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日治末期統治政策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歷史變遷（1931-1945）

第七章 日治末期統治政策與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之歷史變遷（1931-1945）

「霧社事件」對全臺灣的理蕃政策帶來大的衝擊與改變，使日本當局更加地 積極，並重新思考對蕃人、蕃地的認識及控制；同時也更加地監督與強化各項教 化工作及自助團體，以便結合其後「南進」政策的需要，將原住民族群形塑成「皇 國臣民」，在必要時能為帝國、為天皇犧牲奉獻；而太魯閣族的「集團移住」更 加速、強制地被執行著，由勸誘轉為強制，使其遠離傳統領域，而土地則提供給 國家及企業家運用。

「皇民化時期」，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與臺灣各地的原住民族群、漢人相 同，於時代的氛圍中，在公學校、教育所教職員、警察及公務員等的輔導與監督 下，進一步強化精神方面的教化及各項自助團體；而「國語」（日語）普及，成 了這個時期的重點工作。

進入「太平洋戰爭」之後，在當局、媒體、警察、公學校教職員、各種自助 團體等的運作之下，支援戰爭成了重要的工作。藉由參與高砂義勇隊、志願兵，

及配合徵兵，使原住民族群與漢人同樣被捲入戰爭的漩渦當中，而戰爭更使原住 民的活動經驗擴大，從過去只有的部落經驗、島內活動經驗，進而出現島外活動 的經驗；但也使其陷入戰後歷史的糾葛中，因為他們從「忠貞」的「皇國臣民」，

一轉成為侵略戰爭的協助者。而說國語的經驗，使其與各族群可以溝通，這樣的 經驗在過去是不可能發生的。

日治末期給奇萊地區的原住民族群帶來大的歷史變遷。本章即藉由歷來的文 獻、研究及報章雜誌，探究「霧社事件」之後日本當局理蕃政策的推移，以及分 析在「皇民化運動」 、 「太平洋戰爭」的時局變化下，奇萊地區原住民族群的歷史 變遷與其因應之道。

第一節 「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

昭和 5 年（1930）10 月 27 日，臺中州能高郡霧社（南投縣仁愛鄉）的西賽 德克人爆發大規模、激烈的抗日行動。

事件發生之後，除開臺中州直接緊急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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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日本人引以為傲的模範蕃社之所以爆發流血事件，乃因日本當局推進隘勇線，使其固有的

領域縮小；討伐隊的攻擊，造成部落生命財產嚴重受損；對山林資源的開發，使霧社附近獵場大

量減少；收繳槍械，造成打獵不便，貸與槍彈又分配不均，扼殺其傳統生業；日本警察在山地的

權威，超越原來部落的領袖，衝擊其社會組織；徵調原住民從事各項建設工作，未能配合其種植

集該州警察之外，總督府命令臺北州、臺南州、花蓮港廳等地的軍隊與警察前往 支援，一共動員軍隊 1563 名、警察 1231 名，加上動員霧社另一群親日的族社（味 方蕃） 「以蕃制蕃」 ，組織奇襲隊出動共 6822 人次，其餘機關槍、炸彈、山砲總 共耗費高達 523258 圓 59 錢，終於將其平定。之後更縱容親日的陶查社人，對投 降者展開血腥屠殺。當時花蓮港廳的警察隊及駐守的軍隊，經由「能高越」前往 霧社參加日本當局的討伐行動，在過程中，太魯閣族及南勢阿美的壯丁團，也曾 被徵調為軍警背負行李及食物前往霧社。

「霧社事件」對日本當局而言，無疑是個當頭棒喝，在這個理蕃事業的模範 蕃社中，竟然發生如此大的動亂，因此，在事件落幕之後，石塚英藏總督引咎辭 職，改由太田政弘接替總督的職位。

一、 《理蕃政策大綱》的頒佈與《理蕃の友》的發行

太田政弘上任之後，於昭和 6 年（1931）12 月 28 日提出《理蕃政策大綱》，

希望藉此對之前出了問題的理蕃政策進行根本的改造，及作彌補的工作。其八條 大綱如下：

小米或打獵的時間，而工資也偏低；伐木林場位於祖先的發祥地，加深其仇日心理；日本人為了 與其保持良好關係，鼓勵警察娶其女子，結果卻多惡意拋棄；馬赫坡社頭目莫那魯道之子塔達歐 莫那與尾上駐在所勤務吉村巡查發生衝突……等，因此，以莫那魯道為中心的馬赫坡等 6 社壯丁 約 300 人，趁 10 月 27 日當日本人舉行霧社小、公學校聯合運動會時發動襲擊，造成重大傷亡。

當時在霧社公學校內參加活動的日本官民、兒童，大部分遭到殺害；霧社分室、學校、郵局、職 員宿舍、民家，及以分室為中心的附近 13 個駐在所遭遇襲擊，造成日本人 134 名、本島人 2 名 被殺戮。駐在所大部分被燒毀，銃器、彈藥、家具、衣服等被掠奪（山邊健太郎編，〈霧社事件 の顛末〉，《現代史資料（22）—臺灣（2）》（東京：みすず書房，1971），頁 581-596；黃昭堂，

《臺灣總督府》（東京：教育社，1991），頁 127-130；中川浩一、和歌森民男編著，《霧社事件

—臺灣高砂族の蜂起》 （東京：三省堂，1980。本文參考者乃臺北鴻儒堂，1988），頁 80-91；喜 安幸夫， 《台湾統治秘史—霧社事件に至る抗日の全貌》 （東京：原書房，1981。本文參考者乃臺 北鴻儒堂，1985），頁 173-181；藤井志津枝，《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 員會，2001），頁 142-143；戴寶村，〈霧社的抗日英雄—莫那魯道〉，收於張炎憲、李筱峰、莊 永明編， 《臺灣近代名人誌》5（臺北：自立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頁 29-46；吳密察監修，

遠流臺灣館編著，《臺灣史小事典》（臺北：遠流出版公司，2000），頁 143）。

2

高琇瑩於 1993 年的年初，訪問一位 90 多歲的太魯閣族老婦人所得，她提到「霧社事件」時，

日本當局曾徵調太魯閣族人協助征剿（高琇瑩，〈歷史脈絡下的族群接觸—太魯閣人的對外關 係〉 ， 《花蓮縣第二屆鄉土教育學術論文研討會論文集》 （花蓮：花蓮縣青少年公益組織，1999），

頁 89、92） 。而筆者在 2005 年 4 月 16 日參加「撒基拉雅（奇萊）族正名運動籌備會議」時，曾 問該族長老黃金文先生在日治時期「壯丁團」的相關事情，他說曾聽老人家提到在「霧社事件」

發生後，日本人到部落動員撒基拉雅族及阿美族的「壯丁團」協助日本軍、警，背負糧食及行李，

從「能高越」翻山越嶺前往霧社。當時撒基拉雅族等原住民的體力、耐力相當好，背東西走山路 沒有問題，但有日本人不小心就摔到山裡頭而受傷。事實上，當時日本警察還曾徵調花蓮港廳南 部的西拉雅平埔族人前往霧社支援勤務，大庄（富里鄉東里村）的潘東就曾前往埔里，幫攻打霧 社的軍人搭蓋房舍，也曾修建吊橋、鐵橋（潘繼道， 《清代臺灣後山平埔族移民之研究》 （板橋：

稻鄉出版社，2001），頁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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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 《理蕃政策大綱ニ關スル件》，總督府公文類纂，冊號第 7393，文號 14，第 1 卷

（一）理蕃乃以教化蕃人，圖謀其生活安定，一視同仁地沐浴於聖德之下 為目的。

（二）理蕃乃對蕃人正確的理解，及以蕃人的實際生活為基礎，以樹立其 方策。

（三）對蕃人應待之以誠信，並懇切地加以引導（理蕃當事者應勵行「信 賞必罰」主義，以使其明白國家權力之所在） 。

（四）蕃人的教化，乃矯正其弊習（不良的習俗） ，培養良好的習慣，致意 於國民思想的涵養，重視其實科教養（教育、修養） ，且於日常生活 中授與簡單的知識為著眼。

（五）蕃人經濟生活的現狀，雖然以經營農耕為主，但概略為輪耕，其方 法極為幼稚，將來應更進一步獎勵集約式的定地耕，或是施行集團 移住，以改善他們的生活狀態，同時致力於謀求其經濟的自主獨立。

