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祿琳琅書目》考辨古籍版本 方法述評
楊 果 霖
「天祿琳琅」是清代乾隆時期宮廷善本藏書之所，而乾隆皇帝命令于敏中等人 編撰《天祿琳琅書目》，用以記錄該地藏書之盛。于敏中等人整理「天祿琳琅」藏 書之時，需先考出古籍版本的時代，而其應用之法極多，實有值得探討之處，惜歷 來學者未能針對此一課題，進行深入的研究工作。本文嘗試整理于敏中等人鑒定版 本的方法，並且評議其得失，期使讀者瞭解于氏諸人的學術表現，也能明白《天祿 琳琅書目》的學術價值，更能深入認識乾隆時期版本學的發展，已能具有良好的基 礎。
一、 前 言
《天祿琳琅書目》係版本目錄的代表作 [1]，該目所涉方法極多，尤其擅長於
關鍵詞（Keywords）﹕于敏中；《天祿琳琅書目》；版本學
楊果霖：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與民俗藝術研究所副教授；E-mail: [email protected]
[1] 有關於《天祿琳琅書目》的評價，歷來學者多有正面評述，例如：姚名達《中國目錄學 史》：「後來善本目錄者，莫不謹守其（指《天祿琳琅書目》）法焉。」；吳楓《中國古 典文獻學》:「書目（指《天祿琳琅書目》）以版本時代分類，將宋版、元版、明版、影宋 版、抄本，各從其類，分類敘列并對刊刻時代、地點、收藏家姓名和印章題記，詳加考證。
摘 要
古籍版本的鑒定要領，綜觀全目的解題內容，已能有效掌握鑒定版本之法，是以 讀者若能從中吸取經驗，並且瞭解相關方法的應用，將有助於從事版本學的研 究，惜歷來學者的研究成果，未能全面從本書內容之中，爬梳條例，以見其中應 用之法，顯然若能從方法論的角度，進行此書內容的探索，將是一個值得開發的 議題。
《天祿琳琅書目》分為前編、後編二種（下文為便於陳述，二種書目分別 簡稱《前目》、《後目》，不另作說明），二部書目分屬不同時期之作，而分別 著錄乾隆時期、嘉慶初年「天祿琳琅」所藏之籍，惟此地所藏圖書，命運各不相 同，《前目》所錄圖書，業已全數亡於大火，是以僅存書目解題錄其梗概，而由 於著錄之籍不存於世間，不似《後目》所錄之籍，泰半仍存於世間，是以學者們 對於《前目》的內容，其研究成果，顯然不及《後目》的成績。[2] 本文擬以《前 目》為研究題材，係因為此目的編撰者 [3]，皆屬一時之碩彥，而且編者在編撰書 目之時，亦能發凡起例，使其鑒定版本諸法，已能形成完整體系，是以極具學術 價值，而有值得探述之處，而藉由本議題的探索，不僅有助於瞭解于敏中等人的
從此，各藏書家關於宋元舊刊和名人手抄，展開了廣泛的研究討論逐漸形成古籍版本學。」
（頁181）；唐桂豔〈略論《天祿琳琅書目》的文獻學價值〉：「《天祿琳琅書目》是我國 首部規範的官方善本書目，在版本學、目錄學、藏書史研究的諸方面，都有發韌之功。它豐 富的藏書、刻書、抄書史料，大大提升了其文獻學價值。」（頁146）；周鐵強〈古籍版本 學形成時期辨疑〉：「乾隆九年敕撰的《天祿琳琅書目》，詳載皇室藏書，每書均有提要，
首舉篇目，次詳考證，次訂鑒藏，次臚闕補。全書以版本朝代為綱，以宋版、影宋、影遼、
金版、元版等為次，各版本下繫以經史子集各類書，并考證版刻年月、藏者時代、爵里、題 識、印記和授受源流，條分縷析，極其詳備，為官修目錄之始。」（頁31）等論述屬之。
[2] 由於《後目》著錄典籍尚存，是以學者單就其存書現況，以及著錄圖書版本糾正等單篇 論文，即有數十篇之多，例如：施廷鏞撰〈故宮圖書記〉（《圖書館學季刊》，1：1，
1926.3）；施廷鏞撰〈天祿琳琅查存書目〉（《圖書館學季刊》，1：3，1926.9）；吳哲夫撰
〈天祿琳琅書目續編著錄之宋版書籍探究〉（《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11：1，1978.6）；
吳哲夫撰〈天祿琳琅藏書〉（《故宮文物月刊》，2：7，1984.10）……。其餘相關論文簡 目，可以參見謝宛芝「《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研究」的「徵引書目」。又謝宛芝「《天祿 琳琅書目．後編》研究」（新北市：國立台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7），
該文雖為碩士論文，但內容多達三百三十頁，較之唐桂豔撰「《天祿琳琅書目》研究」（濟 南市：山東大學古籍研究所碩士論文，2004.8）一書，多出二百餘頁，而唐氏的碩士論文，係 以《前目》為討論題材，二者論文探討對象雖有不同，且內容尚有未足，但是從論述要點之 中，顯然《後目》所涉及的內容，要較《前目》有著更多探討主題。
[3] 此書的編纂者，包含于敏中（1714-1779）、王際華（1717-1776）、梁國治（1723-1786）、
王杰（1725-1805）、彭元瑞（1731-1803）、董誥（1740-1818）、曹文埴（1735-1798）、沈 初（1729-1799）、金士松（1730-1800）、陳孝泳（1715-1775）等十人。
版本學知識，也能拓展學者們對於該目的認知，進而提供版本學入門學習的門 徑。
二、 《天祿琳琅書目》鑒定版本的方法
《天祿琳琅書目》收錄宋版七十種，附錄金版一種，影宋鈔本二百零八種，
元版八十一種，明版二百五十一種 [4]，在眾多古籍刻本之中，何種典籍屬於宋 版？何種圖書屬於明版？自有其判斷標準。葉德輝（1864-1927），《書林清話》
卷10，〈天祿琳琅宋元刻本之偽〉指稱：「《天祿琳琅書目後編》所載宋版書，
不如《前編》之可據。」[5]。今日暫且不論《前目》的鑒定結果，是否較之《後 目》更有依據，但是顯然于敏中（1714-1779）等人的鑒定方法，已深獲葉德輝 的賞識，而其鑒定版本之法，必有值得探述之處。因此，筆者爬梳全書解題，逐 步釐析相關條例，並參考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的論述，相關條例釐析為
「直觀法」、「理攻法」二大體系 [6]，其下再條分細項，期使讀者能完整認識于 氏諸人的學術成果，說明如下：
（一）直觀法 1. 核校版本異同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指出：[7]
比勘是鑒定版本最科學的方法，所以我們在鑒定版本時應盡可能找相同版 本，或影印本、書影以及其它有關版本來進行比勘。
據此，可見透過別本比勘之法的應用，往往是最科學的鑒定之法。于敏中等 人在鑒定圖書版本之時，往往能持宮廷所藏諸本，核驗相關異同，用以判明版本 差異，例如：《前目》卷3，《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條下曰：「此 本與前部版同，紙色墨光，亦復相似，皆一時摹印之書。」[8]，此處指出二部典 籍，版式、紙墨相似，當為同時摹印之版本，此乃透過目驗之法，藉以訂其版本 異同。其次，透過版本之間的直觀比較，也能釐清版本翻刻之先後，例如：《前
[4] 參考清．于敏中等奉敕編撰，《天祿琳琅書目》，（北京：中華書局，1995），〈影印說 明〉，頁1的統計結果。
[5] 葉德輝，《書林清話》，（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3.12），卷10，頁521。
[6] 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
