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當資本主義衝撞父權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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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女兒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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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當資本主義衝撞父權體制

―從農村女兒到工廠女工

請借問播田的田莊阿伯啊，人塊講繁華都市台北對叼去，

阮就是無依偎可憐的女兒，自細漢就來離開父母的身邊，

雖然無人替阮安排將來代誌，阮想欲來去都市做著女工度日子，

也通來安慰自己心裡的欷微。

請借問路邊的賣煙阿姐啊，人塊講對面彼間工廠是不是貼告示欲用人阮想欲來去，我看你猶原不是幸福的女兒，

雖然無人替咱安排將來代誌，在世間總是著愛自己打算才合理，

青春是毋通耽誤人生的真義。

請借問門頭的辦公阿伯啊，人塊講這間工廠有欲採用人，

阮雖然也少年攏不知半項，同情我地頭生疏以外無希望，

假使少錢也要忍耐三冬五冬，為將來為著幸福甘願受苦來活動，

有一日總會得著心情的輕鬆。

──〈孤女的願望〉¹

50 年代末期～60 年代，〈孤女的願望〉這首歌曾經紅遍台灣的街頭巷尾，「很忠實地反映了台灣社會經濟起飛初期，農業社會漸漸邁入工業化社會的社會狀況，把工業初期，城市吸引鄉村青年離開故鄉投

1 〈孤女的願望〉本來是葉俊麟憶起個人從基隆到台北發展有感而發所填詞的作品，1958 年配上日本原曲，由當時年僅 9 歲的陳芬蘭主唱，台南亞洲唱片發行。參見曾慧佳，《從流行歌曲看台灣社會》，台北市：桂冠圖書公司，1998 年 12 月，頁 96～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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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當資本主義衝撞父權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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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大都會，投效於工業生產的情形，做了詳細的記載。」²透過陳芬蘭稚嫰幽柔的歌聲，傳唱出苦澀但又滿懷期望的時代脈動，也駐存著一部部農村少女流轉到城市打拚的生命歷程。

從最早發生工業革命的英國歷史來看，工業化為一向在農家充當生產配角的女子開啟了離家求職之路，新型的女性勞動力乃告誕生³。自 1960 年代中期開始，在政府「出口導向工業化」（Export-Oriented Industrialization: EOI）政策的導引下，吸引許多國內外資金的投入台灣設廠，並以紡織、成衣、電子業等輕工業為主導，帶動台灣的經濟發展，不過這些產業具有勞力密集的特性，降低人事成本是創造利潤的先決條件，當時肩負起台灣經濟史上這項偉大任務的正是一群年輕、未婚、勤勞的「第一代女工」⁴。在許多學者的研究中也發現，這些「年輕化的女性勞動力」大多從農村被拉／擠進了工業部門，成為產業基層勞務的主體⁵。

根據關注女工議題的黃富三解析，台灣本身的重化工業不發達，又缺乏工業原料，產業發展亟需仰賴加工業，建立輕工業代工生產的前提就是廉價的勞動力，此絕非男性勞工所能滿足的，惟有依賴女性勞力才資以彌補，在他的調查中，1970 年代，台灣輕工業所需女工的比率就高達 68％⁶。

2 杜文靖，〈從陳芬蘭到江蕙〉，《自由時報》副刊， 1996 年 11 月 1～ 2 日。

3 黃富三，《女工與台灣工業化》，頁 19。

4 指在工業化的早期，新興的台灣女性勞動階層，在 60 年代中期年齡群組約為 15

～25 歲的年輕女工。參見夏樂祥，〈臺灣製造業女性作業員生命經驗與勞動過程分析〉，《近代中國》，116 期， 1996 年 12 月，頁 200、 219～ 220。

5 請參見黃富三，《女工與台灣工業化》；胡台麗，〈台灣農村工業化對婦女地位的影響〉，《婦女在國家發展過程中的角色研討會》，台灣大學人口研究中心性別研究室，1985 年；嚴祥鸞，〈台灣勞動市場性別分工的解析 1951～ 1994〉，《勞資關係論叢》第 5 期，1996 年；王實之，〈資本主義、父權社會下的紡織女工：台灣工業化的案例研究〉，國立中正大學勞工研究所碩士論文，1997 年 7 月；李瑩芝，

〈看不見的勞動 ─ ─1940～ 1960 年台灣女性勞工的生命歷程、家戶動力與僱傭策略〉，私立東海大學社會學研究所碩士論文，2001 年等相關研究。

6 黃富三，《女工與台灣工業化》，頁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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不過，這些乍看呈顯時代表徵的「事實」，卻又有些啟人疑竇、質詰的困惑：

為什麼這齣經濟飛躍大戲的主軸集結在「最佳女主角」身上 ─ ─ 為何「唯有」女性足以擔綱？另外，農村女孩為什麼大量躍然不歇地湧入工廠？較之於男性勞工，女工總是「理所當然」地必然便宜？在台灣當時的世代環境中，是否存在著支持此種薪資歧視的社會機制？

更重要的是，面對微薄剝削的不佳待遇，這些年輕女性又怎麼如此甘於承受與依歸？

誠如一般所知，台灣女工階級的形成，乃是來自於特定時空因子繁複互動下的產物，而她們遭逢的現實處境與時代課題，曾經受到台灣文學家們的關懷與憐惜，轉化投射成為其發聲的文學著作。因此，