而關於蕃人的土地問題，必須最為慎重，以期不至於壓迫到他們的 生活條件。

（六） 理蕃關係者，尤其在現地的警察官，要任用具有沈著厚重精神的人 物，必須給予優厚的待遇，不隨意地變更其駐地，乃屬於「人物中 心主義」 ，以致力於理蕃效果的永久確保。

（七） 修築蕃地的道路，以圖謀交通的便利，並期望撫育教化徹底普及。

（八） 講求醫藥救治醫療的方法，以減輕蕃人生活的苦患，藉此而為獲得 理蕃成效之一大助益。

其實這些都是以往就該實行或是已經執行的政策，如今又被重新提起，表示 之前都未確實地實施，也因此才會釀成「霧社事件」如此大的災難。而這個大綱 成為之後總督府理蕃主事者所遵守的綱領及指導座標，

也被稱為理蕃警察官之

「理蕃の憲法」 。

而這《理蕃政策大綱》八條之中，除開第一條提出理蕃政策的目標之外，其 餘七條大致是對實際執行政策的現地駐在所警察之注意事項，及對教化方法的說 明。雖然在「霧社事件」發生後的鎮壓階段，當時的總督石塚英藏將事件發生的 原因，一味地推給泰雅族的西賽德克群，認為「只不過是少數迷蒙之徒不識大局

（昭和 6 年，1931），國史館臺灣文獻館收藏，頁 323-343； 〈建て直された理蕃政策の大綱、廿 八日總督から各州知事、廳長に示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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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賢瑤譯，中村孝志著， 〈日本的高砂族統治—從霧社事件到高砂義勇隊〉， 《臺灣風物》42 卷 4 期（板橋：臺灣風物雜誌社，1992） ，頁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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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正己， 〈「理蕃の友」解題—「理蕃政策大綱」から皇民化政策へ〉，收於《臺灣總督府警

務局理蕃課編『理蕃の友』別冊—解題•總目次•索引》（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6。

情勢，為些微不平不滿所驅策而輕舉盲動，血氣之輩再附和策動所惹起之意外事 件」 。但理蕃課內部也在事件發生後不久就有「蕃務刷新之議」 ，並且推出〈理蕃 警察改善綱要〉，以因應此重大的變化。理蕃課認為警察等官僚在與蕃人接觸上 行為失當，或未徹底將施政精神付諸實行，因而造成與蕃人之間的衝突。

在這種看法之下，總務長官於昭和 6 年（1931）1 月頒佈了〈蕃地警察職員 勤務心得標準〉，指示警察等官僚在指導蕃人及取締監督等警備勤務時，對於必 要的武裝或應付非常情勢時不得絲毫怠慢之外，並強調要採「愛護撫育蕃人」 ， 「究 蕃人之尋常，並注意其風俗、習慣之推移」等的懷柔政策。11 月，警察局長井 上英並向地方長官發出通牒，對於成績不良或是單身者，予以選任分發，以謀求 提高蕃地警察的資質。

而負責管轄霧社一帶的警察也對高層提出批評，認為霧社事件為「失態」，

其原因在於「中央指導監督層對理蕃問題缺乏正當理解之故」 。因應這樣的指責，

總督府高層以「教化」策來作為答覆，太田政弘總督並在理蕃課中設立監察制度，

配置從事地方監察之警視 2 人、教育指導督察之視學官 1 人，另外，增加技師 2 人、屬 2 人、技手 2 人、雇 15 人，使理蕃課的陣容增加到 37 人，幾乎是昭和 3 年（1928）時 13 人的三倍。

而《理蕃の友》刊物的出現，也是「霧社事件」之後，一連串理蕃體制改革 中的一環，乃日本理蕃當局期待「霧社事件」之後在蕃地有良好的發展，及作為 蕃地勤務職員的座右之友、完成使命而發刊的。

其創始人與命名者，為總督府警務局長井上英，其宗旨乃希望以這份刊物作 為蕃地警察官之親密之友，同時在遙遠山間僻地值勤的理蕃關係者，也可以藉由 這本小冊子緊密地與他或其他理蕃上級單位取得聯繫，並且藉由這個《理蕃の友》

可以瞭解蕃地勤務的情況與蕃人日常生活的狀態。

透過每月出刊一次的《理蕃の友》 ，參與理蕃政策的警務局理蕃課幹部與各 州、廳地方幹部的論調，於雜誌上都能見到；而警察會議的議題、開會經過等，

也幾乎可以藉由這份刊物而獲得瞭解。另外，也可以說「霧社事件」之後的理蕃 政策，就是在《理蕃政策大綱》的框架內忠實地展開，例如岩城龜彥、平澤龜一 郎的授產策，及橫尾廣輔的教化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他們是「霧社事件」之後新 任用的技師與視學官，藉由這些人將《理蕃政策大綱》第四、五條的政策擬定出 來。藉由這些政策，日本當局培育出在水田耕作方面能夠指導蕃社糧食自給的中 間人物；而隨著經濟上能夠自立的自耕農出現的同時，理蕃當局也編成警察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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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正己， 〈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 ， 《當代》30 期（臺北：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988） ，頁 4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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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上英， 〈理蕃の友に題す〉，《理蕃の友》創刊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1932。

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1。

機關的「青年團」 ，準備取代頭目、勢力者，成為下一代統率蕃社的菁英，

這些 過程也都可以在《理蕃の友》的篇幅中找到。

二、 花蓮港蕃人開發調查會

猪股松之助於昭和 4 年（1929）9 月 13 日就任花蓮港廳長，至昭和 6 年（1931）

9 月 11 日離職，是花蓮港廳第七任的廳長。由於其任職期間正巧臺中州的霧社 發生西賽德克人的抗日事件，花蓮港廳蕃人比例也相當高，因此，他對於理蕃問 題相當重視。

猪股廳長赴任以來，即著手設立「重要施設調查會」，以使廳下各項設施得 以統一與聯絡，其最終目的在於廳下的開發，並樹立根本方針。其事項當中最重 要者，就是關於蕃人的開發，他樹立龐大規模，並一步一步地實行。

猪股廳長認為過去對於蕃人的開發設施，是漫無計畫的，也看不到最終的結 局，而這次的「重要施設調查會」 ，是所謂的「樹立百年大計」 。其大綱包括：授 產、教育、療養、公益、蕃社集團（移住）、蕃地開發等六個項目，而且各自相 互聯繫，以達成理蕃的最後目的。尤其在教化方面，他認為在過去未曾見到的特 色者，乃經營農民學校（農業講習所），及組織少年團、青年團、婦人團（女子 青年團）等。首先應謀求國語（日語）的普及，接著則是養成他們對國家、國體、

皇室等的觀念，然後再給予社會宗教方面的教育，並經常讓他們以能實行所接受 的知識為目的。而對於少年團、青年團、婦人團（女子青年團），他主張分作三 期進行有系統的教育，最後進行補習教育，以四年程度作為修了的最高學力。

他認為蕃人畢竟有其傳統，並形成他們的特殊社會，想從根本改換，並陶冶 他們到與日本國民同樣的程度，到底不是一朝一夕所能達成的。而且以警察總動 員的方式，單單以因為這是警察的「義務」而推動，或是無法讓警察將教化蕃人 作為自己的理想及信念的話，終究將無法達成。警察官家族須從日常生活上、服 裝、禮儀……等方面加以改善指導，所謂警察官家族的「全班演出主義」（オン パレード，on parade）必須貫徹才行。

