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南京的書籍市場
A Study on the Book Market of Nanjing in Ming Dynasty
陳冠至 Kuan-chih Chen
輔仁大學圖書資訊學系進修學士班助理教授
Assistant Professor, Schoo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Department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Email: [email protected]
【摘要
Abstract】
明代南京是一個集合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交通四大中心的超級城市，
各行各業十分發達，且居住著大量具備高度文化、教育與經濟水準的市民。同時，
明代的南京也聚集了來自四面八方的作家、書商和技術一流的刻工，成為提供圖 書市場貨源不絕的生力軍。加上中央政策的鼓勵和四通八達的聯外交通，遂使本 地圖書事業不斷成長活絡。明代南京除了是最重要的刻書中心外，也是數一數二 的書籍市場，經營販售著來自全國各地的各類圖書，並採群集式的市場體制。當 時南京的書坊主要分布於三山街附近，以及國子監前面，也有少數分散於各巷道 內的零星書鋪。由於群集式經營的成功，明朝南京書市馳名天下，舉凡嗜癖典籍 者，莫不造訪，成為各類型藏書事業圖書徵集的主要來源地。
In Ming Dynasty, the Nanjing city was functioning as a hub city of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and transportation of the nation. Such great environment not only enabled the development of various kinds of business, but also attracted citizens of higher literacy and education with comparatively better financial background to reside here. Hence, the city became a marketplace for writers, publishers, and book-press engraving technicians. All of them unitedly became the important support of the book
business of the time. In addition, thanks to the support fro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the very convenient transportation, Nanjing became a very important area for book-press engraving profession and for book dealers. The book dealers form a big book stores cluster, selling books from all over the country. While most book dealers were located around the San-Shan Street and in front of the Imperial College, there were also some book stores scattered within narrower alleys. Due to the efficiency of shopping at the clustered book stores, the book market of Nanjing earned quite good fame and attracted many book lovers to come to visit. Consequently, the book market of Nanjing was recognized as the very important place to visit for book acquisition of all types or works.
【關鍵詞 Keywords】
明代；南京；書籍市場；文化消費；藏書
Ming dynasty; Nanjing; Book market; Cultural consumption; Book-collecting
一、前言
明代南京圖書事業的興起，其實和明初政府的重視態度和政策上的多方鼓勵，具 有很大的關連性。首先，是帝王對藏書與刻書活動的高度推崇；明祚肇建，太祖便有 書籍免稅的規定，這對日後發展明代的圖書事業來說，絕對是一個好的開始。洪武元 年（1368）8 月，太祖下令：凡「書籍、田器等物，不得徵稅（夏原吉等，1984）。」
太祖一改「元人刻書，必經中書省看過下所司，乃許刻印」（陸容，1997，頁 129）
