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研究：法律解釋方法論、審查
基準與制度改革(第 2 年)
研究成果報告(完整版)
計 畫 類 別 ： 個別型 計 畫 編 號 ： NSC 99-2410-H-004-154-MY2 執 行 期 間 ： 100 年 08 月 01 日至 101 年 07 月 31 日 執 行 單 位 ： 國立政治大學法律學系 計 畫 主 持 人 ： 許耀明 計畫參與人員：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王子安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詹勇銘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吳岱蓉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林筱芸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張文寧 碩士班研究生-兼任助理人員：賴昱誠 公 開 資 訊 ： 本計畫可公開查詢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2 月 16 日
中 文 摘 要 ： 本計畫第一年主題為「WTO 爭端解決機構法律解釋方法 論」，包括對於法律解釋方法論之基礎研究（法學方法論上 之考察、多元主義之法律解釋）、條約之解釋方法論基礎研 究（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研究為主）、DSB 之解釋方法論 （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與歷史解釋，以及解 釋方法適用順序研究），以及選擇 DSB 相關解釋方法重要案 例以為說明。 第二年之主題為「WTO 爭端解決機構之審查基準」，研究重 點包括：DSB 之審查基準基礎理論（全新審查說或是服從 說？）、DSB 審查基準之功能、DSB 之權限（司法造法或司法 自制？）以及 WTO 相關協定文本中關於 DSB 審查標準之解釋 與適用。 中文關鍵詞： 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法律解釋方法論、審查基準 英 文 摘 要 ： The first subject is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in WTO/DSB＇. It would include the fundamental investiga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methodology and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the principal researches on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s used by DSB (literal, systematic, purpose and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sequence in concrete applications), and would select some classical DSB cases for demonstrations.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program would focus on the theme of ＇the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DSB＇. It would encompass the categories about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de novo or deference theory), the functions and competences of DSB (law-making or juridical
restraint), and the relevant texts in WTO Agreemen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of review.
英文關鍵詞： WTO, DSB,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Standards of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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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補助專題研究計畫
■成果報告
□期中進度報告
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研究：
法律解釋方法論、審查基準與制度改革
計畫類別：
■
個別型計畫 □整合型計畫
計畫編號：NSC 99－2410－H－004－154
－MY2
執行期間：99 年 8 月 1 日至 101 年 7 月 31 日
執行機構及系所：國立政治大學法學院法律學系
計畫主持人：許耀明
共同主持人：
計畫參與人員：研究生張文寧、賴昱誠
成果報告類型(依經費核定清單規定繳交)：□精簡報告 ■完整報告
本計畫除繳交成果報告外，另須繳交以下出國心得報告：
□赴國外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赴大陸地區出差或研習心得報告
□出席國際學術會議心得報告
□國際合作研究計畫國外研究報告
處理方式：
得立即公開查詢
中 華 民 國 101 年 10 月 31 日
目錄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3 二、英文摘要與關鍵字... 3 三、報告內容 ... 4 四、參考文獻 ... 5 五、計畫成果自評（參見附件二） ... 5
3 一、中文摘要及關鍵詞 本計畫第一年主題為「WTO 爭端解決機構法律解釋方法論」，包括對於法律解釋方法論之基礎研究（法 學方法論上之考察、多元主義之法律解釋）、條約之解釋方法論基礎研究（以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研究為 主）、DSB 之解釋方法論（包括文義解釋、體系解釋、目的解釋與歷史解釋，以及解釋方法適用順序研 究），以及選擇 DSB 相關解釋方法重要案例以為說明。 第二年之主題為「WTO 爭端解決機構之審查基準」，研究重點包括：DSB 之審查基準基礎理論（全新 審查說或是服從說？）、DSB 審查基準之功能、DSB 之權限（司法造法或司法自制？）以及 WTO 相關 協定文本中關於 DSB 審查標準之解釋與適用。 關鍵詞：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制、法律解釋方法論、審查基準 二、英文摘要與關鍵詞
This program would be processed in two years:
The first subject is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in WTO/DSB”. It would include the fundamental investigations to the methodology of interpret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legal methodology and 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 the principal researches on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 to international treat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the methods of interpretations used by DSB (literal, systematic, purpose and historic interpretation, and their sequence in concrete applications), and would select some classical DSB cases for demonstrations.
The second year of this program would focus on the theme of “the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DSB”. It would encompass the categories about the fundamental theories (de novo or deference theory), the functions and competences of DSB (law-making or juridical restraint), and the relevant texts in WTO Agreements for the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of review.
三、報告內容 （一） 前言 本研究以兩年之期間，研究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法律解釋方法與審查基準，並以之為制 度改革之基礎。原本研究計畫設計為三年，因核准後減縮為兩年，因此第一年之研究，將 集中在法律解釋，第二年之研究，將集中在審查基準。至於制度改革部分，於相關法律解 釋與審查基準處，如有相關可供制度改革參考之處，將分別放入。 （二） 研究目的 本研究第一年在於找出 WTO 之各種法律解釋方法，包括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三十一條與 第三十二條所稱之文意解釋、目的與宗旨解釋、上下文解釋、善意解釋與歷史解釋等等， 並亦討論學理上所稱之有效解釋、協調性解釋與整體性解釋等等。 本研究第二年，則討論 WTO 爭端解決機制，究竟以何一標準，進行關於 WTO 爭端之事 實呈現與法律適用？傾向於當事人？或是獨立認定？在事實與法律有何不同認定？是否 將影響到舉證責任問題？ （三） 文獻探討 (1) WTO/DSB 條約解釋部分
著名法哲學家 Joseph Raz 在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Theory of Law and
Practical Reason (2009)一書中，對於法律解釋，於該書之第二部份，依序提出「為何要解釋？」、「無
須檢索之解釋」、「解釋中之意向」、「解釋：多元主義與創新」等討論（第九章到第十二章），此等解釋
方法論之思考，可為本研究之基礎。
而在與本研究直接相關之條約解釋方面，關於 1969 年《維也納條約法公約》(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之條約解釋通則，英國國際法學者 Malcolm N. Shaw 所著 International Law (2008) 一書，結合公約第 31 條至第 33 條之規定與國際司法與仲裁機構判決理由一併探討，對於建構條約解 釋之基礎概念具有助益。Richard Gardiner 所著 Treaty Interpretation (2008)一書，則詳細闡述條約法公約 第 31 條至第 33 條揭櫫之相關原則與專業用語，並輔以當前若干重要國際組織之實踐論證上述規定之 具體適用情況。
Isabelle Van Damme 所著 Treaty Interpretation by the WTO Appellate Body(2009)一書，檢視 WTO 爭 端解決小組(Panel)與上訴機構(Appellate Body)如何於個案中利用條約法公約之解釋通則裁決爭端各方 之事實與法律爭議，成為本計畫研究探討 WTO/DSB 條約解釋部分之重要參考文獻。
(2) WTO/DSB 審查基準部分
在審查基準方面，Matthias Oesch 所著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 dispute resolution(2003)一書中， 就 WTO 爭端解決機構的審查基準做出詳盡的論述。首先從 WTO 爭端解決中國際互賴和國家主權的緊 張關係來闡述審查基準意義及源由，接下來檢視「審查基準」在法律適用和事實認定上分別扮演如何 之角色，並從當今小組及上訴機構的報告中分析審查基準的實務運作；而在 The WTO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aw/dispute settlement(2005)該書中，編者 Petros C. Mavroidis and Alan O. Sykes 於該書 Part II，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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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 1990-2002 年關於 DSB 與其審查標準的相關期刊文章，就 WTO 程序法、主權與 WTO 爭端解決機 制權限的角力、科學證據的要求以及國際貿易政策，尤其是國內食品安全規範的角度，對審查基準的 適用做深入的探討。