也就是透過警察及其家人平常與原住民 接觸，慢慢地使他們耳濡目染，進而慢慢地走向日本化。

事實上從過去以來這些教化、撫育工作，警察及其家人一直都是站在執行的 第一線，尤其是在山地服務的警察官吏駐在所警察，現在猪股廳長又特別提醒，

自然是希望能夠繼續推動，而且從日常生活慢慢去感化；雖然沒有充分資料可以 瞭解這項計畫落實的程度，但猪股廳長不希望因為警察的懈怠，或是因為流於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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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藤正己， 〈「理蕃の友」解題—「理蕃政策大綱」から皇民化政策へ〉，頁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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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廳の重要施設調查會、特に蕃人開發につき百年の計を立つ〉 ， 《臺灣日日新報》，1931

年 5 月 15 日。

式，而使得類似「霧社事件」的慘事再度發生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三、 太魯閣族集團移住的再強化與完成

在第六章第三節提到太魯閣族初期的集團移住狀況，當時遷移所採用的方式 以「勸誘」為主，「強制」為輔，使部分部落下山居住；但是「霧社事件」發生 之後，日本當局深怕尚未遷移下山的太魯閣族部落，也會發生類似的動亂，乃改 以「強制」 、 「脅迫」的手段，強迫尚未下山遷徙的部落移住平地。

之後，除了沙卡當溪流域的沙卡當（今稱大同）、哈鹿閣臺（赫赫斯，大禮 附近）、與西拉岡（寧安橋北端上方臺地）三地，因歸花蓮蔬菜種植區，暫未下 山居住外，全部已遠離深山而定居於平地。其分佈最南者，甚至到達今卓溪鄉的 崙山村、立山村（此地原屬於布農族羅布山社的分佈地） 。

當時的集團移住，老蕃經常是站在反對的立場，因此，警察總試著先行拉攏 青年的「先覺者」，讓他們站在警察這一邊，希望藉此化解部落的反對意見，但 有時仍舊阻力很大。

以洛韶社為例，之前日本當局先將 22 戶、111 名移住到埃扶南社（今萬榮 鄉紅葉村） 。而在昭和 13 年（1938）要遷移部落其餘居民到平林社（今萬榮鄉西 林村）時，轄區警察先行於 1 月 15 日帶領青年「先覺者」25 名視察移住地狀況。

雖然這些青年非常瞭解移住地之狀況，但老蕃非常反對離開祖先所居住的土地，

經過一次、兩次、三次的勸導，都無法獲得進展，最後由警察一再努力勸導下，

才終於在 2 月 7 日全社完成移住。

昭和 15 年（1940）2 月下旬，又有一批太魯閣族的集團移住者從山裡頭被 遷移下來。這群來自內太魯閣深山的塔烏賽蕃人，從昭和 14 年（1939）開始就 由花蓮港廳理蕃當局樹立計畫，將部落中的 200 戶 1000 名移住到布農族分佈的 羅布山社（卓溪鄉崙山村、立山村）的山腳地帶。當時先以青年組織先發隊，於 同年秋天即開始進入移住地開墾土地，及建築日本式的蕃屋。其後一步一步地完 成整備，而原部落未移住者也陸陸續續前往移住，到最後剩下的老幼男女 300 名，也被遷徙、離開熟悉的山間。他們於昭和 15 年（1940）2 月 20 日上午，從 太魯閣峽口搭乘十幾輛巴士，先前往花蓮港過夜；21 日，即前往目的地。

6 月 5 日上午 10 點，移住羅布山的 191 戶、1162 名太魯閣族塔烏賽蕃人，

於山里駐在所舉行「移住完了式」 。當天參與儀式的，有花蓮港廳警務課長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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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ロサオ社移住を完成（花蓮港） 〉 ，載於〈理蕃ニュース〉 ，《理蕃の友》第 8 年 2 月號（臺 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9。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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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タウサイ蕃社移住、最終の殘留者も下山〉 ，《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22 日。

喜太郎、理蕃係長蓬田吉兵衛。在釜田警務課長代理廳長致詞、來賓給予祝辭之 後，由頭目代表族人宣誓，整個儀式於中午完成。

至昭和 16 年（1941）5 月，日本當局終於完成最後一批預計遷移的太魯閣 族集團移住。

至此，太魯閣族群除了西拉岡、沙卡當（大同部落） 、赫赫斯（大 禮部落）三社之外，全山地 14000 多人都移住到平地。

由於日本當局授產計畫及集團移住的執行，使得太魯閣族人減少狩獵的機 會，而愈來愈農民化，同時生活樣式也充滿日本內地風。在昭和 9 年（1934）4 月 26 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就刊載： 「昭和八年度中，花蓮港廳下的交易所買下 蕃人交易的蕃產品，其金額是二萬四千七百二十九圓；而交易所賣給蕃人的供給 品，其金額則是七萬七千零六十四圓。蕃產品主要是落花生一萬零一百八十三 圓、薯榔（山藥）四千圓、芭蕉二千圓；由狩獵所獲得的交易品，鹿鞭七百圓、

鹿茸六百五十圓、皮革類八百圓左右，可以見到年年狩獵所獲得的物品有減少的 跡象，這是因為移住平地狩獵機會減少的緣故。但相反地，農產品增加了。在廳 的理蕃係，從本年度開始，其理蕃方針尤其透過供給品，使其生活樣式逐漸內地 化。花蓮港廳下的蕃人，從服裝這點來看，是全島最內地化的，其衣服類花費一 萬零二百五十九圓，食糧品則是一萬八千四百七十一圓，約略同金額。其他紡織 品、布匹類，則是四千五百八十三圓。而可以見到其生活樣式相當改善的，是經 由理蕃政策所產生的成績跡象—蕃人生活置於經濟本位的農業上。由於目前花蓮 港廳下的平地移住幾乎到達一個段落，今後必須更進一步注意的，是關於能夠使 其生活安定的農業本位主義繁榮化。」

四、 強化山地教化政策的監督—視學官的設置

明治 37 年（1904）以來，日本當局在山地開始建立蕃童教育所，由警察負 責蕃人初等教育的推展。由於體認到蕃人教化只靠蕃童教育來施行，畢竟很難收 到大的效果，因此，也獎勵在各部落設置頭目勢力者會、家長會、青年會、婦女 會……等各種自助機關，致力於相互配合，以達成教化的目的。換言之，就是將 教化從學校推廣到社會上去，以延續與擴大其效果。

雖然如此，但由於蕃人性情單純且頑固，不容易改變其殺伐之氣，一旦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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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住完成式山里駐在所で頭目宣誓〉 ，《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6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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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琇瑩， 〈歷史脈絡下的族群接觸—太魯閣人的對外關係〉，頁 8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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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住完成式を舉行（花蓮港） 〉 ，載於〈理蕃ニュース〉 ， 《理蕃の友》第 10 年 7 月號（115）

（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 ， 頁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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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蕃人の生活樣式漸次內地風に變る、狩獵も年 々 減じて農耕生產が增加〉 ， 《臺灣日日新報》，

1934 年 4 月 26 日。

被激起來的話，即欠缺抑制的理性，容易產生無法預知的莽撞、輕舉妄動，甚至 是發生嚴重的災害。因此，對於平常接觸蕃人的人，日本當局一再叮嚀其必須注 意這點，警備、警戒要嚴格勵行，同時關於授產、教化及其他撫育設施的經營方 面，必須參酌蕃人的心性、舊慣，觀察蕃情的推移狀況，以其現實生活為基準，

逐漸加以推展。由於各族群、各蕃社的心性、習慣都不一定相同，因此，必須注 意適應其特異性來推行。

對蕃人的撫育，並非容易的事情，但過去對於蕃人的設施經營，並未脫離警 備、警戒的範疇，因此，除開蕃人唸的公學校之外，各蕃童教育所乃由警察直接 從事初等教育。而在負責撫育之外，對這些直接面對蕃人的警察之指導與監督方 面，乃接受來自總督府及地方州、廳警務系統的指揮。原本對於蕃人蕃地具體的 根本方針樹立方面，在本島的理蕃及蕃地開發上即屬於重要問題，因此，日本當 局於昭和 5 年（1930）度更增置職員，並進行實地調查，在調查完成之際，也見 到關於蕃人蕃地各種方針的確立。有鑑於理蕃的沿革及現狀，關於蕃人撫育的方 面，日本當局認為仍依過去，由警務系統來運作比較合適。

