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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篇 第三講 魏晉哲學:才性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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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篇 第三講 魏晉哲學:才性派

前 言

一.玄學的興起原因

魏晉的哲學,一般稱為玄學。勞思光認為魏晉玄學乃是自漢以降道家思想變 形的具體表現。道家在漢以後分為三部分,其中的一支是否定禮制思想,進而形 成了漢末魏初的放誕思想,進而形成了魏晉玄學,而玄學又稱為「清談」。而牟宗 三認為玄學的定義乃是有二,分別有玄理和玄智,二者不可分離,在玄理中所 呈現的智慧就是玄智。

而談玄的活動稱為清談,談玄的人物,一般稱為名士。魏晉時代,對於名士 的條件,非常嚴格,一般而言,名士大多有下列特性:

1.有學問

2.道德條件很高 3.風流倜儻 4.率性而為

牟宗三先生認為名士的條件是會清談,而清談的條件是要「談言微中」,這 乃是用簡單的幾句話就能說得很中肯、很漂亮,同時也要兼顧到姿態、方式等,

才可以稱為名士。名士所常談論的課題或主張,稱為名理(玄理)。魏晉玄學興 起的原因有:

1.世局動亂:由於魏晉世局世亂,士人的國家意識及社會意識都減弱,人 容易回歸自我,重個性,不肯安於以往的規矩格套。

2.經學衰微:兩漢的儒學,較為樸實無華,重文字的解釋,不長於發明義 旨,傳注解說,長篇累贅,學者不耐。

3.士風矯情:東漢士風雖美,但亦多矯情釣譽之行,也漸激起人心的反動 , 逐漸揚棄儒學經典而崇尚老莊。

4.名士的出現:當時的清談名士,自有其特殊生命與風格,他們大多年輕 早熟,能清言,能談「三玄」(《周易》、《老子》、《莊子》),言談之間,風采動 人,生活不落俗套。

二.玄學的時期

魏晉玄學,大致上可分為三個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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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正始時期(魏齊王芳,A.D240~249):何晏、王弼

2.竹林時期:竹林七賢(阮籍、嵇康、向秀、山濤、阮咸、王戎、劉伶)

3.西晉時期:郭象、裴頠。

據馮友蘭《中國哲學史新編》中,將這三個時期分為三派:

(1) 「正始」和「竹林」時期是「貴無論」

(2) 裴頠的「崇有論」

(3) 與郭象的「無無派」

第一節 才性派:劉劭《人物志》

劉劭的《人物志》是三國的魏時關於品評人物的重要著作,此書對人物、才性 的了解,作了有系統的論述。評鑑人物其意義本是為了選拔人才,以求知人善任,

其目的是政治的、實用的,但逐漸演變成為藝術的、審美的。形成品評人物的關鍵,

一個人的長像,和其命理有其關係,乃成為一種品評人物的方向。

關於「才性」,先從字面上看:

才:人的才能。

性:人的才能所根據的天賦的本質或者是道德品質。

而談「才性」者的特色有二:

(1)用以說明人之差別性或特殊性。

(2)人的差別性皆是生命之天定者,由此可以說明人格價值之不等與天才 之實有。

然而「才性」基本上只是對「人」作情意性之觀賞,既不涉及德性,亦不提供 知識,只是為了表述感受。此種觀賞感受所得,只代表觀賞者或感受者對於此對 象之整體印象,與此對象之構成因去所具之屬性不同。

魏晉玄學初期對才性的討論,有郭泰與許劭為名家。自劉劭以下,發展了

「才性」問題,於是鍾會寫下了《四本論》,其中討論了才性的問題,分為四家:

討 論 才、德 關 係

才性同(道德和才能分不開) 傅嘏、盧毓 才性異(有才、智然後立功,才可以成就行) 李豐、曹操 討論人的才能是天賦還是後得

才性合(性是本質,才是作用,雖不同,但有關 鍾會、袁淮、劉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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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才性離(才不需天賦才能產生) 王廣、呂安

一.人的性情可從外在的形體來推斷

蓋人物之本,出乎情性。情性之理,甚微而玄。非聖人之察,其孰能究之 哉?凡有血氣者,莫不含元一以為質,稟陰陽以立性,體五行而著形,

苟有形質,猶可即而求之。(〈九徵〉)

看一個人,是從其情性來看的,其實情性是非常玄妙的,誰又能看透呢,

只要是有血氣的人,莫不是以「元一」(是抽象的概念,表材質之先天性)之其 質,其後稟其陰陽(性情剛柔之差異)、五行(個體生命之姿采)來成其形,後 有形(具體的事物)、質(精神體),我們就可以評定出一個人物了。如在見一 個的時候,要使人感到其朝氣勃勃,使其精神飽滿。

中國哲學史上關於人性問題的討論,主要是有二路說法:

1.從理說性:孟子說人性,是從理說性,是人人都有的,都一樣的,問題 是人要不要實現出來。

2.從氣說性:是從人的氣性上的清、濁、昏、明的情形來說明性,則是人各 不一樣,王充論人性如此,劉劭亦同。

凡人之質量,中和最貴矣。中和之質,必平淡無味,故能調成五材,變化 應節。……聰明者,陰陽之精,陰陽清和,則中叡外明,聖人淳耀,能兼 二美,知微知章。(〈九徵〉)

人所稟賦到的氣如果是調和得最好的,則人的氣質便是中和之質。中和乃為

「平淡」平和中庸之義,不是光鮮亮麗的意思,能使言行中和。所以平淡是最高級 的質性,觀人須先察看他有沒有平淡的性情,然後再看他的聰明。

當時學者,多以五行以配人之形體。如人之能有聰明,是具備陰陽之精。劉 劭曾說:

若量其材質,稽諸五物,五物之徵,亦各著於厥體矣。其在體也,木骨、

金筋、火氣、土肌、水血,五物之象也。(〈九徵〉)

從下表可以看出其對應的關係:

五行 五 常

(德) 形體 表現

金 義 筋 筋「勁而精」(筋要強勁有力而有精神)便是義之決 木 仁 骨 骨「植而柔」(是抽象的,代表骨是要合於其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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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是仁之質

水 智 血 色「平而暢」(容貌的表現不要過當而有中和之色)

