萬人 1999 年 7 月 146 萬台 400 萬人 2000 年 7 月 650 萬台 1,690 萬人 2001 年 7 月 1,002 萬台 2,650 萬人 2002 年 7 月 1,613 萬台 4,580 萬人 2003 年 7 月 2,572 萬台 6,800 萬人 2004 年 7 月 3,630 萬台 8,700 萬人 2005 年 7 月 4,560 萬台 10,300 萬人 2006 年 7 月 5,450 萬台 12,300 萬人 2007 年 1 月 5,940 萬台 13,700 萬人（資料來源：本研究整理歷次中國互聯網發展統計報告，見《中國互聯網信息中心》，http://www.cnnic.net.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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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從中共先前公佈的歷次《中國 Internet 發展狀況統計報告》可以發現，長時間以來「網民」群體的特徵為：信息需求大、年齡小、教育程度高、收入多、以男性和白領階級為主。但是，隨著網路的普及化，中國大陸地區的網際網路使用，絕大部分的使用者是在家中自行付費上網。由歷年調查可以發現，網路使用者的「上網時間」、「上網的年齡」、「新聞需求量」，有增加的趨勢；而「學歷」與「家庭收入」，有降低趨勢；此外，上網地點有分散化趨勢。顯示中國大陸的網路使用，已趨向更平民化、大眾化的發展方向（王毓莉，2002: 107；匡文波，2001）。根據《中國互聯網信息中心》2007 年 1 月最新的調查顯示，網路、電視和報紙是網民獲取資訊的主要途徑，網民選擇的比例分別為網路 85.0%，電視 66.1%，報紙 61.1%。中國大陸對網際網絡的使用， 2005 年 6 月份調查中，網民上網的目的依序為：「休閒娛樂」（ 37.9%）、「獲取訊息」（37.8%）、「學習與知識瀏覽」（10.3%）、「社區、論壇與交友」（5.9%）。但是到了 2006 年 1 月份的調查中國大陸網民上網經常使用的網路服務中，卻發生這樣的變化：「瀏覽新聞」（67.9%）、「搜索引擎」（65.7%）、「收發郵件」（64.7%）、「即時通訊」（41.9%）、「論壇∕BBS∕討論組等」（41.6%）。而網上輿論的形成及其強度的提高，和網路的發展，包括網民數量增長、網站功能擴展是成正比的。當網際網路剛剛在中國興起時，網民數量很少，論壇數量也很少，儘管那時已陸續有了「水木清華」（中國第一個網際網路上的 BBS）、四通利方「體育沙龍」等著名論壇，為數不多的網友也能在此暢所欲言，表達各種聲音，但尚未達到足以產生社會影響的地步。隨著中國網路的發展，各類網站開設論壇的數量越來越多，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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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 年以後，眾多新聞媒體網站，甚至政府網站亦提供這一功能，如人民網的「強國論壇」、新華網的「發展論壇」和「統一論壇」，以及外交部網站的「外交論壇」等，皆為網友表達意見提供了園地（方惠宗，2005: 22-32）。中國大陸的學者也認為，網路作為一種「下情上達」的渠道，已經發揮作用，特別是隨時可以發言的網路論壇（彭蘭， 2005: 282-285）。新科技正在把中國大陸的資訊傳送做重新的導向，過去在中國大陸沉默的大眾，現在透過網際網路，使得自己的意見被聽見。因此，現在中國大陸不僅人民要聽政府的，而政府也需要更注意網路上的公眾意見（Yin, 2005）。中國大陸網路論壇中，出現大量生動的政治與時事討論，目前在形成國家的政治光譜中，也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例如： 1999 年針對中共海外大使館被炸的反美遊行事件、2003 年的 SARS 危機等事件（Wu, 2005）。「網路論壇」被認為營造出全然不同的公共領域意義與型態，已有不少的研究者針對此一命題做研究，並且認為網路上的論壇，已經建構了多元型態意義的公共領域（吳宗翰，2002；周桂田，1997；黃俊泰， 2002；黃啟龍，2001）。而根據統計，中國大陸使用「即時通訊」與「網路論壇」的網民正在快速增加當中。中共一向將新聞與宣傳加以聯繫，讓新聞為宣傳服務，並且期許新聞發揮宣傳的價值，透過嚴密的資訊控制，掌控宣傳。但由於傳播科技的發達與網路經營者的規劃，致使中國大陸的網民有機會擺脫中國政府的掌控，透過科技的便利性，去尋找有別於經由中共中央政策傳統宣傳主旋律的資訊。因此，本文期望透過三個個案的論壇發言觀察，探求研究問題三：網路論壇是否使得中共傳統的宣傳控制，產生變化？問題四：網路論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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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能免於國家機器的干預？