然而這些從事蕃童教育的警察，大體上欠缺教育方面的知識與經驗，雖然有 必要在教務方面經常給予特別的指導與訓練，但因之前各地方配置視學（督學、

視察）的編制員額很少，不只沒有餘力從事監督指導，而且因為警察配置系統的 不同，不得已必須由警部、警部補來執行，一方面他們得執行一般的警察事務，

一方面又得擔任指導監督的工作，如此，在與蕃人進化上有密切接觸擔任教育的 警察方面，欠缺適切的指導監督機關，對蕃人教化上將很難獲得實際效果。因此，

於昭和 6 年（1931）度，總督府警務局增員配置視學官 1 人，同時也在地方廳增 員視學 6 人，於管轄人數眾多的臺北、新竹、臺中及高雄四州的警務部理蕃課，

及臺東廳與花蓮港廳的警務課理蕃係各配置 1 人，在總督府視學官的統一指導監 督下，經常巡視轄區內的蕃童教育所，希望藉此對教材及教育方法的改善、教育 擔任警察的指導訓練等能夠周密，同時，也希望能藉此圖謀各種自助機關的發展 振作，於蕃人教化上不再產生遺憾。

昭和 7 年（1932），日本當局正式創立蕃人蕃地的視學（督學）制度，在各 州、廳設置視學，銳意指導改善，以振興教育之風氣。

為了理蕃教育的革新，

總督府於 11 月 10 日至 12 日召開了第一次的「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商討會）」 。 期望全體職員能體察《理蕃政策大綱》的宗旨，各種設施能夠完全體現教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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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臺灣總督府警察沿革誌》第一編《警察機關の構成》（臺北：臺灣總督 府警務局，1933），頁 676-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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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本壽賀子、曾培堂譯，臺灣總督府編纂， 《臺灣統治概要》 （臺中：大社會文化事業出版社，

1999） ，頁 137； 〈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 ， 《理蕃の友》第 4 年 6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

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11。

同時在教育、教化的場合，必須以蕃人的實際生活為基準，漸漸地改善，以使蕃 人衷心地悅服於「皇化」。而在教育上，必須在堅固的方針下樹立周密的計畫。

而視學本身必須致力於與教務有關的研究調查，而在實地指導時，應避免抽象的 議論及批評，並與教育擔任者及其他相關者一起，於教育、教化實質的提升方面 躬親實踐。

會中並提出今後蕃地教育必須特別研究調查的事項，包括關於蕃地蕃人教育 教化的制度、方法、經費、設備、教育擔任者素質之改善與指導、兒童就學、蕃 童畢業後的處置，及教化救恤事業的改善等。同時要獎勵教育所的實科教育（以 實用為目的的學科，包括作物種類、合適品種的選擇、耕耘、栽培、施肥及收穫 物的處理等）、涵養蕃童具備勤勞精神、磨練產業的技能，並圖謀蕃人衛生狀態 方面的提升。而關於蕃人子弟進入上級學校部分，有趨於保守的現象。在「打合 會」中關於這部分的要點提到：「在蕃人子弟進入上級學校方面，鑑於過去的實 際成績與蕃地現狀，必須相當考慮，目前除了特殊的場合之外，應注意不要胡亂 勸誘獎勵進入上級學校。」

這個改變應該是跟「霧社事件」中接受菁英教育的 西賽德克青年花岡一郎、花岡二郎，於事件發生之前，並未發揮預警功能有關。

視學制度設置以來，雖然在蕃人教化方面有大的成效，但關於教育擔任者的 素質改善、教育所及宿舍的設備、教授用品的整備及其他教育方法等，還需要進 一步的探究，因此，總督府又於昭和 10 年（1935）5 月 21 日至 26 日召開第二 次的「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 。

在第二次的「打合會」期間，提醒各職員注意對蕃社改善先鋒的男、女青年 的指導，強調勿流於形式或是過於偏向智慧方面，應注意對他們生活方面的全面 指導；並於國語（日語）普及的問題上，講求種種的獎勵法；必須注意關於一般 蕃人指導上具備人格及力量的「先覺者」的指導；注意兒童教育與各種自助機關 的縱橫關係，以樹立恆久的教化設施計畫，以免因當地職員更迭而使得教化設施 變更，導致蕃人指導上產生遺憾的狀況；必須讓蕃人瞭解皇室的尊嚴與國體觀 念，注意運用御真影（天皇畫像） 、菊花御紋章（皇室徽章） 、國旗，以進行教育。

另外，必須注意蕃人「陋習」的改善。而在理蕃上及學術上具有相當價值的古蹟、

紀念物、藝術品，已經毀損、散失者不少，關於此等事物希望能更進一步地注意，

將其本質與沿革加以研究整理保存，並致力於國語（日語）普及真實狀態的調查。

最後在「打合會」上也提出希望事項。理蕃課提出關於《理蕃の友》刊物，

希望能注意其內容。而各州、廳也提出一些希望事項，包括：振興女子實科教育、

分配社會教育費預算、神社祭式（祭典）講習、補習科及社會教育所、教育擔任

18

〈第一回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 ， 《理蕃の友》第 1 年 12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

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2。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5-6。

者講習、觀光費增加金額方案、理蕃視學及教育擔任者的旅費編入教育費、教育 擔任者增員配置、設置女子青年團幹部指導講習所、分配視學指導旅費、設置教 育擔任者養成機關、制定蕃人教育令、視學制度的確立運用、國語（日語）普及、

教課書與掛圖等的編纂、優遇教育擔任者、關於教育所及其附屬建築物、建設蕃 人無料（免費）宿泊所等。

從以上的「打合會」中，可以瞭解視學官員所關心的事物，主要是蕃童教育 所的教育狀況、教育所的設施、教育擔任者的素質與指導等的改善。另外，也關 心社會教育的部分，注意各自助團體與教育所的縱橫關係，關懷男女青年團，希 望能從中輔導使其確實發展。而國語（日語）普及是當時重要的課題，其所關心 的是真正的成效。而皇室等尊嚴及國體部分，是必須強化的，希望藉此對蕃人精 神教化方面落實，使他們真正成為忠貞的臣民。

除開視學官的設置之外，為了加強南、北二區山地「蕃務監督區」的功能，

日本當局於昭和 12 年（1937）增加警視 1 人、警部 2 人，對全臺蕃地勤務警察 嚴加監督、指導。

視學官與監察官兩個系統的結合運用，可說是刷新理蕃警政 最具體的措施。

五、 蕃人青年團的設立

對於臺灣的漢人及原住民族群而言，青年團都是外來的經驗，只不過在原住 民族群社會中對於青年的指導與訓練，有其特殊的傳統，尤其是阿美族、卑南族、

鄒族、魯凱族大南社等的青年集會所，及阿美族、卑南族的年齡階級，因而日本 當局將傳統原住民部落中存在的青年訓練機制，移接到由日本警察或公學校教師 指導的青年團，並給予團體制服以炫耀其特殊身分，滿足其虛榮心。甚至日本當 局挑選親日青年「先覺者」擔任頭目、社長等部落的基層幹部，

意圖將日本當 局的影響力深植到部落當中。

由於這些「先覺者」的一舉一動直接影響到蕃社的蕃人，因此，在第二次的

「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1935）中，提到對他們的指導要詳加謹慎。為了拉攏 青年團的「先覺者」 ，總督府更在昭和 10 年（1935）10 月主辦「始政四十周年 記念臺灣博覽會」紀念活動時，召開第一屆的「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總 督府期待於青年團幹部的，乃是在蕃社中培養對總督府之施政給予支持的一批 人，使他們作為「先覺者」起而行動，希望透過他們對其族人進行指導、誘掖。