的嚴格限制作風，對圖書出版事業採取寬鬆政策，有助於日後南京圖書事業的發展與 活絡。此外，城市的發展，經濟的蓬勃，教育與文化水準的高度提升，手工業的繁興，
以及四通八達的交通網絡，都為推動日後南京的圖書產銷事業，營造出絕佳的時空環 境。
明代南京先為京師，後為留都，到了晚明，發展成為全國最發達的商業和文化中 心。就圖書市場而言，明代金陵坊刻包含戲曲、小說、醫書、科舉時文、傳統經典，
以及叢書、類書等，而當中號稱全國之最者，一是戲曲，二是版畫，前者數量與質量 均稱獨步，後者「巧心妙手，超越前代」（郭孟良，2011）。除了明初政府的政策以
外，商品經濟的繁華、文學藝術活動的鼎盛，加上雕版印刷事業的高度普及化，都極 大地促進了私家藏書事業的發展（石洪運、陳琦，1998）。一般認為，要成為藏書家 必須具備三大條件，即文化、財力和興趣（趙長林，2000）；而明代南京為全國數 一數二的經濟重鎮，交通發達，富商巨賈、藝文巨擘、巧匠能手、士子學人等，於茲 風雲際會，以是商業資金、生產技術、原料物資、消費族群，皆畢集於此，滿足了圖 書市場成形的一切供需關係，十分有利於開展本地或周邊區域的藏書風氣與文化。
二、明代南京城市、交通與商品經濟的發達
明代南京地理位置的優越性，可由時人張瀚（1513-1595）所言得知。他指出：「沿 大江而下，為金陵，乃聖祖開基之地。北跨中原，瓜連數省，五方輻輳，萬國灌輸。
三服之官，內給尚方，衣履天下，南北商賈爭赴。自金陵而下控故吳之墟，東引松、
常，中為姑蘇。其民利魚稻之饒，極人工之巧，服飾器具，足以炫人心目，而志于富 侈者爭趨效之（張瀚，1997，頁 83）。」明代江南城市與集鎮的種種繁榮景象，皆顯 示出當時江南的社會文明，儼然已達到一個新高點，此即工業、農業生產和商品經濟 迅速發展帶來的豐盛碩果（夏咸淳，1994）。
發達的交通網絡，不但是振興工、商業的主要後盾，也產生了絕對性的助益作用；
而南京即憑藉其優越的地理位置，成為明代江南水陸交通的第一樞紐。根據明刊本《天 下水陸路程》的記載，明朝以南京為中心的水陸路線，向四周開展延伸，可以通往全 國各地。首先，南京可由東平州前往北京，南京至北京陸路有三，此其一；南京至河 南、山西二省路；南京至陝西、四川二省路；南京至江西、廣東二省路；南京由淮邳 至山東濟南路；南京由淮安、登、萊三府至遼東水陸；南京至湖廣、雲、貴三省東路；
南京至貴州、雲南西路；南京至廣西桂林水路；南京至浙江、福建二省水路；南京至 山海關，一路經北京至山海關，一路經淮安至山海關（張顯清，2008）。以上可見，
明代南京水陸網絡四通八達，堪稱全國首屈一指的交通中心城市。尤其是明末，根據 當時旅居中國，足跡遍及南北諸省的葡萄牙傳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的形容，說道：
南京，位於緯度32 度，是中國最好的省份之一，也是全國的精華。……
各種產品都很稀罕，超過其他地方的產品，如有人想把自己的貨物賣個好
價，就假稱它產自南京，這樣可用高價售出。……朝廷曾長駐該省，甚至 今天，南京城內仍保留朝廷官員和特權，它的正式名字是應天府，我認為 它是全國最大最好的城市，優良的建築，寬大的街道，風度優雅的百姓，
及豐富優良的種種物品。……城牆有 12 道門，……內牆 18 英里。兩牆之 間有很多住戶、園林及開耕的農田，收穫可供大約四萬城內戍軍的糧 食。……河水輕觸城腳，有幾條支流入城內。河名叫洋子江，意思是海洋 之子；它不負虛名，在世界上已知河流中它的水量最充足，而且有大量的 魚。（曾德昭，1998，頁 16-17）
由上述可以想見，明末的南京城已是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交通四大中心的超級 城市，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許多市民也都具備著一定水準的文化素養和經濟能力，
再加上政策的鼓勵和便利的聯外交通，對於當時圖書事業的發展與流通，提供了十分 有利的條件。
另一方面，由明代江南地區圖書銷售的相關行業來看，具備著顯而易見的整體優 勢。據今人研究指出，有明一代僅南京、杭州和蘇州的書坊數，就高達 103 家，而 當時全國的書坊總數，共計約 246 家，所以南京、杭州和蘇州這三大城市所擁有的 書坊，幾乎已占了全國總數的一半，足見江南書坊在明代圖書刻印與銷售事業上的優 勢地位，可謂鶴立雞群（吳東珩，2010）。
三、明代南京刻書事業的興盛
就文化發展的立場來看，中國古代圖書的出版單位主要有皇室、宗藩、中央府署、
各地官衙、坊肆和私人家宅等機構，而書籍經過大量出版以後，便逐漸成為一種商品，
必須講究許多市場生存的法則、規律與活動。刻印書籍的內容，也是如此，為了迎合 廣大的市場需求，往往遍及當時所有的知識門類，包括儒家經典、史地方志、農工醫 書、天文曆算、詩文集傳、類書小說、釋道方外，以及各種民生用書（吳哲夫，2007）。
再以書籍的生產而論，明代江南地區的出版事業分布地域很廣，生產的數量也很多，
刻印的種類也很繁雜。到了明末，蘇州、南京、無錫、常熟、杭州、湖州等地，都是 江南刻書與印書的中心（范金民，1998），品質都很精良。胡應麟曾說：「余所見當 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胡