肆、新聞事件的網路論壇討論

以下針對本文選取的三個新聞事件，首先針對事件本身加以說明，並且佐以分析該新聞事件在論壇被討論的情形。本文中對於三個新聞事件的網路論壇分析，主要來自於下列網路論壇：「東北社區」、「天涯虛擬社區」、「凱迪社區」、「西祠胡同」、「北方論壇」、「京華論壇」、「南方論壇」、「新華論壇」、「強國論壇」等 9 個網路論壇，針對這三個新聞事件的發言分析而得（見表二）。4 表二：網路論壇來源一覽表論壇名稱網址流量內容備註天涯虛擬社區 http://www.tian ya.cn 2004 年底，全國註冊用戶數達 240 萬。線上用戶瀏覽人數常在 10 萬以上。天涯雜談與天茶舍兩版，話題為國內時政評論的一大文章來源，也是天涯最著名的兩個欄目。 1999 年 3 月開設於海南，所有者為天涯線上網路科技有限公司。北方論壇 http://forum.en orth.com.cn/ht ml/index.htm 在線上瀏覽人數突破 1,000 萬人次。全論壇線上人數曾高達 17,212 人。時政聚焦，分為兩個看津朝、觀天下，關注全國重要時政，以及北方事件。歸屬北方網，天津市委宣傳部主導，由天津人廣電臺、電視臺、廣播電視報、今晚報、天津日報共同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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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名稱網址流量內容備註西祠胡同 http://www.tan cheng.gov.cn:8 2/gate/big5/ww w.xici.net/ 在線瀏覽人數常維持 17,000 以上。論壇提供言論和思想的自由空間，被譽為華人第一討論版，以及國內最知名的 BBS 社區之一。總部在南京， 1998 年創立； 2000 年 2 月被 e 龍公司併購； 2003 年正式成為獨立網站。京華論壇 http://bbs.qianl ong.com/main.j sp?url=%2Ffor um1%2Ffronts how%2F 註冊用戶達 200 萬，網站日流覽量超過 2,500 萬。千龍大會堂、傳媒風雲以及時事熱評，關注北京時事、生活、休閒、文化。歸屬千龍網， 2000 年 3 月正式啟動，由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和中共北京市委批准，由北京主要平面與電子媒體共同發起。東北社區 http://forum.no rtheast.cn/inde x.shtml 2003 年 7 月日在線上瀏覽人數突破 500 萬人次。東北聚焦與都市論壇，關心東北時政與城市生活。歸屬東北網，黑龍江省決定創建省級重點新聞網站於 2001 年 7 月正式開通。南方論壇 http://big5.sout hcn.com/gate/b ig5/bbs.southc n.com/nfsq/def ault.htm 日平均在線上瀏覽人數 5,000 萬人次。擁有時事走筆、評彈萬象、深度思考與傳媒江湖，分別針對時事、事件與媒體提供各類觀點，華南最知名的 BBS 社區。歸屬南方網，中共廣東省委宣傳部主辦主管，南方報業傳媒集團成員，於 2001 年 12 月正式開通。強國論壇 http://bbs.peop le.com.cn/defa ult.html 2006 年 2 月 11 日在線上瀏為中國官方網站開辦第一個時政論壇歸屬人民網，是人民網主辦的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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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壇名稱網址流量內容備註覽人數，達到 98,203 人。 8 月 29 日高達到 209,211 人。，以實現中華民族的振興為主題。強國論壇為核心的大型綜合性 BBS 社區，創建於 2002 年 12 月。凱迪社區 http://club.cat8 98.com/ 日常線上註冊用戶常突破 5,000 個。在線常瀏覽人數維持 8,000 以上。貓眼看人是一個對學術性、社會性話題進行深入討論的地方，常見與官方相悖的言論，因此頗受爭議和關注。中國著名時政論壇，開設於海南，所有者為凱迪網路資訊有限公司。新華論壇 http://forum.xi nhuanet.com/ 在線瀏覽人數常維持 15,000 以上。於 2001 年 2 月 28 日正式推出《發展論壇》和《統一論壇》。擁有各級領導、權威知名人士、專家學者、網友與網民在線交流，為傳播中央指示與互動的窗口。歸屬新華網，由黨中央直接部署，國家通訊社新華社主辦，為黨和國家重要的網上輿論陣地。（資料來源：本研究自行整理。）