此外，Daniel Bethlehem 等人所編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2009)一書中，由 Jan Bohanes & Nicolas Lockhart 所著之第十四章 Standard of Review in WTO Law，尤其詳細地檢視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不同議題適用不同的審查基準。該章首先論述審查基準的一般定義及適用，接下來探 討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於不同議題適用不同的審查基準，其中最重要的區分在於「法律適用」和「事 實認定」。在法律適用與事實認定的大分類下，作者更進一步闡述 WTO 爭端解決機制在不同協定下所 採取之不同的審查基準。最後討論 WTO 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國內法所適用的審查基準，以及上訴機構 對於小組報告所採取的審查基準為何。 （四）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以文獻比較法與案例分析法為主。 （五） 結果與討論（含結論與建議） 1. 法律解釋部分，參見附件一文章（許耀明，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法律解釋：多元途徑 與其限制，第十一屆國際經貿法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11 年 10 月，頁 221-269） 2. 審查基準部分，目前 WTO 之爭端解決機制，尚未清楚地建立明確之審查基準標準。 (1) 審查基準是指經由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小組或上訴機構對於具體爭端案件中爭執 措施（國家決定或政策）的審查。 (2) 該審查有可能順從於當事方之一方主張(deferential standard)，或由小組或上訴機構 自身進行嚴格（重新）審查(de novo standard)。
(3) 對於爭端解決諒解書第十一條所稱對於事實之客觀評估(objective assessment)與相 關協定之可適用性(applicability)與相容性(conformity)，學者有不同之詮釋。而從此 條文，亦不清楚具體之審查權限範圍究竟到哪裡。 (4) 目前各該審查基準，多依個案而定，除反傾銷協定第 17.6 條外，其餘並無一定之 標準。既然 WTO 爭端解決機制為準司法機構，應該有更清楚的審查標準，包括對 於事實之檢視與法律之詮釋，理應在爭端解決諒解書裡頭有更清楚之定義。 四、參考文獻 參見附件一文章。 五、計畫成果自評（參見附件二）
出處：許耀明，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法律解釋：多元途徑與其限制，第十一屆國際經貿法學學術研討 會論文集，2011 年 10 月，頁 221-269
WTO 爭端解決機制之法律解釋：多元途徑及其限制
許耀明*中文摘要
本文以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機制對於各項爭端案件之法律解釋為研究對象，討論其法律解釋 方法論。從一般國際法之法律解釋規範與具體案例出發，本文列舉世界貿易組織之爭端解決小組與上 訴機構運用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與歷史解釋等例子，說明此等個案衡量之法律解釋方法論 取捨，目前缺乏一致性之理論以為說明，而呈現出多元主義之面貌。然而，對於此等解釋方法論之運 用，有爭端解決諒解書對於爭端解決機構不得增減世界貿易組織會員權利或義務之外部限制，也有爭 端解決機構嘗試尋求相關案例協調性解釋之內部限制。因此，爭端解決機制究竟如何在司法積極主義 與司法自制間取得平衡？尚有待觀察。此外，從純粹之法律解釋方法論出發，法律解釋結果之多元應 為常態，但如何釐清法律解釋與司法造法之界限，仍有待理論之澄清。 關鍵詞:WTO、DSB、條約解釋、解釋方法論、文義解釋、目的解釋、體系解釋、歷史解釋、多元解釋、 協調性解釋前言
拉丁法諺有云：「有社會，必有法律（Ubi societas, ibi ius）」。法律做為人類社會規範之一種，不管
其具體型態如何，扮演著定爭止紛之工作。然而，由於法律之規範形式，係借用人類溝通工具之一「語
言」與「文字」而為進行1，而此等語言與文字，作為規範之手段與證明，不免有其歧義與模糊之處2。
因此，從法律解釋出發，而澄清法律文本、確定法律適用範圍，成為適用法律之首務3。
*
政治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法國 Université Paul Cézanne d’Aix-Marseille III 國際法與歐盟法中心公法博士。電子信箱
ymhsu@nccu.edu.tw。本文為國科會計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研究：法律解釋方法論、審查基準與制度改革」（計
畫編號：NSC 99-2410-H-004 -154 -MY2）之部分研究成果，併此感謝國科會之補助。
1
Gérard Cornu, Linguistique juridique, 2e édition, 2000, 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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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gitte Stern,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in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30 YEARS ON 111,113 (Malgosia Fitzmaurice, Olufemi Elias & Panos Merkouris eds., 2010); Ross Charnock, Lexical Indeterminacy : Contextualism and Rule-Following in Common Law Adjudication, in INTERPRETATION,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EANING 21 (Anne Wagner, Wouter Werner & Deborah Cao eds., 2007) ; Deborah Cao, Legal speech as
intersubjective communication action, in INTERPRETATION,LAW AND THE CONSTITUTION OF MEANING 65 (Anne Wagner, Wouter Werner & Deborah Cao eds., 2007) ; Karl Larenz, 陳愛娥（譯），法學方法論，頁 217，2006 年。
3
NEIL MACCORMICK, RHETORIC AND THE RULES OF LAW: A THEORY OF LEGAL REASONING 121 (2005); Jean-Louis Bergel,
Méthodologie juridique, 2001, p.231 et s.; Benoît Frydman, Les sens de lois, 2005, p.15；黃建輝，法律闡釋論，頁 25，2000
年。
7
法律解釋，不僅需要「解釋學方法論（la méthodologie d’interprétation）」或「法律解釋各種方法（les
méthodes d’interprétation de la loi）」，以決定各種方法，不論是文義解釋、歷史解釋、體系或目的解釋4等
等，而從不同面向去解釋法律而可能獲致不同之解釋結果5，其更需要「法律詮釋學（hermeneutical
jurisprudence）」或「法律闡釋」6，以瞭解法律解釋之性質、目的與其界限7。基此，本文除討論各種法
律解釋方法，以及法律多元解釋方法（pluralistic interpretation）外，亦將對於國際條約之基本解釋方法， 從維也納條約法公約（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以下簡稱 VCLT）之規定與各實際案例 進行探討。此外，本文亦將討論世界貿易組織（World Trade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WTO）所屬爭端 解決機構（the Dispute Settlement Body，以下簡稱 DSB）所運用的解釋方法，並說明文義、體系、目 的和歷史解釋及其具體適用之結果，並且將挑擇某些代表性 DSB 案例以為說明。
如同其他法律文件，WTO 協定係以抽象性的用語擬定，而於具體個案中，則需要被解釋以資適用。 眾所皆知，DSB 於此扮演了 WTO 案例法發展的重要角色。基本上，依據「爭端解決程序與規則瞭解 書（Underst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以下簡稱 DSU）」第 3.2
條規定， DSB 須「依據國際公法解釋之習慣規則，以澄清該協定之條款」8。然而，此等「習慣規則」 為何？雖早於 1996 年之 US–Reformulated Gasoline 案中，上訴機構即已明確認定其應為前述之 VCLT 第 31 條與第 32 條9。然而，在適用該條約諸等解釋方法時，卻仍然沒有明確的方向可資依循。舉例來 說，在個別案件中，我們究竟依何標準，而訴諸文義解釋？或是目的解釋？為了尋求更明確的答案， 從法律解釋方法論出發之研究實屬必需。本文以下節選案例，將揭櫫 DSB 的法律解釋，事實上係依循 「多元途徑」：所有文義、體系、目的、歷史解釋皆散見交錯於各案例中。
作為一個巨型理論（Grand Theory），多元主義（Pluralism）係萌生於上世紀七十年代10，其起初僅
為政治學、法律人類學和法律與社會的理論11，爾後則逐漸擴展至各個法學研究的領域，尤其在近代亦
影響了國際法領域12。法律多元主義之主要立意，乃與圍繞著國家權力運作之法律中心主義（legal
centralism)）相分離，而尋求建立非國家的多重法律秩序。其主張法律乃屬多核心之領域（multi-centered
4
NEIL MACCORMICK, ibid., at 124 ;Tom Campell, Grounding theories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LEGAL INTERPRETATION IN
DEMOCRATIC STATES 29(Jeffery Goldsworthy & Tom Campell eds., 2002) ; Karl Larenz, 陳愛娥（譯），前揭註 2，頁 225 以下； 黃建輝，前揭註 3，頁 27；黃茂榮，法學方法與現代民法，頁 494 以下，2006 年五版。
5
有些法律解釋結果，甚至已經變成一種解釋方法，例如合憲性解釋，參見：Karl Larenz, 陳愛娥（譯），前揭註 2，頁 242。
而也有從制度論討論法律解釋者，例如 ADRIAN VERMEULE,JUDGING UNDER UNCERTAINTY: AN INSTITUTIONAL THEORY OF
LEGAL INTERPRETATION (2006)。
6
法律闡釋以「法律解釋」為第一階段，而以「法律續造」（具體司法實踐之法官造法）為第二階段，參見：黃建輝，前揭
註 3，頁 26。
7
François Ost & Michel van de Kerchove, Entre la lettre et l’esprit: les directives d’interprétation en droit, 1989, p.19-34；梁治
平，解釋學法學與法律解釋的方法論－當代中國法制圖景中的法解釋學，收於：梁治平（編），法律解釋問題，頁 87-104，
1998 年。
8
DSU art. 3.2: “…The Members recognize that it serves to preserve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of Members under the covered agreements, and to clarify the existing provisions of those agreements in accordance with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粗體字自加）
