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器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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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時代

何謂石器時代？

石器時代顧名思義是指主要用石頭製作工具的一段歷史時期。歷史學家又在該時段以製作石器的成熟程度為標準，細分為舊石器時代¹、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²。

由於該時期的歷史遺址未出現文字，歷史學家亦將這段時間統稱為史前時期。研究新舊石器時期的材料均由考古獲取，比如歷史遺址、墓葬及具體器物——石頭工具和陶器。本文將集中探究新舊石器時代對人類發展的影響。

石器時代的重要性

石器的製造是判定人類智力進化的重要指標。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主要是兩者形體和腦大小的分別。野獸是依靠自身肢體的優勢進行捕獵，比如尖銳的爪、角、牙、強壯的軀體，或橫衝直撞用利爪攻擊或噴射毒液置獵物於死地。在客觀身體構造上，人是不可能跑得比麋鹿快，牙齒也不夠狼虎鋒利，但人卻可以把牠們變成盤中餐，以牠們的毛髮造獸皮衣保暖，甚至將牠們引以為傲的利齒、爪、角化為武器。這一切皆因人類掌握製作石頭工具的辦法，但動物並無。可說，縱使體能不及，但人類在智力上凌駕了動物。

石器時代的另一大突破就是農業的發展。新石器時代開始，人類掌握基本的耕種技巧，

以石頭創造出農具，方便耕種。又開始馴養動物，穩定了食物來源。農業推動了人類構建固定的居所，在各種因素刺激下，人口快速增長，社會模式也變得更為複雜。有關農業的影響，在此不詳細敘述，我們會在下文進一步探討。

1 距今大約 300 萬年至 1 萬年

2 公元前 7000 年至公元前 2000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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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石器文化

石器時代的遺址散佈於全國各地，例如黃河流域、長江流域、華南地區、東北地區、

內蒙、新疆等地³。在命名該時代的遺址時，考古學家多根據其所在的位置，在地名後綴「文化」二字。所謂的「文化」，是狹義以器物的裝飾花紋、材質、造型等因素，

從技術層面來劃分地區特色，與時人所認知的「文化」的廣泛義不同。

兩河體系是中國文明的搖籃，自古朝代興衰多發生於此。石器時代最為廣泛研究的文化流域是有「中原」之稱的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黃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馬家窟文化、

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⁴；長江流域則有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屈家嶺文化、良渚文化等⁵，而本文會集中探討仰韶文化和良渚文化，展現石器時代的多彩文化

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

判斷新舊石器時代的標準有二：

（一）製造方式

舊石器時代的石器設計簡單，一般用岩石如燧石、石英、瑪瑙等打造⁶。採用這些材料的原因是石料有韌性，較易成型，並且物料隨手可得⁷。工具類型有卵石工具、石片工具、石條和石斧四種⁸。它們均由人手打造或透過石頭互相打擊塑型，所以器物質感會較粗糙。北京周口店⁹就是中國舊石器時代的重要考古遺址之一，洞中有大量石英、石片，可用作例證¹⁰。

3 吳山，《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82）

6 王兵翔，《舊石器時代考古學》，（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頁 41

8 Stone Age -- Britannica Online Encyclopedia 及，《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市：遼寧敎育出版社， 2002），頁 46

9 位於中國北方北京西南 48 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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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時代的石器品質更為精良，也越趨精緻，刃口較為鋒利，石器通體磨光。是時，

人類開始用陶作器，故考古學家在不同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都有發現大大小小、品相不一的陶器。具體例子，請參見下文。

（二）生產模式

捕獵、捕魚和簡單採集是整個舊石器時代人類獲取食物的途徑。農業發展標誌了人類進入下個階段——新石器時代。起初，人類收集自然界野生的種子，隨意撒播在土地，

所以作物產能並不理想，仍要依賴捕獵、採集等方法獲得食物。但隨著不斷嘗試，人類慢慢掌握了農作技巧，選擇適當作物、種植地點，實驗出最佳播種及收成時間，作物的產能緩緩增長。最終，人類擺脫了對捕獵的依賴，定居在固定的地方並開始馴養動物。