要探尋台灣文學領域相應而具像或隱微形塑的女工生命基調，唯有先行回溯追索當時的社會歷史情境，梳理出從農家女兒到工廠女工的演進過程，襯以歷時性的剖析，方能與文學書寫來交互觀照與深層對話。

第一節 殖民經濟的變貌―國民黨與美援遇合

一、國民黨的統制經濟

1945 年 8 月 15 日，日本宣佈無條件投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

10 月 25 日，中華民國政府根據盟軍最高統帥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發布的〈第一命令〉，派遣陳儀等人來台完成日軍的受降典禮⁷。

7 1945 年 8 月 17 日盟軍統帥麥克阿瑟發布的〈第一命令〉：「在中國（東三省除外）、台灣及北緯 16 度以北法屬印度支那境內的日本高級指揮，以及所有陸海空軍和輔助部隊，應向蔣介石投降，北緯 16 度以南由英國軍隊受降。」9 月 14 日，中華民國發表〈國民政府公告〉：「本年 8 月 14 日日本已答復中美英蘇四國，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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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政權再次迭替了，台灣殖民經濟的命運却未就此跳脫。為了確保國民黨政府本身的經濟利益，「台灣省行政長官」陳儀⁸承繼日治時期台灣總督府的經濟統制政策，把所有的日人官方和民營企業以及少數台日合資的企業，全部改為國有財產或是出售⁹，將「緣起清代末期的『官僚資本主義』制度，連同其官營與私營企業徹底相互滲透的特性，跟著大陸人一起移至台灣」¹⁰。當時的國營企業大致分成三類¹¹：

（一）原為日本人擁有企業，如：榨糖、發電、化肥、水泥、造紙、黃金和採銅工業，收歸政府所有。

（二）國民黨在 1949 年以前創辦的工業與行政機構一起移至台灣，包括：中國紡織公司、中國石油公司、中國工程公司和中國漁業公司。

（三）國民黨來台後建立的國營企業，大多是重組過去的私營企業，如將台灣鋼鐵公司、台灣煤炭發展公司、新竹煤礦公司和農用化學公司重新組合成中國石化公司、台灣中央化學工程公司、中國鋼鐵公司、中國造船公司、台灣機械公司和台灣鋁業公司。

國民黨政府接管日治時代所建立的工業，並配合所謂的民族工業

7 月 26 日〈波茨坦三國宣言〉的各項規定，無條件投降。依此規定，台灣全境及澎湖列島應交還中華民國。本府即派行政及軍事各官吏前來治理。」10 月 25 日在台北公會堂（今中山堂）舉行中國戰區台灣省受降典禮。1946 年 1 月 20 日，

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根據1 月 12 日行政院的命令公告，台灣省省民自 1945 年 10 月 25 日以後回復中國國籍。

8 1945 年 8 月 29 日，國民政府發布〈台灣省行政長官公署條例〉，任命陳儀擔任

「台灣省行政長官」。

9 根據 1945 年 10 月 23 日政府公佈的〈收復區敵偽產業處理辦法〉，將原為日人所有，或為日人出資收購，或產業原屬華人與日偽合辦者，均收歸中央政府，較小之工廠則以標售處理。參見袁穎生，《光復前後的台灣經濟》，台北市：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98 年初版，頁 75～ 76。

10 Alice H. Amsden, ”Taiwan’s Economic History: A Case of Etatisme and a Challenge to Dependency Theory,” Modern China, Vol. 5, No. 3, July,1979, pp.362；轉引自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 ─ 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台北市：人間出版社，1992 年 7 月初版，1994 年 4 月 1 版 2 刷，頁 71。

11 魏蕚，《中國式資本主義 ─ ─ 台灣邁向市場經濟之路》，頁 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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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和耕者有其田的實施，透過發行股票將國營企業向私營領域的轉讓，致使許多輕工業和重工業仍然置於政府的強力控制之下¹²。戰後的台灣，紛亂的接收日產過程，使得工業生產力低落，遠不及日治後期，到了 1949 年 12 月國民黨政府遷台時，工業總產量還不到大戰結束時最高產量的三分之一，經濟基礎建設如：電力、鐵路、

公路等，可使用的僅及戰前的 40％¹³。雖然農工生產有所增加，但主要供給國內所需，出口形同停滯，有限的出口外滙收入無法滿足進口外滙需要，不但貿易入超是常態，進口物質亦不足以因應國內需求¹⁴。

二、美國挹注的及時雨

受到戰事破壞而疲弊的台灣經濟，戰後還未待及復甦，激烈的國共內戰已然爆發，國民黨政府將大批物資低價甚至無償地輸往中國以求平衡物價，卻造成台灣出現民生必需品匱乏的窘境；而且每當公營事業虧損，則向台灣銀行借錢以維持營運，政府稅收不足亦逕由台銀墊款，造成市面上的台幣數量大增浮濫，加上國防費用經常高達政府

支出的 50％以上，使得政府財政赤字嚴重，最後導致中國內部惡性的

通貨膨脹直接擴散並衝擊到了台灣¹⁵。

儘管國民黨政府在 1949 年 6 月 15 日公布〈新台幣發行辦法〉，實

12 魏蕚，《中國式資本主義 ─ ─ 台灣邁向市場經濟之路》，頁 95～ 96。

13 潘鋕甲，《民營企業的發展》，台北市：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3 年 11 月初版，頁 3。