[7]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山東：齊魯書社出版社，1998），頁398。
[8] 同註3，卷3，《新刊五百家注音辨昌黎先生文集》條下解題，頁52，下左。
目》卷9，《初學記》條下，先將九洲書屋本列之於前，其後再以錫山安國校刊本 列之於後，並云：「此書版式字體與前二部相同（即九洲書屋本），蓋取九洲書 屋之本而翻刻之」[9]，則二部圖書版式、字體相同，但因後本內容有「錫山安國 校刊」字樣，顯係另為別本，而透過不同版本的比較，可知二者版本互異，進而 釐清版本先後，由於需取異本目視，是以屬於「直觀法」的應用。綜觀《前目》
所錄之籍，多能錄及各種異本 [10]，而其判明版本之法，也是校核諸多版本，並且 以目驗版本異同，進而察知各種差異，而能確定版本之先後、異同。
2. 審驗紙墨特點
刻印古籍所用的紙墨，往往會隨時代、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是以鑒藏家 在收入古籍刻本之時，亦能審驗紙墨特點，藉以判明版刻時代，也能瞭解其刻印 區域。綜觀《前目》所錄解題，可見于敏中等人在鑒定古籍刻本之時，亦多能審 驗紙墨特色，用以鑒定版刻的時代。例如：《前目》卷5，《宋名臣言行錄》條下 云：「此本字畫不勻，紙墨麄黝，係元時翻刻，非宋槧也。」[11]，又《前目》卷 5，《自警編》條下亦云：「書中字體，規仿顏柳，未始不善，而墨黯紙麤，決 非宋本。」[12]，據此，于敏中等人認定紙張粗糙，墨色黝黯的刻本，絕非宋槧之 本，顯然是以紙墨特點為依據，因而排除「天祿琳琅」所藏《宋名臣言行錄》、
《自警編》二書，並非屬於宋版圖書。綜觀《前目》全書解題，處處可見其對紙 墨的論述，例如：「印紙堅緻瑩潔」[13]、「紙質薄如蟬翼，而文理堅緻」[14]、「紙 質如玉，墨光如漆」[15]、「其字古墨香」[16]，上述所評之籍，全係宋刻圖書的特 點，既然宋刻用紙多呈現出紙張細白、薄如蟬翼、文理堅緻的特點，而非關此類 特點的古籍，自非宋刊之籍。此外，在用墨方面，于敏中等人也多應用相關特 點，以釐清版本的時代，例如：宋刻之籍，多呈現色黑味香的特點，而這些用墨 特點，正是他朝刊本所不及，可據以鑒定是否為宋版圖書的依據。反之，「墨光
[9] 同註3，卷9，《初學記》條，頁195，上左。
[10] 楊果霖，〈清乾隆時期「天祿琳琅」藏書的特點及其現象〉，《國家圖書館館刊》，2
（1996.12），頁139。
[11] 同註3，卷5，《宋名臣言行錄》條下解題，頁106，上左。
[12] 同註3，卷5，《自警編》條下解題，頁106，下右。
[13] 同註3，卷2，《唐書》條，頁27，上左。
[14] 同註3，卷2，《資治通鑑考異》條下，頁28，上左。
[15] 同註3，卷3，頁56，上左至下右。
[16] 同註3，卷2，頁43，下左。
稍遜」[17]、「惜墨色少差耳」[18]、「紙色墨光遠遜之矣」[19]、「紙墨亦俱不佳，
非善本也。」[20] 等等，則非宋版圖書的特色，而于敏中等人廣泛應用紙墨特點，
用以鑒定版刻時代，顯然也累積不少鑒定經驗，雖然其鑒定過程，仍然偏於目驗 之法，而需要經驗的累積，始能實際應用相關方法，用以鑒定版本資料，是以讀 者需要較多時間的養成，始能有良好的學習成效。
3. 鑒別字體形式
又古代刻書的字體，亦會隨著時地不同，而呈現出各種差異，是以藏書家在 鑒定古籍版本之時，也能從經驗法則之中，歸納出字體特點，再依其相關特點，
藉以判定版本的時代，而于敏中等人接觸舊刻古籍日久，自然也能有累積不少經 驗，是以能歸納各期版刻字體特色，以供鑒定版本之依據。例如：《前目》卷7，
《詩經集傳》條下曰：[21]
此書前後俱無序跋，亦不載刊刻年月，而板式字體，實屬明刊，其刻字印工 咸出上選，惜墨色少差耳。
又《前目》卷1，《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條下曰：[22]
鐫刻年月不載，而字體甚古，於宋孝宗以上諱，皆闕筆，知為南渡後刊。
于敏中等人所謂「板式字體，實屬明刊」、「字體甚古」諸詞，顯然多為主 觀見解，雖未能明白標示特點，但其鑒定版本結果，仍具有參考價值。
綜觀《前目》考證之語，處處可見于敏中諸人參考版刻字體，以考其版刻時 地之語，大抵言之，有如下幾種鑒定方式：
第一，根據字體的粗細工整，以定版本情況。例如：《前目》卷7，《埤雅》
條下指出：[23]
此仿巾箱本式，而不能作繩頭細書，且字法端楷有餘，流麗不足，去宋刊遠 矣。
從《前目》考證之語，得知于敏中等人對於宋代巾箱本的看法，實為「字畫
[17] 同註3，卷5，《唐國史補》條下，頁102，下右。
[18] 同註3，卷7，《詩經集傳》條下，頁135，下。
[19] 同註3，卷7，《韓詩外傳》條下，頁135，上左。
[20] 同註3，卷7，《監本附音春秋穀梁傳注疏》條下，頁140，上左。
[21] 同註3，卷7，《詩經集傳》條下解題，頁135，下。
[22] 同註3，卷1，《春秋公羊經解詁》條下解題，頁16，下左。
[23] 同註3，卷7，《埤雅》條下解題，頁149，上左至下右。
倍加纖朗」[24]、「密行細書，橅印工緻」[25]，而此本雖仿巾箱本形式，但因字體 未能「繩頭細書」，字體未如其他宋版細緻，是以絕非宋刊之籍，可見于氏等人 能考量字體粗細情況，以便做出版本的判定。又《前目》卷5，《宋名臣言行錄》
條下云：「此本字畫不勻，紙墨麄黝，係元時翻刻，非宋槧也。」[26]，字體粗細 不均，未如宋刊本細緻，故定此書非宋槧之本。又字畫工整與否，也成為于氏等 人鑒定版本的參考條件之一，例如：《前目》卷9，《宣和書譜》條下謂：「此 本橅印雖清，而字畫不能工整，其為明代坊間所刻無疑。」[27]，此本字畫未能工 整，不僅與傳統宋元刊本特質未合，且與官方印本不同，是以于氏等人將該書版 本的鑒定，認作明代坊間刻本，可見其應用之法，多能根據自己的經驗，而能做 出綜合的推論，雖然推論過程未能全然細緻，但也驗證其對於版本的綜合判斷。
綜合上述所論，于氏等人嘗試歸納宋槧本的字體形態，並將其應用於版本鑒定，
而能收致參考成效。
第二，根據字體的字蹟結構，以定版本情況。例如：《前目》卷5，《通鑑總 類》條下曰：[28]
本朝季振宜（西元1630年-?）亦經收藏，其用宋本印，蓋因樓鑰（西元 1137-1213）〈序〉中有公之季子守潮陽，欲鋟版以廣其傳語，然書之字體結 構，與宋槧本不同，且印工墨色，亦欠精朗，其為優絀，固不能自掩耳。
此處僅言「字體結構，與宋槧本不同」，顯係訴諸個人的經驗法則，使得讀 者較難歸納其細則，以供鑒定版本之用。又《前目》卷3，《六家文選》條下指 出：[29]
此書與前四部，別為一版，亦未載刊刻年月，惟昭明〈序〉後有「此集精加 校正，絕無舛誤，見在廣都縣北門裴宅印賣」木記，考《一統志．四川統 部表》載：「益州蜀郡，東晉分成都，置懷寧、始康二郡；又分廣都縣，
置蜀郡。」是廣都縣之稱，得名最古，宋時鏤版，蜀最稱善，此本字體結搆
〔構〕精嚴，鐫刻工整，洵蜀刊之佳者。
[24] 同註3，卷2，《南華真經》條下解題，頁38，下左。
[25] 同註3，卷6，《東坡集》條下解題，頁124，下左。
[26] 同註3，卷5，《宋名臣言行錄》條下解題，頁106，上左。
[27] 同註3，卷9，《宣和書譜》條下解題，頁193，上左。
[28] 同註3，卷5，《通鑑總類》條下解題，頁100，下右。
[29] 同註3，卷3，《六家文選》條下解題，頁62，下右。
