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形構與重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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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

學科形構與重要成果 ^**

梅家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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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臺灣近現代文學研究的發展，是一條曲折的歷程。基於與政治現實的相關性，此一領域的研究，早年在政策壓抑下隱而未顯，僅能於學院之外游走徘徊；直到八○年代前後，才得以在文化界與學術界的合作下逐漸成形，此後蓬勃發展，並開啟許多國際間的跨域連結。

整體而言，相對於大陸學者於「近」、「現」、「當」代研究的界域分明，

各有專精，臺灣學者多傾向於貫通或兼顧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學而進行研探。研究取徑，則是從最初的聚焦於專家、專著研究，發展為議題式的、

具有文學史或是文化研究向度的深入考掘。其中，最具在地特色的，應是兼治兩岸，以臺灣為主體，就臺灣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傳承與新變所進行的探析，以及「女性文學」與「性別研究」；最具前瞻性與發展潛力的，是具有

「跨域」與「跨文化」特質的華文文學研究。瞻望未來，則大陸當代文學、

通俗文學、民國舊體詩詞，以及以華文文學為視野，融通、求索近三百年文學、文化、學術發展脈動的文學研究，都是值得進一步開展的研究方向。

關鍵詞﹕臺灣、近現代文學研究、學科形構、重要成果

* 梅家玲，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特聘教授。臺大中文研究所博士，曾任臺大臺灣文學研究所教授兼所長、臺大中文系主任、臺大文學院臺灣研究中心主任，現任臺灣中文學會理事長。研究專長為魏晉六朝文學、近現代文學、臺灣文

**　本論文撰寫過程中，由研究生黃國華、李筱涵、林文心三位同學協助蒐集資料，並承蒙王德威、高嘉謙、劉秀美教授提供修訂意見，特此誌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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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重要專著包括《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漢魏六朝文學新論：擬代與贈答篇》、《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

九○年代臺灣小說論》、《世說新語的語言與敘事》等書。

梅教授曾協助本中心籌辦「全球視野下的漢學新藍海」國際研討會，並擔任場次主持人。亦曾參與本中心主辦「經經樂道—經典導讀」系列講座，演講「如風之飄，如水之流—從《世說新語》看魏晉名士的生命情調與語言美學」。並有多篇大作刊登於《漢學研究》和《漢學研究通訊》等刊物。

一、前　言

「近現代文學」是近年來臺灣學界十分引人矚目的一個研究領域，不僅活力豐沛，成果斐然，而且具有相當高的國際能見度。然而追溯它在臺灣的正式開展，卻要遲至八○年代中期以後。

基本上，任何學科領域的形構與發展，大都取決於以下條件的配合：研究資料能否順利取得、研究方法能否推陳出新、是否具有人才培育機制，以及能否組織研究社群彼此切磋、相互對話。其間，官方政策與意識形態，往往具有一定的左右力量。相較於其它學科領域，早期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尤其深受政治因素干擾，隱而不彰。近四十年來，則由於政治大環境改變，經由民間與學院研究者共同努力，終究由隱而顯，從學院外而進入學院內，逐漸走出自己的道路。以下，即先說明此一研究領域的形構過程，進而整體論析臺灣學者的研究特色與重要成果。

二、學科形構：由隱而顯、從學院外而進入學院內的發展進程

一般而言，「近現代文學」兼括「近代」與「現代」，在時間斷限上，

前者始於1840 年，迄於 1919 年，時當「晚清」與「民初」；後者以五四新文學運動為起始點，其下限則有止於1949 年，或是直迄當下二說。¹在文學

1　大陸學界一向以 1949 年來劃分現、當代文學：之前稱為「現代文學」，之後則為「當代文學」。它以新中國之成立作為文學史斷代方式，其實是政治性的劃分，背後涉及文學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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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類方面，「『現代』文學」固然以五四以來的白話文學為主，但亦上承「近代」文學，涵括同一時期的舊體詩詞。其中，「近代」的部分較不涉及當下的政治現實，問題雖然不大，但在戒嚴時期，研究資料仍然取得不易。至於

「現代」部分，則無論時間斷限如何，自魯迅以降，絕大多數的三、四○年代現代文學大家，都因為其書寫中具有「左翼」思想與現實關懷，不見容於國府。因此，早年臺灣在近現代文學方面的最大困境便是研究資料極其匱乏，

不僅三、四○年代重要文學作品被列為禁書，無法得見，學院中更沒有此一學科的一席之地。以致於，有心者除了負笈海外，幾乎完全無法從事相關研究。而國內學界，也往往經由海外學者，才能略窺於該學科的內涵及新近研究狀況。此一情況，直到八○年代前後才有所改變。原因一則是國民政府在戒嚴近四十年之後，終因民意所趨，走向解嚴解禁，自由開放；大量中國近現代文學的研究資料及論著，於是隨著兩岸頻繁交流進入臺灣，並在出版界的配合下，促興學科發展。再則，臺灣本土意識萌興，不少文學研究者致力於梳理建構日本殖民時期以來的臺灣新文學脈絡，同樣帶動了「臺灣近現代」的文學研究。²

因此，探勘此一研究領域之「學科形構」的進程，首先必須注意的，即是此一過程中，各種「機制」的相互作用問題；由於貼近當下社會，它所涉及的，不只是學術界與政府審查∕推動機制的往來協商，亦有出版界、傳播

∕評論界與民間學會組織的介入。這些來自不同界面的力量彼此牽動，相互作用，在在左右了此一領域所釋放的動能、所標舉的品味，以及所體現的研究走向。從五○年代以「反共」是尚的文藝政策，到兩千年以後的廣設臺灣研究系所；從學者經由雜誌刊物以推介研究成果，到報刊與學會、政府機構合辦學術活動，進行論文研討，皆可見一斑。箇中曲折，大致可循由「五○

年代至七○年代」、「八、九○年代」、「新世紀」三個時期分別觀察。

觀建構的問題。本文在此所論述的「現代」，採取的是直迄當下之義。

2　值得注意的是，在臺灣意識還未彰顯之前，即或是出自於臺灣作家之手的文學書寫，仍被稱之為「中國」文學。如1972 年，巨人出版社出版由余光中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大系」，所收錄者，即全數為當時身在臺灣，或是具有臺灣背景之作家的作品；齊邦媛教授英譯臺灣文學，其英文譯名亦為：

An Antholog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Taiwan, 1949-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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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忌的年代：五○年代至七○年代

1949 年兩岸分裂，內戰失利的國民政府帶領百萬軍民播遷來臺，臺灣社會亦隨即進入以「反共復國」為首要目標的「戒嚴時期」。國民政府痛定思痛，以為大陸赤化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三、四○年代大量具有左翼色彩的文學作品批判社會現實，鼓吹階級鬥爭，影響民心士氣甚鉅。而在這些作家作品被列為禁書之後，臺灣對於五四新文學的接受，幾乎就僅剩下朱自清、

徐志摩與隨國府渡海來臺的胡適、梁實秋、蘇雪林等極少數作家，報刊及圖書出版管制嚴格。在此情況下，臺灣的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誠然是舉步維艱，難以開展。儘管如此，此一領域畢竟還是以迂迴而且緩慢的方式，邁開了步履。

說它「迂迴」，一方面是因為除了少數黨政關係良好的學者仍得以在官方默許或授意下進行現代文學史料的編纂，以及撰寫文學史論述，³一般學者作家都迴避了關於新文學以來重要作家的討論，轉而以當下臺灣作家的文學書寫為評論、分析對象，為日後的臺灣現代文學研究發出先聲；另一方面，