新石器文化的共同點

以下將針對新石器文化的三個共同點：農業社會、群居村落、陶器製作逐一分析。

（一）農業社會

中國幅員廣大，而且地貌和氣候也是南北各異。縱使南方和北方都是以種植糧食為主，

但所栽種的作物也有分別。

中國北方氣候較乾燥，土壤屬於乾土，所以多種植小米等的耐旱作物，是粟農業¹¹。南方潮濕多雨，所以農業較發達，盛產稻米，是稻農業¹²，良渚文化遺址出土了碳化

11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市：遼寧敎育出版社， 2002），頁 434

12 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瀋陽市：遼寧敎育出版社， 2002），頁 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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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稻¹³。江南一帶更有魚米之鄉的美譽，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遺址就有發現石犁、開溝犁和耘田器等工具耕作水田的證據¹⁴。

從伐木除草，翻地耕種，收割；捕魚的魚叉¹⁵和日常碾磨工具比如磨盤、磨棒、石臼、

石杵等¹⁶，所有工具均為石製，正是石器時代的一大特色。

耕種方法

「刀耕火種」是古代最為常用也最直接的開墾方法，其經濟成本低，效率又高，所以許多地區沿用這種方法。石耜和開溝犁都可以翻動較大的泥土，從而砍斷植被的根部

17，更方便清空一處地方。清理雜草後，農民繼而焚燒該處的草木。草木灰燼含有礦物質可令泥土更為肥沃，從而提高農地的生產力。收成過後再次焚燒草木，等待土地恢復營養種植作物。

飼養家畜

因為捕獵者和獵物的角色並不穩定，單純依賴野外捕獵維生的風險非常高，小則失去獵物受餓，重則有生命之危。在農業發展穩定後，人類逐漸減少狩獵，而且想方設法馴化動物，令牠們為自己服務或把它們圈養起來，成為日後的口糧。

豬是新石器時代常見飼養的牲畜。人類會選擇這幾種動物主要是基於牠們的相對溫和的性情與較滿意的繁殖率。豬是六畜中最早被飼養的且最為普及的一類，所以豬骨的

13 陳同濱，<世界文化遺產良渚古城遺址突出普遍價值研究>，《中國文化遺產》，2019 年 04 期，頁 55-72

14 李學勤，《中國古代文明與國家形成研究》，（昆明市：雲南人民出版社，1997），頁 79

15 劉莉，《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頁 150

16 劉莉，《中國考古學——舊石器時代晚期到早期青銅時代》，（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頁 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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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土數量是稱首，仰韶幾乎每個村耕遺址都能找到豬骨。豬也是良渚文化的主要肉食來源，學者指出卞家山遺址共出土動物骨骼兩千餘件，豬骨的數量就佔了七成¹⁸。

仰韶文化的南方遺址多出現水牛，這或是因為當時中國的北方氣候較現在濕潤之故¹⁹。此時的牛耕尚為出現或普及，所以牛對人而言只是食物來源之一；良渚文化則沒有或較少養牛²⁰。

小結：

今日我們常說中國是「以農立國」，這句話早在新石器遺址就有證據。石製工具用於農業耕種，且數目龐大，製造也越見精良，反映時人對此重視之甚。另外我們，也從農業初步窺見「南北差異」，兩地不同的氣候、土質，不但影響到農具、種植穀物、

飼養的牲畜，乃至文化層面上也會出現異質化。

（二）群居村落

隨著農業穩定發展，食物來源充足，人類得到足夠的營養，增強體能也刺激生育率，

人口漸漸增加，從而形成村落。

村落佈局與社會分化

「家」的古意是家居之中圈養牲畜，即養豬，後來才被擴大詞義，泛指人的居所。新石器時代發現村落遺址均以家庭為聚居單位，私人的生活空間和公用空間被明確分隔開，村中也有燒窯用以燒陶。稍遠的地方有墓園，村民死後會被埋葬在該地，這也是中國傳統「生於斯，葬於斯」的起源。