一、哈爾濱寶馬車撞人事件

（一）事件背景

2003 年 10 月 16 日，一名為代義權的農民，駕駛裝載大蔥，牌照為 08 哈市 44085 號的農用四輪車，行經哈爾濱撫順街人才開發交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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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人才市場門前，對面一輛車開了過來，為了躲避車子，代義權將車向右轉，與同向停靠在道路南側牌照為黑 AL6666 號的寶馬車（BMW）發生擦撞，並且將寶馬車向前推進了一、兩米後才停住，導致駕駛蘇秀文的寶馬車倒車鏡被刮壞。事故發生後，兩方發生爭執，圍觀群眾勸說移動車輛，以查看寶馬車受損情況。寶馬車駕駛遂上車啟動車輛，不料車子突然向前衝出，當場將站在該車前方的代義權之妻劉忠霞撞死、以及張岩等 7 人撞成輕傷、還有崔志華等 5 人撞成輕微傷（王仁宇、叢明申，2003 年 10 月 29 日；新民晚報，2004 年 1 月 14 日）。 2003 年 12 月 20 日此案在哈爾濱人民法院，宣判蘇秀文犯交通肇事罪，並以「操作失誤」作為判決，判處有期徒刑二年緩刑三年。判決出來之後，關於判決背後的人為因素，以及司法不公的問題，立刻引起軒然大波。迫於民眾輿論的壓力，以及當地媒體對寶馬車事件進行報導以後，全國各地的媒體也繼續追著這條新聞，包括：中央電視台的《社會紀錄》節目、《新京報》、《南方週末》、《南方都市報》等紛紛從技術鑑定結果和審判程式等方面對這個案件作出了質疑。而寶馬撞人案所引起的關注度是極為罕見的，網路的論壇上出現各種質疑與傳言，例如：蘇秀文輕判乃因她是黑龍江省政協主席韓桂芝的親屬，擁有特權。其丈夫關明波是大老闆，並用錢買通相關人士、讓事件證人「封口」，並且還牽扯出司法腐敗等。事件發生後，引起社會公眾的廣泛質疑與議論，尤其是偵查和審理過程中疑雲重重，後來透過網路與傳媒的大舉報導，形成了輿論壓力迫使中共當局高層介入調查。中共黑龍江省委常委會議，即因應網路流傳等情事召集相關部門召開協調會，並正式調查網路上的傳言，徹底查清蘇秀文和關明波有無特權背景；同時，中紀委聽取此案辦案人員的彙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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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重新檢驗，將有關調查結果上報。韓桂芝在黑龍江省的黨幹經營深耕多年，在地方的權力甚大，但是在全國人民與中央關注，與對反腐的重視之下，中共當局高層決定立案審查韓桂芝。最後此案不僅只在 2004 年初形成重大事件，並牽扯出背後的案外案──「馬德案」與司法貪污案（曉航，2005 年 7 月 28 日；溫州廉政網，2005）。黑龍江綏化市原市委書記馬德，自 1992 年 11 月至 2002 年 2 月，歷經牡丹江市副市長、綏化地區行署專員、綏化市委書記之職位，利用職務之便，獨自或夥同他人利用手中的權力，先後收受多人巨額賄賂，買官賣官。在 2005 年 3 月 22 日北京二中院受審，在近 6 個小時的庭審中，公訴機關指控馬德 17 次受賄，其中，12 次受賄與「賣官」有關。而「馬德案」所涉及領導幹部達 260 多人，人數之多是為罕見。馬德在被「雙規」5 後，交代了 15 筆收受賄賂的事實同時，揭舉了原黑龍江省環保局局長、曾擔任綏化市市長的王慎義涉嫌受賄的情況。2003 年 5 月，黑龍江省委給予其開除黨籍、行政開除公職處分，將其移交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綏化市轄下 10 個縣市的處級以上幹部有 50% 以上都捲進這場風波，其中涉及綏化市縣（市）和各部門 50 多人，更加劇當地不正之風的滋生蔓延，導致送禮行賄、買官賣官之風愈演愈烈（楊書文，2004 年 9 月 6 日）。公訴機關提供了包括證言證詞、票據等在內的證據，對馬德提起了 17 項受賄指控。其中，12 次受賄與「賣官」、「保官」有關（京華時報，2005 年 3 月 23 日；上海青年報，2005 年 3 月 23 日）。總合馬德事件，可以了解到馬德在黑龍江省所涉及腐敗事件範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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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然而韓桂芝因寶馬撞人案被列至網路上議論與質疑，兩件事開始並無交集，但因網路傳言揭露兩人關係，再加上黑龍江省貪污事件的時間點關聯性，最後中共中央介入，調查黑龍江地方權力的糾結與牽連。至於韓桂芝與馬德的關聯，在於韓桂芝當年雖曾主張不任用馬德，可是馬德行賄送給她的 80 萬元人民幣雖然沒有親自收下，但是也沒有退還，反而是給了她身為哈爾濱市常務副局長的妹妹存了起來。韓桂芝案牽扯甚廣，韓桂芝被中紀委帶走之後，牡丹江公安局局長韓健及其妻子、原黑龍江省政府副秘書長的女兒黑龍江省交通廳財務處處長也被雙規（其與韓桂芝關係密切，並且可能涉及馬德案）。再者，第一任秘書－任職黑龍江省委組織部副部務委員（副廳級）－張學文亦被雙規（看中國，2004 年 6 月 24 日；高宏澤，2004 年 8 月 4 日）。韓桂芝的問題，大多是出在其 1997 到 2002 年擔任省委組織部部長和省委副書記期間，地方特權結構由此可見。總之，自從寶馬車撞人判決後，一直延燒到馬德事件，由傳統媒體到網路論壇的發言，其牽涉的貪污不法人員與問題，不斷擴大。

（二）網路論壇中的討論分析

寶馬撞人事件在網路論壇上的討論，始從當地開始，藉由網路連結延伸至知名論壇，後擴散至各地方論壇，由流量小的轉載開始，經媒體集團加持，終到官方所設論壇，發言的參與者踴躍，由一般公民身分到署名菁英份子身分的網民，針對該案的判決不公之處，提出各種討論。寶馬事件中，網路論壇上流傳的各種傳言，蘇秀文輕判乃因為高層領導親屬、其丈夫是大老闆用錢買通、證人被「封口」，並且牽扯司法腐敗，可見人民對當地官員和司法公正產生信任危機。這也證明在當事人與被害人之間所牽扯出的地方權力，透過了傳媒，尤其是網路的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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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主動性與感染性，在網路論壇中一直延伸與流傳，當然其中的謠言與揣測，使得地方權力者不得不出面澄清以闢謠。寶馬撞人案事件，一個看似交通事件，最後演變成腐敗的不法情事，其中人民從過去集體統一言論，形成對事件不同看法與質疑，從網路論壇的質疑，加上傳統媒體的追縱與大量的追蹤報導，從當地延伸至全國。網民的討論，堪稱理性溝通，歸納傳媒與民眾所質疑事件的面向有四個方向，首先，案件判決是否準確，蘇秀文究竟是「操作失誤」、「交通肇事」，還是「過失殺人」、「故意殺人」；其次，量刑是否適度，「判二緩三」是否判輕；再者，審理程序是否合法，公安機關取證是否詳實？為何所有證人一概沈默？最後，是否存在司法腐敗問題，有沒有高層領導背後操控此案？這些質疑的問題，當然受到全國媒體不斷報導與追查，形成一個連續性的新聞事件，再加上時間點，剛好是中國大陸正在推行反腐敗政策與執行的會議與法案，由於政治上正確，加上網路上的質疑，造成所有媒體由 2003 年到 2005 年持續討論，促成該案件成為社會關注焦點。網友中激進情緒與日俱增，有的網友更發動簽名，聲稱「看達到 100 萬的時候有沒有人會重視」，其中不乏署名法律學者、檢察官等具專業知識份子，姑且不論其身分的真實性，此一類型的說帖，在資訊的可信度與權威性上，通常較能取信於網民，最後引起一波波的討論。而另一方面則是相對於政府有關方面，聲音微弱的消極應對，呈現了資訊量的極度不平衡。而這樣不同於官方定調的聲音，透過網路新媒體的傳播力量，造成統治階級與網民意見的對立，並且成為真相公開的壓力。過去中共當局對於突發事件的定調與掌握，呈現一言堂的形式，民眾也無一公共空間可以討論，因此紛紛私下揣測，或者心知肚明不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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碰觸敏感禁忌；然而，網路論壇的成型與其功能應用，卻使得向來掌握資訊詮釋權的宣傳工作面臨了挑戰。

