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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築 城 市 地 下 排 水 工 程 、 制 定
「臺灣家屋建築規則」，具體規 定住宅的建材、高度、採光、床 高等，以符合當代防疫衛生標準 和適合熱帶風土的需要。深究日 治時期臺灣衛生體制的沿革，儘 管防疫是促成總督府引入熱帶衛 生體系的初衷，也是貫穿整個日 治時期公共衛生施政與建設的核 心概念；但作為日本帝國的第一 個 殖 民 地 ， 臺 灣 推 行 的 各 種 措 施 ， 尚 有 對 外 宣 揚 日 本 殖 民 成 功、對內馴化臺島風土的意義。
日本衛生行政之母─虎列刺（霍亂）
早在江戶時代，傳染病就似乎與日 本的海外交通經驗緊密相結，尤以霍亂 最明顯。例如1822年起源於西南地方並 蔓延到京畿之內的霍亂疫情，是境內首 次的大規模爆發，當時即有傳聞該疫情 應歸咎於私渡來日的「南蠻」。
日 本 公 共 衛 生 制 度 的 起 源 可 追 溯 到1874年，參考德國制度而制訂《醫 制》。明治維新後的日本，國內及國 際交通範圍快速擴大，新興大都市如東 京、橫濱、大阪與九州等地更不斷受到 霍亂、鼠疫、傷寒等傳染病威脅。1877 年起，霍亂疫情再度從長崎港內的英 國軍艦開始流行，並迅速擴及全國。到
日治時期臺灣的防疫與衛生行政
文／劉士永（美國匹茲堡大學亞洲研究中心）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從 牡 丹 社 事 件 到 乙 未 征 臺 的 慘 痛 傷亡，不僅在日人心中留下臺島「蠻煙 荒瘴」的印象，亦是刺激臺灣總督府採 行各種防疫衛生對策的原因。十九世紀 末日本國內對於防治傳染病的經驗與對 策，也是設計臺灣熱帶衛生行政時的參 考對象。1894年發生在香港的鼠疫疫 情，以及爾後蔓延至臺灣安平一帶與從 淡水入侵的「鳥鼠病」、「香港病」，
更讓總督府在殖民統治未穩之際，須時 刻提防疫病的侵擾。
治臺之初，總督府即借重日本國內 經驗，積極建立近代衛生和醫療制度，
由熱帶衛生的角度探勘水源，建造自來 水工程，供應城市居民乾淨的飲水，並
1879年時，據內務省衛生局發布的《虎 列刺流行誌》估計，全國因霍亂死亡人 數已超過十六萬人。由於霍亂病源說法 紛雜，日本政府公布「傳染病預防規 則」時，僅能針對健康或罹患的「人」
加以管制；並針對發病患者的通報、檢 疫人員的配置、隔離所的設置與營運、
患者住家的標示、阻斷交通、禁止污染 物的丟棄、清潔消毒法的實施、患者屍 體的處理等有所規定。
1879年霍亂流行之際，為了審議檢 疫停船等事宜，內務省成立中央衛生會 以求衛生行政的順利推行，成為各地設 置地方衛生會的濫觴。日本學者成田龍 一就以此防疫衛生經歷為研究核心，認 為是日本近代衛生對身體馴化的重要開 端，首任內務省衛生局長長與專齋亦聲 稱：「虎列刺乃日本衛生行政之母」
臺灣殖民衛生行政基調─惡疫防止
日本領臺後，要成功統治「蠻煙荒 瘴」的臺灣，控制各種疫病，是臺灣總 督府無法迴避卻又艱難萬分的任務；以
「惡疫防止」為名的各種防疫舉措，成 為日治臺灣衛生行政的一大特徵，不論
是官文書或私家日記，在在顯示防疫策 略的成功，是時人肯定殖民衛生治理的 根據，也是學者所謂「殖民現代性」的 立論基礎。