是本字體結構精嚴，符合蜀地刊本的特色，是以于氏諸人將此書列入「蜀刊 之佳」者，可見其鑒定版本之時，明顯係以字體結構、形態，成為其判斷標準之 一。
又《前目》卷10，《六家文選》條下曰：[30]
此書於蕭統（西元501年-531年）〈序〉末，及卷六十後，偽刊「淳祐二年
（西元1242年）庚午歲，上蔡劉氏刊」隸書木記，字體杜撰，漫無準繩，亦 即用袁氏版竄易亂真者，合計此書，共成十部，而作偽者居其九，其閒變易 之計，狡獪多端，或假為汴京所傳，或託南渡之末，雖由書賈謀利欺人，亦 足見袁氏此書，橅印精良，實為一時不易得之本，今登冊府者至十部之多，
且袁氏所藏宋槧元本，已入前宋版書中，七百餘年，後先輝映，猗歟盛矣。
根據于氏等人的解題內容，可知此書實為「明嘉靖己酉（二十八年，1549）
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本」，而書賈以此書近於宋刻之籍，乃偽刊「淳祐 二年（1242）庚午歲，上蔡劉氏刊」木記，而此一木記字體，實係杜撰之文，乃 是書賈藉以改頭換面，妄圖竄易亂真，是以此書絕非宋槧之作，否則不當有此謬 誤，可見刻版文字的字蹟，亦能成為判定版本之據。
第三，根據字體的風格特色，以定版本情況。例如：《前目》卷8，《漢書》
條下曰：「此書未知誰氏字畫，頗具顏體，似明初之本。」[31]，此處直接根據版 本的字體風格，近乎顏真卿（707-784）字體，與明代中期以後流通的刊本，其風 格自是不同，而認為此本疑似「明初之本」，蓋歷朝版刻字體，代有不同，且其 書法體勢，實各具特色，可成為鑒定版本之據，而明代中葉以後，刻書字體突作 明顯改變，係「採用流行迄今的所謂『宋體字』。」[32]，而此本所採用的字體，
即近於顏真卿字體，實近同於宋刊之本，但與宋版圖書相較，仍有著若干差異，
可見此書並非宋槧之籍，乃疑此書似為明初版本，蓋明初之版本，去宋代未遠，
是以多具其神韻，故于敏中等人乃疑此本，疑似明初之版本。
又《前目》卷5，《山海經》條下曰：[33]
此本字仿歐體，用筆整嚴，刻手雖未能盡得其妙，而摹印清朗，在元刻中，
洵為善本。
[30] 同註3，卷10，《六家文選》條下解題，頁222，下左至頁223，上右。
[31] 同註3，卷8，《漢書》條下解題，頁156，下左。
[32] 同註6，頁6。
[33] 同註3，卷5，《山海經》條下解題，頁107，上右。
于敏中等人指明此本「字仿歐體」，所謂「歐體」，乃是仿歐陽詢（557- 641）字體，而歐體是北宋常見的版本字體，惟此版本雖仿歐體，但是未能「盡得 其妙」，僅具有「用筆整嚴」的特點，反觀宋刻字體特點，多能兼具布局整齊、
字劃瘦勁，棱角分明的特點，而此本僅及「用筆整嚴」，卻未及其他特點，是以 略遜於宋刻，但是由於「摹印清朗」，是以仍獲致「洵為善本」的評價。綜觀
《前目》所錄解題，多能廣泛應用字體風格、特色，以為判明版本之據，甚至於 乾隆御題內容，亦能見及此類用語，例如：《前目》卷2，《資治通鑑考異》條下 曰：[34]
御題：是書字體渾穆，具顏柳筆意，紙質薄如蟬翼，而文理堅緻，為宋代所 製無疑。
此書已被文臣鑒定為宋本，而乾隆皇帝對此書版本的觀察，適足以說明刻 本字體、紙墨等諸多特點，可以成為鑒定版本的條件之一。乾隆所謂：「字體渾 穆，具顏柳筆意。」，乃是根據字體特點加以詮釋，並確認此本「為宋代所製無 疑」，而審度其見解，也能合於今日版本學學者們的普遍認知，尤其是南宋的古 籍刻本，多通行歐陽詢（557-641）、顏真卿（709-789）、柳公權（778-865年）
等諸家字體，與元代、明初刊本，多採用趙孟頫（1254-1322）字體，顯然有所區 別，可見乾隆雖非親自參與版本的鑒定，但是其對於版本字體的認知，顯然也是 同於當代學者的看法，而能與文臣鑒定版本之法，可以相互呼應，可見刻本字體 風格、特色，可用以鑒定古籍版本的時代。
綜合上述所論，字體的風格特色，實能成為判別版本的依據，而于敏中等人 鑒定版本之時，亦能兼用字體要點，以為考辨版本之用，今視其鑒定法則，雖不 乏主觀見解，卻是于氏諸人多年經驗所致，故其鑒定結果，也能提供後人參考之 用。
4. 目驗版式變化
又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之時，也經常觀察版式異同，藉以掌握歷朝版式特 色，並且用以鑒定版本時地，例如：《前目》卷10，《楚辭》條下曰：[35]
此本雖無刊刻年月，然以版式定之，則為明代坊間所梓行者，故其橅印，亦 復不能精善，若以前宋版中《集註》一書較之，其紙色墨香，則相去遠甚
[34] 同註3，卷2，《資治通鑑考異》條下解題，頁28，上左。
[35] 同註3，卷10，《楚辭》條下解題，頁204，下左。
矣。
此書內容並無刊刻年月，故難以定其時代，而于氏諸人明言「以版式定之，
則為明代坊間所梓行者」，其所憑藉之法，乃是綜合歷朝版式的特點，以便做出 合適結論，可見于氏等人確曾考察版式變化，用以鑒定版本時代。又《前目》卷 1，《周易》條下曰：[36]
是書不載刊刻年月，而字法圓活，刻手精整，且於宋光宗以前諱皆缺筆，又 每卷末詳記經注音義字數，宋版多此式，其為南宋刊本無疑。
此本卷末詳記經注音義字數，實為宋版樣式 [37]，而于敏中等人乃定以為「南 宋刊本無疑」，此處明白根據版式特點，以為考訂版本之據，而衡諸《前目》全 書內容，不乏此類鑒定之語，例如：「版式字體，實屬明刊」[38]、「觀其版式，
蓋出明人所刊」屬之[39]，惜此類鑒定標準為何？竟未能詳述清楚，而較難釐析細 則條例。但是，于氏諸人考知版刻時代，其中的諸多論見，仍有值得參考之處，
例如：《前目》卷2，《纂圖互註南華真經》條下謂：[40]
此與前一部版式相同，惟每葉左方欄線外俱刊篇名、卷數、葉數於上，宋版 往往有此。
此處根據宋版圖書的邊欄，大都刊有篇名、卷數、葉數，而此本同之，乃將 其判為宋版圖書，此係據其版式情況，而定其版本時代。
又如：《前目》卷2，《太學新編排韻字類》條下曰：[41]
《經義考》云：「天下印書，福建本幾徧天下。」（李）錫、（虞）韶俱閩 人，當是閩中刊行之書，且版高半尺，乃巾箱本，亦宋所盛行者，字朗紙 堅，瑩然可寶。
此處明言宋代巾箱本之特點，乃是版高半尺，而此版高度相合，適能符合宋 代巾箱本之特點，故于敏中等人乃將此書列入宋版圖書。又如果為同時刊板，則 版高必屬一致，若是版刻高度無定，則其中必有可疑者，可成為判明版本之據，
[36] 同註3，卷1，《周易》條下解題，頁11，上右。
[37] 同樣的論點，另見於註3，卷1，《周禮》條下云：「又卷末各詳記經注音義，字數點畫完好，
紙色極佳。」（頁12，下左），而此本亦判為宋版之籍，顯然于敏中等人根據卷末「詳記經注 音義」的版式特點，以為判別宋版圖書的依歸。
[38] 同註3，卷7，《詩經集傳》條下，頁135，下。
[39] 同註3，卷9，《初學記》條下，頁194，下左。
[40] 同註3，卷2，《纂圖互註南華真經》條下解題，頁39。
[41] 同註3，卷2，《太學新編排韻字類》條下解題，頁43，下左。
例如：《前目》卷5，《說文解字》條下云：[42]
宋時監本刻印尤精，此書雖仿其式，而版之長短無定，紙之質理亦粗，以
〈牒〉所稱何如鄭重，不當有此，其為元時翻刻無疑。
據此，則此書版式雖然近同於宋監本，但是版高長短無定，不似宋代監本的 品質，是以將其判為元時翻刻之作，因而列入元刻本。綜合上述所論，于敏中等 人經常比較版式情況，以為判明版本的根據，其判斷依據，雖然屬於經驗之談，
但其論點多有參考價值。
5. 辨識刀刻技法
又《前目》卷10，《六家文選》條下曰：[43]