則藉由刊載、出版海外知名學者的研究，開啟臺灣對於三、四○年代文學的認知。就前者言，包括官方色彩濃厚的《文藝創作》、學院派的《文學雜誌》，民間基金會籌辦的《書評書目》等當時重要的文學性雜誌，都於此著墨甚多。其中夏濟安的〈評彭歌《落月》兼論現代小說〉，⁴尤其是援引西方理論以論析臺灣當代小說的重量級力作。後者則以任教於美國的夏志清最具代表性。夏的反共立場鮮明，1956 年開始，《文學雜誌》即刊載他關於張愛玲小說研究的論述；1970 年，純文學出版社出版他的文學評論集《愛情．社會．小說》，所收錄的〈現代中國文學感時憂國的精神〉一文，以揭示現代中國作家的國族迷魅為主軸，論析了自魯迅、沈從文、老舍以及大陸當代作

3　如曾任政戰學校中文系主任的李牧著有《三十年代文藝論》（臺北：黎明文化公司，

1973）、《中共文藝統戰之研究》（臺北：黎明文化公司，1977）；曾任職於教育部、退輔會的尹雪曼曾負責編纂《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曾任國大代表的劉心皇，致力抗戰文學研究，著有《現代中國文學史話》（臺北：正中書局，1971）、《抗戰時期淪陷區文學史》（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周錦《中國新文學史》（臺北：長歌出版社，1977）等。

4　夏濟安，〈評彭歌的《落月》兼論現代小說〉，《文學雜誌》1.2 (1956.10): 2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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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楊朔的小說。1979 年，夏在海外漢學界的扛鼎之作《中國現代小說史》經弟子劉紹銘等人合力譯出，由臺灣傳記文學社出版，更是成為當時臺灣得窺三、四○年代文學風貌的重要來源。

除此而外，從三、四○年代一路來到臺灣的作家兼學者梁實秋、蘇雪林、朱介凡等以「憶舊」或是重出舊作方式勾沈過去，⁵也算是為五四以來的新文學留下若干見證，但畢竟份量有限。其間，雖然有學者從文化與文學傳承面向建請政府開放三○年代文學作品，以供青年學子研讀，⁶然而官方的考量，畢竟還是落實在政治層面之上。1975 年，正中書局出版由尹雪曼總責編纂的《中華民國文藝史》，將中華民國開國前後以迄於建國六十年以來的文學、音樂、舞蹈、美術、戲劇、電影之發展概要匯為一編，其中自然也涵括大陸二○、三○年代現代文學作家作品，但它連同「海外華僑文藝與國際文藝交流」、「臺省光復前的文藝」與「大陸淪陷後文藝」等一併收編其中，意欲藉此建構並宣示「中華民國」建國以來的文藝主導權，應是不言可喻。⁷ 1980 年，成文出版社出版「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三輯共三十冊，分別就

《五四時代的小說作家和作品》（尹雪曼著）、《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陳敬之著）、《三十年代作家記》（陳紀瀅著）等三十個不同論題進行概述。該叢刊的編輯委員包括尹雪曼、陳紀瀅、夏志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姚朋、孫如陵等國內外知名學者與文藝工作者多人，陣容堅強，叢刊的涵蓋面

5　梁實秋，《清華八年》（臺北：重光文藝出版社，1962）；蘇雪林，《文壇話舊》（臺北：傳記文學，1969）、《二、三十年代的作家與作品》（臺北：廣東出版社，1979）；朱介凡，

《大陸文藝世界懷思》（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6　如臺大外文系教授胡耀恆即曾在《中外文學》發表〈開放三十年代文學〉一文，指出：

「在大陸沈淪，國勢風雨飄搖之季，查禁政策，誠有安定局勢的效果。但隨著匪我雙方形勢的演變，此項斷然措施，目前實已到應該重新檢討、予以改弦更張的階段。」《中外文學》1.11 (1973.6): 4-7。胡耀恆的博士論文即是以三○年代重要的劇作家曹禺為研究對象，他於1970 年取得美國印地安納大學比較文學博士之後，即返回母校臺大外文系任教，對於國內禁絕三、四○年代文學的現況，自是感觸尤深。

7　尹雪曼時任「中華文化復興委員會」之「文藝促進會」執行秘書，該《文藝史》由「文復會」主其事，動員多位學者與藝文界人士共同撰寫，期間得到國民黨文工會支援，官方色彩濃厚。參谷鳯翔，〈序〉，《中華民國文藝史》（臺北：正中書局，1975），頁 1-4。

相關研究參考黃怡菁，〈文學史的書寫形態與權力政治：以《中華民國文藝史》為觀察對象〉，《臺灣學誌》1 (2010.4): 7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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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屬廣泛，應是國府遷臺以來，最具規模的中國三○年代文學出版品。然而其理念與目的實與《中華民國文藝史》一脈相承，囿於意識形態，無論在學術研究抑或文獻資料方面，都價值有限。⁸

至於在「近代文學」方面，雖然並未受限於政治禁忌，但相關研究亦屬鳳毛麟角。大抵而言，皆屬青年學者的學位論文，研究主題則集中於晚清小說。其中，以成宜濟「孽海花研究」（政大中文所碩士論文，1967 年）為最早，尹和重、林瑞明、鍾越娜、陳幸蕙繼之，⁹併為臺灣近代文學研究中的開先之作。

（二）從蓄勢待發，到風起雲湧：八、九○年代

八○年代以來，臺灣經濟起飛，政治解嚴，島上風雲動盪，卻正是為學術自由提供有利條件。¹⁰尤其兩岸開放交流之後，不僅是國外學者，大陸學者與作家更是紛紛受邀來臺，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自此真正開啟新頁。由於過去學院中相關課程的訓練有限，此階段參與的研究者，多數為中文系原本研治古典文學的學者，以及外文系具比較文學研究、東亞研究或是文化研究背景的學者，此外還不乏若干作家與藝文工作者。更特殊的是，此一研究領域由八○年代的蓄勢待發，到九○年代的風起雲湧，主要的推動力量其實是來自學術機構之外的民間報刊雜誌社與學會組織。他們頻繁舉辦各類型的

8　據該叢刊〈編印緣起〉，可見其主旨在宣示「中華民國正統」：「中國新文學運動，是隨著中華民國政府而來的。儘管後來有著各種文藝思潮的激盪以及少數作家思想的變遷，

但中國現代文學卻都是在國民政府的呵護下成長茁壯的，所以絕不能因為民國三十八年的政治原因而形成中斷。」「我們的政府是中華民國正統的政府，我們當代文學是新文學的一線相承，我們對新文學發展的史料應有總的整理和全盤的瞭解，進而作批判性的接收，纔能充實當代文學，並規劃出未來發展的美麗藍圖。」〈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編印緣起〉，《五四時代的小說作家和作品》（臺北：成文出版社，1980），頁 1。

9　尹和重，「老殘遊記研究」（臺北：中國文化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0）、林瑞明，「晚清譴責小說的歷史意義」（臺北：臺灣大學歷史所碩士論文，1977）、鍾越娜，「晚清譴責小說中的官吏造型」（臺中：東海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7）、陳幸蕙，「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研究」（臺北：臺灣大學中文所碩士論文，1977）。

10　 1987 年，臺灣於政治上全面解嚴，黨禁、報禁及聚會結社之限制隨即解除。但解嚴解禁的呼聲，以及種種相應的活動，早自八○年代之初，即已開始發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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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會議，激發學者的研究能量，也促成國內外研究者的多方往來對話。¹¹其中《文訊》雜誌社及《中國時報》、《聯合報》、《中央日報》三大報系，都於此著力甚深。它們採取的模式往往是：與官方機構或是學會組織合作舉辦會議，會前經由媒體大幅宣傳，會後出版研究論文集，因而具有相當大的能見度與影響力。而隨著社會氛圍的改變，會議關注的議題，也有所轉變。