19

〈理蕃視學事務打合會〉 ，《理蕃の友》第 4 年 6 月號，頁 11-12。

20

藤井志津枝，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頁 144。

21

藤井志津枝，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頁 145-146。

22

會後，官方正式使用「高砂族」的新名稱。

蕃人青年團是日本當局最重視的改造原住民族群之社會教化機構，接著就來 探討蕃人青年團的出現及運作。

昭和 5 年（1930）9 月，總督府以訓令第 72 號發佈關於漢人的〈臺灣青年 團訓令〉與〈青年團設置標準〉 ； 「霧社事件」之後的隔年（昭和 6 年，1931），

再發佈〈蕃人青年團訓令〉。之後則以訓令為基礎，將過去原住民部落的青年會 改成青年團，於州郡層級則設置「聯合青年團」，以統制各單位的青年團等，謀 求青年團的「官製化」 （由國家製造） 。由於這些訓令的發佈，決定了既有官製青 年團的發展方向，也成為向尚未組織青年團的區域普及的原動力。

昭和 6 年（1931）發佈的〈蕃人青年團設置標準〉

如下：

（一）宗旨：青年主要以修練身心、啟發培養智慧品德，成為忠良的國民為 其宗旨。

（二）指導要項：

1. 涵養國民精神，致力於提升品格。

2. 養成公共心、陶冶公民的性格，並且振興服務公事的習慣。

3. 培養自律的精神，並馴致（養成）獨立生活的習慣。

4. 研究提升實際生活必要的知識技能，並獎勵勤勉力行的風氣。

5. 重視清潔，增進健康，並且謀求衛生思想的普及。

（三）名稱：青年團的名稱，在男子稱為○○青年團，女子則稱為○○女子 青年團。

（四）設置區域：青年團的設置區域，乃根據教育所或公學校的通學區域，

但依據地方的狀況，可以在一社其他適當的部落設置分團（有時也稱 為「青年會」 ） 。

（五）團員資格及年齡：青年團團員大體乃以其設置區域內初等教育畢業者，

或是雖非初等教育畢業者（準初等教育畢業者） ，但年齡未滿二十五歲 者

所組織而成。但因地方的情況，暫時不依此標準也可以。

（六）幹部及指導者：於青年團內設置團長、顧問及指導者。團長乃對青年 有深厚信用與人望者，且其具有作為青年團實際指導者的見識與實行

22

〈高砂族青年團幹部懇談會に於ける石垣警務局長訓示—十月二十九日於警察會館—〉 ，《理 蕃の友》第 4 年 11 月號（博覽會記念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

1935。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 ，頁 1-2。

23

橋本白水， 〈蕃人教育改善私案〉 ， 《東臺灣研究》第 8 年第 79 編（臺北：東臺灣研究會，1931） ， 頁 35-39。

24

關於年齡限制部分，因為部落不同，情況也有一些差異。大多是以 20 歲為限，但也有超過 25

歲者。

的能力；顧問乃具備見識與德望，並可助長青年團健全發展的適當人 物；指導者則以教育的擔當者，或是由其他適合者擔任。

（七）經費：原則上青年團乃以團員的勤勞收入充當經費，但也可以由各種 團體或個人協助，或者是捐助。

（八）點閱召集：以一個月兩次點閱召集為原則，或依地方情況另外規定。

當然，這只是個參考的標準，各個部落依其狀況會作些微的調整。訓令發佈 之後，各地原住民青年很快就組成青年團。但不管是在漢人也好，原住民也好，

在青年團設置的宗旨方面，都規定其為「培育忠良國民的修養機關」 。再者，各 地方蕃人青年團成立的目的，規定其「致力於保持蕃社的安寧秩序、習俗改善、

養成共同心、增進福利。」從這個規定，也可以窺見總督府規劃擬定青年團政策 的意圖。

宗旨所謂的「忠良國民」，就是要成為良好的日本人；「修養機關」 ，指的是 對臺灣各族群青年灌輸皇國民思想與精神的養成機關；再者「習俗改善」，就是 透過青年圖謀直到臺灣社會基層的日本化。總之，集落（村落、部落）的官製青 年團成立後，期待原住民的青年作為集落教化的核心，擔負活動的工作與角色。

25

換言之，就是總督府利用年輕人推進全臺灣的日本化。

當時在奇萊及其周遭地區的蕃人（高砂族）青年團、女子青年團，大多分佈 在太魯閣族居住的部落；

在南勢阿美族的聚落，只有昭和 6 年（1931）設立的

「南埔青年團」 （原稱「薄薄青年團」 ，昭和 12 年，1937，改稱「南埔青年團」）

與「南埔女子青年團」 ，其設立的目的乃在涵養常識，主要以未滿 20 歲的薄薄公 學校

男、女畢業生組織而成。

「南埔青年團」與「南埔女子青年團」的成員不是只有南埔（薄薄社）的阿 美族而已，鄰近的南勢阿美族各社只要符合標準者，都一律加入。當時男子稱為

「青年」 （せいねん） ，女子稱為「會員」 （かいいん），團長由薄薄公學校的校長 擔任。

25

宋秀環， 〈日本統治下の青年団政策と台湾原住民─アミ族を中心として〉 ， 《植民地人類学の 展望》（東京：風響社，2000），頁 131-133。

26

例如：九宛青年團、太比哆青年團、武士林青年團、武士林女子青年團、銅門青年團、銅門 女子青年團、富世岡女子青年團、埃扶南青年團、立霧（得其黎）女子青年團、西拉岡青年團、

三棧青年團、新城青年團、巴支岡青年團、蘇哇沙爾青年團、埃卡多散青年團、塔烏賽青年團、

塔烏賽女子青年團、西拉克青年團、巴托諾夫青年團、姑姑仔青年團、榕樹青年團、陀優恩女子 青年團、塔卡杭青年團、普拉腦青年團、佐倉青年團、沙卡當青年團、山里青年團……。同一部 落的青年團與女子青年團，則往往合稱為「○○青年團」。

27

昭和 12 年（1937） ，因公學校所在地的「荳蘭」改稱為日式的地名「田浦」 ，因此，校名改為

「田浦公學校」 ；昭和 16 年（1941） ，因應全臺灣小、公學校改為「國民學校」 ，因此，再改為「田 浦國民學校」。

28

吉野庄役場， 《吉野村管內概況書》，油印本（花蓮：吉野庄役場，1939），頁 42。

為了強化監督與訓練的執行，青年團有一套上下層級的隸屬系統。它的上級 組織是花蓮郡聯合青年團、花蓮港廳聯合青年團、臺灣聯合青年團、大日本聯合 青年團；其下，則再依各個部落成員，分成數個「青年會」。因此，形成大日本 聯合青年團→臺灣聯合青年團→花蓮港廳聯合青年團→花蓮郡聯合青年團→南 埔青年團→○○青年會的上下統制關係。花蓮港廳於昭和 8 年（1933）制定〈青 年團規約標準〉 ，昭和 13 年（1938）5 月 22 日成立「花蓮港廳聯合青年團」。

其他太魯閣族的青年團、女子青年團，也是套用這個模式；但遷往鳳林郡（長 漢、馬里勿、埃扶南） 、玉里郡（山里）者，在○○青年團的上一級改成「鳳林 郡聯合青年團」 、 「玉里郡聯合青年團」 。

關於太魯閣族等山地部落的青年團方面，日本當局認為過去各族群在青年的 修養及鍛鍊方面，有值得誇耀的組織與沿革，但以日本當局的觀點來看，似乎比 較保守（退縮），欠缺進取的氣息。而蕃童於四年制的教育所畢業之後，一旦回 到家庭接觸到傳統勢力之後，經常使得日本當局所給予的教育成效大打折扣。因 此，日本當局認為太魯閣族等原住民青年的指導教化，不只是單從教育所來助長 教育的成效，對於其生活的改善、達成其進步方面，也具有重要的意義，因而在 各部落設置男、女青年團（會）。當時青年團的年輕人幾乎都能夠講日語，但老 人們就大多只能說他們自己的族語而已。語言往往能影響認同及思考，因此，受 過日式教育的青年們，較能接受日本式的價值觀及生活方式，對於日本宗教的接 受度也較高。