14 陳添壽，《台灣政經發展策略》，台北市：黎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6 年 3 月初版，頁 7。

15 1946 年 5 月 22 日台幣兌換中國內陸的「法幣」是 1：30，但由於中國經濟惡化而陸續調整，到 1948 年 8 月 18 日，台幣升值為 1： 1,635。 8 月 19 日中國改制為金圓券後，本採金圓券等於台幣1,835 元的固定匯率，不過中國物價惡性膨脹仍然無法挽回，台幣不斷調升，到 1949 年 6 月兩岸匯兌終止，金圓券與台幣的兌換率反而變成 1： 2,000。參見潘志奇，《光復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分析》，台北市：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年，頁 73～ 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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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幣制改革，以新台幣 1 元換發舊台幣 4 萬元，企圖切斷台灣與中國的經濟聯繫來挽救，不過情況並未告緩和¹⁶；接著年底國民黨政府遷台時，外匯早已枯竭，而數以百萬計的中國軍民陸續撤退到台灣，使得台灣人口自 1945 年的 600 萬爆增為 1950 年的 800 萬，過量的超額需求帶來強烈的通貨膨脹壓力¹⁷，讓脆弱的台灣經濟雪上加霜，不但失業人數頓時大增，物價再度快速飆漲，惡化成重大沉疴，令台灣經濟幾乎窒息。總計從 1946 年到 1950 年 1 月的 4 年內，台北市的消費者物價共上漲了 6,500 倍，躉售物價提高 6700 餘倍¹⁸，台灣經濟臨界崩潰的邊緣，直到 1951 年美援及時的挹入，才遏制通貨膨漲，適時挽救瀕臨破產的台灣經濟，基本上也鞏固了國民黨政府的政治情勢。（參見下「圖 2-1-1 1946～1952 年台北市躉售物價月平均上漲率」）。

圖2-1-1 1946～1952 年台北市躉售物價月平均上漲率

19.3

7.0 54.5

26.9 10.8

2.8 2.9 5.1

0 10 20 30 40 50 60

1946 1947 1948 1949 1-5

1949 7-12

1950 1951 1952 時間 (％)

統計資料來源：于宗先、王金利著，《台灣通貨膨脹》，台北市：聯經出版公司，1999 年，頁 66。

16 潘志奇，《光復初期台灣通貨膨脹的分析》，頁 12。

17 之後 10 年間，每年以平均增加 3.5％的速度，及至 1960 年，台灣人口已激增為 1,100 萬，參見林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年》，頁 12。

18 孫震，《台灣經濟自由化的歷程》，台北市：三民書局，2003 年 5 月初版，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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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台援助，源自於 1948 年由美國國會通過的〈援外法案〉

（Foreign Assistance Act ）的第四章（Title IV）（即「援華法案」），

當年 7 月 3 日由中美雙方政府代表在南京簽訂〈中美經濟援助協定〉

（Economic Aid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 of China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第一批援款是針對基礎經濟建設的戰後復甦，先後由台糖、台鐵及台電獲得運用¹⁹。未料正當國共內戰情勢急速逆轉之際，美方與國民黨政府關係交惡，1948 年 8 月 5 日美國國務院發表了〈美國與中國的關係 ─ ─ 著重 1944～1949 年時期〉（即〈中美關係白皮書〉），將國民黨在中國統治失敗的原因歸結於其自身的無能與不聽美方的建議，美國此舉猶如向世界宣告放棄國民黨，美援因而在 1949 年中止。及至年底，國府撤台，美國依然採取棄之不顧的基調。

不過，戰後的世界態勢丕變，國際進入美、蘇兩大集團對峙的冷戰時代，尤其是當 1950 年 6 月 25 日韓戰爆發之後²⁰，美國為了阻止國共在台灣海峽另啟戰端，避免東亞情勢益趨複雜，總統杜魯門立刻於 27 日發表「台灣海峽中立化聲明」²¹，並為了維持台灣經濟的穩定、

協助美軍的活動，期待台灣具備自給自足的能力，翌年開始將大筆軍援和經援匯入台灣。就在美國「環島連鎖」（Island Chains）圍堵政策的開展下，台灣與菲律賓、澳洲、印尼、韓國、日本、琉球，同時被美國納編成為防止共產主義擴散的戰略要塞，台灣因此「變成『美

19 參見吳聰敏，〈美援與台灣的經濟發展〉，《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第一卷第一期， 1988 年春季號，頁 147；陳怡如，〈行政革新與台灣財經組織之變遷（民 42～ 47 年）〉，國立中央大學歷史研究所碩士論文，1998 年，頁 22～ 25。

20 1949 年 9 月，蘇聯試爆第一顆原子彈，促使美國調整對外政策的架構；待 1950 年 6 月韓戰爆發，更讓美國改變對國民黨政權的態度，從「不理會政策」轉為支持，並全力防堵共產勢力的擴散。

21 杜魯門下令美軍第七艦隊進入台灣海峽，遏止中共政權對台灣的任何攻擊，並且要求國民政府亦不得進攻對岸，主張台灣的國家地位與歸屬問題仍未解決，即所謂的「台灣地位未定論」，力使台灣海峽中立化。參見許介鱗，《戰後台灣史記》第 19 章卷 2，台北市：文英堂， 1996 年 9 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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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世界體系』的亞洲前線的一部份」²²。