此書亦將袁氏〈識語〉木記，妄為割補，其卷五十二末葉所有「戊申孟夏 十三日李宗信雕」一行，雖於橅印之時，以別紙掩蓋其上，然「十三」兩 字，墨痕猶隱透行間，依稀可辨，乃版心上方，復以「熙寧四年（1071）
刊」五字別刻木記，逐幅鈐印，抑何其心勞日拙耶？
于敏中等人掌握此本卷52末葉，實有「戊申孟夏十三日李宗信雕」一行內 容，其上掩以別紙，意圖掩飾刻工之名。據查，李宗信為明代嘉靖年間的著名刻 工 [44]，而書中錄有「李宗信雕」之字樣，則此書實為明刊本無疑，今考其實際版 本，則是「明嘉靖己酉（二十八年，1549）吳郡袁氏嘉趣堂覆宋廣都裴氏本」，
而于氏審視書中紙頁，察覺其中填補之痕，實有刻工李宗信之名，乃將此書版本 題作明刊本，今審視其考訂結果，實能正確判明版本時代，而具有參考價值。
又刻工運刀的手法、筆勢，亦有其時代風格，故能根據刀刻方式，以定其版 本時地。《前目》卷7，《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條下解題指出：「（此 本）規仿宋刊，頗殊俗本，而篆法橅刻未精，亦形筆弱。」[45]，從解題得知：此 本雖係規仿宋刻之作，已較流通之本為佳，然而運刀筆勢未精，使得筆勢形弱，
未如一般宋版風格，因而據其刀工手法，而判定此書實非宋刻本，乃將其列入明 版圖書。
[42] 同註3，卷5，《說文解字》條下解題，頁91，上右。
[43] 同註3，卷10，《六家文選》條下解題，頁223，上右。
[44] 參考李國慶編纂《明代刊工姓名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139。該索引羅 列李宗信所刻之書，合計2部，而李清所刻之籍，合計十部。
[45] 同註3，卷7，《重刊許氏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條下解題，頁149，下右。
（二）理攻法 1. 查辨木記資訊
于敏中等人鑒別版本之時，往往查辨木記內容，以定版本情況，例如：《前 目》卷8，《史記》條下指稱：[46]
此與前書同出一版，前書目錄後之第三行四行有割去重補之痕，當是明人所 記刻書年月，書賈以其形似宋版，故為割去。此書目錄後無「史記目錄終」
五字，而有「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張來」隸書木記，較前書所補之痕，增 寬一倍，若果為原版所有，前書何以割去，即或割之，而補痕寬窄何以不 合？按：祕書省正字雖宋代官名，而張來者，亦無可考，其為書賈欲偽充宋 槧，別刊目錄，末葉增入木記彰然矣。
此處先用版本相較之法，以找出相同版本核之，而知此本目錄後無「史記 目錄終」五字，代之而起的，乃是「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張來」隸書木記，然 木記寬度明顯增加一倍，如果此書為原始刻本，理應不會出現割補之痕，且其木 記寬度，應該合乎邊欄位置，而不當有此差異，是以「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張 來」的木記，明顯為後世書賈割補所致，而其木記寬度不合，係為了取代「史記 目錄終」五字，乃將木記增寬一倍，並且補以「校對宣德郎祕書省正字張來」諸 字，期以「祕書省正字」五字為宋代官名，而誘使藏書家誤信此書為宋版圖書，
然割補之痕明顯，是以木記內容不足為據。據此，于敏中等人乃係根據木記位 置，應該合於邊欄寬度，如若寬度不合，則是書商割補木記所致，既然此書係書 賈割補木記，以圖偽冒宋版之籍，則其原始版本，必非宋版之籍，而于氏諸人乃 參酌相關條件，轉將此書列入明版圖書。
又《前目》卷9，《戰國策》條下解題指出：[47]
前宋版《戰國策》有王信〈序〉，自記其梓刻之由，此本無之，惟卷末有
「嘉定五年（西元1212年）夏月世綵堂刊」木記，其左右邊闌墨綫，俱就版 中分行綫痕湊成木記之式，其為偽造，固已顯然。
此本雖有「嘉定五年（1212）夏月世綵堂刊」木記，惟此木記的邊闌墨線，
明顯與版中分行線相互湊合，顯然非嘉定五年所有木記，而有偽造之跡，是以不 能採納此一木記內容，轉而參酌其他條件，而將此本列入明版圖書。由此可見，
[46] 同註3，卷8，《史記》條下解題，頁156，上左至下右。
[47] 同註3，卷9，《戰國策》條下解題，頁184，上左至下右。
木記應有的位置及其形式，常能成為學者判明版本的條件，而于敏中等人亦能善 用此法，以定版刻的時代。
2. 審核藏印內容
從藏印內容之中，亦可考察版本傳承過程，若是該書曾為宋人收藏之籍，則 必為宋版圖書，而于敏中等人亦曾廣泛考察藏印內容，以為審訂版本的依據。例 如：《前目》卷2，《資治通鑑考異》條下曰：[48]
《書史會要》：「建炎間，劉夫人掌內翰文字，及寫宸翰，高宗甚眷之，亦 善畫，畫上用『奉華堂』印記，又見陳善《杭州志》，此本南渡初已入鑒 藏，更足徵為北宋本。
于氏諸人根據此本錄有「奉華堂」印記，證明此書在南宋初期之時，業已錄 藏於宋代宮廷之中，故能證明該書版本的時代，自當早於南宋初期，而將此書題 作北宋刊本。
又《前目》卷7，《重刊許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條下曰：「此本篆法亦劣，
以書中印記證之，乃建本也。」[49]，于敏中等人僅云「以書中印記證之，乃建本 也」，而解題末附此書印記，實為「閩南開府所得之書」朱文長印[50]，由於本書 版本難辨，而于敏中等人據書中印文，而逕以閩南所得之書，當為閩刻之籍，殊 不知南宋時期浙本、蜀本、建本早已遍及各地，明代更不用說，書籍流通廣泛，
公私藏家遍布，而于氏諸人於此書版本的鑒定，僅是參考藏印資料，論證並不充 分，但是從其評價之中，可知其對福建刊本的整體印象。
3. 蒐檢避諱文字
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版本編）》一書指出：[51]
在古代文獻載體中，為避免直接提到君、父或其他尊者之名而將文字用某些 方法加以改變或回避，以表示尊敬，稱為避諱。
據此，在古籍刻本之中，若有避諱君父之字者，則能據以考其時代，尤其是 宋刻之籍，更是嚴守份際，使得宋版圖書之中，往往多有避諱之舉，而「天祿琳 琅」既是典藏宮廷特藏圖書之所，是以所藏宋版書籍之中，亦多見此類特點，而 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之時，多將此類圖書，判作宋版之籍。從于敏中等人的鑒定
[48] 同註3，卷2，《資治通鑑考異》條下解題，頁28，下右。
[49] 同註3，卷7，《重刊許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條下解題，頁150，上右。
[50] 同註3，卷7，《重刊許說文解字五音韻譜》條下解題，頁150，上左。
[51] 同註5，頁311。
過程之中，處處可見有關於版刻避諱文字的論述，更能得知其蒐檢諱字之舉，實 能有助於版本的鑒定。例如：《前目》卷2，《唐宋名賢歷代確論》條下曰：[52]
按書中事涉宋主皆空格，於宋諱均有缺筆，且字畫刷印俱工，信宋本也。
據此，可知此本凡遇宋代帝王名諱，均有著缺筆情況，是以于敏中等人判為
「信宋本也」，可見其應用避諱之法，用以判定版刻時代。綜觀《前目》全書解 題，多能應用避諱之法，以考其正確版本，茲舉數例述以之，說明如下：
第一，仁宗以上諱及嫌名，缺筆甚謹，不及英宗以下，其即為嘉祐奉敕所刊 之本無疑。[53]
第二，欽宗以下諱俱不闕，當是元祐刊本。[54]