18 易華，<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北京：中原文化研究， 2019）05 期，頁 5-13

20 易華，<良渚文化與華夏文明>，（北京：中原文化研究， 2019）05 期，頁 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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仰韶文化西水坡遺址位於河南省濮陽縣城西南隅，累計發掘面積 5000 餘平方米²¹。蚌殼堆塑的龍虎圖是仰韶西水坡遺址最特別的墓葬，以貝殼堆砌成兩種動物形態，死者置中，貝殼對陳列兩側。對於它們的構成學者眾說紛紜²²，但普遍認為該圖屬宗教性質²³。除此之外大部分沒有隨葬品，不強調財富私，隨葬品中以生活用具最普遍，

其次才是生產工具和裝飾品，基本上呈現出平等的地位。²⁴可見當時的社會狀況較為簡單，無社會分層問題。

良諸莫角山遺址群，平面為長方形，「南北長約 1910、東西寬約 1770 米，總面積約 300 萬平方米²⁵」。良渚莫角山遺址有大面積夯土基址和大量的火燒土坯，學者認為此應為宮殿²⁶。莫角山之北為反山，這是由人工堆築起來的貴族墳山，該處發掘出 11 座墓，隨葬大量玉器和漆器等。反山大墓或是最高統治者的墓穴，隨葬玉器上面刻劃人獸面紋飾，或為神化統治者的形象。²⁷

從墓葬中我們可以看到農業社會在經濟飛躍下衍生出階級分化現象。發展到新石器時代中晚期，社會開始複雜起來，階級和經濟分化也越見嚴重。我們可從墓葬大小和葬品的數量、質量推斷顯示墓主的地位，

墓葬可以證明村內的階級分化問題，而遺址的防禦建設則證明村莊的「外交情況」，

新石器時代的社會並不和平。良渚余杭遺址有夯土城牆環繞，城牆約寬 20至 145米²⁸，周邊水溝和護城河²⁹。這些基建的作用即是防禦野外動物襲擊，更可能是防止敵人入侵。種種跡象暗示著部落之間或有戰爭和武力衝突，新石器時代的生活未必符合「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³⁰」的獨立且和平的相處模式。

21 秦存譽，<略論西水坡仰韶早期遺存的文化面貌與社會性質>，《洛陽考古》，2018 年 02 期

22 宋存國，<淺議濮陽《蚌殼堆塑的龍虎圖形》的出土及意義>，《北方文學》，2017 年 24 期

23 秦存譽，<略論西水坡仰韶早期遺存的文化面貌與社會性質>，《洛陽考古》，2018 年 02 期

24 崔宗亮，<西水坡遺址仰韶時期墓葬研究>，《南方文物》，2018 年 04 期

25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6-2013 年良渚古城考古的主要收穫>，《東南文化》，2014 年 02 期

26 嚴文明，<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尋根》，1995 年 06 期

27 嚴文明，<良渚文化：中國文明的一個重要源頭>，《尋根》，1995 年 06 期

30 老子，《道德經·第八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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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陶器製作

雖然石器時代是以石頭制工具為主，但時人亦有造陶器的潮流，這個事實能從村落遺址發現燒窯，及以陶器作墓葬品兩方面證明。

製作原因

上文提到農業發展是進入新石器時代的重要里程碑。只有農業穩定發展，種植的作物比生活所需要多，才會有盈餘。我們能想到，農業社會中，收成會受天氣或自然災害影響，所以人類必然有積穀防飢的意識，在豐年儲存糧食，那麼在兇歲就不必挨餓。

為了便利保存，人類創造陶器。

在舊石器時代甚少或沒有發現陶器的痕跡，因為食物的數量不穩定，僅能滿足基本的需求，因此不需要儲存食物的器皿。反之，新石器時代就有大量出土，形式各異的陶器，故此我們可說陶器的製造是農業發達的佐證。