便是智之源

火 禮 氣 氣「清而朗」(氣清爽開朗)便是禮之本

土 信 肌 體「端而實」(人的形軀要端剛而感到充實)便 是信之基

從人的筋骨肌肉血氣的性質,便可推斷其人是否具五常之德。

於是從人的表現在形體之外的種種徵象,便可知其人的五常之德是否適中,

於是《人物志》有「九徵」的說法:

平陂之質在於神,明暗之實在於精,勇怯之勢在於筋,強弱之植在於骨

,躁靜之決在於氣,慘懌之情在於色,衰正之形在於儀,態度之動在於 容,緩急之狀在於言。(〈九徵〉)

一個人在其神色上要表現有平陂之質,而其質是否有神(不急躁,感到融 洽),臉色有精神而不暗淡,勇敢或者害怕在其節骨是否剛健有力,一個人的 骨骼強壯與否是很重要的,浮躁或平靜在於決定氣的清濁,臉色的平暢與否是 很重要的,儀態的整齊清潔與否是很重要的,態度上的動靜是表現於容貌上的 , 言語上的緩急是很重要的。如果這九方面都表現得最好,是為「九徵皆至」,便是

「兼德之人」。劉劭將人物分為「三度」(兼德、兼材、偏材)與「五等」(聖人、大雅 小雅、亂德、無恒):

兼德而至 — 中庸      — 聖人 具體而微 — 德性(兼材各方面才能)       — 大雅 一  至 — 偏材(某方面才能)         — 小雅 一  徵 — 依似(似有某方面才能,其實沒有)  — 亂德 一至一違 — 閒雜(沒有定性,無固定操守)    — 無恒

然而這些外在行為只是提供一個參考,並不完全代表一個人,若是要選拔、

任用一個人才,仍是要長期觀察,觀其是否稱職,才不會導致「以言取人,失之 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

二.分別人的才性及所適任之職事

蓋人流之業,十有二焉。有清節家(德性行為為一般人所敬重者),有法 家(能夠懂得國治、法理的人),有術家(某一方面有特殊才幹,乃慮智 過人之人),有國體(能夠關照國家之全體,德法術三方面都具備),

有器能(能在特殊限制之下,有貢獻者),有臧否,有伎倆,有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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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章(為文著述),有儒學(傳聖人之業而不能幹事施政),有口辨

(應對辨給,但辨不入道),有雄傑(膽力、材略過人)。(〈流業〉)

這十二類大抵以德、法、術三材為區分根據:

1.德(德性高妙,容止可法):清節家、臧否 2.法(建法立制,強國富人):法家、伎倆 3.術(思通道化,策謀奇妙):術家、智意

表現德、法、術三者皆具的,是為國體、器能,而後四者是偏材。此十二類人 材,皆人臣之任,而不能作君王。其實這些分類,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的人才,

也不能所有的人皆可以分得如此清楚。只是可以為君王所用的。

而能作君主的,必須是:

聰明平淡,總達眾材,而不以事自任。(〈流業〉)

若道不平淡,與一材同好,則一材處權而眾材失任矣。(〈體別〉)

此為君德無為的思想。有的人能夠關照全體,有的人只能專注於某一方向,

所以能夠關照全體者,則是為君王之才者。而君王的任務,就是在「知人善任」。

三.四理與四明

劉劭認為人的才能不同,而所體會的理也不同。

夫理有四部,明有四家,……若夫天地氣化,盈虛損益,道之理也;法 制正事,事之理也;禮教宜適,義之理也;人情樞機,情之理也。(〈材 理〉)

所謂能夠明白天地的變化損益者,稱為道理之家;法制政事上皆有所了解 者,稱為事理之;對於道德禮教能夠適當的安排,作一個節度,稱為義理之家 ; 能夠通情達理者,稱為情理之家。而能表現這四種理的人,是為四家。劉劭說:

是故質於理合,合而有明,明足見理,理足成家。是故質性平淡,思心玄 微,能通自然,道理之家也;質性警徹,權略機捷,能理煩達,事理之 家也;質性和平,能論禮教,辨其得失,義理之家也;質性機解,推情 原意,能適其變,情理之家也。(〈材理〉)

有了事理,明瞭、通達一切事物,就可以稱家。所以質性平淡,能夠對於玄 妙事物通情達理者,是為道理之家所能;對於所有的事情能夠打理的很好,把 煩雜的事理做好,是為事理之家所能;能夠明白事理,依著禮義而行者,是為 義理之家所能;能夠對一件事情的原委,能通權達變者,是為情理之家所能。此 四家,以道理之家為首,道理之家「思心玄微,能通自然」即是能明玄理之人。

這乃在說明,每一個人的才能不同,所以對於「禮」的看法有所不同,所以 每一個人對於「禮」的解釋不同,而各行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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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些對於人物的看法,是在說明一個人的專長,只是一 個概括性的說法,而主要在於說明形體上的作為,可以反映在其專長上,而君 王之人,要能夠知人善任,能夠「當其位」,才可以達到人盡其用。

四.對「英雄」的重視

英雄是氣性生命中之特出的人;英可以為相,雄可以為將。

是故聰明秀出謂之英,膽力過人謂之雄。(〈英雄〉)

夫聰明者,英之分也,不得雄之膽,則說不行,膽力者,雄之分也,不 得英之智,則事不立。是故英以之其聰謀始,以其明見機,待雄之膽行之

。雄以其力服眾,以其勇排難,待英之智成之,然後乃能各濟其所長也。

(〈英雄〉)

《人物志》關於英雄的討論,是很恰當的,英雄是氣性生命中的特出的人,

《人物志》對人的氣性才性面最能體會和欣賞,所以能對英雄有恰當的了解。

然而《人物志》本身亦有其流弊:

才性是由氣質所決定,無關於學力,不是每一個皆可以踐聖。

聖人的德性生命的純粹,才是聖之所以為聖的本質,而非僅用「平淡」之質,

不以一材顯其能可以形容的。

其實《人物志》對於人物的品評,皆是用比較抽象的概念去解釋一個人。但如 果對於人物品評不是那麼抽象的時候,就會滲入了命理的成份了。而《人物志》的 品評,後來大多運用於政治上的品評,君王依其好惡去論斷臣子的優劣,然若 君王不能真正的知人善任之時,那麼這一個品評也是沒有益處的了。