1951 年 10 月 10 日美國制定〈共同安全法案〉（Mutual Security Act, MSA），宣示以經濟、技術、軍事來協助盟邦抵抗共產主義的擴張，

採行以軍事援助為主、經濟援助為輔的架構，原來中斷的援華經援業務，也被恢復整合到此法案中。因此，美方輸給台灣的援助中，無償贈與的部分大多數是武器設備和軍事性經援，軍力援助的比例始終高於經濟援助，台灣的美援依賴是以軍事模式為主軸²³。迨 1960 年代，

美援才漸漸調整成以進口民生物資、生產設備及原料等經援體系，作為安定反共防線區域內的政經手段，進而協助發展經濟規模²⁴。

實言之，「對外援助」是美國用來威脅利誘「反共前哨」的方法之一，「美國表面的利他主義也是強化本身地位的一種手段」²⁵。就表象上來看，美國提供軍備物資，似乎是為了協助這些地區的安全防衛，

但其實其真正關切的却是與蘇聯之間的軍事角力和抗衡，特別是在新發展的原子武器上；此外，重整武裝的政策亦有助於舒緩戰後美國機械工具業及飛機製造業的低迷景氣，美國先以援助或貸款的管道，再透過美國政府的居間撮合，使受援國向美國企業購買所需的物資，包括糧食、石油、機器設備乃至於軍火，達到促進美國自身的經濟發展。換句話說，美國巧妙地運用援助之名，強化對抗共產世界的實力，同時，更進一步達到了主宰資本主義世界，以維持美國在世界經濟上強大的霸權。

22 George T. Crane 著，翁望回譯，〈台灣的躍昇：體系、國家，及在世界經濟中的移動〉，收入丁庭宇、馬康莊主編，《台灣社會變遷的經驗──一個新興的工業社會》，頁 36。

23 文馨瑩，《經濟奇蹟的背後 ──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 1951～ 1965）》，台北市：自立晚報社文化出版部，1990 年 1 月，頁 91～ 93、 151。

24 文馨瑩，《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 1951～ 1965）》，頁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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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賦予遏抑赤禍蔓延任務的台灣，自然地跨進了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集團，從防衛基地的軍事部署開始，恪遵「反共抗俄」的基本教義，順從地依附在美援的整合與操控中，從而輔助美國在資本主義世界的復甦與擴張。

從 1951 年到 1963 年，美國對台灣提供了急需的原料設備和資金，

居台灣投資總額的 31.1％，分別占基礎設施經費的 74％，農業投資的 58.7％，工業資金的 12.9％，人力資源的 18％²⁶，總計自 1951～1968 年間，實際援助及貸款物資總值約為 14.82 億美元，其中 1951～1960 年為 10.28 億美元，佔同一期間台灣進口總額的 47.9％²⁷，也就是說，台灣依靠美援解決貿易逆差和國際收支逆差²⁸，彌補外滙缺口，使台灣初步擺脫物資奇缺和通貨膨脹的惡性發展。因此，台灣經濟由穩定到發展的主要因素就是美援，美援確實解救了岌岌可危的台灣經濟。

三、美援藏鏡下的巧妙

然而，美援並非純粹的國際「人道救援」事業，其背後真正的目的乃在於維護並創造美方最高的利益，只不過運作策略既高明且細緻，尤其是在國民黨政府組織內外建立一套合作機制最為巧用心思。

「美援總署駐台分署」²⁹是美援的執行單位，又是美國對台控制

26 參見文馨瑩，《經濟奇蹟的背後 ──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 1951～ 1965）》，

頁 185～ 186。

27 林鐘雄，《台灣經濟經驗一百年》，頁 13。

28 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台灣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化 ─ ─ 外貿》，台北市：行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1981 年，頁 112～ 117。

29 1948 年 7 月美國先在上海成立「美國經濟合作總署中國分署」（ 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ission to China），在對台恢後援助後，1952 年改名為「美國共同安全總署中國分署」（Mutual Security Agency, Mission to China），

到 1953 年又改稱「美國國外業務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 Foreign Operations Administration,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 1955 年更名為「美國國際合作總署駐華共同安全分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Mutual Security Mission to China），為隸屬於國務院的半獨立機構，負責執行 1950 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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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報中心。其透過操控「行政院美援運用委員會」（簡稱「美援會」）、

「中國農村復興聯合委員會」（簡稱「農復會」）與「經濟安定委員會」（簡稱「經安會」）等三個合作機構，結合裡面的親美經濟學家和技術官僚，引導或施壓國民黨政府，以達成符合其所需求的結構轉化和制度改革。

「美援會」是行政院內負責管理美援基金運用、跨部會的政府機關，早於 1948 年 6 月在南京成立，後遷至台灣。不過，「美援會」卻受美援總署駐台分署的財務控制和實質操縱，其職員並不受台灣政府任何公務員法規的約束³⁰。

「農復會」於 1948 年 10 月１日成立於南京，表面上是促進農業技術改革與發展的組織，但其權力與重要性卻遠比一般所認知的還要多。台灣省政府所制定的農村計劃須先經過「農復會」審查、批准和監督執行，在推動土地改革時，「農復會」操持的痕跡清晰可見。實言之，「農復會」全權主導台灣的農業發展；非但如此，「農復會」是相當特殊的「跨政府」機構，不僅其獨立於政府的行政體系之外，單位的經費全由美方撥款援助，委員則由台、美兩國總統分別指派任命，