二、《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事件

（一）事件背景

2003 年 2 月到 3 月間，《南方都市報》多次努力衝擊傳統的資訊封閉體制，公開報導 SARS。4 月 25 日，《南方都市報》刊發報導《被收容者孫志剛之死》。同年 7 月 22 日，《南方都市報》總經理喻華峰涉嫌「受賄」被拘留，審查後改為交保候審。同時，大量《南方都市報》的廣告客戶被調查，有關部門試圖發現客戶向喻華峰行賄的痕跡。 12 月 18 日，《南方都市報》總經理喻華峰被監視居住。12 月下旬，《南方都市報》報導廣東再次出現 SARS，當天值班編委被撤職（劉路，2004；許志永，2004）。到了 2004 年 1 月初，針對《南方都市報》的經濟問題的調查驟然升級。1 月 9 日，《南方都市報》總經理喻華峰被刑事拘留。1 月 14 日，《南方都市報》總經理喻華峰被正式逮捕，涉嫌的罪名由受賄變成了貪污和行賄。1 月 15 日，《南方日報》集團分管社委、調研員李民英被控受賄罪正式逮捕。2 月 3 日，廣州市人民檢察院偵查終結，交由廣州市東山區檢察院審查起訴。2 月 16 日，廣州市東山區檢察院提起公訴。3 月 4 日，上午八點半《南方都市報》總經理喻華峰案在廣州東山區法院開庭，未當庭宣判。3 月 5 日，《南方都市報》調研員李民英案在廣州東山區法院開庭，未當庭宣判（梁宏峰，2004）。 2004 年 3 月 9 日，《南方都市報》前總編程益中被迫辭去《新京報》總編職務。3 月 19 日，《南方都市報》6 前總編輯程益中被捕，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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捕罪名為涉嫌「貪污」和「私分國有資產」；原副主編兼總經理喻華峰，被判 12 年重刑，判決罪名為「貪污」和「行賄」；原主編李民英被判 11 年重刑，判決罪名為「受賄」（劉路， 2004 ；梁宏峰， 2004）。案件中的李民英，曾經是《南方都市報》的創辦人，為《南方日報》集團派駐《南方都市報》的調研員，也被稱為《南方都市報》中「最大的業務員」，很多廣告客戶都是李民英出面談判敲定，他和喻華峰被稱為《南方都市報》兩大「鐵人」，為《南方都市報》的崛起立下了汗馬功勞（梁宏峰，2004）。被判決歸因於，根據《南方日報》社管理規定，李民英作為集團管理人員不准從集團下屬《南方都市報》領工資和獎金，可是《南方都市報》為了答謝李民英的貢獻，曾經多次討論給他發獎金，2000 年度的獎金名單上也已經明確列上李民英 20 萬元，但考慮到集團的規章制度，李民英不能拿這些獎金（劉志剛，2004）。後來由喻華峰以個人的名義領出獎金送給李民英，在《南方都市報》迅速發展的四年裏，《南方都市報》都以這種方式送給李民英，而正是這些獎金，被檢察院認定為賄賂，喻華峰是行賄，李民英是受賄（劉志剛，2004）。而程益中的問題，在於涉嫌「貪污」和「私分國有資產」。當時，因為南方都市報曾經用廣告換實物，廣告銷售所取得的實物出售給了《南方都市報》員工，可能價格稍低一些，這被認為私分國有資產。不過有輿論認為，其被整肅的遠因，可追溯到程益中任職《南方都市報》期間，在重大事件孫志剛案與非典（SARS）中堅持真相、揭露社會陰暗面、尊重民眾知情權，《南方都市報》因此聲名大噪，也使得地方政府和一些官員極為尷尬，因此影響了廣東領導高層的仕途，進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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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起挾怨報復之情事（徐文中，2004）。孫志剛事件與非典疫情的報導，被認為是《南方都市報》與廣東黨政結怨的主因。事情肇始於 2003 年春，《南方都市報》炮轟廣東政府瞞報「非典型肺炎」，直指失職瀆職的廣東黨政官員。其後《南方都市報》在當年 4 月份又推出了「收容打死孫志剛」的報導，更進一步與廣東、廣州政法系統結怨。《南方都市報》首先報導「非典再現廣州」，後來造成廣州其他媒體大量報導「非典」，7 其中《二十一世紀環球報導》出了 8 個專版，造成傳媒輿論大鳴大放。就是這一系列的報導，迫使中共中央媒體跟進報導，中共官方也不得不證實這一消息，使得因瞞報非典而飽受國際和國內輿論抨擊的廣東、廣州有關方面極為惱火；特別是《南方都市報》在未經許可的情況下，擅自發布非典疫情，讓廣東當局十分難堪。8 因此導致其後宣傳官員全面進入南方報業、直接控制南方子報的結果。 2003 年 4 月 25 日在報導孫志剛事件上，因為這篇報導，讓人們了解存在於廣州市收容遣送場所和相關工作環節中，嚴重侵犯人權的不良狀況；因為這篇報導，全社會在同情知識青年孫志剛慘死於非人道制度的同時，發起了一場廢除收容遣送辦法和公民維權運動的浪潮。雖然，由於收容遣送辦法的廢止，使全體中國人獲得了更多的安全和尊嚴保障，但同時帶來的是廣州高層仕途和某些地方機構非法利益的損失。《南方都市報》即被廣州市委副書記張桂芳、公安局長朱穗生懷恨在心，認為有損政績，並想動用一切行政和法律手段，指使檢察、公安、稅務等部門，對南都的領導班子進行非法抓捕，進行查抄（徐文中，2004 年 4 月 27 日；喬新生，2004）。《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事件，在一審經判決後，海內外譁然，尤其在網路上議論紛紛，9 許多網站都發表評論與報導，體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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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篇名為「難道我們不該關心一下南方都市報案嗎？」；而網路上的聲音與輿論開始怒斥當局侵犯人權，引起中國大陸新聞界及民間人士的高度重視，10 並迅速激起對當局封殺新聞自由的強烈抗議。網路上網民以各種形式，發表、張貼和轉貼抗議逮捕程益中的行動，包括無國界記者國際組織發表聲明，譴責廣東當局的行為。最後因輿論壓力，以及廣東民眾的期盼下，原定 2004 年 5 月 24 日開庭的二審，宣佈延遲開庭。6 月 15 日，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宣判：程益中無罪釋放，喻華峰有期徒刑 8 年，李民英有期徒刑 6 年。