相 較 霍 亂 被 日 本 學 者 稱 為 「 日 本 近代衛生行政之母」，鼠疫則是臺灣殖 民衛生體制的催生者。1896年起，臺南 安平等地陸續出現鼠疫病例，傳聞病例 來自廣東或香港一帶的華人，當時又稱
「香港病」。由於鼠疫患者常被認為與 華人有關，殖民除採取日、臺人分區居 住原則外，更以警察強力執行檢疫與隔 離機制，且同時開始實行針對清國與香 港船隻的海港檢疫。這些做法不僅壓制 了臺灣鼠疫的傳播，也延後鼠疫傳入日 本國內的時間直到1899年後。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 高 木 友 枝 亦 因 此 應後藤新平要求協助控制臺灣鼠疫。高 木來臺主持殖民衛生行政，一方面以撲 滅老鼠為主要防治策略，二來設置衛生 警察，加強搜尋與監視的運作。1901年 日本陸軍醫務局長小池正直來臺，經考 察各地市街與建築後，對於市區規畫主 張以種族區隔為原則。他認為：為改善 臺灣市街衛生，應劃分土人與內地人街 區，對於土人街區，在儘量不破壞原有 習慣的情況下，施行部分衛生設施；至 於內地人住宅、街道、通路、上下水道 設施等，則應預先設定建築規則，建造 模範市街。儘管鼠疫發現後，總督府緊 急成立「臨時鼠疫預防委員會」，警察 和公醫聯手加強檢疫和隔離，但對於鼠 疫全面性的防治，要等到1902年實施市 焦點報導
▲「虎列刺」被認為是「日本衛生行政之母」。圖為日本 1886 年 的「虎列刺」防疫宣傳單。（圖片出處：《百年疫戰》，2020）
▲日治初期臺灣瘧疾分布圖。（圖片出處：《臺灣於地方病分布 調查第一回報告》，1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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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改正後才算正式展開。此階段除了落 實1900年總督府公布的「臺灣家屋建築 規則」和「臺灣汙物掃除規則」以改善 環境衛生，保甲制度的建立更加強鼠疫 疫情與病患監控上的強度。
日 治 時 期 臺 灣 防 治 霍 亂 的 措 施 ， 有相當多日本國內經驗，尤其是現代都 市衛生工程規畫。1896年，東京帝大 衛生工程學者巴爾頓（W. K Burton）來 臺，為控制霍亂蔓延，規畫臺北城水道 系統，並影響基隆港水道的鋪設。雖 然1902至1906年間霍亂疫情仍未稍歇，
1919年甚至造成2,693人死亡，但隨著 北部主要都市水道工程漸次完成，1920 年後疫情逐漸限縮於臺中以南的西部地 區。其後二十年間病患總人數下降迅 速，不及五十人，死亡者也僅二十二 人。除了淨水的供給，汙水的排放與各 種廢棄物的處置，也是霍亂防治與都市 衛生的重點工作。其中，備有沖水馬桶 的新式「便所」，更是連結個人與整體 都市衛生網絡的接點；董宜秋在研究霍 亂與傷寒這類水媒性傳染病在臺下降的 歷史經驗後，宣稱新式便所讓「陽光下 看不見的暗處都出現改善的曙光」，除 呼應前述成田龍一的觀點外，也顯示殖 民衛生兼具馴化風土與規訓殖民身體的 兩面性。
從批判殖民主義的角度來說，殖民 衛生都市規畫中，將本島人、內地人分 治而居的方式，視為種族差別對待實無 可厚非。但疫情蔓延下，原本符合衛生 學原理的無差別強制隔離與檢疫，卻因