應麟，1980，頁 59）。」據今人統計，明代全國各類型的刻書機構，包括官府、官私 合辦、書院、寺廟、私人等各類刻書活動，主要是以南直隸的南京、江蘇、安徽等處 為最多，共計2,010 家。若僅以書坊刻書來看，也是以上述地區為最多，共計 385 家，
而實際上的數量可能還超過以上的數目（劉天振，2011）。
由於江南文風鼎盛，歷來藏書家眾多，導致私家刻書從嘉靖年間開始興盛，且特 別流行翻刻舊籍古本。這股翻刻宋元舊本的風潮，當與明代文人「好奇炫博」的風格 有關；而這種性格特徵，又導因於明代的「文學復古運動」。如此「好奇炫博」的時 代文士習氣，用於聚書，則變成專門蒐尋古舊珍稀、秘笈異槧（林慶彰，1983）。當 時翻刻古書者多為知名藏書家，注重善本且精於校勘，故所刻書籍十分精美。嘉靖以 後，私人刻書活動更顯繁盛，著名刻書家盛極一時。至於商業性的書坊主要活躍於萬 曆年間，南京、蘇州和杭州都刊刻過不少通俗性小說。尤期是南京，不但是明朝的陪 都，也是全國的經濟、文化中心。明代南京官刻一直很發達，國子監、六部等中央政 府衙門，都曾經雕印過不少書籍。至於營利性的商業書坊，更以刊刻附帶精美插圖的 戲曲和小說最為著名（汪燕崗，2009）。
明代的私人藏書主要分布於江浙一帶，而造成這種情形的主要原因有三：一是江 浙地區文化繁榮，科舉發達，名宦輩出，致使社會上的讀書、著書與藏書風氣，皆較 他處濃厚。二是明代的經濟重心已逐漸南移，南方地區的江浙一帶經濟繁榮，百姓富 足，使得藏書家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用於藏書。三是江浙一帶的刻書業非常發達，出 版活動十分旺盛（康芬，2001），當時的南京、杭州、蘇州、常州等城市，都是刻書 業的集散地（牛紅亮、張小玲，2009）。
（一）官刻
明代南京刻書業的繁榮，曾經為保存和傳播中國古代的文化，作出很大的歷史貢 獻（郭黎安，1997），早在宋代，這裡的官府便已開始用雕板的方式印刷書籍。到了 元代，南京集慶路也曾經出版大量的經、史、子、集、圖志等書（葉建萍，2005），
為明代南京的刻書業，紮下良好的基礎。明代以後，南京官府刻書的機構逐步開展；
而在官營刻書業的帶動之下，私人經營的書坊亦隨之勃興。這些書坊綜合選編、出版、
發行為一體，所刻書籍的數量大、形式多、內容廣，從儒家經典、筆記小說、科學用 書，一直到戲曲雜劇、醫學、譜錄、童蒙讀物，以及各式各樣的生活雜書，不一而足。
此外，由於太祖對學校的重視，明代教育事業自明初伊始便迅速的播展，讀書人 數量大幅增加，文化市場上對於書籍的需求也隨之提升，遂直接促成了出版業的活 躍。加上太祖推崇科舉取士，於是在功名利祿的誘惑下，整個社會形成了一股濃厚的 苦讀重教風氣，士庶之家，莫不全力爭取科名，成為明代社會教育與家庭教育的主流 導向和目標，私人藏書事業亦隨之成為一種主要的社會時尚（周飛越，2010）。
（二）坊刻
明代南京書坊的興起，首先與明初以來南京書籍刊刻業的發達有關。自太祖建都 南京後，南京便成為全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中心。太祖力行偃武修文政策，一方 面下令把南方各地宋元以來的書板全部運到南京國子監，另一方面又調集、招募各地 的刻工印匠，來南京刻印《元史》、《元秘史》、《大明律》、《明大誥》等要籍。明成祖 遷都北京後，仍保留了南京國子監，並繼續刻印書籍，所刻印的書籍稱做「南監本」。
明初以來南京書籍刊刻業的發達，吸引和促使浙江、安徽、福建等地的刻工前來南京 參與刻書，為明代中葉南京書坊的興起提供了技術支援。到了明代中葉，隨著城市經 濟的繁榮，商品經濟的發展，書籍刊刻業也成為商品經濟的一個部分，湧現了許多以 營利為目標的書坊（俞為民，1997）。
萬曆年間，一些外地書坊，復因考量當時刻工名手皆畢集於金陵，於是紛紛在南 京設立刻書分處，再度為南京刻書事業的活絡，提供優質而可靠的技術條件。例如杭 州的「文會堂」，在南京設「思蓴館」進行刻書，卻仍然沿用「杭州文會堂」的名稱 作為商標（杜信孚，1994）。這些外地書坊當中，以徽州人在南京經營刻書事業的情 況最為興盛。由於徽州附近的明宗室寧藩，自明初以來就出現不少以雅好藏書馳名 者，他們大力提倡圖書事業，極大地促進了徽州地區私人藏書與刻書業的發展。除了 徽人本身的地域文化因素外，明代中葉以後南京地方刻書業的發達，也是吸引外地書 坊前來南京設立分店的一個主要原因。作為明王朝的留都，南京國子監保存了江南各 地自宋元以來的各種木刻書板數十萬塊，南京國子監曾據此印刷了大量的精美圖書。
此外，明代南京的私人書坊刻書種類之多，也馳名於各地的書坊。南京刻書業不僅雕 印了大量的醫書、經書、文集，以及各種尺牘、圖譜等，還刊刻了許多戲曲、小說，
數量多達二、三百種，為當時各地之冠（吳萍莉，2001） 。
套印技術自明初在湖州崛起不久之後，便又隨著湖州、安徽歙縣的刻工與出版家 群體的移入南京，也傳到了南京（徐永斌、張瑩，2008）。萬曆以後，南京復取代了
湖州，成為彩色套印圖書和版畫的出版中心，技術全國第一。福州藏書家謝肇淛
（1567-1624）誇讚當時南京的刻書技術，曰：
宋時刻本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 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 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為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