9
29 April 1996,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Reformulated Gasoline, WT/DS2/AB/R, p.16.
10
有些學者甚至追溯到中世紀，參見： Brain Z. Tamanaha, Understanding Legal Pluralism : Past to present, Local to Global, 30 SYDNEY L.REV. 375, 377 & 386 (2008).
11
David Schlosberg, The Pluralist Imagin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OLITICAL THEORY 142 (John Dryzek , Bonnie
Honig & Anne Phillips eds., 2008); WILLIAM E.CORRNOLLY,DEMOCRACY,PLURALISM AND POLITICAL THEORY 15, 85 (2008).
12
Brain Z. Tamanaha, supra note 10, at 397. See also William W. Burke-White, International Legal Pluralism, 25 MICH.J.INT’L L. 963 (2004); Paul Schiff Berman, A Pluralistic Approach to International Law, 32 TALE J.INT’L L. 301 (2007).
field），以處理規範、地方、國家、全球城市與實踐等多元性之複合體13。此等地方、國家及國際法律 秩序之多元層次描述，皆假設其間各種差異性之協調，並保留了多元價值。 本文借鏡多元主義此種多元性之概念，將嘗試為各種相關法律解釋方法建構共存與調和之圖像， 並指出 DSB 所運用之各種解釋方法，並不存在著優先劣後順序之位階意涵。亦即，DSB 之法律解釋， 將依個案情況而有不同認定，藉以平衡各會員於 WTO 內括協定下之多元利益、義務及權利。實則， 或許正因此一馬賽克式（mosaic）的解釋方法論，WTO 的法律將更有活力，並具備日後演化之可能性。 惟如同 DSU 第 3.2 條後段所強調，DSB 之運作「不能增加或減少既定協定中之權利或義務」14，因此 法律多元解釋途徑仍應受本條之限制。
壹、DSB 多元解釋方法之呈現
條約作為國際法規範之一，其亦需要被解釋以確定締約方間之權利義務關係15。然而，在條約之解 釋，遠比對於國內法律之解釋複雜的多，一方面由於國際間並無統一之立法權威與司法權威，而對於 條約之解釋立場，往往也與國際政治攸關；另一方面，對於條約之解釋，事實上也扮演了「立法」之 性質16。在條約締結後，依據 1969 年 VCLT17第 26 條「條約必須善意履行（Pacta sunt servanda）」之原則，
當事國有義務履行條約所課予之義務18，而欲善意履行條約之義務，其前提要件在於釐清條約約文之正 確意義19。原則上，締約國皆期待條約之規定具體清楚，惟由於國際條約之締結往往歷經繁複之程序， 且談判過程中無法避免產生各國立場迥異之情況，為使條約符合絕大部分談判國之利益，其內容往往 以曖昧不明之用語規範各國間權利義務關係，而使締約國於條約生效後，得依其裁量與理解履行條約 之相關規定。由於各國對於條約用語之解讀不同，即產生條約適用或履行之爭議。是以，針對適用或 履行有爭議之約文或用語進行闡明，藉以確定條約之真正意涵，使締約國權利義務關係臻於明確，即 為條約解釋之重要功能。 目前國際間並未設立一具有強制管轄權之機構專責解釋條約，且一締約國亦無義務將條約解釋或 適用之爭議提交仲裁程序或國際法院予以審理。然而，為求操作上之便利或實際需要，各國多半會在 國際條約中明定將條約解釋或適用之爭議提交國際司法或仲裁機構予以解決。例如 1982 年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第 287 條第 1 項明定：「一國在簽署、批准或 加入公約時，或在其後任何時間，應有自由用書面聲明之方式選擇下列一個或一個以上方法，以解決 有關公約解釋或適用的爭端：（a）按照附件六設立的國際海洋法法庭；（b）國際法院；（c）按照附件
13
Gad Barzilai, Beyond Relativism: Where is Political Power in Legal Pluralism, 9 THEORETICAL INQUIRIES L. 395, 396 (2008).
14
DSU art. 3.2: “…Recommendations and rulings of the DSB cannot add to or diminish the rights and obligations provided in
the covered agreements.”
15
MYRES S.MCDOUGAL,HAROLD D.LASSWELL &JAMES C.MILLER,THE INTERPRETATION OF INTERNATIONAL AGREEMENTS AND
WORLD PUBLIC ORDER: PRINCIPLES OF CONTENT AND PROCEDURE 35, 79 (1994); ALEXANDER ORAKHELASHVILI, THE
INTERPRETATION OF ACTS AND RULES IN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285 (2008); Anastasios Gourgourini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Interpret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Norms in International Adjudication, 2(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31, 35 (2011).
16
Robert Kolb, Interprétation et création du droit international: esquisses d’une herméneutique juridique moderne pour le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6, p.163.
17
關於該公約之詳細論述，可參見：Robert Ago, Droit des traités à la lumière de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Recueil des Cours 134, 1971; Mustafa Kamil Yassen, L’interprétation des traités d’après la Convention de Vienne sur le droit des traités, Recueil des Cours 151, 1976; RICHARD GARDINER,TREATY INTERPRETATION 3-38 (2008).
18
Article 26 of VCLT: “every treaty in force is binding upon the parties to it and must be performed by them in good faith.”
19
9
七組成的仲裁法庭…」20。此外，國際法院規約（Statut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第 36 條第
2 項明定法院強制管轄權範圍中，第一項即屬條約之解釋21。故若二接受國際法院強制管轄權之當事國 間發生條約解釋或適用上之爭議，即得依其接受管轄之條件，將該爭執提交國際法院予以審理22。事實 上，國際司法與仲裁機構在審理案件時，幾乎都會面臨條約解釋之爭議，而法院對於條約解釋所持之 立場，往往也成為訴訟當事國勝訴或敗訴之關鍵23。 條約解釋具有以下三種目的。首先，條約解釋之目的在於「釐清約文之意義」，此種目的主要假設 締約國之真意已明示於條約中，故應針對條約之用語或上下文予以闡釋；第二種目的在於「探求締約 國之真意」，此目的強調條約部分用語或約文曖昧不明或模糊不清，以致產生條約適用上之爭執，故應 探究締約各方於締約時之確切立場，相對於第一種目的著重於條約之客觀或約文解釋法（objective or
textual approach），此種目的又稱為主觀解釋法（subjective approach）；第三種目的在於「釐清條約制定
之目的與宗旨」，此種看法稱為目的與宗旨解釋法（object and purpose approach）。上述三種目的在條約
解釋具有同等重要性，並無位階高低之分，換言之，國際司法或仲裁機構審理當事國所提交有關條約 解釋之案件時，為求能夠全面解決爭端，往往同時考量上述各項目的，而不會僅單純考慮某項因素， 以避免產生不合理或損害各方權益之後果。
一、維也納條約法公約之解釋方法
VCLT 第 31 條至第 33 條揭櫫條約解釋之通則24，其中尤以第 31 條及第 32 條最為重要，國際法院
曾於 1994 年「利比亞／查得領土爭議案（Case Concern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1995 年「卡達／ 巴林海域劃界與領土爭議案（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與 2002 年「印尼控馬來西亞有關利吉丹島與席巴丹島主權歸屬爭議案」之判決理由中表示，VCLT 第
31 條及第 32 條之規定，已成為條約解釋之「國際習慣法」25。VCLT 第 31 條第 1 項明定：「條約應依
其用語按其上下文，並參照條約之目的及宗旨所具有的通常意義，善意解釋之」26。本項規定創設「約
20
Article 287 (1) of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When signing, ratifying or acceding to this Convention or at any time thereafter, a State shall be free to choose, by means of a written declaratio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means for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concerning the interpretation or application of this Convention: (a) the International Tribunal for the Law of the Sea establishe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 (b) the 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 (c) an arbitral tribunal constituted in accordance with Annex VII…”.