以文訊雜誌社為例，它原為國民黨文工會於1983 年創辦，初期旨在蒐集、整理文學史料。1987 年適逢蘆溝橋事變五十週年，該社舉辦「抗戰文學研討會」，配合出版「抗戰文學」專書三冊；¹²兩岸開放交流之後，1987 年至 1991 年間所舉辦之多場研討會皆與大陸現當代文學有關。¹³ 1993 年 4 到 6 月間，由行政院文建會與新聞局贊助，舉辦六場不同地區之「臺灣地區區域文學會議」，會後將論文結集為《鄉土與文學》出版，此後以臺灣文學為主題而舉辦之研討會亦逐漸增多，對「臺灣文學研究」助益尤多。¹⁴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三大報系」所籌辦的學術會議，它們多數集中於九○年代。由於擁有媒體宣傳與豐厚財力的優勢，往往能邀請到海內外重量級學者及作家與會，更具聲勢。其中，《中央日報．副刊》率先於1988 年與文建會合作舉辦「現代文學討論會」，邀請夏志清、王德威、叢甦與會；

1996 年舉辦「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邀請陳平原、夏曉虹、吳祖光、北島和陳忠實等人，現場另配合播放大陸前輩作家影音，深受兩岸學術藝文界矚目。《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先後主辦「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

（1994）、「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1996）、「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與漢學研究中心，遠流出版公司合辦，1998），邀請到的重量級學者及作家包括

11　如林燿德即曾在《文訊》製作的「現代文學會議的觀察」專題中表示：「國內中文系所主導的會議大約僅佔一成半左右的比例，這表示相關活動的推動力量還是以媒體（報社、

雜誌社、出版社）和文藝團體為主，即使是學術領域之中，中文系所對現代文學的關切仍然徘徊在文壇的邊緣上……」林燿德，〈近十年臺灣地區現代學術會議的觀察與思索〉，

《文訊》62 (1994.3): 28。按：「近十年」指的是 1984 年至 1994 年。

12　三冊專書分別為：秦賢次編，《抗戰時期文學史料》、李瑞騰編，《抗戰文學概說》、蘇雪林等著，《抗戰時期文學回憶錄》，皆於1987 年由文訊雜誌社出版。

13　包括 1988 年「當前大陸文學研討會」、1991 年「第二屆當前大陸文學研討會」等。

14　《文訊》及「文藝資料研究及服務中心」雖皆由國民黨文工會所創辦，但自2003 年起，

改由「臺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負責經營。其發展遷變詳見其官網：https://www.wenhsun.

com.tw/aboutussite/wenhsun_us?active=in_the_e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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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紹銘、馬幼垣、李歐梵、王德威、周蕾、柯靈、李銳、劉心武，劉以鬯等多人。此外，聯合報系文化基金會亦於1993 年主辦「四十年來中國文學會議」，基金會執行長邵玉銘特邀學者齊邦媛、王德威、鄭樹森為顧問，就所有會議論文主題預作規劃，採「命題作文」方式，分別邀請最具代表性之學者撰寫，隱然有以國府遷臺四十年為時間座標，全面梳理此一時期之文學發展的企圖與規模。¹⁵各研討會期間，或有總統頒贈書面賀詞，或有副總統親臨致意，¹⁶不僅轟動一時，會後所出版的論文集，亦深具學術價值，廣為學界參考徵引。¹⁷

除此而外，出版社與學者合作，出版相關文獻與海內外各類研究成果，

亦深具推進之效。如楊牧與葉步榮、瘂弦等共同創立洪範書店，八○年代初即陸續編選出版《中國現代散文選》（1981）、《豐子愷文選》（1982）、《周作人文選》（1983）等多種文學選本，¹⁸為「現代文學」提供可資研讀的具體文本。九○年代開始，麥田出版公司邀請王德威主編「麥田人文」書系，

出版王德威《小說中國：晚清到當代的中文小說》（1993）、《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1998）、廖炳惠《回顧現代：後現代與後殖民論文集》（1994）、陳平原《千古文人俠客夢—武俠小說類型研究》（1995）、周蕾《婦女與中國現代性：東西方之間閱讀記》（1995）、

李歐梵《現代性的追求：李歐梵文化評論精選集》（1996）等系列近現代文學研究名家的論著，以及包括米歇．傅柯（Michel Foucault）《知識的考掘》

15　該會議邀請齊邦媛、劉再復、鄭樹森、李歐梵分別就四十年來之「臺灣」、「大陸」、「香港」、「海外」四地區文學進行總論，之後再就各地區分別論述。如臺灣部分，由王德威論五○年代反共文學，柯慶明論六○年代現代主義文學，呂正惠論七、八○年臺灣鄉土文學；大陸地區有黃子平論「革命歷史小說」，香港地區有盧瑋鑾論「南來作家」等，論文作者皆為一時之選。

16　李登輝總統曾為「百年來中國文學學術研討會」頒贈賀詞，副總統連戰曾親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開幕致詞。

17　這些論文集包括：楊澤編，《從四○年代到九○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94）；楊澤編，《閱讀張愛玲：張愛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

（臺北：麥田出版公司，1999）；王秋桂編，《金庸小說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

遠流出版公司，1999）；邵玉銘、張寶琴、瘂弦編，《四十年來中國文學》（臺北：聯合文學，1994）等。

18　詳參楊牧數位主題館〈大事年表〉（網址：http://yang-mu.blogspot.com/#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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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費修珊（Shoshana Felman）和勞德瑞（Dori Laub）《見證的危機：文學．歷史與心理分析》（1997）、愛德華．薩依德（Edward W. Said）《知識分子論》（1997）等重量級譯著，皆為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開啟嶄新的參照視野。

相形之下，學術機構自身的作為則較為保守低調，唯清華、淡江、政大的中文系所與中研院文哲所著力較多。1981 年，清華中語系首開其端，先以

「現代文學教學研討會」的形式，就現代文學之課程教學與相關研究議題進行研討；此後，文化、臺大等校也曾先後舉辦過此類會議。1988 年前後，清華、淡江相繼以「當代中國文學」、「三十年代文學」之名召開研討會，¹⁹政大則關注晚清，於1984 年舉辦「晚清小說討論會」，為臺灣的晚清文學研究，

正式揭開序幕。

另一方面，成立於 1979 年的「中華民國古典文學研究會」，也在此一時期先後舉辦了「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1989）與「二十世紀中國文學」

（1991）兩場學術研討會。所以如此，主要因為八○年代以前，臺灣原無「近現代文學」之學科，發展之初，多由原先的中國古典文學研究學者轉而兼之。「古典文學研究會」關注於此，正是此一現況的體現。值得注意的是，在

「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會議中，已有學者注意到「晚清」與「五四」之間的關聯；²⁰「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會議的主題設定，則不僅明顯有與大陸學界對話之意，²¹多篇聚焦於「臺灣文學」的論文，也為「臺灣」標示出它在此一學科領域中的重要位置。²²

19　詳細會議訊息，參見文訊編輯部編，〈近十年來國內有關現代文學會議的目錄〉，《文訊》

62 (1994.3): 14-27。

20　如龔鵬程，〈傳統與反傳統—從晚清到五四的文化變遷〉，《近代思想史散論》（臺北：

東大圖書公司，1991）；王樾，〈晚清思潮的批判意識對五四反傳統思想的影響—以譚嗣同為例〉，《五四文學與文化變遷》（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0）。

21　此前北大學者陳平原、黃子平、錢理群倡議以「二十世紀文學」取代先前「近代－現代－

當代文學」的分期論，在大陸學界引發許多回響，龔鵬程對此有不同思考。參龔鵬程，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概念之解析〉，收入古典文學研究會編，《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1992），頁 1-18。

22　這些論文包括：游勝冠，〈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本土論的建構〉、星名宏修，〈日據時代的臺灣小說—關於皇民文學〉、下村作次郎，〈臺灣文學研究在日本〉等多篇。會議詳情，