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謝肇淛，2001，頁 266）
可見到了明末，江南一帶的出版業已是以南京為首要（于為剛，1982），就連遠在廣 西刊刻的《桂林志》，也都前來南京印刷。甚至佛教界匯編《南藏》鉅著，也選擇在 南京出版。此外，一些官用書籍和南監本史書，以及其他書籍的翻刻工作，很多都在 南京進行。至於江南私人經營的刻書作坊，設立於南京的也不在少數，許多藏書家與 書畫篆刻家都在此兼營出版事業，印製了很多醫書、小說、戲曲和其他種類的書籍（王 達弗，1993）。
另一方面，除了戲曲以外，南京書坊還喜歡刻印《西晉志傳》、《三國志傳》和《西 遊記》等小說演義，以及《針炙大成》、《胎產須知》和《萬氏家鈔濟世良方》等醫書，
還包括一些為科舉考生所需要的八股範文之類的讀物，譬如上元、江寧兩縣所刻「時 義」之類的八股文，數量便很多。當然，也有書坊出版許多具有文化學術價值的圖書。
至於銅活字印書，此時亦已出現，如「建業張氏銅板印行」的《開元天寶遺事》二卷
（徐雁、譚華軍，1997），便是一例。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書坊往往兼具了生產與銷售兩大功能，既是印書的刻坊，
也是運銷的書肆。南京憑其顯要的位置優勢，原料與技術勞力的易達性很高，致使刻 書業的聚集規模，終成全國之首。據今人指稱，明代南京書坊的數量，約有93 家；
而當中的私人書坊更多達57 家，數量與規模之大，為其他地區所罕見，以「富春堂」、
「世德堂」、「文秀堂」、「文林閣」、「集賢堂」、「興賢堂」、「廣慶堂」、「繼志齋」、「長 春堂」、「鳳毛館」、「兩衡堂」、「烏衣巷」、「德聚堂」、「二酉堂」等書坊最為知名，主 要集中在三山街附近，為明代南京書坊群體的主要熱區。此外，位於太學前方的夫子 廟地區，包括泮宮內外和狀元境、貢院西街一帶，明朝也曾先後出現過名盛一時的「文 林山房」、「天祿閣」、「鴻雪山房」、「瀛州書館」、「同文山房」等三十餘家書肆，經營 諸子百家、四書五經、方志史乘、詩賦詞集、曆書時藝等圖書的刻印與販售。大致可 言，明代南京的官刻、家刻與私刻書坊，其中三分之二位於三山街一帶，至於私刻書 坊的數量，則又占總數的一半以上。當年這裡刊刻的書籍，不少都冠以「三山書坊」、
「三山街書坊」等稱號，正足以道盡明代三山街私人刻書坊肆的商業群集特性，在全 國的刻書業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為三山街書坊群體形成了其他地區書籍市 場少有的規模，對內既競爭又合作，對外更以商標集聚的方式，成功地營造出難得的 熱市效應（陳堂發，2010）。
（三）私刻
除了私人經營的書坊外，明代南京還有許多喜好刻書的文人學者，他們並非書坊 的專業經營者，卻僅憑私人貲財，出版一些書籍，為保存古代圖書文獻、推展明代南 京的圖書事業，奉獻心力。例如明末旅寓南京的知名文士吳應箕（1594-1645）指出：
「小有園」在石橋者，故某令所為也。余親見主人鑿池種梅，梅開甚盛。……
且聞此令生平好刻書，書板盈屋。（吳應箕，2009，頁 17）
類似這樣的明代出版品當中，有些流傳到了今天，都還十分膾炙人口，珍貴異常。又 如明末南京的居民胡承龍，因讀了《本草綱目》的稿本，認為這本書將對醫藥界產生 很高的價值，於是出錢交付出版商，印製刊行，才讓明代著名醫藥學家李時珍
（1518-1593）撰寫的《本草綱目》，能夠於萬曆24 年（1596）在南京問世，此即《本 草綱目》最早的刻本－金陵版，胡承龍和南京的無名刻工，可謂功不可沒（葉貽國，
1997）。
由於明代江南地區刻書的成本不高，使得當時很多文人學士都有能力為自己欣賞 的圖書開版刷印，流通於世。《書林清話》記載明代刻書工價甚廉，云：
書皆可私刻，刻工極廉。……刻一部古注十三經，費僅百餘金，故刻稿者 紛紛矣！……明嘉靖甲寅（33 年，1554）閩沙謝鸞識嶺南張泰（?-1509）
刻《豫章羅先生文集》，目錄後有刻板捌拾參片、上下二帙、壹伯陸拾壹葉，
繡梓工貲貳拾肆兩，木記以一版兩葉平均計算，每葉合工貲壹錢伍分有奇，
其價廉甚。至崇禎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毛氏廣招刻工，以十三經、
十七史為主，其時銀串每兩不及七百文，三分銀刻一百字，則每百字僅二 十文矣！（葉德輝，1973，卷 7，頁 14 上-下）
當時許多著名的藏書家，往往也是知名的刻書家。他們不僅專事搜求聚書，更樂於將 自己蒐羅到的珍本秘笈刊刻於世，化身千百，廣為流傳。一般而言，他們刻書的類型 約有兩種：一是直接刊印或翻刻當時文人學士的著作；一是對既有文獻進行編輯校
整，然後雕板發行（劉天振，2011）。例如明末南京知名的藏書家焦竑（1541-1620）
與黃虞稷（1629-1691），兩家分別都兼營著刻書事業。據《金陵物產風土志》載：
金陵，圖書之府也。明時有南監板，較北監為精工。厥後豆巷，即焦狀元 巷，焦殿撰竑家「五車樓」；馬路街，黃檢討虞稷家「千頃堂」，栞書與毛 氏「汲古閣」等。（陳作霖，1970，頁 310）