在此以武士林社的青年團為例，來看當時青年團在部落內的運作狀況。

武士林社有男子與女子青年團，早在〈蕃人青年團設置標準〉發佈之前的昭 和 3 年（1928）就已經設立。由於其成績良好，到昭和 13 年（1938）時，已被 理蕃當局表揚為優秀團體 6 次。於昭和 13 年（1938）時，男子團員有 82 名，女 子團員有 40 名，他們在社內相當活躍，據說是該社繁榮的基礎。

當時青年團的活動，以社民的敬神崇祖、國語（日語）普及為開端，進而將 其輔助活動擴及到神祠的遷移、改建（武士林祠建於大正 13 年，1924，12 月 23 日；昭和 12 年，1937，11 月 10 日遷移新址，並改建完成）、共同墓地的設置、

教育所的改建工事、蕃社內的美化作業、道路開鑿、國道（公路）擴張補修及耕 地區劃的整理方面，

在社內的每一項工作，他們幾乎都參與。

男、女青年團都是由當地警察官吏駐在所的警察負責指導，這些警察原本就 是他們在教育所時期的老師，比平地的老師更加嚴格。其指導重點放在國語（日 語）的磨練、 「皇民的鍊成」 ，及致力於體位的改善、常識的涵養、規律的訓練、

29

宋秀環， 〈日本統治下の青年団政策と台湾原住民─アミ族を中心として〉，頁 150-151。

30

〈花蓮郡ブスリン社〉 ，《理蕃の友》第 7 年 9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

の友發行所，1938。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4。

產業及家政智能的學習、生活的改善、公共服務、警防訓練等各種涵養。

為了傾注全力於青年團的指導，花蓮港廳更於昭和 8 年（1933）制定〈青年 團規約標準〉 ，並定期進行校閱，以確定訓練的成效。

到了昭和 16 年（1941）

12 月 8 日「太平洋戰爭」 （ 「大東亞戰爭」 ）爆發之後，日本當局有鑑於在志願兵 或是高砂義勇隊參與方面，原住民青年的責任愈來愈大，為了強化這些青年層的 教養訓練、增強戰力，各州、廳更設置「高砂族青年修練所」，

以期徹底完成 青年的修練，必要時為日本帝國效命於沙場。

另外，為了延長青年的訓練與教化成果，並拉長警察對青年的控制，警務局 的視學官橫尾廣輔更呼籲成立青年團第二部，也就是「壯年團」。

他把二十歲 以下的青年編為「第一部」 ，二十歲以上三十乃至三十五歲為「第二部」 。其中，

第一部乃作為教育所畢業青少年畢業之後的修養機構；後者則是完成第一部的修 養訓練之後的青壯年，修養奉仕（服務）及生活訓練的機關。至於其是否徹底施 行或成效如何，並未見到相關的資料與數據，但橫尾廣輔意圖增加及延長警察對 部落的控制，是非常明顯的。

六、 太魯閣族群授產方面的再加強

為了改善原住民族群的生活條件，日本當局加速授產工作的進行。在原住民 族群授產上的指導機關方面，包括農業講習所、產業指導所、指導農園及苗圃等。

由於山地原住民族群的兒童在蕃童教育所畢業之後，想要進入上級學校者有 增多的趨勢，但大多的蕃童資質、實力無法長期地勉力向學（事實上，具備的條 件也較為落後，只有四年的簡單教育，很難與漢人或日本內地人競爭），因此，

日本當局為了圖謀在各山地部落養成堅實的農民，以期漸漸地改善他們的實質生 活，因而計畫於全臺各州、廳設立農業講習所，於教育所的畢業生當中選拔身強 體健、思想堅定者，收容於宿舍居住一年，以實習為中心進行指導訓練。

日本當局認為，太魯閣族等山地原住民族群的傳統農耕方式，極為原始及幼 稚，為了充實其生活內容，首先不可避免地，必須要改善其農耕方法。而且由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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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團檢閱盛大に舉行（花蓮港） 〉，載於〈理蕃ニュース〉， 《理蕃の友》第 8 年 11 月號（臺 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9。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

頁 6。

32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高砂族の教育》（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1944。本文參考者乃臺 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99），頁 18-19。

33

橫尾廣輔， 〈蕃人青年團の指導に付て〉 （二） ，《理蕃の友》第 2 年 8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 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4；橫尾廣 輔， 〈青年團の二部制に付て〉 ， 《理蕃の友》第 2 年 10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 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4。

34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高砂族の教育》，頁 16。

他們「智能不足」及因襲「固陋」 ，不易期待他們在農耕方法上有很好的效果，

若要真的達到改善，那麼養成體會瞭解現代農耕方法的指導人物，將是當務之 急。因此，日本當局選拔蕃童教育所畢業 17 歲以上的男孩子、有成為將來部落 中堅人物素質的人，對他們實施教育，以「晴耕雨讀」、白天實習晚上學習學科 的方式，學習農耕的方法。他們在物質、精神兩方面，都受到嚴格的訓練，畢業 之後即回到自己的部落，日本當局期望他們成為蕃社指導開發的先驅。

在全臺農業指導所當中，最早設立的就是花蓮港廳研海支廳下的富世岡（ブ セガン）農業講習所，它設立於昭和 6 年（1931）4 月 1 日。

由於其成效不錯，

其後日本當局更在臺北州蘇澳郡南澳（宜蘭縣南澳部落，昭和 10 年 4 月 8 日成 立） 、新竹州竹東郡千代ノ臺（新竹縣尖石部落，昭和 9 年 4 月 10 日成立）、臺 中州能高郡霧社（南投縣仁愛鄉霧社，昭和 10 年 4 月 1 日成立）、臺南州嘉義郡 ララウヤ（昭和 11 年 4 月 25 日成立）、高雄州屏東郡サモハイ（昭和 9 年 3 月 25 日成立） 、臺東廳關山郡ハイトトワン（昭和 11 年 5 月 22 日成立）、臺東廳 臺東郡大武（昭和 16 年 2 月 12 日成立）等地開設。

富世岡農業講習所收容人員有 20 名，乃從花蓮港廳各支廳的山地部落，精 選優秀的教育所畢業生（包括太魯閣族與布農族，第一期只有兩位布農族學生） ， 並由 4 位教員擔任教育的工作。其受訓期間為一年，以水田、旱田等的耕作及園 藝、飼畜、林業等為主，並以實習所生產者全部能夠自給自足的經營作為目標，

而它的特色，乃一方面使受訓的原住民親近（愛好）土地，一方面又實施農業教 育與國民的訓練。

根據鈴木質於〈理蕃及理蕃人〉一文中，對富世岡農業講習所近況的介紹，

他提到講習所以農業為本位，從吃飯到穿衣完全是公費。其教育時間乃早上 5 點 起床，接著直到 11 點是體操及修養課程；中午休息兩個小時，下午兩點開始到 傍晚是實習，在田地中種植落花生、蕃薯……等作物；晚上 7 點到 9 點則上國語

（日語） 、算盤、修身、農業相關知識……等學科。從早到晚，據說有著農家（農 民）的氣氛，而且老師與學生都很努力、認真。

而在短短四個月的教育之後，在返家探親時，這些學生的言行舉止據說有了 很大的轉變，能將講習所的教養無遺憾地表現出來。相對於一般蕃人，學生養成 勤勞與禮讓的習慣，其在國語（日語）表達的進步方面尤其顯著。回鄉期間對於 接觸到的人，也都能以確實的禮儀對待他們。他們返鄉幾乎沒有休息，就急著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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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蓮港研海支廳所設立的富世岡（ブセガン）農業講習所（今秀林鄉富世村）及產業指導所，

是臺灣最初的理蕃農業機關（溫吉編譯， 《臺灣番政志》 （二） （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9），

頁 846）。

36

大形太郎， 《高砂族》 （東京：育生社弘道閣，1942），頁 222-224；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 《高