請參考李瑞騰，〈前言：走出更寬廣的道路〉，收入古典文學研究會編，《二十世紀中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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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學術機構中最為用心於此，並且最具影響力的，仍屬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在彭小妍主導下，該所先後舉辦「寫實之外—中國現代文學」（1993）、「文藝理論與通俗文學：四○到六○年代」（1998）、「世變與維新—晚明與晚清的文學藝術」（1999）等大型國際研討會，邀請歐美、日本、大陸、香港多位重量級學者與會，並將會議論文結集出版。其中以「寫實之外」為名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會中所論，同樣是在地域上兼括中國、臺灣，時間上始於晚清的「近現代文學」。後來會議論文集訂名為《民族國家論述：從晚清，五四到日據時代臺灣新文學》，似乎微妙地預示了此後臺灣在此一學科形構過程中的特色：既凸顯「臺灣文學」在其中的主體地位，也將「晚清」納入「現代」的學術視域；而左右其走向的重要關鍵詞，

恰恰是「民族國家」。

（三）學院化、跨域化、國際化：二十一世紀

時至二十一世紀，對於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而言，此一時期最大的意義，應是在「學院」主導下，開始日趨「跨域化」與「國際化」，走出自己的道路。其原因，既緣於政策面的改變，更有來自於學科自身專業研究的要求。

前已述及，八○年代以前，三、四○年代的中國現代作家作品被列為禁書，學院中並無此學科的一席之地；即或論及「中國現代」文學，所指涉的也是「臺灣當代」的文學書寫。因此，關於它的評析與研究，向來有不少作家或藝文工作者參與其中。甚至於，藝文界往往較學術界更為關注「（臺灣）

現代文學」的發展。此一情況，不僅使得「學院」與「文壇」之間沒有一定的區隔，更模糊了「專業」與「非專業」之間的界限。解嚴解禁之後，各類型的「現代『學術』研討會」如雨後春筍，應運而生；相較於學術機構的步履躊躇，報刊雜誌與出版社反而是劍及履及，積極戮力於此，原因多少與此相關。而細查當時各會議之議程表，邀請當代作家與會擔任論文發表者或講評者的情形所在多有，便也不令人意外。²³然而新世紀以來，邀請專業作家

學》，頁I-V。

23　據文訊編輯部所輯錄之〈近十年來國內有關現代文學會議的目錄〉，當代臺灣作家如葉石濤、彭瑞金、陳紀瀅、羅青、林燿德、張放、叢甦、許達然、季季、蔡詩萍、張大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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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學術性研討會中發表論文的情況幾乎不再復見，其原因，除了學術界已開始正視此一領域並且主導研究走向之外，對於「學術研究」之「專業化」與

「理論化」的要求，更是重要原因。這一點，參之以《中外文學》的轉型過程，亦可見一斑。²⁴

至於學術界的主導方式，大致包括在學術機構內成立研究中心、組織學會、創辦學術期刊、舉辦學術會議、出版研究專書，以及在各校開設相關課程以培養研究人才等。其中，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室」於2001 年成立，應是國內學術機構中，最早專注於此一研究領域的正式組織。該研究室除延續九○年代之初即已開展之晚清以來的文學研究外，更關注臺灣當代的文學、文學與電影研究；2010 年開始，則以「翻譯」與「跨文化」研究為重點，先後召開多場國際學術會議，並將成果結集出版，²⁵帶動臺灣近現代文學的「跨文化」與「跨地域」研究，成果斐然。

此外，學術機構內也先後成立相關的研究組織。如中央大學「現代文學教研室∕琦君研究中心」（2005）、政大「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室」（2007）

與「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2013）、東華大學成立「楊牧文學研究中心」（2018）等。其設置，或與自 2005 年開始，臺灣教育部為了提升國內研究水準、建設世界級的頂尖大學而給予大學「邁向頂尖大學計畫」之經費補助有關。「琦君研究中心」與「楊牧文學研究中心」分別整理並研究琦君、

楊照、張啟疆等，皆曾受邀擔任論文發表者或講評者。

24　《中外文學》由臺大外文系於1972 年創辦，多年來一直是同時刊載臺灣當代文學作品與中、外文學論析的重要刊物。「現當代文學」的評論與研究，尤其是為大宗。早年，它的作者群兼括學者與作家；九○年代中期以後，則藉由編輯企畫，以「專號化」、「理論化」

的方式，將（藝文界的）文學「評論」與（學院中的）文學「研究」予以區隔，取「研究」而去「評論」，促成臺灣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學院化」。詳見梅家玲，〈《中外文學》

與中國∕臺灣文學研究 —以「學院派文學雜誌」為視角的考察〉，《中外文學》41.4 (2012.12): 141-174。

25　出版的論文集包括彭小妍編，《翻譯與跨文化流動：知識建構、文本與文體的傳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彭小妍編，《文化流動的弔詭：晚清到民國》

（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6）、陳相因、陳思齊編，《聶隱娘的前世今生：侯孝賢與他的刺客聶隱娘》（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16）、彭小妍編，《色，戒：從張愛玲到李安》

（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陳相因編，《左翼文藝的世界主義與國際主義：跨文化實例研究》（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20）等多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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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牧的文學、推動相關研究。「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室」彙整海內外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相關論文，於網路設置「近現代報刊與文化研究論壇」，為國內外從事報刊研究的學者提供切磋交流的平臺，頗受學界矚目。其由鄭文惠帶領的研究團隊因參訪香港中文大學當代中國文化研究中心所建置的「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遂與主持人金觀濤和劉青峰教授合作開發「中國近現代思想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組成「中國現代認同的形成與演變」研究群及「中國認同與現代國家的形成」跨校系研究團隊，結合「數據挖掘」（data mining）方法，推動「觀念史研究」。由張堂錡主持的「民國歷史文化與文學研究中心」，則與北京師範大學和四川大學中國現代文學文獻研究中心合作，試圖發掘1912 年至 1949 年中國文學的「民國性」，調整過去以「現代性」和「左翼現實主義」主導此時期文學研究的框架，以及反思「民國文學」與「臺灣文學」的交鋒。前者創辦《東亞觀念史集刊》，後者創辦《民國文學與文化研究集刊》，皆為相關研究成果之發表，

提供專屬學術期刊。此外，不少大學還另有「人文（社會）中心」的設置，

雖然研究涵括多重領域，並不以「中國近現代文學」為聚焦點，但經由跨領域對話，亦多能推進該領域之研究，並且促成發展「跨域」研究之效。尤其是成立於2007 年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附設「離散∕現代性研究室」，近年來著重馬華文學與華語語系文學研究，匯集研討成果而出版多部論文集，²⁶ 別具特色。

與此同時，還有學者以跨校組織「學會」的方式促進學術對話與研究發展。2003 年，幾位任教於文化大學的教師們發起成立「中國現代文學學會」，次年創辦《中國現代文學》半年刊，作為現代文學研究的專屬學術期刊。學會創始迄今，多次與對岸合作舉辦「海峽兩岸華文文學研討會」，讓兩岸的學者聚會切磋，促進學術交流。所創辦的《中國現代文學》，最近幾年已發展為以「專輯」形式，規劃刊出各類新興議題，匯集海內外學界的研究成

26　包括：張錦忠、熊婷惠編，《疆界敘事與空間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2016）、張錦忠編，《離散、本土與馬華文學論述》（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

2019）、熊婷惠、張斯翔、葉福炎編，《異代新聲：馬華文學與文化研究集稿》（高雄：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2019）等。

(13)

果。²⁷凡此，皆顯示此一學科領域已於新世紀之初正式建立，並在學術界主導之下，日趨茁壯。

據此，也可看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此一領域彰顯出的另一特色，

即是日趨「跨域化」與「國際化」：跨領域、跨地域與跨文化的研究蔚起，並且經由國際交流合作，推昇該領域研究的國際能見度。

原本，臺灣在解嚴之前，三、四○年代文學資料闕如，大多只能被動接收海外學者的研究成果。九○年代以後，兩岸交流頻繁，許多先前無法得見的研究資料與研究成果進入臺灣，為研究者提供許多便利。臺灣學者與學術研究機構，亦紛紛與大陸及歐美、東亞學者進行交流合作，成果產出相當可觀。除前述中研院與政大之外，2002 年秋，臺大中文系、音樂所與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合作舉辦「文化場域與教育視界：晚清－四○年代」國際學術研討會，邀集來自歐美、日本、大陸及臺灣學者多人進行研討。2004 年，