雙方政府並同時賦予其決策的實權，如 1950 年代台灣「以農業培養工業」的經濟政策，在擬定與執行的過程中，「農復會」就積極充當協調與仲介的角色³¹。

1951 年成立的「經安會」，主要的業務在經濟建設計劃的協商，

1958 年併入「美援會」，開始推行放寬金融、外匯、貿易等策略。「經

後半期的經援任務。1962 年，再度改稱「美國國際開發總署駐華美援公署」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U.S. Aid Mission to China），這個單位主要負責經援臺灣的運作。參見趙既昌，《美援的運用》，台北市：聯經出版事業公司，1985 年，頁 10～ 11。

30 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 ──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頁 77。

31 黃俊傑，《農復會與台灣經驗（1949～ 1979）》，台北市：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1991 年 6 月初版，頁 47、 59、 91～ 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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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會」之下另設「工業委員會」，負責經建計劃與美援工業計劃的執行。

從 1953 年起至 1972 年，在「經安會」運作下，國民黨政府推動了五期「四年經建計劃」³²，實際上正是為配合美方需求而量度裁製的。

美援著上一層「慈善」外貌的保護色，隱蔽却強勢地介入改造台灣內部的社經結構。「美援會」、「農復會」與「經安會」這三個機關都擁有奇特的雙重組織架構，一方面執行國民黨當局的政策，一方面又獨立於正式的政府行政體系之外，逕自接受美國政府提供的活動基金和政策指導，相當程度地聽命於美國，並積極呼應或回饋美方的需要，

可說是體現出「兩套相互聯結的關係帶」³³，目的在於達成美國政府經濟學家尼爾．H.．雅各比（Neil H. Jacoby）所說的「美國和中國（國民黨）政府在經濟發展和軍事實力方面巨大的共同利益」³⁴。所以，高爾滕（John Galtung）將「農復會」與「美援會」稱為「是中心國『中心』在邊緣國『中心』，為兩個『中心』的共同利益而設置的兩個『橋頭堡』」，換言之，美國有效地運作美援及其附屬組織，並「通過這條渠道輸入的各種『投入』（指支持和要求），有效地轉化成『產出』」³⁵，為美國利益獲取提供最佳的服務。

綜括來論，在美國對台援助的 15 年期間，無論在政治管制或經濟發展的策略上，台灣莫不受到美國的操控與影響，相較於台灣史上赤裸裸的殖民政權而言，美方最大的差異只在於未採行直接的政治統

32 第一～二期「四年經建計劃」（ 1953～ 1960 年），主要以輕工業內銷市場為主；第三～五期的「四年經建計劃」（1961～ 1972），重點轉為扶持以輕工業為主的出口產業，後半期，又增加了建設重化學工業的目標。

33 Ronald Robinson, “Non-European Foundation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Roger Owen and Bor Sutcliff , ed.,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London: Longman, 1972.轉引自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 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頁 79。

34 原出處 Neil H.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pp. 61；轉引自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頁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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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然而這一點也不減損她對台灣的宰制；對台灣來說，美國向來是一個「非正式的帝國」，或者說是「沒有殖民地的帝國」³⁶，但實質上「接收了日本昔日的角色，做為台灣的外部守護神」³⁷，只是將內部的管理及支配權保留給國民黨政府。

四、反共與固權的土改

美國對台的援助，除了維持台灣 50 萬軍隊，協助穩定動盪的政治局勢，在經濟層面發揮的作用更是多元的，台灣在戰後所推行的土地改革，就是一個顯著的例證。

早在 1930 年代，美國即已認知到農村租佃關係惡化的經濟落後國家，常是孕育社會主義革命的溫床。為了避免製造共產集團活動的有利空間，加上 1945 年盟軍在日本進行土地改革成功的經驗，美方積極地把土地改革列為援外的重點計畫。

戰後的台灣，農村的土地分配結構仍是以地主佃農的依附關係為主軸，地主掌握了「放佃權」及「納租額」等攸關佃農生計的權力。為了順應美國落實防共圍堵政策的要求──「由解決不安定之農村問題入手，有效阻止共產主義之蔓延」³⁸，也基於鞏固統治台灣基礎的考量³⁹，國民黨政府著手進行土地改革，作為安定農村社會為第一步驟。1948 年 12 月底，國民政府改派陳誠擔任「台灣省主席」，並兼

36 曾萍萍，《噤啞的他者 ──陳映真小說與後殖民論述》，台北市：萬卷樓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3 年 12 月初版，頁 65。

38 許介鱗，《戰後台灣史記》，頁 144。

39 劉進慶認為農地改革完全是國民政府在存亡利害狀況下所採取的改革，其迫切的目標絕不是徹底的改革，不過只是一種緩和當時與農民之間的階級緊張關係，確保台灣的「安定」的溫和改革。參見劉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頁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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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女兒圈

- 30 - ――論 1970～80 台灣文學中的女工樣貌

任「台灣省警備總司令」，集軍、政大權於一身，負責佈署台灣做為國民黨撤退的最後據點；隔年在 2 月 4 日「農民節」慶祝大會上，陳誠宣佈推行「土地改革」，有謂他甚至公開揚言：「三七五減租工作一定要確實施行，我相信困難是有的，刁皮搗蛋、不要臉皮的人也許有；