後來,人物的品評和命理相結合後,也就是曾國藩的《冰鑑》,其中也解釋 了如何能看出一個人的才能。

第二節 荀粲〈言不盡意論〉

從人的外觀論人,並不容易,要從人的外表形相以求識其性情精神,此種 品鑑,是很玄微的,是可以意會,不可言傳的,於是便有關於言與意的關係的 討 論 , 即 討 論 言 說 的 能 否 盡 意 的 問 題 , 這 是 所 謂 「 言 意 之 辨 」 。 荀 粲

(A.D.209~238)便是魏晉玄學初期談言意問題的著名人物。

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于意外者也,繫 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 出矣。(《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引何劭之〈荀粲傳〉)

荀粲認為六經雖然記載了聖人的言論,但聖人的真意,並不在言說文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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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六經只是糠秕糟粕。他主張精微奧妙的理,不是言語所能全部表達出來的,

象與言所能表達的,是一般的意義,而理之精微,是象外之意,繫表之言。這後 來影響到了王弼注《易》時的「得象忘言,得意忘象」和郭象注《莊子》時的「寄言 出意」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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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篇 第四講 魏晉哲學:玄理派(上)

魏齊王芳正始年間(A.D.240~248)是魏晉清淡的極盛時期,亦稱「正始之 音」,當時的清談名士,以何晏、王弼最為著名。

所謂的「名理」,就是辯名析理,名就是名詞,理就是一個名詞的內涵。郭象

《莊子注》中言:「然膏梁之子,均之戲豫,或倦於典言,而能辯名析理,以宣其 氣,以繫其思。」魏晉名士辯論之「理」,乃在於剖析,也稱之為清言。

第一節 何晏

一.道論

何晏(A.D.193~249)乃是主張「貴無」思想的一位人物,在魏晉南北朝時代,

是謂玄學的有二派學說形成對比:

1.貴無派:何晏、王弼等 2.崇有派:裴頠等

有之為有,恃無以生;事而為事,由無以成。夫道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

,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

有是來自於無的,無能生有,事之所以稱事,皆是由無中生有以成的。

何晏認為使萬物存在,成就一切的道,是無形無聲的,即是一形而上的存 在,現實上的一切東西都有其形體,而使這一切成其為存在的道,則是無形體的 萬物都有其形,由於有形,所以有一定的名稱,而道則是無形的,故也不能有 一定的名稱來說它。這大體上是以先秦道家的思想來詮釋道或本體的意義。

這個思想,後來影響到了王弼的思想和隋唐佛教的一些思想,如佛家的六 家七宗有「本無宗」(無是萬物的根源,是根源性的說法)和「本無異宗」(無生 有,是生成論的說法),就是受了何晏的影響。

二.無名論

夫道者,惟無所有者也。自天地以來,皆有所有矣。然猶謂之道者,以其 能復用無所有也。故雖處有名之域,而沒其無名之象,由以在陽之遠體,

而忘其自有陰之遠類也。夏侯玄曰:「天地以自然運,聖人以自然用。」自 然者,道也。道本無名,故老氏曰:彊為之名。仲尼稱堯「蕩蕩無能名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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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云:「巍巍成功」,則彊為之名,取世所知而稱耳,豈有名而更當云 無能名焉者耶?夫惟無名,故可得遍以天下之名名。然豈其名也哉?

1.道是無,雖然自有天地以來,已是有而不是無,但道仍不失其為道,因 道以無所有的作用表現於有中,一定要從有中去體現無。

2.夏侯玄說自然是道之名,何晏認為道是無名的。夏侯玄說道是自然的,

是為了解釋道乃為天地之所有,只要是自然的,均可以命名為道;何晏認為道 是無名的,是不可言喻的,是不可以表達的,何晏認為無乃是根本的,所有的 有均是來自於無。

第二節 王弼的「老學」與「易學」

王弼(A.D.226~249),字輔嗣。為學好論儒道辭才逸辯,《三國志.魏志.

鍾會傳》附記王弼云:

初會弱冠,與山陽王弼並知名。弼好論儒道,辭才逸辯,注《易》及《老子

》;為尚書郎,年二十餘卒。

在其短暫的一生裡,主要從事玄學理論的研究與著述,注《周易》。漢代的易 學,後世稱為象數易學,以孟喜和京房為代表。其所代表的是一大套自然哲學,

著眼在宇宙的氣化流行上尋求人事天道的條理法則,比較是煩瑣的,甚至是迷 信的,而王弼的《周易注》,黜象數而言義理,足以糾讖緯之失,而雜以《老》、

《莊》,亦開後來玄虛之漸。故宋趙師秀詩云:「輔嗣易行無漢學。」又注《老子》,

陸德明稱其妙得虛無之旨,今並行於世。

他是以《老子》的形上體理論,來作為解釋《周易》與《老子》的標準。一掃漢 儒的數術論,而以義理取代之,而且以《老子》的思想去解釋《易》,而且並無偏 頗之處。然而和儒家以乾卦為首的精神仍有差異,王弼是以復卦為首的,復卦為 首乃是為了解釋《老子》的「歸根復命」的思想的,宋明理學則就不同意其說法。

就知識學的體系上來說,王弼注易給了我們很大的空間去思考,如「得意忘象,

得象忘言」並不代表王弼否定了語言上的表示,而是突顯了聖人形而上體係的呈 現。

王弼的著作有《周易注》、《周易例略》、《大衍論》、《老子微旨略例》、《論語釋 疑》。

一.形上學:「道」

王弼注《易》、《老》,實宗《老子》之形上學理論,順老子論「道」之意闡述之。

從「道」的意義把握上握住了思想的精要,而以下列四義來論「道」:

1.萬物無常而道有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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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有皆始於無,故未形無名之時,則為萬物之始。……言道以無形無名,

始成萬物;〔萬物〕以始以成,而不知其所以〔然〕,玄之又玄也。(《老子 注.第一章》)

道一方面超現象,另一方面又決定現象。道是萬物之始,而道是無,萬物之 生成,是由乎道。所謂「萬物之始」,正如老子所謂「先天地生」,非真說時間序 列,而只欲表明其超越性。當我們要追溯萬物之始時,必至於無然後止,則從凡 有皆始於無的意義,顯出道的「無」性。道是以無始成萬物的,故萬物「以始以成 而不知其所以然」。

2.道是超越現象界,是一無限的實體

沖而用之,用乃不能窮。滿以造實,實來則盈,故沖而用之,又復不盈,其 為無窮,亦已極矣。形雖大,不能累其體,事雖殷,不能充其量,萬物舍此 而求主,主其安在乎?不亦淵兮似萬物之宗乎?(《老子注.第四章》)