第三，「構」字闕筆，「慎」字、「瑗」字不闕，乃高宗時刊本。[55]
第四，宋諱「桓」、「構」、「瑗」諸字皆缺筆，為紹興末年校刊，而孝宗 時成書者。[56]
第五，宋孝宗以上諱，可定為南渡後刊本。[57]
第六，「慎」字有缺筆，係避宋孝宗諱，又凡遇「完」字皆缺筆，係欽宗嫌 名，則知此本必為南宋時重刻之書，而非熙寧舊本。[58]
第七，宋光宗以前諱皆缺筆，為南宋刊本無疑。[59]
第八，避宋寧宗名諱「廓」字，可定為南宋嘉定間刊本。[60]
綜合上述之文，于敏中等人在鑒定版本之時，多能善用避諱之字，以考知 版刻時代，尤其在鑒定宋本圖書之時，更具有參考指標，蓋因宋版圖書避諱嚴謹 之故，是以能夠利用書中避諱文字，藉以判明版本時代，而于氏諸人廣泛應用此 法，則其鑒定結果，亦具有參考價值。
4. 廣徵文獻著錄
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之時，亦曾廣徵各種著錄，用以考其版本情況，例如：
[52] 同註3，卷2，《唐宋名賢歷代確論》條下解題，頁34，上左。
[53] 同註3，卷2，《唐書》條下，頁27，上左。
[54] 同註3，卷2，《資治通鑑考異》條下，頁28，上左。
[55] 同註3，卷1，《五經》條下，頁18，下右。
[56] 同註3，卷2，《後漢書》條下，頁25，下。
[57] 同註3，卷1，《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條下，頁16，下左。
[58] 同註3，卷2，《漢書》條下，頁22，上左至下右。
[59] 同註3，卷1，《周易》條下，頁11，上右。
[60] 同註3，卷2，《隋書》條下，頁26。
《前目》卷9，《野客叢書》條下稱：[61]
按：紹彭所作〈楙壙銘〉，述此書考證經史百氏，下至騷人墨客佚事，細大 不捐，士大夫爭先謄寫，欲鋟木以傳，先生辭之。據此，則是書在宋時本未 刊行，故《文獻通考》諸書及《宋史．藝文志》均未著錄，直逮明時始有刊 本，而王圻（1529年—1612年）《續通考》仍未採入，則固收藏希有之書 也。
據此，于氏諸人根據郭紹彭所撰〈楙壙銘〉一文，得知王楙（1151-1213）生 前未嘗刊印行世。其次，又據《文獻通考》、《宋志》未曾收錄此書，乃定此書 未有宋元刊本，而此書既為刊本形態，則當屬於明版圖書，是以于氏諸人將其列 入明刊本，顯係根據相關文獻是否著錄，再行綜合研判所致。
又《前目》卷9，《白孔六帖》條下指稱：[62]
白書為制科特設，故以帖為名，其載於《宋史．藝文志》者，則稱《白氏六 帖》三十卷，前後《六帖》三十卷，注云：《前（六帖）》，白居易（西元 772至西元846年）撰；《後（六帖）》，宋孔傳（生卒不詳）撰。所云前後
《六帖》三十卷者，蓋謂前後皆三十卷，共六十卷也，故陳氏《書錄解題》
及馬氏《文獻通考》皆先列《六帖》三十卷，後列《六帖》三十卷，合之皆 止六十卷，今本分為百卷，乃明人所更，與宋槧卷目異焉。
此本題作「一百卷」，與《宋志》、《書錄解題》、《文獻通考》所錄卷 帙分合不同，蓋上述三書，均分別著錄前後《六帖》各三十卷，合計六十卷，而 非一百卷，然此本既題作一百卷，顯然並非宋元舊本，而係後人變更卷目，使得 卷帙分合與諸家著錄未合。因此，于敏中等人將此書列入明代刊本，而其判斷標 準，乃是根據著錄內容，並且綜合各種判斷，用以考訂版本時代。據此，可知于 氏諸人考訂版本時代之時，確曾參照前目著錄之文，以考其卷帙分合，復據卷帙 分合情形，以定其版本時代。
5. 審訂書籍內容
書籍所涉內容，由於涉及各類主題，可據以考出版刻時代，而于敏中等人亦 曾廣泛應用此法，以考出版本時地，總其應用方法如下：
(1) 據標目例
[61] 同註3，卷9，《野客叢書》條下解題，頁189，下。
[62] 同註3，卷9，《白孔六帖》條下解題，頁196，上。
標目的題稱，亦可成為審訂版刻依據。例如：《前目》卷5，《博古圖》條下 指出： [63]
此書係仿宣和舊刻，前後序跋俱無，惟每卷首行標題冠以「至大重修」四 字，按：「至大」為元武宗年號，書中字體圖式，規模略具，而不能工整，
非元刻之佳本也。
此本標題既稱「至大重修」，則必為元武宗時重修刊刻之本，雖其版式仿宣 和舊刊，同於宋刊之本，但因標題錄有「至大」之名，則必為元刻本無疑，是以 于敏中等人將其列入元代刻本。
又標題位置之下，往往記有版刻資料，可資鑒別版本之用，例如：《前目》
卷9，《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條下解題稱：[64]
此書每集卷首標題之下，皆稱「三衢夏相重摹宋版校刊」，則知此書非宋槧 矣。
此書標題之下，既稱「三衢夏相重摹宋版校刊」，可知底本係源自宋版，若 果真為宋版之籍，則不當標示「宋版」之名，顯示此本必為後世刊本，是以于敏 中等人根據相關資料，可知此本實為後人校刊之作，並將其列入「明版」之籍。
從書籍的標題，甚或標題之下，往往能看出版本的時地，而于敏中等人也 能應用此法，以考知版本的正確時代，今審度其應用之法，實有值得後人學習之 處。
(2) 據人名例
古籍刻本之中，往往涉及各種人名，而相關人物所處時代，亦能成為判明版 本的參考，例如：《前目》卷2，《太學新編排韻字類》條下曰：[65]
《經義考》云：「天下印書，福建本幾徧天下。」（李）錫、（虞）韶俱 閩人，當是閩中刊行之書，且版高半尺，乃巾箱本，亦宋所盛行者，字朗紙 堅，瑩然可寶。
于敏中等人認為：此書既為李錫（生卒不詳）、虞韶（生卒不詳）編次而 成，而李、虞二人俱為閩人[66]，則此一刊本，定屬於福建刊本，則其鑒定之法，
[63] 同註3，卷5，《博古圖》條下解題，頁107，下左。
[64] 同註3，卷9，《古今合璧事類備要》條下解題，頁199，下左。
[65] 同註3，卷2，《太學新編排韻字類》條下解題，頁43，下左。
[66] 于敏中等人認為李錫、虞韶俱為閩人，不知所據為何？據查，李錫為李舜臣之祖，李性傳之曾 祖，而據脫脫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6），卷404〈李舜臣傳〉所錄之文，
實乃據人名所處籍貫，而定其版本時地。今考李錫為李性傳之曾祖[67]，雖其生卒 年不詳，但從李性傳為嘉定四年（1211）進士推估 [68]，則李錫的生存年代，約為 北宋後期至南宋初期之間，而虞韶生卒年亦不詳，但據《福建通志》卷26所記，
曾於淳祐間任汀州府教授 [69]，又同書卷34記載：虞韶曾於紹興三十年（1160）任 甌寧縣令[70]，則虞氏任職期間，與李錫所處年代相符，且此書版式合乎宋版樣 貌，是以于敏中等人根據人物的朝代、籍貫，而將此書列入宋版之籍。
又《前目》卷3，《新刊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條下曰：[71]
是書惟卷一下標「臨邛韓醇」四字，前後俱無序跋，考之《宋史》，不載
〈醇傳〉。按：宋刊《五百家詁訓昌黎文集》列諸儒名氏，載「醇，字仲 韶」，又《詁訓柳宗元集》亦出醇手，書後有醇〈記〉，作於宋孝宗淳熙 丁酉（西元1177年），稱「世所傳昌黎文公文，雖屢經名儒手，余昔校以家 集，其舛誤尚多有之，用為之詁訓」云云，則醇為愈之後裔，可知其家在臨 邛，當即為蜀中所刊。
此版錄有韓醇之名，而韓醇（生卒不詳）為臨邛人，此書既屬韓醇新刊之 作，且韓氏為宋朝之人，則此書必為宋代蜀地刊本。據此，于敏中等人係根據
「韓醇」之名，以考其版刻時地。
又《前目》卷3，《居士集》條下曰： [72]
（祝）庇民〈序〉稱：「太守陳公，嘗以公帑之餘，刻《居士集》五十卷，