21
《國際法院規約》第 36 條第 2 項之原文如下：“The states parties to the present Statute may at any time declare that they recognize as compulsory ipso facto and without special agreement, in relation to any other state accepting the same obligation, the jurisdiction of the Court in all legal disputes concerning: (a)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treaty; (b) any question of international law; (c) the existence of any fact which, if established, would constitute a breach of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d) the nature or extent of the reparation to be made for the breach of an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
22
參閱丘宏達，現代國際法，頁 221-2，2008 年二版。
23
MALCOLM N.SHAW,INTERNATIONAL LAW 932 (6th ed., 2008);IAN BROWNLIE,PRINCIPLE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630
(7th ed., 2008).
24
關於此些條文之詳盡解釋與參考文獻，可參見：MARK E.VILLIGER,COMMENTARY ON THE 1969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415(2009);ULF LINDERFALK,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LAW AS
EXPRESSED IN THE 1969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61(2007); ANTHONY AUST,MODERN TREATY LAW AND
PRACTICE 187(2000).
25
See Case Concerning the Territorial Disputes (Libya v. Chad), ICJ. Reports, 1994, pp. 6, 21-2 [hereinafter Libya/ Chad Case]; 100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pp. 1, 20-1; Maritime Delimitation and Territorial Questions between Qatar and Bahrain (Qatar v. Bahrain), ICJ Reports, 1995, pp. 6, 18 [hereinafter Qatar/ Bahrain Case]; 102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s (hereinafter “ILR”), pp. 47, 59; and Sovereignty over Pulau Ligitan and Pulau Sipadan (Indonesia v. Malaysia), ICJ Reports, 2002, para. 37.
26
Article 31 (1) of VCLT: “A treaty shall be interpreted in good fait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ordinary meaning to be given to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in their context and in the light of its object and purpose.” See also Judge Ajibola’s Separate Opinion in the
文解釋原則」，而該原則係由以下數項子原則所組成： （一）文義解釋原則 此原則假定締約各方於起草約文時通常會獲得專家之諮詢意見，故締約各方之意思應已表現於條 約之詞語中，從而國際司法與仲裁機構之任務應在於解釋條約約文本身以及該條約所明定之用語，而 非探究締約各方之真意。因此，不論締約各方對於其爭執之問題原來是否曾有共同意思表示，居於支 配地位者應為條約，而國際司法及仲裁機構之課題，即針對涉訟各方爭點解釋條約27。在字義相當清楚
時，即無須解釋，此為「清楚字義原則」（le sens clair）28。VCLT 第 31 條第 1 項首揭「條約應依其用
語解釋」之規定，也突顯了本原則之重要性。 （二）整體／體系解釋原則 本原則強調條約之解釋不應拘泥於單一用語或條款，而應一併參酌與系爭條款相關之上下文，藉 以判定約文或用語之真正意涵29。簡言之，本原則強調，條約解釋程序乃一完整步驟，從而必須將條約 作為一個整體予以解釋。對此，VCLT 第 31 條除於第 1 項明定條約應按其上下文予以解釋外，更於第 2 項對「上下文」（context）加以定義：「就解釋條約而言，上下文除指連同弁言及附件在內之約文外， 並應包括：（a）全體當事國間因締結條約所訂與條約有關之任何協定；（b）一個以上當事國因締結條 約所訂並經其他當事國接受為條約有關文書之任何文書」30。國際法院亦曾於 1952 年「在摩洛哥境內
之美國國民權利案（Case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Morocco）」 之判決理由中援引本原則以審查法國國內法令「居住行政命令」（The Residential Decree）是否符合美
國與摩洛哥於 1906 年所締結「阿爾赫西拉斯總議定書（General Act of Algeciras）」之義務31。
此外，締約各方於條約生效後所達成之某些協議或實踐，亦應與條約之上下文一併考量，締約國 之 事 後 協 議 或 實 踐 對 於 條 約 解 釋 具 有 雙 重 作 用 ： 第 一 ， 扮 演 條 約 之 解 釋 工 具 （ instrument of interpretation）；第二，突顯締約各方權利義務關係之變動（alteration in the legal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established by the treaty in question）32。對此，VCLT 第 31 條第 3 項規定：「應與上下文一併考慮 者尚有：（a）當事國嗣後所訂關於條約之解釋或其規定之適用之任何協定；（b）嗣後在條約適用方面
確定各當事國對條約解釋之協定之任何慣例…」33。國際法院曾於 1962 年「普里維哈古寺案 （Temple
法院亦援引 VCLT 第 31 條第 1 項之規定解釋國際法院規約第 41 條有關法院指示臨時措施（provisional measures）所引發 之爭議，參閱 LaGrand Case (Germany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CJ Reports, 2001, para. 102.
27
MYRES S.MCDOUGAL,HAROLD D.LASSWELL &JAMES C.MILLER,supra note 15, at 50; 李浩培，條約法概論，頁 342，2003 年。
28
Robert Kolb, supra note 16, p.410.
29
RICHARD GARDINER,supra note 17, at 177 ; Robert Kolb, supra note 16, p.457 et s.，Kolb 依參照上下文之範圍，進一步區分 「狹義上下文 （le contexte stricto sensu）」，僅指解釋對象之同一段或同一句；「廣義上下文 （le contexte latior sensu）」， 亦可參照締約前後之相關文件；甚至「最廣義上下文 （le contexte latissimo sensu）」，此則為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第 2 項 之文字。
30
Article 31 (2) of VCLT: “The context for the purpose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a treaty shall comprise, in addition to the text, including its preamble and annexes: (a) any agreement relating to the treaty which was made between all the par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b) any instrument which was made by one or more partie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conclusion of the treaty and accepted by the other parties as an instrument related to the treaty.”
31
See Case Concerning the Rights of National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n Morocco (France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ICJ Reports, 1952, pp. 176, 196; 19 ILR, pp. 255, 272.
32
See MALCOLM N.SHAW, supra note 23, at 934.
33
Article 31(3) of VCLT: “There shall be taken into account, together with the context: (a) any subsequent agreement between the parties regard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treaty or the application of its provisions; (b) any subsequent practice in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reaty which establishes the agreement of the parties regarding its interpretation; (c) any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11
of Preah Vihear Case）」與 1971 年「納米比亞諮詢意見中（Advisory Opinion on 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皆援引本原則審理案件34。最後，依據 VCLT 第 31 條第 3 項（c）款之規定，適用於當事
國間關係之任何有關國際法規則，在解釋條約時亦應一併考慮35。
（三）目的解釋原則
本原則強調解釋條約應參酌該約之目的與宗旨36，「哈佛條約法公約草案 （The Harvard Draft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37第 19 條第（a）項，對本原則有以下詳細闡述：「對於一個條約的
解釋應按照該條約意在達成的一般目的。該條約的歷史背景、準備資料、該條約締結時締約各方的情 況、企圖對這些情況作出的改變、締約各方在締約以後適用該條約規定中的行動、以及解釋條約時所
流行的情況，都應聯繫該條約意在達成的一般目的來考慮」38。國際法院於 1962 年「西南非案（South
West Africa Case）」中，亦採用本原則審理「西南非委任統治協定」之存續性與有效性爭議39。
（四）普通解釋原則
本原則強調，為確定締約各方之真意，且為維持條約法律關係之穩定性，應將約文之通常或自然
意義作為解釋之出發點40。國際法院於 1950 年「關於聯合國大會接納一國為聯合國會員國之職權諮詢
意見（Advisory Opinion on the Competenc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Admission of a St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中即提及本原則41。然而，若條約約文之用語過於抽象，以致無法推得其通常意義， 此時則仍應考量條約之上下文，並參酌條約之目的與宗旨，始能使條約解釋之結果盡量客觀正確，而 不會造成與目的與宗旨相牴觸之情況。此外，某些特定用語若具有其特殊性與技術性，則應依照其專 門意義而非一般意義予以解釋。 VCLT 第 31 條第 4 項規定：「倘經確定當事國有此原意，條約用語應使其具有特殊意義」42。換言 之，締約任何一方得主張約文用語具有不同於通常意義之其他意義，惟作此主張之締約方負有舉證之 責任43。常設國際法院於 1933 年「東格陵蘭法律地位案（Case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outh-Eastern Territory of Greenland）」及「英法大陸礁層仲裁案（Anglo-French Continental Shelf Case）」
34
See Temple of Preah Vihear Case (Cambodia v. Thailand), ICJ Reports, 1962, p. 6; 33 International Law Report, p. 48; and the Advisory Opinion on Legal Consequences for States of the Continued Presence of South Africa in Namibia notwithstanding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276 (1970), ICJ Reports, 1971, pp. 16, 22; 49 ILR, p. 2.