但是，我相信，不要命的人總不會有！」⁴⁰並且下令，凡違抗或阻擾減租工作進行者，送交「警備總部」。

1949 年 4 月，台灣省政府通過〈台灣省私有耕地租用辦法〉，並

於 14 日公布施行，正式展開三階段、為期五年的「土地改革」。首先

辦理的是「三七五減租」，規定任何租佃關係的佃租，均不得超過 375‰⁴¹；1951 年 6 月，公告〈台灣省放領公有地扶植自耕農實施辦法〉，實施「公地放領」，將政府租給農民的公有耕地，轉由承租的佃農承購；此後又於 1953 年 1 月，公告〈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⁴²，將地主的土地強制分配給佃農，完成了「土地改革」的工作⁴³。

以往是台灣社會領導階層的地主士紳，1937年先歷經「二二八事件」殘暴的政治鎮壓，再受到「收購大戶餘糧」經濟收奪的雙重打擊，早已變得虛空弱體化⁴⁴，尤其是台灣當時處於戒嚴統治⁴⁵與動員戡亂⁴⁶

40 趙文山，《台灣三七五地租運動的透視》，台北市：自由出版社，1949 年，頁 52。

41 劉寧顏主編，《台灣土地改革紀實》，台北市：台灣省文獻委員會，1989 年 6 月，頁 3～ 6。

42 〈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主要對象是地主、宗族集團和宗教團體所擁有超過保留規定以外的佃耕地（個人地主得按11 則水田標準保留水田 2 甲，或 12 則旱地可保留4 甲，以及具有特殊用途或收穫顯不可靠之耕地）。徵收地價則是按各等則耕地主要作物全年收穫量的 2.5 倍計算。劉寧顏主編，《台灣土地改革紀實》，頁 109。

43 耕者有其田於 1953 年辦理完成，徵收放領之耕地面積為 143,568 甲，耕地被徵收之地主戶數為 106,049 戶，承領耕地之農民戶數為 194,823 戶。劉寧顏主編，

《台灣土地改革紀實》，頁129。

44 黃俊傑，《農復會與台灣經驗（ 1949～ 1979）》，頁 90。

45 1949 年 5 月 20 日，由台灣省政府暨台灣省警備司令部宣布實施戒嚴， 27 日，

「警備總部」根據〈戒嚴令〉，制定「防止非法的集會、結社、遊行、請願、罷課、罷工、罷市、罷業等規定實施辦法」，使得台灣警備總司令部得以限制人民自由民權，如訂定報禁、黨禁、出國旅行禁等等，警備單位並有權掌管行政及司法事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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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威權體制下，籠罩在白色恐怖⁴⁷的氛圍之中，國民黨掌控管龐大國家機器的強勢運作，籠罩著政治肅清行動震懾與恫嚇，大多數地主更是噤聲沉寂，毫無頡頏，一連串的土地改革措施，便在一片「平和中」

「順利地」的執行成功。

從效果上來看，美援支助下的土地改革，整頓了土地所有權與使用關係的分歧，台灣自耕地的比例從 1948 的 56％提升為 1953 年的 83

％，自耕農和半自耕農也大幅增加，佃農則逐年削減（請見下「圖 2-1-2 台灣農地改革前後自耕地及佃耕地之變化」、「圖 2-1-3 台灣土地改革前後農家構成之變化」），土地改革確實重組了台灣農村的社會經濟結構。

46 國民黨政府為了鞏居在台的統治，依據 1949 年 5 月「立法院」所通過的〈動員戡亂時期懲治叛亂條例〉，以及1950 年 6 月公佈的〈動員戡亂時期檢肅匪諜條例〉等相關法令，在「肅清匪諜」的理由之下，展開「整肅異已」的工作，發動所有的情治機關，將匪諜、通匪、知匪不報的大帽子扣在許多民眾頭上；另外的「懲治叛亂條例」將罷課、罷工都視為叛亂，隨時用來伺候異議份子。成為台灣繼「二二八事件」之後的一場廣泛、持續而殘酷的大浩劫。

47 台灣史上的「白色恐怖」，指蔣氏政權透過戒嚴法與動員戡亂體制下，配合〈戡亂時期檢肅匪聯保連坐辦法〉、〈戡亂時期檢肅匪諜條例〉等侵害人權的法律，以反共為前提，樹立五大信念──「主義、領袖、國家、責任、榮譽」，要求民眾誓死效忠，從黨政機關到中小學校，從軍事系統到社會各界，以特務系統監控，嚴格管制人民的思想與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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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女兒圈

- 32 - ――論 1970～80 台灣文學中的女工樣貌

圖2-1-2 台灣農地改革前後自耕地及佃耕地之變化

56 44

17 15 14

83 85 86

0 20 40 60 80 100

1948 1953 1956 1959 ^年份

所占比例

自耕地佃耕地

圖2-1-3 台灣土地改革前後農家構成之變化

0 105 15 2025 3035 40 4550 55 6065

1948 1953 1956 1959 ^年份

所占比例

自耕半自耕佃耕雇農

統計資料來源：陳誠，《台灣土地改革紀要》，台北市：中華書局，台北市：1961 年，頁 75～80。

詳細數值：請參見附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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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改革後，提高農民的生產意願，「自從土地改革方案實施以後, 由於地租的減低，勞動所得佔農業總所得的比例平均增加 10％。因為估計的農業真實所得，在此期中，平均每年增加率為 7.7％，故土地改革後農家勞動得到的真實所得，事實上增加了 30％強。此種農業勞動所得之大量增加，提供了一個重要誘因，誘使農民採用新的耕作方法，並增用資本與勞動，以致農業生產的效率為之提高。」⁴⁸農業增產對台灣經濟的穩定和發展無疑地發揮了重大作用。