觀者猶恨未為全，今太守方公惜之，俾嗣其事。」云云，其書中所列之人，
《宋史》俱無傳，考《吉安府志》載：「宋徽宗宣和三年（西元1121年）至 五年，知州事者為陳城。六年，繼其任者為方時可。」，則〈序〉中所稱太 守陳公即為陳城，〈序〉後所列銜名，蓋（方）時可同官，卷五十後所列銜
李舜臣實為「隆州井研」人（頁12223），顯見李舜臣實為蜀人，惟李錫以下二代，是否曾有 遷徙之舉？則礙於文獻不足之故，今暫記疑點如上，以俟後考。
[67] 宋．徐元杰，《楳埜集》，（北京：線裝書局，「宋集珍本叢刊」，2004），卷7，〈李性傳 曾祖追贈制〉冊83，頁753上。
[68] 元，脫脫撰，《宋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6），頁12559。
[69] 清，郝玉麟等監修，謝道承等編纂，《福建通志》，（台北：臺灣商務印書局，「四庫全書」
本，1986.7），冊528，頁317。
[70] 參考前註，冊529，頁60。
[71] 同註3，卷3，《新刊詁訓唐昌黎先生文集》條下解題，頁49，下右。
[72] 同註3，卷3，《居士集》條下解題，頁54，下。
名，蓋（陳）城同官也。（陳）城與（方）時可，世系里居，《志》亦未 載，而核其官，稽其時，寔兩相脗合，則是書之為北宋刊本，信而有徵矣。
根據〈序〉言所述太守姓氏，可知前後任太守分別為陳姓、方姓，然根據
《志安府志》內容，可知二人實為陳城（生卒不詳）、方時可（生卒不詳）二 人，而二人擔任太守之職，則為北宋宣和年間，故而鑒定此書版本，必定屬於北 宋刊本，此處的判斷標準，乃是根據刻書者的官名，進而考出刻書者的姓名，以 考出版本的時代。
(3) 據史實例
根據史實內容，亦能成為鑒定版刻的條件，例如：《前目》卷1，《春秋分 記》條下曰：[73]
此本卷中多有元時鈐用官印，且於首尾紙背，用紅字條記，係大德十年（西 元1306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中書省取備國子監書籍，令儒學副提舉陳公 舉校勘申解，考《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括江西諸郡書 板」，宜春隸江西，蓋至元詔取，而大德始上，此即宋刊元印之本。
于氏諸人根據書中多處鈐有元時官印，且首尾紙背，均用紅字條記，得知係 大德十年（1306）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中書省取備國子監書籍，復考《元史》錄 及世祖至元十二年（1275）「括江西諸郡書板」一事 [74]，得知其事蹟始末，乃定 此本實為至元十二年搜求的江西諸郡書版，而於大德十年刊印行世，但由於至元 十二年係改朝換代不久，所取書版必是宋代刊本無疑，乃將此書題作宋刊元印之 本。據此，乃是根據歷史事實，藉以還原刻版時代，而將此書列入宋刊本。
又《前目》卷五，《資治通鑑》條下錄及王磐（生卒不詳）〈序〉文云：[75]
朝廷於京師創立興文署，置令丞，并校理四員，厚給祿廩，召集良工，剡刻 諸經子史，版本流布天下，以《資治通鑑》為起端之首，可為識時事之緩 急，而審適用之先務。
[73] 同註3，卷1，《春秋分記》條下解題，頁18，上左。
[74] 此文出於明宋濂，《元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4），卷8〈世祖本紀〉，頁170，原文指 出：「丙申，以玉昔帖木兒為御史大夫。括江南諸郡書版及臨安祕書省乾坤寶典等書」，其中 于敏中等人錄及「括江西諸郡書板」之語，今本《元史》錄作「括江南諸郡書版」，顯然一作
「江西」，一作「江南」，二者所論行政區域，或有不同。然而，至元十二年之時，確有收括 書版一事。
[75] 同註3，卷8，《資治通鑑》條下解題，頁98，上左。
于敏中等人據此序文所述內容，進而尋找《元史》相關記錄，考之如下：[76]
按：《元史》載：「世祖至元二十七年（西元1290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 籍版。」（王）磬〈序〉所言，與史脗合，則知此書乃元時官刻本也。
今考《元史》卷16，〈世祖本紀〉確實錄有此事 [77]，適與王磬（生卒不詳）
〈序〉文所論內容相符，則據王磬〈序〉文，可知此書確為元時官刻之本，而將 版本定作元刊本。
(4) 據年代例
書中所涉年代，實能成為考訂版本的重要依據，而于敏中等人亦能檢視書中 年代，用以判明版刻時代。例如：《前目》卷10，《六家文選》條下曰：[78]
此書亦存《揮麈錄》一條，而六十卷之末，偽刊「奉議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 公事臣朱奎（生卒不詳）奉聖旨廣都縣鏤版，起工於嘉定二年（1209），歲 次己巳，畢工於九年壬子臘月」，并標督工把總惠清（生卒不詳），亦係割 去原紙別刊，半葉黏接於後，且嘉定九年（1216），係丙子，而非壬子，則 其作偽益顯然矣。
是本偽刊「奉議郎充提舉茶鹽司幹辦公事臣朱奎奉聖旨廣都縣鏤版，起工於 嘉定二年（1209），歲次己巳，畢工於九年（1216）壬子臘月」字樣，于敏中據 嘉定九年（1216）的甲子紀年，實為「丙子」，非如書中所云「壬子」，若是此 書果真鐫於嘉定年間，則不當有此錯誤，顯見應為後世書賈偽冒古本所致，是以 此書必為偽本圖書，不足採信，乃將其刊刻時代，逕題作明代刊本，此係根據年 代內容，用以辨明版本時代。
綜合上述所論內容，可知于敏中等人善於檢核書中文字，以考其版刻時地，
而由於所涉內容極廣，兼以考及各類文獻，藉以證成版刻時地，則其辨識結果，
不乏可供參考之處。
(5) 考訂序跋記錄
又序跋所涉內容，往往成為鑒定版本的參考，程千帆、徐有富《校讎廣義
（目錄編）》指出：[79]
序跋除叙述該書內容、編者意圖外，往往還介紹書的版本源流、修訂情況以
[76] 同註3，卷5，《資治通鑑》條下解題，頁98，上左。
[77] 參見註74，卷16，〈世祖本紀〉，頁334。
[78] 同註3，卷10，《六家文選》條下解題，頁220，下右。
[79] 同註7，頁355。
及刊印過程，末署序跋作者的姓名和撰寫時間。序跋的撰寫時間同書的刻印 時間往往相差不遠，因此序跋對鑒定版本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據此，序跋的功效顯著，也往往成為學者鑒定版本標準之一。于敏中等人已 能善用序跋資料，藉以考察版刻時地，例如：《前目》卷10，《陶靖節集》條
下曰：[80]
此書亦不載刊刻年月，卷十末於顏延之（西元384年至西元456年）撰〈陶徵 士誄〉、陽休之（西元509年至西元582年）〈序錄〉之外，凡宋人刊刻《陶 集》諸序，皆附錄於卷中，則此本之非宋槧，無可疑矣，況其橅刻本不甚工 也。
此書未載刊刻年月，然卻將宋人刊刻的諸多序跋，附錄於卷中，既然此本錄 及諸多宋人序跋，顯示此本刊刻時代，應該略晚於宋代，則定非屬於宋槧，而于 敏中等人乃將此書定作明刊本，雖然此一推論未必屬實，但是于氏諸人鑒定版本 之時，已能廣泛應用序跋資料，以定版刻時代。
又《前目》卷10，《鐔津文集》條下云：[81]
又有〈後序〉一篇，稱天全叡公為東海慧眼宏辨禪師之弟子，似亦沙門所 作，乃書賈於署名處割補別紙，意在偽充宋槧，而不知原旭之〈疏〉、宏宗 之〈序〉，已題洪武永樂年號，又安（從而）掩飾乎？
此書「書末有〈洪武甲子（1384）天台松雨齋沙門原旭募重刊鐔津集疏〉