35
Article 31 (3) c: “…any relevant rules of international law applicable in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parties.” See also Loizidou v.
Turkey (Preliminary Objections),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Series A, No. 310, p. 25; 103 ILR, p. 621; and Iran v. United States, Case No. A/18, 5 Iran-US CTR, p. 251; 75 ILR, pp. 175, 188.
36
RICHARD GARDINER,supra note 17, at189 ; Robert Kolb, supra note 16, p.531 et s.
37
本草案係由學者在 1935 年完成，相關說明，參見：RICHARD GARDINER, ibid., at56-59.
38
Art.19 (a): “A treaty is to be interpreted in the light of the general purpose which it is intended to serve.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treaty, travaux préparatoires, the circumstances of the parties at the tome the treaty was entered into, the change in these circumstances sought to be effected, the subsequent conduct of the parties in applying the provisions of the treaty, and the conditions prevailing at the time interpretation is being made, are to consider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general purpose which the treaty is intended to serve.”
39
See South West Africa Case (Preliminary Objections)(Ethiopia v. South Africa; Liberia v. South Africa), ICJ Reports, 1962, p. 319, 322-36.
40
RICHARD GARDINER,supra note 17,at161; Robert Kolb, supra note 16, p.419.
41
See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Competence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for the Admission of a St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 ICJ Reports 1950, pp. 4, 8; 17 ILR, pp. 326, 328. See also the La Bretagne Arbitration Case (Canada v. France), 82 ILR, pp. 590,620; Robert Kolb, supra note 16, p.443.
42
Article 31 (4) of the 1969 Vienna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reaties: “A special meaning shall be given to a term if it is established that the parties so intended.”
43
中皆採此見解44。 （五）善意解釋原則（bona fides） 本原則係源於「條約必須善意履行原則」，條約既然必須善意履行，則在解釋上當然亦應善意解釋， 所謂「善意」，乃立基於誠實信用之立場予以解釋，須正直地行動、不欺詐或行騙45。換言之，無論係 對條約之用語或上下文，若約文之規定已夠具體明確，則不應以扭曲約文通常意義之方式加以解釋， 否則將違背條約制定之目的與宗旨，對於締約任何一方均會造成不合理之結果46。此外，善意解釋原則，
亦通常與有效解釋原則（ut res magis valeat quam pereat，法文 l’effet utile）連結在一起47，亦即，從 VCLT
第 31 條第 1 項之「目的與宗旨」與「善意解釋原則」合併觀之，條約應盡量從使其有效之方向解釋48。
另一值得探討之問題在於，VCLT 第 31 條各項之規定，是否有位階之區分？在其適用上是否有先 後順序？依據國際法委員會（International Law Commission）對於 VCLT 草案之評釋，公約第 31 條各 項規定並不具備位階高低之關係，只是依照邏輯將某些解釋因素予以適當之排序。換言之，國際法委 員會認為，公約第 31 條各項規定皆屬條約解釋時必須參酌之因素，不能認為第 3 項或第 4 項之規定在 位階上低於第 1 項所揭櫫之原則。然而在解釋過程中，第 1 項所列舉之五大原則仍應優先考量。 此外，VCLT 第 32 條規定：「為證實由適用第 31 條所得之意義起見，或遇依第三十一條作解釋而： （a）意義仍屬不明或難解；或（b）所獲結果顯屬荒謬或不合理時，為確定其意義起見，得使用解釋 之補充資料，包括條約之準備工作及締約之情況在內」49。本條係提供另一條約解釋之原則，即「歷史 解釋原則」。本原則係針對依公約第 31 條約文解釋方法仍無法闡明條約約文之意義，或是適用約文解 釋法導致結果顯然違背條約之目的與宗旨時，則應參酌條約締結時之補充解釋資料，包括條約之「準 備工作（travaux préparatoires）」或締結當時之情況50。由於公約第 32 條明定準備工作僅屬條約解釋之 補充資料，故其在條約解釋之過程所具備之位階明顯低於第 31 條之原則，蓋僅於依第 31 條約文解釋 法無法闡明約文意義或導致不合理結果之前提下，第 32 條始有適用之餘地。已故國際法學者麥克奈爾 （Lord McNair）曾表示，國際條約重在其確定性，故愈是准許求助條約締結時之準備資料，就愈將使 締約各方之法律關係趨於不確定，並將減損條約對締約國之拘束力；愈是鼓勵律師們從事發掘準備資 料，將愈削弱條約約文之重要性。因此，準備資料僅能於採用約文解釋法發生困難時作為輔助方法謹
慎地使用51。對此，國際法院於 1948 年「一國加入聯合國的條件諮詢意見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Condition of Admission of a State to the United Nations）」中表示，倘公約約文本身已很明白，即不必查
考準備資料52。常設國際法院於 1932 年「解釋 1919 年關於婦女夜間工作公約之諮詢意見（Advisory
Opin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f 1919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44
See Case Concerning the Legal Status of the South-Eastern Territory of Greenland (Denmark v. Norway), PCIJ Series A/B, No. 53, 1933, p. 49; 6 Annual Digest and Reports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p. 95; and the Anglo-French Continental Shelf Case, UK Command Papers 7438, p. 50; 54 ILR, p. 6.
45
RICHARD GARDINER,supra note 17, at 150.
46
Ibid., at 158; Patrick Daillier & Alain Pellet,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7e édition, 2002, no 168.
47
Ibid., at 159; Dominique Carrreau, Droit international, 7e édition, 2001, no 369 et s. ; Patrick Daillier & Alain Pellet, op.cit., p.263. ALEXANDER ORAKHELASHVILI,supra note 15, at 393.
48
IAN BROWNLIE,supra note 23, at 635.
49
Article 32 of VCLT: “Recourse may be had to supplementary means of interpretation, including the preparatory work of the treaty and the circumstances of its conclusion, in order to confirm the meaning resulting from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 31, or to determine the meaning when the interpretation according to article 31: (a) leaves the meaning ambiguous or obscure; or (b) leads to a result which is manifestly absurd or unreasonable.”