當然，以自耕農階層來為農業獻身，非但有利於台灣農工生產的基發展礎，亦使得台灣從佃農社會蛻變成以自耕自給為主體的農村文化⁴⁹；地方政治的權力結構也隨之重新洗牌，國民黨透過土地改革重重抑挫了台籍地主精英的政治勢力⁵⁰，在他們的社會地位及經濟能力均下降的情勢下，加上政府強行以七成實物土地債券及三成公營事業股票搭發作為征收土地的補償⁵¹，迫使台籍地主不得不朝向工商業發展。在歷經 1950 年前後的土地改革之後，台灣的經濟與社會邁向新的階段，但必須澄辨的是，這波革變為農村帶來的却是長期的「弊」大於短暫的「利」（待於第二章第三節再深入探析）。

五、五 ○ 年代內向發展

48 李登輝，《台灣農業發展的經濟分析》，台北市：聯經出版事業公司， 1980 年 9 月初版， 1980 年 6 月增訂第三次印行，頁 36。

49 黃俊傑，〈光復後台灣的農業農村與農民：回顧與展望〉，中國論壇編輯委員會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北市：中國論壇社，1985 年，頁 264-266

50 文馨瑩，《經濟奇蹟的背後──台灣美援經驗的政經分析（ 1951～ 1965）》，頁 173。

51 根據〈實施耕者有其田條例〉制訂的徵收地價之補償辦法，以實物土地債券 7 成，公營事業股票 3 成給付。附帶徵收價額，則一律以實物土地債券補償。至於債券利率為年息 4％，本息合計，均等攤還，償付期間，定為 10 年。為補償徵收耕地之 3 成地價，政府配以水泥、造紙、農林、工礦等四大公營企業的股票支付。劉寧顏主編，《台灣土地改革紀實》，頁 139～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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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女兒圈

- 34 - ――論 1970～80 台灣文學中的女工樣貌

50、60 年代的台灣，雖然在白色恐怖的政治陰影之下，不過在經濟提升上，却有大幅度的進展，其中最具關鍵性的，不得不歸諸來於美國的操作與影響。

在冷戰圍堵政策的架構中，美國除了提供直接的美援，亦努力協助受援國的經濟發展，期望受援國經濟能自立以應付軍備支出，避免龐大的軍事負擔導至拖垮美國自己。因此，美國在台灣的經濟決策上總是扮演引導或掌控的角色，積極促進台灣發展工業化，希冀以台灣的經濟成果來反饋與承擔防共的重任。

為了配合美國經援要求與舒緩外匯短缺的困窘，自 1953 年起，政府實施連續二期的「四年經建計劃」，都是以「進口替代政策」為發展經濟的主要策略，所以 50 年代的台灣經濟通常被稱之為「進口替代時期」。在「以農業培養工業」的目標下，一方面加強農業生產，出口大量米糖等農產或加工品賺取外匯，另一方面則扶持製造民生必需品的輕工業，供應國內市場，以取代進口減少外匯流出；再漸次發展工業化所需的基礎建設，逐步從事重工業、化工業的建設。

綜觀來說，勞力密集型工業還是 50 年代的工業重心，1953 年占 77％，1959 年仍然占 69％。輕工業的發展主力是農產品加工和棉紡工業，又以備受政府呵護的紡織業為主要工業⁵²。不過，產業間比重的消長造成生產結構的變化，也是 50 年代台灣朝向工業化發展的另一種映照，而重化學工業初期只佔整體工業生產的 25％左右，但是生產率有具體地提升，石油、煤製品、非金屬礦物產品逐漸嶄露頭角⁵³。

52 蔗糖原是台灣出口創滙的主要物資，但從 50 年代起，迫於解決台灣衣食不足的民生需求，政府開始抑制製糖業發展，規定甘蔗種植面積不得超過十萬公頃，轉而重點扶植紡織業，以出口退稅、出口補貼、低利貸款、優惠滙率、減免營利事業所得稅等優惠措施，鼓勵紡織業開闢國際市場。不過也因此促使台灣出口貿易擺脫對產銷缺乏彈性和價格經常波動的糖製品的依賴，由切合當時國際分工變化趨勢的紡織品取而代之，成為台灣主要的出口產品。參見段承璞編著，《台灣戰後經濟》，頁 126。

53 谷浦孝雄編著，雷慧英譯，《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台灣的工業化》，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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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替代策略則有效地解決外匯短缺的問題，使經濟對貿易的高度依賴，轉變為在紡織品、橡膠、木製品、腳踏車等的製造工業生產，工業發展年成長率達到 10%，就業率每年成長 6%，使原先以農業為主的經濟型態開始轉型；進口結構也出現改變，尤其是消費品的進口比例大幅縮減，從 1952 年佔進口總額的 20％，下降到 1959 年的 7％⁵⁴。