一篇，又有〈永樂三年（1405）嘉興沙門宏宗書後〉一篇」[82]，明顯已露「洪 武」、「永樂」年號，則必為明刻本無疑。據此，乃係根據序跋所涉年月，而定 其版刻時代。
又《前目》卷9，《梁谿漫志》條下解題指出：[83]
此書初刻，係出施濟之手，然書前所載樓鑰〈序〉文，乃作於嘉定元年（西 元1208年），則距施濟刻梓之時，已逾七載，施之刊本，不應有之，或鑰 所作〈序〉者，又別為一本，此則明代所刻，因合前人所有〈序〉與〈識 語〉，而并載之耳。
此本所載序跋識語，均為宋人所撰之文，易使藏書家誤認此書出於宋刻，
[80] 同註3，卷10，《陶靖節集》條下解題，頁205，上左至下右。
[81] 同註3，卷10，《鐔津文集》條下解題，頁217，下。
[82] 同註3，卷10，《鐔津文集》條下解題，頁217，下右。
[83] 同註3，卷9，《梁谿漫志》條下解題，頁189，上。
惟當時所傳宋版，僅見及施濟（生卒不詳）初刻本，而施濟刻本刊於嘉泰元年
（1201），若確為施濟刻本，則不當錄及嘉定元年（1208），樓鑰（1137-1213）
〈序〉文，是以此書並非施濟刻本，故非宋刊本圖書，而于敏中等人將其考作明 人刊本，乃是根據書中所錄序跋資料，並參酌年代先後，而得出最後結論。
綜合上述所論內容，序跋所錄內容豐富，若能善用相關資料，往往可供考 訂版本的參考，而于敏中等人亦常運用此法，並參酌相關文獻，進而考出版本時 代，今觀其作法，雖然偶有推論之作，但部分內容考訂翔實，亦不乏精闢論點，
而有值得後人參考之處。
(6) 考察刻工姓名
刻工姓名的考察，往往成為學者們鑒定版本的依據，而于敏中等人亦能運用 此法，以供鑒別版本的參考。例如：《前目》卷2，《後漢書》條下曰：[84]
此書於宋諱「桓」、「構」、「瑗」諸字皆缺筆，字畫歀式，與《前後書》
相同，版心下方刻書人姓名，如劉仲、王中、陳仲等，亦與前書相合，蓋皆 為紹興末年校刊，而孝宗時成書者，特以劉昭《志》合刻始於乾興，故仍列 舊牒於書首。
此書所錄刻工之名，如劉仲（生卒不詳）、王中（生卒不詳）、陳仲（生卒 不詳）等人，亦出現在宋版《漢書》之中，惟「天祿琳琅」所藏宋版《漢書》已被 判為紹興末年校刊之本，而至孝宗時始為成書，是以此本《後漢書》的刻工，既屬 同一批刻工，則必是宋槧之本。據此，如若檢核刻工姓名，可以確定版刻時地。
又《前目》卷5，周作琦《六書正 》條下謂：[85]
今觀書中篆法，深合史籀準繩，或即伯琦所自作刊手，亦頗得用筆之妙，乃 元版中不可多得之本。
此處據書中篆刻手法，合乎史籀準繩，而能深得用筆之妙，顯然絕非一般刻 工所為，乃疑此書為周伯琦自刻行世，而伯琦既為元人，則其所刻之籍，必屬元 刻本無疑。
綜合上文所述內容，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之時，實能應用諸多方法，顯見乾 隆時期版本學的發展，已有良好的基礎與成效，而由於相關基礎日漸穩固，也帶 動清代考證學的興盛，更為清代學術發展，奠下良好的基礎。
[84] 同註3，卷2，《後漢書》條下解題，頁25，下。
[85] 同註3，卷5，《六書正 》條下解題，頁93，上右。
三、 《天祿琳琅書目》鑒定版本之法評議
《前目》屬於清代版本目錄的代表之作，而其解題內容，兼及各種方法的應 用，說法詳見上文分析，茲不贅述。在下文之中，筆者嘗試評議于氏諸人的應用 之法，期使讀者對其方法的應用，能有更深入的認識，說明如下：
（一）議論極廣，頗具體系
《前目》所涉鑒定版本之法，能夠涉及各種主題，舉凡諸多版式行款、刻 工姓名、避諱文字、刻書牌記、裝訂方式、前後序跋、題識，乃至於收藏印記、
紙墨字體，甚至於刻工精拙等等，均能有所涉獵，是以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的結 果，不乏可供後人參考之處。筆者在下文之中，嘗試將于氏等人的鑒定方法，與 後人所論鑒定版本之法相較，以見此目所涉諸多方法，實能自成系統，也足以反 映乾隆時期版本學的發展，能有著高度的學術成就，今繪製簡表一〈歷來鑒定版 本方法體系比較表〉，以見各家論述異同。根據簡表一的內容，我們能有如下幾 點看法：
第一，《前目》鑒定版本之法，已能兼具直觀法，例如：「審驗紙墨特 點」、「辨識刀刻技法」等方法；另外，也多能應用理致法，例如：「查辨木記 資訊」、「審核藏印內容」、「蒐檢避諱文字」等法屬之，且各種鑒定方法，體 系大致完備，而李清志、程千帆等人的撰著，曾專論版本鑒定之法，而二人歸納 法則，雖有出於于敏中諸人論述之外，但是于氏等人應用之法，已能將鑒定古籍 版本的方法，推向一個學術的高峰，而後人所論鑒定版本之法，大抵還是延續于 氏諸人所用諸法，只是稍為細密一些，顯見乾隆時期版本學的發展，已能具有良 好成就。
第二，對比李清志《古書版本鑑定研究》所論之法，其中所論諸多方法，
雖有與于敏中諸人應用之法，似乎稍有不同。但是，有關於「初印與後印」、
「原版與修版」、「原刻與覆刻」諸項，實應屬於鑒定版本的結果，至於方法的 討論，應同於「核校版本異同」之法，雖然于氏於此一部分，大多僅限於異本考 察之用，其鑒定結果，也能釐析出「初印與後印」、「原版與修版」、「原刻與 覆刻」差異。又「辨偽」一項，雖能涉及方法的應用，但是辨識偽版圖書之法，
亦只是排除偽版圖書，至於真正鑒定圖書版本之法，實難脫離其餘諸法的利用，
雖然于氏等人確實究考辨偽版圖書方面，能多所用心，其應用之法，也能自成體
糸，而相關討論內容，詳見筆者另篇論文[86]，茲不贅述。如果暫且排除「初印 與後印」、「原版與修版」、「原刻與覆刻」、「辨偽」四項，則《前目》所涉 鑒定版本之法，僅未見「裝訂」、「封面」二項方法。誠然，李氏論述的內容，
確實要較于氏諸人更為細密，但是于氏等人身處於乾隆之世，即有相關方法的應 用，其整體成就，仍令人深感敬佩。
綜合上述所論內容，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之法，實能形成完整的系統，縱使 後人所論鑒定版本之法，尚有出於于氏諸人之上，也有更細緻的呈現，但是于敏 中等人在版本學鑒定所累積的經驗，仍有其值得參考之處。
〈簡表一：歷來鑒定版本方法體系比較表〉
方法 體系
《前目》 李 清 志 《 古 書 版 本 鑑 定研究》
程千帆、徐有富
《校讎廣義─版本編》
一、直觀法 （一）核校版本異同 直觀法：六、初印 與後印
直觀法：七、原版 與修版
直觀法：八、原刻 與覆刻
第十一節 別本比勘
一、直觀法 （二）審驗紙墨特點 直觀法：四、紙墨 第五節 紙墨 一、直觀法 （三）鑒別字體形式 直觀法：一、字體 第六節 字體 一、直觀法 （四）目驗版式變化 直觀法：三、版式 第四節 版式 一、直觀法 （五）辨識刀刻技法 直觀法：二、刀法
二、理攻法 （一）查辨木記資訊 理攻法：一、刊記 第一節 牌記
二、理攻法 （二）審核藏印內容 理攻法：八、藏印 第九節 題識與藏印 二、理攻法 （三）蒐檢避諱文字 理攻法：四、避諱 第三節 諱字
二、理攻法 （四）廣徵文獻著錄 理攻法：七、諸家 著錄
第十節 著錄情況 二、理攻法 （五）審訂書籍內容 理攻法：六、書內
資料
第八節 內容 二、理攻法 （六）考訂序跋記錄 理攻法：三、序跋 第七節 原書序跋 二、理攻法 （七）考察刻工姓名 理攻法：五、刻工 第二節 刻工
直觀法：五、裝訂 直觀法：九、辨偽 理攻法：二、封面
第十二節 綜合考辨
[86] 楊 果 霖 ， 〈 《 天 祿 琳 琅 書 目 》 考 訂 偽 本 圖 書 方 法 析 論 〉 （ 《 書 目 季 刊 》 ， 4 0 ： 2 ， 2006.12.15），頁9-30。