（二）網路論壇中的討論分析

此一個案的網路論壇發言，集中在一些屬於比較專業的新聞傳媒網站，屬於上述文獻中，網路「多數公眾」的網民。2004 年 3 月 29 日《中國經濟時報》首席記者王克勤、原《公民維權網》站長李健等 51 名中國大陸媒體界人士，聯名發出簽名〈關於《南方都市報》問題的呼籲書〉（簽名信箱：nandushijian1@hotmail.com），該呼籲書提供了該案的相關背景及其案件情況，徵集媒體界同仁簽名。連署者中包括中國青年政治學院教授展江、北京外國語大學新聞與傳播系教授孫有中、浙江大學新聞系教授吳飛、《現代教育報》執行主編朱寅年、《新京報》北京新聞部主編陳峰、《南方都市報》編委兼主編助理鈄江明、《法律與生活》雜誌高級編輯陳傑人等著名媒體界人士（王克勤，2004）。 2004 年 4 月 2 日，資深媒體從業者胡小同於《往生網站》（ http://wangshengs.tongtu.net/）發出簽名呼籲書〈就「南都案」的公開呼籲〉，徵集社會意願性簽名（非正式簽名）。2004 年 4 月 7 日，由北京天津經濟研究所、北京陽光憲道社會科學研究中心、《中評網》主辦，張思之、江平、賀衛方、李楯、沈巋、柯榮柱、蕭瀚、浦志強、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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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永、余暉、趙農、茅于軾、盛洪、陳興良、曲新久、儲槐植、樊崇義、梁根林、楊支柱等人，在北京真覺寺舉辦〈公共財產與激勵機制— 南方都市報案學術研討會〉（傅國湧，2004）。 2004 年 4 月 10 日，詩人沈浩波、作家兼詩人尹麗川、原《三聯生活週刊》記者巫昂、影評人張亞璿、美術評論人兀鵬輝等 5 名中國大陸文化界人士，聯名發出簽名呼籲書〈南都案—文化界公開簽名信〉（簽名信箱：nanduqianming@vip.sina.com），徵集文化界同仁簽名。北京作家金海曙、南京作家韓東、北京畫家張洪菠、《南方都市報》記者歐亞等人，在第一時間簽署真名。 2004 年 4 月 11 日，李健、何忠洲、王繼海、王俊秀、徐建新、李彪、許醫農等 15 名中國大陸人士以「中國公民」的身份，於《南方都市報事件》網站（www.nandushijian.org）聯名發出簽名呼籲書〈關於《南方都市報》案致中央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呼籲書〉（簽名網址： www.nandushijian.org/qmsys/Main.asp ；簽名信箱： nandushijian4@ hotmail.com），面向全體中國公民徵集簽名。北京劉曉波、江西徐高金等人在第一時間簽署真名。當日，設於紐約的「保護記者協會」，以「維護新聞自由」，保護全球新聞記者生命和權利」為題，致函中共總理溫家寶，稱中國當局對《南方都市報》程益中等人的法律行動，違反中國憲法中「保護私有財產」的條款，呼籲中國立即釋放他們，2004 年 4 月 26 日〈「關注南都案」—文化界公開簽名信〉（夜光新聞，2004），共徵集到 588 個有效簽名。上述這些由南都事件所發起的簽名支持活動或者辦研討會，其社會網路成員之間的資訊溝通，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作用的社會網路主動在網路上成形，使得網民得以在網路上認知到彼此的動機、意願、論述、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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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動等溝通行為，並且形成網路動員的力量。從「往生網站」（瀏覽量已達 114,884 人次）進行的「南都案民意調查」中，4% 的投票人認為「程益中、喻華峰和李民英確實有罪」， 91% 的投票人認為「有人對南都打擊報復，意在搞垮《南方都市報》」，2% 的投票人認為「以上兩者都不是，真相很難說」，其餘 3% 為無效投票。透過網路的意見交換與串聯，出現了強大支持的力量。不過，非常遺憾的是，專門關注「南都事件」的《南方都市報》事件網站及其他部分中國大陸民間同類網路媒體，在本研究執行末期，都已遭到殘酷的封殺與刪除。