基於同樣「跨域研究」的關懷，幾位分別來自臺大、政大與中研院的學者，

共同組織研究團隊，在國科會整合型計畫支持下，以「世變中的啟蒙：文化重建與教育轉型（1895-1945）」為題，進行為期三年的整合研究，成果結集為《文化啟蒙與知識生產—跨領域的視野》（梅家玲主編，麥田出版公司，

2006），亦為一例。

此外，還值得一提的是，自2002 年起，在蔣經國學術交流基金會贊助支持下，暨南大學中文系以「現代文學的歷史迷魅」為題，與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系合作主辦臺灣首屆「青年學者國際會議」，此後清華、東華、臺東大學、

輔仁、政大、臺大、中正等校，也先後與哥大、哈佛大學合作，承辦此會。

該會議邀集臺灣、大陸及海外青年學者與會交流切磋，發表論文，每屆設定的主題雖各有不同，但「近現代文學與文化」始終為其中大宗，且多於會後結集出版論文集，²⁸展現新一代青年學者的研究成果。再者，近年來政府力推

27　諸如，王德威、史書美，〈「華語語系與臺灣」主題論壇〉，《中國現代文學》32 (2017.12):

75-93；宋明煒、嚴鋒，〈數位時代的人文與文學〉，《中國現代文學》35 (2019.06): 1-2；

宋偉杰、李育霖，〈環境人文，生態批評，自然書寫〉，《中國現代文學》36(2019.12):

1-5；劉正忠、梅家玲，〈近現代文學的「今古之辨」與「今古之變」〉，《中國現代文學》

37 (2020.6): 1-2 等。

28　包括王德威、黃錦樹編，《想像的本邦：現代文學十五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2005）、梅家玲編，《臺灣研究新視界：青年學者觀點》（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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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南向政策」，國際合作的對象遂擴及至東南亞。2018 年起，臺大、中山、

暨南大學三校共同執行「南向華語與文化傳釋：臺灣與新馬的跨國人文沙龍」科技部計劃，與新、馬等地的學術機構合作，雖然領域涵括人文學科各領域，對於「近現代文學」的跨領域研究，同樣產生推進之效。而與國際接軌的「跨領域」、「跨文化」，遂成為新世紀以來，臺灣「近現代文學」研究發展的重要路徑。其所形成的特色及重要成果，值得進一步關注。

三、臺灣近現代文學研究的特色及重要成果

「近現代文學」—尤其是其中的「現代文學」研究，向來是大陸與海外漢學研究中的顯學。大陸方面，它始終隸屬中文系的研究領域；海外研究者則多來自於歐美的東亞系、漢學系與比較文學系，以及日韓的中國學部、

文學部或中語系等。由於中國近現代文學的重要文獻史料多收藏於大陸各圖書館，大陸學者得天獨厚，每能以豐厚的文獻資料為基礎，勾沈發微，開發研究議題。日本學者學風篤實，長於研究資料之蒐羅與深掘；北美研究者則以理論思辨為其特色，每每經由新興的文學與文化理論，建構嶄新的論述框架。臺灣方面，此一領域在八○年代以前十分沈寂，唯有中文系以古典文學為專業的學者，以及自海外學成歸國的學者零星為之。前者如施淑、樂蘅軍、柯慶明、何寄澎、呂正惠、陳萬益、呂興昌、吳達芸、康來新、楊昌年、馬森、尉天驄、鄭明娳、張素貞、林明德、賴芳伶、李瑞騰等，後者如胡耀恆、侯健等。他們在學院中開授現代文學課程，大多經由細讀文本的方式，以專家、專著或文類為中心展開研究。所關注者，雖以臺灣作家為多，

但為此一領域奠定後續研究的基礎，功不可沒。

另一方面，由於早年臺灣學界對中國近現代文學及研究現況的認知，

多得自於夏志清、劉紹銘、葉維廉、楊牧、鄭樹森、李歐梵等北美學者，從學術背景看來，這些學者幾乎全數畢業於外文系，加上八、九○年代以後，

又有新一代外文系的學者，如王德威、廖咸浩、廖炳惠、邱貴芬、彭小妍、

劉紀蕙、張小虹等，自美學成歸來。他們嫻熟於歐西各種文學與文化理論，

江寶釵、王德威編，《域外經驗與中國文學史的重構》（臺北：文水出版社，2017）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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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之以進行現當代文學與文化的研究，令人耳目一新。尤其是王德威，先後提出「沒有晚清，何來五四」、「後遺民」、「抒情傳統」、「華語語系文學∕華夷風」之說，²⁹研究視野貫通晚清與現當代，以及兩岸三地與其它地區的華文文學，所研探的論題，從現代性到文學史，從小說美學，到歷史記憶、國族認同與華語語系研究，論述新穎深刻且富於思辨性，在海內外學界都造成深遠影響。臺灣年輕一輩的文學研究者，大多對於新興的理論思潮具有高度興趣，研究取向自不免較依賴理論框架之挪用。然而，中文系文本細讀的訓練，以及兩岸開放交流後，大陸的文獻資料及學者的研究成果，同樣開啟研究者不同的觀照面向。九○年代以後，研究生以近現代文學為研究主題的學位論文，即開始日漸增加，新世紀以來，更是成長迅速 —而這當然也與兩千年前後，國內不少大學的中文系都因應學生需求，增加開設現代文學課程，以及各校先後成立臺灣文學研究系所有關。³⁰臺文所的課程設計與研探議題，恰以近代以降的文學與文化議題為大宗，其中，關於「臺灣原住民文學」的研究，更是一大特色。³¹它的師生來源，涵括了中文、外文、日文、

歷史、社會、政治等不同系所，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因此也就在中文、

臺文、外文等不同學術訓練之學者的相互激盪，以及與海外學界的往來對話之中，日趨蓬勃多元，既積累豐碩成果，也形構出自身的特色。由於臺文系

29　相關論述，可參見王德威，《被壓抑的現代性：晚清小說新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2003）、《後遺民寫作》（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7）、《史詩時代的抒情聲音：二十世紀中期的中國知識分子與藝術家》（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7）、《華夷風起—華語語系文學三論》（高雄：中山大學出版社，2015）等。

30　 1997 年，真理大學成立「臺灣文學系」；2000 年，成功大學、清華大學與國立臺北師範學院（今國立臺北教育大學）同時成立「臺灣文學所」碩士班；此後臺師大、中正、靜宜、臺大、中興、政大等校，亦於2003 至 2005 年間先後成立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成大、政大、清華、臺大、中正等多校，亦隨後成立博士班，大量培養研究人才。

31　八○年代以降，臺灣「原住民」自覺意識萌興，不少原民作家有意識地以「書寫」為自己的族群發聲，無論是口傳文學，抑是個人創作，都引起研究者高度關注。孫大川，《夾縫中的族群建構：臺灣原住民的語言、文化與政治》（臺北：聯合文學，2000）、浦忠成，

《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史綱》（臺北：里仁書局，2009）、劉秀美，《從口頭傳統到文字書寫—臺灣原住民族敘事文學的精神蛻變與返本開新》（臺北：文津出版社，2011）、魏貽君，《戰後臺灣原住民族文學形成的探察》（新北：印刻出版社，2013）等著作，都是值得重視的研究成果。

(16)

所成立之後，「臺灣文學」已成為另一專業領域，遂與中國近現代文學研究分流。因此，以下的觀察評述，將以八○年代以後，臺灣學者在「中國」或

「華文」近現代文學研究的重要「專著」為主，「臺灣文學」部分，則不擬細論。

整體而言，相對於大陸學者於「近」、「現」、「當」代研究的界域分明，

各有專精，臺灣學者多傾向於貫通或兼顧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文學而進行研探；此一時期的研究取徑，也從早年聚焦於專家、專著研究，發展為議題式的、具有文學史或是文化研究向度的深入考掘。其中，最具在地特色的，