道是以沖虛的妙用來主宰萬物的,沖虛的妙用不是有一定作用,如果是有 一定的作用,便是有限的,所以說「實來則盈」。天地間一切有形的存在的作用都 是有其限制的,而道則是無有限制的,這是說道的「先天性」。

3.道支配現象界,且運行於萬物萬象之中

沖既是沖虛的,是不主宰之主宰,則如何能生成萬物呢?答案是道並不去 生成萬物,而是讓萬物自生自成。

不塞其原,則物自生,何功之有?不禁其性,則物自濟,何為之恃?物 自長足,不吾宰成,有德無主,非玄而何?凡言玄德,皆有德而不知其 主,出乎幽冥。(《老子注.第十章》)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無為於萬物而萬 物各適其所用,則莫不贍矣。若慧由己樹,未足任也。(《老子注.第五章

》)

道對萬物沒有任何的干涉,讓萬物自生自成,便是自然。這自然並不是指自 然界的自然,而是描述內心毫無執著,無一定方向的沖虛,無為的境界,即是 心境上的自然。

4.名號與稱謂

不可得而名,故不可言同名曰玄;而言謂之玄者,取於不可得而謂之然 也;謂之然,則不可以定乎一玄而已。

名也者,定彼者也;稱也者,從謂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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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弼認為名號是從客觀的可知的對象而決定。客觀的可知的對象有一定的性 質、形狀,根據它的性質、形狀,我們便可以給予它一定的名字。所以說「名,定 彼者也」,「名號生乎形狀」;然而「道」是形而上的存在,是無形跡可求的,吾 人要論說道,便只能從我對道的了解、體會來說,而以主觀方面設定的詞,便是 稱謂。

由上可知「道」是既超越又內在的。故王弼在論「道」,以道為「實有」,又視

「道」與「無」為一事,邢昺《論語正義》引王弼《論語釋疑》之言云:

道者,無之稱也;無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

將「道」視為「無」、「現象共循之規律」一方面不屬於現象界,另一方面卻又 是現象之根源,此思想乃承《老子》首章所謂: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

亦即「有生於無」的思想而來。

「道」一方面超越現象界,所謂「萬物之始」。故王弼《老子注》,貴在體「無」

之學,在宇宙本體之形上觀點上而言,可以說完全拋棄了漢儒元氣、陰陽、五行 之學說,而依據《老子》另闢新途。《老子》云:「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 之。」而王弼更能將《老子》的這一段話做一個很好的把握。

王弼提出「勢」與「因」來說明宇宙萬物生成之由,牟宗三《才性與玄理》一書 中曾言:

道生之者,只是開其源,暢其流,讓物自生也。此是消極意義的生,故亦 曰:「無生之生」也。

因此,生、有、運化萬變,就王弼而言,皆不外是道體之光影而已。

皇侃《論語義疏》引王弼注「吾道一以貫之」云:

貫猶統也,夫事有歸,理有會,故得其歸。事雖殷大,可以一名舉;總其 會,理其博,可以至約窮也。

就《易經》而言,道體是「一」,天下之動與萬物之化為「多」;就《老子》言,

形上道體是「無」,萬物萬形是「有」;若以「一」為靜,則靜能制動;若以「一」為 本,則本能賅末;若以「一」為無,則無能生有,故「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是 也;天下萬物都統一在這個共同的本體「無」之中,「無」就成了宇宙萬有生成的 依據,並決定了事物的存在性;由「無」所決定宇宙萬有都是「有」,「有」相對於 本體「無」而言,只能是「末」;「無」才是「本」,即萬有之源也,通過本末關係、

一多關係、動靜關係,則宇宙萬有自然歸諸於本體的「無」了。

從上各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王弼的貴「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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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認識論

魏晉之學是「建立一種方法上的自覺」,何晏的〈無名論〉,是得之於《老子》

的啟發,王弼借《周易》將人在認識方法上劃分了三個階段:言、象、意。

1.言:語言,具體指《周易》中的卦辭和爻辭,其任務是表達「象」。

2.象:指卦象、爻象;泛指一般事物或現象。卦象、爻象是表達制作《周易》

之聖人之意(思想上之意),而一般事物現象則是本質之表現

3.意:卦象、爻象只是表達製作《周易》的聖人之「意」,而「意」是認知的對 象與目的,亦即本質或本體上所謂的「無」。

「得象忘言,得意忘象。」直承《周易》「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之意。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言生 於象,故可尋言以觀象;象生於意,故可尋象以觀意;意以象盡,象以 言者;故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

〈明象〉)

王弼所提出之理論對推動人對世界和自身之認識具有積極之意義;然其將言 象、意三者對立起來,認識「意」通過「象」來表達,得「意」就可以忘「象」;「象」

又是由語言來表達,既得「象」,則語言亦可拋棄了。殊不知在方法上而言,認識 必須透過語言、思維來作為把握對象的前提條件,而王弼卻拋棄了這些必要條件,

而認為只有忘掉「言」才能得到「象」;只有忘掉「象」,才能得到「意」。

然《易.繫辭傳》其實也指示了另一思想理路,即:

聖人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繫辭以盡言。

其實聖人畫出卦象,是在表達他去感覺天理、地理、山川、雷澤等等的道理,

而用卦象去把他表達出來,藉以讓一般的人望卦象而知其意,故繫辭以表達。

而王弼則主張:「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亦即「得意 忘象,得象忘言。」而所謂的「忘象以求其意」,就是「明象」論所得之結果,明象 亦即是取消象,而不受其限制。而此處所謂之「意」,不是經驗上的「意」,而是 形上玄理,是言所不能盡者,我們在面對事物的時候,實在是很難表達的完盡 , 故語言是一種限制性。故王弼之所以用「得意忘象」、「言不盡意」,即成其認識方 法之指標。王弼所謂「言不盡意」、「得意忘象」之理論,並非說明事物與世界之本 質是可以為人所認知者,而是在證明超越萬有之上的本體「無」,而此超越萬有 之上的本體是不可名狀的,是不能通過人的語言、思維等認識途徑去把握的,只 有用神祕直觀的方式,如當看到宇宙的現象且去體會了這個現象,才會有象的 產生,若去解釋此象,才會有言,如果把語言、象拋棄了,而去把握了形上本體 的意義,如此方能認識到此至高無上的本體。