砂族の教育》，頁 79-80。

忙做家事，他們的禮貌與勤勉的樣子，使親友及部落的人對他們產生非常大的好 感。而對於部落的不清潔及未整理，他們也興起想要整頓的念頭；而接觸到傳統 的農耕方法，也覺得有些幼稚。對於耕地未加以整頓，像是耕地的邊界無任何障 礙，卻規劃得彎彎曲曲的，或是耕地中央有石頭墳墓的情況，及一般人厭惡勞動 方面，他們都希望能夠將此怠惰的風氣終止。其中，洛韶社來的パイダンヤヤボ ン在返鄉時，還前去參拜佐久間神社，並到太比哆教育所，與昔日的老師（警察）

打招呼。

雖然日本當局期待農業講習所的畢業生回到自己的部落之後，成為蕃社指導 開發的先驅，但因為年少者在部落中並無發言權，因此，往往發生無法學以致用 的情形，

結果農業方面又得由警察等加以指導。

此外，在指導農園方面，乃以數個部落為一個單位，指導其進步的農業技術，

同時，以發現合適的農作物作為目的。苗圃乃以昭和 6 年（1931）在臺東廳嘗試 設立作為開端，其餘各地正式設置，則是在昭和 11 年度（1936）之後。日本當 局在此等機關配置警手擔任職員，以指導原住民定地耕作及施肥、採肥，另一方 面也指導其飼養家畜。另外，警察也指導原住民參與附近原住民的勞動、進行實 際的訓練，由此所生產的種苗，則分配給他們，希望藉由這些訓練的農業種子人 才，開發蕃地的農業。

為了指導太魯閣族等山地原住民族群改善其作物、家畜、家禽……等，指導 他們與增產繁殖相關的試作、試育，以及模範設備、種苗、種畜、種禽等的生產 分配、其他與農林業的調查、試驗、指導相關的事情，因此，日本當局於昭和 5 年（1930）在各州、廳也設立各種產業指導所，

與農業講習所共同成為改善原 住民族群農業的根幹。

七、 蕃地開發調查的執行

上一章已提到總督府未完成的「森林計畫事業」，乃日本當局計畫將蕃地的 土地所有權加以調查及確定，以便將大部分土地劃為官有地，方便加以利用，或 撥交企業家經營。

由於原住民族群在國家機器強力介入部落之前，將鄰近蕃地的全部地域視為 自己的領域，不允許任何外部而來的入侵與佔有，因此，日本當局於最初經營蕃

37

鈴木質， 〈理蕃及理蕃人〉 （一） ，《臺灣警察時報》第 42 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0），

頁 7-8；鈴木質， 〈理蕃及理蕃人〉 （二） ， 《臺灣警察時報》第 43 號（臺北：臺灣警察協會，1930），

頁 12。

38

近藤正己， 〈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頁 45。

39

大形太郎， 《高砂族》，頁 224-225。

地時，首先必須獲得他們的瞭解，再者，就是儘可能不要與他們的意思相反。

但在日本當局的眼中，原住民族群因為極為粗笨的燒墾式輪種與狩獵的緣 故，採伐森林或是燒毀林地，且土地的使用又極為雜亂，對於日本當局在治水、

森林計畫（造林……等等）、保安上的執行方面，將造成不利的結果。因此，隨 著漸漸掌控蕃地，蕃人武力抗爭幾乎絕跡，加上在接近蕃地的近山地區平地的漢 人又侵墾蕃地，而各項事業又興起的情況之下，高山蕃人有被迫往山裡頭遷徙的 傾向（因為這些外在環境的改變，使其維持自家生活的耕地縮小而倍感困惑），

日本當局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一方面禁止高山蕃人極為放縱的土地亂用，希望藉 此謀求土地的合理利用；同時也為了保障原住民族群的生活，並將國家所需要的 官有地整理出來，因而採取選定維持其生活上必要限度的土地保留方針，也就是 所謂的「準要存置林野」 （或稱為「蕃人保留地」 ） ，大致上以一個人 3 公頃為限 度。

但這項區分調查的結果，只停留在圖面作業，並未對蕃地的蕃人造成約束，

因此，名為「蕃地開發」的調查，從昭和 5 年（1930）起進行為期長達十年的調 查計畫（原計畫為五年連續調查計畫，其後延長兩次，共計五年，成為前後十年 的調查行動） 。

昭和 4 年（1929）底，總督府鑑於蕃地開發調查不可中止，於是向第 58 回 的「帝國議會」提出蕃地開發調查預算，並獲得通過，

預定自昭和 5 年（1930）

度起，由主管理蕃事務的警務局，基於「樹立有關安定高砂族生活和指導高砂族 的新方策，以期促進蕃地開拓」的目的，展開蕃地開發調查。

期間受「霧社事 件」影響一度停頓，至昭和 6 年（1931）1 月之後，才又恢復進行。

調查主要分為「蕃人調查」及「蕃人所要地調查」兩部分。前者由地方州、

廳負責，主要在於調查高砂族的現有狀態，各州、廳決定監視區內的調查擔任者，

以便在每個蕃社進行實地調查；後者則由警務局職員負責執行，在於調查蕃人生 活安定上所必要的土地，並以蕃社為單位，因應蕃人的戶數、人口、生活狀態，

以決定其所要地。

而「蕃人所要地調查」 ，基本上是建立在森林計畫事業之「區分調查」的基

40

大形太郎， 《高砂族》，頁 228-230。

41

岩城龜彥， 〈蕃地開發調查の既往竝に將來〉 ，《理蕃の友》第 4 年 10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 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5。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3-5。

42

岩城龜彥， 〈臺灣の蕃地開發調查に就て〉，收於其著《臺灣の蕃地開發と蕃人》 （臺北：臺灣 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6），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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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城龜彥， 〈蕃地調查事業を終りて〉 ， 《理蕃の友》第 9 年 5 月號（101 號） （臺北：臺灣總督 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40。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2-3；李文 良， 〈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 （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

2001） ，頁 211。

44

岩城龜彥， 〈臺灣の蕃地開發調查に就て〉，頁 14；岩城龜彥，〈蕃地調查事業を終りて〉，頁

2。

礎上，以「準要存置林野」為首要調查對象而展開的。由於過去殖產局山林課所 主導的森林計畫事業之保留地調查，因殖產局囿於「區分調查」在於區分官、民 林野之主旨，使得所決定的保留地，大部分位於「低利用價值的奧部高山（深山）

地帶」，再加上林政官員往往優先考量林政發展的完整性，不時將蕃人的耕作地 劃入「要存置林野」，而存在著頗多的疏失，因此，由警務局主導的蕃地開發調 查，試圖從農業技術的立場出發，重新調整蕃人保留地。

為了進行調查，因此，於總督府設置「蕃地調查委員會」 ，其任務總括地說，

是為了刷新且確定新的理蕃政策方針，負責規劃者為岩城龜彥。而在蕃地調查背 後的主要目的，是把散居在深山及治安上形成危險、黑暗地帶的高山蕃人，集團 移住到山腳地帶聚集。

前五年的調查事業，在蕃人調查部分，涵蓋蕃社概況、戶口、生活狀態、進 化狀態、衛生狀態、與內臺人的接觸狀況；所要地調查部分，則包括蕃人所要地 分配、農耕適地、畜牧及其他產業適地、氣象、衛生等項目的調查。

昭和 10 年（1935） ，為了安定在蕃地居住蕃人的生活，其所得到的結論是：

如果所要地 243943 陌（1 陌約等於 1 公頃，1.031 甲，3025 坪）能夠確保、利用 的話，就足夠應付。但事實上查定林業及可以利用的面積，只有大約 201000 公 頃 ， 因此，產生 7267 人所要地不足的現象。

由於「要移住高砂族（蕃人）」的集團移住地調查，及高砂族調查總計的完 成，對之後理蕃政策的貫徹是最重要的事項，因此，乃進一步將調查往後延長了 三年，對水田適地、埤圳測量設計進行實查。

而在前五年經由調查所找出的集團移住適地，乃進行地形測量，清楚面積的 造田費用，同時也進行表土深度、肥瘠、灌溉率、水源、水量取入（引入）口、

圳路位置等的測量，接著製作設計書、製作開田及水路開鑿的必要圖面。適地的 地方經調查之後，製作調查書並附上設計圖面；展覽之後，發送各州、廳作為集 團移住設施的基本資料。