應是兼治兩岸，以臺灣為主體，就臺灣之於中國現代文學的傳承與新變所進行的探析，以及「女性文學」與「性別研究」；最具前瞻性與發展潛力的，則是具有「跨域」與「跨文化」特質的相關文學研究。

（一）兼治兩岸的近現代文學研究

新文學發軔於五四時期的北京，一時風起雲湧，遍及於各地的華文文學圈；臺灣時當日本殖民統治，仍經由不同管道，響應並參與其後續發展；然而殖民時期的日本語文與文化教育，畢竟對臺灣文學的語文形構、國族及文化認同影響深遠。面對此一歷史進程，臺灣學者關切的毋寧是：臺灣新文學與中國新文學之間的關係如何？它如何接受、延續？或是斷裂，再嫁接？如何以臺灣為主體，探勘其所開展出的新變？此一方面的研究，實須奠基於兼跨兩岸、相互參照的視野，而施淑教授，正是其中的先行者。

早在六○年代的大學時期，施淑即對當時的現代主義文學深有興趣，同時在牯嶺街舊書攤偶然得窺當時被查禁的三、四○年代新文學作品，深深感動於其間所蘊含人間苦難與理想主義。負笈海外期間，她大量閱讀中國現代文學作品，開啟對於左翼思想與文學的研探。返臺後，更循此展開對於臺灣日據時期社會主義文學的研究。九○年代起，施淑先後出版《理想主義者的剪影》（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0）、《兩岸文學論集》（臺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兩岸：現當代文學論集》（北京：清華大學，2014）等多部專著，其研究以左翼文學為主軸，兼跨兩岸，所探討的論題包括胡風、端木蕻良、路翎、賴和、龍瑛宗、陳映真等人的文學書寫、大陸新時期文學，

以及日據時期臺灣的文藝思想論爭、「二戰」時日本在華佔領區及傀儡政權

(17)

「滿洲國」的文藝措施現象的分析等。她的研究擅於以歷史實證與文學審美批評相結合，對於懷抱理想主義之知識分子幽微的文學心靈體察獨深，無論是兩岸左翼文學研究，抑是後來經由「偽滿洲國文學」而進入所謂「大東亞文學」的研究，都具有開創之功。

至於兩岸之間文學關係的具體考察，至少可以從文人往來、報刊傳播、

文學想像與比較研究等方面予以勘察。許俊雅、梅家玲、劉正忠、石曉楓、

黃文倩等學者，都就此開展出不少重要成果。

清領時期，兩岸文人原本即時有往還；四九年之後，渡海來臺的文化人尤其為數甚夥。再加上早年臺灣報刊雜誌十分關注大陸報刊動態，縱使在殖民時期，仍屢屢轉載、改寫大陸報刊的篇章，其間所涉及的文學承衍、嫁接與新變等問題，至為複雜。許俊雅潛心於此多年，著力甚深。她曾就梁啟超與林獻堂之往來、黎烈文在大陸與臺灣的文學活動情形予以爬梳，編注《梁啟超與林獻堂往來書札》（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7），主編出版《黎烈文全集》（香港九龍：作家書局，2011），並就「中國知識分子在臺的活動及文學創作」、「日治時期臺灣報刊雜誌轉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等相關論題勾沈發微，積累不少成果。諸如對於王韜文言小說在臺灣的轉載及改寫、《臺灣日日新報》轉載《申報》新聞體小說過程的追索與解讀、日治時期臺灣報刊小說的改寫現象及其敘述策略之研探等，³²都佐以紮實的文獻資料，有助於學界的後續研究。

另一方面，同樣著眼於臺灣文學之於晚清以來中國文學的承衍與新變，

梅家玲曾由對夏濟安所創辦之《文學雜誌》的研探，釐析它如何上承三○年代朱光潛在北京創辦之《文學雜誌》，而又有所開創。³³此外，她與劉正忠亦分別就二十世紀以來的「現代小說」與「現代漢詩」兩文類的跨時間、跨地域折變，作出不同面向的考察。梅家玲自2000 年起，即開始關注梁啟超「少

32　參見許俊雅，〈誰的文學？誰的產權？—日治臺灣報刊雜誌刊載中國文學之現象研探〉，

《臺灣文學學報》21 (2012.12): 1-35；〈日治時期臺灣報刊小說的改寫現象及其敘述策略〉，《臺灣文學學報》23 (2013.12): 137-174；〈真實或虛構？∕新聞或小說？—《臺灣日日新報》轉載《申報》新聞體小說的過程與理解〉，《東吳中文學報》28 (2014.11):

245-270。

33　參見梅家玲，〈夏濟安、《文學雜誌》與臺灣大學—兼論臺灣「學院派」文學雜誌及其與「文化場域」和「教育空間」的互涉〉，《臺灣文學研究集刊》1 (2006.2): 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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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國說」與張我軍的「少年臺灣」論之間的微妙關係，並以之為研究切入點，擇取包天笑、葉聖陶，以及臺灣日據時期以來的若干重要小說為代表性個案，就二十世紀兩岸小說的轉折遷變進行論析。其專著《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二十世紀中文小說的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2）指出：「少年」的青春希望，「中國」的強盛進步，是晚清以降無數知識分子的共同願景；「青春想像」與「國族論述」的交相激盪，因此成為近現代小說中的重要主題。從「少年中國」到「少年臺灣」，所體現出的，不僅是時間流變中，不同地域的革新實踐，也是空間位移之後，家國想像的更新再造。

現代詩方面，劉正忠《現代漢詩的魔怪書寫》（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2010）乃是由晚近臺灣一種展現「非理性視域」的詩學路數著眼，探勘它在漢語脈絡裡的流變狀況。他以魯迅為作漢語脈絡中，「詩意」如何由古典向現代轉移為切入點，指出魯迅在精神與語言上將外來「摩羅」與本土「鬼物」

相鎔鑄，具體而微地反映了現代漢詩混雜複合的樣態；進而就徐志摩、聞一多、朱湘三位新月詩人，紀弦、洛夫，及多位臺灣當代詩人之作，論析現代漢詩如何在詩意、魔怪與惡露的交互作用下，展現詩與非詩反覆辯詰的動態歷程。亦是以臺灣觀點來重新詮釋漢詩發展的重要著作。

而石曉楓與黃文倩，則是分別從參照比較的觀點，就兩岸當代文學進行研探。石曉楓《兩岸小說中的少年家變》（臺北：里仁書局，2006）

以白先勇、蘇偉貞、張大春，以及余華、蘇童、王朔等多位當代作家的小說為本，探討八、九○年代兩岸小說中的家庭變貌、父者形象、母女關係及少年的人格心理建構，意圖重行建構並比較兩岸的少年經驗，進而據此論述晚清以來「少年家國」的隱喻，如何在當代小說中承續及變化。黃文倩《不只是「風景」的視野：後革命時代兩岸現當代文學比較論》（臺北：

臺灣學生書局，2017）藉由重新聯繫與考察魯迅、陳映真、茹志鵑、王安憶、莫言、張大春、駱以軍等多位代表作家及重要作品，分析其文本中的國民性精神交鋒、社會主義思想辯證、抒情與人民性的交會，以及不同歷史語境下的類似主體的交集與差異。這一類型的研究，皆擴大、豐富了兩岸文學研究的視野。

(19)

（二）近現代的女性文學與性別研究

「性別」問題向來與文學傳統、歷史文化，以及社會政治環境息息相關。然而以性別研究的角度去解讀文學，卻要直到二十世紀中後期，才逐步開展。它始於關注「女性文學」與「文學中的女性」，進而擴及探析文學中的兩性互動，以及潛藏於其間的，關乎欲望、權力、國族、殖民、言語等不同複雜面向的糾結消長。八、九○年代之際，臺灣的「女性主義」思潮風起雲湧，引起不同領域女性學者的共同關注，並援引作為研究框架。在近現代文學研究領域中，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