可見焦氏與黃氏刻書，竟然和以刻書馳名天下的蘇州「汲古閣」齊名，可見兩家刻書 事業之興盛。此外，影響刻書事業的繁興，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需要許多勤於 著述的創作者，為廣大的讀者不斷地提供更多的閱讀選擇，當然也是刻書的重要來源 之一。而「金陵明季，尤多著述之士」（陳作霖，1991，頁 397），文人墨客，風集雲 湧，為本地書籍的生產印製事業，提供連綿不斷的來源。
總之，隨著南京位居全國政治、文化、交通與經濟中心，使得中國古代書籍雕版 活動發展到了明代，業已進入了輝煌燦爛的時期。南京自明初始，就因占著技術、原 料、財力和市場之便，終明一世，南京刻書的數量之大、種類之多，可謂遠非前代所 能比擬（徐雁、譚華軍，1997）。此外，隨著商業經濟的發展與社會條件的成形，書 坊業的聚集現象在明初便已出現，且逐步趨向群體化，使得南京的書市，躍身成為當 時全國最大的圖書集散地之一。明末江南文士錢棻曾經慶幸當時得書之易，説道：「士 生末代，何其幸與！然趙宋以前得書不甚易，名儒老師，日事手抄，故士兢實學。末 代流行浸廣，卷帙徧天下，宜家握隋珠，人游積玉矣（錢棻，2000，卷 7，頁 8 上- 下）！」綜上所述，由於明代雕版印刷事業的發達和普及，讓大批刻本得以流通於市 面上，書籍取得因而較為容易，確實為私人藏書事業，奠下良好的基礎。
四、明代南京書籍市場的廣大與經營特色
由於政策的鼓勵，以及經濟的復甦與快速成長，加上社會穩定、交通便利、文化 教育事業鼎盛等諸多條件的成熟，使得明代產生許多知名全國的書籍市場，販售著來 自各地的圖書，為藏書家提供了便利的購書管道。江西吉安府泰和縣藏書家郭子章
（1543-1618），便曾經利用宦遊之便，造訪全國許多書市，買回了很多的書籍。他指
出：「予不佞，宦涂四十年，車跡遍天下，兩度七閩1，六載秣陵2，四年虎林3，三年 成都，皆可聚書地（郭子章，1882）。」胡應麟也描述了當時海內主要書籍市場的所 在地與銷售規模，曰：
今海內書，凡聚之地有四：燕市4也、金陵也、閶闔5也、臨安6也。兩都、
吳、越，皆余足跡所歷，其賈人世業者，往往識其姓名。……吳會7、金陵，
擅名文獻，刻本至多，鉅帙類書，咸薈萃焉！海內商賈所資，二方十七，
閩中十三。燕、越弗與也。（胡應麟，1980，頁 55-56）
事實上，明代江南地區高質量印刷品的生產和發行中心，以蘇州和南京為最，兩地各 自印刷的書籍，比起當時西安、嘉興、湖州和揚州等四大城市的印書總和，多出了五 到十倍，也相當於明代福建行省生產書籍總額的二倍之多（周紹明，2009）。
山陰藏書家祁承㸁（1562-1628）曾經自述於北京、蘇州、南京三地求書的經過 情形，觀其所言，可以略窺三地書市的風貌。他說：
北入成均燕市8，雖經籍淵藪，然行囊蕭索，力不能及此，每向市門倚櫝看 書，友人輒以王仲任（王充，27-97）見嘲。辛丑（萬曆 29 年，1601）下 第歸，稍葺一椽，尋欲聚書其中，而旋以釋褐為令。初吏寧陽，掌大一城，
即邑乘且闕，安有餘書？及更繁茂苑9，其為經籍淵藪雖猶之燕市乎，然而 吏事鞅掌，呼吸不遑，初非畏風流之罪過，實迫于晷刻之無暇耳。閒有見 貽，概以坊梓，且多重複，奇書異本無從得而寓目焉！自入白門10，力尋蠹 好，詢於博雅，覓之收藏，兼以所重，易其所闕，稍有次第，然而漢、唐 人之著述，則不能得十一于千百也。（祁承㸁，出版年不詳）
從祁承㸁的宦遊聚書經驗當中，可以意識到明末北京書市的書籍種類雖多，但價格昂 貴；蘇州書市種類亦多，卻因居官於此，公務較他處繁劇，竟致無暇顧及。最後唯有
1 七閩，福建行省之別稱。
2 秣陵，南京之別稱。
3 虎林，杭州之別稱。
4 燕市，指北京。
5 閶闔，蘇州之別稱。
6 宋都杭州，稱臨安。
7 吳會，蘇州之別稱。
8 成均燕市，指北京國子監外的書市。
9 茂苑，蘇州的別稱。
10 白門，南京的別稱。
任職南都冷局，事簡政清，加上書市亦文獻淵藪，故得盡情蒐獵，終能找到心儀的書 籍，了償宿願，即便沒有漢唐秘本，成果卻已遠比曩昔官北京或蘇州，豐碩很多。
明代北京和南京這兩大國都，從16 世紀初開始，便已成為全國獨二的兩大書市，
藏書家們想要看到大量或珍稀的圖書，皆不得不造訪北京或南京。明中葉松江藏書家 陸深曾說：「余家學時喜收書，然覼覼屑屑不能舉群有也。壯遊兩都，多見載籍，然 限於力不能舉群聚也。間有殘本不售者，往往廉取之，故余之書多斷闕（陸深，1986，
卷28，頁 5 上）。」而來自山西絳州的藏書家韓霖（1596-1649），也曾經自述曰：
好遊，復好書。其遊也，亦以訪書，……購之四方。每遊都邑及委巷小市 中，輒下車徒步，反覆搜詰，必窮其耳目之所未睹。或見之他所，莫能得，
則忽忽悵嘆，為轉展抄錄而後已，其勤于購書如此。因建「三十乘樓」藏 焉，……經史子集皆櫝而庋之，而不喜佛道兩藏。直謂橐金而求之南北都，
立辦矣！（陳繼儒，1628-1644，卷 23，頁 21 上-下）
據統計，南京書市發展到了 1600 年前後，至少已成立了 93 家的商業出版機構，且 每一個出版機構，同時也是書籍的銷售點（周紹明，2009）。
除了書籍的創作與印製等生產條件外，書籍市場是圖書事業的另一個重點。所謂 聚書地，是指該處匯集了來自各地方所生產的圖書，重點在於圖書運銷事業的經營，
也就是書賈將外埠刊印的圖書販運至此，再由盤商批發給各個書肆進行銷售。明代南 京的書坊，很多都兼營刻書和批發業務，且集中在三山街和國子監前面，成為當時最 具盛名的圖書集散地和書籍市場。明人胡應麟曾經指出：「凡金陵書肆，多在三山街 及太學前（胡應麟，1980，頁 56）。」然今日所見之三山街，實重建於民國初年，且 為1932 年拓寬後的中華路所覆蓋，約略位在中華路的中段。時至今日，當地居民仍 習慣將此路與升州路、建康路的交接處，稱為三山街；相傳明代時此街西對著南京城 西的「三山門」（今稱水西門），才因而得名的（徐雁，2008）。