當時對於高砂族所要地的調查，只以五萬分之一的地圖顯示而已。由於在實 際上的土地界線不清楚，民蕃之間關於土地的糾紛到處發生，尤其是在山地逐漸 開發的機運持續升高之際，臺灣南部及東部各方面的事業家不斷地物色其事業 地，樹立企業計畫，並提出申請，因此，進行民蕃用地地界的實地測量，以標明 其位置，對於理蕃及山地開發，都已迫於燃眉之急；加上在之前所進行的山腳地 帶集團移住的蕃社中，蕃人在皇民觀念上有了顯著的成效，同時生活內容也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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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城龜彥， 〈蕃地蕃人指導に關する管見〉 （一）， 《理蕃の友》第 3 年 10 月號（臺北：臺灣總 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4。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2；李文 良，〈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灣山林政策史研究〉，頁 21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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藤井志津枝，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頁 140、143。

改善、更加充實。為了配合戰爭局勢的發展，日本當局認為有必要逐漸對他們增 加公民訓練，並涵養其對公民義務負擔的觀念，因此，對於「先進蕃社」中的每 個人及每一筆用地，包括面積及利用狀況方面進行實查，希望更進一步使得農業 方面的指導能夠徹底，同時，也檢討可否從其他地方再移住進來。因此，又於昭 和 13 年至 14 年（1938-39）持續進行調查事業。

在這長達十年的調查事業當中，於高砂族（蕃人）調查方面所獲得的詳細資 料，為之後高砂族的教化、衛生、授產、取締及樹立其他各種改善方策……等提 供基本資料。而在土地調查方面，又發現了水田及定耕旱地的適地 4053 陌，並 樹立開拓計畫。即使其後只在這些適地分配蕃地調查總經費，而一陌只不過是 83 圓左右的少量金額，但在主要農作物的生產量上，每年約 120 餘萬圓，且持 續在增加中。於是對這些在過去生活上欠缺安定，且在統治上曾留下諸多「遺憾」

的 10 萬名高砂族，理蕃當局獲得了給予生活上安定的基礎資料。

如果將多年散居在廣大山地的「要移住蕃社」 ，集團移住到山腳地帶的話，

那麼對於之後國土的利用以及治水方面，都將有更進一步的改善，同時，將減少 理蕃的費用。而最後兩年的調查，對於所有地的界線及民蕃相互間所發生的糾 紛，它提供了解決許多事件的參考資料，並且在擅自開墾官有地者的取締方面，

也提供了幫助。

而對於其後日本當局在蕃地的國土利用、開拓上，也產生莫大 的貢獻。

透過這些實地調查，使日本當局更能掌握蕃人蕃地的細部資料，對於土地及 人的動員將更為確實。但對於世代居住在蕃地的原住民族群而言，這些調查卻帶 來了極大的損失，使他們的傳統領域、生活的土地被迫萎縮了許多。因為蕃人所 要地調查，乃針對現耕地來進行實測，並未考慮到提供輪耕之用的休耕地；

而 調查之後， 「高砂族（蕃人）保留地」只約佔原有蕃地的 15.56％而已。有些土地 在調查之後，因為無法證明其所有權，竟變成國家可以自由支配的官有地，而日 本當局則運用作為各種許可地、官方實施造林地、大學演習林地、保安林地、限 制或禁止開墾地、新植造林地……等；或者由政府引進企業家，進入蕃地「殖產 興業」 。

「高砂族保留地」乃日本當局美其名要謀求土地的合理利用，及保障原住民 族群的生活而進行的規劃，且從森林計畫事業調查階段開始，日本當局即估計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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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城龜彥， 〈蕃地調查事業を終りて〉，頁 2-3；近藤正己， 〈霧社事件後的「理蕃」政策〉 ，頁 43。

48

岩城龜彥， 〈蕃地調查事業を終りて〉，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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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城龜彥， 〈蕃地蕃人指導に關する管見〉 （一），頁 2-3；李文良， 〈帝國的山林—日治時期臺 灣山林政策史研究〉，頁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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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樹欉， 〈臺灣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變遷之研究—日治時期迄今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

演變〉（臺北：國立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博士論文，2000），頁 84-85。

人分配 3 公頃的土地比較合適。但這只不過是日本當局的理想罷了，有些部落根 本就達不到這個標準（花蓮港廳約 1.6 甲） ，

而且保留地有限，人口增加之後勢 必造成分配面積的比例下降。而當國家預定要使用這些土地時，原住民族群還得 配合搬離祖先所世居的土地。在日本當局「高砂族保留地」的政策中，原住民族 群成了最大的輸家。

八、 理蕃善行章與頭目章之授與

昭和 7 年（1932）12 月 27 日，總督府以訓令第 83 號公佈〈理蕃善行章授 與規程〉 、訓令第 84 號公佈〈頭目章規程〉，並於昭和 8 年（1933）實施。

根 據規程，總督府利用「天長節」 （天皇生日）或是「紀元節」 （建國紀念日）

對 奉行官方命令、於蕃社開發、同族進化與生活改善具有貢獻，且素行善良堪稱社 眾模範的原住民先達（前輩） ，頒授「理蕃善行章」 ；而為了「擁護」頭目的地位，

促其自覺，鼓勵其率先奉公（服務）之美風起見，對頭目授與「頭目章」。

這 些獎勵促進了自助機關的活動，老蕃等人率先在警察的指導下改善陋習，也努力 於練習國語（日語） 。

但漸漸地從獲獎的名單中，可以看到年輕人的人數多了起來。日本當局期望 藉由籠絡這些青年，以徹底掌握部落的意圖，是相當明顯的。

當時被選上的人滿懷感激，因為從多數競爭者當中被挑選出來，他們認為是 一種榮譽，而且認為這項榮譽不是只有屬於自己，而是屬於蕃社全體的名譽，這 份肯定顯示自己的蕃社是勝過其他蕃社的。

日本當局藉由善行章、頭目章的授 與，激發蕃社內的榮譽心，並相信自己遵照警察命令而努力是對的，如此，使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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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樹欉， 〈臺灣原住民族土地財產權制度變遷之研究—日治時期迄今從共同所有到個別所有的 演變〉 ，頁 101。由於 3 公頃的理想不易做到，因此，岩城龜彥曾經建議不必堅持集團移住，和 每人保留地 3 公頃的原則，而以安定生活和定居集約為理由，改口說 3000 公尺以下奧蕃不必遷 移，和保留地 1 公頃也不妨，或改隸屬於蕃社、青年團等公共團體也可以等。但必須強迫他們放 棄輪耕，並留在政府劃定的同一塊保留地範圍內從事定耕（岩城龜彥，〈蕃地蕃人指導に關する 管見〉 （一），頁 2-3；藤井志津枝， 《臺灣原住民史—政策篇》，頁 148-149）。不過，太魯閣族的 集團移住並不受此建議影響，依然持續在進行，使得深山的族人陸續被遷移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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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長の佳節に當り頭目、善行蕃人表彰〉 ，《理蕃の友》第 2 年 5 月號（臺北：臺灣總督府 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3。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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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一回利用 4 月 29 日的「天長節」授與之外，第二回開始，即改為 2 月 11 日的「紀元 節」頒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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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蕃善行章の授與〉 ，載於〈理蕃ニュース〉， 《理蕃の友》第 10 年 3 月號（111 號） （臺北：

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41。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 ，頁 7；

臺灣總督官房情報部， 《臺灣事情》，昭和九年本（臺北：臺灣總督官房情報部，1934），頁 94；

林素珍， 〈日治後期的理蕃—傀儡與愚民的教化政策（1930-1945）〉 （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 究所博士論文，2003），頁 126-127。

55

〈善行章、頭目章授與〉 ，載於〈理蕃ニュース〉 ， 《理蕃の友》第 3 年 4 月號（臺北：臺灣總

督府警務局理蕃課內理蕃の友發行所，1934。本文參考者為東京綠蔭書房，1993），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