（臺北：元尊文化，1997）從後殖民女性觀點論析臺灣小說，應是此類研究的前沿之作。不久之後，劉人鵬《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0）一書著眼於晚清五四，由性∕別政治的觀點，探討此一歷史時刻中，國族、翻譯、婦女、認同∕差異等議題間的糾葛。其中〈「西方美人」欲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一章，以梁啟超「二十世紀是中華文明與西方美人結婚的時代」之論述為切入點，論析晚清以迄五四關於國族與婦女的文本與修辭效應，特別是以進步知識分子對於

「西方美人」的慾望，分析帝國∕國族、性∕別論述中縱橫交錯的結構權力關係，以及現代化進步論述的慾望結構及其暴力與空白，³⁴相當受到學界矚目。該專著雖然不局限於文學研究，但它的思辨方式及批判姿態，都為文學研究者提供不少參考。

至於針對晚清民初女性文學與性別問題的研究，以黃錦珠與胡曉真的研究最為可觀。黃錦珠長期致力於晚清小說研究，自九○年代起，即開始研探其中的女性議題，先後出版《晚清時期小說觀念之轉變》（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2005）、《女性書寫的多元呈現：清末民初女作家小說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4）等專著。她以文獻考掘與文本細讀的方式，為晚清小說中的「新女性」勾繪圖像，更經由第一手資料的搜集，發掘出邵振華、黃翠凝、呂韻清與高劍華四位清末民初女性小說家的生平事蹟及創作軌跡，深入探勘她們的自我醒覺、

34　參見劉人鵬，〈「西方美人」欲望裡的「中國」與「二萬萬女子」—晚清以迄五四的國族與婦女〉，收入《近代中國女權論述：國族、翻譯與性別政治》，頁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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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參與，以及小說書寫的不同風貌。她擅於經由女性書寫的研究視角，針對可以確認性別身份的女作家小說，進行深入的文本討論。所涉及的論題，

包括婦女本位的發聲位置、女性書寫的個案分析、女性行旅、婚戀觀、情愛書寫等，不一而足。所提出的「發聲位置」之說，對於辨認小說作者性別的問題亦頗有助益。

晚清小說中出現「新女性」，以及各類女性作者先後開始投入文學書寫，自有其時代因素使然。然而明清以來，原就有女性所締造的「才女文化」。放在歷史的進程中檢視，這兩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由明清女作家共享的「才女文化」，如何過渡到清末民初的「新女性」與現代女作家？胡曉真的專著《新理想、舊體例與不可思議之社會—清末民初上海「傳統派」文人與閨秀作家的轉型現象》（臺北：中研院文哲所，2015），即是針對這些問題所做的研究。胡曉真的研究原以明清女性敘事文學為主，³⁵隨後延伸至對於清末民初轉折期之文學與文化現象的研探。在此一專著中，她利用雜誌資料，重建五四以前民國時期的文化景觀，以綰合古典與現代文學在文學史書寫中的鴻溝。具體的議題包括文壇新、舊文化眾聲喧嘩的現象，知識女性追尋理想、表述生命的形式與管道，新興媒體與出版市場對創作的影響，以及上海文壇與邊地作家的互動等，對於相關領域的研究，提供重要參考。

進入現代文學部分，明顯可見的是，聚焦於「張愛玲」的研究，是為其中大宗。尤其是1995 年張愛玲在美逝世之後，她的生平與文學，成為學界競相研探的焦點，尤以女性學者為然。³⁶最近張小虹出版《張愛玲的假髮》（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20）與《文本張愛玲》（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20）

兩部論著，前者跳脫一般文學研究「作者論」與「傳記研究」的框架，轉而

35　研究成果可參見胡曉真，《才女徹夜未眠—近代中國女性敘事文學的興起》（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

36　臺灣方面的研究成果至少包括了周芬伶，《豔異：張愛玲與中國文學》（臺北：元尊文化，

1999）；蘇偉貞，《孤島張愛玲：追蹤張愛玲香港時期 (1952-1955) 小說》（臺北：三民書局，2002）、《長鏡頭下的張愛玲：影像．書信．出版》（新北：印刻出版社，2011）；鍾正道，《佛洛伊德讀張愛玲》（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2）等。另外亦有結合電影、

劇本與文學的研究，如許珮馨，《借銀燈說傳奇：張愛玲電影劇本與小說研究》（臺北：

文津出版社，2018）；鍾正道，《鏡夢與浮花：張愛玲小說的電影閱讀》（臺北：時報出版公司，2021）。

(21)

從當代理論概念「補遺」出發，藉由「遺」的虛擬創造性與「遺－移－迻」

在文字學上的「同音假借」現象，分別就張愛玲的遺囑、遺物、遺照、遺患、遺風、遺憶等，翻轉、創造出對於何謂文學、何謂作家、何謂主體、何謂書寫等問題的全新思考。後者則以「張愛玲與宗法父權的裂變」為論述主軸，緊扣「文」與「本」，以及與宗法制度相關的「祖」、「宗」等字的中國文字特性及文化思維，就張愛玲的各類文本進行細緻的文本闡析與思辨批判，

直搗「宗法父權」作為語言文化機制與性別權力機制的黃龍。此一專書不僅用女性主義來閱讀張愛玲，也用張愛玲來質疑、挑戰女性主義，而其中引以為據的重要論證，乃是「中國文字學」。此一做法，適所以體現出中西雙方的跨文化對話，更是極具本土性特色的女性主義文學研究。

在當代文學研究部分，目前臺灣學界的興趣焦點，絕大多數集中於臺灣女性作家作品與性別議題，舉凡邱貴芬、范銘如、梅家玲、洪淑苓、林芳玫、李癸雲、紀大偉、曾秀萍、王鈺婷等，都有不少相關論著。³⁷相形之下，

對於大陸及海外女作家的討論，則十分有限。³⁸

（三）「跨域」與「跨文化」的近現代文學研究

基本上，「跨文化」兼涉「transcultural」、「intercultural」與「multicultural」

三個不同面向，並往往與「跨語際」或「翻譯」研究相關。從明末以來的西學東漸，到晚清時期的中外文化激盪；從日本殖民臺灣時期的語言同化政策，到當代無遠弗屆的跨國流動，皆因為種種「跨語際∕翻譯」活動之介

37　參見邱貴芬，《仲介臺灣．女人：後殖民女性觀點的臺灣閱讀》（臺北：元尊文化，

1997）；范銘如，《眾裡尋她：臺灣女性小說縱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梅家玲，《性別，還是家國？—五○與八、九○年代臺灣小說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2004）；洪淑苓，《思想的裙角：臺灣現代女詩人的自我銘刻與時空書寫》（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4）；林芳玫，《永遠在他方：施叔青的「臺灣三部曲」》（臺北：開學文化，

2017）；李癸雲，《結構與符號之間：臺灣現代女性詩作之意象研究》（臺北：里仁書局，

2008）；紀大偉，《同志文學史：臺灣的發明》（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曾秀萍，

《孤臣．孽子．臺北人：白先勇同志小說論》（臺北：爾雅出版社，2003）；王鈺婷，《女聲合唱：戰後臺灣女性作家群的崛起》（臺南：臺灣文學館，2012）。

38　陳碧月是目前臺灣極少數從事大陸女性小說研究的學者，著作包括：《20 世紀 90 年代大陸女性小說的思想藝術風貌》（臺北：文史哲出版社，2007）、《大陸當代女性小說研究》

（臺北：秀威資訊公司，2011）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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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締造不同形式的「跨文化」現象。「跨域」，則兼有「跨地域」與「跨領域」之義。從一開始，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就有許多「外國文學」及「比較文學」背景的學者共同參與，經由不同於中文系的跨國學術訓練，很容易開展出「跨地域」、「跨領域」與「跨文化」的研究路向。而「跨地域」與