由於往來文士極多，使得明代南京的文風鼎盛，更加帶動了當地圖書印刷業與書 籍運銷市場的榮景。明朝南京國子監中存放著宋、元以來江南各地的書板，且經過多 次刷印，相當有名，時稱「南監本」。當時三山街一帶書坊極多，如「世德堂」、「富 春堂」、「繼志齋」等，所刻圖書已行銷至全國各地（沈新林，2004）。且自明中葉以 後，戲曲刻書重心移至南京，一時書坊林立，蔚為大觀。這些刻印戲曲的書坊，也多 數集中在三山街至內橋一帶，例如當時著名的「富春堂」，牌記多鐫：「金陵三山街唐
氏富春堂梓行」。孫崇濤（2009）認為，明代南京刊刻過戲曲圖書的書坊，至少有 18 家。
三山街在南京城的南面，是明朝南京城內最繁華的商業區。這裡百貨輳集，書籍 只是其中的一種商品而已，本地書坊所出版的各類圖書，便在這裏透過南來北往的書 商，傳播到全國各地。南京書籍出版的數量很多，除本地消費外，還大量運販到四方。
三山街的書坊通常採前店後坊的形式，集刊印和發售業務於一體，生產的書籍除大量 批發外埠，事實上本地的消費市場也相當廣大（汪燕崗，2004）。當其時，這一地段 內的書鋪興盛，考諸現存明人所繪的《南都繁會景物圖卷》，一共繪有109 個店鋪招 牌，當中可以清楚地找到寫著「書鋪」、「畫寓」、「刻字鐫碑」等與書坊相關的許多店 鋪看板（俞為民，1997）。
清初著名的戲曲作家孔尚任（1648-1718），曾經旅次南京，探訪許多晚明與南明 的掌故與軼事，為其名著《桃花扇》蒐集了很多題材。在《桃花扇》中，他清楚地描 繪出明末三山街「二酉堂」書坊主人蔡益所的成功經營狀況，蔡益所自得地說道：
堂名「二酉」，萬卷牙籤求售。何物充棟汗車牛？混了書香銅臭。賈儒商秀，
怕遇著秦皇大搜。在下金陵三山街書客蔡益所的便是。天下書籍之富，無 過俺金陵；這金陵書鋪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 蔡益所。你看十三經、廿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時文、新奇小 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不但興南販北，積古堆今，而且嚴批 妙選，精刻善印。俺蔡益所既射了貿易詩書之利，又收了流傳文字之功，
憑他進士、舉人，見俺作揖拱手，好不體面。（孔尚任，1959，頁 183）
明時書坊又稱「書客」，許多經營者本來都是讀書學文的儒生，卻因種種緣故棄儒從 商，時稱「賈儒」或「儒賈」，蔡益所便是其中一個轉型成功的例子。這種情形在傳 統封建社會裡頭，可說是一種時代異象，它打破了舊時士農工商四民階級界線分明的 藩籬與禁錮，在晚明的江南社會裡，轉為一種新興的社會階層11。總之，晚明時期文 人、士族之投入圖書生產與行銷的行列，讓南京的書籍市場更顯活絡，使得南京產製 與販售的圖書，品質大幅提升，在全國享有盛名，為各地文士、收藏家們樂意選購，
成為全國各地書商批發圖書的主要市場（陳忠平，1986）。
11 關於明代江南社會士、商觀念的互轉，請參見謝景芳（1994）。明人士、商互識論。明史研究 專刊，187-200。
事實上，當時南京類似蔡益所這樣的「賈儒」還有很多，其中還不乏知名的文士。
例如明末南京國子監博士臧懋循（1550-1620）也喜好刻書活動，並且將所印書籍運 送至南京販售，再以所得作為來日刻書的本錢。他曾寫信拜託友人為其新刻之書多方 宣傳，云：
弟雕蟲之嗜，老而不衰，以其暇輯古詩。初盛唐詩若干卷，命曰：《詩所》，
竊附於雅頌各得之義，敬以奉覽。別遣奴子賚售都門，將收其值，以給中 晚唐詩殺青資斧，幸丈留意於長安貴人及計吏間，多方借之吹噓，是即詩 林大檀施，不獨弟一窶人懷感已也。（臧懋循，1997，文選卷 4，頁 30 下- 頁31 上）
又如浙江藏書家茅坤，除了從事藏書與刻書外，也在南京兼營販書的活動。他給友人 的信中提到：「偶因族子，遣家僮囊近刻韓柳以下八大家諸書，過售金陵，道出毘陵，
特令祇候（茅坤，2002，卷 4，頁 37 上-下）。」信中道出了他派遣家奴運送一批自 家刻印的圖書，隨族人前往南京販售的一段經過。
再如著名的崇德文人呂留良（1629-1683），也曾經在南京經營書籍銷售生意。據 他所稱，明末南京書坊的經營類型主要有二種，曰：
若金陵書坊則例有二種，其一為「門市書坊」，零星散賣近處者，在書鋪廊 下。其一為「兌客書坊」，與各省書客交易者，則在承恩寺，大約外地書到 金陵，必以承恩為主，取各省書客之便也。凡書到承恩，自有坊人周旋可 托，其價值亦無定例，第視其書之行否為高下耳。某書舊亦在承恩寺葉姓 坊中發兌，後稍流通，遷置今寓，乃不用坊人，其地離承恩尚有二、三里，
殊不便兌客也。（呂留良，1977，卷 2，頁 30 上-下）
按呂留良所言，明代南京書坊大多集結成市，販書的方式主要有兩種。一種為「門市 書坊」，主要的客戶是南京的居民，這類書坊多分布在書舖廊下，蔡益所的「二酉堂」
便屬此類。另一種稱為「兌客書坊」，經銷來自全國各地的圖書，由坊人負責買賣，
而主要的營業對象則為來自各省的外地買家，主要分布在承恩寺。「案自承恩寺街起，
至果子行止，明時輦道所經，左右各為廊房，如書鋪廊，明蔡益所書坊在此12；綢緞 廊、黑廊之屬。上皆覆以瓦甓，行人由之，並可以辟暑雨，最為便利（陳詒紱，1970，
頁 366-367）。」至於前述之臧懋循與茅坤等將自家刻印的圖書運至南京販書的外地