國民黨政府 50 年代經濟政策的特色，仍然是採取直接管制與間接干預。政府透過限制民間設廠來防止過剩投資、管制進口及複式匯率等方式，以求保護國內初步發展的工業。而為了解決國內資本不足的困境，吸引國外資本的投入，1954、1955 年分別公佈〈外國人投資條例〉、〈華僑回國投資條例〉，並以退稅的方式獎勵出口，增加產品外銷的競爭力，1958 年則全面性實施〈外匯貿易改革方案〉。在國家機器強力運轉推行下，國內生產毛額呈現增加的趨勢，台灣經濟逐漸好轉中。（參見下「圖 2-1-4 1952～1960 年台灣國內生產毛額」）。

▼ 圖2 - 1- 4 1952 ～1960 年台灣國內生產毛額單位：百萬美元

1682 1483

1630 1941

1400 1636

1834 1440

1736

0 200 400 600 800 1000 1200 1400 1600 1800 2000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1960

資料來源：行政院主計處，〈台灣地區國民所得統計摘要〉。

http://stat.coa.gov.tw/dba_as/asp/a21_1.asp?start=40&done=90

54 谷浦孝雄編著，雷慧英譯，《國際加工基地的形成 ──台灣的工業化》，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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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廠女兒圈

- 36 - ――論 1970～80 台灣文學中的女工樣貌

六、六 ○ 年代外銷導向

在台灣經濟力漸恢復到戰前水準之際，世界經濟環境也出現變化。戰後，隨著科技進步，社會生產力空前提高，到了 50 年代末期，

已開發國家出現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在世界鉅變的時刻，跨國公司崛起，要求新的國際分工，輸出資本到開發中國家發展勞力密集的製造業，以因應美國快速上漲的工資水準，降低成本，以求提高商品的國際競爭力。面對其國內資本家的強烈要求，美國學界和政界興起一種新的思考就是「要利用美援為手段來進行對外投資」⁵⁵。為了達到這個目標，「美援總署」改制成「美國國際合作總署」，美國國會於 1958 年設立「經濟發展貸款基金會」，同時「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增設「私營企業辦公室」，美方再度巧精準地運用美援，強制受援國扶植民間與外銷企業，以創造有利於美商投資並再出口的經濟環境。

「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在台分署」為執行美國政府的新政策 ─ ─ 促進受援國私人企業發展、協助美國公司對外貿易和投資，加上其認為

「加速發展條件已經具備，（國民黨）中國政府應作更大努力在台灣建成展示自由經濟所能取得成就的『櫉窗』」⁵⁶，於是規劃逐步終止美援，

並向國民黨政府急切地施壓，要求推動經濟自由化，希望搭建美國的私人投資與台灣中小企業出口擴張緊密結合的模式，使美國對台灣的宰控機制，從美援的軍事與經濟庸屬關係轉型成經濟依附的架構。

受制於美方增減援款為籌碼的脅誘下，台灣順從地宣布實施〈十九點財經改革措施〉（1959 年 11 月）及〈獎勵投資條例〉（1960 年 12

56 原出處 Neil H. Jacoby, U. S. Aid to Taiwan: A study of Foreign Aid, Self-help and Development. New York: Praeger, 1966, pp. 134；轉引自陳玉璽著，段承璞譯，《台灣的依附型發展──依附型發展及其社會政治後果：台灣個案研究》，頁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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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上述政策主在徹底改變台灣的經濟體系，尤其是統一複式匯率、外匯管制自由化和進口貿易自由化等重大方針，目的不僅極力促使台灣由「進口取代」轉為以加工出口工業為基礎的「外銷導向」，更是希望方便美國投資者兌換在台賺取的利潤而滙回母國，其他還包括出售官營企業歸私人所有，鼓勵私人投資，穩定物價，開辦投資銀行業務、

放寬工業及貿易管制、鼓勵出口、限制擴張國防經費等，一切的措施均以調整最佳經濟環境來吸引跨國企業投資為鵠的，於是，聯結已開發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勞動密集新型國際分工體制正式進駐台灣。

美援會受命成為推動台灣私營部門發展的前鋒。當時李國鼎任職美援會秘書長（1958 至 1963 年）。在李和其他一些人領導下，美援會又創設一套新的合作機制 ─ ─1959 年成立的「工業發展與投資中心」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Investment Center，簡稱「工投中心」），

該中心的經費亦由「美國國際合作總署在台分署」提供，以最高效率幫助外國投資者辦理相關的一切手續為任務，並協助選擇適宜的工廠設置地、取得優惠條件（如公用事業）等設施。在「工投中心」縝密協作下，台灣政府開始在各地強行收購大量耕地，創立外資工業區。 1961 年，美國通過「1961 年國際開發法案」（Aid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1961）取代了「共同安全法案」，公開呼籲各國應該共同擔負起援助的責任，同時設置國際援助機構，減少物資救濟的輸出，

代之以經濟開發、貸款等方案，主導經由國際貿易與貸款來取代直接的經援，從而將資本主義的運作模式植基並深化於受援國的社會內部。台灣的「工投中心」聘請史丹福研究所（SRI）調查組到台灣考察評估，隨後列舉 14 項生產行業作為台灣提供外國企業有利的投資參考，就是相當鮮明的例子。到 1965 年美援停止之前，美資幾乎獨霸台灣市場，在原料、資金、技術和經營投資方向上，對公營事業及民間企業的影響深遠。

第二章 當資本主義衝撞父權體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