此外，大量生產陶器意味著需要更多時間。農業生產的特質就是並非一年四季勞作，

有農忙，也有農閒時間。假如生活朝不保夕，人類沒有這麼多時間去燒土為器，更不會在陶器上做花紋圖案，這點又可反證農業社會的生活遠較原始社會的生活豐裕。

陶器的種類與文化

因用料與燒製方法不同，新石器時代的不同時期、在各個地區挖掘出的陶器便有了不同面貌。下面附上例子：

在黃河一帶出土的陶器顏色各異，所以黃河流域又被稱為「彩陶文化」。早期到中期的仰韶文化多為彩陶，設計以器物、植物、動物圖案較多³¹，<鸛魚石斧圖>可為一例。

31 吳山，《中國新石器時代陶器裝飾藝術》，（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82），頁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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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鸛魚石斧圖>偏於陶缸側，高 37、寬 44 厘米，約佔缸體面積的一半³²，白鸛向右側立趾高氣揚，鳥銜著似是白鰱一類的細鱗魚，而魚身僵直，誠然無力掙扎。³³魚的右邊有一長柄圓弧斧，中間似是穿孔，可穿皮帶。³⁴鳥銜魚和斧頭並列在同一畫面，略顯突兀，應有深意。歷史學家認為該圖案應是某氏族的圖騰，屬於酋長之物，斧頭證明他生前勇武，帶領氏族打敗敵人。³⁵

長江流域文化出土的陶器以黑陶為主，黑陶的胎壁薄而規整，刻劃紋是最常見的是線條，有斜紋、旋轉紋等幾何花紋³⁶。可參考黑陶足陶鬶³⁷，該器造型典型，出土於雀幕橋遺址，現存嘉興市博物館。陶鬶頸細，身肥大，三足，有把，似是動物彎曲的尾部，

或為溫酒或酒器。器身有直線與橫線條文，形成幾何形狀，學者認為這些刻紋乃探索中國文字起源的重要線索³⁸。

那麼我們可以怎麼應用這些一手資料呢？

各地出土的新石器時代陶器上出現了模擬植物、動物、人物甚至幾何圖案³⁹，這些紋理是反映該地區的風貌的重要線索，比如動物，可能就是該地大量出現，並為人所食。

出現魚紋，該地就可能是近水源，在考古科技未有如現今那麼發達的時候，是考究當時地理狀況的重要線索。即使現今有鑽地挖掘，透過生物科技分析土層結構，這也可以作為證據，再次核實驗證結果無誤。

小結：

32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89），頁 303

33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89），頁 303-304

34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89），頁 304

35 嚴文明，《仰韶文化研究》，（北京 : 文物出版社，1989），頁 306-307

36 施昕更，《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浙江省教育廳，1938），頁 24

37 音虧

38 楊桂梅，<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文物精品展>，《中國文化遺產》，2005 年 05 期，頁 7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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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器本身不是生產工具，或是食器、盛器、儲器或禮器等，具實際和裝飾的不同作用。

燒陶需時，製造過程又複雜，當農業社會慢慢創造手工藝品，證明農業發展為社會帶來豐裕的經濟。另一方面，社會慢慢複雜起來，出現權威領導，分配包括人等各類資源，導致社會分工發生——並非所有人都是農夫，新的職業發展起來。

總結

農業是進入新石器時代的標誌，而農業令人類的生活模式有可空前的改變。從舊石器時代人類自由散居，從事簡單採集、狩獵捕魚，依靠運氣覓食，到在固定的土地栽種作物、馴養動物的定居生活，人類的生活質量無疑得到巨大的跨越。農業發展除了減少尋找食物的不定性，更顯著增加了食物產量，刺激人口上升。因為人口大幅上升，

人類從最基本的家庭聚居，發展到氏族共存，然後有村落，規模逐步擴大，自然過渡至青銅時期的城市、邦國。綜上所見，新石器時期的農業革命對人類文明發展，可說功不可沒。

另一角度，我們也可以見到農業加速了社會分工，甚至令社會漸為複雜，出現階級分化的現象——只有少數人掌握權利，而大多數人為他們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