12 明末蔡益所書坊名「二酉堂」，在三山街上，見前文。
人，通常都是往承恩寺發兌，屬於「兌客書坊」經營模式。除了以上兩種類型之外，
還有一些零星開業的散戶，藏身於曲巷院弄裡頭，卻往往也能令藏書家於此獲致珍 祕。例如嘉興縣藏書家李日華曾經寫下友人於南京巷弄內購到珍槧的紀錄，他說：
招伯承夜坐。伯承云於金陵曲巷購得宋《張安道文集》抄本，今留焦漪園
（焦竑）先生處。（李日華，1996，頁 444）
雖然如此，這些散布於南京各地曲巷內的零星散戶，仍非當時南京書坊的主流經營型 態；只有「門市書坊」和「兌客書坊」等集中賣場，才是明代南京最主要的書籍市場 形態。
通常集結成市的書籍市場經營型態，信用較佳，廣為人們所信賴，此由前文蔡益 所自誇之辭可以略見。至於零星散戶，商譽較差，欺詐情況時有所聞。例如呂留良在 南京的圖書生意，屬於「兌客書坊」的模式，然而他沒有委託承恩寺的書坊大戶，而 是與小坊合作，把在浙江自行印製的書批發到南京，委由承恩寺附近的一位葉姓書客 經銷，不料後來書款竟被其人侵吞。呂留良十分懊惱，不得已，只好寫信向南京的友 人求援，幫忙討回公道。信中說：
弟經年不至金陵，所發書坊葉姓頗萌欺蝕之意，敝友索之不吐。倘終於頑 梗，欲仗大力與雪客兄（周在浚）以法彈壓之。（呂留良，1977，卷 3，頁 8 下-9 上）
周在浚為呂留良的好友，為南京鉅族，累世簪纓，於當地頗具權勢。呂留良希望能夠 透過他出面追回欠款，制裁葉姓書商的欺罔行為。
南京既為全國數一數二的書籍大型集市，前往購求的人，自然也多如過江之鯽。
顧客來自全國各地，往往在此皆能各飽所欲，滿足一己的典籍嗜癖。譬如明代中葉，
在江南社會一片「好古尚奇」的風氣之下，南京書市仍舊可以買到一些時下罕見的珍 刻佳槧。蘇州藏書家葉盛（1420-1474）題《二程遺書》云：
右《遺書》四冊，平湖沈琮氏所藏。云購之金陵，公主府中舊藏，張宣公
（張栻，1133-1480）跋尾，親筆入刻也。……又皆潔白厚紙所印，乃知古 於書籍不惟雕鐫不茍，雖模印亦不茍也。（葉盛，1997，頁 147）
此外，湖廣桃源縣的名士江盈科（1553-1605），宦遊金陵時，亦曾購得奇秘之書，他 說：「丙戌（萬曆14 年，1586）之旅食京華，從書肆中得購《由拳集》，歸而就旅邸 展讀，津津乎有味其言哉（江盈科，1997，頁 567-568）！」而南京在地藏書家焦竑
（1540-1620），「生平好書，家在通都，購求甚易（殷仲春，1994，頁 1961）。」還
有官至首輔的福建藏書家葉向高（1559-1627），也利用居官南京禮部侍郎之便，大肆 收購典冊，時人至稱：「葉宗伯好書，南京舊籍多歸之（吳應箕，2009，頁 31）。」
又如崇禎年間的南京國子監生，來自江西宜春縣的藏書家張自烈（1597-1673），
其家藏典籍，也幾乎全部來自於南京書市。他自述藏書始末云：
辛未（崇禎4 年，1631）詣京師，上南雝，臚古今理學、經濟書目置几右。
賈人持書目中書來售，倍其直，橐中餽遺脯資，自菽水僦賃外，悉捐購書。
不三年，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近代名集稱是。甲戌（崇禎7 年，1634）
載歸，將建樓居之。……丁丑（崇禎 10 年，1637），臨藍賊掠袁，書藏僅 蘆洲者遺什之三四。戊寅（崇禎 11 年，1638），居金陵，增續補輯如初。
癸未（崇禎16 年，1643），……芑山藏書燬什之六七。……每憶居金陵年，
致書三十萬六千卷有奇，悲咽不自勝。（張自烈，1989，卷 18，頁 5 下-7 上）
張自烈家在江西，三年內竟一共自南京買回了30 萬 6,000 卷的圖書。其間復遭遇散 亡，又回南京買補如前數，可見明末南京書籍市場圖書供貨量的充足，似乎沒有受到 末世亂局的太多影響。
其實，南京的書坊業在宋元時期並不顯著，到了明代卻一躍成為全國最重要的刻 書中心與銷售市場。不過，南京書坊業的興盛並非始於明初，絕大多數是在嘉靖至天 啟年間才逐漸進入高潮的。同時，它的發展並非完全得益於政治上的某種條件，還要 加上經濟與文化上的促進作用，纔有以致之的（戚福康，2007）。
五、明人於南京的高度文化消費能力
明代的南京書市既然如此馳名，除了全國的圖書畢集於此外，舉凡天下癖嗜典籍 之人，也必定造訪南京，他們如果沒有足夠的文化消費能力，就絕對無法維持南京書 籍市場的供需平衡，當然也無法成就明代南京書市的響亮名聲。此外，南京當地和周 圍地區的居民，由於農工商發達帶來的富庶經濟條件，以及當地濃烈文化教育薰陶下 的傳統文藝氣息，所以不乏有能力且願意投資藏書事業的人。
從明中葉開始，在南京販售的所有出版品當中，普遍為百姓所接受的，當屬小說 類的圖書，成為最具特色的出版品。由於雅俗共賞，「書坊相傳射利之徒偽為小說雜
書，南人喜談如漢小王光武（劉秀，前 5-57）、蔡伯喈邕（133-192）、楊六使文廣
（1012-1074）；北人喜談如繼母大賢等事甚多。農工商販，鈔寫繪畫，家畜而人有之。
癡騃女婦，尤所酷好，好事者因目為『女通鑑』，有以也（葉盛，1997，頁 213-214）。」
當時小說類的雜書既然能夠如此普及，至令民間「家畜而人有之」，想必價格不高，
一般人都消費得起。小說就是在這種社會氛圍之下，逐漸流行開來，充斥於南京的書 籍市場，成為主流商品之一。既為市場上的主流商品之一，遂使許多藏書家開始重視 收藏，「蓋說部者，遺聞軼事叢殘璅屑，非如經義、史學、諸子等，各有專門名家師 承授受，可以永久勿墜也。獨匯而刻之，然後各書之勢常居于聚，其于散也較難。儲 藏之家，但費收一書之勞，即有累若干書之獲，其搜求也較便（陸楫，1997，頁 1）。」