三、反日遊行

（一）事件背景

反日遊行是 2005 年 3、4 月間在中國各地舉行的一系列大型遊行和抗議活動，主要是反對日本扶桑社的歷史教科書、日本極力爭取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以及領土爭議。遊行發生後，中國政府和日本方面對此密切關注。反日遊行牽涉議題首先是，歷史教科書問題，2005 年 4 月 5 日，日本文部省對扶桑出版社編纂的《新歷史教科書》進行審定，雖然文部省要求扶桑出版社對 120 餘處進行修改，該書將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前後的一系列問題責任進行淡化、扭曲甚至反詰，遭到了其周邊國家包括韓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強烈反對。但日本最終給予該書「審定合格」的決定，成爲促使這次遊行的導火線。其次，關於聯合國常任理事國爭議，日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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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在聯合國成立之初便遭到了《聯合國憲章》中有關〈敵國條款〉的排斥。而如今，日本作為發達國家正透過不斷參與國際事務日益強化了其國際影響力，在聯合國繳納的會費也是排名最高的幾個國家之一，因此極力爭取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維基百科，無日期）。此外，為領土爭端的「釣魚島問題」，肇因於日本右翼分子在釣魚島上進行的活動得到了日本政府的縱容和支持，而且政府要人與此相配合，稱釣魚島就是日本領土，並要日本海上保安廳隨時準備用武力排除「干擾」。因此當然引發中日之間對於釣魚島認知的不同與衝突。最後是東海劃界問題，中共著手在距離所謂「日中中間線」約 5 公里的中方海域內開發春曉天然氣田。而所謂「日中中間線」，在劃分 200 海浬專屬經濟區方面，早已有國際法規，由於海域寬度有限，中日兩國在劃線問題上需進行協商，以求得合理的解決。但是，2003 年到 2004 年間，日方卻不經協商，擅自以中間線劃界，將中方在中間線中國一側進行的油氣田開發視為侵犯日本的權益，所以在東海劃界上也就 成為中日緊張關係的事件之一。 基於上述理由，中國大陸反日遊行情況，即由各地主要都市開始，經過串聯成為全國性的遊行活動，也因而形成一股反日風潮。首先，2005 年 3 月 26 日，重慶市民自發舉行反對日本加入安理會的簽名活動。一位市民寫下：「一個不承認自己過錯的民族，是沒有資格進入安理會的。」2005 年3 月 27 日，西南科技大學在校大學生自發組織「反對日本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的簽名活動。鄭州、保定、成都、洛陽、長沙、廣州、深圳，到處都有民眾自發抗議日本修改教科書、侵佔釣魚島、反對日本進入聯合國常務理事國活動（愛國者同盟網，2005a）。東北瀋陽的行動，2005 年3 月 29 日，瀋陽市和平區南一馬路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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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發組織了一次簽名活動。簽名市民從 6 歲到 85 歲，有近萬名瀋陽市民簽下了自己的名字。此次簽名活動的組織表示：「侵華戰爭中，東北受害最深，我們有責任也有義務搞這個簽名活動，讓國際社會聽到所有中國人的心聲！」4 月 17 日，部分學生和群眾在日本領事館門前自發舉行示威遊行活動，遊行者高喊「反對日本、抵制日貨、勿忘國恥、愛我中華」口號，遊行隊伍從早晨 9 時進行到 12 時左右，由於反暴員警阻攔，遊行隊伍從日領事館欲行往市政府途中，又遇員警阻攔，最後被驅散。東北的哈爾濱、青島、合肥、北京，都有民眾自發舉行「反對日本進入安理會常任理事國大簽名」活動（央視論壇，2005）。 2005 年 4 月 9 日，在北京中關村舉行了大型遊行和簽名活動。這是自 1999 年美國轟炸中國駐南聯盟大使館引發北京學生遊行示威以來，北京發生的最大型的學生和市民示威活動之一。此外，日本使館前也有抗議活動（BBC 中文網，2005）。上海日本總領事館報告，同日晚上有兩名日本留學生在餐廳被中國人以酒瓶和菸灰缸打傷頭部，都屬輕傷，送醫治療後已回家。據稱這 2 人與其他國家留學生共 10 餘人在 9 日晚上到餐廳，被店中顧客問：「你是中國人還是韓國人？」，結果 4 名日本人中有 1 人回答：「是日本人」，便被攻擊。不過日本領事館表示，具體原因不清楚，但不排除是反日感情造成（維基百科，無日期）。 2005 年 4 月 16 日，上午 9 時部分上海高校學生及市民彙集於外灘、人民廣場、徐家彙前往日本駐上海總領館遊行。一路上學生及市民高呼反對日本右翼勢力的口號。途經延安路高架等市中心主要區域。據悉本次活動未獲市府審批，事前政府曾通過短信、電視、通知等形式禁止市民上街遊行（維基百科，無日期）。 2005 年 4 月 10 日，上午在福州五一廣場，數千民眾聚集遊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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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振臂高呼，並舉著「愛我中華、抵制日貨」、「不買日貨，從今天開始！從我開始」等標語，直到中午才散去。4 月 16 日新華社消息稱，在杭州，雖然校方不同意學生參加，但仍有上萬名青年學生和市民走上街頭，舉行遊行，反對日本申請加入聯合國安理會常任理事國以及修改教科書等一系列事件（愛國者同盟網，2005b）。 2005 年 4 月 16 日在南京已有部分大學生組織了規模較小且未批准的遊行。4 月 17 日，深圳又一次遊行。當日有數波聲勢浩大的遊行隊伍，遊行的時間分別是：中午 12 時、下午 1 時 30 分、下午 3 時、下午 5 時左右，每一波人都有近一萬人。遊行隊伍很文明，沒有過激的行動，過往行人都在鼓掌歡迎、支持。但到下午，則有部分人試圖衝擊日式百貨公司，向日本汽車擲雞蛋，近十萬遊行者後來在商業區集會，直至晚上（新聞自由導報，2005a 年 5 月 13 日）。此外，東莞、惠州、武漢等地，舉行「反對日本加入常任理事國」的簽名活動。部分民眾簽名並高呼「抵制日貨，你能做到嗎！！！」、「中國人團結起來」等口號。這樣的反日遊行活動在各地如火如荼展開，最後，日本外相町村信孝 2005 年 4 月 17 日在北京釣魚台國賓館，與中國外交部長李肇星舉行了約兩個小時的會談，但在會談期間兩人沒有握手。町村信孝對中國出現的示威遊行人士衝擊日本使館表示遺憾，要求中方按照國際法，嚴肅處理有關人員並作出賠償。