50
姜皇池，前揭註 19，頁 237。
51
李浩培，前揭註 27，頁 345。
52
13 Night）」中表示，對於該公約進行解釋，應考慮公約締結當時之環境，以使公約用語具有自然之意義， 而對準備資料之考慮，是用以確認公約所得到之結論53。 最後，VCLT 第 33 條對於以兩種以上文字認證之條約，提出各文本效力均應遵循之原則。該條第 1 項及第 3 項規定：「一、條約約文經以兩種以上文字認證作準者，除依條約之規定或當事國之協議遇 意義分歧時應以某種約文為根據外，每種文字之約文應同一作準。……三、條約用語推定在各作準約 文內意義相同」54。換言之，上述規定確立了「語文平等原則」，原則上認定各準約文在條約解釋上具 有同等權威效力，除非條約中有明文規定或締約各方另有協議以某一約文為準55。然而依據同條第 4 項之規定，若比較各作準約文後發現意義仍有差別而非適用第 31 條與第 32 條得以消除時，則應採取 最能顧及條約目的與宗旨之最能調和各約文之意義56，而在 2001 年「拉格朗案」中，國際法院再度重 申此項規定57。
二、
DSB
之多元實踐
於樹立條約解釋之基本原則與方法後，以下茲以 DSB 中爭端解決小組（Panel）與上訴機構 （Appellate Body）對於解釋 WTO 相關協定之疑難，所運用之解釋方法與其限制，以為前述基本原則 與方法之說明。 依據 DSU 第 3.2 條，DSB 在確認各會員於 WTO 下之權利義務時，必須「依據國際公法解釋之習 慣規則，以澄清該協定之條款」。然而此等「習慣規則」為何？早於 1996 年之 US–Reformulated Gasoline 案中，上訴機構即已明確認定其應為前述之 VCLT。自此，VCLT 第 31 條與第 32 條，時常成為 WTO 爭端解決機制引用之條款58。在新近 2010 年底之 US–Tyres 案中，爭端解決小組亦依舊以此為據59。 53See Advisory Opinion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f 1919 Concerning Employ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Night, PICJ, Series A/B, No. 50, p. 365.
54
Articles 33(1) and 33(3) of VCLT: “1. When a treaty has been authenticated in two or more languages, the text is equally authoritative in each language, unless the treaty provides or the parties agree that, in case of divergence, a particular text shall prevail…; 2. The terms of the treaty are presumed to have the same meaning in each authentic text.”
55
RICHARD GARDINER,supra note 17, at 353.
56
Article 33(4) of VCLT: “Except where a particular text prevails in accordance with paragraph 1, when a comparison of the authentic texts discloses a difference of meaning which the application of articles 31 and 32 does not remove, the meaning which best reconciles the texts, having regard to the object and purpose of the treaty, shall be adopted.”
57
See LaGrand Case, ICJ Reports, 2001, para. 101.
58
此點已成為通說，參見：Jan Bohanes & Nicolas Lockhart,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 Law,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378, 386 (Daniel Bethlehem et al. eds., 2009); Isabelle van Damme, Jurisdiction, Applicable Law
and Interpretation,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298, 322 (Daniel Bethlehem et al. eds., 2009);
Andrew T. Guzman, Determining the Appropriate Standard of Review in WTO Disputes, 42 CORNELL INT’L L.J.45,74(2009); ASIF H.QURESHI,INTERPRETING WTOAGREEMENTS:PROBLEMS AND PERSPECTIVES 3 (2006); DAVID PALMETER &PETROS C. MAVROIDIS,DISPUTE SETTLEMENT IN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PRACTICE AND PROCEDURE 80 (2004); MATTHIAS
OESCH, STANDARDS OF REVIEW IN WTO DISPUTE RESOLUTION 42-3 (2003); Michael Lennard, Navigating by the stars:
Interpreting the WTO Agreements, 5(1)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 LAW 17, 17 (2002); Eric Canal-Forgues, Sur
l’interprétation dans le droit de l’OMC, Revue générale du droit international public, 2001-1, p.5-24, v. p.6; Joost Pauwelyn, The
Role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in the WTO: How Far can We Go? 95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35, 543 (2001); Robert Howse, Adjudicative Legitimacy and Treaty Interpretation,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THE EARLY YEARS OF
WTOJURISPRUDENCE, IN THE EU, THE WTO& THE NAFTA: TOWARDS A COMMON LAW OF INTERNATIONAL TRADE 34, 53 (J.H.H.
Weiler eds., 2000); DELROY S. BECKFORD, POWER AND JUDICIAL ACTIVISM IN THE WTO: THE APPELLATE BODY’S
INTERPRETATION OF TRADE REMEDY AGREEMENT 35 (2008) ; Petros C. Mavroidis, No Outsourcing of Law? WTO Law as
Practiced by WTO Courts, 102(3)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421, 444 (2008); Donald McRae, Approaches to the Interpretation of Treaties: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WTO Appellate Body, in HUMAN RIGHTS,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LIBER AMICORUM LUZIUS WILDHABER 1407, 1413 (Stephan Breitenmoser et al. eds., 2007); Thomas Skouteris, Customary Rules of Interpretation of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pretative Practices in the WTO
（一）文義解釋 幾乎所有 WTO 爭端解決案例之解釋，均以文義解釋為出發點。例如在最早之 US–Reformulated Gasoline 案中，上訴機構即指出「適用解釋之基本原則，條約之用語，必需從其上下文與條約之宗旨 與目的得出其通常意義」60。DSB 在進行文義解釋、探求一個字的「通常意義（ordinary meaning）」時， 則最常利用字典的解釋61，因為字典被認為是最中立並權威的解釋來源62。 例如在 Australia–Salmon 案中，上訴機構指出「我們認為『可能性 （probability）』之字典意義為
『或然之程度（degrees of likelihood）』」63。又如，在 Canada－Dairy 案中，小組不斷使用字典定義「提
供（provide）」與「支付 （payment）」64，上訴機構亦使用專業之法律字典（Black’s Law Dictionary），
以定義「治理（government）」之意義65。又如，在 US–Gambling 一案中，小組在探求 gambling 和 sporting
的定義時，使用大量的字典解釋，最後認為：「基於以上所引用的不同字典定義，包括法文與西班牙文， 我們認為『運動』之通常意義，並不包括賭博」66。此外，在 EC–Biotech Products 一案中，小組指出： 「字典中定義『生物多樣性』為『在世紀上或在特定棲地中之植物多樣性與動物生活』，食物與農業生 物科技詞彙則定義『生物多樣性』為『包括所有來源之活有機體之變異可能性』……我們因此歸納出 對於『生物多樣性』之損害，意指對於活有機體之損害」67。而在新近 China－ Audiovisual Services 案上訴 機構報告中，更大量論證各種不同版本字典中關於錄製（recording）與銷售（distribution）之定義68。甚至在 2010 年與新
科技相關之EC–IT Products 案中，也討論了專業電腦辭典（如 Microsoft Computer Dictionary, Techweb On-line Dictionary等）對於各項科技名詞，例如平面顯示裝置（flat panel display devices）之解釋69。 （二）上下文解釋、宗旨與目的解釋、善意解釋與有效原則 然而，單純之文義解釋，尋求字典之定義，往往有時而窮。在字典對於一個字有多於一種的解釋， 或是字典的解釋無法解決爭點時，爭端解決機制則必須轉而考量條約的體系及目的，試著找出通常意 義。在 Canada–Aircraft 一案中，上訴機構便指出「字典之定義留下許多開放的解釋問題」70。此外， 在 EC—Asbestos 案中，上訴機構也指出「如同我們曾經指出的，『字典之定義留下許多開放的解釋問 題』。尤其是，此一定義無法解決解釋之三個問題。……為解決此些議題，我們轉而思考 GATT 1994
Dispute Settlement System, in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ON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MULTILATERAL TRADE SYSTEM 113 (Paolo Mengozzi eds., 1999).
59
13 December 2010, Panel Report, US - Tyres, WT/DS399/R, para. 7.23.
60
29 April 1996,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Reformulated Gasoline, WT/DS2/AB/R, p.16 & p.19.
61
Chang-Fa Lo, Good Faith Use of Dictionary in the Search of Ordinary Meaning und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 1(2)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431, 437 (2010); Isabelle van Damme, On ‘Good Faith Use of Dictionary in the Search of Ordinary Meaning under the WTO Dispute Settlement Understanding’—A Reply to Professor Chang-Fa Lo, 2(1)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ISPUTE SETTLEMENT 231, 236 (2011)
62
Andrew D. Mitchell, The legal basis for using principles in WTO disputes, 10 J.INT’L ECON.L. 795, 812 (2007).
63
20 October 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Australia - Measures Affecting Importation of Salmon, WT/DS18/AB/R, para. 123.
64
17 May 1999, Panel Report, 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Milk and the Exportation of Dairy Products, WT/DS103 & 113/R, paras. 7.65 & 7.92.
65
13 October 1999,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Importation of Milk and the Exportation of Dairy
Products, WT/DS103 & 113/AB/R, para. 97.