而裴徽王弼老子和孔子對無的把握時,王弼認為:「老子是用言(「有」的觀 念)去解釋無,而孔子是用行為去體現無的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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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聖人有情論、聖人體無論

1.聖人有情而不累於情(《莊子》:「不為物役」)

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

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 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

王弼認為聖人所以為聖,是因為他的智慧高明,體現沖虛自然無為的境界,

生命像行雲流水一般,但聖人並不因此便沒有情緒的表現。聖人有情而不累於情,

正是無為的道理在生命中具體表現,這樣的了解「無」的意義,比何晏的「聖人無 情」之說高明。

2.聖人體無而會通孔老

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恆言無所不足。

(《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注》)

他認為孔子已經把道(即無)的意義,全都體現在自己的具體生命活動上,

即聖人的生命全幅是道的體現(體無是「體現了無」),而這體現了無的境界是 不能說的。因一言說,便要運用概念,而概念一定有其限定性。如此,說道是無 的老子便比不上不說無的孔子了。

但王弼從聖人體無來了解孔子,並未能體會到孔子生命的真實內容。聖人的 生命,固然是自然而不執著的,可以說是體無,但聖人生命的精誠發憤,學不 厭,教不惓,整個生命純粹是道德價值的實現,這便不是體無之說能包涵的。

四.人生哲學

王弼即以《老子》「無」的思想,做為宇宙萬有之本體,所以就人生的態度上 也是「崇本貴無」的,王弼在崇本貴無的人生哲學上,有所謂的「守母以存其子、

崇本以舉其末」的理論,其於《老子注.第三十八章》注言:「守母以存其子,崇 本以舉其末,則形名俱有而邪不生,大美配天而華不作。故母不可遠,本不可失。

……」中說明了人必須耍返回到無為、無名處,即以道為本,才能成就道德和種 種功名。其認為「道」之所以造化萬物,全在乎無為自然而治理萬事萬物,因此其 在《老子》所謂:「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其注 云:

天地任自然,無為無造,萬物自相治理,故不仁也。……

故王弼對於人生的處事態度上,認為凡事必謀之於未兆未始之際,使其無 心無為,無心於欲,而後方能順理平治;若僅於政治上竭盡聖智之才以治巧偽 之民,在社會上崇尚仁義之人以敦澆薄之俗,在經濟上發展巧利之器以厚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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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便皆不如使百姓少私寡欲為要。

五.影響

王弼以老學之理《解老》、《解易》,發揮「崇本貴無」的思想,主「得意忘象、

得象忘言」之學說,以駁斥陰陽術數、章句訓詁之流弊。其《老子》注為曠古名著,

亦因解老之風尚而使道家學說為魏晉思想主流,「三玄」之學以是倡焉。就數術思 想本身而言,王弼之注老、解易闡述論語自有其思想基礎,並系統的建立起適應 魏晉時期的玄學思想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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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篇 第五講 魏晉哲學:玄理派(中)

第一節 阮籍(AD210-263)的〈樂論〉、〈大人先生傳〉

與〈達莊論〉

一.樂論:希望通過禮樂的教化,使人遷善成化而不自知

「希望通過禮樂的教化」,乃是是受到儒家的影響,把禮樂當成教化的工具。

而「使人遷善成化而不自知」,是在自然的狀態下使人遷善成化,是受到道家的 影響。

夫樂者,天地之體,萬物之性也;合其體,得其性,則和;離其體,失 其性,則乖。昔者聖人之作樂也,將以順天地之體,成萬物之性也……天 地合其德,則萬物合其生,刑賞不用而民自安矣。(〈樂論〉)

樂是天地的根本,萬物的本性。合了這樣的根本,得到他的本性,就叫做和。

音樂的本質就是和,沒有哀音、樂音之分。離開他的體,失去他的本性,就是乖 違了和。所以過去聖人做音樂時,都是順天地的體,成就萬物的本性,這時很自 然的就通過音樂的教化,使得社會安定。

先王之為樂也,將以定萬物之情,一天下之意也,故使其聲平,其容和

……。

先王作樂主要是安定宇宙萬事萬物的情,使得天下的意,經由樂表達出從 容不迫。

刑、教一體,禮、樂內外也……禮定其象,樂平其心,禮治其外,樂化其 內,禮樂正而天下平。

「刑、教一體」教育天下百姓,不是只靠教育,也是要靠刑。儒家孔子並非不 重視刑,也不是不要刑,是因為德比刑來得重要,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 刑」。相反的法家也並非不要德,而是刑為主,德為輔,就連最強調刑的韓非亦 是如此。可是刑過當後就慘苛人情。所以,後來儒家才會批評申韓之法慘苛人情。

法家並非要我們棄德就刑,只是過去可能以德可治,然而現今(當時法家的時 代)必須以刑方可治。

「禮、樂內外也」因為禮在外在的儀式結構而言,只是做為一種形式的規範,

然而禮不只是作為形式的規範,更重要的禮是來自於內在的道德規範。可是我們 所能看到的禮是外在,故言「禮定其象」。而「樂平其心」音樂是中和人的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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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治其外,樂化其內,禮樂正而天下平。」所以禮樂在傳統的思想上是當作一種 教化功能來看待。

這個部份,阮籍還是接續中國傳統儒家的基本精神來看待禮樂。

二.《大人先生傳》與《達莊論》

皈歸老莊貶抑世俗禮教:魏晉之際,政局動盪,名士多被殺,阮籍有感於 世變,於是縱酒酣飲,不問世事,且行事多不守禮法,倡言「禮豈為我輩設 哉!」

「皈歸老莊貶抑世俗禮教」並非老莊貶抑世俗禮教,而是當時讀書人用老莊 來對抗當時的禮教。漢時老莊(道家)和法家合流,有別於先秦的老莊,到了魏 晉則是偏向於莊學。但這時的莊學落入到社會的動盪,就變成要放棄禮教,不願 接受禮教的束縛。

昔者天地開闢,萬物並生……蓋無君而庶物定,無臣而萬事理,保身修 性,不違其紀,惟茲若然,故能長久。今汝造音以亂聲,作色以詭形;外 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君立而虐興,臣設而賊 生,坐制禮法,束縛下民(〈大人先生傳〉)