（二）網路論壇中的討論分析

由於各地發生的大規模反日遊行，北京當局對民間日趨高漲的反日情緒感到不安，擔心民眾熾熱的反日情緒失控，引發反政府等嚴重的社會問題，因此，在反日遊行後期，北京官方媒體透露，已經接到中宣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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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中宣部要求媒體處理有關反對日本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的簽名活動的報導時降溫，對其他諸如抵制日貨的行動更要停止報導，要求民間反日活動的報導降溫。連中國最大入口網站之一的「新浪網」原本在新聞「要聞」下開闢了「反對日本成為聯合國常任理事國請在此簽名」欄目，這欄目已移到網頁右側的「熱點專題」欄下。在官方新華網網頁上，2005 年 4 月 4 日已找不到簽名抵制這一欄目。北京已要求各地黨政機關密切留意社會的反日情緒，妥善引導和保護民眾的愛國熱情，原則上不批准民眾舉行反日遊行示威，尤其要嚴防有人藉機生事，利用民眾的反日情緒舉行反政府活動（林於國，2005）。對於反日遊行新聞處理，中共傳媒的冷淡與外國媒體表現的高度關注，形成強烈對比。中國大陸的傳統媒體都對遊行事件進行了冷處理，幾乎沒有任何直接的報導和評論，一些著名門戶網站在頭條發佈北京市公安局要求市民不要上街的發言。雖然中國官方媒體《新華社》2005 年 4 月 9 日簡略報導了反日遊行，但是包括中共機關黨報《人民日報》及北京主要報紙（《北京青年報》、《北京晨報》、《新京報》、《京華時報》等），幾乎都對此事隻字不提，充分展現「具中國特色的媒體」（新聞自由導報，2005b 年 4 月 15 日）。然而，相對於實體媒體的冷處理，網路上的大戰正要展開。在進行反日大示威的同時，中日網友爆發激戰，中國大陸的網路於 2005 年 4 月 11 日晚 10 時 15 分癱瘓，根據「中國愛國者同盟網」報導指出，初步統計，北京、上海、廣州等近 30 個省市地區都有網友回報網路不通，導致各地用戶不能正常登入網站，無法使用「QQ」等網路即時通訊工具。據文章所陳述，日本人攻擊了中國中科院的網路服務器，已經嚴重的影響了中國的網路系統，攻擊源主要是日本的九州半島；隨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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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駭客在其網站宣布對這次攻擊負責，因此，有中國網友便發起聯合攻擊日本內閣網。最後中國大陸多個網路組織，發起網友於 12 日晚和 16 日對日本網路進行反攻。其中一個名為「中華愛國會」的組織，號召 2005 年 4 月 16 日晚上 8 時開始攻擊日本靖國神社網站（http://www.yasukuni.or.jp）；發起者在網上介紹了攻擊工具及下載地址等，並提醒網友在運行攻擊器前關閉防毒軟體和防火牆，攻擊器威力強大，僅供對日攻擊，勿面向國人使用。此外，日本的防衛廳和警察廳的網站也被駭客攻擊，而被攻擊的時間與中國大陸部分網站呼籲網民攻擊日本政府網站的時間一致（博訊新聞網，2005 年 4 月 13 日）。此一事件發展之初，各地反日示威活動不斷，但中共官方刻意保持低調，似乎有意不去禁止這樣的反日聲浪，但是到了事態逐漸嚴重後，中共開始禁止所有中國大陸傳統媒體報導相關訊息。反日遊行進行到後段，中國大陸各地公安部門 4 月 15 日明確警告說，所有非法的集會遊行均屬違法活動，公安將依法追究法律責任。不過緊急採煞車，還是擋不住反日民眾以網路跟手機簡訊，相互串聯；來自中國大陸各地的反日抗議畫面，在中國大陸媒體全面封殺的「默契」之下，無論報紙、電視、廣播全都看不到，但是每到約定時間，卻都有動輒上千人準時集合，越來越普遍的網路，就是最好的工具（TVBS 新聞，2005 年 4 月 18 日）。由於當時日方與海外媒體報導該事件的內容，集中在報導遊行中出現的暴力行為，而使得中日間的民間對立逐漸升高，而中共在面對日方與海外輿論的批評，北京官方立場開始明顯軟化。開始禁止相關傳統媒體的報導，但是訊息透過電子郵件、文字簡訊和網路的交談深入群眾，成為抗議者最佳的組織工具，而網路上的討論也引起北京當局的憂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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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下令禁止運用文字簡訊或是電子郵件組織抗議行動（於慧堅，2006 年 2 月 26 日）。抗日遊行個案中，一開始基於主權維護、對於教科書的抗議，網民的發言尚能維持理性，然而當民族主義的情緒開始發酵，網民開始了情緒性的謾罵，並且藉由網路串聯，醞釀成為街頭的實際行動。而中共在反日遊行之初，採取默認方式，讓運動持續發酵，最後卻發現整個遊行活動已失去控制，因而國家發布停止使用手機、網路串聯的禁令。

伍、網路傳播對傳統宣傳工作的影響（代結語）

經過本研究對三個新聞事件的觀察，可歸納出四項研究發現與兩個現象。四項研究發現為：網路論壇發揮「公共性」，提供更大的公共議題討論空間與近用權；網路論壇激起網民的主動參與和建構意義認知系統；網路論壇改變了傳統宣傳控制；網路論壇受到國家機器的干預。兩個現象為：網路論壇出現知識菁英份子；網路論壇產生社會動員力量。分述如下：