66
10 November 2004,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 6.61.關於本案之法律解釋問題與相關評論，可參見：Federico Ortino, Treaty Interpretation and the 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 in US - Gambling: a Critique, 9 J.INT’L ECON.L. 117 (2006).
67
29 September 2006, Panel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Approval and Marketing of Biotech Products, WT/DS291/R, para. 7.372.
68
21 Dec. 2009, Appellate Body Report,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WT/DS363/AB/R, paras.354-357.
69
16 August 2010, Panel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and its Member States - Tariff Treatment of Certa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Products, WT/DS375-377/R, paras. 7.448 & 7.442.
70
15
第 3 條第 4 項之相關上下文」71。又如，在 US–Offset Act（Byrd Amendment）一案中，上訴機構也表
示，「必須要記住，字典是出現在本協定與法律文件的各字詞定義之重要嚮導，然而不是其處置性陳述
（dispositive statements）」72。因此，以下再舉出幾個例子，說明 WTO 爭端解決機制時常無法從單純之
文義解釋得到案件之解決。
首先，例如在 US－Gambling 一案中，小組在解釋「其他休閒的服務（運動除外） （Other recreational services (except sporting)）」和「娛樂服務 （entertainment services）」時表示，字典解釋的不足，使其必
須轉向於體系及目的解釋：「基於這些考慮因素，本小組結論是，『其他休閒的服務（運動除外）』以及 『娛樂服務』之通常意義，遺留許多開放性問題且無法得出確切性之結論，以判斷在第十部門（休閒、 文化與運動服務）中，美國之計畫表是否包括對於特定『賭博與下注服務』。小組也注意到，上訴機構 認為字典之定義，並不必然地提供了最後之答案，也『留下許多開放的解釋問題』。……因此小組需要 依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繼續其分析，而此等語彙之通常意義，必須參照上下文，以及條約本身之 宗旨與目的」73。 其次，在 Japan–DRAMs（Korea）一案中，小組則表示，字典解釋無法解決爭點，所以必須轉而 考慮體系解釋：「問題在於，補助是否必須在課稅時『已經被發現存在 （found to exist）』，或者是否補 助只要在之前之某一時段『已經被發現存在』。在我們看來，『已經被發現存在』的通常意義，並無法
解決以上問題。因此我們轉而求助於相關上下文」74。而在 China–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一案中，
小組更是推翻了字典解釋，而採用體系解釋：「第 59 條第一句適用於『侵害貨物 （infringing goods）』。
這些字之通常意義，並不限於侵害任何權利之貨物。然而，從上下文來看，當有一定之限制。第 59 條 第一句規定，作為最低標準，需適用於「進口」、「仿冒商標或盜版貨物」的相關程序。此等意義，亦 適用於第 59 條」75。
此外，在 2009 年底之 China－Audiovisual Services 案上訴機構報告中，其延續在EC–Chicken Cuts案之見解， 認為「字典並非必要地可以解決複雜的解釋問題…字典是重要的參考，然而並非對於出現在條約中文 字意義之唯一依據…因此，文字之通常意義，僅能在參照上下文與條約之目的與宗旨後方能確定…訴 諸維也納條約法公約第 31 條之解釋方法，最終必須是整體性之行使（a holistic exercise），而絕非機械
式地分割成僵硬的各部分」76。然而，何謂「整體性之行使」？ 基於上述案例（其並非窮盡清單），吾人注意到，當運用上下文條約解釋方法時，宗旨與目的解釋 方法亦常被提起。此意味上下文解釋與目的解釋具有互補作用。雖然條約宗旨與目的可作為確立與正 當化解釋之途徑，惟並不能單獨作為解釋的基礎77。因此，並不能僅從條約的宗旨與目的判斷條約的意 71
12 March 2001,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 WT/DS135/AB/R, paras. 92-93.
72
16 January 2003,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 WT/DS234/AB/R, para. 248.
73
10 November 2004,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s. 6.67-68.
74
13 July 2007, Panel Report, Japan - Countervailing Duties on Dynamic Random Access Memories from Korea, WT/DS336/R, para. 7.351.
75
26 January 2009, Panel Report,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Protection and Enforcemen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WT/DS362/R, para. 7.221.
76
21 Dec. 2009, Appellate Body Report, China - Measures Affecting Trading Rights and Distribution Services for Certain
Publications and Audiovisual Entertainment Products, WT/DS363/AB/R, para.348.
77
義78。
甚者，交互參照（cross-referencing）之作法，亦常被當作「整體性解釋 （holistic interpretation）」
之例證79。如前述之 US–Shrimp 案中，上訴機構曾提出一般性的假設，而認為條約之一部分，尤其是
前言，「對於 WTO 附加協定之解釋具有增添色彩、（釐清）結構和（辨別）明暗之效」80。交互參照有
助於建立或確認約文的通常意義，亦得比較相同、類似或不同的條約用語。又如，在 EC–Asbestos 案 中，為確立 GATT 第 3 條第 2 項「同類產品 （like products）」之意涵，上訴機構交互參照同條第 4 項
之相同用語，並認定「同類產品」於不同條款中具有不同字義81。
而回到 VCLT 第 31 條第 1 項最基本的規範目的， 吾人可以從條約解釋的善意原則，來總括上下
文解釋與目的解釋。在 US–Gambling 案中，小組認為善意原則已成為 WTO 協定之核心解釋原則82。
依學者之看法，該善意解釋原則包括兩部分83：首先，依據善意原則，條約之解釋不應導致明顯荒謬或
不合理之結果；其次，該原則常與「有效原則（principle of effectiveness；l’effet utile）」相互關聯。例 如在 US–Gambling 案中，小組於報告中指出：「條約之所有用語皆應被賦予某一意義（all terms of a
treaty must be given a meaning）」84。甚至，有效原則可能導致對條約用語及約文進行更廣泛與目的性之
理解，甚至催生司法積極主義（judicial activism）85。
事實上，雖然有效原則因其相對性質而未明定於 VCLT 中，惟該原則毫無疑問地為 WTO 爭端解決
案例普遍認可86。如 US–Offset Act（Byrd Amendment）案中，上訴機構強調有效原則為「國際公認之
解釋原則」87。此一原則能成為理解（或推論）條約意義之獨立因素，亦得僅具備確認或矯正的功能。
又如在 Mexico－Telecoms 案中，小組重申上訴機構於 US–Shrimp 案中曾揭櫫演化性解釋（evolutionary
interpretation）88的精神，認為：「GATS 規定之解釋與闡明會隨時間演化。小組充分意識到電信服務規範 與科技的複雜，包括科技之快速演變和 GATS 規定之訂立沿革」89。 綜上，我們可歸結出上下文解釋常與其他解釋方法聯結，透過參酌條約之宗旨與目的、善意解釋、 有效原則，甚至演化解釋，以期使條約解釋更具正當性。然而，上下文解釋雖然建構了意義的可能範 圍，但有時反而使 DSB 的解釋淪於恣意。 （三）歷史解釋 DSB 有時訴諸 VCLT 第 32 條的輔助方法，亦即參酌條約訂定協商之過程以為約文之解釋。例如上 訴機構曾於 EC–Computer Equipments 案中確認：「若於適用第 31 條仍有語意不明或難解者，或導致 78 Ibid., at 263. 79 Ibid., at235. 80
6 Nov.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Shrimp, WT/DS58/AB/R, para. 153.
81
12 March 2001, Appellate Body Report, European Communities - Measures Affecting Asbestos and Asbestos-Containing
Products, WT/DS135/AB/R, para. 89.
82
10 November 2004,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 6.50.
83
ASIF H.QURESHI, supra note 58, at 12.
84
10 November 2004, Panel Report, United States - Measures Affecting the Cross-Border Supply of Gambling and Betting Services, WT/DS285/R, para. 6.49.
85
Helge Elizabeth Zeitler, “Good Faith” in the WTO Jurisprudences: Necessary Balancing Element or an Open Door to Judicial
Activism? 8 J.INT’L ECON.L. 721, 727 (2005).
86
DAVID PALMETER &PETROS C.MAVROIDIS,supra note 58, at 84.