過去天地開闢,宇宙萬物產生以後,沒有君王但萬物各定其處,沒有臣子 而各種事情都理的很好,每個保養生命形軀,修養自己的心性,不違背綱紀,

也長長久久的這麼過來了。而今天你們卻製造一些因來亂了這個身,製造很多的 色來詭詐形貌。

他認為那個時代就是「外易其貌,內隱其情,懷欲以求多,詐偽以要名」所 以,有了君王暴虐就產生了,有了臣子互相欺騙就產生了,然後制定禮法來約 束百姓。他認為這是社會動盪或是後來的社會的一種現像,古代應該不是如此。

故至道之極,混一不分,同為一體,得失無聞。伏羲結繩,神農教耕,逆 之則死,順之則生。又安知貪洿之為罰,而貞白之為名乎?使至德之要,

無外而已……(〈達莊論〉)

道到了極致(根本)就沒有什麼可以分的。「同為一體,得失無聞」如果從宇 宙的根本來看時,宇宙的根本就是一,而其他的萬物都是根據一發展出來的,

所以伏羲氏教我們結繩記事,神農氏教我們播種五穀,如果不順者這個理去做 , 自然違背了自然的現象那就會死亡,如果順者去做自然能延續形軀生命。此段主 要的意思便是要我們順其自然。

阮籍具有雙重思想的性格,一個是儒家的,一個是道家的,其實這對於魏 晉思想家而言,很難說他一定是儒家或一定道家,如王弼《論語釋疑》,何晏《論 語正義》既有道家思想,但對儒家思想的把握也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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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嵇康(AD224-263)的〈養生論〉與〈聲無哀樂論〉

嵇康好老莊,又精於音律,善彈琴,曾任中散大夫,後為司馬昭借故殺害,

臨刑奏「廣陵散」。

一.養生論

人不能長生不死,但延年益壽則是通過養生可以做到的;呼吸吐納(練氣 功),服食養身,是為養形(具體);而保持恬靜無欲的心境,是為養神。

是以君子知形恃神以立,神須形以存。悟生理之易失,知一過之害生。故 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愛憎不棲於情,憂喜不留於意。泊然無感,而 體氣和平。又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使形神相親,表裡俱濟也。

一個君子一定知道人的形體是要靠精神才能存在,而精神也須要形體才能 存在。我也感悟到人的生命形軀,是倏忽而逝的,我也知道有了任何過當之處,

就會害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必須要修養我的本性,來保養我的精神,來安定我 的心,來保養我的生命形軀。我不會過當的愛憎,也不會過當的喜憂。對任何的 事物都是非常的淡泊,而不會因著這樣而觸動我的心,而想要擁有它,所以我 自然就會非常平和。所以我要靠著呼吸吐納,服食養身,來使我的形神相親,讓 我的內外都能互相幫助(截長補短)。

清虛靜泰,少私寡欲;知名位之傷德,故忽而不營,非欲而強禁也;識 厚味之害性,故棄而弗顧,非貪而後抑也……無為自得,體妙心玄,忘 歡而後樂足,遺身而後身存。

我必須要用清虛的心、靜的心、持盈保泰的心,少私寡欲;我會知道名位會 傷我的德(不當名位之獲得),所以我會忽略而不去經營它。

如果我們要保有清虛靜泰的,少私寡欲的心,就容易長養我們的精神。

〈答難養生論〉中言其並不反對本能欲求的求滿足,欲望是本有的,是要滿 足的,但並不認為嗜欲是合理的。

故世之難得者,非財也,非榮也,患意之不足耳。意足者,雖耦耕甽畝,

被褐啜菽,莫不自得。不足者,雖養以天下,委以萬物,猶未愜然……

(〈答難養生論〉)

〈答難養生論〉是嵇康回答質疑《養生論》者的話。

所以,今天人世間難得的,並不是錢財,也不是榮辱,就是怕你不滿足。如 果你滿足的話,你在田地裏耕種也好,穿著粗布的衣服,吃喝普通的食物,都 會悠然自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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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子識智以無恒傷生,欲以逐物害性,故智用則收之以恬,欲動則糾之 以和;使智止於恬,性足於和;然後神以默醇,體以和成。

二.聲無哀樂論:音樂上的客觀主義

傳統上視音樂為教化的工具,以合理的樂來感人心、淨化人之感情。「治世之 音安以樂」、「亂世之音怨以怒」、「亡國之音哀以思」,此乃儒家的樂教預設的理 論。

反對客觀上有所謂哀音和樂音的存在,他認為音樂本身有其體性,其體性 即「和」,合於和的音樂使是好的音樂,而哀樂只是人的主觀情緒,非樂聲所本 有的。

音樂只有善惡之分,而無哀樂之別,所謂「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和的 聲音本身是無形的,而人心情的波動是由於音樂之「和」所牽動的,故哀樂乃是 人心的表現,非音樂本身的表達);認為有音樂的體自在天地之間,而吾人對 音樂應作純美的欣賞,不必牽連到實用上來。故音樂應是客觀性的認識與欣賞,

而不是自我主觀意識音樂是哀或樂的。

就以上而言,我們可以知道一位藝術家若是在乎他人對其音樂之評價,而 作出合於他人的喜好的音樂,可以說其價值將會消失,真正的藝術應該是不受 範圍的限制的。

音聲之作,其猶臭味在於天地之間,其善與不善,雖遭遇濁亂,其體自 若而無變也。

音樂聲音的創作,就好像是味道是在天地之間自然散發的。其音樂的本身是 不會改變的,但是對於感覺而言,其好與不好,是由著聽者的心情所改變的。

夫哀心藏於內,遇和聲而後發,和聲無象而哀心有主;夫以有主之哀心

,因乎無象之和聲而後發,其所覺悟,唯哀而已,豈復知吹萬不同而使 自己哉?