門窗），或衛生警察須動員村民填平水 窟，減少蚊蠅滋長，修護下水溝，採伐 造成瘧疾傳染病的竹叢，清掃住宅及周 圍環境等符合「對蚊法」的做法。
「對人法」的運用，顯示的是對殖 民身體的理解與掌控。由1939年國策影 片《マラリア（瘧疾）》中，不難發現 臺殖的身體不僅是瘧疾防控對象、原蟲 檢驗與奎寧的投藥單位，更重要的是提 供眾多血液樣本，讓三○年代以後的日 本瘧疾學可與西方殖民醫學一較長短。
小結
日治時期是現代衛生制度在臺奠基 的關鍵時刻。防疫衛生在臺實施的結果，
改善了臺灣的環境衛生和醫療條件，有 效的防治各種風土病和傳染病，更重 要的是改變臺人的醫療衛生觀念和習 慣。從此，民眾習慣依規定接受預防接 種、建築住宅注意通風、採光及廁所之 設置；個人衛生方面如洗澡和如廁後洗 手、不隨地吐痰或丟棄垃圾等，處處可 看到現代防疫與衛生觀念的蹤跡。
焦點報導
的成敗，更是向 西方殖民強權展 示醫學實力的要 件。從十九世紀 熱帶醫學發展開 始，控制瘧疾這 類的熱帶疾病，
就等於取得了科 學殖民的認證。
學 者 顧 雅 文 就 曾 以 「 對
蚊法」與「對人法」，標註日治時期臺 灣的瘧疾防治策略，前者指的是以環境 工程滅蚊，後者指以奎寧投藥降低感染 率，施用的考慮有經濟面也有醫學面。
但從整個日治時期的瘧疾學發展與防治 應用來看，則有先蚊後人的時序特性。
從1913年到1941年間，殖民政府的防瘧 政策曾受到當時熱帶醫學中兩派爭論影 響，即顧雅文指出防瘧主要方針由「對 人法」轉向「對蚊法」。1920年代後 期，國際間對「對蚊法」的樂觀主義逐 漸退潮，總督府亦未完全放棄「對人 法」作為防瘧政策的主流。
根 據 森 下 薰 《 マ ラ リ ア の 疫 學 と 預防》，1930年代總督府的防瘧政策已 能因地、因人，在「對人法」和「對蚊 法」自在運用。譬如根據「瘧疾防遏規 則」，警察可強迫監督患者服藥，即由 衛生警察採取個別對人監督服用奎寧，
逐一確認並登記服藥者的預防或預後效 果。但同一規則中，指明各地瘧疾防遏 所應鼓勵家屋設置二重門、金屬網（紗 殖民統治的背景被抹上了異樣的色彩。
以控制「人」為標的的防疫衛生措 施，本就容易引起管制對象不滿，甚至 社會動亂。1877年在日本岡山縣內，為 抵抗霍亂患者遭隔離，漁民聚集並打傷 執行移送與「交通遮斷」的員警，被稱 為「霍亂暴動」。當時許多臨時設立的隔 離所是由木條竹片搭設的簡陋小屋，患 者幾乎沒有施予治療，被戲稱為「等死 院」，民間的憤怒並非毫無理由。
1919年夏秋，全臺發生霍亂大流 行，根據臺灣總督府警務局編《大正 八、九年「コレラ」病流行誌》與所附
《寫真帖》所見，採用的隔離與消毒方 式，甚至「交通遮斷」與檢疫隔離所設 置，與1877年的情況相差不多。而臺人 固守傳統習俗，對官方檢疫措施抱持疑 懼、排斥，以至於常遺棄屍體、隱匿患 者，且忌避隔離的反應，也彷彿岡山縣 漁民的翻版，殖民官員則動輒以愚昧無 知、智識未開相責，甚至以更暴力手段 強制執行隔離，隱約反映殖民統治的殘 酷本質與人性自私的糾葛。
瘧疾下的風土馴化與身體規訓
瘧疾防治，不僅攸關日本殖民臺灣
▲霍亂患者運送收容情形。 ▲ 1917 年至 1921 年臺灣與日本傳染病罹病率比較圖。
霍亂是在臺灣最大宗的傳染病。
▲ 天花預防注射。（圖片出處：《臺北州警察衛生展覽 會寫真帖》，1926）