至於民眾的文化消費能力，更決定著私人藏書風氣的盛衰，此與書籍的價格具有 密切的關連性。事實上，明初書籍的價格相當便宜，知名學者楊士奇（1364-1444）
嘗論洪武、建文年間江南書價之穩定與低落，曰：
《廣韻》一冊，洪武庚午（23 年，1390）余市之，其直五百文。既為友人 持去，後十年復市之，其直亦然。凡今生民日用之物，歷十年之久，率增 直十數倍，獨書無所增。（楊士奇，1986，卷 20，頁 10 上）
可見明初的書籍價格，較諸當時的民生物價水準，確實明顯偏低。此後一直到明末，
一般常見的書籍，包括經史子集、小說稗史等類圖書，價格也都不高。胡應麟曾經說 明當時購書之易，曰：
今欲購書，又差易於宋，何也？經則一十三家注疏，史則二十一代，類頒 於太學，合之便可三千餘卷。宋初諸大類書，合之又可三千餘卷。南渡類 書十餘，合之又可三千餘卷，不啻萬卷矣。釋藏金陵，道藏句曲13，捐數百 金，即吾家物。稍益神仙小說諸家，合之又不下萬卷矣。（胡應麟，1980，
頁53-54）
當時書籍的價值有三等，全靠蒐集的難易程度來區分價格高下。價值最低的是一般士 子們用於應付科舉考試的經史文獻，以及方外釋道之書，這些最容易取得。例如無錫 藏書家秦汴（1511-1581），「在留都時，嘗從神樂觀得道藏書，令數吏繕寫（趙用賢，
2000，卷 12，頁 18 下）。」
13 句曲在江蘇句容縣東南，為道教上清派的發源地。
以上一般性圖書，在徵集上都不難。而最難獲致、價格最高且不穩定者，就是一 些世所罕見的珍笈秘槧，涵蓋經、史、子、集，各部都有。由於這些書籍十分稀少，
為行家珍藏而不易流入市面，往往價值連城。當時市場上只要這類典籍一出現，馬上 會有買家高價購走，甚至揚價競標，可見明人書籍消費的高度能力。例如常熟藏書家 孫樓（1515-1584），嘗因「赴試薄遊兩都，日遨列肆間，一覩所未覩，輒大叫，喜不 自禁。若一旦獲拱璧，恨相遇之晚，與之直或倍其索弗恡，寧縮衣食費以佐之，期必 獲乃已（孫樓，1997，卷 1，頁 14 下）。」而秦汴也是如此，家有「萬卷樓」，聚書 其中，「性無所嗜，獨嗜書，聞人有秘籍，數旁婉請求，必得乃已（趙用賢，2000，
卷12，頁 18 下）。」
然而，由於明人「好古」與「尚奇」的情懷，遂使古籍市場供不應求，不肖商人 為求奸利，紛紛製作膺品，以應市場所需，且從中獲取高額利潤。當時南京既為全國 的首要書市，自然也成為偽書贋品的主要集散地，市面上充斥著琳瑯滿目的造偽古 籍，真假莫辨。浙江嘉興縣藏書家李日華（1565-1635）曾經指出：
（夏）賈從金陵來，云近日書畫道斷，賣者不賣，買者不買。蓋由作偽者 多，受紿者不少，相戒吹齏，不復敢入頭此中耳。（李日華，1996，頁 283）
可知當時南京書籍市場上貨品的雜亂無章，以假亂真的情況致使收藏家卻步。也由於 真假難分，竟然造成了南京書市貿易的一度中斷。所以，要在南京購得真品，仍須仰 賴藏書家們慧眼獨具，才能明辨瑕瑜。
六、結語
明代南京是集全國政治、經濟、文化與交通四大中心的超級城市，各行各業都十 分發達，且當地充滿著大量具備高度文化、教育與經濟水準的市民與往來的官、商和 學人，再加上政策的鼓勵和四通八達的聯外交通等種種優越條件，都支持著明代南京 書籍市場的不斷成長與活絡。同時，明朝南京也聚集著來自四面八方的作家、書商和 技術一流的刻工，成為提供圖書市場貨源不絕的生力軍。
除了是全國最重要的刻書中心外，明代南京也是全國數一數二的書籍市場，經營 販售著來自海內外琳瑯滿目的各種圖書，並採群集式的市場經營制度，作為當時主要 的銷售模式。書坊主要分布於三山街附近一帶，以及國子監前面，還有少數分散在各
坊巷內的零星書鋪。由於群集式經營的成功，明朝南京書市馳名天下，貨色齊全，消 費面廣，價格又平實。所以，舉凡嗜癖典籍者，莫不想方設法造訪南京，選購心儀的 圖書；當然，想要典售圖書，獲取善價者，也是如此。
再從書籍生產的質量標準來看，就總體而言，明代刻印典籍的品質上雖然較諸宋 代低落，然而，明代書籍的出版地區之廣，刻書種類之多，數量之龐大，以及傳播地 域之遠，卻都是宋代無法比擬的。透過書籍的大量流傳與普及化，知識不再被少數人 壟斷，書籍也不再只是少數人專享收藏的珍奇玩物，一般民眾大多有能力擁有（郭姿 吟，2002）。
此外，由於明中葉以後江南文士群體普遍崇尚「好古」與「尚奇」的性格特徵，
使得南京藏書界也沾染此風，競尚宋元刻本、珍本秘槧。較諸一般典籍，明代中後期 南京圖書市場上的珍本秘槧，成為十分昂貴的奢侈品。不過，雖然它們的價格偏高，
卻沒有因此滯銷，反而在書坊的帶動下，流通於海內外。這顯示出當時整個社會，尤 其是江南地區的民眾，他們的消費能力已經大幅提升。然而，即便購買力提升，若是 沒有對知識文化的需求，仍然無法造成書籍市場的活絡。圖書事業雖與經濟發展狀況 有著密切的關係，文化消費也是一種財力的表現，然而，藏書事業還需要仰賴區域文 化傳統的基礎，作為後盾。就廣大的明代江南居民而言，書籍的意義不單只是消費品 而已，往往更是一種身份與文明的象徵，具有購買與收藏的價值。所以，正因為民眾 具備如此的消費觀念，才更加促使明代南京書籍市場的蓬勃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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