五味萬殊,而大同於美;曲變雖眾,亦大同於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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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漢魏晉篇 第六講 魏晉哲學:玄理派(下)

第一節 郭象《莊子注》

郭象(A.D.252~312)好老莊,能清談,其言說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

曾於東海王越當政時任職太傅主簿。其《莊子注》,其實就是向秀注,就《晉書》

上記載,向秀的《莊子注》由於沒有人傳承,所以郭象就補了其中的〈駢拇〉、〈秋 水〉二篇,再加以潤飾,就形成了郭象、向秀《莊子注》。

一.逍遙與獨化

(一)逍遙義

蔡仁厚《中國哲學史大綱》上認為郭象注莊的逍遙義有三層次:

1.一般理:破除量的形式。

2.分別說:逍遙是精神層面,而不屬於現實物質生活之領域。只要主體觀 照的超昇,則逍遙隨主體而逍遙。

3.融化說:聖人至人無為而治之功化,使萬物各適其性,混然融化。

大鵬與小鳥如能自由自在,不受拘束,則都是可以逍遙的。(去大小之分)

獨化則是不受外在其他事物之牽連,自己成為一洒然自在的、自足的存在個體。

夫大鵬之上九萬,尺鴳之起榆枋,小大雖差,各任其性。苟當其分,逍遙 一也。(《世說新語.文學》)

大鵬鳥可以飛上九萬里的高空,小尺鴳只能在榆枋上跳躍,雖然大小有所 差別,然而大鵬之可飛如此之高,乃是靠其翅,靠著起風,可以飛向南海,尺 鴳飛的不高,但他們都能夠安其本分,順著他們的條件而行。如果皆能順著他們 的本分,有什麼不能逍遙的呢?

故大鵬在高的地方逍遙,小鳥在低的地方逍遙,若是各在其地方得其所樂,

那麼他是逍遙的,並不會因為大鵬鳥較小鳥逍遙。這乃是指在各個領域之中,得 其所樂,就是一種逍遙,若是不在其方向,乃是一個束縛。

天地以萬物為體,而萬物必以自然為正。自然者,不為而自然者也。故大 鵬之能高,斥鴳之能下,樁木之能長,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

,非為之所能也。不為而自能,所以為正也。(〈逍遙遊〉:「若夫乘天地 之正」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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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萬物本來是一體的,所有的萬物必以「自然」為其正。自然是什麼?自然 就是不造作是為自然也。所以大鵬鳥之所以能飛高,斥(尺)鴳之所以飛的低,

樁木之所以活得長,朝菌之所以活得短,皆是順其本性而自然而為的,不是因 為想要為什麼就變為什麼的。所以自然就是自然而然,自己而然,不受外在環境 的造作,所以稱為「正」。

因此,「理有至分,物有定極。(任何的理,一定是如此,任何的物,也一 定是如此,他不會因為你的改變,而作出什麼樣的改變,即使改變,也是順著 其本性而改變)」(郭象注)萬物不是有意為之才是這樣的,萬物如果能夠恰當 於他們的分位,不造作營求,外馳追逐,便可即於他們的存在狀況而逍遙。

大鵬可以即於大而逍遙,小鳥亦可即於小而逍遙。

自然:物之自爾,自己而然;無是與有對立之邏輯概念,非「有生於無」。

此 1.「無」之意義與老子及王弼注說法不合。

2.無不能生有,則不成為一形上學觀念。

無和有只是對立的概念,而沒有根源性的意涵,而非是老子或是王弼的「萬 物生於有,有生於無」中把「無」做為一個道體的最本根來看待;然而「有」與

「無」之間,也可以如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有,名天地之 始,無,名萬物之母」中「有」與「無」是相對的概念,或者是道的一體二面,這 是郭象的懂法。然而卻沒有從宇宙生成的根源性說法來做這一個說明,這也影響 了佛學的本無家中的二派—本無宗、本無異宗中無是否為根源性說法,做了很大 的爭論,無是否為根源,或者為與有相對立的一種。

無待:不依其他條件者。

1.宇宙論意義:即「獨化」,萬物萬象最初皆是「自己而然」,無待於其他 條件。故「化」乃是自己去自化,他人無法幫助的。

2.自我境界義:即「逍遙」即真我之自由,不受外在之拘束。此「真我」(我 的自然呈現狀態)不含德性意義,只是「情意我」。注重「我」在自然中所突現出 的生命力和生命感,而不在於有多少的的德性的「德性我」的觀念。

(二)自爾獨化

夫天籟者(泛指宇宙所形成的聲音),豈復別有一物哉?即眾竅比竹之 屬,接乎有生之類,會而共成一天耳(事事物物皆順自然而生)。無既無 矣,則不能生有;有之未生,又不能為生。然則生生者誰哉?塊然自生耳

。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則我自然矣。自己而 然,則謂之天然。……故物各自生而無所出焉,此天道也。

郭象認為物之所以如此,是自己如此的。王弼說道的生物,是讓物自生自成,

道沒有干涉,已含郭象此意,但仍保留「道生物」,「無生有」這說法的方式,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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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象則連這說法的方式也要破除,說道不能生物,無不能生有。

形非無之所化也,則化與不化,然與不然,從人之與由己,莫不自爾,

吾安識其所以哉!(〈齊物論〉「罔兩問景注」。)

就經驗觀點言,形影是相待的,罔兩是影子,須待於形而後存在,但若破 除了因果依待的觀念,則雖是罔兩,也是獨立自足,自己如此的。

夫體天地,冥變化者(自然而變者),雖手足異任,五臟殊宮,未曾相 與而百節同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裡俱濟,斯相為於無 相為也。(〈大宗師〉「相為於無相為」注)

各個體物合成一體是自然而然的,不知何以會如此的。如是則一切各各自由 自足,無所待於外物,但也自然成為一大的會聚,此乃在道心觀照下萬物相冥 相會之境界。

二.寄言出意與跡冥論

《晉書.向秀傳》:「莊周著內外數篇,歷世方士,雖有觀者,莫適論其旨統 也;秀乃為之隱解,發明奇趣,振起玄風,讀之者超然心悟,莫不自足一時 也。」向、郭皆認為莊子的思想是「寄言出意」的,他們認為莊子書中的言語只是 一種工具,其主要的目的乃在於透露出莊子想要表達的真正意思。

寄言出意:藉著文字的表面意義,顯示出言外之意,如人說寓言一樣,意 在言外;作者所要表示的真正意思,並不就是文字表面所表示的意思,人固然 要了解作者寫的文字之意義,也要越過文字的表面意義,以了解其中的寓意。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也。故堯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今許 由方明既治,則無所代之。而治實由堯,故有子治之言,宜忘言以尋其所 況。而或者遂云:「治之而治者,堯也;不治而堯得以治者,許由也。」…

…若謂拱默乎山林之中而後得稱無為者,此莊老之談所以見棄於當塗,〔

當塗〕者自必於有為之域而不反者,斯之由也。(〈逍遙遊〉「堯讓天下於 許由」注)

堯之治是出於不治的,他的為,是出於無為的。

許由所顯示出的無為,其實是堯的生命中之體現。

堯與許由不是為了治而治,他們是出於無為而治之的。故「無為者,非拱默 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作為一個領導者,應是行無為之治的,