一、網路論壇發揮「公共性」，提供更大的公共議題討論空間

與近用權

本研究個案中，寶馬事件在網路論壇上，網民自發流傳的各種傳言，使得地方權力者不得不出面澄清。網路論壇中，出現對於聲援《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的討論。反日遊行中，群眾運用網路與手機簡訊，作為反日意見的發表與更進一步的群眾動員，都充分顯示透過網際網路提供民眾更高的媒介近用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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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而言，傳統傳媒的高門檻與菁英特質，使得一般民眾不容易接近媒體、使用媒體，而這樣的情況，在之前屬於高度極權管理體制的中共傳媒領域，尤其嚴重。學者曾經以「鳥籠裡的新聞自由」，比喻中共的傳統新聞媒體受管控與享有自由的程度（陳懷林、陳韜文，1998: 50-65）。過去的研究也顯示，中共對於歷年來的重大宣傳工作，都是透過中宣部將任務交付新聞傳播媒體管制機構，再由管制機構轉交新聞傳播媒介，採取一條鞭的嚴格控制，傳播媒介被要求需要使宣傳工作可以更有利地進行（王毓莉，1999: 19-38）。然而網際網路、部落格、手機、衛星等新科技，具備數位化、去中心化、無疆界化、以及互動化等特質。中共在改革開放之際，力圖與世界接軌，以國家的力量大力推動中國大陸的新傳播資訊科技領域的發展，一方面鼓勵一般民眾新科技的使用、另一方面促成資訊、電信與傳媒等三大領域的產業整合。雖然網際網路在中國大陸的人均普及率尚不算太高，本文希望指出在一個高度資訊管控社會中，突顯出網路參與機會的意義。網路新興科技的特性，突破了過去傳統傳媒的綿密管控，產生了資訊的破口。許多在傳統傳媒遭到封鎖的新聞，在網際網路上，以各種形式片段而快速流傳著，具有網路使用經驗的人，在突發事件產生時，可以經由網路不同功能的檢索，找到被刻意延遲、封鎖的事件全貌（王毓莉，2002: 87-119；閩大洪，1999 年 3 月）。過去中共的高壓政治，使得許多知識份子、有志之士，對於不同於當局的異見，不敢見諸文字外，也不敢在接受傳統媒體採訪時，大膽批評時政，都是恐懼於受到文字獄的整肅。然而，網路論壇具有高度的「匿名性」，再加上中共實施改革開放政策，在政治改革上，鼓勵民眾下情上達，因此，社會氣氛上也鼓勵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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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對於公共議題的看法，因此，在網路論壇中就有了相當多的公共議題的探討。本研究個案中，寶馬事件在網路上，出現不少聲稱具有法政背景的知識菁英份子，提供不同線索與質疑，相當程度影響該案的追查方向與判決。《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一案中，不少聲援該報立場的知識份子，也紛紛在網路論壇上發表言論。反日大遊行中，許多的知識份子就是在網路上共同討論，產生共識，一起邀約走上街頭。過去傳統媒體的控制嚴格，除了資訊取得不易外，接近傳統媒體與發言並不容易，因此，網路論壇中對於各種議題的大量發言，顯示出網路論壇提供了一個前所未有的公共議題討論的空間。因此，許多網民也藉由此機會充分運用網路論壇的出現，開始增加自己的媒介近用權，參與公共事務的討論，表達自己的意見。網路論壇中踴躍的發言盛況，也可能肇因於中國大陸過去長期處在高度集中控制的社會情境中，使得中國大陸的網民對於不同公共議題的發言，相對踴躍。

二、網路論壇激起網民的主動參與和建構意義認知系統

本研究分析個案中，都顯示出網民對於公共議題討論的積極性。特別在寶馬事件的認知上，網民透過網際網路的資訊接收發現，真相並非如傳統傳媒看到的事實，而經過網路論壇上的探討，了解到這是另一場，介於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介於有權勢高官階級與平民百姓階級之間的「新階級衝突」。而《南方都市報》編輯人員被捕入罪一案中，則是網民透過網際網路認知到，一場表面「辦貪污」的案件，背後卻隱含著言論整肅的更大目的。抗日遊行中，網民則是透過網路論壇資訊的交換，自行組織遊行行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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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往在傳統媒體產製過程中，中共大多透過黨委介入守門的形式，掌握宣傳工作的優勢，因此，政府控制了意義建構的工具，傳媒成為維護意識型態的力量。因此，根據傳統媒體的報導框架，閱聽眾無法聽到不同於當權者的聲音，甚至有些真相是被矇蔽、欺騙的，如同在案例中，中共傳統媒體上看不到抗日遊行的實際情況報導。過去由於可以全面掌控傳統傳媒，採取百分百的資訊防堵策略，或許可以愚民，達到中共中央宣傳工作的目標。但是時至今日，中共的傳媒商業化趨勢，媒體為了求生存，紛紛出現「市場化媒體」、「新聞娛樂化現象」、「言論自由度的鬆綁與新聞輿論監督現象」（王毓莉， 2005b 年 7 月），很多傳統媒介開始出現「擦邊球」現象，中共也無法完全掌控商業化之後的傳媒了。此外，網路新興科技的發展與管制的不易，使得中國大陸民眾在資訊獲得與詮釋上，開始產生變化。網際網路上多元的創作與資訊的表達方式，打破了過去單元化的資訊呈現與解讀方式，透過網路論壇中的互動，參與的成員修正或試圖重新建構整個互動，以幫助雙方理解訊息的涵義，於是形成另一種主動性的社會情境認知網路，這是與傳統官方上對下式的宣傳不同的。因此，可以說一種新的歷史文化格局與意義建構系統正在形成中，過去中共對於突發事件的定調與掌握強而有力，民眾根本無一公共空間可以參與討論，然而，網際網路與新興科技的發展與使用，使得過去對於政府或政策不滿的民眾，投訴無門，現在一股主動參與、積極建構意義認知系統的熱潮，正在中國大陸網路論壇中一幕幕上演。在理性辯論的部分，大多數的中國大陸網民都能夠，以就事論事的方式與他人互動，只有在抗日遊行的論壇發言中，網民有較多的情緒性發言。至於溝通的層次與深度，一如其他網路研究的發現一般，尚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