「跨文化」研究，亦原有聲氣相通之處。兩千年以後，「東亞研究」成為學界熱點，近現代文學研究當然也不會自外於此。不過，更值得注意的是，長年以來，臺灣一直有不少來自馬來西亞的留學生，他們自馬來臺，完成學業之後，繼續留臺從事教研工作。基於本身跨域流轉的經歷，以及對於馬華與中國及臺灣文學的共同關懷，亦使其能以「跨地域」與「跨文化」的視野去從事研究，並成為晚近有關「華語語系文學∕華夷風」研究的中堅學者。而近年來政府力推「新南向政策」，影響所及，同樣有助於跨域研究的拓展，所跨之域，於是也從原先的歐美、日韓，延擴至東南亞地區。

在「跨文化」與「跨語際∕翻譯」研究方面，中研院「近現代文學研究室」於此深耕多年，成員彭小妍、楊小濱、李育霖、陳相因等，都就此積累不少重要成果。彭小妍的專著《浪蕩子美學與跨文化現代性：一九三○

年代上海、東京及巴黎的浪蕩子、漫遊者與譯者》（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2012），探討源自於法國的「新感覺派」文風進入中國的歷程，尤其聚焦於橫跨東西文化與地理的脈絡中，人物、文類、觀念、語彙與文本的流動鏈結。

她以現代性的三大推手：浪蕩子、漫遊者與文化翻譯者三者的故事，歸結出

「跨文化的現代性」的觀念，企圖挑戰現有的語言與學科分界線，在新世紀以來的「跨文化∕翻譯研究」中，相當具有新意。楊小濱一向關切文學與文化中「主體性」的理論問題。其《欲望與絕爽：拉岡視野下的當代華語文學與文化》（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3）一書，從拉岡理論出發，經由文化批判、詩歌、小說、電影、繪畫、裝置藝術等角度，討論當代兩岸的華語文學與文化。一方面為拉岡式主體找尋華語例證，另一方面，更是藉由拉岡理論為當代華語情境裡的主體找尋自身。他將拉岡、紀傑克理論挪用為對當代極權主義的批判，既體現自身關懷，也是跨文化的對話。

而李育霖與陳相因，則分別以臺灣的在地文學與中俄比較文學為起點，

去開展不同面向的翻譯與跨文化研究。李育霖的《翻譯閾境 —主體、倫理、美學》（臺北：書林出版公司，2009）透過翻譯的角度來解讀臺灣的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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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進而以主體、倫理、美學三種角度，探討在地文學於全球化下可能的方向。他特別著眼於日本殖民時期在臺灣的語言同化政策，將「在地文學」

視為各種文化交流聚合的場域，循此指出異種文本符號的聚合、重組、斷裂、崩壞之書寫美學，以及翻譯者在此閾境中的生物政治；³⁹陳相因的研究則是從中俄女性比較文學出發，以文本細讀為基礎，就其間複雜糾結的性別、

政治、權力與意識形態問題進行梳理與思辨，進而開展出對於中俄文化政治與現代性建構等論題的研探，⁴⁰都別有所見。

至於涵括馬華文學以及東南亞相關的「跨地域∕跨文化」研究，李瑞騰教授可謂該領域的前行者。1991 年，李瑞騰即曾於淡江大學組織召開「東南亞華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試圖推動這方面的研究。之後龔鵬程在佛光大學也曾著力於此，以「關懷整體華文文學世界」為方向，與新加坡國立大學、馬來西亞國立大學、華社研究中心合辦研討會，並將成果結集出版。⁴¹然而它的真正開展，還是得力於在臺馬華學者的研究。黃錦樹《馬華文學：內在中國、語言與文學史》（吉隆坡：華社資料研究中心，1996）與《馬華文學與中國性》（臺北：元尊文化，1998），專論馬華文學，應是臺灣學者中最早期專注於此的論著。此後他還有《謊言或真理的技藝：當代中文小說論集》

（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3）、《文與魂與體：論現代中國性》（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6）、《華文小文學的馬來西亞個案》（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2015）、《論嘗試文》（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16）等多部論著，其研究取徑，乃是從馬華現實主義的實踐困境、文化鄉愁與內在中國、新∕後移民的漂泊經驗入手，並落實為對於「文」的問題的繁複思考。他敏銳地體察到：

「南方」移民在面對標準∕純粹的中文言說與書寫時的「失語」，從而思考

「中國性」與「現代性」在不同個案（文化產品或文化代理人）裡的生成和展

39　李育霖另有《擬造新地球：當代臺灣自然書寫》（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5），探討臺灣當代的自然書寫，論述它如何標示出一個「新地球」的文學想像，以及一個人類生活與生命之外的烏托邦，亦為現今臺灣文學研究中的開新之作。

40　相關論述，參見陳相因，〈俄蘇文學在中國：由翻譯統計探政治與文藝的角力與權力〉，

《中國現代文學》34 (2018.12): 85-119；〈嬲嫐、愛情與早期共產革命文學：論《三代之愛》在蘇聯、日本與中國的跨文化實踐〉，《中國文哲研究集刊》54 (2019.3): 75-113。

41　參見龔鵬程、楊松年、林水檺編，《21 世紀臺灣東南亞的文化與文學》（臺北：唐山出版社，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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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以及其間的弔詭現象。在此，「文」成為一個串接文字、語言、文化、國學、國故、國魂、中體、抒情傳統等不同論題的介面，他據此批判馬華前輩的中國情結，質疑中文的純粹性，也從「文心」的視角，反思「文」在抒情性與技藝性之間的矛盾張力，並對於現代「（抒情）散文」此一文類做出理論性的探勘，體現出十分獨特的學術視野。

此外，鍾怡雯、陳大為與張錦忠，也都在新世紀之初，即有相關論著問世。⁴²鍾怡雯的研究以散文為主，陳大為側重於現代詩，二人的觀照面向皆涵蓋兩岸與星馬香港等地，並且都能就馬華文學及其「文學史」之議題予以深耕。他們編選各類馬華文學選本，以及批評家的個人選集，於馬華文學研究之推動，不遺餘力。與此同時，鍾、陳兩位還分別著力於新疆漢語散文與西藏淨土書寫；陳大為同時關注中國當代詩歌美學，著有《中國當代詩史的典律生成與裂變》（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9）一書，是臺灣少數關於大陸當代詩歌的研究成果。張錦忠的《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

麥田出版公司，2003）則是繼黃錦樹《馬華文學與中國性》之後，另一聚焦於馬華文學的論著。該書從文學複系統理論（polysystem theory）的論述架構出發，探討馬華文學的定義與疑義、地位與困境、身分與文化屬性，以及馬華文學史、新馬現代主義文學與華裔離散詩學等議題。此後還有《關於馬華文學》（高雄：中山大學，2009）、《馬來西亞華語語系文學》（吉隆坡：有人出版社，2011）等專著，對於「華語語系文學」的研究與推動著力尤深。

在年輕一輩的馬華文學研究者中，最值得注意的，無疑是高嘉謙的《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6）。有別於一般馬華∕跨域研究多集中於現代白話文學，該專著研探十九世紀末至二次中日戰爭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所著眼者，正是具有悠遠文學傳統的「漢詩」。他以康有為、丘逢甲、邱菽園、許南英、洪棄生、郁達夫等人為個案，藉由他們漂泊離散於「南方」期間的漢詩書寫，考

42　鍾怡雯，《亞洲華文散文的中國圖象：1949-1999》（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與陳大為，《亞細亞的象形詩維》（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亞洲中文現代詩的都市書寫》（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01），應是臺灣最早著眼於亞洲華文文學研究的專著。兩年後，則有張錦忠的《南洋論述：馬華文學與文化屬性》（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2003）出版。

近四十年來臺灣的近現代文學研究： 學科形構與重要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