因為底下的人員就依著政策的大方向去實行的,各行其本分、長才,達到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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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者不應事事必躬親,才不會使領導者本身無法達成目標。

依《郭象注》之意,莊子是借許由以明體。堯是為出於無為,治由於不治,即 無為的本即在為的跡上,本跡相融。跡是看得到的,冥是看不到的,看不到無為 的部分,而只看得到跡的部分,卻不知到堯真正的是那個無為。而吾人必要透過 許由的顯本,乃可以得知到堯事實上已到達無為而無不為的境界了。

夫自任者對物,而順物者與物無對,故堯無對於天下,而許由與稷、契為 匹矣。何以言其然耶?夫與物冥者,故群物之所不能離也。是以無心玄應

,唯感之從,汛若不繫之舟,東西之非己也。

堯是無對於天下,而與物冥的。而許由僅能說是堯的外臣。

此皆寄言耳。夫神人即今所謂聖人也。夫聖人雖在廟堂之上,然其心無異 於山林之中,世豈識之哉!……今言王德之人而寄之此山,將明世所無 由識,故乃託之於絕垠之外而推之視聽之表耳。(〈逍遙遊〉「藐姑射之山 有神人居焉」注)

堯的跡(治世)便是冥(無為),冥即是跡,至高明的境界即在日常的生 活上表現,而不刻意去彰顯他的無為,因為刻意的彰顯,就是有為了。故郭象推 莊子之意,終歸於跡本之圓融(和光同塵,體玄極妙)為其最高境界。

「寄言出意」是其方法論,而「跡冥」是對於聖人境界的描述。

王弼和向、郭所談論到的觀點,雖以無為道,但皆認為人是要在具體的生活 中表現出無為的境界才是真正的無為。然而以跡而伴隨而來的桎梏,是否有違反 無為的境界?郭象曾言:

今仲尼非不冥也。顧自然之理,行則影從,言則響隨。夫順物則名跡斯立

,而順物者非為名也。非為名則至矣,而終不免乎名,則孰能解之哉!故 名者影響也,影響者形聲之桎梏也。明斯理也,則名跡可遺,名跡可遺,

則尚彼可絕;尚彼可絕,則性命可全矣!(〈德充符〉「不知至人之以是為 己桎梏邪」注)

這一段話是注解無趾說孔子是「天刑之,安可解」一句話。郭象認為能帶著這 些名聲桎梏,甘願接受天刑的孔子,才是真正的至人。

無為:「無為者,非拱默之謂也;直各任其自為,則性命安矣!」

1.是使萬物「各任其自為」不加干預,使萬物各自完成其能力或本性。

2.「無為」並不是使萬物都不活動,而是就「自我」境界立義,指聖人自駐

「無待」及「逍遙」之境。

變化:天地萬物「無時而不移」,且萬物之運行可以「相反相成」,然是否當 作一「變化之規律」義,仍值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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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思光《新編中國哲學史.卷二》認為「無時而不移」,正老子所謂「天地尚 不能久」也。郭注之意,實謂一切存在各有本性,各自運行;「無為」與「有為」之 別,在於是否妨害萬物依本性而運行,故「本性」之不可改,並不妨礙「運行」之 不止息也。同時,郭象未能切實講變之規律,但承認萬物之運行可以「相反相成」。

其言:「天下莫不相與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為,斯東西相反也。……故彼之自 為,濟我之功宏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無者也。」

第二節 裴頠《崇有論》

在這一個時代的思想家,比較傾向於對於自然的看法,而有了「有」與「無」

之間的概念上的問題,裴頠從有的概念,去探索事物的存在本身,而不像王弼 從一個「貴無」的形而上的抽象本體去切入問題的看法。裴頠(A.D.267~300)

從「崇有」而肯定倫常政制存在的真實性,但其所說的有,是現象意義的有,不 是超越的本體。

一、反對何晏、王弼等人「以無為本」的客觀重心思想,何、王認為世界萬物 是由「無」所派生出來,「無」比「有」(具有存在的一切東西)更根本。

二、裴頠認為萬有的存在是真實的,「道」是萬有的總體,離開萬有,沒有獨 立自存的「道」,從全體和部分的關係,說明了道和萬物的關係,從而否定「貴無 論」所虛構的關於「道」的本體之觀念。

(一)萬有雖然是有形有限的,但彼此互相依賴,並不需要虛無之道體的 支持。

(二)萬有的相互作用形成了世界的秩序和法則,法則和秩序以萬有的存 在為基礎。

(三)萬有的生長和變化是自然而然的,其所以能自生自化,在於以「有」

為實體;「無」只是萬有的虧損與消失,所以無不能生有;否定萬物以無為本的 理論,肯宗萬有存在的真實性。這乃是從一個現象的世界去看「有」的,而不是從 一個形上本體去討論根源性問題。

三、裴頠認為貴無學說破壞了禮教和社會秩序,造成了一種荒淫放蕩的生活 風氣,給社會帶來危機,駁斥了無為的寄生思想,主張利用自然的資源,通過 人的勞動,謀取人的生活,在養生問題上,反對縱欲主義,也反對禁欲主義,

從珍重肉體生命的觀點提出節欲的主張(嵇康亦是如此)。

四、裴頠用崇有論來反對以無為本體的貴無論,是否能針對問題?其實未必 能夠針對問題,因為王弼等所說的無,並不是與有相反的虛無、不存在的無,而 是從工夫作用上說的「無」是沖虛、不做作的意思,而此一沖虛,不做作的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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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反對的。如同茶杯之能盛水,乃是其中空有一個「無」,而茶杯外的「有」是 一個做作,而說茶杯是一個做作,是一個「有」,「有」是一個形體,是要通過

「無」才有用的。問題是只說工夫作用層的無,並不能積極肯定,或指出成就倫常 教化之根據,如同只講「無」是無法體現「無」的一個重要性,必須指出真實的仁 心、善性(如孔、孟等學者),才能夠成就道德實踐及倫理綱維、政治制度;而此 一仁心善性,是超越的本體,這是後來宋儒之著眼點,裴頠及其他魏晉玄學家 , 並未意識到這地方。

此處可參考牟宗三《心體與性體》,其中探究了宋代儒者的一些觀點,讓我 們可以體會到,如果我們只是說一個「無」的形上本體而言,卻沒有落實到仁心 善性,則會流於空乏浮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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