87
16 January 2003, Appellate Body Report, United States - Continued Dumping and Subsidy Offset Act of 2000, WT/DS234/AB/R, para. 271.
88
6 Nov. 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Shrimp, WT/DS58/AB/R, para. 130.
89
17 解釋結果顯屬荒謬或不合理時，第 32 條允許條約解釋者求助於……輔助之解釋方法，包括條約之準備 工作和締結之情況」90。此外，歷史解釋亦常被用來輔佐評斷與確認以其它原則為基礎所為的解釋91。 如 Canada–Periodicals 案中，上訴機構即求助於條約之準備工作以確定其對 GATT1994 第 3 條宗旨與 目的之 解釋92。然而， 使用歷史解釋可能會面臨兩種障礙： 使用準備工作進行解釋之 「可及性 （availability）」與「必要性（necessity）」，尤其在證據力與舉證責任等議題上，更會突顯上述難題93。 除此之外，準備工作是否能真實與充分反映締約各方的共同意向（common intentions），亦有認定上之 困難94。 （四）小結 本文前揭案例，皆突顯一個基本問題：如何於一個案件中選擇適合的解釋方法？為何 DSB 於某些 案件中偏好使用某種解釋方法，又於別案選擇其他解釋？此似乎皆流於個案（ad hoc）論辯。換言之， 多元價值瀰漫於不同爭端案件中，而由 DSB 抉擇以哪種價值而為裁量。但對法律人而言，此一解答相 當令人困惑，且對於 WTO 會員而言，此種爭端解決的法律解釋方法，將使後案缺乏可預測性 （predictability）。此是否意味，吾人不可能建構 DSB 的一般性條約解釋方法論？
貳、DSB 多元解釋方法之限制
截至目前為止，即便缺乏一般性之條約解釋理論，也或許吾人可以暫時接受 DSB 此種多元解釋方 法論。然此時仍存在一個基本的問題：此等法律解釋有無限制？或者，在條約解釋中縱使瀰漫著司法 積極主義，但仍別無其他解決途徑？一、
DSU
第
3.2
條與相關案例中之限制
依 DSU 第 3.2 條規定：「DSB 之建議及裁決，不得增減內括協定所規定之權利義務。」雖然對於 該項亦存有解釋空間，但此規定可認為為 DSB 之法律解釋結果劃出了外部界線。此外，於解釋 WTO 之協定時，DSB 常主張以調和途徑（harmonious way）而謹慎為解釋，此同時也造成內部的緊張關係。 （一）司法積極主義與司法自我克制 約從 2000 年起，開始出現眾多關於 DSB 司法積極主義之爭辯95。此類爭辯不外乎對於上訴機構對 國內措施牴觸 WTO 義務的認定為何，或上訴機構推定爭端各方於談判 WTO 協定實質條款過程中所顯 示之主觀意向為何96。換言之，在依據國際公法條約解釋習慣規則解釋 WTO 協定時，DSB 是否能踰越 9022 June 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EC - Customs Classification of Certain Computer Equipment, WT/DS/62, 67,68/AB/R, para. 86.
91
ISABELLE VAN DAMME, supra note 77, at317.
92
30 July 1997, Appellate Body Report, Canada - Periodicals, WT/DS31/AB/R, paras. 478-9.
93
ISABELLE VAN DAMME, supra note 77, at317.
94
Ibid., at 313.
95
See J. Patrick Kelly, Judicial Activism at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Developing Principles of Self-restraint, 22 NW.J.INT’L L. &BUS.353 (2002); Lorand Bartels, The Separation of Powers in the WTO: How to Avoid Judicial Activism? 53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LAW QUARTERLY 861 (2004); Richard H. Steinberg, Judicial Lawmaking at the WTO: Discursive, Constitutional
and Political Constraint, 98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47 (2004)；陳欣，WTO 爭端解決中的法律解釋： 司法克制主義 vs.司法能動主義，2010 年。
96
DSU 為其職能設定之界線？亦即，能否逾越有關準司法機制與其他規範創設之政治性機制二者間之界 線？
以 US－Shrimp 案為例，在本案中，上訴機構認為 GATT 1994 第 20 條的序言（chapeau）事實上
即為「善意原則 （the principle of bona fide）」之明確表示97，且兼有禁止權利濫用（abus de droit）之
功能98，然而上訴機構並未指涉該條任何特定文字。此外，為解釋「恣意歧視（arbitrary discrimination）」
之概念，上訴機構更批評美國的單邊主義（unilateralism）與其缺少透明與可預測的審核程序99。但這
些論證過程是否真與「歧視」之認定相關？或僅為一種「待遇（treatment）」之形式認定？上訴機構是 否該謹守僅對於「恣意（arbitrary）」一詞加以認定，而非權利之濫用？上訴機構如何正當化此類可能 被認定為越權之解釋（ultra vires interpretation）？此皆仍留有疑問。
有學者認為，上訴機構既無明示、亦無默示評斷 WTO 會員實質政策如何訂定的權力，其甚至擔
憂此種司法積極主義，將架空 WTO 協定的基本價值，包括國家主權與民主正當性100。事實上，根據
「建立世界貿易組織協定（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第 9 條第 2 項，僅部 長會議（Ministerial Conference）與總理事會（General Council）享有對於 WTO 協定為有權解釋 （authoritative interpretation）之專屬權力。即使因為該條設有四分之三多數決的高門檻，因此使得這種 有權解釋從未被通過，但這並不表示該權力即正當分配予 DSB。此外，DSU 第 3.2 條亦業已明文禁止 DSB 增減內括協定所賦予會員的權利與義務。其他學者亦指出，某些類型的案例並不適宜透過 DSB 解 釋作成最終認定，如涉及國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之爭議、法律規定不明確之爭議、或牽涉制度面 的平衡設計等爭端，都不適合讓 DSB 為終局解釋101。對於此類爭議，反而需要更多的政治協商。 從解釋方法論的層面觀察，學者也提出「順從途徑（deferential approach）」之看法。亦即，解釋應 基於「經國家同意者，始受其拘束」之實證概念102。故當 DSB 遇到條約意義模糊不清時，即應遵循「遇
有疑義從輕解釋（in dubio mitius）」，而使 DSB 避免去採納牴觸締約國意思之特定解釋。再者，若被解
釋之條約中存有法律漏洞，此時亦應援用「不明確原則（principle of non liquet）」而為司法自制之基礎。 然而，亦有其他學者認為，由於國際法本質上本具備不完整性（intrinsic incompleteness），因此「遇有 疑義從輕解釋原則」和「不明確原則」應無適用餘地，除非 DSB 明顯地不應介入該解釋問題103。 除前述解釋學之爭議外，也有學者從基本建構（constitutional）之觀點來論證消弭 DSB 司法積極 主義之可能。舉例來說，某些學者主張，透過條約修正而使 WTO 協定更為明確，將有助於達成此目 標；抑或在 WTO 協定中，明文納入限制性與順從性之審查基準條文，亦將有所助益104。本觀點認為， 強化對於爭端解決小組及上訴機構之政治性控制，將能避免 DSB 混淆 WTO 原本賦予其之職能105。例 如，對於小組或上訴機構報告採取正面共識決（affirmative consensus）或部分採認模式（partly-adopted model），皆屬可能之選項。然而，此等倒回 GATT 時期爭端解決程序之作法，同樣可能受到過度政治 化（外交實力導向）之扭曲，最終問題依舊回到 WTO 成立之初，所面臨部長會議的政治立法途徑和 97
6 Nov.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Shrimp, WT/DS58/AB/R, para. 158.
98
Helge Elisabeth Zeitler, supra note 85, at 755; NATHALIE BERNASCONI-OSTERWALDERet al,ENVIRONMENTANDTRADE: A GUIDE TO WTO JURISPRUDENCE 82 (2006)
99
6 Nov.1998, Appellate Body Report, US - Shrimp, WT/DS58/AB/R, paras. 180-183.
100
J. Patrick Kelly, supra note 95, at 358.
101
Lorand Bartels, supra note 95, pp.868.
102
Richard H. Steinberg, supra note 95, at 258.
103
Ibid., at 259.
104
Ibid., at 273.
1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