于敏中等人鑒定版本之時，廣泛應用各種方法，相關方法的條例，已見於上 文分析，茲不贅述。此外，于氏諸人鑒定版本之時，並非只據單一法則，即用以 判斷版本時代，而是綜合各種文獻，並且參酌諸多方法、特點，用以定其版刻時 代，是以判斷結果，能夠兼具客觀性，也能符合科學的精神。例如：《前目》卷 2，《唐書》條下曰：[87]
宋葉夢得論天下印書，有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之語，意當時《新 唐書》成，朝廷特重其事，故特下杭州鏤版，詳閱此本，行密字整，結構精 嚴，且於仁宗以上諱及嫌名，缺筆甚謹，不及英宗以下，其即為嘉祐奉敕所 刊之本無疑，印紙堅緻瑩潔。
根據上文得知，于敏中等人將此本判為「嘉祐奉敕所刊之本」，除了書中有 缺筆避諱之字以外，另參據行款、字蹟、紙質等特點，可見于氏諸人在鑒定版本 之時，並非單純根據「避諱」一法的應用，而是參據諸多方法，使其判定結果，
更能具有正確性。
又《前目》卷7，《韻補》條下云：「此本係明時坊刻，其版式猶規宋槧，
而字畫、紙色，迥乎不侔矣。」[88]，案：此書如果僅據版式而論，則猶似宋槧之 版，故易被判為宋版之籍，惟于敏中等人另據字畫、紙色的特點，實與宋刻特點 不同，轉而將其定作「明時坊刻」之本，顯係于氏諸人在判明版本之時，能夠兼 容多法，且兼具「直觀法」及「理攻法」的應用，使其判別結果，更具客觀公 正，而多有參考價值。
（二）憑藉經驗，較難襲用
于敏中等人在鑒定版本之時，往往憑藉個人長期讀書經驗，是以累積相當豐 富的版本學知識，而有助於版本的鑒定工作。因此，當其判斷古籍版本之時，也 多憑藉個人經驗法則，用以從事古籍版本的判定，諸如此類的判定方式，雖有其 參考價值，但是稍嫌主觀定取，例如：《前目》卷7，《詩經集傳》條下曰： [89]
此書前後俱無序跋，亦不載刊刻年月，而板式字體，實屬明刊，其刻字印工 咸出上選，惜墨色少差耳。
此處解題所論內容，未能言明「版式」、「字體」的標準，也未能明確釐清
[87] 同註3，卷2，《唐書》條下解題，頁27，上左。
[88] 同註3，卷7，《韻補》條下解題，頁151，下右。
[89] 同註3，卷7，《詩經集傳》條下解題，頁135，下。
墨色差異，而僅以目驗為據，使得後人雖欲效其方法，用以鑒定其他古籍版本，
但是于氏諸人未能明言標準為何？是以讀者較難歸納其細則，因而稍嫌可惜。
又《前目》卷1，《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條下曰： [90]
鐫刻年月不載，而字體甚古，於宋孝宗以上諱，皆闕筆，知為南渡後刊。
「字體甚古」一詞，乃是累積多年經驗之結果，但是其中標準為何？卻未有 明確說明，若能說明其字體特點，而非僅以「甚古」稱之，或許讀者能從中習得 更多鑒定方法，可惜于氏等人於此處所用的方法，多僅主觀認知所致。
綜合上述所論，于敏中等人鑒定古籍版本之時，往往憑藉個人主觀經驗，用 以鑒定版本的時地。然而，其鑒定結果，雖仍具參考價值，但其論斷之法，卻未 能廣為學者所襲用，且其鑒定版本之時，偶有錯判版本時代，因而有失，至於相 關例證，詳見下文說明，茲不贅述。
（三）鑒定結果，多有謬誤
于敏中等人綜合應用各種方法，然部分版本資訊不足，加以偽造宋槧實多，
難免有誤判版本的情況，顯見于氏諸人鑒定方法雖多，亦能兼用諸法，但在面對 書賈刻意造假之下，也產生若干的鑒定錯誤。例如：《前目》卷6，《黃太史精華 錄》條下曰：[91]
朱承爵〈跋〉不記年月，觀其跋稱：「任子淵（生卒不詳）《精華錄選》，
予嘗得其目錄，蓋宋元祐間刻版，而亡其文，愚輯其辭而完刻之。」云云。
是承爵必非宋人，以板式、紙質定之，當屬元時刊本無疑。
《前目》考「承爵必非宋人」，其說尚屬正確，但以「板式、紙質」定此書 為元刊本，則失其實矣。朱承爵（生卒不詳）字子爵，號舜城漫士，又號左庵，
江陰人。朱氏為文古雅有思致，能畫，好蓄書，嘗以愛妾換宋刻漢書，著有《存 餘堂詩話》、《灼薪劇談》，曾於正德十六年（1520）刻有唐杜牧《樊川詩集》
及《浣花集》等書，可見朱承爵確為明人[92]，而其所刻之版本，理當列入明刻 本，而不應列於元刊本。又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明弘治十六年（1503）朱承爵刻 本《黃太史精華錄》八卷，可知朱氏刻印該書之年，而于氏僅據版式、紙質，再
[90] 同註3，卷1，《春秋公羊經傳解詁》條下解題，頁16，下左。
[91] 同註3，卷6，《黃太史精華錄》條下解題，頁127，下右。
[92] （清）張廷玉等奉敕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6.6），卷99，藝文四，集類三，文 史類，頁2500著錄朱承爵《詩話》一卷。又國立中央圖書館編，《明人傳記資料索引》（臺北
：國立中央圖書館，1965-1966），頁130錄有相關資料。
加上對於朱承爵的行事，多有未知，而誤以為宋人，是以于氏等人對於該書版本 鑒定結果，顯然有所錯誤，相較之下，《後目》所錄版本錯誤之處，更甚於《前 目》內容。[93]
（四）歸隸標準，互有不同
《前目》撰者合計十人，但是每人分工各自不同，是以所撰解題內容，判斷 標準各異，而未能完全一致，例如：《前目》卷1，《春秋分記》條下曰： [94]
此本卷中多有元時鈐用官印，且於首尾紙背，用紅字條記，係大德十年（西 元1306年）江浙等處行中書省奉中書省取備國子監書籍，令儒學副提舉陳公 舉校勘申解，考《元史》：世祖至元十二年（西元1275年）「括江西諸郡書 板」，宜春隸江西，蓋至元詔取，而大德始上，此即宋刊元印之本。
此本係宋代刻版，但係元代印本，惟刊本實為宋刻，故于敏中等人乃將此書 定作「宋刊本」，顯然其鑒定標準，係以刻板時代為準，如果刻版屬於宋代，則 縱使為元代印本，仍將其列入宋刊之本。然而，亦有前代刊版，而後朝印本，仍 將其列入後朝之本，例如：《前目》卷7，《韓詩外傳》條下指出： [95]
錢惟善〈序〉作於元順帝至正十五年（西元1355年）稱：「海岱劉侯貞來 守嘉禾，聽政之暇，因以所藏諸書，悉刊郡庠。」云云，是此書實為元末刊 本，然觀其紙質與明版諸書相同，當屬元刊而明印者。
此書版本實為元代刊版，而於明代再印刷行世，卻仍列於「明版經部」之 下 [96]，顯然又以刊印時代為準，而非純以刊版時代為據。據此，可知《前目》判 明版本的標準，或有不同，此乃緣於撰者數人，而標準或異，致使判判方式，各 有不同，使得判斷體例，互有牴觸。
綜合上述所論，于敏中等人判定版本的結果，往往成為學者參考的依據，
[93] 有關於《天祿琳琅書目》述及鑒定版本之失者，有劉薔〈＂天祿琳琅＂版本鑑定錯誤及其原因 探析〉一文，曾有完整的討論，其〈摘要〉指出：「在全面調查海內外存世天祿書的基礎上，
以《天祿琳琅書目》與存世書相互對勘，結合文獻、他書，考證辨別，首次統計出《天祿琳琅 書目》前後編中版本鑒定錯誤的總體情況，得出整部《天祿琳琅書目後編》版本誤判比例高達 三分之一，而宋元版部分更是幾近三分之二的結論。」（《圖書館雜誌》，第9期，2011），
惟該文多以《天祿琳琅書目》二編著錄版本之誤，為其探討主題，而本文僅及於《前編》內 容，特此說明。
[94] 同註3，卷1，《春秋分記》條下解題，頁18，上左。
[95] 同註3，卷7，《韓詩外傳》條下解題，頁135。
[96] 同註3，卷7，《韓詩外傳》條下解題，頁135，上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